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佛教与唐宋茶文化

中国是茶的故乡。以神农时代开始算起，在中国，茶的发现和利用始于原始母系氏族社会，距今大约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了。
而茶以文化面貌出现则可以追溯汉代，汉代文人倡饮茶之举为茶进入文化领域开了个头。有正式文献记载的是汉人王褒所写《僮约》。最早喜好饮茶的多是文人雅士，如在我国文学史上，提起汉赋，首推司马相如与杨雄，而他们两个都是早期著名茶人。司马相如曾作《凡将篇》、杨雄作《方言》，一个从药用，一个从文学角度都谈到茶。晋代张载曾写《登成都楼诗》：“借问杨子舍，想见长卿庐”，“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茶文化产生之初是由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开始的。两晋北朝时，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便提出“以茶养廉”，以对抗当时的奢侈之风。魏晋以来，天下骚乱，文人无以匡世，渐兴清淡之风。这些人终日高谈阔论，必有助兴之物，于是多兴饮宴，所以最初的清淡家多酒徒，如竹林七贤。后来清淡之风发展到一般文人，但能豪饮终日不醉的毕竟是少数，而茶则可长饮且始终保持清醒，于是清淡家们就转而好茶，所以后期出现了许多茶人。而到南北朝时，几乎每一个文化、思想领域都与茶套上了关系。在政治家那里，茶是提倡廉洁、对抗奢侈之风的工具；在词赋家那里，茶是引发思维以助清兴的手段；在佛家看来，茶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这样，茶的文化、社会功用已超出了它的自然使用功能，两晋南北朝中国茶文化初现端倪，到了唐朝终于形成了中国茶文化。
唐朝茶文化的形成与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相关。唐朝疆域广阔，注重对外交往，长安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国茶文化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茶文化的形成还与当时佛教的发展，科学制度，诗风大盛，贡茶的兴起，禁酒等有关。唐朝陆羽自成一套的茶学、茶艺、茶道思想，及其所著《茶经》，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茶经》非仅述茶，而是把诸家精华及诗人的气质和艺术思想渗透其中，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理论基础。
唐代禅宗就十分兴盛，茶与佛门之间的关系也就更加密切了。禅宗重视“坐禅修行”，要求排除所有的杂念，专注于一境，以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的状态。所以要求参禅的僧人要“跏趺而坐”、“过午不食”。而茶则有提禅养心之用，又可使饥饿感减轻，所以就选茶作为其饮料。如，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
“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效仿，遂成风俗。”
唐代僧人所饮的茶有“茶苏”之称。《晋书》卷九十五《艺术传》，僧人单道开在临漳照德寺修行，“时复饮茶苏一二升。”
如果说唐朝是以僧人、道士、文人为主的茶文化，那么宋朝则进一步地向上向下拓展。一方面是宫廷茶文化的出现，另一方面是市民茶文化和民间斗茶之风的兴起。宋代改唐人直接煮茶法为点茶法，并讲究色香味的统一。到南宋初年，又出现泡茶法，为饮茶的普及、简易化开辟了道路。宋代饮茶技艺是相当精致的，并将思想感情融汇进去。由于宋代著名茶人大多数是著名文人，加快了茶与相关艺术融为一体的过程。像徐铉、王禹称、林通、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梅尧臣等文学家都好茶，所以著名诗人有茶诗，书法家有茶帖，画家有茶画。这使茶文化的内涵得以拓展，成为与文学、艺术等纯精神文化直接关连的部分。宋代市民茶文化主要是把饮茶作为增进友谊、社会交际的手段，北宋汴京民俗，有人搬进新居，左右邻居要彼此“献茶”；邻居间请喝茶叫“支茶”。这时，茶已成为民间礼节。
