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泉州佛教的式微

明代泉州佛教的式微
　　明代泉州佛教进入衰落时期。洪武六年（1373年），泉州府设僧纲司，专门管理佛教事务。僧纲司设都纲、副都纲各一员。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朝廷有旨，选派僧正映住持泉州开元寺，谕曰：“著他去做住持。如今做住持难，善则欺侮尔，恶则毁谤尔。但清心洁已长久。钦此。”故正映别号“清心洁已”。自此，“开堂演法，众志翕然”。又“竖法堂，建甘露戒坛”，百废俱修。成化、宏治年间（1465棗1505年），泉州开元寺出现“禅风不竟，云散四方，丛林规则，日就陵夷”，住持“主席久虚”。寺产被豪右强占，“由是寺之不能保故域者，十之七八矣”。
　　明朝中后期，倭患日炽，泉州首当其冲。明军云屯泉州，驻军佛寺。后因随军火药匠、兵器匠急需工场，开元寺、承天寺遂为“硝冶二匠”的工场，“百灶云屯，烬土山积”。每逢佛诞节日，地方官员来寺顶礼，也只好“侧足伛偻灶下尘土旁，苟且终事”。在防倭的理由下，寺僧和地方官员对此随意进占佛寺的行为无可奈何。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泉州开元寺僧通楫、通全与里人陈实、赵用赞等人，请求云南副使黄文炳（献地建开元寺的唐朝黄守恭裔孙）出面，呈报观察使杨乾铭，要求从寺中驱出军匠及其眷属。杨乾铭“毅然独断”，下令尽驱逐之。此后50年，由地方官和寺僧发起多次重修，开元寺得以保存。但比起唐、五代的120支院规模，“仅存十一于千百之间而已”。
　　明代泉州佛教之式微，从佛教寺院经济的变化也反映出来。万历《泉州府志》载，嘉靖年间寇乱兵兴，财政匮缺，加紧对寺院搜括，“寺在僧存者，内将四分给僧焚修，六分抽饷”。泉州开元寺原有寺田园273顷又91亩，但因明代寺院衰微，为维持寺院计，寺田被变卖，有时官府征用，有时豪右大户强占，寺田在量减少。明政府财政无所出，嘉靖年间下令对寺田征税六（政府）四（寺院）分。万历年间竞规定八（政府）二（寺院）分。因克剥过分，僧人纷纷诉讼，政府则认为“奸僧寻端起衅”，“捕系置对，蔓引株连”。至明末，泉州开元寺田仅剩26顷又86亩，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寺院失赖以生存的寺田，泉州的佛教急剧地衰微了。
　　明代，在艰苦的环境下，泉州仍出现了不少著名僧人，他们在泉州宏扬佛教、兴建寺院和写《温陵开元寺志》，为佛教在泉州的传播做出一定贡献。如僧正映，抚州人，奉旨为泉州开元寺住持，百废俱修，宣德初（1462年），调南京，升为僧录司。僧本源，晋江人，习《法华经》、《楞严经》，永乐年间奉旨入京，屡受奖赏。僧法果，晋江人，每遇清明节，率其徒，沿途拾露骸，葬漏泽园，称义僧。僧吴容，同安人，习岐黄术，少游吴，还温陵，遂以方药济世。知为佛、道兼修僧人。僧正森，晋江人，颇通诗书，住法石寺、承天寺、清源南台岩，所到之处，整治场圃，不畜徒属，知其为主张一钵、一衲的僧人，称“一如和尚”。僧广轮，晋江人，戒行精严，三至江南，拜请藏经数万本，贮之戒坛，有《语录》行世。僧元贤，建阳人，崇祯九年（1636年）在泉州开元寺撰《大佛顶首楞严经略疏》10卷。崇祯十五年（1642年），来泉州开元寺结制，撰《温陵开元寺志》。
　　明代，继承宋代以来对佛教僧尼的管理制度。特别对僧尼实行考试制度，一方面限制了佛教的无限制发展，另一方面却提高了僧尼的质量。僧尼重视研究佛经也影响到世俗社会的文人居士。明代，在家居士对佛教的研究形成了风气，泉州出现一些研究佛学的的名家。如李贽、李光缙。李贽以佛学思想来体会儒家经典的要旨，他认为儒、道、释三家学说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明代佛教居士，有清信男和清信女，必须拜僧尼为皈依师父，并由师父正式履行“三皈五戒”规仪，并按规戒在家持修学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