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本大藏经之入藏问题出探

刊本大藏经之入藏问题出探
中华佛学研究所研究员 蓝吉富
中华佛学学报
第13期 卷上.中文篇
页16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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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所拟探讨的是下列几项问题：
　　1.自宋迄清，各种大藏经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2.这些大藏经的入藏标准是什么？它们的标准合理吗？换句话说，被收入大藏经中的佛典都是重要的吗？是否曾有重要佛典被遗漏而未入藏？
　　3.当代传世最广的《大正藏》，在收录佛典方面具有什么特色？《大正藏》对入藏问题的处理，超越古代其他大藏经的地方是那些？
关键词：1. 入藏　2. 大藏经　3.《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
　
一、前言
　　汉译本各种刊本大藏经是我国历代佛典的大规模集成，也是中、日、韩佛教徒心目中最具体的“法宝”象征。本文所拟论述的对象是自宋初刊行的《开宝藏》以迄清代《龙藏》的现存各版大藏经。拟依史料学角度对这些大藏经的入藏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中国历代大藏经的入藏佛典，大体可分为“译成汉语的印度佛典”与“中国本土著作”二类。不过，对这二类佛典的收录，各版大藏经的入藏佛典数量仍有相当程度的差异。到底这些大藏经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彼此差异的原因何在？所入藏的佛典是否都有一定的标准？有无“理应入藏而终未入藏”的名著？像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思考的。本文拟对上列诸项稍加探讨。
　　要检讨入藏佛典，首先要凭借的就是各种大藏经的所收书目。这些书目有部份是在现存大藏经的总目中可以查到，有些已佚的大藏经，也有仍可稽考的入藏书目。其中资料，在《大正藏》所收的《昭和法宝总目录》（三册）书中，收辑了一大部份。近人蔡运辰所编的《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1]　依据《昭和法宝总目录》所收，并酌加增补，且制成表格，颇便于查索。
　　蔡氏所编《考释》一书，共包含《开宝》、《崇宁》、《毗卢》、《圆觉》、《资福》、《碛砂》（甲乙二版）、《普宁》、《金藏》、《南藏》、《北藏》、《嘉兴》、《龙藏》、《丽藏》、《缩刻》、《频伽》、《卍字》等十余种刊本大藏经目录及若干种佛书目录所含的佛典书名。
　　本文大体依《考释》一书之表格，并酌参其他目录，为历代刊本大藏经之入藏问题提出若干尝试性的诠释。至于某些曾奉敕准入续藏、然而未被包含在现存大藏经中的佛典，由于历史意义较小，故未在本文探讨之列。
二、基本文献──印度佛典
　　中国第一部刻本大藏经是宋代的《开宝藏》。这部藏经所收的文献，大体依据唐代《开元释教录》中的入藏录书目。全藏所收共计1076部（5480卷）佛典。
　　在1076部佛典之中，中国著述仅有40部（368卷），占全藏的百分之三点七，而印度译籍则约占百分之九六点三。[2]　可见在大藏经刻印之初，中国佛教界所秉持的入藏标准，大体是以印度译籍为主的。而且，所收的四十部中国著述，大体属于近代《大正藏》分类法中的律、史传、事汇、目录诸部典籍，至于注疏、诸宗诸部要典，则极少入藏。
　　《开宝藏》刊刻于宋太祖开宝4年（917），完成于宋太宗太平兴国8年（983）。刊板地点在益州（四川）。此藏刻成之后一百二十一年，刊刻于福州的《崇宁藏》又告完成。在佛教文献方面，《崇宁藏》有几点值得一提。