佛门的饮茶随着世俗饮荷也渐渐讲究起来了，各寺院都设有“茶堂”，茶堂西北角有一鼓即“茶鼓”，东北角则为“法鼓”。专门有一管烧水煮茶的“茶头”和尚，有的寺院门口还设有“施茶僧”。佛教寺院的茶称为“寺院茶”，有很多品目：1、奠茶：供佛、菩萨、祖师；2、戒纳茶：僧人按受戒时间先后排序喝的茶；3、普茶：寺人共同煮饮喝的茶。不仅名目不同，茶的质量也不同，上敬佛，中待客，下自饮。
可以说当进入到宋代这个茶文化高度发展的辉煌时代，佛教与茶文化的相互影响与融合表现得更为密切。这种影响与融合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佛教僧侣促进了茶艺的发展
宋代对茶的热爱有很大一部分是表现在对茶艺的追求上，将它作为日常娱乐的一部分（如斗茶、分茶的兴起），茶技发展到精益求精的地步，创造出了茶的艺术美，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鲜见的，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如此热衷于斗茶，注重茶的感官趣味。
首先，僧人对品茶方式的贡献。以分茶为例：分茶是一种技巧性很强的烹茶游戏，善于此道者，能在茶盏上用水纹和茶沫形成各种图案，也有“水丹青”之说。陶谷《清异录?茗苑门》有“茶百戏”条记：
“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汤七，别施妙决，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荷百戏'。”
当时人也称这一技艺为“汤戏”。而这种独特的艺术美的创造，很大一部分都得归功于僧人的贡献。宋代斗茶、分茶方面的高手基本上都是出自佛门，谦师就是其中留有记载的一个：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苏东坡第二次来杭州上任，这年的12月27日，他正游览西湖葛岭的寿星寺。南屏山麓净慈寺的谦师听到这个消息，便赶到北山，为苏东坡点茶。苏东坡品尝谦师的茶后，感到非同一般，专门为之作诗一首，记述此事，诗的名称是《送南屏谦师》，诗中对谦师的茶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
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
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凤液今安有。
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
谦师治茶，有独特之处，但他自己说：“烹茶之事，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他的茶艺在宋代很有名气，不少诗人对此加以赞誉，如北宋史学家刘（分＋攵）有诗句曰：“泻汤夺得茶三昧，觅句还窥诗一斑。”是很妙的概括。后来，人们便把谦师称为“点茶三昧手”。
福全和尚则是另一个留有记载的分茶高手。陶谷《清异录?茗苑门》“生成盏”条：“福全和尚‘能注汤幻茶，成一句诗，并点四瓯，共一绝句，泛乎汤表。'小小物类唾手办而。”陶谷认为这种技艺“馔茶而幻出物象于汤面者，茶匠神通之艺也。”
其次，佛门中人对茶的种植与品种发现也起了重要作用。千百年来各寺院都遵循一条祖训：“农禅并重”。“山中别无产，衣食取与茶”，可见制茶、售茶对僧人的影响，许多名茶都是由和尚制的，如“碧螺春”产于洞庭水月院山僧，原名“水月茶”。乌龙茶中名品武夷岩茶也由寺僧制作。蒙顶山茶制作，采集也由僧人经手……。
二、茶加强了佛门与世俗及对外的文化交流
“牢系鹿几防猎客，满添茶鼎候吟僧”。宋代的佛寺常兴办大型茶宴，请许多的文人名士前来赴会。茶宴上，要谈佛经与茶道，并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点茶――闻香――饮茶――评茶，气氛融洽，这样就使得佛教文化与世俗文化有了交流的机会，开辟了茶文化的新途径。
其中最有名的茶宴要算是“径山茶宴”。径山，位于天目山东北高峰，处于浙江著名的产茶区。径山寺始建于唐，到宋时十分有名，宋孝宗亲自御笔题额“径山兴盛万寿禅寺”，从宋到元，都享有“江南禅林之冠”，而茶宴也举办了将近一百年之久。
另外，除了正规的茶会、茶宴之外，宋代的许多文人私下也乐于与僧人结交，以茶会友，以茶问道，如苏轼、黄庭坚等文人，还留下了许多与茶有关的诗词。
茶，也促进了中原与各个国家、地区的文化交流。（日本）森本司郎《茶史漫话》认为茶传入日本，有两人非常关键：一是753年东渡日本的鉴真（带去茶叶）；二是最澄法师在804年即贞观20年来到中国浙江天台山，专心学法，也对当地寺院采茶区进行了学习，带回茶树树苗到日本，并种植于近江地区台麓山，这在日本被看作植茶第一人。另空海也带回茶籽，推动了茶道的发展。这时茶主要流行于日本的上流阶层与僧人之间。
