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富汗新发现的佉卢文佛教经卷

论阿富汗新发现的佉卢文佛教经卷
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教授 王邦维
中华佛学学报
第13期(2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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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根据新出版的《来自乾陀罗的古代佛教经卷》一书，介绍在阿富汗新近出土的一批佉卢文写卷佛经，并对其中一些内容和有关的问题提出个人的看法。
关键字：1.佛经 2.乾陀罗 3.佉卢文写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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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9月，伦敦的英国图书馆得到由一位匿名的捐赠者所捐赠的一批古代写卷。写卷来自尚在战乱中的阿富汗。写卷上所写的文字是印度古代的佉卢文。写卷的质料不是纸，也不是印度古代写本中常见的贝叶，而是桦树皮。古代桦树皮的写卷在此之前不是没有发现过，但是不多。人们已经知道的，写有佉卢文的桦树皮写卷，最有名的，就是本世纪初在中国新疆的和阗地区出土，后来被分别收藏在法国巴黎和俄国圣彼得堡的佉卢文《法句经》。这部佉卢文《法句经》的发现，对于佛教和佛教文献史，以及印度和中亚古语言的研究，其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高。它在发现的当时，曾经在国际东方学界引起过很大的轰动。但一直到了六○年代，已故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J. Brough才经过长期的努力，完成了他研究这部佉卢文《法句经》的著作。[1] J. Brough的书，已经被公认为是研究早期佛教经典的一部名著。
　　但是我们现在有了比和阗出土的佉卢文《法句经》更早的一批写本佛经。它们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所见到的年代最为古老的佛经。古代佛教的高僧大德当年念诵供奉的经典，历经劫难，二千载后，居然能存于天地之间，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
　　不过，这批佉卢文的写本佛经，在送到英国图书馆的时候，实际上已经非常残破，有些只是一些碎片。英国图书馆立即组织了一些在文物修复方面非常有经验的技师，对这些写本的残片进行修复和缀合。在写本得到基本的修复后，英国图书馆邀请了美国华盛顿大学的邵瑞祺教授对写本的文字和内容作进一步的辨识和研究。英国图书馆和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由此提出一项叫做“早期佛教写本研究”的研究计划。研究工作进展得似乎很顺利。1996年年底，我在荷兰莱敦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第一次听邵瑞祺教授介绍这一重要的发现，今年就见到了他出版的研究这批写本的第一部书。
　　手边有刚从朋友处借到的邵瑞祺的书，书名是《来自乾陀罗的古代佛教经卷》（Ancient Buddhist Scrolls from Gandhaara, Seattle: University Washington Press, 1999）。读过一遍，第一个感觉是，这批佉卢文佛经对研究佛教，尤其是研究佛教文献的形成和发展真是太重要了，其中有太多的题目值得探讨。下面依据邵瑞祺的新著，先简单介绍这批佉卢文佛经的情况，然后再在个人的想法中挑出一两个问题，作一点讨论，希望有同样兴趣的朋友们由此也能注意到这一新发现和相关的一些问题。
　　先谈写本的基本情况。根据邵瑞祺教授在书中的介绍，这批写卷送到英国图书馆时，一共二十九件，因此编为二十九个编号。但这个编号完全是随机的，与写卷自身的内容没有任何关系。与这批写卷一起的，还有五个陶罐，以及二十六块陶罐的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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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J. Brough, The Gaandhaarii, Dharmapad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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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据捐赠者讲，这批写卷就出自这几个陶罐。两张在1993年最早拍摄的关于这批写卷的照片也完全证实了这一说法。而且它们极可能最早就出自其中一个现在编号为D的陶罐。它们都来自阿富汗东部，虽然没有资料说明具体来自阿富汗东部什么地方。不过，有很多理由可以推断，它们来自阿富汗东部的Jalalabad平原的Nagaraahaara，即玄奘《大唐西域记》卷2所讲到的“那揭罗曷国”。如果再具体一些，则来自这一地区的Ha.d.da，也就是玄奘书中记载的“醯罗城”。[2]　写卷经过修复，然后再由邵瑞祺作辨认和初步的整理。邵瑞祺的估计，这批写卷最初的原卷最少有二十一件，最多有三十二件。整个写卷涉及到的经典大约在二十三到三十四部之间。因为所有的写卷都是残本，而且写卷上的很多内容还不清楚，目前实际上还没有可能作出很准确的判断。目前可以做出初步判断的，仅仅只是其中一部分。不过，邵瑞祺根据他的研究，仍然尽可能地把整个写卷的内容大致地作了几种分类：