　　1.在印度佛典方面，唐代不空三藏所译的密教类文献大量入藏，宋代施护、法贤、法天、天息灾等人的新译，也收录甚多。这些印度文献，都是《开宝藏》所未收的。
　　2.在中国著述方面，新收天台、律、禅诸宗要典及唐、宋时代的佛教著述若干部。其中，智者大师的天台三大部及湛然的注释书（《玄义释签》、《文句记》、《止观辅行》）；道宣的《四分律行事钞》及元照的《资持记》，禅宗名著《大慧普觉语录》、《传心法要》及《景德传灯录》等书，唐代道世所撰的《法苑珠林》等书，都在此一藏经中首度入藏。
　　《崇宁藏》之后，迄清代的《龙藏》为止，中国各朝代所刊刻的大藏经，在印度文献方面，仍陆续有零星的增补。内容包含新发现的同本异译、同一译典的不同版本、以及宋元新译等等，其中也有不少被后人所重视的重要佛典。兹略志数例如次：
　　1.大约刊行于1132年的《圆觉藏》，所始收者有《南本涅槃》（即三十六卷本）、《密严经》（不空译本）等书。
　　2.完成于1173年的《金藏》所始收者有《金光明经》、《如来藏经》（不空译本）、《诸法集要经》等书。
　　3.雕板于1239年的《资福藏》，所始收者有《四十华严》、《大乘集菩萨学论》等书。
　　4.《碛砂藏》（元代版）所始收者有《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往生咒》、《大悲空智金刚大教王仪轨经》等书。
　　5.明初刊板的《南藏》所始收者有《地藏菩萨本愿经》、《大阿弥陀经》（王日休辑）等书。
　　依照前引《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一书，我们大体可以看出宋清之间大藏经的入藏趋势。依据笔者的考察，下列几点值得提出来给读者参考：
(一)印度佛典之汉译本，是刊本大藏经的基本内容
　　如前所述，《开宝藏》所收1076部佛书之中，印度佛典有1036部。其余四十部中国撰述佛典，可以说是点缀性的。可见印度佛典在古代大藏经编辑者心目中的地位。
　　但是，来自印度的佛典，也并不是全然能顺利入藏的。从现代日本人所编的《缩刻藏》及《大正藏》所收书目中，可以发现有一百余部印度佛典没有被收入古代中国的各版大藏经中。这些佛典，绝大部份是密教类文献。可见古代中国人排斥怪力乱神的风格，也显现在编辑大藏经一事之中。
　　此外，表面上是印度佛典但被怀疑为中国人伪撰的文献，是不能入藏的，在历代各种经录中即常列有“疑伪”一类书目，而将它们剔除于入藏书目之外。前述一百余部以密教类为主的未入藏佛典，有一部份很可能就是因为有伪书嫌疑，故未能入藏。
（二）宋清间诸藏所收印度佛典数量，并不全然一致
　　虽然印度佛典是所有大藏经的核心内容，但是各种大藏经所收的数量并不一致。譬如：
　　1.宋代译出的《菩萨本生鬘论》、《顶生王因缘经》等，宋版藏经皆未收入。但在《金藏》、《碛砂》及其后诸藏则皆入藏。唐代法月译及般若（等）译《心经》，也是在《开宝》、《普宁》、《碛砂》诸藏中所无而为他藏所收的。此外，《往生咒》为《碛砂藏》所始有，《地藏菩萨本愿经》也到明代《南藏》才入藏。
　　2.《开宝藏》收录《北本大涅槃经》而不收《南本大涅槃经》。宋代王日休重编的《大阿弥陀经》则到明代《南藏》才入藏。
（三）元代以后译自藏文的佛典，往往未能入藏
　　像元代所译的《大乘要道密集》；清代自藏文译出的《般若心经》、新编的密教钜著《满汉蒙藏四璧大藏全咒》皆未被编入大藏经中。
三、宋清间中国著述之入藏情形
　　虽然中国著述在《开宝藏》中有四十部，但是这四十部书包含的是史传、地理、音义、戒律、目录及护法类文献。完全不包含各宗派祖师的代表著作。可见当时的大藏经编辑者对中国祖师大德佛教思想的价值仍然未能具备足够的信心。
　　不过，《开宝藏》之后的编修者，似乎对中国著述愈来愈加重视。中国著述增收的比例，远非《开宝藏》所能比拟。其中，最为特殊的事例是《金藏》与《嘉兴藏》，这两部藏经都收有相当多其他诸藏所未收的中国著述。《金藏》对北方重要佛典的搜辑；《嘉兴藏》之《续藏》、《又续藏》所收录的逸典，在文献保存方面都有较大的贡献。
　　关于中国著述的入藏趋势，下列几点应该值得注意：
(一)中国著述入藏数量之逐渐增多
