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佛教再商榷

内容提要：在近现代汉传佛教发展史上，“在家佛教”或“居士佛教”一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近年来，一些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和一些佛教学术会议开始把眼光投向居士佛教。居士从来都是佛教徒中的绝大多数，对于居士佛教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佛教整体健康发展。本文将侧重探讨在家佛教的萌芽与发展，并以新加坡的在家佛教发展为考查对象，以新加坡佛教居士林为具体蓝本，尝试说明印顺导师的在家佛教思想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具体运用。提出在家佛教在近代佛教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理性对待在家佛教团体的崛起，对于融洽僧俗关系、完善教团结构、促进教团建设、创造僧俗良性互动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居士 在家佛教 杨仁山居士 印顺导师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在近现代汉传佛教发展史上，“在家佛教”或“居士佛教”一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此次学术研讨会数星期前，林长李木源居士提议我以在家佛教为探讨对象时，我感到有些茫然。在家佛教对我来说似近又远，虽然我接触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这个东南亚最大的在家佛教团体已经八年了，但却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僧本位的立场，所以，根本没有真正站在一个客观地、理性地、比较全面地立场上思考过在家佛教的历史与走向。
　　最近悉心查阅资料，感触颇为深刻。两年前，当代中国佛教界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济群法师在他的《居士佛教探究》中也感叹居士佛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大课题。而早在1996年，中国政府甚至把“居士佛教”列为全国高校十五科研计划学术项目之一，在全国哲学社会学规划办公室的主导下进行研究，并且有了《中国居士佛教史》的出版发行。当然，新加坡佛教虽然由中国和斯里兰卡等国传入入，但由于国情的不同，两国佛教在发展中各具特色也就在所难免。在此，我将以在家佛教在中国和新加坡的发展为探讨对象，分六个部分对此命题提出一些简单的看法：一、“居士”释义；二、在家佛教的萌芽与发展；三、在家佛教组织的兴起；四、在家佛教在新加坡的发展；五、印顺导师在家佛教思想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运用与发展；六、对在家佛教应有的理性定位。
　　一、“居士”释义
　　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如《礼记 ·玉藻篇》和《韩非子·外储说左》中其实已经有了“居士”一词的出现。不过那时居士的含义是居家饱学、道德高尚、隐居不仕之人【1】。当佛教传入时，梵语grha－pati，巴利语gaha－pati，音译为“迦罗越”或“伽罗越”，意译为长者、家主、家长。于是，汉译佛典就把“gaha－pati” 通俗地翻译为“居士”。这样，也使居士一词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慧远大师在《维摩义记》中说："居士有二。一广积资产，居财之士，名为居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为居士。" 其实，在当时，居士主要的是指士大夫中修行佛法的一部分人而言。基于中国古代社会和人文的特点以及佛教在中国的不断传播，所谓的"居士"，便成为既有财富，又信奉佛法的在家人士【2】。