　　一、“经”以及注疏（Suutra Texts and Commentaries）。这部分文献包括《众集经》（Sa^ngiiti-suutra）和一种不清楚其来源的《众集经》的注疏。这部分《众集经》的注疏既不同于现存的玄奘翻译的本子，也不同于在梵衍那发现的梵本断片。再有两种“经”。一种讲到“四禅定”，另一种部分内容与巴利经藏中的《增支部》中的部分段落很接近，因此也许可以被认为是乾陀罗语佛经中相当于梵文经藏的《增一阿含经》的某一部分。
　　二、“论”一类的文献及注疏（Scholastic Treatises and Commentaries）。这一部分数量相对较多，但内容更不是很清楚。它们中的一部分，看起来是一些“偈颂”（verse）的注疏。这些偈颂，大部分都可以在巴利经藏《小部》中的《经集》、《自说》、《法句》、《如是说》以及《长老偈》中找到，但排列次序却很不一样。另有一些则似乎是“阿毗达磨”一类的著作，其中一段讲到“一切有”。这一点很有意思。
　　三、“偈颂”文献（Verse Texts）。这包括三分残卷，内容则比较容易判定。其中有有名的《无热恼池偈颂》（Anavatapta-gaathaa）的一些段落，还有《犀角经》（Kha.dgavi.saa.na-gaathaa），以及一些《法句经》的片段。这最末的一项也可以说是很有价值的一个新发现，因为此前所发现的唯一一部佉卢文佛经就是《法句经》。现在我们则有了两种佉卢文《法句经》的抄本。虽然新发现的佉卢文《法句经》残卷只有很少的一点片段，但无疑仍然可以提供很重要的研究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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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页220～232。那揭罗曷国和醯罗城在古代以有众多佛教圣迹而著名。法显、宋云、玄奘等都到过这里。东晋慧远撰《佛影铭》，讲到的“佛影”，就在那揭罗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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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譬喻”及相关文献（Avadaanas and Related Texts）。这一部分的内容也非常有意思，因为新发现的这些佉卢文佛经中的“譬喻”，其中讲到的故事，提到了大约在西元一世纪初乾陀罗地区的两位月氏“总督”（mahaak.satrapa）或者说国王的名字：Jihonika和A'spavarman。这为判断这部分文献形成的年代也包括这批写卷抄成的时间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根据。相似的事例以前从来还没有过。Jihonika和A'spavarman这两位月氏王的名字，则可以在近代考古在乾陀罗地区发现的古钱币和古铭文中得到印证，同时考证出他们活动的大致的年代。这些“譬喻”类的文献，本身还可以与其他语言或部派传承的“譬喻”作对比，大大帮助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这类文献最初形成的情形和后来发展的过程。
五、其他文体及杂类文献（Other Genres and Miscellaneous Texts）。这包括一种“佛赞”（stotra），内容与现在知道的唯一的一段写在佉卢文木椟上的“佛赞”很相似。后者是本世纪初在中国新疆尼雅所发现的。[3]　这也非常有意思。再有就是一种目前尚不能确定具体名称的医学文献，在整个写卷中，它显得最特殊，因为它的语言不是乾陀罗语，而是梵语，抄写所用的字体也不是佉卢字，而是中亚写本中最常见的婆罗谜字。再还有一些残卷，因为太残破或太小，目前还很难判断究竟有些什么内容，邵瑞祺因此把它们暂时归放在这一类中。
关于这批写卷的年代。邵瑞祺从多方面作了考证，他认为，这批写卷写成的时间，应该是在西元一世纪早期至二世纪早期。在这一段时间中，他目前更倾向于更早一些，即大约在西元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至第三个十年之间。虽然在目前的条件下，对这些写卷的年代，是不是能判断到如此准确，可能还需要考虑，但无论如何，邵瑞祺的考证做得很精细，他的结论大部分应该说是有说服力的。这样看来，这批佉卢文写卷，作为现在知道的最早的手抄佛经，可以不用怀疑。其珍贵的价值，也就不言而喻。