　　《开宝藏》之后，中国著述之入藏数量，增加甚多。但是，这是综合后代诸藏之入藏数量所作的观察，并不是每一部藏经所收的中国著述都比前一藏经为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官修藏经所收数量往往比私修藏经少。甚至还有删除前代藏经所收著述的情形。清代官修的《龙藏》，就曾经删除明代《南》、《北》二藏所收的四十部中国著述。尽管如此，《龙藏》所收的中国著述，仍不会比宋代官版诸藏少。不过，比起明代的私版藏经《嘉兴藏》，则《龙藏》所收自是大为逊色。因为《嘉兴藏》所收的中国著述，在数量上居宋清诸藏之冠。
（二）名僧传记的入藏情形
　　在名僧传记方面，法显与玄奘的传记（《法显传》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各种大藏经都曾加收录，可见对于西行求法高僧的尊敬是不分宗派，而且超越时代的。
　　至于对各宗祖师个人传记文献的收录，则各藏并不一致。天台宗的智顗传记（《智者大师别传》）到明代的《南藏》才入藏。不过，华严宗的法藏、密宗的善无畏与不空，这些人的传记或行状在清末以前的中国藏经中皆未能入藏。可见在个人传记文献方面，古人所最重视的是西行求法者。至于祖师的个人传记，入藏的比例甚少。
　　此外，对于一书之中辑录众多僧传的著述，也大多可以顺利入藏。像三部《高僧传》、《比丘尼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书，皆在入藏之列。
（三）各宗名著的入藏比例并不一致，有甚多要典在宋清间并未入藏
　　现代人最常使用的大藏经是《大正藏》。专攻中国佛教者比较注意的是《卍续藏》。在这两部日本人所编的藏经之中，我们常可以看到众多的中国古代佛教要典。如果沿用较久，往往会想当然耳的以为中国古代大藏经也与《大正》、《卍续》二藏一样容纳这些要典。
　　事实上，这样的想法与实际情况是相距甚远的。因为宋清间的中国各版大藏经，漏失了甚多中国历代各宗的名著。从下列的抽样举例，可以看出这种漏失情形的严重性：
　　1.天台宗：天台智顗的著作，是诸宗名著中最受欢迎的。他的三部主要著述（即《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及《摩诃止观》）及湛然为这三书所撰的注释，都在北宋的《崇宁藏》中即告入藏。甚他诸书（如《观音玄义》、《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等）则多在《金藏》及明代诸藏刊行之时始告入藏。
　　2.律宗：道宣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及《四分律含注戒本疏》、《随机羯磨疏》等南山三大部仅在《崇宁藏》中入藏，其余宋清间之诸藏皆未收。不过，道宣的《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怀素的《僧羯磨》、《尼羯磨》、以及义净的《护命放生轨仪法》、《受用三水要行法》、《说罪要行法》等书则诸藏皆收。
　　3.华严宗：法藏著作的入藏情形也不甚理想。他的《华严经探玄记》为宋清间中国诸藏所摒除，其他著作之中，除了《金师子章》（承迁注本）被收在北宋所编的《毗卢藏》之外，其《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华严经旨归》等书都在明代《南藏》刊行之时才入藏。此外，其所撰《华严经义海百门》、《华严策林》、《大乘起信论义记》等书，则皆未被收入古代中国藏经之中。
　　与法藏比较起来，华严宗的另一名家李通玄在古代似较被重视。他的《新华严经论》在宋代的《毗卢》、《金藏》、明代的《嘉兴》、清代的《龙藏》等藏经中都曾收录。此外，另一华严名家澄观的《华严经疏》及《随疏演义钞》则在《金藏》及明代以后诸藏始被收录。
　　4.唯识宗：窥基的名著《成唯识论述记》、《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大乘法苑义林章》、及《因明入正理论疏》等书为《金藏》所收，而在其他诸藏中则全未之见。另外，像他的《唯识二十论述记》、《辩中边论述记》二书则无一藏曾加收录。
