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中国佛教史》（11）

二、辽金佛教
　　1.辽代佛教
　　兴起于辽河流域的契丹人，在耶津阿保机率领下，于916年建起了统一的大契丹国，947年，改国为大辽，建都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称作“皇都”（后改名“上京”）。
　　983年，恢复旧国号，1066年再称大辽国。其领域曾东起黑龙江口和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北自克鲁伦河，南抵雁门关和河北霸县一带。1125年被金所灭，前后9帝210年。契丹族的佛教，是随着契丹贵族逐鹿中原，与汉民族接触日益紧密而传入的。
　　天复二年（900），阿保机破河北、河东九郡，徙汉民于潢河之南的龙化州（今内蒙古翁牛特旗西），在辽地建起第一座寺庙开教寺。契丹国建立后，加强了对汉文化的吸收和移植。918年，“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927年，阿保机平渤海国（黑龙江宁安县西）后，“乃制契丹文字三千余言”。因于所居大部落置寺，名曰天雄寺，安置由渤海国迁来的僧人。
　　936年，耶律德光取得燕云十六州，改幽州为燕京（北京西南），走上封建化道路，佛教进一步受到重视，会同五年（942），“闻皇太后不豫，上驰入侍汤药必尝。仍告太祖庙，幸菩萨堂，饭僧五万人”。说明佛教在上京已有相当大的发展。
　　圣宗耶律隆绪在位，辽进入全盛时代。汉文化实际上已成为辽统治层的文化，隆绪于释、道二教皆洞其旨。统和二年（984），为其亡父忌日，诏诸道京镇遣官，行香饭僧。统和四年，诏上京开龙建佛事一月，饭僧万人。据《辽史》记载，圣宗时期曾数次禁私度、滥度僧尼，乃至沙汰僧尼。这表明，当时辽境内佛教的急剧发展，已到了国家难于控制的程度。此后，兴宗耶律宗真更受具足戒，“儒书备览，优通治要之精，释典咸穷，雅尚性宗之妙”。同时大量兴建寺塔，举行佛事供养，给僧侣极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20人，以致贵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为僧尼”。到道宗耶律洪基，辽代佛教达于鼎盛。据载，他曾一岁饭僧36万，一日祝发3千，他还鼓励僧人搜集、注释佛典，自己也研习佛教教义，尤擅华严教旨。
　　辽代王室贵族以巨额布施支持佛教的发展，直接影响平民对佛事的投资，由此形成的寺院经济和社团组织，迥异于江南。秦越大长公主舍燕京私宅建大吴天寺，施田百顷，民户百家。兰陵郡夫人施中京（内蒙古宁城西）静安寺土地3千顷，民户50家，另有牛马钱谷若干。像懿德皇后一次施寺13万贯，也不算稀罕。此外，寺院领袖往往发动当地信徒组织所谓“千人邑社”，多方募集捐助，储备于寺。随着兴办的佛事不同，“社邑”的名称也不一样，如舍利邑、经寺邑、弥陀邑、兜率邑、太子诞邑、供灯塔邑等。这种寺院经济主要依赖外部扶植，一时显得十分强大，但由于缺乏自力更生能力，极易受到破坏。社邑的组织，加速了佛教信仰在民间的传播，除了与宋一样的净土信仰以外，还流行炽盛光如来和药师如来信仰。传说观音菩萨被尊为契丹族的保护神。民间喜用佛奴为小名，如观音奴、文殊奴等。
　　辽代佛教诸派中以华严宗和密宗为最发达，五台山是这两个宗派的研习重镇，代表著作有上京开龙寺鲜演的《华严经谈玄决择》和五台山金河寺道硕的《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决择》一书，表达了对当时禅、教互相排斥现象的不满，而以澄观、宗密两家的思想为指针，提倡禅、教融合。道硕的著作则进一步提倡显密统一，他说：“原夫如来一代教诲，虽文言浩瀚，理趣渊冲，而显之与密统尽无遗。显谓诸乘经津论是也，密谓诸部陀罗尼是也……九流共仰，七众同遵；法无是非之言，人析修证之路。”
　　在显密统一中，对《释摩诃衍论》的研习最引人注目。中京报恩传教寺法悟为此论作《赞玄疏》等3种；燕京归日寺守 臻著《通赞钞》等8种，志福撰《通玄钞》等3卷。《释摩诃衍论》题为龙树著，筏提摩多译，实际上是对《大乘起信论》思想的密咒化，或者说，是力图把密教重建到《起信论》的哲学体系上，这与传统上以印度的瑜伽或中观为理论指导的密教有所不同。密宗的另一代表人物是燕京圆福寺的觉苑，他曾师事印度的摩尼三藏，注释《大日经》，实际上发挥的是一行的思想。因此，从整个义学看，辽代佛教更接近唐代佛教。
　　辽代佛教另一重要事件，是《契丹藏》的雕印成功。它始雕于兴宗（1031—1055），终于道宗（1055—1101），前后经三十余年，是继宋初《开宝藏》以后又一部完整的佛教大藏经。道宗以后，此藏的印本曾数度传入高丽。　
　　2.金代佛教
　　1115年，阿骨打率女真完颜部于今黑龙江阿城县建立大金国。1125年，与宋联合灭辽；再过一年，攻占汴京，俘徽、钦二帝，灭北宋。其领域曾北自外兴安岭，南至淮河，西邻蒙古，东抵海岸。1235年，被蒙古与南宋联合消灭。前后9代，历时120年。
　　女真族受渤海国和高丽国影响，在开国之前已有佛教流传，攻古辽、宋领地以后，全面吸收汉文化，其中包括佛教。阿骨打为厚葬开国元勋宗雄，建佛寺一所。金太宗完颜最进一步将佛教引进王室，他曾迎旗檀像于燕京悯忠寺，每年设法会饭僧，并常于内廷供奉佛像。又曾为著名僧侣善祥、海慧等建造寺庙、佛塔。到熙宗完颜亶，加快了汉化的速度，提倡尊孔读经。他于上京立孔庙，亲往拜祭，又封孔子后裔孔瑶为衍圣公。与此同时，优礼名僧海慧、悟銤等。
　　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志在灭宋，既轻视儒学，也限制佛教，佛教曾一度遭受打击。到世宗完颜雍，金代进入全盛期，重又尊孔崇儒，保护佛教。从1162年到1184年，先后诏在燕京建大庆寿寺，赐钱2万缗，沃田20顷；在东京辽阳府建清安禅寺，度僧500；于仰山建栖隐寺，赐田，度僧万人。世宗即位之初，曾因军费缺乏，出售度牒、紫衣、师号、寺额，也刺激了佛教的发展。但世宗更重视儒家伦理，对佛教很注意管理，严禁民间私建寺庙。章宗完颜璟基本上继承了世宗的政策。1193年，诏请万松行秀到内廷说法，帝亲迎礼，开悟感慨，奉锦绮大僧伽衣。内宫贵戚罗拜拱跪，各施珍爱，建普度会。自1197年起，因财政困难，恢复出售度牒等办法，同时规定严禁私度，对在籍僧尼三年一试；僧尼必须拜父母、行丧礼。
　　与辽代相比，金代的佛教政策受宋王朝影响更深，思想上也更多地与宋地佛教接近，主流也是禅宗。《大金国志》说：“浮图之教，虽贵威望族，多舍男女为僧尼，惟禅多而律少。”当禅宗临济宗势力南移时，曹洞宗在北方站住了脚跟。受章宗礼遇的万松行秀（1166—1216）就是其中最主要的禅师。据《五灯严统》本传，行秀“于孔老庄周百家之学，无不会通，恒业华严”，“儒释兼备，宗说精通，辩才无碍”。他兼有三教学问，常劝当时重臣耶律楚材以佛法治心，以儒治国，显然是宋代佛教主张的三教融合论的翻版。他的世家弟子李屏山（1185—1231），初宗儒学，为章宗时进士，后与禅僧交游，所著《鸣道集说》，反驳理学家的排佛论，提倡三教一致，以助师说，在当时影响很大。
　　耶律楚材（1190—1244），自称“湛然居士”，出身辽皇室，致仕于金，后成为元初著名政治家。他曾从行秀参禅3年，亦倡三教一致。他说：“三圣真元本自同，随时应物立宗风。道儒表里明坟典，佛祖权宜透色空。”又说：“穷理尽性莫尚佛乘，济世安民无如孔教。用我则行宣尼之常道，舍我则乐释氏之真如。”。他的三教合一思想与行秀、李屏山是一致的，但立足点有所不同。行秀认为，佛法不仅可治心，也可以治国，具“正心、修身、家肥、国治”的全部功效。李屏山要求“会三圣人理性蕴奥之妙，要终指归佛祖而已”，都是站在佛教立场上立论。耶律楚材则始终从儒家立场说话，正如《湛然居士文集后序》的作者所评论的：“观居士之所为，迹释而心儒，名释而实儒，言释而行儒，术释而治儒。彼其所挟持者，盖有道矣。”
　　金统治时期，又有一部重要刻本《大藏经》问世，这就是1933年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的《赵城藏》。该藏发起人是比丘尼崔法珍，地点在山西解州天宁寺，大约于熙宗皇统九年（1149）开刻，至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完工。
　　三、元朝佛教
　　原分布于额尔古纳河流域的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统一大漠南北，于1206年建立蒙古汗国。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内蒙古正蓝旗东）即帝位，1271年定都大都（北京），国号大无。1279年消灭南宋，征服全国，成为汉唐以来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王朝，其疆域东起海岸，西到新疆，南至海南，北领西伯利亚大部，东北起自鄂霍次克海，西南囊括云南西藏。到1368年朱元璋攻克大部为止，有元11帝，98年。
　　1.元代喇嘛教
　　从成吉思汗时起，蒙古统治者就试图把喇嘛教作为联系西藏上层的重要纽带。西藏归顺蒙古后，忽必烈特别支持萨迦派的发展。建都燕京后，以八思巴为国师、帝师，统领天下释教，推动了喇嘛教在藏、蒙和北方部分汉民地区的传播。在大一统的国家内，空前密切了藏蒙、藏汉等各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加强了西藏和中央政权的联系。
　　从八思巴开端，终元之世，历朝都以喇嘛为帝师。新帝在即位之前，必先就帝师受戒。帝师也是元中央的重要官员，领中央机构总制院事。总制院后改称宣政院，是中央管辖全国佛教和西藏地方行政事务的机构。因此，帝师不只是喇嘛教和西藏地方的领袖，而且也是全国佛教的首脑。此外，中央又在南宋都旧杭州设置江南释教总统所，任命喇嘛僧统理，直接管辖江南佛教，后并入宣政院。喇嘛教统治着全国佛教。
　　喇嘛僧在元代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宣政院曾规定：“凡民殴西僧者，截其手；骂之者，断其舌。”喇嘛教上层实际上成了元代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中有些人飞扬跋扈、为非作歹、掠夺财物、残害民众，为害不可胜言。如帝师相琏真伽，元世祖时为江南释教总统，他利用职权，劫掠财物、发掘陵墓、戕杀平民，干尽坏事，事发被查抄时，除金银珠玉之外，有田2万3千亩、私庇不输公赋者2万3千户，将民50余万变为佃户，另有藏匿未露者不计其数。元朝赏赐给大喇嘛的金银财宝，多至无法估计，史书中有“国家财富，半入西蕃”的评语。元王朝最终也陷进了喇嘛教的腐败之中，其中内宫丑闻迭出，是表现之一。
