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檗禅学及其现代意义

黄檗禅学及其现代意义
　　厦门大学 刘泽亮
　　黄檗希运（？－855年），闽人，是南宗禅史上地位极其重要的一位禅学宗师。他的以《传心法要》《宛陵录》为代表的禅学思想，是继《肇论》、《大乘起信论》之后佛教中国化的又一座丰碑，对中国禅学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黄檗所处的时代，从历史背景而言，是唐朝由盛转衰，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向后期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从文化背景而言，是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过渡（分化与变异）、“寻找新的人文主义”的时代间隙，这种特定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出现类似先秦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异动的必然性。
　　黄檗禅哲学智慧
　　大致说来，黄檗禅学的哲学智慧包括四个层面。
　　一是生佛不二的心性智慧，是黄檗禅哲学思想的本体论基础。黄檗希运《传心法要》，以直探心源、以心传心、见性成佛的鲜明特色享誉禅林，是禅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经典。它所蕴含的心佛不二的整体智慧，般若直观的禅悟智慧，语势兼用的传释智慧，自由自在的解脱智慧，对禅宗尤其是临济宗的形成发展以深远影响。希运圆寂后被唐宣宗李忱谥为“断际禅师”，享有极高的地位，后世更视其为临济宗初祖，尊称
　　“运祖”。明末清初，由其宗嗣福建黄檗山隐元隆琦（1592--1673）传入日本，创立日本“黄檗宗”，成为在日本与临济、曹洞角立的三大禅宗宗派之一，至今不衰。黄檗希运的历史影响及其禅学智慧的现代价值，是我们今天研究禅宗思想发展，建构现代新型文化必须加以抉幽发微的宝贵精神资粮。黄檗希运所力倡的“即心是佛”、“生佛不二”的整体智慧，是其整个禅学理论的本体论基础和前提。在这个理论宗纲之下，他对心体进行了翔实而充分的论证和透彻完整的诠释，是中唐以来禅宗本体论思想的总结。
　　二是黄檗般若直观的禅悟智慧，重在解决思维与实在之间的紧张关系。所谓“般若直观”，“般若”，梵语音译，意译即智慧，佛教用来指如实了解一切事物的智慧。为表示它和一般智慧的不同，故用音译，属五种不翻中的“多含不翻”，大乘佛教称之为“诸佛之母”。“直观”是指没有时间性、过程性的对自性自心的整体洞察，它既具有生动性、具体性和直接性，又具有主动性、自觉性、能动性，同时还具有不可分割性、整体性、无过程性等特质。禅宗追求“一路向上，千圣不传”的“第一义”。认为佛祖是对佛法的直接整体体验，禅师们也应当直接、整体地去体验，语言文字无法刻划、表述和说明这种体验。这就是禅宗所标榜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中国佛学从东晋以来即有着“教外”的倾向，如慧远“至极以不变为性，成佛以体极为宗”（《高僧传·慧远传》）；僧肇说涅槃境界“不可以刑名得，不可以有心知”（《涅槃无名论》）；道生说“一阐提皆能成佛”的顿悟成佛说，都是以体证佛法究竟为归趋的。但从总的状况而言，中国佛教仍然是在佛经中索觅佛法。自达摩始，经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以至慧能，均以四卷《楞伽》印心，递相传授。从理论渊源而言，“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宗旨，正是始源于四卷《楞伽》中的“宗通”“说通”之分：“我谓二种通，宗通及言通。说者授童蒙，宗为修行者”（《楞伽经》卷四）。然尽管他们将“宗通”视为究竟，毕竟也还是“宗说俱通”框架内的究竟。真正将“不立文字，见性成佛”作为旗帜的，是马祖门下三大士之一的南泉普愿（据《释门正统》），他鲜明地将“宗通”与“说通”对立起来，以“宗通”取代了“宗说俱通”。黄檗希运曾从南泉普愿问学，他继承其师的智慧，强调般若直观是通向开悟之路。他说：“般若为慧，此慧即无相本心也。”黄檗希运的禅悟智慧是对慧能以来曹溪禅悟说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承袭了马祖门下宗风。撮要言之，大致体现在离相无求、直下担当和无心是道等几个方面。
