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苇渡江”与“吃肉边菜”-- 两个著名禅宗故事的历史探究

“一苇渡江”与“吃肉边菜”-- 两个著名禅宗故事的历史探究
中华佛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曹仕邦
中华佛学学报
第13期卷上?中文篇(2000.05)
页267-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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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禅宗有两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其一是初祖菩提达磨（Bodhidharma）的“一苇渡江”。这故事最早记载于克勤禅师的《碧岩集》，故事说达磨祖师访问过中国的南朝之后，旋即折下一茎芦苇，乘著它渡过长江到北朝去。而克勤本人亦称这只是一个传说。
　　经过仕邦一番探讨之后，知道这故事起于南宋建炎3年（1129）金兵大举南侵并攻占宋都临安之后。大抵经此一役，南宋人感到长江并非难越的天险。加上其中的知识份子们想起读过的《三国志》载有吴国重臣邵续向吴国末代君主孙皓上疏称倘使不加强长江沿岸防务，则敌人“一苇可航（乘著一株芦苇便可航行过来进攻）”。
　　缘于邵续的譬喻，人们便创作了“达磨一苇渡江”的传说，来讽刺南宋政府的江防太弱。
　　其二是六祖慧能的“吃肉边菜”，这故事仅见于元僧宗宝的《六祖坛经》。故事说六祖剃度前曾追随猎队作近似仆役的服务，但他在这期间仍坚持素食。每当猎人们煮肉之时，慧能便将野菜寄肉锅中煮，然后仅吃菜下饭，称为“吃肉边菜”。
　　经过仕邦较深入的探讨之后，发现慧能本属南方蛮族的“獠人”，而这民族在古代以擅长夜猎出名，因此管见认为猎人队伍所以接受未出家的慧能，是缘于他的夜猎技能，换言之，他其实是猎人的一份子而非随从，身为猎人，自然免不了猎杀禽兽，因此慧能在尘世时可能并非素食主义者。
　　此外，仕邦在另一探讨有关华夏人西行求法史的著作（此书行将刊布）中，发现古时循陆的求法者不问僧俗，都依附旅行商人的集团西迈。一来旅行商人们熟悉路途；二来在旅途中商人们会提供求法者以饮食。
　　根据戒律，沙门是许食“三净肉”的，即未亲见杀生的进行，未听说特地为了招待我而宰杀畜生，更未疑心这些肉特地为了招待我而宰杀烹制，则我这出家人可以吃这份肉。因此在魏晋六朝的求法沙门，是可以接受肉类供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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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到了唐代，西行僧俗都清一色成了素食者，那么在途中如何解决食物问题？仕邦有一假设，就是当旅行商人们煮肉作餐之时，求法者以自携的干菜或在郊野采摘的野菜寄肉锅中煮，然后光吃菜疏下饭，如此便不必另行生火煮食。
　　倘使仕邦的假设为确，求法僧俗在“吃肉边菜”了，则大可斗胆地说这假设的故事为宗宝著书时所吸收，再转化而为慧能的故事，用以掩饰六祖在俗世时曾经有一段行猎的生涯！
关键词： 1.“一苇可航”　2. 慧能大师披剃前的行猎生涯　3. 蔬食与吃三净肉
4. 求法沙门与旅行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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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宗有两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一者是初祖菩提达磨（Bodhidharma，卒于563）的“一苇渡江”，另一是六祖慧能（638～713）的“吃肉边菜”。这两则故事其实都带点传说的味道，而其产生亦各有其历史背景。今值本中华佛学研究所创办人释圣严博士上人七十大寿，谨自历史角度探究这两个故事的来源，草成这篇劣文，为上人寿。
一、“一苇渡江”故事的来历
　　“一苇渡江”是人所共知的达磨祖师的故事，如今所绘的达磨立像往往都画成这位来自南天竺的禅师站在一枝浮在水面的芦苇茎上，以示他正在渡江。不错，菩提达磨的确是到达南朝后不久便渡江北上，进入北魏，但早期有关僧史，都不说这位初祖乘著一茎芦苇过长江。记载达磨最早的史料，是唐释道宣（596～667）《续高僧传》（《大正藏》编号2060）卷16〈（北）齐邺下南天竺僧菩提达磨传〉略云：