　　5.禅宗：宋清间禅宗名著的入藏情形也颇为出人意表。宋代的《崇宁藏》收有《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传心法要》与《大慧普觉禅师语录》（此书《毗卢》亦收）。《金藏》收《有曹溪宝林传》与《传灯玉英集》，此外，宋朝灭亡以前（1279前）似未见有其他禅籍入藏。即使是《六祖坛经》这么重要的书，也是在明代的《南藏》中才开始入藏。中国之古代藏经大量收辑禅宗文献的，是《嘉兴藏》（《续藏》及《又续藏》），但是所收二百余部禅宗典籍之中，大多为明末清初著述。唐宋名家语录仍漏失甚多。因此，禅宗文献仍须到近世日本《大正》、《卍续》二藏出现后始较完整。
　　6.净土宗：宋清间的诸版大藏经在净土文献方面的辑录，也颇令人讶异。今人研究中国净土宗史所不可或缺的基本文献，在古代中国人所编的大藏经里，几乎全未收录。像昙鸾的《略论安乐净土义》、《往生论注》；道绰的《安乐集》；迦才的《净土论》；善导的《观无量寿佛经疏》、怀感的《释净土群疑论》等要典，都全未入藏。
　　7.三论宗：此宗之集大成人物──唐代的嘉祥吉藏，其所有著述在宋清间全未入藏，即使是像他的《中观论疏》、《三论玄义》、《大乘玄论》这些重要著作都全无幸免，全被沙汰。
　　8.密宗：此宗最主要之中国人著述，当推一行所撰《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与《大日经义释》二书，这两部书皆为中国古代藏经所删汰，未曾入藏。其他有关密教之各类中国著述，也罕见有入藏的。
四、宋清间大藏经之入藏情形的检讨
　　从整体方面来看，宋清间的大藏经编印事业当然是一种划时代的文化伟业。对于佛教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其对文献保存方面的贡献也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依现在仍可稽考的藏经目录可以推知，这些藏经在编辑过程中仍然有不少疏漏。依前两节所举的事例中可以看出，有很多重要的中国著作并未入藏，相反的，有些并不重要的文献却反而得以收入藏经之中。可见古代编藏者的收书尺度或所持的入藏标准，并不能全然令人信服。其编辑态度也有若干可议之处。个中原委，值得后人深入探讨。
　　依照笔者的研判，造成这种不合理的入藏情形的原因，除了人谋不臧之外，也另有若干其他因素。兹略述如次：
（一）访书不周，搜书不全，以致要籍未能入藏
　　造成访书不周、搜书不全的原因固有多种，然而，古代交通不便所造成的地缘障碍，当是其中之一要因。中国幅员广大，南方所刊行之佛教要典，其未能为北方人所阅及，是很有可能的。加上在政治上分裂统治时期，不同国家（如：宋、辽、金）所刊行的佛典之互不相知，更是可以想见。[3]
　　以唐译《四十华严》为例，该书虽为《资福藏》所收，但在《开宝》、《崇宁》、《毗卢》、《圆觉》诸藏中则全未收录。此外，唐译《心经》二种（法月本、与般若本）为《金藏》所收，但是在《开宝》、《圆觉》、《普宁》、《碛砂》诸藏中则全未入藏。
　　《四十华严》与《心经》是译自梵语的印度佛典，并非中国著述。因此，其未能入藏，并不存在政治干预或宗派意识等因素，然而有不少藏经对这两种理宜入藏的印度佛典，却未能收录。这应该是访书不周所造成的缺失。
（二）其书在中国已佚（或甚为难觅），然仍保存于域外
　　刊印于十三世纪的《高丽藏》再雕本，收有唐代义净所译的六部律典，这就是属于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出家事》、《安居事》、《随意事》、《皮革事》、《药事》、《羯耻那衣事》等六书。义净所译的其他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在各版大藏经中收录十余部，唯独上述六种译本为宋清间中国诸藏所未收。可见这六部为高丽所保存的律典，在中国编印诸藏之时已难以觅得。