　　三是黄檗语势兼用的传释智慧，重在解决语言与实在之间的紧张关系。所谓传释，一般称“诠释”，但诠释往往只涉及到传释者而未兼顾到受传释者。这里所谓“传释”，是试图兼及传释者和受传释者之间既合且分、既分且合的整体活动。叶维廉先生以之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古典诗歌，而创有“传释学”（参阅叶维廉《与作品对话--传释学初探》，《中国诗学》，三联书店１９９２年出版）。我这里将它移植过来，借以指谓黄檗禅学语势兼用、说不可说的传禅发机活动。禅宗主张“第一义”不可说，因为一旦落入言诠，就陷入了“第二义”，“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涅槃无名论》）语言的道路隔绝不通，思维活动的所在寂灭。也就是说，禅悟是一种直觉活动，不可能通过语言思维而取得。“理明则言语道断，旨会则心行处灭。”（《五灯会元》卷二“玄觉视禅师”）所明了的佛理非言语所能表达，对宗旨的契悟不是由思维所得。名言、知解都无法揭示禅道的真谛。那末，岂非禅道根本不可传了吗？虽说“第一义”不可说，但还是说了；虽说“释迦四十九年说，未曾说著一字”，然四次结集，毕竟留下了汗牛充栋的佛说经典；自达摩始的历代祖师，或持传《楞伽》，或奉持《般若》，或尊崇《金刚》，而且各有语录文字见世。如何超克这一矛盾，在不可说中说，通过说不可说之说传释自己的禅体验，唤起他人的禅体验，这是禅宗的主题，也是哲学的主题。黄檗禅学认为，“终日说何曾说”（传释者），“终日闻何曾闻”（受传释者）。他承传南宗禅的传释方式，借鉴庄子巧说的方法，创造了一套比较成熟的传释体系，撮要言之，有机锋棒喝、说不可说等几个方面，体现了其独特的传释智慧。
　　四是自由自在的解脱智慧，是黄檗禅哲学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开悟之后的世界是自由无碍的世界。“你的镣铐自会迸裂，蓓蕾也会开放鲜花”（泰戈尔语）。黄檗在禅宗解脱境界观上的杰出智慧，在于将禅那的境界，推扩于“一切行住坐卧”的日常生活之中，变而为生命的究竟自在、一切如如的禅宗之禅的意义。只要“息虑”、“不著”、“不执”、“直下无心”、“心境双忘”、任心之纯然，当下领悟此“本源清净心”，则可“安然端坐，任运不拘”，成一“自由人”。
　　黄檗禅哲学与现代思想文化
　　黄檗禅学超拔时空，与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遥相感契；黄檗禅学所体现出的中国中世纪宗教禅哲学在对人的终极关怀上的感通，对现代中国哲学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黄檗禅学是关乎人的哲学，因此，现代的哲学研究也应该和人生相应，成为今天指导社会人心的原则。唯其如此，哲学才是亲在的，才具有生命力。
　　就黄檗禅学与现代思想文化的关系而言，黄檗禅学既是宗教，又是哲学。它对现代心理学、现代学术研究等，都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或可称“转识成智”。心理学在古代是包含在哲学之中的，因此，中国古代哲学家扮演着心理顾问、心理医生的角色。从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到宋明道学的心性之学，都有关于心理学基本问题的讨论。作为对宋明道学产生过深远影响的禅宗心性之学，更可以视作是一种心理学。具体到盛期禅宗转型的黄檗禅学所提倡的“无心”是道，无疑也是一种心理学，而黄檗所扮演的无非也是一个心理医生的角色。它的这套禅学理论所以在中晚唐大受欢迎，“四方学徒望山而趋，睹相而悟，往来海众常千余人”，并且对当时位极人臣的裴休，位极人尊的李忱发生巨大影响，与中晚唐后社会的变故不无干系，与黄檗禅学自身具备的心理调适功能也不无干系。今天，心理疾病、人际关怀、终极关怀已成为现代社会的突出问题之一，黄檗禅学无心无念无相，淡化外在世界的禅悟论，身心自然、解脱不离现实的境界观等都对疗治现代人的精神病痛，安立身心，可以起到很好的调适作用。当然，不仅仅是黄檗的禅学具有这种现代功用，整个禅宗史上宗师的“手段”都是如此。不过，必须要指出的是：作为处于禅宗发展重要中介环节的黄檗禅学，是一个智慧的活泉，其原创性极强，对现世具有更多可抉发的资粮。因为临济宗所发展的只是接机方式与解脱境界，而对“心”的透彻诠解，由于当时的理论任务已由黄檗基本完成，其后鲜有阐发。禅理与禅机并重，并且能达到超脱物我、超脱现实又不离现实的深远和崇