菩提达磨，南天竺婆罗门种，初达（刘）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北）魏。（页551中～下）
是达磨来到刘宋境域之后，后来更转往北魏。按，南北朝对峙之时，一直以淮河为界，渡过长江，仍在宋域，及至越过淮河，方入魏境，史书未说达磨“一苇渡江”，因当时长江两岸都在刘宋国内，江中渡船不少，大可乘舟而过。
及至唐代中叶，禅宗因六祖的弘化而日渐成为气候，禅门中人也修撰本宗的史书，现存最早一部是唐释智炬撰《双峰山曹侯溪宝林传》(以下简称《宝林传》)， [1]却改称菩提菩磨在梁武帝（502～549在位）之时方达中夏， [2] 其书卷8〈达磨行教汉土章，布六叶品第三十九〉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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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在《宋藏遗珍》册2，台北：新文丰公司出版，民国67年。
[2] 《宝林传》何以不惜改写历史，硬将菩提达磨来华下移至梁武帝世？以管见窥之，大抵自六祖光大禅宗之后，唐时禅门僧侣会思及达磨来华之初是个寂寂无闻的外国和尚，未免寒伧。而梁武帝是中国最著名的崇佛帝王，若能将达磨跟梁武帝连在一起，自然大增本宗初祖的声势。是以《智炬》大言达磨北行之后，梁武帝后自悔不识圣僧。及至达磨在北魏圆寂，北魏孝明帝（516～528在位）竟发使至梁告哀，梁武帝悲痛异常，命儿子昭明太子萧铣（501～531）撰祭文，三年后更制碑纪念这位失诸交臂的圣僧云云（《宝林传》页1232～1330，仕邦以这些叙述无关本题，故不在正文中赘引史料）。如此吹捧之下，初祖的身价自然大增。其实，梁武帝可能终生不知北方有达磨其人。再者，达磨卒于公元536，而昭明太子在公元531已谢世，故陈援庵先生《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页109指出达磨迁化在昭文太子大行的五年后，太子岂能为初祖撰祭文？讥为“此真可喷饭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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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达磨（乘舟）经于三载，至于广州，刺史萧昂出迎，时当梁普通8年（527）丁未之岁9月21日。闻奏梁帝，梁帝下诏赴京师，武帝亲驾车辇，迎请大师升殿供养。尔时武帝问达磨曰：朕造寺、写经及度僧尼，有何功德？达磨答曰：无功德！武帝曰：云何无功德？达磨曰：此有为之善，所以无功德。是时梁帝不晤此理，遂普通8年10月19日贬（泛）过江北。（页1322上～1323上）
也没有说达磨“一苇渡江”。
　　然而《宝林传》是近代才因《赵城藏》的发现而再示现世间，此书曾长期隐没不彰，故最早宣传达磨在梁武帝世来华的禅宗史籍，应是北宋释道原（约1004～1007时人）的《景德传灯录》（以下简称《景德录》，《大正藏》编号2076），其书卷5〈天竺第二十八祖菩提达磨尊者传〉略云：
菩提达磨之东来也，凡三载初至番禺，实当梁武（帝）普通8年（527）也。（及至晤梁武帝而话不投机而后，达磨）潜以（10月）19日去梁渡江，23日北趋魏境。（页742中～下）
据此，《景德录》也未说这位禅门初祖“一苇渡江”的啊！那么此说从何而来？
仕邦偶阅南宋释志磐（约1258～1271时人）《佛祖统纪》，其书卷37〈法运通塞志第十七之四〉略云：
大通元年（527），南天竺菩提达磨泛海至广州，诏入见（梁武）帝，问曰：如何是圣谛第一义？师云：廓然无圣。帝曰：对朕者谁？师云不识。帝不契，师遂渡江入魏（自注：圆悟云：后人传折芦渡江，未详所出）。（页350上～中）
知道最先提到“折芦渡江”的人是“圆悟”，这是指宋代禅宗重要人物圆悟克勤（1063～1135），因取克勤所撰《碧严集》寻检，然而不论在《大正藏》编号2003此书卷1页140上和《卍字续藏经》册117此书卷1页128背面，都未见“折芦渡江”的记载。唯有《般若文库》本编号042，欧阳宜璋先生点校本的《碧严集》[3]　卷1〈达磨廓然〉（原名〈武帝问达磨〉）略云：
（梁武）帝不契，遂出国，渡江至魏。后来有传折芦而渡，恐亦不详，此乃赞叹之言也。（页54）