　　元统治者之所以大力扶植喇嘛教，最初的用意在于把它作为沟通西藏关系，羁縻边远居民（包括畏兀儿等）的手段。《元史·释老传》曰：“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事实上，信仰的成分甚少，主要是出于“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政治目的。另外，元王朝作为少数民族上层建立的政权，也有意使喇嘛教在控制汉民族中起作用。
　　2.元帝室与佛教
　　元朝虽以藏传佛教为国教，但对其它宗教如汉地佛教、儒教、道教，乃至外来的回教、基督教等，也不排斥，取宽容姿态。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有许多共同点，作为佛教一般，均为历代帝室所崇尚。
　　元世祖忽必烈带头祟佛，他于“万机之暇，自持数珠，课诵、施食”。1261年建大乾元寺、龙光华严寺。1285年，“发诸卫军六千八百人，给护国寺修道”。他对佛事也很热心，1285年，于西京普思寺集全国僧侣4万人举行资戒会7日，并令帝师于各大寺庙做佛事19会。1287年，命西藏僧侣在宫廷以及万寿山、五台山等地举行佛事33会。忽必烈曾自述：“自有天下，寺院田产，二税尽蠲免之，并令缁侣安心办道。”这在宋辽是没有的。
　　此后诸帝对待佛教，大部依世祖的范例办理。如成宗大德元年（1297），建临洮寺，又在五台绝境建万寿依国寺。五年（1031），“赐昭应宫、兴教寺地各百顷，兴教寺仍赐钞万五千锭；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顷，钞皆如兴教之数；万安寺地六百顷，钞万锭，南寺地百二十顷，钞如万安之数。”这种营造大寺院和大规模赐田赐钞的风气，有元一代几乎没有中断。其结果，“凡天下人迹所到，精兰胜观，栋字相望”。两宋以来逐渐稳定、衰退的佛教，又有了新的高涨。据至元二十八年（1291）宣政院统计，当时境内有寺4万2千余所，僧尼21300余人，加上伪滥僧尼，至元代中叶，总数约在百万左右。由于帝室对佛教的多方庇护，一些寺院大量兼并土地，甚至公然侵夺公田、民户。成宗时，常州僧录将官田280顷归为己有；仁宗时，白云宗总摄沈明仁强夺民田2万顷。大德三年（1299）统计，仅江南诸寺即拥有佃户50余万。元代寺院除经营土地，也从事各种商业、手工业活动，各地当铺、酒肆、碾硙、货仓、旅店、邸店等多为寺院所有，比之宋代还要活跃。　
　　3.汉地佛教诸宗
　　元代汉地佛教以禅宗为主流。北方有万松行秀、雪庭福裕一系的曹洞宗和海云印简一系的临济宗；南方有云峰妙高、雪岩祖钦、高峰原妙、中峰明本、元叟行端等所传的临济宗。总的说，曹洞盛于北方，临济盛于南方。
　　行秀在入元后应耶律楚材之请，著《从容录》，其影响稍逊于《碧岩录》，也是文字禅的典范。耶律楚材后应成吉思汗之召，扈从西征，深受器重。成古思汗死后，他被窝阔台任命为中书令，从事“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实践。福裕随行秀出家，先住燕京奉福寺，后住嵩山少林寺，门下弟子相承，绵延不绝，成为曹洞宗在北方的主力。福裕受定宗诏住和林兴国禅寺，受宪宗召诣帐殿奏对称旨，又受世祖“光宗正法”赐号。仁宗皇庆元年（1312），制赠福裕大司空、开府仪同三司，追赠晋国公。
　　海云印简曾为忽必烈说法传戒，住正定临济院，在北方中兴临济宗。他的在俗弟子刘秉忠，在忽必烈时参决军政大事，世祖即位后，负责起草朝仪、官制等典章制度，在元初有很高的政治地位。
　　南方临济宗属杨岐派法系。云峰妙高曾北上参加元世祖召集的禅、教、律三宗辩论。雪岩祖钦得法于径山师范，他的《语录》强调儒释一致。高峰原妙初习天台，后学参禅，成为祖钦弟子。中峰明本得悟于原妙，是元代重要禅僧，丞相脱欢和翰林学士赵孟烦等曾从他学禅。他的弟子天如惟则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提倡禅净合一。以上为克勤下虎丘绍隆一系所传。元叟行端则为克勤下大慧宗杲一系所传，大约与明本同时，他的弟子楚石梵琦也是当时知名的禅僧。
　　受宋代佛教影响，天台宗在杭州、天台一带仍继续传播。活动于杭州的湛堂性澄，于英宗至治二年（1321）应召入京校大藏经，其弟子玉岗蒙润住杭州下天竺寺，著《天台四教仪集注》，为天台宗的入门著作。性澄另一弟子绝宗善继住天台山，晚年专修净土。
　　元代华严宗仍主要传播于五台山。仲华文才为五台山佑国寺主持，其弟子有五台山晋宁寺的大林了性等，有一定影响。
　　4.白莲教与白云宗
　　在传统佛教宗派外，元代江南地区还流行白莲教和白云宗等教团。
　　白莲教是在宋代结社念佛、净土信仰广泛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它在初创时期是佛教的一个世俗化教派，但在后来则演化为民间秘密教团。
　　白莲教创于南宋初年江苏吴郡延祥院僧人茅子元。据《莲宗宝鉴》，茅子元先学天台教义，习止观禅法，后慕东晋慧远莲社遗风，“劝人归依三宝，受持五戒”，“念阿弥陀佛五声，以证五戒”；制定晨朝礼忏仪，劝人信仰西方净土。他在江苏青浦县的淀山湖边，建立“莲宗忏堂”，修持净业，自称“白莲导师”。他提倡吃斋念佛，不杀生，不饮酒，男女僧俗共同修持。因其断肉食菜，故又名白莲菜。
　　白莲教的教义以为，净秽迷悟只是一心作，根据心的染净程度，众生所生净土才有高下差别，因此，它要求把修心与修净土结合起来。在民众中得到迅速传播。绍兴初年，当局以“食菜事魔”的罪名将茅子元流配江州（江西九江），三年（1133）被赦，宋高宗召见，并赐“劝修净业莲宗导师慈照宗主”的称号。子元死后，小茅阇黎等人继续倡导，使白莲教盛行于南方。
　　元代白莲教与民间信仰逐渐融合，群众基础日益广泛，政府屡屡感到不安。武宗至大元年（1308），诏令“禁止白莲社，毁其祠字，以其人还隶名籍”。由于庐山东林寺普度撰《庐山莲宗宝鉴》，解释子元白莲教正义，加上白莲教其他上层人物的积极活动，一度恢复它的合法地位。但白莲宗的下层则转向秘密发展，教义也有变化，成了鼓动和组织农民反抗统治者的手段，终于导致了元末农民的大起义。
　　白云宗原属华严宗的一支，又名白云菜或十地菜，是北宋末年居杭州白云庵的沙门孔清觉（1043—1121），提倡菜食为主，吸引在家信众而建立的一个团体。
　　清觉以为唯《华严经》教义是“顿教”，属“菩萨十地”中第十地，因而是引导众生成佛的“佛乘”，需要特别加以弘扬。他依据华严宗圆融无碍之说，着力提倡儒释道三教一致，认为儒教明乎仁义礼智信，忠孝君父；佛教慈悲救苦，化诱群迷；道教则寂默恬淡，无贪无爱。虽然各有特点，其义则一。白莲宗僧人可娶妻生子，白云宗则不许娶妻，但强调信徒要耕稼自立。其余在戒荤戒酒戒杀等方面两宗大体相同。在浙江西部农村中，白云宗得到很多信徒，据说往往有以修忏念佛为名。男女混杂秽乱的情况，被视作“邪教”。政和六年（1116），清觉被发配广南恩州（广东恩平），四年后获释。南宋嘉泰二年（1202），有奏曰：道民“吃菜事魔，所谓奸民者也。自植党与，十百为群，扶持妖教，聋瞽愚俗。或以修路建桥为名，或效诵经焚香为会，夜聚晓散，男女无别，所至各有渠魁相统……假名兴造，自丰囊囊，创置私庵，以为逋逃渊薮”，请禁止流行。宁宗准奏。
　　到了元代，白云宗一度有较大发展，杭州南山普宁寺成为该宗中心。该寺住持道安组织雕刻了又一部大藏经，名《普宁藏》，除了复刻宋代思溪《圆觉藏》外，还加入了白云宗的撰述和元代新译经。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白云宗再次遭到严禁。
　　四、明朗佛教
　　1.明朝佛教政策
　　明王朝建立之初，便推崇理学，强化理学专制思想统治。朱元璋说：“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对佛教控制相当严格。
　　明太祖朱元璋17岁于濠州（安徽凤阳）皇觉寺出家，25岁投入白莲教徒郭子兴部下，加入打着佛教旗号的农民起义行列。他也目睹了元代崇尚喇嘛教所生的诸多流弊，以致成为腐败亡国的因素之一，因此，他对佛教内幕及其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深有所知。即位后，对佛教基本采取既利用又整顿，着重在控制的方针。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金陵天界寺设善世院，命慧昙（1304—1371）主持，管理全国佛教。其下又置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员，以实现对佛教教团全面有效地控制。洪武十五年（1382），分寺院为禅、讲、教三类，要求寺院僧众分别专业。禅，指掸宗；讲，指华严、天台、法相诸宗；教，取代以前的律寺，从事瑜伽显密法事仪式，举办为死者追善供养、为生者祈祷求福等活动。教寺的建立，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对佛教法事的强烈兴趣，也是佛教深入民间，正在变成民俗的一种表现。为了便于管理，各类僧侣的服色也有规定，不准混淆。同年，又诏令禁止寺田买卖，在经济上加强对寺院的管制。
　　朱元璋对佛教强化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切断它与民众的组织联系，防止惑众滋事，以至成为造反起义的手段。洪武二十四年（1391），发布“申明佛教榜册”，谓：“今天下之僧，多与俗混淆，尤不如俗者甚多，是等其教而败其行，理当清其事而成其宗。令一出，禅者禅，讲者讲，瑜伽者瑜伽，各承宗派，集众为寺。有妻室愿还俗者听，愿弃离者听。”二十七年又发布新的“榜册”，进一步规定：不许僧人以化缘为由，强素捐助，奔走市村；不许僧人交结官府，也禁止俗人无故进入寺院。他要求僧侣依据条例，“或居山泽，或守常住，或游诸方，不干于居，不妄入市村，官民欲求僧以听经，岂不难哉！如此，则善者慕之，诣所在焚香礼请，岂不高明者也！”换言之，僧侣只能从事与佛教信仰有关的活动，其它俗务，特别是聚敛财富，干预政事，是绝对不允许的。他特别提倡沙门讲习《心经》、《金刚》与《楞伽》三经，力图引导佛教在思想上统太祖废除了喇嘛教在内地的特权，但并没有中止喇嘛教与内地的联系。他继续给喇嘛以优渥的礼遇，并以此作为皇权中央管辖西藏地方的重要渠道。洪武六年（1373），前元帝师哺迦巴藏卜入朝，赐以炽盛佛宝国师称号；次年八恩巴之后公哥监藏巴藏卜入朝，尊为帝师。又置西宁僧纲司，由喇嘛任都纲；在河州设番汉二僧纲司，由藏僧任僧官。