　　按：《高丽藏》之编印曾受《契丹藏》影响。编藏人员对义净这六部律典也有可能取自《契丹藏》。果如是，则是辽国保有其书，而为汉地所无。不过，由于《契丹藏》久佚，书目也不可考。因此详情如何，仍不得而知。
（三）对密教类文献的不尽相容
　　如前所述，宋清间在中国所刊印的大藏经中，密教类佛典漏失甚多。以十九世纪末，日本所刊行的《缩刻藏》为例，其中即收有百余部密教类佛典，稍后的《大正藏》又增收六十余部。《缩刻藏》与《大正藏》所收的这些密典，在宋清间中国人所编的藏经里，全未入藏。由于这些密典都是译自梵语的印度佛典，并非中国撰述；其未入藏，并非由于政治或宗派意识等原因。因此，这种现象应可诠释为中国人对密教无法全然接受所致。
　　这种情形从藏文密典之汉译文献也可得到另一佐证。元代译自藏文的《大乘要道密集》、清代所编的密咒文献《满汉蒙藏四璧大藏全咒》等书，都有相当程度的重要性，但却都未能入藏。可见汉传中国佛教界对密教所采取的态度，是若即若离的。
（四）政治力量的干预
　　宋代以来的印藏事业有官版、私版二种。其中，私版属民间文化事业，而官版则皆由帝王敕修。因此，对官版大藏经的刊印，统治阶层是有推动之功的。
　　不过，历代帝王之中也有若干位曾对编藏业务横加干预。影响虽不算大，但是对某些典籍之入藏与否，则产生若干决定性的阻力或助力。下面诸例可为佐证：
　　辽代（道宗时）曾敕令焚毁《六祖坛经》与《宝林传》等书经版，将它们自大藏经录中除名。[4]
　　北宋徽宗信仰道教，他曾下令焚毁大藏经中诋毁儒道二教之佛典，法琳的《辩正论》即其中之一。[5]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力量干预佛典存毁的最显著事例，当推清代的雍正。雍正在清代《龙藏》即将刊刻前，曾撰〈御制重刊藏经序〉一文，文中对中国著述的收录有较严格的指令。其文云：
历代名僧所著义疏及机缘语录，各就其时所崇信者陆续入藏，未经明眼辨别淄渑，今亦不无删汰，俾归严净。[6]
　　此外，雍正在其所撰《拣魔辨异录》卷首〈谕告文〉中，及其《御选语录》〈总序〉中，都明白宣示他对拣别邪魔的用心，以及对丹霞、法藏（密云圆悟派下）、弘忍等禅师的憎恶。近人张德钧氏在〈关于清刻大藏与历代藏经〉文中，即认为这是为顾及政治利益而淆乱宗教价值的干预行为。[7]
　　清代的《龙藏》是雍正所企划而完成于乾隆的大藏经，这部藏经删除明代《南藏》、《北藏》中所曾入藏的佛典共计四十种，其中包含《出三藏记集》、《古尊宿语录》、《止观辅行传弘决》、《国清百录》等要典，且对明末清初所完成的《嘉兴藏》中所新收的大量禅宗典籍都未曾择要纳入，又敕删钱谦益《楞严经解蒙钞》等书。因此颇为现代学者所诟病。[8]　造成此等缺失的原因，纵使不全是雍正的指令，然而，如果要他负一部份责任应该是不算冤枉的。
（五）威权人士著作的入藏
　　这里所谓的“威权人士”，是指帝王或民间编印藏经者的相关人士而言。略如下列诸例：
　　宋太宗著有《缘识》、《逍遥咏》、《佛赋》、《诠源歌》、《秘藏诠》等五书，在宋版《崇宁》、《毗卢》、《圆觉》、《资福》、《碛砂》（甲本）中都曾加收录。然而在元代以后的《普宁》、《南藏》、《北藏》与《龙藏》中，则皆遭删除。可见宋人所编藏经对宋代帝王著作不敢不使之入藏，而改朝换代之后，不同时代的藏经编辑者则无法认可。
　　这种情形在清代的《龙藏》之中也可见到一例。雍正的《御选语录》、《御选宗镜大纲》、《御选经海一滴》等书皆为《龙藏》所收录。但是在后代中日两国所编的大藏经中，则皆遭删除，可见其重要性并不为后人所承认。
　　除了帝王著述入藏之外，民间私版的藏经也有类似的例子。只不过所收的著述是编藏者所崇拜的人物的著作，而不是帝王的作品。元代白云宗徒在编印《普宁藏》时，即收入该宗祖师清觉的《白云和尚初学集》与《白云和尚正行集》二书，但是这二书在其后的明清诸藏中，则皆删除不录。
（六）编辑阵容与编辑态度之不尽理想
　　明代的莲池大师云栖祩宏在其所撰《竹窗三笔》〈续入藏诸贤著述〉文中曾云：