　　大抵“折芦渡江”一说有点神话意味，故《大正藏》与《续藏》的编者都把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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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圆明出版社，台北县新店，民国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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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碧严集》中删去，幸有欧阳宜璋先生的点校本保存了这一说。不过无论如何，志磐当日所见的《碧严集》确有此语，磐公才引述于自己的著作之中。
此说何以产生？圆勤克勤是北宋仁宗（1023～1061在位）嘉祐8年至南宋高宗（1127～1162在位）绍兴5年时人，而高宗建炎3年（1129），金兵大举入寇，渡江攻陷临安，高宗入海避难，至明年2月，金兵始北返，这是一般“中国通史”一类书籍都有言及，无待细举。大抵南宋人经此役而感到长江并非天险，金兵能轻易渡江攻过来，故产生了达磨祖师轻易地“折芦”便渡过长江之说，而为克勤禅师笔之于书吧！这一传说，多少有讥讽南宋政府军防守长江不力之意。
　　到了南宋末造，有释本觉禅师（约1265～1274时人）《释氏通鉴》（《卍字续藏经》册131）卷5略云：
（达磨与梁武帝话不投机而后）遂去梁，折芦渡江，（10月）23日北趋魏境。（页421正面下）
自此“折芦渡江”从传说正式编入禅门的史书了。
　 “芦”、“苇”本来是同一事物，但“折芦渡江”跟“一苇渡江”在语意上颇有不同。因为“折芦渡江”可以解释为达磨祖师折下相当数量的芦苇株，编成一只草筏来乘以渡江；或折下数十株芦苇绑成一束，抱著它借助其浮力以游泳渡江，因为这句话未明言达磨仅折一株芦苇啊！
　　那么何以从“折芦”转变而成“一苇”？却原来受到西晋陈寿（233～297）《三国志》[4]的影响，其书《吴志》卷20〈贺邵传〉略云：
贺邵（227～275），孙皓（264～280在位）时入为左典军，迁中书令、太子太傅。（孙）皓凶暴骄矜，政事日弊，（贺）邵上疏谏曰：（页747上，中略）……臣闻否泰无常，吉凶由人。长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苇可航也。 [5]愿陛下远考前事，近览世变。（贺）邵被诘责（页748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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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艺文影印武英殿刊本，台北，约民国48年至49年出版，以下引用二十五史均据同一版本。
[5] 早在四十多年前，仕邦便注意“一苇可航”这四个字。事缘当日在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毕业之前，要依中华民国教育部规定缴交一篇毕业论文。仕邦所自订的题目是“汉末人口流移之研究”，有意探讨三国成立前中原人士举族自中原流移入辽东、西蜀和长江流域以避战乱的情况。因为当时正好有大批举家迁入香港与台湾地区的中原人士，挟其资金、工商业技能和学术知识前来，帮助了这两地区的发展与繁荣，想看看古时情况是否亦近似？职是之故，仕邦便读遍《三国志》来搜求史料，于是看到〈贺邵传〉中这句话。也许“达磨一苇渡江”之说早已深印心中，虽然当时尚未著手研究佛教史，但也因此注意到“一苇可航”这句话。不意数十年后，贺邵进谏的疏文中这句话果然派上用场，因缘之事，有时真个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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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贺邵谏词中“一苇可航”是譬喻，意即长江非天险可恃，倘使不设防，则来自西晋的敌军只要人人乘著一株芦苇，也可渡江攻过来。而古代读书人都是读过四史 -- 《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的，[6]当他们从《三国志》中见到“一苇可航”四字之时，其中稍涉禅学的人自会想到“一苇”较之“折芦”语意更明确和更有气势，而倘使达磨祖师乘著「一苇”便渡过长江，岂非显出这位圣僧有神通能力？于是好事之徒，便将“折芦渡江”改为讲作“一苇渡江”，此说从此流传迄今了。
二、“吃肉边菜”故事的来历
　　如今华人社会中茹素的人都知道一项方便法门，就是亲友临时请一群人吃饭而忘了替客人中这位素食者准备蔬菜之时，其人便光吃菜式中的蔬菜，例如菜式中有一盘芥兰炒牛肉，他便专挟芥兰而不碰牛肉，此谓之“吃肉边菜”。如此一来，主客双方各不妨碍。