　　朱棣以僧人道衍（1335—1418）为谋主，发动“靖难之变”。经四年战争，夺取帝位，是为明成祖。成祖即位后，论功以道衍为第一，乃复其姚姓。赐名广孝，使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为此，成祖对于佛教有所偏护，永乐十八年（1420）。为《法华经》作序，颂扬佛教功绩；又亲撰《神僧传》，树立僧人形象。他对西藏喇嘛教尤为重视。即位之初（1403），即遣使迎哈立麻至京，给以大宝法王称号。又遣使入藏邀请宗喀巴，宗喀巴派弟子释迦智（1354—1435）来京，成祖给以大慈法王称号，任成祖、宣宗两代国师。永乐年间（1403—1424）受封的藏族喇嘛有五王、二法王、二西天佛子、九大灌顶国师、十八灌顶国师。
　　当然，明成祖对内地的统治依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他明确宣布，“朕用儒道治天下”，“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经’耳”。“世人于佛老竭力崇奉而于奉先之礼简略者，盖溺于祸福之说而昧其本也。”这是不许的。
　　明天朝的佛教政策，由前两代奠基，此后没有多少变化，但由于政治经济的多种因素，也时有摇摆。明初废除僧侣免丁钱，度牒免费发给；但对剃度，则严加限制，曾规定3年发牒一次，男子非40以上，女子非50以上，不准出家。出家者还必须经过考试，各州县寺院和僧尼数目也有限额。实行的结果，私度者依然存在，尤其是刺激了民间宗教社团的发展，以至威胁到明王室的安全。代宗景泰二年（1451）开始卖牒救灾，后世沿袭，直到明末。由此促使僧尼剧增，寺院竞建。据《大明会典》统计，成化十七年（1481）前，京城内外的官立寺院已多至639所，后来还续有增建。成化十二年度僧10万，二十二年又度僧20万，估计全国有僧50万。相对宋、元言，数目也不算太多。
　　从总体上看，明代佛教仍然以禅宗和净土宗为最流行，思想理论上则甚少创新。
　　明初禅宗有楚石梵琦，是元叟行端的弟子，被袾宏誉为“本朝第一流宗师”，也提倡净土修持，所著《净土诗》云：“一寸光阴一寸金，劝君念佛早国心”、“尘尘刹刹虽清净，独有弥陀愿力深”。这也是宋、元禅僧的一般趋向。
　　明中叶后，临济宗下著名禅僧有笑岩德宝，其弟子为幻有正传，正传门下有密云圆悟、天隐圆修、雪峤圆信，3人各传一方。圆悟弟子汉月法藏著《五宗原》，圆悟见后，予以批驳，曾引起一场绵延至清初的争论。曹洞宗也有几个重要禅师，如无明慧经以及其弟子无异元来和永觉元贤等。元来强调教禅一致，禅净合一，鼓励禅僧念佛，发愿往生净土。元贤更主张儒、释、道三教一致。认为教虽有“分”，理只有“一”，“理一而教不得不分，教分而理未尝不一”。他又说：“教既分三，强同之者妄也；理实唯一，强异之者迷也……盖理外无教，故教必归理”。因此，三教毕竟统一于“一理”，世界一切也都应归于“一理”。在把“理”作为最高本体方面，明代佛教与宋明理学完全一致起来。
　　明代官僚士大夫受佛教影响依然很深，中后期参禅学佛也有所抬头。王阳明（1472—1528）继宋代陆九渊“心即理”的命题，提倡“心外无物”、“知行合一”，发展理学新领域，只有在佛教哲学大气氛的薰陶中才能形成。至于李蛰（1527—1602）对道学的激烈批判，公开打出佛学旗号，采用佛学的思想语言。他用《起信》等讲的“真心”解说他的“童心”，用般若的“真空”否定“伦物”的神圣，他也像南宗禅僧那样自在不羁。李贽开辟了居士佛教同宋明理学对立的一途，至清代而形成一大社会思潮。颇受李贽影响的袁宏道（1568—1610），中年参禅，文学创作上抒发“胜灵”，与晋宋之际谢灵运等以佛经求“灵性”相呼应；后入净土，撰《西方合论》十卷，提倡禅净合一、归宗净土。认为，“禅宗密修，不离净土，初心顿悟，未出童真。入此门者，方为坚固不退之门”。袁氏兄弟三人皆好佛，主张类似。其兄袁宗道（1560—1600）称颂《西方合论》，谓“念佛一门，于居士尤为吃紧，业力虽重，仰借佛力，免于沉沦”。明清居士多修净土念佛，即使一些大文豪也在所难免，其影响直至民国初年。
　　2.普书和宝卷的流行
　　三教合一与佛教向民间深层的广泛发展，促使许多适应不同信仰层次的著述问世，总称为“善书”和“宝卷”。
　　“善书”，谓劝善之书，原是在道教信仰基础上，揉合三教之说，以阐述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的。《太上感应篇》作于宋代；继之有《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流行。
　　受《太上感应篇》的启发，明代袁了凡著《阴骘录》，释袾宏加以改编，撰成《自知录》，成为以佛教为主体的劝善书。它把世间思想行为判为善、恶两门，善的内容包括忠孝、仁慈、三宝功德等，恶的内容则是不忠不孝、不仁不慈、三宝罪业等，实际上是将封建主义的伦理规范完全溶解到佛教的教义之中。明末以来，这类劝善书在民间广为流传，给社会生活以深刻影响 。
　　“宝卷”是由唐代佛教变文演化而成，同样以三教合一思想为其基本内容。较早所用题材多为佛教故事，宋元以后则加入民间传说，据信现存的《香山宝卷》就是宋释普明所撰。随着民间宗教社团的出现，“宝卷”又成了阐扬其教义宗旨的基本形式，具有权威性经典的性质。明代万历（1573—1619）前后，宝卷的刊印达到极盛，对普及佛教在民间的流传，起了重要作用。
　　3.明末“四大高僧”
　　神宗万历（1573—1620）时期，佛教义学有一定发展，其中学识广博、在士大夫层中影响较大，对促进居士佛教起过重要作用的有云栖袾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后世称为“四大高僧”。
　　云栖袾宏（1535—1615），别号莲池，俗姓沈，杭州人。他的思想，继续贯彻宋明以来教、禅并重，三教合一的主张，而以净土为归趣。他认为，“其参禅者借口教外别传，不知离教而参是邪因也，离教而悟是邪解也”，“是故学佛者必以三藏十二部为模楷”，突出读经的重要性。但说到底，念佛才是求得解脱的最好方式：“若人持律，律是佛制，正好念佛；若人看经，经是佛说，正好念佛；若人参禅，禅是佛心，正好念佛。”自称“予一生崇尚念佛”。他对华严教义有相当高的造诣。清代释悟开《莲宗九祖传略》将他列为莲宗第八祖。
　　袾宏对净土实践也十分重视，他提倡戒杀放生，慈悲众生，以传统道德约束徒众。为使各种佛教法会在民间更加普及，重订了水陆仪轨。关于三教关系，袾宏认为，佛教可阴助王化，儒教可显助佛法，两者可相资而用：“核实而论，则儒与佛，不相病而相资……不当两相非而当交相赞。”原因是三教“理无二致，而深浅历然；深浅虽殊，而同归一理。此所以为三教一家也”。这既是向佛徒的教导，更是向排佛的道学家的解释。他一生的著作30余种，后人集为《云栖法汇》。
　　紫柏真可（1543—1603），俗姓沈，江苏吴江人。他的思想与袾宏大致相同。时人顾仲恭指出，真可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以释迦压孔老，不以内典废子史。于佛法中，不以宗压教，不以性废相，不以贤首废天台。盖其见地融朗，圆摄万法，故横口所说，无挂碍，无偏党。”他以为禅家只讲机缘，佛徒只知念佛求生净土，各是一种片面，只有文字经教才是学佛的根柢。因为般若学者历来认为，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观照般若，更不能契会实相般若。
　　真可曾发起雕刻大藏经，即《嘉兴藏》（或名《径山藏》）。《嘉兴藏》屏弃了一向沿用的摺叠式装帧（梵式），而采用线装书册式装帧（即方册式），对佛籍的传播带来许多方便。
　　憨山德清（1546—1623），俗姓蔡，安徽全椒人。德清少年时攻读儒书，19岁出家，初从摄山栖霞寺法会学禅，再从明信学华严，后来北游参学，听讲天台、法相。万历十一年（1583），赴今青岛崂山结庐安居，得到皇太后资助，多用于施救孤苦和建立寺院，二十三年（1595），以私创寺院罪充军雷州，常在广州着罪服为众说法。遇赦后，辗转于衡阳、九江、庐山、径山、杭州、苏州、常熟等地，终老于曹溪。他的论疏亦富，后人集为《憨山老人梦游集》。
　　德清一生受法会禅师影响最深。法会力主禅净兼修且通达华严。故德清虽为临济宗下禅僧，思想上却提倡诸宗融合。时人吴应宾说他，“纵其乐说无碍之辩，曲示单传，而熔入一尘法界，似圭峰（宗密）；解说文字般若，而多得世间障难，似觉范（慧洪）；森罗万行以宗一心，而无生往生之土，又似永明（延寿）。”对于“禅”，德清有自己的特殊见解，以为“禅乃心之异名，若了心体寂灭，本自不动”，完全可以不拘是坐是行，是“入”是“出”。但在教人上，他仍然重视念佛净士法门，以为修念佛三昧，足以统摄三根，圆收顿渐，一生取办，无越此者。
　　德清对于三教合一的主张，既不限于宗派上的宽容，也不限于思想上的相互融会，而是要求对三者均有专门的探究。他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缺一则偏，缺二则隘，三者无一而称人者，则肖之而已。”他还强调此“三者之要在一心”，得此一心，则“天下之理得矣”。三教之所以一致，也是因为三教同此一心，故曰：“三教圣人，所同者心，所异者迹也。”这与明代道学家的思想是十分吻合的。
　　蕅益智旭（1599—1655），别号“八不道人”，俗姓钟，江苏吴县（苏州）人。少习儒书，曾著《辟佛论》辟佛，后受袾宏著作影响，归依佛教。24岁从德清弟子雪岭出家。先阅律藏，后学法相、禅、华严、天台、净土诸宗。
　　智旭从宗派上说属于天台宗，但鉴于“近世台家与禅宗、贤首、慈恩各执门庭，不能和合”，故而不愿为天台宗人。他的思想被人以“融会诸宗，归极净土”概括。他自己也说：“若津、若教、若禅，无不从净土法门流出，无不还归净土法门。”
　　智旭少事理学，进入佛门后，仍对理学抱有感情，他提倡“以禅入儒，诱儒知禅”，著《周易禅解》、《四书蕅益解》；他把“孝”作为二者调和的基础：“世、出世法，皆以孝为宗”，“儒以孝为百行之本，佛以孝为至道之宗”。由儒、佛的调和进而达到三教一致：“道无一，安得执一以为道？道无三，安得分三教以求道？特以真俗之迹，姑妄拟焉。则儒与老，皆乘真以御俗，令俗不逆真者也。释乃即俗以明真，真不混俗者也。故儒与老主治世，而密为出世阶；释主出世，而明为世间祐。”
