佛法给荣格的启示

佛法带来的启示
　　在西方心理学无力验证人的精神现象与跳脱经验主义的研究范畴的同时，被西方称为“心智科学”的佛法将取代自豪的理论，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新兴心理疗法去终极解除人类生存的焦虑。 荣格在西方的“正统”心理学中，堪称是异教徒，荣格虽然师承佛洛依德，也确从佛洛依德身上得到不少本事，佛洛依德甚至私下说“荣格是天才”，初期两人都有英雄惜英雄的悸动，佛洛依德写信给荣格时说：“如果我是摩西，你就是约书亚，将要拥有精神医学允诺之地。”蜜月期很快过去，1912年荣格发表了《里比多的变化与象征》，与弗洛伊德产生了分歧，主要分歧在于对里比多的解释。弗洛伊德认为里比多完全是性的潜力，荣格则认为它是一种普遍的生命力。表现于生长和生殖，也表现于其他活动。由此，荣格全盘推翻了佛洛依德的理论。荣格说，自己并不是佛洛依德的反对者，只是学问的忠诚者，对佛洛依德他依然 荣格曾说，他对东方学问的喜欢可以称做“心灵上的朝圣”，印度文化、易经、老子、炼金术、孔子，他都有涉猎，对于佛禅更是喜爱有加。 荣格曾不讳言的说，他的心理学理论，除了一部分来自“临床心理学经验”之外，另一部分则是来自外部渠道与途径，它包括了东方宗教在内的所有学问。 荣格在《向死者的七次布道》中，说到的“虚空”与佛教的“空”，“充满”与佛教的“色”相对应，指出实与虚，生与死，同与异，明与暗，热与冷，以及时空、善恶、美丑等是成双成对，两相对立，相互制约的。荣格的这种二元性的超越和对立极性合一的思想，被某些西方荣格学者认为正是藏传佛教修行的终点。佛教徒的修炼，是在自己身心的“微观宇宙”中寻求“阴”和“阳”的合一，从而在“彻悟”中体验伟大的宏观宇宙初始的统一和完满。荣格从中受到启发，提出的“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原型”理论。另外有许多人认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论，来源于佛教中所说的第八识（阿赖耶识）的启示。
　　心理学与生存焦虑
　　生存焦虑是用来应付生活中种种难题的不安与忧郁，当人从这种历程中得知自己的局限性之后，宗教便会适时出来。 二十一世纪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焦虑，它已是不争的事实，一九七三年罗依斯（ROYCE）首次把宗教与生存焦虑结合起来研究发现，生存焦虑是用来应付生活中种种难题的不安与忧郁，当人从这种历程中得知自己的局限性之后，宗教便会适时出来。怪不得心理学家罗·普鲁伊塞（POULPRUYSER）会说：“从心理学的观点来说，宗教似一种营救工作，它是在人喊救命时产生的。” 我们可以说：宗教是用来解救人心的。 不论人们是否认真思索过这些观点，我们的确无法应付某些困难的局面，诸如一些令人不愉快的压力、恐惧、孤独、紧张、妒嫉常常困扰著我们，例如战争、死亡、重病、饥饿，也提醒我们生命受到的某些威胁，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无法避开战争、避开死亡、避开大自然的突袭，所以更需要宗教，西方的心理学在一八七三年从哲学的领域抽离，渐渐离开宗教的轴线，成为独立的一门学问，东方的治心者一直以“宗教”做主轴。 原本他们以为这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分野，荣格说，没料到这样的科学却成了另一种局限。在西方心理学无力验证人的精神现象与跳脱经验主义的研究范畴的同时，偏执、浅薄、科学上的宗派主义又兴起，这些令人困惑的事，促使荣格走进神秘主义的领域，它丰富了荣格心理学，也丰富了西方心理学的观照。 宗教是治心的，尤其是佛学本来就是“心智科学”，它将取代自豪的理论，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新兴心理疗法。它是解除人类生存焦虑的最低底限。
　　藏传佛法的实践
　　荣格是一位佛法的实践者，对佛教实修非常重视。有一长串的时间，他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绘一幅“曼荼罗”，直到他所说的“豁然醒悟”。荣格心理学与佛教修炼之间有一些相似性，如意识成长、超验作用、精神转变以及个体化过程等内容，就与佛教的修炼和彻悟过程有某种对应关系。
　　荣格进入佛学领域的第一句话便是：“那是能唤醒意识的惊人尝试。”他企图将西方的心理学体系与东方的精神修练融合在一起，成就一门令人惊异的学问，不管他最后是否成功，这种想法的背后，已经说明佛教在传统以科学见长的心理学领域中掀起了阵阵涟漪。
　　他在自传中说：“在开始画曼荼罗时，我发现一切我走过的路，一切事件，都返归于一点，我愈来愈清楚意曼荼罗就是中心，它是人生所有道路的开路先锋。”
　　他还说：“神秘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地方得到史无前例的复兴──西方文明因而黯淡……人们厌倦了狡诈的专题研究，厌倦了唯理主义。人们需要真理，真理不是束缚而是开展，不是遮掩，而是照亮心灵。
　　直观悟入，医心灭苦
　　心理学的治疗只能算是意识形态的解决，而佛陀的治疗则属于更高层次的心灵潜意识的改变，即是菩提（觉悟）。
　　治疗痛苦成了荣格一生中的主要任务与工作，这也就难怪荣格会与佛法愈走愈近，毕竟荣格的苦痛说与佛家的苦谛说中的四苦、八苦不谋而合。从痛苦中解脱，正是佛教的终极目标。