　 这“吃肉边菜”的法门，来自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故事。元代风幡报恩光孝寺住持嗣祖比丘宗宝所编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以下简称《坛经》，《大正藏》编号2008）卷1〈行由品〉略云：
惠（即“慧”）能（得传衣之后，有人要追逐抢夺之）后至曹溪，又被恶人寻逐，乃至四会，避难猎人队中，凡经一十五载，时与猎人随宜说法。猎人常令守网，每见生命，（慧能）尽方之。每至饭时，以菜寄煮肉锅，或问，则对曰：但吃肉边菜。（页349下）
　　缘于在敦煌发现唐代的《坛经》之前，宗宝所著是风行于世的本子，因此“吃肉边菜”的法门便推广于持素的俗人之间，成了大家接受的概念。
　然而读了上述的引文，不禁教仕邦产生疑问。须知猎人的感觉向来敏锐，不然将无法在山野丛林中察觉鸟兽动静而猎取之。那么《坛经》称未出家前的慧能在守网之时“每见生命，尽放之”，这种行径干一两趟也许难于察觉，但经常如此岂会不被猎人发现？故此说大有问题。因为一旦被发觉的话，慧能早已被猎人们痛殴一顿再逐出猎队了，因此仕邦不信这一描述。反过来说，未出家的能公所以被猎人们接受，则可能缘于他的狩猎技能。《坛经．行由品》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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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古代读书人所以必读“四史”，并非缘于一定要知道上古至三国的史事发展，而是这四部史书的文章都写得好，读了有助自己的行文能力。换言之，他们视四史作撰写文章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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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能）至黄梅拜五祖，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猎獠，若为堪作佛？（页384上）
据此，五祖弘忍（602～675）其始瞧不起前来求法的慧能，讥他是“猎獠”，而“獠”是古时南方蛮族的一种，善于夜猎。[7]那么猎人们所以收容慧能，大抵正需要他的夜猎技能。
倘使慧能加入后施展了他的夜猎技能，则他实际参加过行猎甚或杀生[8]的工作，那么他那十五年内不大可能茹素，而应跟其他猎人一起吃猎得的兽肉，尤其他当时尚属未剃染的俗人，吃肉并不犯戒（因为吃肉本来并不犯戒，即使沙门也可吃三净肉，下面再详论），因此，“但吃肉边菜”一说也不易成立了。
　 以管见测之，大抵禅宗自唐代兴起之后，历五代、两宋以至元朝，经已大盛于世，而宗宝则是“风幡报恩光孝寺住持嗣祖比丘”，因此他笔下对未出家时的六祖行事尽量美饰，将祖师爷描写成虽然依附猎人队伍生活，但依然持素；而且暗中行善放生！按，《坛经．行由品》有点“圣徒传记（Hagiography）”的味道，尽量夸饰美化圣徒行事，原无足怪！
　 及至敦煌写卷在近代被发现，唐代释法海所编集的《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以下简称《敦煌本坛经》）赫然亦在其中，因此被日本《大正大藏经》收入书中，编号为2007。仕邦读这《敦煌本坛经》，发现其中有关五祖起初瞧不起六祖的描述，跟元代所编的《坛经》大致相同，只是称慧能为“獦獠”而非“猎獠”而已。[9]然则慧能被视为“獠”，是唐时描述已如此，也说明了出家前的能公因善夜猎而为猎人队伍所吸收。
　 唯是《敦煌本坛经》并无慧能南下到今广东省境的四会县一带依附山中猎人队伍的记载，当然更无“每见生命，尽放之”和“吃肉边菜”的描述了。更是仕邦认为这两种讲法仅出宗宝的手笔。
　到了1996年，仕邦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杨曾文教授远道寄赠他所校写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以下简称《新本坛经》），[10]知道如今甘肃省敦煌县的博物馆有一卷《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而这部杨曾文教授称之为《敦博本坛经》的内容修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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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陈寅恪先生（1888～1969）〈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收在《陈寅恪先生文史论集》上册，文文出版社，香港，1973年），页227。