古来此方著述入藏者，皆依经论入藏成式，梵僧若干员，汉僧若干员，通佛法宰官若干员，群聚而共议之。有当入而未入者，则元之天目高峰禅师语录，国初之琦楚石禅师语录，皆宝所之遗珍也。近岁又入藏四十余函，而二师语录，依然见遗。有不须入者反入焉；则一二时僧与一二中贵草草自定，而高明者或不与其事故也。[9]
这段话凸显出官版大藏经编修时在入藏问题方面所面临的盲点。官版如此，私版的编辑过程一定比官版更不严格，其对入藏书目的选择自然更为草率。由于大藏经的印度佛典方面，争议性较小，所以，由编辑阵容及编辑态度所引起的偏差，主要显现在中国著述方面。如果编辑者见识不足、或宥于宗派成见而自是非他，则入藏佛典不恰当的可能性自会增高。以《嘉兴藏》为例。该藏之续藏部份收有《法华大意》（明．太虚撰）一书。此书在《嘉兴藏》的首任主编密藏道开心目中，是一部“知见邪恶不可当”，著者“应入拔舌地狱”的邪书。但是在密藏离开主编一职之后，继任者居然将该书收之入藏。可见《嘉兴藏》的编辑群是不尽理想的。
　　此外，《龙藏》除了“徇私”收录多种雍正著作之外，其中所收的《维摩诘经》也曾被随意删改，而全未注明原委。[10]　白云宗主持的《普宁藏》也“徇私”选取该宗祖师的著作入藏，凡此都可以窥见古代人编辑藏经，态度并不尽然严谨。
五、结语
　　抛开宗教信仰意识，如果只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现存这些古代的大藏经，我们会发现一些常人所未尝注意的特质。兹略述如次：
（一）中国著述之入藏数量逐渐增多，凸显中国佛教文化之独立
　　虽然印度佛典一直是各版大藏经的核心内容，但是随著时代的演进，后代续修的大藏经，对中国著述的入藏数量，有逐渐增多的趋势。虽然迄《龙藏》为止，所入藏的中国著述，仍不能尽如人意。但是，显然地，原本在《开宝藏》中无足轻重的中国著述，到明、清诸藏中已大幅增加，令人逐渐感受到中国佛教著述之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世界各大系佛教中，南传佛教与藏传佛教所编的大型佛教丛书（如：《巴利三藏》、《西藏大藏经》），都以印度佛典为主，而罕及于南传或西藏的本土著述。然而在中国人所编的大藏经中，则本土著作之入藏，几乎有与印度著述分庭抗礼的趋势。这种现象多少可以作为“中国佛教已发展成独立之一系”的辅助说明。在佛教文化史的发展上，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二）编辑态度之严谨与否，不尽然与其史料价值成正比
　　一般而言，官版藏经的编辑态度较严谨，但是在门限较高的情形下，所收文献自然较少。私版藏经不受官版入藏须敕准的限制，门限较宽，有时且趋于浮滥，但是所收文献较多。就后代人的客观立场来看，能够多保存文献总是一种文化贡献，因此，私版藏经的史料学价值，往往高于官版。像《金藏》、《嘉兴》二种私版藏经都收有甚多其他藏经所无的重要佛典，而《龙藏》这种官版藏经则删除甚多佛学要籍，这些事例都可以说明严谨的官版与浮滥的私版藏经，在史料价值上的差异。“严谨”反而使佛典减少保存的机会，而“浮滥”却反而可以为后人收藏甚多文献。这也算是佛教文化的一种诡谲发展吧！
（三）从《大正》、《卍续》二藏可以看出古代藏经有甚多遗漏
　　这是从前一节拙文中可以窥见的事实。综合地看，《大正》、《卍续》二藏所收中印佛典之未为宋清间中国藏经所收者，大约有一千余部。像嘉祥吉藏的所有著作、法藏的《华严经探玄记》、窥基的《唯识二十论述记》、昙鸾的《略论安乐净土义》、一行的《大日经义释》、《大日经疏》等要籍，如果仅依现存宋清间之诸部藏经，这些书是无法让现代人看到的。现代人之得以见及，多半要拜《大正》或《卍续》二藏之赐。
　　简言之，现存宋清间诸部大藏经所收的中印佛典，是有所不足的。有很多佛教重要文献，都是由于《大正》、《卍续》二藏的问世，才得以重见天日。这也是《大正》、《卍续》二藏最主要的一项价值。要认识《大正》、《卍续》二藏的特色，应自此处开始著眼。
页178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Question of which Texts were Incorporated in the Blockprint Editions of the Tripi.taka
