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典籍的传译

佛法典籍的传译
　　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
　　路遥碧天唯冷结，沙河遮日力疲殚，后贤如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
　　～唐?义净大师
　　佛教经典结集
　　佛教经典的编纂，始于佛陀入涅槃后不久，弟子们为了永久保存佛陀所说的教法，开始进行遗教的“结集”（会诵及编纂）。在佛教传播的三千多年间，经典的流传大体上经过了口传、书写、印刷三个阶段。印度最初结集三藏时，是通过问答式的会诵，把佛的说法编成简短的语句。当时由佛陀弟子阿难尊者诵出“经”，优波离尊者诵出“律”，富楼那尊者诵出“论”。后至阿育王时代第三次结集，才将三藏典籍书写成文字保存下来。
　　佛教典籍，经过不断的整理、编纂，汇集成一部全书，称为“大藏经”。在古时，大藏经也叫一切经，简称契经或藏经；它的内容主要是由经、律、论三部分构成，故又称《三藏》，分别则称为经藏、律藏、论藏。
　　经藏，意译契经藏。佛所说的经典，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之机；有关佛陀教说之要义，皆属经部类。律藏，意译调伏藏。佛所制定之律仪，能治众生之恶，调伏众生之心性；有关佛所制定教团之生活规则，皆属律部类。论藏，意译对法藏。对佛典经义加以论议，化精简为详明，以抉择诸法性相；为佛陀教说之进一步发展，后人以殊胜的智慧，将佛陀的教法加以论议解释，并且予以组织、体系化而成论著。
　　汉地佛教初传之始
　　我国现存的汉文《大藏经》，是由后汉以来，直接或间接从印度和西域输入，写在贝叶（贝多罗树叶）上的各种佛经原典翻译过来的。汉朝至隋唐时代，都靠写本流传。因此写经风气大盛，出现以抄经为生的专门行业。
　　汉明帝永平七年（西元六四年），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于是派遣使者十二人往西域访求佛法。永平十年（西元六七年）同两位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带回经书和佛像，翻译了第一部佛典──《四十二章经》，同时在洛阳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白马寺。所以一般皆认为汉明帝永平十年（西元六七年）是汉地佛教初传的开始。
　　早期佛经的翻译，多属私人工作，没有一定的翻译组织。从东晋时代起，才陆续发展出有规模的译场；也开始有译场的制度及译经的规则、方法，促进了译经事业的进步。至于译者，一开始是以印度和西域等地来的僧人为主，以后渐有中国僧人加入。后汉时期，来到中国的著名佛典翻译家是安息国的安世高大师和月支国的支娄迦谶大师。后代著名的翻译家有西晋竺法护大师、后秦鸠摩罗什大师、东晋佛驮跋陀罗大师及昙无谶大师、唐代不空大师等。
　　西行求法
　　佛教传来中国，最初以翻译的佛典进行传法工作。由于初期所译的经典，大都按照印度的文字思想所成，中国人不容易接受。同时，多数的佛经原本，经过西域各地间接输入后，不是散佚不全，就是传译失真，因此在流传过程中，常常会在理论上发生一些矛盾，使研究经教的人莫知所从。所以在佛教盛行后，许多法师力图改变此一状况，于是就产生了西行求法的活动。
　　从三国时代一直到唐代为止，这段期间有许多人为佛法的弘传西行求法。但我国古代到印度交通不便，无论是陆路或海路，都要经年累月地跋涉山川和漂洋过海，尝尽千辛万苦，冒著生命危险前往。根据佛教史传的记载，在成千成百的求法高僧中，真正能够幸存学成而归的，只是极少数人而已。
　　佛法经教自印度流传至中国，必须经过运送及翻译两个过程，方能呈现在学人的眼帘。由运送的过程来说，陆路则流沙万里，峻岭万重；水路则无际海洋，波涛险恶，这是一重困难。由翻译的过程来说，必须仰赖祖师大德，梵华兼通，深解佛理，用毕生的精神著力于笔墨之间，才能成办译经大事，这又是一重困难。乃至一部佛经须经过好几次运送，众多人力翻译，方能成就完整的法宝。
　　以《楞严经》为例，此经古时是印度国宝，不许外传，关吏对出境人搜查至严。般剌密谛大师为了将《楞严经》流传至中国，便另用绢帛书写小字本，用蜡裹好，割开胳臂存于肉内，待伤口愈合才出境。到中国，再割开肉取出翻译。这样为法忘躯的精神，闻之令人动容。
　　今日能够端坐几案前，展卷阅读，有幸见闻佛法，除庆幸自身福报深厚，更应感念这些经典得来不易。义净大师曾作偈云：“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路遥碧天唯冷结，沙河遮日力疲殚，后贤如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深刻传达历代诸祖如何心系法脉，发“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的大愿，在生死疲困间，艰辛地为传承佛法而努力。再读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更须生珍重心，精进修行，立正知见，体解大道，上报四恩，下济三涂，方是真为三宝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