[8] 行猎未必都把猎得的兽类宰杀取皮的，有些小动物会设陷阱擒住拿到山下去卖给别人饲养繁殖或作宠物，故慧能即使夜猎，也不一定会杀生。
[9] 《敦煌本坛经》页337上～中。
[10]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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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本坛经》中的“字迹混乱，错讹太多”之处，[11]因而“比较敦煌本字清晰，错讹和遗漏较少”，[12]是以杨教授便对这《敦博本坛经》加以详细校勘和增补，更出版之而为《新本坛经》。仕邦读毕《新本坛经》全书（在页3～74），发现它同样无慧能依附猎人附伍的记载，自然同样无暗放网中鸟兽和吃肉边菜的描述了。
　　那么依附猎人之说完全出诸宗宝的杜撰吗？不然，《新本坛经》中附有杨教授校勘时使用的十五种有关慧能的文献，并录其原文而成〈附编(一)〉（在页77～180），其中某些文献内有慧能依附猎队或隐于四会山中的记载，今将这些记载，依〈附编(一)〉原有排列先后和所属《新本坛经》的页数，抄摭以见：
　　一、《（大乘寺本）韶州曹溪山六祖师坛经》略云：
某甲后至曹溪，被恶人寻逐，乃于四会县避难。经逾五年，常在猎中。虽在猎中，常与猎人说法。（页85）
　　二、不知撰人的《曹溪大师传》略云：
能大师南归，略至曹溪，犹被人寻逐。便于广州四会、怀集两县界避难，经于五年，在猎师中。（页15）
　　三、南唐招庆寺静、筠二禅师所撰的《惠能和尚传》略云：
后隐四会、怀集之间，首尾四年。（页139）
　　四、北宋释赞宁（919～1001）〈唐韶州南华寺慧能传〉[13]略云：
隐于四会、怀集之间，渐露锋颖。（页145）
读了上引四则史料，知道慧能曾隐于四会、怀集两县交界的山岭而依附猎人队伍生活是唐代至宋初早有此说，非出杜撰。然而这四则史料同样没有“守网放生”和“吃肉边菜”的描述，难道这两说出于宗宝的杜撰？
　　依仕邦的愚见，宗宝称慧能在猎人队伍中十五年来（据上引《新本坛经》中所附四则史料，慧能依附猎队不过四、五年）一直都在守网时暗中放生不合实际情况，前面早说过了，故此说应是宗宝的杜撰，但吃肉边菜之说又如何？自从仕邦撰写了将行刊布的专书《中国佛教求法史研究》（以下简称《求法史研究》）之后，知道此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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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本坛经》中杨曾文教授的〈自序〉，页7。
[12] 《新本坛经．自序》页3。
[13] 赞宁所撰〈慧能传〉，见于《宋高僧传》（《大正藏》编号2061）卷8，页754中～755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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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来源，这一来源，表面看来是跟禅宗史八风打不到一边的中国佛教徒底西行求法运动！
　　何以言之？据仕邦《求法史研究》所考，知道中国僧俗的西行求法运动跟商业活动可谓结合在一起，循海路西行的人固然乘搭商船，[14]而循陆途的更投靠华人或西域人组成的旅行商队一起西迈。[15]而陆途是西行求法的主线，中国沙门所以要求加入商队，固然是旅行商人们熟识道路，而且沿途可以分出粮食供养求法者；[16]而旅行商队所以欢迎求法比丘[17]加入，则缘于信佛的商人们认为有出家人同行，可以在沿途上更得佛陀冥祐，而途中遇上困厄之时，同行的法师可以给他们说法开导，减轻他们的身心压力。[18] 　　
陆途西行，是要渡越沙漠、高山和冷得手脚僵硬的雪岭，不吃肉将无法有足够体力作支撑，[19]那么当旅行商队在进餐时以肉类供养同行的求法僧人之时，吃素的出家人怎么办呢？