茶东传日本的又一高潮就是宋朝。1168、1187年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遍访各地，居住达年二十四年之久，在1192年回国时就携带茶树种籽，并亲自种植，到晚年根据在中国考察的情况及自己在日本种茶经验而写成《吃茶养生记》（1241年），全国开始推广饮茶。至此，日本开始饮茶习惯，并养成以“和、敬、清、寂”为根本精神的日本茶道。可见，茶对促进宋王朝与日本文化交流起了十分重要的桥梁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茶也由佛门弟子带到了朝鲜。
三、佛教精神融合的产物――茶道
如果仅仅从上述两方面来看待佛教对宋代茶文化的影响的话，那么就只能停留在一种表面或者说是物质方面的肤浅的认识上，我们将难以触及到宋代茶文化深刻的内蕴，要想真正全面地了解这个茶文化异常繁荣辉煌的特殊时代的独特之处，在谈宋代茶文化与佛教的关系时，就不能不谈“茶道”。
中国“茶道”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这样使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度。中国茶文化总的思想趋向是热爱人生、追求愉悦，而佛教精神强调的是苦寂。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当时被宫廷、贵族用来祈福、祈寿、求多子多孙或保国家安宁。佛教饮茶最早是在晋朝。南北朝时，佛教被统治者用来麻醉老百姓，作为统治工具，此后历代皇朝都乐于利用，佛教因此发展，并发现不同学派体系。佛教禅宗主张圆融，能与其它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使唐朝茶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并使饮茶之风在全国流行至今。佛教在茶中溶进“清静”思想，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在饮茶中体味美好的韵律，使精神开释。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饮茶可得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了。
下面试举一例说明：“吃茶去”，是很普通的一句话，但在佛教界，却是一则禅林公案。
唐代赵州观音寺高僧从谂禅师，人称“赵州古佛”，他喜爱饮茶，到了唯茶是求的地步，因而也喜欢用茶作为机锋语。据《指月录》载：
“有僧到赵州，从谂禅师问：‘新近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什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诺，师曰：‘吃茶去'。”“吃茶去”是一句极平常的话，禅宗讲究顿悟，认为何时何地何物都能悟道，极平常的事物中蕴藏真谛。茶对佛教徒来说，是平常的一种饮料，几乎每天必饮，因而，从谂禅师以“吃茶去”作为悟道的机锋语，对佛教徒来说，既平常又深奥，能否觉悟，则靠自己的灵性了。
到了宋代，受程朱理学从小事出发去挖掘真理的思维方式的影响，饮茶风尚中便少了一些富贵堂皇，多了一些书卷气，侧重于陶冶情操。对茶的风格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认为茶具有一种理性的灵光，赋予茶凝重端庄的人格。《东坡志林》卷十记载了司马光与苏轼之间的一段与茶有关的理性思考：
司马温公（光）曰：“茶与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
苏轼：“二物之质诚然矣，然亦有同者。”
公曰：“何谓？”
轼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操同也。譬如贤人君子，妍丑黔皙之不同，其德操蕴藏，实无以异。”
公笑以为是。
曾几《东轩小室记事》：“烹茗破碎镜，柱香玩诗编……闻无用心处，参此如参禅。”可见，当时的文人将饮茶、写诗与参禅相提并论。
宋王朝是一个奇特的时代，军事力量上的脆弱却造就了雅文化的高度发展，而将儒家、道家、佛家思想融合到一起，充满理性色彩的清雅凝重的茶文化，则使它足以傲视其他任何时代，与唐并称为盛世。可以说此时茶文化与佛教精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统一，无论是外在的技艺，还是内在的思想追求方面都达到了整个茶文化发展史上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