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陵频伽起源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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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人首鸟身的迦陵频伽图像在敦煌壁画中保存甚多，形象生动活泼，造型独特优美。本文对这类图像的起源及其在佛教文化中的意义作了初步地探讨。

　　关键词：迦陵频伽/有翼神像/佛教文化

　　一
　　迦陵频伽一词见于佛经，是梵文Kalavinka的音译。巴利文作Karavika，藏语名Kala-vin-ka，又译作歌罗频伽、羯罗频伽、伽罗频伽，简称迦陵频、迦陵、迦毗，等等。因其声音美妙动听，婉转如歌，故又名美音鸟[1][P486]。《翻译名义集》卷6：“迦陵频伽，此云妙声鸟。”并引《慧苑音义》卷下：“迦陵频伽，此云美音鸟，或云妙音鸟。此鸟本出雪山，在壳中即能鸣。其音和雅，听者无厌。”又引《正法念经》：“山谷旷野，其中多有迦陵频伽，出妙音声。如是美音，若天若人，紧那罗等无所及音，唯除如来言声。”[2][P1089]
　　《佛说阿弥陀经》：“彼佛国土，常作天乐，黄金为地，昼夜六时，天雨曼陀罗花……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鹄、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命之鸟。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其音演畅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如是等法，其土众生闻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舍利弗，汝勿谓此鸟实是罪报所生，所以者何？彼佛国土无三恶趣，舍利弗，其佛国土尚无三恶道之名，何况有实。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舍利弗，彼佛国土，微风吹动诸宝行树及宝罗网，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种乐同时具作，闻是音者皆自然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3][P357]
　　《妙法莲华经》卷6：“山川岩谷中，迦陵频伽声，命命等诸鸟，悉闻其音声。”[4][P47]
　　这些经籍记载的迦陵频伽与敦煌石窟壁画中的迦陵频伽的作用是基本一致的，无论以何方式出现，皆表示“法音宣流”，均以其美妙声音和优美舞姿娱悦佛，供养佛。
　　二
　　关于迦陵频伽的起源问题，中外学者说法各异，或认为源自印度，或认为源自希腊，或认为源于中原汉代画像石中的羽人，至今尚未统一。笔者亦就此问题，对迦陵频伽的产生、演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迦陵频伽来源于古印度的神话传说，它借鉴了古希腊罗马神话中有翼神祗——天使的某些形象特征，是印度神话、希腊罗马神话相结合的产物。印度是个重视神话传说而不重视历史的民族。公元前10世纪产生的婆罗门教已吸收了民间神话中的有关神ｚｈǐ＠①来充当其神圣的角色——“天”。原始佛教（约前6世纪）产生又吸收了古典神话中的神和婆罗门教的“天”，然后再加以改造，便纳入佛教的神ｚｈǐ＠①队伍。迦陵频伽亦来自印度神话，人们称其为美音鸟，印度人视其为乐神、音乐之祖师，这与印度音乐的起源传说有很大的关系。
　　印度音乐历史悠久，约有3000多年的历史。关于印度音乐的起源有这样一种说法：