　　原来依据佛戒，这完全不成问题，因为出家人是许食“三净肉”。所谓“三净肉”，谓“不见、不闻、不疑”。所谓“不见”，指施主并非为了款待我这出家人而杀畜生取肉，而我也非亲见看著杀生的进行，则我这沙门可以吃这块肉；所谓“不闻”，是指接受肉类供养之前，未闻说这份肉是特地为了供养我而准备的，则我这沙门可以吃这块肉；所谓“不疑”，是指吃肉之前，未有任何象使我这沙门疑心这是为了供养我而杀生取得的，则我不妨吃它。[20]由于明文规定可食“三净”情况之下的肉类，因此律典所载印度出家人所吃的肉类，包括了猪肉、鹿肉、[21]鱼肉[22]和牛肉[23]。那么当商队以肉类供养之时，若这些肉类合符“三净”的情况，求法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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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拙作《求法史研究》第二章稿本页20～21，第四章稿本页12～17。
[15] 参拙作《求法史研究》第二章稿本页9～10，又页12～17。
[16] 同前注。
[17] 古代从来没有比丘尼西行求法，参拙作〈中国古代无比丘尼西行求法的原因试释〉全文所考，刊于《大陆杂志》卷70，一期，台北，民国74年。
[18] 参拙作《求法史研究》第二章稿本页19。
[19] 参拙作《求法史研究》第三章稿本页1～4，又页43之注2。
[20] 见东晋弗若多罗（Pu.nyatara，卒于404）、鸠摩罗什（Kumaarajiiva，344～413）、昙摩流支（Dharmaruci，约405～413时人）共译的《十诵律》（《大正藏》编号1435）页109中。又见东晋佛陀耶舍（Buddhaya.sas，约412时人）译《四分律》（《大正藏》编号1428）页872中。
[21] 《十诵律》页88中和页435中。
[22] 《四分律》页866下。
[23] 东晋佛陀跋陀罗（Buddhabhadra，359～429）共华僧释法显（卒于423以前）译的《摩诃僧祇律》（《大正藏》编号1423）页355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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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可欣然接受，[24]因此没有不方便的问题。
　　然而到了梁代，梁武帝颁下〈断酒肉文〉，[25]以王命不许僧尼饮酒啖肉，不然便得“舍戒还俗”，摈出佛门，[26]从此，中国僧徒以至受五戒的居士，都渐渐走向“纯吃菜”的路线而成为素食主义者迄今。[27]
　自从素食主义流行之后，唐代以降的求法僧俗，便也在西行途中茹素。如唐释慧立(卒于664以后)《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正藏》编号2053）卷2略云：
（玄奘，602～664）入屈支（即龟兹，今新疆省库车县）国界，（屈支）王请过宫，备陈供养，而食有三净。（玄奘）法师不受，王深怪之，法师报以此惭（渐？）教所开，而玄奘所学者大乘（佛法），不尔也。受余别食。（页226下）
　　唐义净三藏（635～713）《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大正藏》编号2066）卷上〈质多跋摩传〉略云：
复有一人，与北道使相逐至缚渴罗国，于新寺小乘师处出家，名质多跋摩。后将受具而不食三净（肉），其师曰：如来大师亲开五正，既其无罪，尔何不食？对曰：诸大乘经具有令制，是所旧习，性不能改！师曰：我依三藏，律有成规，汝之引文，非吾所学。若怀别见，我非汝师！遂强令进，乃掩泣而食，方为受具。少闲梵语，覆取北路而归，莫知所至。（页3中）
　　据上引两史料，玄奘三藏是唐初人，他不接受三净肉的供养，可见西行前早已茹素。质多跋摩出于义净三藏笔下，属盛唐时人，他本属俗人，至缚渴罗国才出家，出家之时坚拒食三净肉，则身属居士之时早已茹素。后来为环境所迫而“掩泣而食”，但终也受不了在小乘寺院中天天吃三净肉作主食而离寺归国，也可见质多跋摩对蔬食的坚持！
　　问题跟著来了，求法僧俗既然素食，那么他们参加商队同行之时，伙食如何解决？依仕邦的愚见，他们必然将携带在身边的干菜，或在山头采得的野菜放入商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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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走笔至此，想起梁、续、宋三《高僧传》中遇上坚持“蔬食”的高僧，都在其人的传记中特为标示，三部《高僧传》是记载自东汉以迄北宋有代表性的蕃汉沙门的生平，倘使每一出家人都属素食主义者，则何必费神标示？可见古代出家人并非人人茹素。