　　智旭曾以阅读藏经20年的资料积累为依据，编成《阅藏知津》一书。该书兼具佛经目录和经籍提要的特点，对后世的刻经和阅藏有一定影响。
　　五、清朝佛教
　　1.清帝室和佛教
　　1644年，满洲贵族爱新觉罗氏攻取北京，替代明王朝入主中原，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大清帝国。从康熙到乾隆期间（1662—1795），内服诸藩，外御殖民者的侵略，疆域东起诸海，西至帕米尔，北自萨彦岭，南到南沙群岛；东南抵台湾，西北至巴尔喀什湖、楚河；东北趄自鄂霍次克海、外兴安岭，西南到西藏和克什米尔之拉达克。1840年鸦片战争，清王室丧权辱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1911年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测，前后延续了267年。
　　满族原来信仰萨满教，对天神地祇的崇拜十分流行，与汉民族对天帝和土地的传统信仰极其相似。金代佛教相当发达，后金受金的影响，对佛教也不陌生，早在入关以前即与西藏喇嘛教发生联系。及至统一全国，吸收明王朝的政治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君主专制主义，在文化领域，大力崇奉孔子，提倡理学，禁止文人结社，实行空前严格的思想统制。对内地佛教继续采取利用，但从严控制的政策：对喇嘛教，则主要当作羁魔蒙藏上层、巩固中央统治的手段。
　　清代僧官取自明代旧制，在京设僧录司，有“正、副掌印”各1人，下设左右善世2人，阐教2人，讲经2人，觉义2人；各府、州、县各设僧纲、僧正、僧会1人，“由该地方官拣选，具结详报督抚，由督抚咨部派劄补授，年终汇报吏部。其钦记由该省布政司给发。”全国佛教严密地控制在僧官手中；而僧官也没有什么独立的权力，只是执行世俗政权任务的工具。《大清律例》还规定，不许私建或增置寺院，不许私度僧尼，严格执行出家条件，严厉制裁淫乱僧尼等。
　　但是，作为统治思想的补充和个人精神生活的需要，清帝室也不乏对佛教表示兴趣的君主。清世祖曾先后召憨璞性聪、玉林通琇、木陈道态禅师入内廷说法，并分别赐号。一般认为，世祖在宠妃董氏死后，曾考虑过弃位出家。康熙帝六下江南，凡至名山大寺，往往书赐匾额。他又将明末隐迹山林的高僧逐一引入京师，以便控制和吸引亡明士人。雍正帝对禅颇有研究，自号“圆明居士”，曾辑《御选语录》19卷，并为这些语录撰写序文20余篇。其《御制总序》称：“朕膺元后父母之任，并非开堂秉拂之人，欲期民物之安，唯循周孔之辙。所以御极以来，10年未谈禅宗，但念人天慧命，佛祖别传，拼双眉拖地以悟众生，留无上金丹以起枯朽……。”他提倡用“周孔”思想指导禅学，从而统一佛教。
　　雍正还撰有《御制拣魔辨异录》，把死去近百年的法藏重新提出作思想鞭挞。法藏与圆悟同是明末江南的著名禅僧。圆悟传法26年，言满天下，王公大人皆自远趋风。他以“即事而真”为指导思想，以“棒唱交驰”教授学徒，突出“日应万缘而不挠其神，千难殊对而不干其虑”，是禅宗不问是非善恶的翻版。死后，钱谦益为撰《塔铭》。法藏拜圆悟为师，但以直承北宋觉范（惠洪）的《临济宗旨》自居，以“危言深论，不隐国是”，为士林所敬。从现存的言论看，他主张“但了凡心，别无圣解”，把着衣吃饭、喜笑怒骂都看作是禅的表现；以为“人心”即是“两端”，不参穷富善恶，不可得悟。这类观点与圆悟显然不同。当他作《五宗原》，阐发觉范对禅宗五家分宗的新说时，立即引起圆悟的驳难。由此开展了两家的争论，延续到他们死后的清代初年。法藏的禅思想得到黄宗羲等明末遗民的赞赏。至此，雍正直斥法藏等人“实为空王之乱臣，密云（圆悟）之赋予，世出世法并不可容者”。最后他以“天下主”的身份，敕令地方官吏详细查明法藏一支所有徒众，在组织上彻底摧垮。这一事件具有政治意义，反映清帝的心态相当复杂。
　　乾隆年间，完成了由雍正开始的汉文大藏经的雕刻，是谓“龙藏”。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又组织人力将汉文大藏经译成满文，经18年完成，与由藏文译成的蒙文大藏经同时雕印。他明确表示，翻译满文藏经的目的，不在于要人们懂得佛教的哲理，而是使他们“皆知尊君亲上，去恶从善”。这个态度大致代表了清代诸帝的共同想法。
　　2.内地佛教
　　据《大清会典》统计，清初各省官建大寺6073处，小寺6409处；私建大寺8458处，小寺58682处。有僧110292人，尼8615人。总计寺院79622，僧尼118907人。乾隆初四年（1736—1739）共发出度牒340112张，令师徒相传，事实上私度并未停息。据近人太虚估算，清末各省约有80万僧。事实上，清代佛教随着国力衰弱，寺院荒废日甚，加上战火破坏，佛教在晚清已经处于全面危机的阶段。
　　清代内地佛教，主要是禅宗和净土宗。清初禅宗有临济宗和曹洞宗的对峙。临济宗在明末幻有正传下出密云圆悟、天隐圆修、雪娇圆信三家。圆悟一家又出汉月法藏、费隐通容、木陈道忞三支，在清初最有影响。圆修弟子为玉林通琇，也较著名。曹洞宗在明末无明慧经下出无异元来、永觉元贤、晦台元镜三家，清初各化一方。其中永觉元贤在福州鼓山涌泉寺提倡“鼓山禅”，其弟子为霖道需，在清初也有一定影响。
　　清初以后，禅宗的地位已渐为净土宗取代。雍正帝以禅门宗匠自居，对当时禅宗的败落进行严厉抨击，并以云栖袾宏为范例，鼓吹三教合一和禅净合一，提倡念佛净土。其后，乾隆大力扶植士大夫学佛运动，使念佛净土在社会深入推广，成为世俗学佛的基本内容。清代佛教僧侣中宣扬净土教最为得力的有行策、省庵、瑞安、印光等。其中行策著《起一心精进念佛七期规定》，为近代“打念佛七”之始；印光是近代净土宗的主要代表。在家信徒中，周梦颜、彭绍升、张师诚、杨文会等都以净土为学佛的归趣。周梦颜著有《西归直指》、《欲海回狂》等，提倡净土念佛，求人生解脱；彭绍升私淑于株宏，著有净土念佛方面著作十多种，并撰有《居士传》56卷。杨文会是清末最重要的佛教在家信徒，他具有各宗深厚的学问，但也以净土为学佛的归宿。
　　3.居士佛教
　　晚清佛教在社会上已衰弊至极，但在文士之中，佛教义学反而出现异常活跃的气象。
　　汉魏以来，以文士身份学佛参禅、扶植沸教事业的知名人士，历代都有，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承担译经刻经、建造寺塔等的施主；一类是研习和发挥佛教义理，调和儒释关系的士大夫。当然，在这些文士中间，不乏有逃避现世，不满现状，甚至与当局取不合作态度的人。自明万历前后，由李贽开始的士人将佛教当作观察世界人生和批判道学的武器，佛教义理成了官方儒学的异端，与腐儒们假道学之名进行排佛活动同时并存，形成两股截然相反的潮流，是此后中国思想史上颇足注意的现象。
　　明末政治腐败，加重了士人背离道学，向佛教的倾斜。及至明亡，抗清复明而又独具见识的士人，有相当一批归于佛教，如戒显、澹归、药地、蘖庵、担当、大错，及明宗室八大山人石涛等，均出家为僧：未出家者，也借佛教义学阐述自己的理论体系，包括方以智（1611—1671）、黄宗羲（1610—1695）等。
　　清自道光，国家衰势已定。殖民主义的侵略，开始唤起民族的觉醒。一批先进的文人，也把佛教义学作为可以挽救国家民族的精神武器。龚自珍（1792—1841）从佛教“业报”学说引申说道：“人心者，世俗之本”，心力所至，足以“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据此而言，“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这种不依靠“圣人”，而要求“众人”以自有心力创造天地的呼喊，无疑潜在着某种革命的因素。其后经魏源（1794—1857）到康有为，尤其是谭嗣同、梁启超，继续实发挥佛教的主观战斗精神，宣传悲天悯人的忧国忧民之思，鼓动不怕牺牲，团结奋进的宗教热情。居士佛教成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思想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环节。
　　与此相应，居士佛教对于佛典的搜集整理和义理的探究，也有新的发展。这类居士在清初有宋文森、毕奇、周梦颜、彭绍升，以彭绍升（际清，1740—1796）最著名。他广读大小乘经论，信仰净土，撰有《屠士传》、《二林居集》、《行居集》等。晚清刻印佛经成风，郑学川在苏州、常熟、杭州、如皋、扬州等地设置刻经处；杨文会（1837—1911）则创金陵刻经处，影响尤大。
　　杨文会号仁山，安徽石埭县人。他由受学《起信论》、《楞严经》入佛，募款重刻方册藏经和佛菩萨图像。光绪年间，随外交使团数次出国到伦敦、巴黎，结识日僧南条文雄（1849—1927）。回国后，与南条互相交换两国所缺佛经，刻印流通。光绪二十一年（1894），在上海会晤来自斯里兰卡的达磨波罗（1864—1933），对“印度摩诃菩提会”发起的复兴佛教运动表示赞同，又与日本、朝鲜佛教复兴运动相呼应，着手在中国实施振兴佛教的计划，包括编撰佛教教材、创办学校、搜集和刻印佛经等，1901年，他捐出私宅作刻经处；1908年，在刻经处成立祇洹精舍，教授僧俗学生；1910年开办佛学研究会，每周讲经一次，听者踊跃。随其从学者，除谭嗣同就义之外，居士欧阳渐建支那内学院，发展义学一途，尤以法相唯识影响于当时的思想界；僧太虚与陈元自、章太炎等创“觉社”，成为中国“佛教复兴运动”和推动佛教西渐的主力；熊十力则另辟溪径，创“新唯识”论。欧阳渐弟子吕澂，长期主持支那内学院，对当代中国的佛学建设贡献良多。
　　4.喇嘛教
　　17世纪初期，喇嘛教已传至关外。清太宗（皇太极）开始与西藏达赖喇嘛五世（罗桑嘉措）建立关系，互致问候。入关不久，顺治帝遣使去西藏问候达赖、班禅，达赖和班禅也派人到北京朝贺。顺治九年（1652），达赖五世率班掸代表应请入京，清廷封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但喇达赖喇嘛”，有意让他成为藏蒙两地喇嘛教的领袖。回藏后，达赖五世用从内地带回的金银，在前后藏新建黄教寺庙十三所。康熙继位后，继续遣使迸藏看望达赖、班禅，带去贵重礼品。1682年，五世达赖死后，据有天山南北的蒙古准格尔噶尔丹，与掌握西藏政权的巴桑结嘉措相勾结，东图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北攻漠北蒙古。1688年，漠北蒙古由哲布尊丹巴率喀尔喀部归清。此后，各世哲布尊丹巴均受清廷册封，成为统治外蒙古的主要支柱。康熙三十年（1691），封章嘉喇嘛为“呼图克图”，灌顶普慧广慈大国师，总管内蒙古佛教事务。当西藏上层为争夺六世达赖职位而斗争不已的时候，康熙五十二年（1713），遣使封五世班禅罗桑耶歇为“班禅额尔德尼”，为黄教树立另一领袖，以便分权统治。五十九年（1720）派兵两路进藏，册封格桑嘉措为达赖六世。次年，废除第巴职位，设立四噶伦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雍正亦重视喇嘛教，他在即位的第三年（1725），将其前住的潜邸改为雍和官，至乾隆九年（1744），立为喇嘛教寺庙，成为国都喇嘛教的中心。在雍正、乾隆年间，喇嘛教在内地相当流行。藏密经籍的翻译也有所开展。