　　而在早期的佛教经典中，我们可以发现居士是与古印度的四种种姓有一定的联系。佛陀时代，它是指吠舍种姓阶级的豪富者，或指在家的有德有道之士。如《佛说长阿含经》卷二十二记载：
　　……由此因缘，世间有婆罗门种，彼众生中，习种种业，以自营生，因是故，世间有居士种。彼众生中习诸技艺，以是生活，因是世间有首陀罗种。世间先有此释种出已，然后有沙门种。刹利种中，有人自思惟，世间恩爱，污秽不净，何是贪著也！于是舍家，剃除须发，法服求道；我是沙门，我是沙门。婆罗门种，居士种、首陀罗种中，有人自思惟，世间恩爱，污秽不净，何是贪著！于是舍家，剃除须发，法服求道：我是沙门，我是沙门。有刹利众中，有身行不善、口行不善、意行不善，行不善已，身坏命中，一向受苦。或婆罗门、居士、首陀罗，有身行不善、口行不善、意行不善，行不善已，身坏命终，一向受苦。刹利种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身坏命终，一向受乐。婆罗门，居士，首陀罗，身行善，口行善，身坏命终，一向受乐【3】。
　　由此看来，居士一词在印度是指四种姓中的吠舍阶级，或有财有德者；在中国古代是指隐逸之士，这似乎都和学佛没有必然的关系。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居士”便被赋予新的意趣，成为早期上层学佛人士的尊称。这些人由于自身所拥有的资源优势，在中国各朝历代推广护持佛法而居于主导地位。他们大部分因家产富有，故可予佛教以经济方面的有力支持；因有社会地位（包括政治地位），故能为佛教作政治上的保护；作为社会上层分子，他们大多又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佛教教义的阐述和弘扬，因之而光大。通过他们与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联系，使佛教教义和旨要深入传播到全国各地。居士佛教除了卓有成效的护法功能，还突出体现在佛教思想文化方面的贡献，尤其通过他们对经典教义的阐述和新解，使印度佛教的思想文化不断中国化，与本土儒、道文化融合，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部分。在佛教不断中国化的进程中，居士一词便渐渐变成了在家佛教信徒的通用称呼。不过中国传统的文人墨客也喜欢以居士一词作为他们的雅号，自称某某居士，如香山居士等，这与信佛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
　　二、在家佛教的萌芽与发展
　　自古以来，佛教虽然以出家比丘僧为住持佛法的中心，但人数远远超过出家众的广大在家居士，在实践和弘扬佛法上所起的作用，绝对不容忽视。佛在世时，成千上万的在家佛弟子证得初、二、三果，大乘经典里面，比较有名的象：《维摩诘经》、《胜鬘经》、《华严经》以及《法华经》等经中的维摩诘居士﹑胜鬘夫人、善财童子、龙女等都是备受称道的居士模范，他們的地位在当时似乎远在作为僧伽象征的舍利弗等十大弟子之上，受到佛陀的称叹和广大僧众的景仰。后期印度的罗阅示、胜军论师、长寿婆罗门等居士，也是在家弟子中卓有成就的代表人物【4】。
　　佛教传入中国后，在汉传佛教史上，每个朝代都有象支谦、萧衍、曹植、李通玄、庞蕴、耶律楚材、胤祯等大护法居士的出现。他们中的有些人大力护持正法，有些人悉心翻译经典，有些人已明心见性，有些甚至被视为菩萨化身，功业昭著，彪炳史册【5】。所有这些居士的出现，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壮大和整体中国化的进程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即使如此，在此之前并没有一个系统的居士组织架构或者居士佛教这个称呼的出现。就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而言，在当时完全不构成“居士佛教”这样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概念，充其量只是一些个体的“佛教居士”而已。