[25] 收在唐释道宣所编集的《广弘明集》（《大正藏》编号2103）卷26，页294中～303下）。
[26] 〈断酒肉文〉（参前注），页297下。
[27] 因此严格而言，茹素并非持守西竺传来戒规的行为；而是此土僧俗坚持由习惯逐渐养成的素食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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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煮肉锅中一起煮，如此则不必自行生火煮食，是一种权宜之计。仕邦所以有上述的大胆假设，因为觉得只有西行求法的僧俗，方会有“吃肉边菜”的实际需要。
　倘使西行求法僧俗真个经常如此这般地吃肉边菜，其故事会经过口耳相传而流传下来。尤其元代建立了横跨欧亚两洲的蒙古大帝国，统治中国本部的元朝皇帝是宗主国的君主，跟在中亚细亚的察哈台汗国、在伊朗一带的伊儿汗国和跟在欧洲俄罗斯地区的钦察汗国之间有近似如今所谓“国协（Commonwealth）”的关系，然则华夏或西域的旅行商人之间的活动，当更形方便而频繁。旅行商人们在苦闷孤寂的旅途中，或会在休息时围起来讲述古时旅行商人的种种遭遇来解闷，因此，古时求法僧俗在商队中吃肉边菜的故事，便会流传于元代旅行商人的口耳之中，而这些故事，会在他们来到中国地区之后在闲谈中流传出去，而为宗宝所知，[28]是以宝公据此而在笔下写出慧能“吃肉边菜”的故事，亦未可料。
　当然，以上仅属仕邦个人的推测，并无任何史料足以支持其说，因此只好将它当作一项悬疑，希望将来有新史料出现以助佐证。然而由于前面说过慧能在猎队中并无吃肉边菜的实际需要，因此认为这故事应自古时求法者持素的权宜之计而来。倘使求法僧俗在旅途中吃肉边菜，则他们会因所吃菜蔬沾了肉汁而增加一点养份，有助支撑长途跋涉所需的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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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尤其广州是古时最重要的河港之一，宗宝身在此城，可能自载货前来的商船底水手或客商口中得知求法者吃肉边菜的故事。因为陆上旅行商人因贸易关系而跟商船有接触，古时求法者以菜寄肉锅煮的故事会从旅行商人口中传入商船中人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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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a Stalk of Reed as a Boat to Sail across the Yangzi River”
and “Eating Only Vegetable that Cooked with Meat”:
A Historical Survey on Two Well-known Stories of Chan Buddhism
Tso, Szebong
Associate Researcher,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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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re are Two well-known stories of Chan Buddhism. The first one is recorded in Ven. Ke-Qin’s (克勤, 1063～1135) Bi-yan Ji (《碧岩集》), or the Blue Cliff Record), says that the Indian monk Bodhidharma (+536), the cannonized First Patriarch of Chan Buddhism in China, after visited the Southern Dynasty of China, he went to the Northern Dynasty by Using a reed stalk as his ferry to sail across the Yangzi River. Ke-Qin himself remarks that it is only a legend.