　　清王朝对藏地佛教的支持，是它整个统治政策的组成部分。入关之前，清统治者采用满、蒙联合的手段对付明王朝。入关以后，为了巩固统治，清帝室根据满、蒙、藏民族相似的文化、宗教、历史背景，力图用喇嘛教激发他们共同的思想感情，并通过喇嘛上层控制边疆地区，康熙曾说：“蒙古惑于喇嘛，罄其家赀，不知顾惜，此皆愚人偏信祸福之说而不知其终无益也。”他明知愚惑无益，却还是多方扶植，目的就在“除逆抚顺，绥众兴教”。乾隆统一新疆后，对厄鲁特蒙古同样采取“因其教不易其俗”的政策，这叫做“绥靖荒服，柔怀远人”。乾隆在《御制喇嘛说》碑中更明确地指出：“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达赖、班禅），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曳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番僧也。”
　　在清室扶植下，喇嘛教在全国，特别是在蒙藏和三北地区有相当大的发展。仅据藏地统计，乾隆二年（1737）属达赖的寺庙3150多所，喇嘛302560人，农奴121438户；属班禅的寺庙327所，喇嘛3670人，农奴6752户，总计寺庙（属黄教的）3477所，喇嘛316230人，所属农奴128190户。到光绪八年（1882），黄教大寺庙1026所，僧尼491242人，加上其他派别的（包括部分甘、青、康藏族地区）寺庙25000余所，僧尼76万余人，据估计，约占当时藏族人口的二分之一。至此，喇嘛教已经走到它的反面。按黄教戒律，僧尼不得婚嫁；喇嘛一般不事生产，特别是不能从事农业生产。这对于藏族地区人口和经济的正常发展是极其严重的威胁，也危害了整个民族的发展。在蒙古地区，情况大体相似。
　　第十章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下）（公元11世纪一）
　　第一节 朝鲜民族佛教的形成及发展
　　高丽王朝的中后期（12世纪初至14世纪末）形成以曹溪宗为代表的民族佛教宗派，对此后以至现在朝鲜佛教的发展有决定性影响。公元1392年高丽都统使李成桂发动政变，废国王自立，迁都汉城，改国号为朝鲜，史称李氏朝鲜，简称李朝。李朝同高丽不同，历代国王基本奉行崇儒排佛的政策。但因为佛教已有长期流传的历史，深入民间，不仅简单易行的弥陀净土信仰和各种祈福攘灾的佛教十分流行，而且融会华严宗、禅宗和净土念佛法门的曹溪宗也相当流行，并且有所发展。
　　一、高丽王朝中后期佛教概况
　　与前期相比，中后期历代国玉更加崇奉佛教。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受菩萨戒，经常读经拜佛。常请禅僧说禅，设百座法会请僧讲经，举办各种修忏法会，或求雨，或祈福消灾，或求国泰民安，公元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北方契丹3次入侵，11至12世纪之交，女真入侵，13世纪，蒙古前后6次入侵。
　　在这种情况下，笃信佛教的国王一再到寺院设供，举办法会，甚至发愿和实施雕印《大藏经》，祈求佛菩萨和善神的佑助，击退外敌，国王滥建寺院，度良民为僧，向寺院施舍大量土地财物，对国家财政构成严重危胁。忠宣王五年（1313）让位于忠肃王，自为“上王”，每天饭2千僧，点2千灯，5日可饭僧1万，点灯1万，称之为“万僧会”。浪费之大由此可见。
　　由于佛教势力急剧膨胀，僧侣在政治上的影响也增大。
　　仁宗（1123—1146在位）宠信的僧人妙清，权势很大，最后谋反，遭到朝臣杀害。恭愍王（1352—1374在位）宠信僧人遍照（辛旽），让他参与国政，权力倾朝，“百官诣门议事”，后以“谋逆”罪被朝臣处死。此外，在明宗（1171年）和高宗时（1217年）都发生僧人武装暴乱事件，人数成百上千，被杀的很多。
　　关于高丽中后期社会上流行的佛教宗派，史书上有所谓“五教二宗”的说法。但具体所指，有不同的见解。常见的说法说：“五教”包括戒律宗、法相宗、法性宗（三论宗）、圆融宗（华严宗）、天台宗；“二宗”指禅寂宗（禅宗）以及新成立的曹溪宗（也属禅宗系统）。但在一般书中，“五教二宗”往往是整个佛教界的代称，如元宗二年（1261）“设五教法席于内殿”，十四年（1273）“幸贤圣寺，集五教两宗僧徒”，恭愍王十九年（1370）“设工夫选，大会两宗五教袖子”等等。“五教”简称“教”，指禅宗以外的以佛教经论为依据的宗派，“二宗”简称“宗”，指“教外别传”的禅宗。
　　为选拔高级僧人指导传教和管理僧尼事务，从高丽初期就开始设置僧侣考试制度，至宣宗时（1084—1094）制度已达完备。一般称此为“僧科”。僧科仿进士科举制，每3年一选，试以佛教经、论。到高丽末年以至李朝时期，禅宗僧则试以《景德传灯录》及高丽慧湛的《禅门拈颂集》；教宗僧则试以《华严经》及《十地经论》。通过僧科考试，僧人可得到不同的阶位。禅宗的法阶有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禅师、大禅师；教宗的法阶有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首座、僧统。全国最高的僧官是“王师”和“国师”。王师与国师必须从上述禅宗的禅师、大禅师和教宗的首座和僧统中任命。
　　高丽的僧尼管理制度是仿照唐宋而建立的。新罗时期已设僧官，高丽王朝继承并有发展，设左右街僧录司统摄僧众，主管一切佛教事务及宾馆威仪的事情。僧录司设僧维、僧正、副僧录、都僧录，统摄两街僧录的是左右两街僧统。
　　高丽末年，随着儒学的兴起，佛教的干政和日趋腐败，逐渐引起排佛之风。高丽忠烈王时（1275—1308）置国学，派人入元画回孔子和72弟子像供奉，购祭器及儒家经书，建大成殿和学宫，培养儒生。此后儒学渐兴，恭憨王十六年（1367）命郑梦周等为学官，增置生员，授朱亮《四书集注》，“程朱性理之学始兴”。郑梦周被推为“东方理学之祖”，令土庶仿朱子家礼，立家庙，奉祖先之把，致力发展儒学。辛昌（废王）时（1388）典法判官赵仁沃上疏指出佛教“固非所以治天下国家之道”，批评“近世以来，诸寺僧徒不顾其师寡欲之教，土田之租、奴婢之佣，不以供沸僧而以自富其身；出入寡妇之家，污染风俗：贿赂权势之门，希求巨利，其于清净绝俗之教何？”建议收土地于官府，对僧徒严加管理。恭让王二年（1390）儒者郑梦周上奏说儒者之道“至理存焉，尧舜之道亦不外此”，而佛教教人“辞亲戚，绝男女，独坐岩穴，草衣木食，观空寂灭为宗”，不是“平常之道”。此后，大司宪成石璘等人又上疏，批评佛教”无父无君”，“以毁纲常”，师其法必国灭绝祀。直到高丽灭亡前夕，大臣和儒者郑道传等多人连续上疏批评佛教妄谈祸福，劳民伤财，危害国家，应当革除。这些排佛之论，是李朝兴儒排佛的先声。
　　二、知讷和曹溪宗——朝鲜民族化佛教宗派
　　知讷（1158—1210），俗姓郑，自号牧牛子，8岁出家，年25在僧科考试中中选，在昌平清源寺学寮读《六祖坛经》，至：“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见闻觉知，不染万像（按，今本作“境”），而真性常在。”心下有悟。曾在下柯山普门寺读《大藏经》，得读唐李通玄《新华严经论》，对华严宗圆顿观门十分赞赏。后居公山居祖寺，立“定慧社”与同道好友坐禅修心。他在《劝修定慧结社文》中说：“迷一心而起无边烦恼者众生也，悟一心而起无边妙用者诸佛也”，主张“自修佛心，自成佛道”，“狂心歇处，即是菩提，性净妙明，非从人得”，可见他认为内心自悟是解脱的根本途径。此后移住智异山无住庵，“专精内观”，读宋代《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宋蕴闻集）中所说：“禅不在静处，亦不在闹处，不在日用应缘处，不在思量分别处，然第一不得舍却静处、闹处、日用应缘处、思量分别处参。”从中受到启悟，认为禅不过是“屋里事”。又读唐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最后居松广山吉祥寺（全罗南道界州郡），将“定慧社”移来，或修禅，或修头陀，或谈道。主要依据《金刚经》及《六祖坛经》，并采用李通玄《新华严经论》和《大慧语录》的观点。熙宗即位（1205）改此山寺为“曹溪山修禅社”。“曹溪”之名取自中国禅宗南宗创始人慧能传禅之地“曹溪山”（在广东曲江县境），故称曹溪宗。知讷的著作有《修心决》、《圆顿成佛论》、《看话决疑论》、《诫初心学人文》、《真心直说》、《法集别行录节要并入私记》、《华严论节要》等。弟子有慧湛、混元等。慧谌（1178—1234）著《禅门拈颂集》，集禅门公案1125则及诸祖师的拈颂文字，为后世禅僧科试的必读之书，另著《禅门纲要》等。
　　知讷的禅法理论主要有两点：
　　（1）心为觉悟之本，成佛不假外求。知讷认为众生与佛在本质上并无根本差别，皆具“真心”，（或简称“心”），只是众生不悟此心，使此心不能摆脱烦恼妄念的缠缚；佛则觉悟此心，使妄念烦恼得以断灭。他引证《华严经》、《般若经》、《涅槃经》等多种佛典，在《真心直说》、《修心诀》中对心性和修心作了详细论证。他解释“真心”时说，真心有种种不同名称，“心地”、“菩提”、“法界”、“如来”、“涅槃”、“如如”、“法身”、“真如”、“佛性”、“总持”、“如来藏”、“圆觉”皆为真心的异名；至于禅宗内部（“祖师门下”）随机立名，真心有时被称为“自己”、“正眼”、“妙心”、“主人翁”、“无底钵”等等。这种真心的本体“超出因果，通贯古今”，一切山河大地，草木丛林，“染净诸法皆从中出”。他认为此真心人人皆有，“圣凡本同”。“一切众生迷妄，盖迷此心也。一切行人发悟，盖悟此心也。一切诸祖相传，盖传此心也。”在他看来，此“真心”之体既是一切众生本有之“佛性”，也是一切世界发生之根源，又表现在“从朝至暮十二时中，或见或闻，或笑或语，或瞋或喜，或是或非”等“能见闻动作”之中。据此他强调，“若欲求佛，佛即是心”，只需自见自悟本有佛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自悟的方法是“息妄”修心：修心的方法分为十种，或通过“觉察”使妄念不生；或通过“休歇”停止思辨善恶；或通过“泯心存境”、“泯境存心”、“混心泯境”、“存境存心”、“内外全体”、“内外全用”、“即体即用”、“透出体用”的思虑观照，消除心与境、心与外、体与用的分别执著，最终达到“不分内外，亦不辨东西南北，将四方八西，只作一个大解脱门，圆陀陀地，体用不分，无分毫渗漏”这样一个至高圆融的精神境界。据称达到这种境界，“其妄自灭，真心即现”，就可获得超越生死烦恼的永久解脱。