　　在高加索山（按：即佛经和文献中所指的雪山，亦即喜玛拉雅山）上栖息着一只神异的鸟，名叫Musikar（英语Music音乐一词的谐音）或叫Dipak-Lata，它的嘴上有七个音孔，通过每个音孔，能发出不同的单音，随着季节变化，它便吹奏不同的曲调。美妙动听，抑扬顿挫。它寿命一千岁，临近死亡时进入狂喜状态，在四周堆集易燃物，然后绕圈在极乐状态中跳舞，吹奏各种乐曲；当吹奏Rag Dipak乐曲时，周围立刻燃烧起来，它便从容地投入火中，然后变为Sati（一种状态）。不久，在温暖的灰烬中孕育出一个蛋，时机一到，便孵出一只名叫Dipak-Lata的鸟。从此，一只鸟又诞生了，继续以往的奇异生活，然后又燃为灰烬，再度轮回。[5][P28]
　　这个美丽而又富于幻想的故事代代相传，在印度家喻户晓。推想这只会唱歌的鸟或许就是迦陵频伽鸟的前身，因为人类歌舞艺术的创作或灵感，与动物界鸟兽的鸣叫及欢娱游戏活动不无相似之处。在史前人类舞蹈创意的素材中，无疑摄取了飞鸟走兽游戏活动中生动、活泼的节奏和律动。无独有偶，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神话中亦有类似的神鸟出现了，即福尼克斯(Phoenix)——凤凰鸟，据古代传说，福尼克斯到年老时就燃火自焚，然后又从火中再生，即所谓“凤凰涅ｐáｎ＠②。古人说福尼克斯形象如鹰，长着火红色和金黄色的美丽羽毛。
　　希腊神话中有半人半鸟的自然女神西壬诸海妖（Sirenes译作美人鸟）。荷马描述的西壬海妖有两个，稍后的作者说有三个[6][P267]。根据《奥德赛》中的描写，她们居住在客耳刻岛(Circe)和斯库拉岛(Scylla)之间，以其美妙的歌声引诱航海者，使他们迷而忘返。
　　印度神鸟与希望的人首鸟均来自神话，他们不仅在形象上有相同之处——鸟，而且职能亦存在相同之处——唱歌。迦陵频伽是佛教将人头鸟直接移植，还是拿来主义，是值得分析与研究的一个问题，从最初形成到定型，应有一个清晰的脉胳。这应当从中西文化的交流、佛教的传播过程等去寻找答案。
　　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在中亚开始推行希腊化政策，古希腊文明随之进入了巴克特里亚、印度和中亚地区，正是在这种希腊文明与该地区本土文明相互融合的前提下，“希腊人一方面将希腊神传入中亚，另一方面又接受中亚本土的宗教信仰，将中亚本土神与希腊神合二为一”[7][P150]。
　　佛教兴盛初期的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前3～前1世纪），普托勒米·索忒尔在亚历山大修建的缪斯神庙，对传播希腊文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印度仿波斯的有翼神像，在犍陀罗艺术兴起时，在北印度仍未失其装饰作用。犍陀罗艺术的早期作品，是希腊罗马式雕刻和绘画在佛教寺院的移植，塔克西拉克寺院中的罗马雕刻和米兰壁画中的有翼天使就是最好的证明。到了贵霜时代（1～3世纪），贵霜王朝与罗马之间兴旺的贸易，将罗马帝国东部的文化艺术带到了印度。
　　希腊罗马不仅促进了古代东方建筑、雕塑艺术，而且大大丰富了室内的雕饰艺术。植物类荷花以及各种草与动物混合、人兽混合、兽兽混合等，往往同希腊神话中的预言神、酒神等以及神的象征物一起构织成画面。佛教徒在对佛陀崇拜的同时，吸取了希腊罗马有关神的形象和特征，与古印度神话传说中某些神的形象特征共同构成了形象完美且法力无边的印度佛教的天神。
　　人鸟结合的现象在神话故事中具有普遍性，在东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其形象在不断变化，永远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尽管如此，人们还是通过各种方式将基本形象流传了下来。
