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天台学院的释仁山

(1887——1951)
　　释仁山，别号天晴，俗家姓顾，江苏金坛县人，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出生。自幼颖悟过人，为同里乡前辈冯梦华(煦)所喜爱。幼读诗书，专攻制艺。14岁参加县试，县令见他年纪最幼，而文字最佳，特拔置他为案首。
　　是时，冯梦华以进士及第(冯为光绪丁亥科一甲三名进士)，任安徽布政使，闻仁山14岁入学，曾召他至安庆藩署，留他在署中读书，期望他将来能成大器。18岁，参加江南乡试，行前冯公勉励他说：
　　观子之貌，清逸绝俗，此行果售，步入仕途，异日必为庙廊之器；如不然，学出世法，他日亦必为佛门龙象。
　　冯公为清末名臣，后来曾官安徽安抚，致仕后立义赈会，救灾恤难，有冯善人之称。他博通世学，亦精内典，对仁山的看法，果然有他的见地。
　　仁山精通制艺，旁涉老庄之学，为文宗于韩柳，诗则近于元白，才思敏捷，倚马千言可待。及入场屋，是时已废八股文，改考策论经义，且涉及洋务，这一方面非仁山所长，考试结果，名落孙山。
　　仁山落第，一时颇为沮丧，后来细想，科举取士，不过是帝王笼络读书人的权术，我何必滞惑本真，缠结自性，以博利禄呢?他想及冯公的一席话，乃决计出家。他回到金坛，“绝情哭母，推田赠兄，卸衣于火，投笈于江”，到镇江金山的观音阁，依西来老和尚出家。西来为他剃度之日，庆得种子，传法有人，喜极而泣。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到南京宝华山受具足戒，受戒期间，开堂师若舜和尚，对他十分赏识，频加奖诲。受戒之后，回到金山，穷究经典。
　　清末自百日维新之后，光绪末年，社会上有“庙产兴学”之说，给佛教带来莫大的威胁。全国各地，时有强占寺庙，改办学堂的事件发生。寺庙为了自保，莫如自己先在寺院中兴办学堂，则可阻止地方人士的侵占，是时清廷也有指令，要各省县成立僧教育会，以寺产兴办佛教学堂，培养僧才。首先开办僧学堂的，是扬州天宁寺的文希和尚。
　　扬州有24处丛林寺院，以天宁寺为首刹，天宁寺为东晋时代的谢公祠，佛陀跋陀罗曾在此译六十《华严经》，为历史名刹。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文希和尚首在天宁寺开办普通僧学堂，经费由扬州各寺院分担。那时风气未开，入学的学僧仅20多人，日常课程除佛学外，并授以英文、日文。仁山、智光是最优秀的两位学生。
　　在扬州诸山长老中，文希是思想较为开明的人士。他开办学堂后，闻日本佛教教育很进步，想到日本考察一番，但多数寺院的住持都是保守人士，根本无意办学堂，勉强承担一部分经费，目的是在保护寺产，认真办学不是他们的本意，并且以保守派的眼光，看日本那种娶妻吃肉的俗化佛教，有如洪水猛兽，是不值得借鉴的。所以，当文希东渡之日，途经镇江，有人向官厅检举，说他到日本的目的是勾结革命党，官厅听说革命党就谈虎色变，不问情由就将文希拘捕，押入牢中。文希被收押，天宁寺的僧学堂就由此停办了。仁山、智光等也因此退学。
　　过了年余，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秋季，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办祇洹精舍，对外招生。求知若渴的仁山得知，当然不错过这个机会，就赶到南京入学。与他同时入学的，还有智光、惠敏、开悟、观同、邱晞明等。翌年春天，太虚、栖云、了悟、善亮等也中途入学。学堂中，由杨仁山老居士讲《楞严经》，苏曼殊授英文，谛闲法师担任学监。本来是难得的求学机会，无奈这个学堂寿命也不长久，到了宣统元年的下半年，祇洹精舍因经费困难，在无力为继的情形下也停办了。仁山、智光等又失了学。
　　不久，江苏省僧教育会在南京开办“江苏僧师范学堂”，学堂设在南京三藏殿，月霞法师担任学监督(后来由谛闲继任)。仁山、智光等自然不肯错过机会，到南京请求入学就读，在校同学百余人中，仁山的表现最为突出，一直名列前茅。可是也未能在这个学堂读毕业。宣统三年(1911年)中秋节过后，武昌起义，全国响应，继之革命军攻南京，受战争影响，学堂又解散了，仁山第三度失学。
　　一再因为佛学院停办而失学的仁山，为青年学僧的教育前途感到十分气恼。佛教决不是没有钱办僧教育，而是诸山长老观念保守，不肯来办僧教育。那时已是1912年，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仁山想上书教育部，把金山寺改为僧学堂，为佛教培育人才。他听说太虚到了南京，就到南京找太虚商议。