　　就佛教本位的视角上观察，佛教居士作为佛教系统的构成要素之一，有其特殊的发生与发展理路，居士与僧侣，作为佛教马车的两个巨轮，虽具有共同信仰，有共同的目标，但不同的身份和生存环境，决定了他们在佛法实践、弘扬及护持层面，表现出了不同的作用和意义。“居士佛教”作为一個独立话题被提出，大约是在明朝時期。一方面因为宋代汉传佛教世俗化的转型和定位，以及僧侶在解释佛教与弘法方面比较沈默，客观上刺激了居士主体意识的觉醒（弘扬佛法和续佛慧命的工作，作为居士也有责任去承担）【6】。另一方面，僧俗两界已经充分认识到国王大臣对佛教的外护之功。可以说，没有他们在经济与政策上的支持，佛教便很难进行大范围的纵深传播。
　　明朝时期，开国皇帝朱元璋曾有做过沙弥的经历，所以做了一系列整顿佛教的举措：立僧官、定考试、制度牒、理僧籍、刻藏经（南藏）等等。但明朝中叶以后，朝廷为救饥而贩卖度牒，导致百弊丛生，加上世宗信奉道教，导致再一次的毁佛事件。到了1425至1567年的百余年間，佛教人才奇缺，奄奄一息【7】。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明末的万历年间，才稍有复苏的气象。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僧侶人才如莲池、紫柏、憨山、藕益等大师的出現；再者，由于居士精英如身为国子监的殷士训、礼部尚书董元宰、右都御史王宇泰、以及李卓吾、曾凤仪、朱时恩、袁了凡等居士的空前活跃，给衰微的佛教注入新的希望。
　　清朝的彭际清所编写的《居士傳》，共計五十六卷，自三十七至五十三卷，为明代居士的传记，其中只有四人是万历以前的人，其他六十七人的正传及三十六人的附传，均属于万历年间至明朝亡国期间的人物。这些居士不但在政治和经济上给予佛教极大的支持，他们在佛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也特别突出。如李卓吾的《华严经合论》，曾凤仪的《楞严经宗通》、《楞伽经宗通》、《金刚经宗通》，钱谦益的《楞严经疏解蒙》，朱时恩的《佛祖纲目》以及王肯堂的《成唯识论证义》等数十位居士的论著数百卷被编收在《═ 字续藏》中。圣严法师曾说：“当时的中国佛教，既有了僧侶人才的辈出，也有了居士人才的陪衬，所谓红花绿叶。正因为有了许多杰出居士的护持三宝，僧侶佛教也显得非常活跃。”【8】
　　清代时期，儒、释思想融合的论调非常流行，儒家士大夫研究佛理者几乎成为一种风气。清王室采取寺院僧尼与社会隔离的政策，禁止京城寺院向民众说法，禁止妇人女子参拜寺院，除礼遇喇嘛教外，对其他宗派则多少采取压制的措施。这使得僧尼与现实社会逐步脱节，与人民大众的生活日渐远离，直接导致了佛教寺院与僧尼地位的降低。到雍正皇帝时期，度牒试经录取核准僧尼的政策被朝廷废除，一时之间，泥沙俱下，僧尼素质明显滑落。朝廷为钳制思想而提倡儒佛合一及佛学考据之学，大批士大夫在此时趋向佛教。这种现象，或许是造成日后居士佛教成为清代佛教主流的主要原因。
　　到了晚清及民国时期，许多义学居士如杨仁山、梁启超、谭嗣同、梅光羲、章太炎、欧阳竟无、王恩洋、丁福保、王季同、蒋维乔、江味农等为保护和振兴佛教殚精竭力，同時在佛典整理、佛法诠释等方面付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其中杨仁山居士创办的“金陵刻经处”和“祗洹精舍”在中国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祗洹精舍是近代中国佛教第一所新式佛教教育学堂，设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其课程除佛学外，兼授国文、英文等世学。蓝吉富教授曾说，祗洹精舍虽然不到两年即因经费等问题而停办，但它为现代佛教教育创造了一个新的方向是毋庸置疑的【9】。
　　杨仁山居士毕生致力于佛教教育事业，以其创办的金陵刻经处为中心不断发展，凡是流通佛教经纶、培育佛教人才、提升佛教研究之风气等事业，在在都成为民国初年佛教复兴之重要因素。近代佛教革新者太虚大师不无感慨地说：“祗洹精舍乃我国高等僧教育之始”。印顺导师也说：“为佛教人才而兴学，且具有世界眼光者，以杨氏为第一人”【10】。三十多年前，就连美国哈佛大学教授Holmes Welch也赞叹杨仁山居士是“中国佛教复兴之父”【11】。以金陵刻经处为核心的杨仁山一系，不但成为复兴整体中国佛教、佛教僧教育以及佛学研究的中流砥柱，杨仁山居士圆寂后，其门下欧阳竟无居士和太虚大师二人更分别创办了“支那内学院”与“ 武昌佛学院”。形成宁汉两大佛教学府遥相呼应的声势，成为中国近代佛教思想史上的两大巨擘，对当时佛教教育的发展具有启发和领导作用。尤其是当时的支那内学院囊括了象蔡元培、梁启超等在内的一流学者，至欧阳竟无居士去世时，在内院研究的学者前后达两百余人。中国近代僧俗两界的佛学研究方向，大有唯此两大巨擘马首是瞻之势【12】【13】。