　　荣格在他的另一本少有人提的大作《记忆、梦、反省》一书中及“治疗灵魂”是他今生的任务之一。他表明大多数的精神医疗法的用意旨在从事人格的基本调整与症状治疗，是属于医疗行为里的“治标治疗”。
　　荣格著重于“治本治疗”的发现，他认为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未发展的种子等待开发，荣格的任务便是帮助这种萌芽，后来他终于明白这颗种子隐藏在东方诸佛中。
　　荣格说：“治疗家必须遵守自然的指导”，让该发生的发生，这点很像禅坐时，在脑中飞驰而过的纷纷扰扰，它是过程，只有经历这种过程，才能迎接有如涓涓水流的平静，最后使潜意识在寂静中与心灵的讯息交谈。
　　这种犹如“禅那”的心灵过程平静的发展之后，潜意识将丰富了意识，意识又照亮了潜意识，这两种对立的融合，使认识增强，人格扩展。 意识与潜意识如何融合没有人知晓，但荣格知道在它的实践中有两种基本的方法，一是梦，二是直观，而这种方法就藏在佛家的禅中。
　　心理学的治疗只能算是意识形态的解决，而佛陀的治疗则属于更高层次的心灵潜意识的改变，即是菩提（觉）：它是绝对、无限，不能被概念化，只能用人的自性亲证。
　　他的学生，也是位心理学家的普罗果夫（ PROGOFF ）说：“荣格的强烈直观是无法言传的”、“它根本就是一种禅”、他给了荣格的禅意高度评价，他说：“荣格的禅说，就其意义而言，比起任何精心阐述的说法更见突出。”显见荣格何等重视的禅与观的概念用在自己的学说里。荣格的著作《心理学与宗教：西方与东方》，算是他对禅佛学问的最佳注释。
　　一旦有一天意识与潜意识可以转化自如，那么形上学就不再是形上学，而是一种可以被体验为直观的绝对知识——亦即彻悟。透过观心，佛可以与个人心灵深处的生命力量相对应，最后改消极成积极。
　　当然荣格的理论并无法说出佛教的全部风华，但已将深刻的心理学注另一种新动力，对一位一直无法介入东方理心疗法的西方心理学来说，荣格的提醒具有复活直观的体验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荣格也以身效法释迦牟尼，从不将自己的学说强加到学习者的身上，只有学生提出真诚的要求时，他才会给予启发。精神分析的荣格，其实也是佛家的一位智者。在佛与心理学之间，他开启了一个令人喝采的甬道。
　　佛性与自我实现
　　荣格心理学和佛教的终极目标是获得精神转化。荣格把它称之为自我实现、完整性；佛法中则把它称为佛性，一切众生皆可成佛，获得至高的精神转化。佛教徒和荣格都认为：这种追求光明、追求更高意识的冲动，无处不在。正如荣格所说：“从最初开始，在灵魂深处一直存在着寻求光明的愿望和摆脱原始蒙昧……摆脱精神的原始黑夜的不可遏制的冲动……这种冲动，经过数万年后，到今天依然如此。渴求光明就是渴求意识。”
　　荣格认为，人的一生在时间上可分为两部分，青年时代要自立，建立家庭，完成社会责任和义务，在男子是集中在他的智力或特殊才能的发展上面；在女子则为集中在自我牺牲的天赋及那些能使她在世上留下踪迹的品质上面。第二部分为四十岁上下，关键是找寻一种新的意义与目的。此时，人们应转变自己的目标，从“自我实现”转变为“自性实现”。接受自己逐渐步入黄昏，生命力（能量）逐渐减弱的事实，而放弃青春期期望值过高的英雄主义理想。即使壮志未酬，夙愿难偿，亦大可不必痛不欲生，而应逐渐将“里比多”从外部撤回。荣格自己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他说：“我不得不放弃英雄理想主义，因为在自我意志之上，有更高层次的东西，人必须服从后者。”换言之，人在后半生的目标应为实现“个体化”，即通过“个体化进程”而达到“自性的实现”。在这一进程中，人们会获益于前半生的经验，并获得更完美的创造力。
　　《华严经》上说：“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唯以妄想、执著不能证得。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即得现前。” 对于佛弟子来说，存在着一种趋向佛性的压力，这种佛性是人的本性的精髓；对于荣格来说，它是一种趋向完整性的冲动。在这两种情况中，都需要经过漫长的、对荣格来说是无尽的旅程。此旅程对每一个体来说都是独特的，只能在心灵中完成。佛法实证中，心是具有无限权力的君王，正如能点石成金的炼金术士一样，心灵也能把一切事件转化为超验的智慧，把它作为获得彻悟的工具。这股庄严的力量不在别处，就存在于我们心中。但是要认识它，我们还需要意识的钥匙，因指见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荣格的“自性实现”理论与“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佛性论，如此神似，足以证实了佛法对他的深刻影响。
　　弗洛伊德认为，性冲动是一切人类活动的主要动力源。他的“泛性论”从理论上支持了上世纪“性开放”的潮流，不久以后，大量缺乏节制的性行为在社会各个角落里泛滥成灾，畸形的社会毒瘤层出不穷——色情业、性虐待、性侵犯、性交易、包二奶、同居、试婚、一夜情、任意堕胎……人类文明的高度似乎倒退回了原始社会——只注重“饮食男女”、生殖繁衍的蛮荒时代。
　　荣格清醒的认识到，人类除了基本的欲望之外，还渴望实现圆满的光明自性。建立了更为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观，为全人类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