　　（2）顿悟渐修和定慧双修的修行理论。禅宗北宗主张渐悟，南宗主张顿悟，后人对渐顿的解释也很多。知讷的《修心诀》用问答体也作了自己的回答。他认为要达到觉悟，不外顿渐两种法门，以前人和他自己的体验为依据，他认为一般人并不能在顿悟时断尽一切烦恼：“无始习气难卒顿除，故依悟两修，渐熏功成，长养圣胎，久久成圣，故云渐修也”。就是说顿悟之后还需渐修，以断除先天的情欲烦恼，然后才能成佛。
　　《坛经》讲：“心地无乱自性定，心地无痴自性慧”，主张“定慧一体”。知讷接受这一说法，对顿悟渐修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认为，如果修习“自性定慧”，即领悟自性本来“无乱”、“无痴”，任运寂知，原自无为，即为顿悟法门，如果修行者素质优越（机胜者），顿悟之后无需再行渐修，这种顿悟叫做“自性定慧”。但一般人虽能达到顿悟，仍随环境产生喜怒之精，故需再修“随相定慧”仍对治烦恼，达到解脱。这与素质低下修习渐悟法门者，仍有不同。他虽重视坐禅修心，但认为也不应执著于避乱求静。他引《永嘉证道歌》说：“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
　　知讷的曹溪禅影响很大，已超过禅门九山，后来由中国临济宗传入者，也用曹溪宗的名义传禅说法。在这方面，高丽末年的太古普愚和懒翁慧勤是突出的代表。
　　普愚（1301—1382），俗姓洪，号太古，年13出家，访道于迦智山掸寺，在僧科考试中中“华华选”，先后参“万法归一”、“狗子无佛性”等禅门公案，后在三角山重兴寺东建一庵，名曰“太古”。元至正六年（1346）入燕京，第二年到江南湖州（浙江吴兴）霞雾山参石屋清珙禅师。清珙是临济宗第十八代禅僧。普愚见他时献上自作的《太古庵歌》，其中有：“念未生时早是讹，更拟开口成狼藉，经霜经雨几春秋，有甚闲事如今日”，“道不修，禅不参，水沉烧尽炉无烟”。清珙用“牛头未见四祖时，因甚百鸟衔花”的公案试他的禅机，他的回答得到清珙的印可，授给袈裟。普愚回国后被恭感王封为王师，后住小雪山寺，此后又游历各地，向僧俗信徒传禅说法。死后赐谥号“圆证”。（维昌《圆证行状》）弟子把他的法语、颂歌集为《太古和尚语录》。
　　普愚传临济禅法，受南宋大慧宗杲的影响，鼓吹看话禅，重视参话头，并结合以净土信仰。他说极乐净土的阿弥陀佛“是人人个个之本性，有大灵觉，本无生死”，“以要言之，则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心净即佛土净，性现即佛性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心即佛，佛即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若要念佛，只是“念自性弥陀”，这样反复观念，就会看到阿弥陀佛出现。这种念佛禅也成为后来朝鲜曹溪宗特色之慧勤（1320—1376），旧名元慧，俗姓牙，年20岁为求“超出三界，利益众生”投功德山妙寂庵出家，元至正十八年（1358）到燕京法源寺，初参印度指空和尚，二年后南下到平江府（江苏省苏州）休休庵结夏，后参净慈寺蒙堂和尚。蒙堂问：“你国还有禅法也无？”慧勤答曰：“日出扶桑国，江南海岳社，莫问同与别，灵光亘古通。”又参平山处林禅师（临济宗）第18代）。处林问他曾见过什么人，答，“曾见西天指空来。”又问指空平时做什么，答常用“千剑”，处林曰：“指空千剑且置，将汝一剑来。”慧勤即用座具朝处林打去，处林倒在禅床，大叫：“这贼杀我！”慧勤便扶起说：“吾剑能杀人，亦能活人！”由此得到处林的印可，数月后授以法衣和拂子，为他送行。慧勤回国后被恭愍王封为王师，后住松广寺，传临济宗禅法。死后諡“禅觉”（李穑《禅觉塔铭》）。有弟子混修编的《懒翁和尚记录》行世。慧勤继承临济宗的“大机大用”，“彻骨彻髓”的禅风，传禅语录活泼直率。
　　高丽时期中国法眼宗也传入朝鲜。法眼文益（885—958）门下有高丽僧慧炬、灵鉴，法眼宗二世永明延寿门下有高丽僧圆空等36人，回国后“各化一方”。高丽国遣使求延寿所著《宗镜录》，取回国内流通。高丽中后期曹溪宗兴起，法眼宗在朝鲜逐渐不闻于世。
　　在居士中也有著名的禅宗信徒。李资玄（1061—1125）比知讷略早。他曾中进生，任大乐署丞，后弃官隐栖，因读《雪峰语录》而大悟，历访名山，住入清平山文殊院，广读佛经，特别爱读《首楞严经》，从中受到启悟。应睿宗咨问禅理，撰《心要》一篇呈上。后为学者开讲《首楞严经》。死后，仁宗赐谥“真乐公”。著《追和百药道诗》、《禅机语录》等，对朝鲜禅宗有一定的影响。
　　三、佛教《大藏经》的雕印——《高丽藏》
　　朝鲜直接从中国移植佛教，各派听依佛典都是来自中国历代的汉文经籍。最初是手写抄本，后传入宋初雕印的《大藏经》。
　　宋初雕印的《大藏经》一般称《开宝藏》，刻印于宋太祖开宝四年（971）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收佛典5048卷。高丽成宗八年（989）派僧如可人宋请赐《大藏经》，宋太宗即赐给《开宝藏》一部。成宗十年（991）韩彦恭自宋归国，又带回一部《开宝藏》。此后又有多部雕印藏经传入高丽。
　　高丽后来以北宋藏经为主要依据，先后两次雕印《大藏经》，一次雕印《续藏经》。
　　《初雕大藏经》
　　高丽显宗二年（1011），因契丹发兵入侵朝鲜，显宗率群臣向佛菩萨发愿雕印《大藏经》，命崔士威主持。大约到宣宗四年（1087）雕印完成，基本上是宋《开宝藏》的复刻本。其板木存在国都开城的符仁寺，13世纪30年代蒙古入侵，焚于战火。现仅发现很少的流散本。
　　《续藏经》
　　义天在宣宗二年（1085）入宋，在杭州慧因寺跟净源学华严宗，此后又访其他名寺高僧。他到处搜求佛典章疏。三年后回国，带回各种佛典章疏一千余卷，于兴王寺置“教藏都监”，主持雕印之事。又写信求购佛书于宋、辽和日本，得4千卷以上。他在宣宗七年（1090）编成《新编诸宗教藏总录》3卷，为5048卷佛书著录，其中有唐宋及辽的佛教著述，也有新罗、高丽僧人的著述。由兴王寺“教藏都监”雕印《续藏经》。现残存部分，于日本、朝鲜发现，如唐澄观《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华严经行愿品疏》、新罗崔致远《法藏和尚传》等。
　　《再雕大藏经》
　　现在通用的《高丽藏》即为高丽再雕本《大藏经》。据高丽李奎报《大藏刻板君臣祈告文》，高宗二十四年（1237）因蒙古军入侵，高宗与文武群臣发愿再雕印一部《大藏经》，至高宗三十八年（1451）历经15年完成，雕版8万多块，后移至今庆尚南道陕川郡伽那山海印寺，故《高丽藏》也称《海印寺版藏经》。其中除收《开元释教录》所列入藏经典外，还收《贞元续开元录》所录和部分宋译经典。全藏共628函，1524部，6558卷。
　　在《高丽藏》雕印过程，僧统守其用《开宝藏》、《契丹藏》及高丽初雕本藏经互相对校勘正，此后将其结果整理成《高丽国新雕大藏校正别录》30卷，也收在《高丽藏》中。
　　四、李朝的崇儒排佛和佛教的衰微
　　李朝（1392—1910）是朝鲜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初期实行科田法，按新贵族、官僚的等第授与一定数量的收租地（科田），强化中央集权，农业和工、商业有所发展。16世纪末，日本丰臣秀吉派兵侵略朝鲜，李朝联明抗日，击败了这次入侵。17世纪中叶以后，社会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动乱很多。19世纪中叶，美、法等国侵犯朝鲜，被人民击退。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从此朝鲜逐渐被日本控制，1905年沦为日本的附属国，1910年被日本吞并，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始复为主权国。
　　在文化上，李朝基本采取崇儒排佛政策。高丽末年兴起的儒学，到李朝时又有发展。设国学乡校，传授儒家经典，因受宋、明朝影响，尤重程朱性理之学。设置科举取士之制，选取儒者为官。佛教经高丽王朝的发展，势力已很大，寺院遍于全国，占有很多良田和奴婢，对国家的财政和统治有潜在的威胁。继高丽未年儒臣排佛之议，李朝也多次发生排佛言论。从历代国王看，太祖和世祖继续崇佛，但太宗、世宗以及燕山君等主张排佛。后者推行抑制和排斥佛教的政策影响很大。到李朝末年，虽然佛教信仰仍在广大人民之间流行，但僧尼被迫居于深山寺院，而且社会地位低下。佛教已趋衰微的境地。
　　1.对佛教的削弱和限制
　　太祖以祟佛著称，尊曹溪宗僧自超为玉师，又任天台宗僧祖丘为国师，建兴天寺作为修禅道场，建兴德寺作为教宗道场。然而他也同时看到佛教失控带来的弊害。他说：“佛氏之道，当以清净寡欲为宗。今住寺院者，务营产业，至犯其所谓色戒恬不知愧。身死之后，其弟子有以寺社及奴婢称为法孙相传，以至相讼。予自潜邱，思革其弊。其令有司，勘究以闻。”但直到太宗之时，才开始对佛教采取实际的排斥措施。
　　太宗（1401—1418在位）时规定全国各宗派可留置寺院的限额：曹溪宗、总持宗共70寺，天台疏字宗、天台法事宗合43寺：华严宗、道门宗合43寺；慈恩宗36寺：中道宗、神印宗合30寺；南山宗、始兴宗合10寺。令裁减下来的寺院沙门还俗，土地归国有，奴婢由政府处理，又下令严格出家为僧的度碟制度；废除历代沿续下来的任命王师、国师的做法；废止在王陵墓附近建立寺刹的惯例。
　　世宗（1419—1450）以儒教为国教，置集贤殿以振兴学问，确立了李朝崇儒的文教体制。他同意臣下的奏议，对佛教各宗进行合并，确立了教禅二宗的管理体制，下令禁止每年春天沿街诵《般若经》的“经行”活动。
　　成宗（1470—1494在位）时下令撤毁汉城内外的尼寺23所，严禁度僧，检查出僧中无度牒者令其还俗。