　　三、在家佛教团体的兴起
　　近代在家佛教的兴起，均不再只是参与佛教的信仰活动，因身为居士，对于护教弘法的时代使命，已有责无旁贷的深刻体会，于是居士与出家众携手合作，相辅相成，共同为佛教的发展而打拼。近代佛教在居士的参与下，一改社会对于佛教的刻板印象，加速了佛教复兴的步伐，特别是在佛学研究、佛书出版和佛教社团组织等三个方面的发展上。有些学者认为，民初居士佛教的空前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当时庙产兴学思潮的影响。以当时的情况而言，尽管僧团中保守派与改革派不同，但他们都面临一木难支的窘境，另觅援军似乎是唯一的解决之道。以保守派来说，其发现护法必赖居士，因寺产被陆续侵夺，在经济短缺之下，不能不无依于居士。其次，当政治保护不再，国主难依，法事难立，也只有假居士之手，游走政治之间，方能自保自存。再以改革派的立场而言，当其背离传统，失去丛林支持时，经费自无所出，如果要使改革持续下去，也只有动员居士力量。因此，在这种契机下，居士地位扶摇直上，同时也带动了居士佛教的极大发展【14】。
　　陈荣捷亦认为，民国以来有不少居士籍着本身的政治与知识优势，不仅领导佛教界，也鼎力支持佛教活动。他们提倡佛教思想，并且完成了大部分佛教的活动计划，甚至于主持法事、登台讲经。这些原本只限于僧侣圈内的传统，在民初终于被居士打破了。佛教重心在此时开始由寺院向民间转移，出家僧侣的许多专职领域也逐渐由僧侣与居士共同主导【15】。此时，组织居士佛教团体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佛教思想环境已基本形成。
　　1914年，张克诚居士于北京创建“佛化社”，为近代居士念佛团体的最早形式。1918年，沈惺叔、周舜卿、王一亭等工商界著名居士，在上海发起创立世界第一间居士林“上海佛教居士林”。1921年，为扩大影响，更名为“世界佛教居士林”。1923年，又于觉园设立“上海佛教净业社”作为居士林的念佛专修道场。1926年起，居士林扩大规模，设立讲经、皈戒、出版、文化、图书、利生、祈祷、荼毗、禅定、研究部等，组织逐渐完善。在上海居士林的带动下各地纷纷仿效建立居士林，比较著名的如“华北居士林”、“湖南居士林”等【16】。
　　根据邓子美先生的考查，五四运动之后，民间社团加速林立，佛教社团组织亦空前繁荣，遍布全国。这些团体大致可分为四类：（1）各寺院之间的协调与联络组织。基本上是中华佛教会的分会、支部等机构，大致上由僧人主持，以寺院为依托，旨在维护佛教利益；（2）讲经会与佛学研究团体。此类团体的普遍建立，终使僧人走出寺院，面向社会群众讲经说法，同时也开启了居士讲经的风气，对中国近代佛教的发展影响极大；（3）居士修行与弘法团体。包括各地的居士林、功德林、净业社、念佛会以及莲社等，成为佛教与近代工商业阶层结合的基础，是佛教革新的后援；（4）救济与慈善团体。其中有佛教独办也有与其他团体或个人合办，在当时动荡的时局中，发挥了佛教慈悲济世的伟大精神【17】。以上除第一类组织由僧人主导外，其余几乎都是由志趣相投的居士们所创立，居士佛教的力量于此可见一斑。
　　由明朝到民国初年，经过数百年的孕育与发展，居士佛教的星星之火不仅仅在神州大地上绵延燃烧，逐渐形成有组织、有章程纪律的在家学佛团体；十九世纪末期，它也随着商船和移民潮越过了浩瀚的南中国海，在新加坡蓬勃发展起来。
　　四、在家佛教在新加坡的发展
　　从有文字记载的材料来看，新加坡的第一个佛教寺院是1898年由侨商居士发起建立的双林寺。后来，贤慧法师在南洋行化，受法师的道风戒德所感，大家请他来驻锡主持。双林寺的建立，标志着纯粹的大乘佛法正式登陆新加坡（掺杂了中国东南沿海民间的妈祖信仰、大伯公信仰、土地公信仰的佛教不在此列）。当然，新加坡和佛教发生姻缘关系，或许远可追朔和到东晋时期西行求法走海上丝绸之路的法显法师和唐朝的义净法师【18】【19】。
　　佛教登陆新加坡后，在家佛教的迅速发展，实出乎意料之外。1927年，本地第一间佛教社团组织“中华佛教会”在太虚大师南下弘化时倡导下，由宁达蕴居士极力推动创立。日后僧俗两界轮流担任会长。1934年，新加坡华社名流李俊承、庄笃明、邱淑园等居士创立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这是第二间佛教社团组织。1948年，居士林的王弄书和毕俊辉两位居士，创办了佛教的第一所学校“菩提学校”，这是佛教参与开办社会教育的开始。1950年，居士林林长李俊承等居士在居士林所在地成立了“新加坡佛教总会”，并在大家的推选下一连担任了七届佛总主席，直至去世后，始由宏船法师担任。1951年，毕俊辉居士创立了“世界佛教友谊会新加坡分会”。在李俊承居士任佛总主席期间，1969年，新加坡佛教总会创办本地第一份佛教杂志《南洋佛教》，由常凯法师任主编，这是佛教文化事业的开始；同年佛总积极涉足医疗事业，创办佛教施诊所，免费为贫病人士提供医疗服务【20】【21】。