　　 After his survey, the author found that the above-mentioned legend is arose after the Tartar Jin (金) in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sent troops to across the Yangzi to invade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n 1129, and even occupied her capital Lin-an (临安). After the Jin troops returned home in the early of next year, people of the Yongzi Valley began to complain the military defence along the Yangzi was too weak.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lligences of this Valley also recalled that in San-guo Zhi (《三国志》, or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records a high ranking central official Shao Xu (邵续, 227～275) presented a memorial to King Sun Hao (孙皓, R. 264～280), the last monarch of the Wu (吴) Kingdom, warning that: “In case we did not enstrenghten our defence along the coast of the Yangzi now, probably our enemy would easily sailing across the river by aboarding on a stalk of reed to come to attack.” With the metaphor given by Shao Xu, then people created the above mentioned legend concerning Bodhidharma as a way of rediculing the weak defending power of their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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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econd one, however, is only recorded in the Yuan (元) monk Ven. Zongbao’s (宗宝n.d.) Liu-zu Tan-Jing (《六祖坛经》, or The Altar Su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says that before he enfrocked, Hui-neng (慧能638～713), the Sixth Patriarch of Chan Buddhism in China, had once serving as an attendant to a team of professional hunters. Eventhough working in such a team, Hui-neng still keeping vegetarianism. When preparing meal for the hunters, he casted vegetables into the meat cooking pot, and then he ate only vegetables.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intensive survey, he discovers that Hui-nung is a native of Liao (獠), a savage tribe of Southern China, and this people is famous in night hunting. Therefore, he believes that Hui-neng being accepted by the team due to his hunting skill. In another word, Huineng was in fact one of the hunting members in his laity. In this situation, Huineng could not be escaped from killing animals. Perhaps he would not be a vegetarian also.
　　Besides, from the authors another work that concerning the history of Buddhist pilgrimage from China to India (this book will published very soon), he discovers that in case a Chinese pilgrim, lay or cleric, who went to India by land, he should have to accompany the group of traveling merchants to go. For the merchants were so acquaintance with the routes, and also they could share their foods to the pilgrims en-rout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Vinaya, a `Sraama.na is allow to eat the three kinds of clean flesh, i.e. he has not seen or heard the animal killed, or has no doubt about it, therefore, a cleric pilgrim can accepts food supply in meat.
　　After the Tang Dynasty was establish, however, all the Chinese pilgrims became vegetarians. Then, what will they do to coup with their catering problems? The author has an assumption that in cooking time, these pilgrims would casted some dry-vegetables they brought with, or some wild vegetables they collected from the wilderland, into the merchants' meat cooking pot. And them, they ate only veget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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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the above-mentioned assumption would have been occured, the author venture to say that Zongbao had already adopted the above-assumed story into his work and turned it into Huineng's story, as a way of glossing over the hunting career of the Sixth Patriarch in his laity.
Key words: 1. “the Yangzi River could be sailing across by even aboarding on a stalk of reed” 2. Master Huineng’s career as a hunter before enfrocked 3. vegetarianism and the eating of the three kinds of clean flesh 4. cleric pilgrims and the secular traveling mercha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