　　燕山君（1495—1505在位）大力推行排佛政策，废除僧科考试选拔高僧的制度，把禅、教二宗的管理教务中心（都会所）移到城外，废除京城内的一切寺社，把世祖时兴建的圆觉寺改为“妓坊”，把儒教学府成均馆改为“宴乐之所”。
　　中宗四年（1509）下令把都城内的一切寺刹皆废为公府。由于僧科选拔制度的废除，对僧尼放松管理，到中宗后期，寺院成为游民与盗贼栖息之所，中宗三十年（1535）领议政金谨思等议：“这罪逃役偷盗无赖者，以寺刹为之窟穴，其土著良丁亦聚莫就农。僧俗混淆，良盗杂揉，连结为奸，出没行劫，靡所不至”。
　　此后，经朝明联合抗日战争，僧人武装从军、曾立功黜，佛教情况稍有转机，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李朝崇儒排佛的政策。显宗即位（1660）下令禁止良民削发为僧，犯者一律还俗。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天主教在朝鲜发展迅速，李朝采取严厉镇压政策。为此，对佛教的抑制有所放松，原来禁止僧尼入城的禁令也渐废止。随着日本的入侵和吞并，朝鲜佛教被纳入日本统治者的严密控制之下。
　　2.禅教二宗体制和僧官制度
　　朝鲜佛教的诸多宗派，大多数直接源于中国，也有的是据中国汉地佛教著作由自己创立的，但都带有自己民族的特色。这些宗派的传承关系，不都十分清楚。高丽时期有“五教”之法，也只是一种概说。义天之时有六宗存在，即：戒律宗、法相宗、涅槃宗、法性宗（三论宗）、圆融宗（华严宗）、禅寂宗（禅宗）。到知讷创立曹溪宗，发展为七宗，统称“五教二宗”。到李朝之时，则变为曹溪宗、总持宗（密宗）、天台疏字宗、天台法事宗、华严宗、道门宗、慈恩宗、中道宗（三论宗）、神印宗（当为密宗）、南山宗、始兴宗等11宗。
　　李朝世宗六年（1424）对上述11宗又进行合并，中道、神印合为中神宗，总持、南山合为总南宗，天台疏字、天台法事合为天台宗，华严、道门合为华严宗，此外尚有曹溪宗、慈恩宗、始兴宗，共7宗。此后，为加强对佛教的管理和削减佛教势力，世宗又将7宗合为禅、教二宗，即：将曹溪、天台、总南3宗合为“禅宗”，将华严、慈恩、中神、始兴4宗合为“教宗”。选择36寺分属禅、教2宗，各配定量僧人，给寺院田地。取消原来统管全国僧尼事务的僧录司，将原来僧录司的奴婢384人分给禅、教2宗。2宗的事务分别由设于汉城兴天寺的禅宗都会所和兴德寺的教宗都会所管理。
　　禅教2宗每3年通过僧科考试选拔教务人才，授以僧阶。禅宗的僧阶是大选、中德、禅师、大禅师。从大禅师中选任兴天寺住持，即禅宗都会所的“禅宗判事”，则称为“都大禅师”。教宗的僧阶是大选、中德、大德、大师。从大师中选任兴德寺住持，即教宗都会所的“教宗判事”，则称之为“都大帅”。担任各寺往持的，要从禅教二宗的中德以上僧阶的人中选任。至僧科废止，情况有些混乱，此后虽一度恢复僧科，但已不同以前了。
　　宣祖（1567—1607在位）以后，因西山休静等禅师率僧兵在抗日卫国战争中立有战功，授予僧职，任休静为“禅教十六宗都总摄”，继休静为都总摄的是他的弟子惟政。此后担任管理南汉山城修筑职务的僧人也被授于都总摄之号。到仁祖（1623—1649在位）时江陵的月精寺、茂朱的赤裳山城、奉化的觉华寺、江华的传灯寺等四寺住持，曾担当过守城之任，也被授“总摄”之职。此后建的一些表忠祠等，也置都总摄，但主要是掌管祈祷修法事务。任水原的龙珠寺的住持，称“八道部僧统”，负责检查全国僧尼风纪。
　　3.休静及其门下
　　公元1591年，日本丰臣秀吉悍然派兵入侵朝鲜，第二年（壬辰年）日军攻陷汉城，史称“壬辰之乱”。此后，李朝联合明朝展开了英勇的抗日卫国斗争。朝鲜名将李舜臣与明将李如松、邓子龙协力，在1898年把日军最后逐出朝鲜。在朝鲜存亡的危急关头，爱国禅僧休静及其弟子戎马上阵，立有战功。
　　休静（1520—1604），号清虚子，久住妙香山，世称西山大师。俗姓崔，21岁出家，从曹溪宗一禅（1488—1568）受戒，后到灵观（1485—1570）门下参禅。30岁经禅科考试，从大选升至教宗判事、禅宗判事。37岁舍职入山教授弟子。宣祖时一度因受诬告入狱，出狱后名声越来越高。日军入侵，宣祖任命他为“八道十六宗（按，禅、教二宗，八道合为十六宗）都总摄”，使募僧为兵。休静以73岁的高龄在顺安的法兴寺集僧1500人，并向全国寺院传械号召义僧从军卫国，弟子惟政在杵城乾凤寺集义僧700人，处英在全罗道集义僧1000人，灵圭在公州的甲寺集义僧700人，会兵归休静统一指挥。休静的僧兵与明军统帅李如松配合，在牡丹峰战役中表现英勇，在收复平壤、开城和汉城中也立有战功。宣祖回到汉城时，明将李如松给休静送帖嘉奖，题诗曰：“无意图功利，专心学道禅，今闻王事急，总摄下山颠。”后因年老，把“都总摄”及事务交任弟子惟政、处英，往来各山寺刹教导弟子（李廷龟《休静大师碑铭》）。著有《禅家龟鉴》、《三家龟鉴》、《禅教释》、《清虚堂集》、《云水坛》等，对李朝末期的佛教有较大影响。休静有弟子千余人，以惟政为嗣法弟子，此外，彦机、太能、一禅也有名。他们四人的法系各成一派。休静在与日军对阵中多得力于惟政及处英、敬轩、灵圭的帮助。灵圭阵亡于锦山之役。休静的法系在战争结束后占据全国寺院的主流，一直影响到现在。
　　休静是朝鲜曹溪宗祖师之一，上承知讷，又受他师承的正心——智严一系的影响，实际属临济宗禅法。据他所著《禅家龟鉴》，可概述为四点：
　　（1）重心性、圆相，说“禅是佛心，教是佛语”。休静认为，心性佛性虽为“诸佛之本源”，但不可用文字语言表达，借怀让的话说，“说似一物即不中”，用图表示是一“○”（圆相），直接悟解这种佛心的，就是禅宗。但众生的素质不同，为了适应传教、解悟的需要，又不能不借用语言文字“随缘”解说，形成通过言教传法的“教宗”（华严宗等）。他说：“世尊三处（传说释迦于多子塔前分半座，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涅槃后从棺中示双脚背）传心者为禅旨，一代所说者为教门。故曰：“禅是佛心，教是佛语。”他对禅、教的分辨，一是说禅宗优于教宗，二是据实际传教需要，说教、禅均不可缺。李朝虽并七宗为禅、教二宗，实际上以曹溪宗为代表的禅宗则据全国佛教的主流。休静的理论对这一现况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2）顿悟渐修与融会禅、教。高丽和李朝虽分禅与教，但兼习禅、教的僧人很多，在诸教中尤以华严宗影响最大。
　　休静虽一再强调禅宗是“直入菩提正路”，但又认为，离开言教不可能使一切人内心自悟。他说，学者应先通过言教，了解“不变、随缘二义，是自心之性相；顿悟、渐修两门，是自行之始终，然后放下教意，但将自心现前一念，参详禅旨，则必有所得，所谓出身活路”。此外，修禅悟道还必须“持戒”、“护三业”、“断贪欲”，也需借言教才行。因此，除了所谓“上根大智”者外，教门是不可缺的，此即谓之“理须顿悟，事非顿除”。
　　（3）重视参话头，强调“参活句”。休静继承中国临济宗“参话头”的禅风而有所发展。他强调，对所参活头应从提出疑问开始，通过参究得到觉悟，所谓“大疑之下，必有大悟”。他提出常参的话头有“狗子无佛性”、“庭前柏树子”、“麻三斤”之类，认为只要真心参究、都可过关斩将，佛祖可期。他同时又强调，这种参究，“须参活句，莫参死句”。所谓“活句”，亦名禅宗“经截门”，他指的是言说道断，思虑路绝。“没心路，没语路，无摸索故也”，所谓“死句”，属教门的“圆顿门”，他指的是以正常的推论思维去理解领悟，即“有理路，有语路，有闻解思想故也”。由“参活句”所要达到的精神境界叫做“无念”，也就是《坛经》提倡的宗旨。休静说：“见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名无念，无念名解脱”。还说：“禅门密旨，则本无一念”。
　　（4）主张“念佛”应“心口”相应。高丽时代曹溪宗普愚曾主张“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将禅与净上统一起来。休静说：“念佛者，在口曰诵，在心曰念，徒诵失念，于道无益”，而主张“心口相应”。他认为从“本门”（意指“真谛”）说，心外无佛，“守本真心，胜念十方诸佛”，但从“迹门”（意指“俗谛”）说，“实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念佛十声，可往生极乐净土。
　　休静的嗣法弟子惟政（1544—1610），字离幻，号泗溟，又号松云，俗姓任，自幼学儒书和李、杜诗，出家后在休静门下受禅法，壬辰抗日卫国战争中集僧兵于休静麾下，多立战功。战后奉国书到日本媾和，带回被俘男女3500人。有《泗溟堂大师集》行世。弟子应祥（1571—1645）继师形成曹溪宗的松云派。
　　彦机（1581—1644）是休静的另一位弟子，号鞭羊堂，著《鞭羊堂集》。他的法系称鞭羊派。
　　太能（1562—1649）从休静受禅法，在壬辰卫国战争中从军御侮。因号逍遥，他的法系称逍遥派。
　　一禅（1533—1608），号静观，休静弟子。门下开静观派。
　　与休静同时在佛教界有重大影响的禅僧是善修（1543—1615）。他与休静一样都曾在灵观门下受禅法，曾受到光海君（1608—1622）的崇信。弟子党性（1575—1660）在壬辰卫国战争中立有战功，任判禅教都总摄，后受任八道部总摄负责修筑南汉山城，明崇祯九年（1636）清兵从北方入侵，他召僧数千人组成“降魔军”北上，闻清兵已退而还。善修的门下共分为7 派，以党性的一派势力最大。
　　从高丽知讷以来，曹溪宗既无严格的组织系统，传法世系也不明确，至李朝时一些禅僧皆自命曹溪禅系，而在曹溪宗内实际传播的主要是临济禅法，一些禅、教二宗的僧人往往禅、教双修。休静先任“教宗判事”，又任“禅宗判事”，壬辰卫国战争中受任“禅教十六宗都总摄”，弟子也继任此职，可以说明李朝禅、教二宗融合的情况。李朝佛教至休静及其初代弟子时，稍见恢复，但经过不到半个世纪又受到压抑，日渐衰微。朝鲜在20世纪初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
　　五、朝鲜近现代佛教
　　继中英鸦片战争之后，法、美等国也开始派军舰侵扰朝鲜。此后日本利用它迅速发展起来的军事实力和在地理上邻近朝鲜的条件，在侵略朝鲜方面走在西方列强的前边。1876年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使朝鲜沦为它的半殖民地；1905年又强迫朝鲜签订《日韩保护条约》，掌握了朝鲜的内政、外交、军事大权，进一步成为朝鲜的保护国：1910年迫使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占领了朝鲜。