　　新加坡佛教这些具有里程碑式的大事件的发生，无不留有居士的身影，要是没有这些居士们打开局面，奠定基础，很难想象新加坡佛教的现状。而这些年来，居士道场及居士社团组织的数量已远远超过传统寺院，参与活动的人数上也直线上升。传统寺院原有的功能、角色与定位急需加强。假若在此时对于在家佛教的迅猛发展依然视而不见，甚至杯葛阻挠实在是一种不明智也不现实的做法。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主席继程法师曾感叹“本地区佛教发展的主流将是青年佛教及居士佛教，像其他地区那种以寺院为中心的发展现象，在本地并不明显，很多寺院只沦为宗教膜拜场所或举行宗教仪式而已”。相反地，许多居士道场和组织却在积极弘扬佛法，讲经、禅修、念佛、组织各种各样的弘法慈济活动，为佛教走入人间，服务社会，服务人群作出了卓绝的贡献【22】。
　　其实，印顺导师在数十年前就已经指出，汉传佛教的复兴在于“青年的佛教、知识界的佛教和在家的佛教。佛教，如果老是区限于衰老的、知识水准不足的、出家的，那么佛教的光明前途，将永远不会到來。在这三点中，在家的佛教更为重要”【23】。他把“在家佛教”的发展与“佛教的光明前途”联系起來，足见导师对于在家佛教的重视程度。“青年的”与“知识界的”佛教，目前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已经逐步得到落实，但“在家的”佛教在汉传佛教中始终被忽略，至今未有多大进展。
　　他指出“过去的中国佛教，始终在出家的僧众手中”，这个事实，导致了“佛教为出家人的佛教，学佛等于出家”的误会，其结果就是佛教与社会脱节，“佛教愈是衰落，越与社会脱节，误会也就越深。”而导致这种“误会的责任，决不在一般人，而在从來主持佛教的僧众。”【24】他进一步指出，在家佛教包含两个重要内容，一是“佛化的家庭”；二是建立由“由在家佛弟子來主持弘扬”的居士道场【25】 。但导师也认为他理想中的在家佛教要具备两个要素：“一、组织的，二、入世的。”他说：“希望在家的佛弟子－－热心爱护佛法的，要从同见、同行的组织去著手……成为和乐的内修外化的教团。……來推行宣化、修持、慈濟等工作。向这样的目标去努力，佛教是会大放光明的。”【26】 他称这样的“在家众的教团，即是优婆菩薩僧。” 【27】
　　他劝出家众不要反对，也不要担心在家菩薩僧的发展。他认为重点在於出家众要与时俱进，提高自身素质：“如出家众自身健全，深入佛法而适应众生，那一定会与在家佛教携手并进，而且在佛教中，始終会居于领导地位的。”【28】 最后他还指出：“称为佛教教团，不论出家在家，教团的道场、经像、法物、财产，都应归于佛教公有，主持者应从发心正信行愿精进中被推选出来。” 也就是“民主而公有的教团，不是少數人的私物。”【29】
　　由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印顺导师为理想而可行的居士道场作了具体而有原则性的规划。他以一位出家法师的身份反省传统佛教崇僧抑俗的不合理之处，语气洋溢着真诚的慈悲与鼓励。客观地，我们可以看出印顺导师的思想基本上圆成了居士佛教的理论基础和大体的操作步骤，这与欧阳竟无颇为偏激的居士佛教思想有较大的不同（因篇幅有限，在此不便多谈，请参阅《支那内学院院训释·释师·辟谬》）。因为我们一直坚信，理想的居士佛教应该与出家僧团有着互动和谐的关系，欧阳竟无在思想上沒有与出家教团決裂的主張，但在言词和态度上却是决裂而惊世骇俗的，僧俗二者之间的不协调非常明显。当然，这两个人的思想都是居士佛教在发展过程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应该受到大家的重视。
　　五、印顺导师在家佛教思想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应用与发展