　　高境界，这种精神资粮是值得我们今天的心理学加以仔细咀嚼并认真研究的。
　　禅师要透过自己的体验和智慧来开示僧徒，使其开悟；心理治疗师也必须透过自己的体验和智慧来为病人打开心结。心理治疗师是人，不是物；治疗对象也是人，不是物。现代心理诊疗学，作为科学的一个分支，只是片面注重方法的运用，将治疗对象视作冷冰冰的“物”，而不是活生生的“人”。黄檗禅学发现人、重视人、发挥人的作用的系统观点，应对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黄檗禅学的宗教开悟与学术的思想开悟之间有差别，也有相通的地方。对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杜松柏先生认为，宗教的顿悟与学术思想的开悟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相差别的地方。他认为，禅宗的开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静，因为只有静才能思考，才能产生智慧；二是虚，因为只有虚才能接受外在的方法、经验和智慧。这和思想学术的开悟是相同的。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宗教顿悟是神秘的境界，思想的开悟则是明白体用。思想的开悟是由生理的成熟、心理的成熟而到思想圆融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预备期，即游戏的启导、语言文字的训练、数理公式的运用、理则学的训练、观察及反应能力的训练，从儿童到大学求学的阶段。二是潜蕴期，即能够发现问题、求证思考问题的阶段。三是启发期，即思考既久、忽然贯通、解决问题的阶段。四是证验期，即能够建立自己思想体系、解决问题，自己有体有用，使自己的行为不发生错误。由此，他认为，宗教的开悟与思想、学问的开悟确实有相通的地方。这种分析可谓精辟，见解可谓独到。
　　就黄檗禅学而言，般若直观与我们思想、学术上的开悟之间也是相通的。换句话说，黄檗禅学的禅悟论，对思想学术的开悟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黄檗禅学非常注重“转识成智”，即由心理的成熟到智慧的成熟与圆融的创造性转化。
　　我认为，黄檗禅学禅悟论的基本过程有三个环节，即识、机、悟。其中识和机是悟的两个基本条件。所谓识，也就是必须准备有相当的知识积累。譬如“即心是佛，无心是道”，这就禅悟而言，也是一种先在的知识基础。如果没有这种认识的基础，要开悟、要成佛，恐怕都是不可能的。这是黄檗主张“语默不二，以默为本”，但又不得不“说”的重要原因。以学术思想上的开悟，也应是如此。要作诗，作文，首先必须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具备一定的认识能力，这是转出智慧的精神资粮。否则，也就无从“悟”起。所谓机，就是在具备了一定认知资粮的前提下，必须要借助某种外在的机缘或暗示，促使由识生智的觉悟。这种外在的机缘，从禅悟而言，就是禅师所示的禅机。禅学认识和把握的对象是“自己的本来面目”，所以黄檗禅往往通过机锋、棒喝，唤醒人的自我，譬如黄檗著名的公案、与李忱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的公案都是如此。从学术思想的开悟而言，外在因缘如导师流露出的某种暗示或诱导，若能触发到“识”的核心与本质，激发灵感并直下担当，则开悟也就水到渠成。达到悟，也就是自得。黄檗禅学于开悟解脱之后，常引如来“我于阿耨菩提，实无所得”，但事实上，那种身心自然，自由无碍的境界本身就是自得的一种呈露。就学术思想的悟，也说如“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也如《孟子》所言：“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