　　在日本占领朝鲜期间，加强了对僧尼和寺院的控制，同时扶植日本佛教各派来朝鲜，扩大日本佛教的影响。
　　1911年，日本殖民政权“总督府”颁布“寺刹令”及“施行规。则”，规定全国置30个本山，各置住持；各本山再各置统辖下属寺院的“本末寺法”；有关寺院僧尼事务及寺刹土地财物皆受总督府的监督和控制。同时还规定日本的所谓“纪元节”（建国纪念日）、“天长节”（天皇诞生日）、新尝节、神尝节（皆为神道教节日）、孝明天皇祭等，均须列入寺院的“恒例法式”之中，把寺院佛教活动作为奴化朝鲜人民的重要措施。此后又成立了“佛教振兴会”及“禅教两宗三十大本山联合事务所”等佛教组织。有不少朝鲜佛教僧侣被派往日本佛教系大学留学，日本各宗也纷纷到朝鲜传教。由于受日本佛教影响，朝鲜佛教的结构有了变化，在教团内分成继续遵守汉译戒律的独身僧和带有妻室的僧人两派。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平壤设立佛教总教院，后改为佛教徒联盟中央委员会。美国侵朝战争，寺院受到严重破坏。1953年停战以后，修复寺院60余所。
　　韩国的佛教相当盛行，仍以曹溪宗最有势力。50年代以来，曹溪宗内部的独身僧派与娶妻僧派之间曾多次发生纠纷，后来娶妻派僧侣分离出去另成立了太古宗。在曹溪宗、太古宗外还有新兴佛教宗派圆佛教、真觉宗、元晓宗、佛入宗等等。
　　曹溪宗尊新罗时代迦智山禅派创始人道义为宗祖，以高丽知讷为本宗创立者，以知讷开创的“曹溪山修禅社”（在今全罗南道界州郡松广寺）为本山。最高首领称宗正，下设监察院、总务院、中央宗会。总务院下没有24个本山，本宗设立东国大学，还设有很多大专和中专学校，拥有寺院1315所，僧13000人，信徒约450万人（1971年统计）。
　　太古宗，创于1970年，虽在宗旨和传承历史上与曹溪宗一样，但以高丽时代晚期的太古普愚为宗祖。在修行方法上强调参禅、念佛与读经相结合。以汉城法轮寺为本部，最高僧职是宗正。成立初期有寺1601所，僧2304人，信徒128万多人。
　　圆佛教，由全罗北道的朴重彬（法号少太山）在1924年创立，第二次大战后他的弟子对本教有较大发展，将宗教教化、教育、开办社会慈善事业结合起来，发展教团。以一圆相表示法身佛作为信仰对象，提倡精神修养、智慧锻炼（研究）和正义实践（取舍）。设有禅院和大中学校，以圆光大学比较有名。另有孤儿院、养老院、医院等福利设施，还开办农场、工厂等企业。
　　此外，韩国还有真言宗、佛入宗、净土宗、元晓宗、龙华宗、天华佛教、普门宗、弥勒宗、法华宗、华严宗、总和宗、一乘宗、天台宗等许多小教派。
　　第二节 日本民族佛教宗派的形成和发展
　　平安时代后期，随着班田制的破坏，庄园制有了很大发展。拥有强大庄园经济势力的公卿贵族在朝廷占有重要地位。藤原氏一族庄园遍国，身为外戚，从9世纪中叶到11世纪末的200年间以“摄政”、“关白”名义垄断朝政，天皇大权旁落。10世纪以后，以直接经营庄园的庄官和郡司、土豪等为代表的武士阶层兴起。天皇在与藤原氏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常借助地方武士的力量。在这当中，佛教寺院曾起了特殊作用。白河天皇（1053—1129）退位后自任上皇（1086年），没“院厅”听政，此后出家称“法皇”继续听政，白河天皇后，鸟羽、后白河、后鸟羽诸天皇都在成年出家称“法皇”掌握实权，史称“院政”。院政实际是皇室联合下级贵族和地方武士反对藤原氏势力的政权形式。院政末期，武士阶层以皇室出身的地方豪族源、平二氏为中心形成关东和关西两个武士集团，它们之间互相斗争，平氏集团一度获胜掌握政权。公元1185年，以源赖朝为首的关东武士集团灭平氏，夺得政权。
　　源氏在镰仓设立幕府，开始了幕府执掌政权的武士统治的时期。镰仓幕府结束（1333年）后，经历了室町幕府（1338—1573）和江户幕府（1603—1867）两个时期，都是幕府掌握实权，天皇只拥有虚位。
　　在这一期间内，日本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有很大发展，兴起不少城市，文化教育也越来越普及。在宗教方面，镰仓时期产生的一些带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发展迅速，旧有的佛教宗派也吸收日本民间信仰和习俗有新的变化。此外，还从中国传入了禅宗的临济、曹洞二宗，受到以幕府为首的武士的支持。
　　一、镰仓时期的新佛教宗派
　　1.源空和净土宗
　　源空（1133—1212），号法然、黑谷，俗姓漆间，美作（今冈山）人。13岁登比叡山研学天台宗教义，因读源信《往生要集》对净土教义发生信仰，后读中国唐善导的《观无量寿经疏》受到启发，创立日本净土宗，提倡称名念佛法门，受到贵族、武士和下层民众的皈依。
　　源空所著的《选择本愿念佛集》（简称《选择集》）对净土宗的基本教义作了论述。全书由佛经摘录和评述两大部分组成。从他的引证来看，中国北魏昙鸾的《往生论注》、唐道绰的《安乐集》、善导的《观无量寿经疏》等著作对他影响最大。他根据这些著作对一切佛法作了分类（“判教”），把真言、佛心（禅）、天台、华严、三论、法相等宗皆归为“圣道门”之内，认为皆属“难行道”；而把阿弥陀净土之教称为“净土门”，认为是“易行道”，把《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和《往生论》作为净土宗的基本经典。认为当时佛教已进入“末法”时代，劝人们不要信奉深奥难懂的“圣道门”诸宗，而应信仰简单易行的净土宗。
　　源空继承善导的“口称念佛”说，说修行有正行、杂行，而口称“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正定之业”，佛的一切智慧、神通、功德都包容在阿弥陀佛的名号之中，因此唱诵名号即可“除罪”，往生净土。他反复强调：“往生之业，念佛为本、“所谓本愿念佛者，即口称佛名号也”；“修之者，乘彼佛愿，必得往生”。
　　源空以中国的菩提流支、昙鸾、道绰、善导、怀感、少康为祖师，其中又特别崇敬善导。他以继承他们之后自任，在日本到处宣传净土信仰。
　　净土宗由于教义简单，方法易行，创立后迅速传到日本中部和东部一带地方。源空死后，因弟子对教义有不同的理解，分成许多派别，其中对后世发生影响的有镇西派和西山派。净土真宗实际上也是净土宗的支派。
　　2.亲鸾和净土真宗
　　亲鸾（1173—1262）。亦名绰空、善信，京都人。9岁出家，在天台宗比叙山曾做堂僧，读过源信的著作，后又学奈良诸宗教义，29岁师事源空，专修净土法门。承元元年（1207），政府下令禁止专修念佛，亲鸾被流放到越后（今新泻），改名“愚秃亲鸾”，娶惠信尼，有子女六人。遇赦后，到关东广大地区农民之中发展信徒，形成许多信徒集团。晚年回京都专事著述，所著《教行信证》（全名《显净土真实教行证文类》），影响最大。
　　亲鸾的《教行信证》论述了他创立的净土真宗的基本教义。书中引佛经和中国昙鸾、道绰、善导的著作很多。他以印度的龙树、天亲（世亲），中国的昙鸾、道绰、善导，日本的源信、源空为净土真宗的七祖。称昙鸾为“本师”，赞颂他的《往生论注》，说此书阐明“往还回向由他力，正定之因唯信心”，并且对唐代道绰、善导倡导净土念佛法门也大加称赞。
　　亲鸾在书中从教、行、信、证四个方面论述净土真宗教义。“教”指经典，认为唯有《无量寿经》才是佛的真实之教，而《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属“方便之教”；“行”指修行内容，即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说称弥陀名号可得大功德，可乘弥陀的“他力”往生净土成佛；“信”指对阿弥陀佛的“本愿”（第十八愿）和佛力的绝对信心，说有此信心并发愿往生西方净土，就可凭借佛力往生净土“证大涅槃”；“证”即修行结果，说具备对弥陀净土及其愿力的绝对信心，死后即可达到不退转的菩萨之位，就可达到“无上涅槃”。
　　亲鸾特别重视对阿弥陀佛净土法门的信心。他在就“行”与“信”的关系进行解释时说：“真实信心，必具名号，名号不必具愿力信心”，意为有了对弥陀净上及其愿力的信心，也就具备了称名念佛之行；而只有“行”，则未必有“信”。他认为成为往生净土之因的，不是口称念佛的“行”，恰恰是内在的“信”（信心、信念）。因此说：“一念是名一心，一心则清净报土真因也”。但他也不是废止称名念佛，认为这样做可以导致产生对弥陀净土的信心，并且也是报答“佛恩”的表示。
　　亲鸾的净土真宗与源空的净土念佛宗相比，因为不重视口称念佛，而以“信心为本”，这更简化了修行的方法，因此更受到广大下层民众的欢迎。他传教的重点是农民、渔民、猎人、手工业者等。这些人从事农牧渔猎等生产活动，不可能不伤生杀生，而且又贫困无文化，没有条件施财、造塔寺、诵经等，按照佛教的传统说法，他们当中不少人属于“恶人”。
　　但亲鸾正是把一切“凡夫”、“恶人”作为净土真宗争取的对象。为此他在教义理论上指出了“恶人正机”说。他在《教行信证》中明确地表示任何人都可以产生信心，都可成佛，这与一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年龄性别、有罪无罪没有关系。所谓“恶人正机”中的“正机”，即“正因”（素质），指“真正往生的对象”。说“恶人”不可能靠自力修行为善达到解脱，他们正是阿弥陀佛发下弘愿所要拯救的对象，一切犯恶逆大罪的人，包括善性灭绝的恶人（“一阐提”），都可往生成佛。他甚至说：“善人尚能往生，何况恶人哉！”（《叹异抄》）以“恶凡人为本，善凡夫为傍”。把恶人作为争取入教的基点，自然也可以把其他自认为行善积德的人吸收进来，有利于扩大净土真宗的势力。
　　亲鸾净土真宗的“信心为本”和“恶人正机”说，是既不同于日本净土宗，也不同于中国净土宗的特点。用这种教义进行传教，不仅可以争取社会下层各种职业的民众，而且对以从事征战杀伐为业的广大武士也有很大吸引力。
　　因为净土真宗强调阿弥陀佛的愿力（他力），强调对弥陀愿力的绝对信心，所以对信徒不强调在家和出家，也不重视持戒修行，认为遵从一般社会道德习俗即可。亲鸾自己有妻室儿女，也不禁止食肉，这对真宗的迅速传播十分有利。
　　亲鸾死后，净土真宗发生分裂，到江户时代以后逐渐形成西本愿寺派、东本愿寺派（大谷派）、高田派、佛光寺派、木边派、兴正寺派、出云路派、山元派、诚照寺派、三门徒派，统称“真宗十派”。其中以亲驾后裔为教主的西本愿寺和东本愿寺派的势力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