　　虽然居士林的创立要比印顺导师《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思想的提出早了三十多年，但以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组织架构和发展模式来分析，我们会发现居士林的发展理念几乎与印顺导师的在家佛教思想不谋而合。居士林的管理和产业信托是在家居士，具体各个部门的负责人也是在家居士，但它的领导师是德高望重的大德法师。它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林友大会，董事会由林友民主投票选举，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在董事中再复选产生，具体有：林长、司理、财政、弘法、修持、慈济、放生、交际、佛经流通处、图书馆等部门。每个部门安排一个正职负责人，一个或以上副职负责人。虽然居士林几乎是新加坡年收入最高的宗教慈善团体，但所有董事及部门负责人全部不领薪水，皆为义工性质。它的主要服务领域可归纳为十大类：【30】【31】
　　1、弘法。主要包括日常礼请法师或居士讲经、印赠经书、网上佛教知识、免费录制流通CD、VCD等佛法资料。
　　2、推动种族宗教和谐。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多元文化社会，现有四大种族、九大宗教。居士林自创立以来就主动与各个宗教展开对话交流，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对其他宗教所举办的公益活动或慈善机构鼎力支持。
　　3、宗教修持。为林友及大众提供场所，除每天早晚课诵外，还有静坐班、念佛堂，每年例行举办清明超荐法会、传灯法会、地藏孝亲法会、药师法会、新年万佛法会等。
　　4、教育。成立教育基金，设立助学金，帮助低收入家庭学生完成学业或海外交流；在僧教育方面，全力资助好学上进的出家法师赴海外留学或继续深造，并已经与净宗学会合作举办弘法人才培训班多届。
　　5、慈济。设有慈济基金，每年岁末发放度岁金，派发日常食物给贫困家庭，定期访问和捐助老人院、孤儿院、戒毒所等慈善机构，全年免费提供素食给任何种族及宗教的大众，施棺给需要者。日据时期曾成立“中华佛教救恤会”，特设难民收容所27处，使各族青年数千人得以庇护。
　　6、医疗。已开办了三间中医义诊所，免费为贫病人士诊疗，并已多次为60岁以上的林友免费体检，长期资助全国肾脏基金等公益机构。
　　7、文化。设有新加坡最完备的佛教图书馆，多次邀请海内外著名学者来林演讲，如此次与北京大学等机构合办的“东南亚文化研讨会”、去年余秋雨教授关于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中华文化讲座；还先后编印《狮子吼》丛刊，创办了《狮城潮音》期刊、“中华文化研修班”，并长期资助其他团体所举办的公益文化活动。
　　8、艺术。设有书法班、绘画班、盆景班等，曾多次举办书画展览，也曾开设过古筝、二胡等华乐班。
　　9、家庭服务。设有家庭服务中心和学生托管中心，并已和家庭及青少年法庭合作进行案例辅导，林长李木源居士也经常亲自提供家庭辅导服务。
　　10、临终关怀。临终辅导、帮助林友助念、处理林友丧事以及亡灵超荐等。
　　其实，在居士林七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它所涉足的领域完全不止以上所列。在七十年中，这个东南亚最大的居士团体，积极地扮演着入世济世的多重角色。她与时俱进，继往开来，不断运用现代科技传递佛陀法音，引领佛教永远处于时代前沿，在传统与现代，在神圣与世俗之间作足了文章，将在家佛教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境域。它的组织架构，弘护方式，横向拓展服务社会的理念，在慈善、医疗、教育、文化及种族宗教和谐策略上的全力投入，都为新世纪在家佛教的发展预制了蓝图。中国佛教协会赵国忱先生访问居士林后曾在他《先进的佛教居士林》一文中说：“她（居士林）为佛教增光，为国家排忧解难，为社会启迪人生，为人民造福，成就巨大，世人瞩目。”【32】以居士林这七十年的成就来看，赵先生对居士林的评价一点都不为过。我们坚信，居士林的成功经验可以作为在家佛教发展道路上的领头羊，为新时代佛教的整体推进贡献智慧。
　　六、对在家佛教应有的理性定位