　　太虚这时在南京组织“佛教协进会”，二人见面，太虚告诉他说：佛教的改革，不是办一所僧学堂就可解决，如果能把佛教协进会办起来，则办僧学当亦是协进会的目标之一。仁山听了十分赞成，放弃上书教育部的主张，协助太虚筹办佛教协进会。太虚曾以协进会之事谒见孙大总统，孙命秘书马君武与之接谈，对协进会的内容颇为赞许。仁山邀太虚在金山寺开成立会，且谓有僧师范学堂的数十名同学，如观同、宏模等都在镇江，可以协助。太虚以为成立会可以在金山召开，但会址以设在南京为宜。
　　太虚、仁山到了镇江金山寺，向方丈青权、监院阴屏、知客霜亭等，说明借址开会的原意，青权看太虚所撰的会章尚属平和，也就坦然应允。惟对仁山，以其系金山寺房头观音阁的剃度弟子，金山寺与房头僧之间相处不洽，故对之深抱疑忌。所以，约了扬州的寂山来戒备。
　　太虚、仁山等在寺布置会场，印发会章宣言、开会通知等，通告镇江、扬州、南京、上海等处寺院，及镇江的军政商学各界。
　　开会那一天，僧众到了二、三百位，各界来宾亦到了三、四百人。发起人推太虚为主席，太虚致词，说明设立佛教协进会的宗旨，宣读会章，经过尚称顺利。等到仁山登台演讲，词情激昂，称各寺僧把持寺产，不知培育僧才。他提议金山寺应率先倡导，兴办学堂，以金山寺的寺产，拨充经费。来宾一致鼓掌赞成。
　　这时扬州来的寂山登台讲话，他以老僧训诫小和尚的口吻，对仁山的意见一一驳斥。这时激发了仁山的怒火，他再度登台，历述青权、寂山向来专制，历迫诸山，把持寺产，实行愚民政策。说到激昂处，他当众赌誓说：
　　金山寺内的寺众(金山寺常住寺众三、四百人)，倘有人能写三百个字通达的书信，我仁山愿把头剁下来。
　　如此激烈的措辞，实是伤了保守派人士的颜面。寂山指着仁山，向他带来的僧众高声喊“打”，他带的人一拥而上，包围了仁山。这时来宾中有赞成仁山主张的，看寂山专制蛮横，不由大怒，持手杖上去猛击寂山的头部，其他来宾亦鼓噪响应。在这种众怒难犯的情况下，青权、寂山等人慑伏，遂通过仁山的提议，并推出太虚、仁山等接收金山寺，作为佛教协进会的会所，并筹备开办僧学堂。
　　当日会议开完，晚间仁山率20余名同学入寺划定会所的房屋，次日开始办公，派人清点库房帐簿财产，并向禅堂宣布常课依旧进行。但这时青权、寂山、霜亭等人避不见面，并在外面登报及呈报官厅，声称会议无效，以图推翻决议。
　　太虚以南京方面立案的事尚待进行，遂以镇江的事委付仁山主持，他先回南京。他走后的某晚，霜亭率工役数十人，打入会所，刀棍齐下，将仁山几个人殴打成伤。
　　后来这件事闹到法院，青权、霜亭五、六个首从分子被判了数年或数月的徒刑。经此一闹，佛教协进会和佛教改革的事也就无疾而终了。
　　天童寺住持寄禅和尚闻知太虚、仁山等“大闹金山寺”，颇愤年轻人卤莽行事，乃由宁波到上海，联合17省僧侣，将在上海留云寺开会，筹组“中华佛教总会”，他函召太虚、仁山二人到上海，协助他组织佛教总会的事务。
　　1912年4月，各地僧侣在上海开会，决定将各省原有的僧教育会改组为“中华佛教总会”，推寄禅和尚为会长，同时由太虚、仁山筹备的“佛教协进会”也与佛教总会合并，佛总成为全国佛教社团的最高组织，会址设于上海静安寺。仁山驻会办公，对于这初成立的佛总，立下了章程制度，并处理日常会务。
　　1913年元月，佛总会长寄禅和尚，以保护寺产事到北京政府的内务部交涉，和民政司长杜某发生争执，回到法源寺，当晚逝世。寄禅的诗友熊希龄，以此事闻于大总统袁世凯，北京政府以此始核准了佛教总会的章程，佛教的寺产稍为获得保障。
　　1913年3月，佛教总会在上海开会，选出常州天宁寺的冶开禅师和热河都统熊希龄二人任会长，释静权(清波)任副会长。后来仁山以二位会长不过问会务，副会长在会中弄权，以致会务无法推展，乃离开佛教总会，到宁波四明山观宗寺亲近谛闲法师，学习天台宗义。
　　1919年，他在苏北的高邮放生寺，创办了“天台学院”，培育僧青年。1922年，他接任放生寺住持，改天台学院为“四弘学院”，专弘天台教义。苏北一地没有佛学院，高邮为苏北大县，地理位置适中，且由仁山主讲的号召，各地僧青年相继入学，学院办得很有成绩，与江南设在常熟兴福寺的法界学院遥遥相对，一弘华严，一弘天台，同为当时颇负时望的僧教育机构。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政部，有寺产兴学的提议，仁山与时任金山寺监院的智光，运用地方士绅关系，联名呈请政府保护寺产，寺产兴学之议始渐平息。
　　1931年4月，上海举行全国佛教徒会议及中国佛教会第三届会员大会，改选执、监委员。仁山、台源、谢健、黄忏华等均当选执行委员，仁山并当选常务委员。太虚与仁山、谢健等接收佛教会，把原在上海的佛教会迁至国都所在地的南京办公。
　　后仁山辞中国佛教会常务委员职，仍回高邮。以后多年，他除在学院讲学外，曾遍礼各地名山，随缘弘法，受到大江南北缁素的尊敬。
　　晚年退居后，仍回金山观音阁，1951年在观音阁圆寂。世寿65岁，僧腊47年。著有《华严新疏》、《法华析疑》、《瑜伽师地论注释》、《法海波澜》等书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