　　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其左右逢其源。”黄檗禅的悟发展到临济义玄，最后悟到“三乘十二分教，尽是拭不净纸”；学术思想的悟，也是彻头彻尾的自得与自悟。
　　黄檗禅哲学与现代社会文明
　　黄檗禅学的卓越智慧，与现代哲学思想、学术文化冥符遥契，同时，对现代社会文明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就黄檗禅学与现代社会文明的关系而言，现代社会，随着文明科技的发展，物资的充裕，不少的病态亦从而孳生，如紧张、功利、自私、执着、暴力等，急需要如清泉般的禅来洗涤大众心灵的圣境。佛教禅学“在人类历史文化上已经十分古老，但它的思想却绝不古老。它对人生的洞见、对宇宙的洞见仍可适用于今日而且有力量、有光辉”（霍韬晦《佛教的现代智慧·自序》，香港佛教法住学会出版）。黄檗禅学也是如此。
　　当今社会，随着工业文明的巨大冲击，现代化的负面日渐呈露：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文淡泊，道德危机，社会心态失衡。工具理性与个人主义的极度膨胀，已无法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无法促进社会和谐有序的发展，无法救治人的异化和诸多社会疾病。二十一世纪是发展的世纪，同时也是“危险的世纪”。不仅发展中国家问题重重，即便发达国家也危机四伏。现代社会问题的症结主要表现在精神空虚和道德低落。精神之所以空虚，是由于我们精神的向上一路被截断了。这向上的一条通路，曾是我们心灵的天窗，可是却被现代的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的乌云所遮住，使我们的心灵顿时成为一片黑暗。道德的低落，是由于我们的是非标准被粉碎了。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都崇拜金钱万能。当金钱变得万能时，道德也就自然无能了。
　　为了对治这种病象，必须找出产生这些病象的根源，才能因病施药。教育功能的失职，即只有专业知识的传授，没有德性的精神修养；家庭关系的淡薄，单亲家庭导致家庭制度的破裂，单身贵族导致了家庭制度的破产。社会上，全是以智相斗的强人，回到家庭，却没有一个安乐的窝；社会秩序的混乱，因果关系的混淆：行善得恶，作恶报善。价值观念的颠倒：有操守者不受重视，无品德者反能哗众取宠。
　　如何保持工业文明与自然、个体、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黄檗禅学所蕴涵的卓越智慧，超越时空，会通现代哲人的心智，成为我们今天回应宇宙、人生问题挑战的宝贵精神资粮，成为我们今天指导、完善现代文化的重要思想理据。
　　心性智慧 正如霍韬晦在《世界文化向佛教的回归----为“佛教的现代挑战”国际会议而作》（载香港《法灯》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日第一版）所言，当今世界，工业文明发展的结果，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空前进步，使人享受到对自然征服的舒适的物质生活；但另方面，由科学技术所造成的对自然的征服和破坏，也产生了大量的后遗症，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等，人类似乎步入了一个怪圈：成就愈大，危机愈重。黄檗禅学认为，人心本自清净光明，而世间的人却黯蔽多障。在这样的局限下，人要能把视野推扩到自身以外的人和世界，树立整体的眼光，长远的视野，培育超越主客对立的终极关怀，将世界万物与自己视为一体，方能为人类的安居创造一个光明的前途。可以说，从这一层面而言，黄檗禅学为我们解决生存危机提供了不可缺失的精神资源，成为我们走向未来的重要精神凭藉。