　　目前，随着在家佛教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蓬勃发展，僧俗关系，成为近现代佛教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近现代居士的绝大多数，出于佛教以出家众为中心的传统，对出家僧团尤其是戒行严谨、见地真正、有修有证的高僧相当尊重，一般都到寺庙里从僧人受皈戒，多拜某位所敬重的僧尼为师，尽承事供养之责。各居士团体，多礼聘高僧为导师，常请法师讲经说法，传授皈戒，主持法会，并常护持寺院、供养僧众。但是，出家众中的一些人及一些在家居士，出于僧尊俗卑的传统观念，对在家佛教颇为排斥，认为住持佛法乃比丘僧之职事，白衣弘法乃佛教衰亡之征兆，僧尼问学、供养大德居士，更被斥为有辱僧格之举。而在居士界，有些人出于对僧尼素质低劣的不满，反对僧尊俗卑，认为佛法的弘扬不一定要以僧团为中心，被称为“二宝居士”。僧俗矛盾，因而成为近现代佛教界的一个重大问题，曾经尖锐化，发生过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的争斗及王弘愿因灌顶传法被僧界群起而攻之等事件。【33】
　　僧俗矛盾的存在和解决，终归基于对在家佛教在佛教中应有地位及对僧团现状的认识。在僧团方面，基于僧本位的立场，对居士的不满主要在于居士群起弘法喧宾夺主，侵犯了传统比丘的尊严，认为白衣不能住持佛法，不能讲经说法，僧尼绝不能师事居士。在居士方面，少数“二宝居士”认为时届末法，僧团中求名闻利养者众，真修学者少，僧尼伪滥，无僧可宝，对僧团难生恭敬。这两方面的认识，都有一定依据，但都带有极大的片面性，需要宗依经论，考察现状，对在家佛教作出理性而如法的定位。
　　考诸经纶，无论是佛言祖语、佛法义理还是佛教现状，在家居士不能住持佛法，不能讲经说法，僧众不能师事居士等观念，都是没有多少根据的。印顺导师站在僧人的立场，通过其严谨的佛学研究，对此作出了注脚。他在《佛法概论》、《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等著作中，引证经论，证明在家二众为“七僧伽”所摄，出家在家在修证上完全平等。“白衣能理和同证，也可称之为僧伽，而且这还是真实僧，比形式上的僧伽更值得赞叹。”【34】在印顺导师看来大乘本为在家众的运动，大乘道的实践应以身处社会民众中的在家众为主体，长期以来僧主俗从的结果，导致“学佛等于出家”的误会，使佛教与社会脱节，凋零衰落。振兴佛教，必须着重于青年、知识界、在家众；在家佛教的建设，以建立居士道场（优婆菩萨僧团）和佛化家庭为两大要务。印顺导师对在家佛教的论述中，蕴含着应时契机的深睿智慧，是从对佛陀教旨的深彻体认和对佛教历史的深刻反省中得出的远见卓识。
　　星云法师亦指出，在家居士应尽量与自己的家庭成员与亲戚朋友建立佛化的家庭，当佛化家庭建立以后，“在家里面，都能和敬相处了，就要进一步把慈悲法喜幸福普施给社会大众，大乘的佛教，就是在家的佛教，在家的信徒更应该本着大乘菩萨的大慈大悲大智大勇的精神，从事普济社会大众的事业。” 【35】星云法师也把他这种理念落实在所创立的“中华佛光协会”的组织上， 该会在《会员手冊》中特別提到：“中华佛光协会不专属于出家僧团，相反地，是以在家信众为弘法利生的中坚份子，让在家弟子有更多的空间为佛教奉献力量与智慧，不仅护持三宝，甚至可以应机说法，加入弘法布教的行列。”【36】这两位当今教界泰斗，尤其是印顺导师对在家佛教的重视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由在家居士启动，居士们在佛教复兴运动中充当着主力军的角色乃是有目共睹的。在戒定慧修证、讲经说法、著书办刊、组团结社等方面，居士界法将如云，贡献卓著。在维护佛教权益、进行社会救济方面，居士的作用更非僧团所能替代。而佛教复兴的经济基础，无疑主要由从事生产经营的广大居士所提供。在今天仍持“白衣只可护持佛法”、“白衣说法是末法相现”等观念，未免过于陈腐偏谬。就近现代佛教史看，僧团与居士共同住持正法，已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已是不容否认的现实。
　　中国大陆著名佛教学者王雷泉教授亦指出：“出家众平素生活在寺院的单纯环境里，对于复杂社会的状况及现代人类心理的理解，未必能掌握。而入世度众，参与现代社会的种种政治、经济活动，又免不了会妨碍僧人的修行实践，从而降低其在教团中的核心地位。人间佛教的理念，如果不能在组织上落实到居士佛教，是无法在20世纪立足的。”【37】虽然，我们已走进了21世纪，但看看佛教目前所面对的现状，这样的忠言实应引起我们的及时反思。湛如法师甚至说，如果汉传佛教所宣扬的是大乘法，而劫取小乘佛教的“出家住持佛法”的僧制，“这样的弘法方式显然与大乘的精神相抵触。”不但违背菩萨道的精神，也与我们所处的时代相矛盾【38】。