　　人有翼，在古代西亚美术中是常见的，不同地域不同时期较典型的有翼人像有：公元前1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新阿西利亚时代的王宫壁画上的有翼人像，埃及的人首鸟身的灵魂之神，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爱神等。这些有翼人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米兰古佛寺壁画的有翼天使和印度佛教中人首鸟身的迦楼罗和迦陵频伽的造型。库车地区发现的骨灰盒盖上吹奏竖笛的有翼神像，意大利马里奥·布赛格里认为是犍陀罗－伊朗的灵感，斯坦因认为：“这些画像造型，必须追溯到希腊神话，以有翼爱罗神(Eros)为其直接祖先……这些天使成为真正中国境内佛寺里的装饰画像，却不难于解释，借自印度传说，普通称其为犍达婆的一般是飞天……”[8]笔者以为，有翼人像确实与希腊罗马的天使有关，但决非飞天，它与米兰佛寺壁画中的有翼人像一样，是有翼人像的另一来源，与印度佛教中的飞天毫无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公元前1世纪巴尔胡特浮雕上的飞天与桑奇第1塔浮雕的迦陵频伽，形象是极其相似的，唯一不同的就是飞天完全是人形——人首、人身、人腿，而迦陵频伽仍保持了鸟的特征——有翼，鸟腿。二者均一手托莲花，一手持佛珠状物，装饰在佛龛、背屏和佛台上。他们在佛教中的作用是相同的——娱乐佛，是佛的护法神。而他们的来源却完全不同，飞天直接来源于现实或神话中的人物形象，迦陵频伽则来源于神鸟的传说与神话中人鸟结合的形象，在当时他们已有各自的名称和活动领域。印度桑奇第1塔浮雕的迦陵频伽与敦煌壁画的迦陵频伽，形象大体一致——人首、人身、鸟腿。敦煌壁画上甚至保留了鸟嘴（如榆林窟第25窟南壁唐代壁画中），只是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出现了不同的民族风格、人物面相、衣冠服饰等。桑奇第1塔上的迦陵频伽作为一种装饰，仍飞行于虚空，而敦煌壁画上的迦陵频伽在唐代已经着陆，其装饰作用在敦煌壁画中至少晚于印度达600年。
　　在古老的印度音乐史中专职的乐神是Gandharvas（乾达婆）、Apsaras（飞天）、Saraswati（萨罗斯伐底，乐器Vina的发明者——后来佛教中的辩才天）、Narada（那罗达）和舞神Shiva（湿婆）以及其妻Parvati（帕瓦底）。他们往往三五成群地出现，而希腊司文艺诸女神则常九人同时出现，她们共同的名字叫Musae（缪斯），今日英语Music（音乐）一词就源于Musae一词。笔者推想，这种以群体出现的形式，是敦煌早期石窟中天宫伎乐和后来出现飞天伎乐的基础。印度神话中会唱歌的神鸟(Musikar)和希腊神话中司文艺诸女神缪斯(Musae)二者读音与今日音乐(Music)一词的英语读音相同，其职能相同，其间必有联系。虽然二者有一定的区别，究竟谁先谁后，谁影响谁，至今尚难说清，但是他们在东西文化交流中诞生、在宗教艺术传播过程中发展这是肯定的。古希腊神话中有翼神兽多不胜数，兽兽组合的艺术形象亦举不胜举：鹰首狮身、背生翅膀的格律普斯(Gryps)，马背生翼的佩伽索斯(Pegasus)，人首鱼身的特里(Tritan)……凡此种种，古希腊要比古印度丰富得多。在长期的东西文化交流和佛教艺术传播过程中相互借鉴，不断演变，在不同民族地域和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了不同的形象特征，最初只会唱歌的鸟到后来为能歌善舞、能弹会奏的“人鸟”，这在莫高窟唐代壁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至此，古印度神鸟(Musikar)与古希腊有翼神像的组合，不仅十分自然，形象独特，而且使这种新生的艺术造型再一次升华，达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幻想与现实的统一以及“天”与人的统一。这种造型就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哈尔皮斯(Harpys)，这种造型就是公元初年秣荼罗附近康迦黎(Kandali)带状雕饰上的美人鸟，这种造型就是佛教取之于形、绘之于壁的娱佛神。聪明的佛教徒吸收其为护法神以壮大其神ｚｈǐ＠①阵容，一开始便给这种司文艺的“人首鸟”赐名迦陵频伽。