Lan Chifu
Researcher,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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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is paper examines following problems:
　　1. What is the core contents of various versions of Tripi.taka from Song to Qing Dynasties.
　　2. What are the criteria of compiling these versions of Tripi.taka? Are their criteria reasonable? In other words, are the Buddhist suutras compiled into the tripit.aka the important ones? Are there any important Buddhist suutras not compiled into the Tripi.taka?
　　3. Taisho Tripitaka is the most popular Tripi.taka nowadays. What are its characteristics in compil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compilation, What are the specialities of Taisho Tripi.taka superior to other old Tripi.takas?
Key words: 1. inclusion in Tripitaka 2. Tripi.taka
3. Comparative Annotation of the Catalog of 25 kinds of Tripi.t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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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蔡运辰《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1983年，台北：新文丰版。
[2] 同前注，页468所附表格。
[3] 关于古代大藏经入藏书目之受限于地方性，近人吕澄〈南藏初刻考〉文中曾经提及。该文附载于《欧阳大师遗集》（页1473～1484），1976年，台北：新文丰版。
[4] 《佛祖统纪》卷14，《大正藏》册49，页223下；《宋代佛教史研究》（高雄义坚著，陈季菁译）页92，《世界佛学名著译丛》册47。1987年，台北：华宇版。
[5] 《佛祖历代通载》卷19，《大正藏》册49，页681中。《大藏经的成立与变迁》（小川贯著，华宇汉译本）页41，《世界佛学名著译丛》册25，页41。1984年，台北：华宇版。
[6] 《新编缩本乾隆大藏经总目录》页15。1992年，台北：新文丰版。
[7] 张德钧〈关于清刻大藏与历代藏经〉，收在《佛教圣典与释氏外学著录考〉书中，1979年，台北：大乘文化版。
[8] 同上注。
[9] 云栖祩宏《竹窗随笔》页217，1992年，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重排版。
[10] 林纯瑜《龙藏．维摩诘所说经考》，1993年，台北：中华佛学研究所毕业论文（印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