　　佛教是大众的佛教，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宗教。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林长李木源居士常说：“大乘佛法必须要走群众路线”。【39】只有当佛教走入人间，深入社会、深入大众、深入人群，佛教才会源源不断地激发新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才会不断自我反省，自我调整，自我提升，自我觉悟。而综观世界宗教的发展趋势，宗教的“理性化”（Rationalisation）、“社会化”（Societalisation）和“世俗化”（Secularisation）潮流是所有宗教必须面对的重大话题【40】。而佛教在走向人间、融入人间、融入生活的进程中占佛教徒绝大多数的在家居士显然是关系到佛教发展及整体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代表各国佛教的僧团非常有必要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面对现实进行换位思考，并注意对正信居士的引导与培养，充分发挥居士中知识分子和积极分子的作用，从各方面支持他们在佛教教育、文化、慈善、医疗等事业以及在佛教领导组织和居士团体中发挥各自的特长。这既有利于消除有些僧团和居士组织之间不必要的误解和对立，又有利于佛教事业的发展，否则很有可能将他们中的有些人推向了外教甚至邪教，这决不是危言耸听。【41】
　　我们生活的时代已不再是一个单一选择的社会，面临科学技术的不断昌明，西方思潮的加剧扩张，自由情执的不断升级，要使僧团不仅受到广大居士的拥护，更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尊重与认可，僧团自身必须作出相应的努力，加强自身素质建设，提高形象，不断推行自身改革。其实，是不是能夠保持僧团为佛教的重心，根本就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僧团是不是有如此强烈的凝聚力、感召力与亲和力，让广大居士在日常修持上依归他们、在道德情操上景仰他们、在佛法阐释上折服他们、在做人义理上追随他们；更重要的是在佛教组织制度中让广大居士有归属感，有主人翁的责任感，有共同承担的勇气，有为教请命的壮志，有与教共荣的自豪。
　　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相互交流，需要和平相处，共同发展又相互竞争的新世纪。大乘佛教的精神已在世界范围内逐步被人们认识和认可，而在佛教走向人间、走向社会、走向理性的道路上，在家信众的作用将会越來越大。基于此，理性认识在家佛教在佛教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处理好僧俗二众的关系，是新世纪佛教所不容忽视的大课题。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如何取舍，在神圣与世俗之间如何定位，在不变根本中如何随顺多变的世界，这需要高度智慧的抉择。而个人认为，在家佛教的理论基础仍然薄弱，思想理念仍需整合，所发声音仍旧微小，组织制度亦需完善。要在这种综合生态下取得长足发展，只有僧俗二众之间更加紧密地分工合作，缔造良性互动、优势互补的和合关系，敞开心扉，摒弃私利，心怀圣教，才能共同提高，才是整体佛教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对于中国佛教来说，湖南省佛教协会数年前所创立的“居士学修委员会”似乎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而对于新加坡佛教来说，也许建立一个有代表性、有向心力、有号召力、由僧俗共同主导的佛教统一组织更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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