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前禅影（三）

灯前禅影（三）两岸猿声啼不住 王开府 台湾师大国文系教授87.8.9
　　泰国著名的法师阿姜查在他的譬喻集《森林里的一棵树》中，有一段题为“木头”的生动譬喻，大意如下：
　　一块“木头”扔进河里，如果它不腐朽或停滞在河岸的任一边，终究会漂流入海。木头犹如“心”。河岸的一边代表贪爱，另一边代表嗔恨；或者一边是快乐，一边是不快乐；一边是自我苦行，一边是感官享乐。其实，爱、恨、苦、乐的真面目，只是感觉而已。有这样的觉悟，心就不会轻易地漂向这些感觉而被束缚。心由中道而行，不去滋养这些感觉，不去执著它们，心终会自由无碍地流入“涅槃”海，达到真正的宁静。
　　这样让心不停滞于两岸，自由无碍地漂流入涅槃海，正如李白〈下江陵〉所描写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阿姜查法师自述读过有关禅宗的书，在《菩提道》〈真理的两面〉一文中，他提到六祖“风动幡动”的公案，并说：“如能如理思惟，那么将一物不存，它是空的----幡也空、风也空。”当幡在风中飘动，到底是风动还是幡动呢？两位僧人争论不休，惠能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僧人的心漂向感觉，而起了分别执著，或执著于风，或执著于幡，更执著于动静的分别，心失去了真正的宁静，这正是六祖所说的“心动”。传为六祖的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既然悟得“本来无一物”，风、幡、动、静岂不都只在人心的感觉中，甚至“心”也非真实的存在。阿姜查说“一物不存”，和六祖所说无异。南传佛教的教法，和中国禅宗，其实殊途同归呢！
　　岂只爱、恨、苦、乐、风、幡、动、静，在人心的感觉中，不离心而独存；善、恶、有、无，也在人心的思惟中，不离心而自生。当心起了善、恶分别而执著一端时，它已离开中道，而漂向一边了。六祖对惠明说：“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这句话指点出，由于不落善恶的分别思惟，才能发现自己的生命真相。究竟哪个是“本来面目”？并无具体固定的面貌可以指认。“本来面目”是本无面目的，所谓“本来无一物”。
　　对善、恶都不执著，在阿姜查的教言中随处可见，如：
　　人们一味地寻求善，试图抛弃恶，但是，他们却没有学习非善和非恶。……如果只取善，恶一样会随至；如果只取乐，苦同样随至。训练你的心，直到它超越善、恶。此时，修行才算告一段落。（《森林里的一棵树》〈刀子〉）
　　我们不求恶，也不求善；我们不求负担，也不求轻松；不求幸福和痛苦。像这样地，当我们的欲求终止，宁静便稳固地建立了起来。（《菩提道》〈与眼镜蛇同住〉）
　　为什么连善也不求呢？阿姜查认为，当认识善、恶后，人们试图去执著善，苦就尾随而至了。人们说：“我要成为这样子、那样子。”但从不说：“我什么都不做，因为实际上根本没有‘我’。”他们达到善，就迷失在其中。假如是真正清净的话，心应该超越善恶，甚至超越清净，这就是修行结束的时候。阿姜查在《静止的流水》中开示说：“我们首先必须先‘取’，这是欲求没错。可是，未来它会引领我们到‘波罗蜜’。……善和恶，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要放下。我们不要愚痴地去执著事物，但要以智慧来‘取’它们。……让心如此来了解这种方法，并使智慧生起。一旦心拥有了智慧，还有什么需要去寻求呢？”
　　泰国另有一位知名的佛使比丘，在《生命之囚》一书也指出：“只要执著事物为‘我’或‘我所有’，便会产生系缚，而人一旦陷入系缚之中，就好比身陷囚狱一般了。”于是，他提出一些惊人之语：“道场是囚牢。”“师父是囚牢。”“神圣是囚牢。”“善是囚牢。”“清净是至高无上的囚牢。”这让我们想起老子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不贵其师”，禅宗的“呵佛骂祖”，达摩回答梁武帝的“廓然无圣”。佛使比丘并非故弄玄虚，他对此颇有切中肯綮之论：
　　人们狂热于善、迷醉于善、迷失于善，直到善变成了一个问题。因此务必要相当小心，不要让善变成一座囚牢。……人们一旦执著善，便为善所系缚，就会向著至高无上的善前进，那时，无上的善也会变成无上的囚牢。
　　宋明理学受佛学影响，也有超越善恶之说。朱子便以南宋理学家胡五峰“性无善恶”说，出于东林常总禅师（见胡五峰《知言．附录》引）。明代王阳明有名的四句教说：“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下）又说：“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为学工夫有浅深。初时若不著实用意去好善恶恶，如何能为善去恶？这著实用意，便是诚意。然不知心之本体，原无一物。一向著意去好善恶恶，便又多了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书》所谓‘无有作好作恶’方是本体。”（《传习录》上）阳明的这些见解，和佛学、禅宗实有相通之处。阳明曾说：
　　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
　　可惜有些儒者门户之见太深，对超越善恶之义无法正视，这连朱子也不免。明末东林学者顾泾阳即有此病，他说：
　　尝观竺经所载七佛偈，及七十二祖转相嘱付之语，总其大指，不越无善无恶四字，而告子业已道破。……乃知告子之学正与二氏相表里。（《顾端文公遗书．证性编．罪言上》）
　　告子的“无善无恶”是没有善恶的中性义，不是超越善恶的绝对义。顾氏把理学与佛学的“无善无恶”，等同于告子之说，这样草率地论断，不但不了解阳明、胡五峰，其见识也比不上如阿姜查、佛使等南传的比丘。
　　阳明以“无善无恶”“有善有恶”“知善知恶”“为善去恶”立教，不认为它们之间有所矛盾。这和七佛通偈，以“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和超越善恶的“自净其意”同为诸佛之教，是可以相通的。
　　《金刚经》说：“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心的清净，关键在“无所住”，善、恶都是“法”，即使是善法、佛法，也不可住。所以《金刚经》说：“所言善法者，如来说即非善法。”“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法尚应舍，何况非法！”法与非法，都不取不住，岂不是“两岸猿声啼不住”！
　　其实这样的教理，并非高深莫测，平常说“为善不欲人知”“施恩慎忽念”都是这种智慧的实际展现。举例来说，能勉强自己“日行一善”，相当值得称许，但是如果因而对自己的善行，沾沾自喜、念念不忘，便是“思善”“求善”，执著于“善”而放不下。这样必然产生自己与他人心理上或精神上不必要的负担。把“行善”当作一种“工作”或“功课”，做起来勉强不自在，就不易行之久远。而自视为行善的善人，则“我执”“我慢”越做越大，和解脱更是背道而驰。把善、恶、人、我等法，都看成是实有之物，不仅是我执，也是法执。梁武帝大作佛事，达摩却说他“并无功德”，其理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