邵瑞祺教授的书大十六开，二百七十多页（不包括插图），道林纸精印，其中的图片大多是彩色印刷，印得非常漂亮清晰。全书共分八章，再加一个附录。除了一般的介绍（description）以外，书中大部分章节是对这批写本以及相关的一些问题所作的研究。总起来讲，邵瑞祺教授的书，内容非常丰富。他和他的协作者的研究工作，有的做得很细，有的意见非常好。对于这批写本的研究，邵瑞祺做的工作已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而且可以说作了迄今为止最大的贡献。但是，正如邵瑞祺在书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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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iya documents nos. 510. See A. E. Boyer, E. J. Rapson, and E. Senar, Kharo.s.thi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0～1929, 2. pp.18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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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覆讲到的，几乎所有的研究意见或者结论都还是初步的（preliminary）。因此我在下面也就把自己读到邵瑞祺的书时的一些同样也是很初浅的想法提出来，限于时间和篇幅，只谈其中的两点，或者可以为邵瑞祺教授以及有关的研究提供一点补充。
　　先谈想法中的第一点。上面讲了，根据邵瑞祺初步的研究，从这批佉卢文写卷中，目前可以辨识出的经典，大致有经、注疏、偈颂以及譬喻几类。在譬喻一类经典中，提到了西元一世纪初乾陀罗地区的两位元月氏“总督”或者说国王Jihonika和A'spavarman。像这样形式的譬喻故事，邵瑞祺说“够稀奇”（curiously enough），但其实也不稀奇，因为这让我联想到汉译佛典中一个颇为相似的事例。中国东晋时代的法显，在四世纪的末年到印度求法，他先到印度，然后到了师子国，即今天的斯里兰卡。法显从师子国带回的佛经中，有一部《佛说杂藏经》。这部经，名为《杂藏经》，其实不长，篇幅仅有一卷。经中所讲的故事也不复杂。经的开端讲，佛弟子目连在恒河边上，看到五百痛苦不堪的饿鬼。饿鬼们问目连，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受罪。十七个饿鬼依次讲了它们所受的折磨。于是目连一一告诉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原因都是前世的罪过。然后经的第二部分讲了几个因善得福的小故事，正好与饿鬼故事作为对比。接著下面讲槃底国王优达那与月明夫人的故事，还牵连到摩竭国的洴沙王。优达那王出家作了“道人”，游行至摩竭国，遇见洴沙王，并与洴沙王有一段对话。然后接著的一段是：
如月氏国王，欲求佛道，故作三十二塔，供养佛相。一一作之，至三十一时，有恶人触王，王心退 转：如此恶人，云何可度？即时回心。舍生死向涅槃，作第三十二浮图，以求解脱。由是因缘，成罗汉道。是故此寺名波罗提木叉。自尔以来，未满二百年。此寺今在，吾亦见之。寺寺皆有好形象。[4]
　　经的最后以“佛有无量功德福田甚良，于中种种果报无尽，待我将来成佛，乃能知之”结束。
　　当然，《杂藏经》中讲到的月氏王，未必就是这里的佉卢文譬喻经中提到的那两位月氏王，但二者在讲故事的方式和都提到月氏王这一点上却是一样。可是十年以前，我读《杂藏经》，这正是让我生出疑问的地方。尤其是有关月氏王和月氏王寺的一段文字，在上下文之间，看起来显得有些突兀。因此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专门提到这一点，怀疑是不是出自经的原文。对“是故此寺名波罗提木叉”一段，则怀疑是译者的注语，混入了正文。[5]　现在看来，要是以新发现的佉卢文经卷中这一部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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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正藏》册17，页557～560。
[5] 见拙文〈杂藏考〉，载于《国学研究》卷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页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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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来作类比，我的这一判断中的一部分，应该作新的考虑。法显翻译的这部《杂藏经》的这一段，很可能在原来的写本上就已经有了。这一段内容，只是表明这部《杂藏经》在产生或流传的过程中，曾经也与乾陀罗地区以及乾陀罗的某一位或几位月氏王有关系。[6]
　　这里所涉及的问题，看似枝微末节，其实要是能弄清楚，会有特别的意义，那就是，帮助我们判断相关的经典形成或写成的年代，以及它们流传的情况。例如这部《佛说杂藏经》，经文中讲到的故事，与目连、优达那王以及洴沙王有关不奇怪，但涉及到月氏王，就值得注意。而法显得到这部经，却又是在斯里兰卡。看来这其中可以探讨的问题还很多。我们如果认真地研究佛典的传译史，还会发现类似的事例。