　　三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敦煌壁画还有一种双头的迦陵频伽，佛经中有专门的术语耆婆耆婆，是梵文Jivajiva的音译，藏语名为San-San-Tehu，另有三种梵名Jivajivaka、Jivamjiva和Jivamjivaka。因其发声“伽伽”而命此名，又因Jiva具有“生”或“命”之意，故《杂宝藏经》作共命鸟，《涅ｐáｎ＠②经》作命命鸟，《胜天王般若经》作生生鸟。据ｓｈé＠③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59：
　　……于雪山下，有二头鸟，同共一身，在于彼住。一头名曰迦喽荼鸟，一名优波迦喽荼鸟。而彼二鸟，一头若睡，一头便觉。其迦喽荼，又时睡眠。近彼觉头，有一棵树，名摩头迦。其树花落风吹，至彼所觉头边，其头尔时作如是念：“我今虽复独食此花，若入于腹，二头俱时得色得力，并除饥渴。”而彼觉头，遂即不令彼睡头觉，亦不告知，默食彼花。其彼睡头，于后觉时，腹中饱满，咳秽气出，即语彼头，作如是言：“汝于何处得此香美微妙饮食而啖食之，安稳饱满，令我所出音声微妙？”彼头报言：“汝睡眠时，此处去我头边不远，有摩头迦花果之树，当于彼时，一花坠落在我头边，我于尔时，作如时念：‘今我但当独食其花，若入于腹，得色得力，并除饥渴。’是故我时不令汝觉，亦不语知，即食此花。”尔时彼头闻此语已，即生ｃｈēｎ＠④恚嫌恨之心，作如是念：“其所得食，不语我知，不唤我觉，即便自食，若如此者，我从今后所得饮食，我亦不唤彼觉语知。”而彼二头，至于一时，游行经历。忽然值遇一个毒花，便作是念：“我食此花，愿令二头俱时取死。”于是语彼迦喽荼言：“汝今睡眠，我当觉住。”时迦喽荼闻彼优婆迦喽荼头如是语已，便即睡眠。其彼迦喽荼头，寻食毒花。迦喽荼头，既睡觉已，咳秽气出，于是即觉有此毒气，而告彼头，作如是言：“汝向觉时，食何恶食，令我身体不得安稳，命将欲死，又令我今语言粗涩，欲作音声，障碍不利。”于是觉头报彼头言：“汝睡眠时，我食毒花，愿令二头俱时取死。”于时彼头语别头言：“汝所为者，一时太卒，云何乃作如是事也？”即说偈言：
　　汝于昔日睡眠时　我食妙花甘美味
　　其花风吹在我边　汝反生此大ｃｈēｎ＠④恚
　　凡是痴人愿莫见　亦愿莫闻痴共居
　　与痴共居无利益　自损及以损他身
　　佛告诸比丘：“汝等若有心疑，彼时迦喽荼鸟，食美花者，莫作异见，即我身是。彼时优婆迦喽荼鸟，食毒花者，即此提婆达多是也。我于彼时，为作利益，反生ｃｈēｎ＠④恚，今亦复尔，我教利益，反更用我为怨仇也……”[9][P923]
　　共命鸟出现较迦陵频伽晚，莫高窟早期石窟中未见，只是到了唐代大量出现经变画后，才与迦陵频伽等“杂色之鸟”同绘一壁，多出现在说法图中佛陀左右、说法图下部迦陵频伽伎乐中和壁画边缘的栏杆上，执持乐器，与其它吉祥鸟齐鸣，和伎乐人一起演奏乐器。莫高窟唐代第445窟南壁的阿弥陀经变、第172窟北壁观无量寿经变、宋代第61窟南壁阿弥陀经变和安西榆林窟唐代第25窟南壁观无量寿经变等，均有此类图像。这就是敦煌遗书P.2122《地狱苦吟》所说的：“双双圣鸟玉阶旁，两两化生池里坐，白鹤迦陵和雅韵，共命频伽赞苦行。”
　　迦陵频伽与共命鸟同出雪山（神话中多指今喜玛拉雅山脉），均以其声美妙而命名，外形类同，在佛教艺术中演奏着乐器，其职能也相同。笔者以为：二者同源所出，是前后相仿之关系，先有迦陵频伽，后有共命鸟，共命鸟取前之形，同其职能。佛教编造的美丽神话不足置信，所谓双头之鸟更是无稽之谈。佛教总是在不断传播中发展，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营养，不断增加和变化其内容和形式，就像一面观音变三面观音乃至十一面观音、十三面观音一样，双头鸟、九首凤、千首鱼之出现，也就更不足为奇了。
　　迦陵频伽是一种人鸟混合的形象，佛教利用它来宣传其教义。在此，神话和原始宗教赋予它的是超人的意志和非凡的神力，并拟人化。是由人们最初的宗教意识而产生出的对自然和人本身最为原始认识的反映。这种混合形象的产生、演变、发展及其寓意形态，被佛教所利用而又世代相传，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