　　禅悟智慧 西方文化五百年的发展，不断地把理性引向现象层次和经验知识，缺乏甚至拒绝对人自身的反省探求；现代社会学、心理学也是在科学的导引之下，只观察人的现象，结果不但没有能够开出人类世界的光明面，反而将本能、私欲、盲目的“自我”视为人的本质，把原来囚缚在人心中的许多丑恶释放出来，并赋予合法地位。在科技力量的统御之下，人类如果不能加强反省内求，修养智慧，如此下去，将会走向自我毁灭。现代西方社会的诸多病态即是最为清晰的昭示。黄檗禅学倡导向内反求、直下承当、亲证般若，这种“转识成智”的禅悟智慧，能使我们反观生命的源泉，追溯生命的意义，在迷惘之中洞彻、体证“真我”。
　　传释智慧 西方文化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基，但事实上法制不与道德结合，把人固定在一条文世界上作平面处理，使人失去了自律精神；资本主义以追逐利润为目的，价值由市场决定，更强化和助长了这种自私的人性论，造成了人我关系的隔阂和疏离，人与人之间犹如萨特所说，树立着一堵永难跨越的“墙”。生活在这种无助无缘、独行孤往社会中的人，倍感孤独与焦虑之困扰。黄檗禅学委婉的诠解疏释、威厉的机锋棒喝，无疑对沉溺于膨胀自我欲望、追逐物欲者以强烈的心灵震憾；以多层面的传释智慧，唤醒、激发自我的信心，化解人我疏离，使人“心心不异”、心心相应，解脱苦恼，重新省悟真实的自我，端正生命方向，导引生命航途。
　　解脱智慧 西方文化自十六世纪由背叛上帝、否定上帝开始的文艺复兴，经过了十七世纪理性的奠基，十八世纪对人类社会及政治制度的思考，再经过十九世纪实证科学的发展，工具理性极度膨胀，成为主宰人类精神的力量。时至今日，如何摆脱科技的控御而获得自由，成为人类面临的新的精神困境。随着工具理性的膨胀而使人日益成为单向度的、片面发展的人，现代人面对无边压力，无边烦恼：家庭、事业、感情、自我……，无处化解，也无处倾诉。黄檗禅学卓越的解脱智慧所绽放的璀璨光华，无疑为寻找个人立足的空间，消除郁结，安立身心，重开生命之门映现曙光。“听一声，如其所如而听之；见一色，如其所如而见之，无取舍，无将迎，无怨无恨，无贪无嗔”（荆山《山居》），载香港《法灯》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日第三版），则可获得生命的喜悦。
　　总之，黄檗禅学所蕴含的整体智慧、禅悟智慧、传释智慧、解脱智慧，对当今社会“转识成智”、寻求启示，具有重要意义。正如霍韬晦先生所言：“智慧代表着人对他自己的各种活动的反省，由此而透出的一种慧识、一种洞见，使人自知其活动的意义，一方面又能超出其活动以达成人生更高的价值。这种价值的升进，即靠智慧推动、靠智慧选取，而智慧是由反省得来：一切宗教、一切哲学都有反省意味。由此我们区分知识与智慧：知识内在于每一知识领域内，智慧则超临于知识世界之上，俯视其发展方向以提点之，随时作出新的启发”（霍韬晦《佛教的现代智慧·自序》，香港佛教法住学会出版）。
　　黄檗禅学对晚唐社会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今天，我们重新拈提和抉发黄檗智慧，可以预见，它必将在解决现代和未来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宇宙、社会、人生问题，提升精神境界，转识成智，在促进社会整体进步发展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黄檗禅学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
　　当然，黄檗禅哲学也是一体两面的。我们肯定它的超时空性以及对今天社会的启示作用，并不意味着黄檗禅就是现代的。事实上，时至今日我们民族身上所显示出来的某些劣根性，如对心体作用的过份夸大，对人的自由意志的漠视，如对虚幻的自由感的满足，如此等等。我们必须首先对这类问题在理论中予以重视，在实践中寻找对治、超越的方法。从历史辩证继承的方法论角度来说，即便是黄檗禅哲学中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内蕴的启示，我们也还不能直接地将黄檗禅哲学当作现成的、甚至唯一的救世良方。这些，当是我们在回味和思考黄檗禅哲学与当代社会时应当予以深刻关注和继续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