　　再谈想法中的第二点。讨论佉卢文佛经，可以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问题，问题之一就是它们与佛教部派的关系。具体地讲，现在已经发现的这些佉卢文佛经，如果是属于部派佛教的经典，它们应该归属于那一个部派。这个问题，J. Brough在整理和研究在新疆和阗发现的佉卢文《法句经》时，就已经作过极认真的分析和讨论。Brough的意见，这部他称作的乾陀罗语《法句经》，其所属的部派只有两种可能：属于迦叶部或者法藏部。[7]　而更多的学者认为，在这两个部派中，最有可能的则是法藏部。邵瑞祺教授在他的书中，也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详细讨论这一问题，尤其是这一批新近发现的佉卢文佛经，是不是也属于法藏部。对此邵瑞祺教授的结论也基本上是肯定的。他的根据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条：
　　一、在和阗发现的《法句经》，Brough认为可能属于法藏部，而多数学者则肯定这一看法。认为和阗《法句经》属于法藏部，几乎可以被看作是定论。这次在阿富汗发现的佉卢文写卷中的《法句经》的片段，在文字上作比较，也几乎与和阗《法句经》完全一样，因此也应该归属于法藏部。
　　二、这批写卷中的《众集经》，与现存的几种部派文献中不同的《众集经》作比较，它在内容上最接近于汉译《长阿含经》中的《众集经》。邵瑞祺为此列出了一个详细的对照表。汉译《长阿含经》属于法藏部，这在学术界也基本上是一个定论。
　　三、再有重要的一点，与这批写卷一起送到英国图书馆的那五个陶罐，其中的一个，即编号为D的陶罐，壁上写有佉卢文的铭记，讲到这是属于法藏部僧的物品。一张1993年，也是最早照的照片证明，这批写卷最初是从这个陶罐中取出。当然，也有人怀疑，在此之前这批写卷是否还被挪动过地方。但这样的可能性实际极小，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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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相似却更为典型的一个事例是《那先比丘经》即南传巴利文经典Milindapa~nha。这部经典产生的年代不是最早，但也不太晚，而且同时被南传和北传的佛教系统接受和承认。只是南北的传本在内容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实际上也就是不同部派传承的差异。
[7] J. Brough, The Gaandhaarii Dharmapada,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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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怀疑也纯粹是怀疑，并没有任何根据。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的理由，还有一些其他的证据，也支持把这批佉卢文写卷归属于法藏部，邵瑞祺的结论因此可以说是有说服力的。
　　在中国佛教的历史上，经典大多是从西域传来，然后被翻译成汉文，在汉地流通。追本溯源，弄清楚佛教经典在西域其中包括印度产生和流传的情况，我以为实在有助于真正了解和使用汉译经典。虽然目前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可能还需要一些时日。但无论如何，我们目前应该注意到与这批新发现的佉卢文佛经写卷有关的问题，以多方面地推动研究工作的进行。尤其是法藏部，在佛教传入中亚和汉地的过程中，曾经也有过重要的影响，应该成为我们加以深入研究的一个题目。
　　以上拉杂写下我读到邵瑞祺教授的新书时的一点感想。今逢圣严法师七十大寿，去岁有缘，在北京拜识法师，欣喜无量，特撰此文，为法师古稀吉祥之贺。
（补记：本文正在写作中，见到8月末在瑞士洛桑（Lausanne）召开的国际佛教研究会第十二届大会的论文提要，其中有包括邵瑞祺教授在内的四位学者发表的论文，仍然是以研究这批佉卢文佛经写卷为内容。他们的新的研究，值得我们继续注意。又，承邵瑞祺教授好意，惠赠本文中提到的他的大著。书正在寄运之中。借此小文发表之机，也对邵瑞祺教授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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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ist Kharo.s.thii Manuscripts Recently Discovered
in Afghanistan
Wang Bangwei
Professor, Dept of East Asian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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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newly published book. The Ancient Buddhist Canons from Gandhaara to introduce the newly unearthed kharosthi Buddhist canon in Afghanistan. The auther also comments on parts of the contents and related problems.
　
Key word: 1.Buddhist canons 2.Gandhaara 3.kharo.s.thi script can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