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成佛作祖的和尚不是一个好和尚

不想成佛作祖的和尚不是一个好和尚
　　——谈佛教教育的宗旨和目的
　　王雷泉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全国寺庙执事进修班第二期结业典礼暨九华山佛学院第二届开学典礼”上，应大会主持者之命，我即席讲了为时一分钟左右的贺辞，大意如下：
　　今天是地藏菩萨的圣诞，是一个吉祥的日子，我只讲点吉祥的话。记得法国皇帝拿破仑曾说过，“每一个士兵的背囊上都带着一根元帅的权杖。”就是说，每一个普通士兵只要英勇善战，累积军功，就有可能逐步升迁到元帅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拿破仑说：“不想做元帅的士兵就不是一个好士兵。”这句话用到我们俗人身上，未免有个人野心的嫌疑，不太符合国情。但是否可转用到在座各位未来的法师身上呢？我想大概是可以的。因为释迦牟尼的本怀就是让我们人人成佛，他说过“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因此，请允许我把拿破仑的这句话稍加改动，作为我的贺辞：“不想成佛作祖的和尚不是一个好和尚”。衷心祈愿你们成佛作祖，并希望你们证道之后，再来度化我们愚迷中的众生。
　　从会场反应和会后同佛学院师生的倾心交谈来看，对佛教教育宗旨和目的的反思，的确已引起教内教外的严重注意。迄1949年止的全中国僧教育，东初法师断言“可谓是彻底的失败”，（《中国佛教近代史》，台湾东初出版社，216　页）；从1948年至1991年四十三年中台湾佛教教育的成就，蓝吉富先生认为“仍然无法让人满意”（《台湾地区佛学教育所面临的若干难局》，《二十世纪的中日佛教》，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1，111页）；闽南佛学院院长妙湛法师指出，中国大陆从恢复落实宗教政策以后，“近十几年来，各地佛学院办了不少，成才者寥寥无几，这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论文《为抢救中国的僧教育而奋斗》）。即便把佛教教育理解为僧教育，那么衡量僧教育成功与否的指标，也应是促成教外青年向居士、向僧人的向心凝聚，而不是导致僧人向俗人的离心退堕。
　　改革开放使我国迈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东西文化交流融汇的格局之中，除了继续贯彻落实宗教政策这一远未完成的重大任务之外，佛教界还面临着新的、更为严峻的挑战：发展市场经济所必不可免的价值失范对加速佛教世俗化的负面影响；现阶段佛教状况因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中的宗教需求而导致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乘虚而入，与佛教争夺信徒；经济水准的巨大差异和政策失误使佛教人才和智力成果大量流向海外、境外，“马太效应”越演越烈。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症结有下述四点：
　　一、有相当一部分佛教徒对宗教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之认识暧昧不清，导致教内存在某种程度的信仰淡化、缺乏主体意识和团队精神，教团组织软弱松散，世俗化倾向严重；而这又与社会上存在着对佛教的无知和偏见现象紧密相关。在教不言教，实为当前佛教界的流行病。
　　二、在办学形式上，各自为政、遍地开花的“小而不全”式佛学院，浪费本已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使现有的十几所佛学院在学制上互不衔接。片面仿效世俗学校之学制和师生职衔待遇，造成非僧非俗之政策导向，学修一体化和寺院管理丛林化得不到制度上的保证。
　　三、在教育对象上，佛教教育仅限于僧人这一狭窄范围，而忽略了居士教育与佛教团体工作人员、佛教实业从业人员的岗位培训教育。在佛教的宗教地位尚不坚挺的现阶段，这种自我封闭的教育格局，使僧教育无法保证足够合格的生源。而在佛教界的各级岗位上，大量既未经过系统的宗教政策训练，又未受到佛法知识熏陶的工作人员之存在，很难成为推动佛教教育的有力增上缘。
　　四、在大陆佛教人才和智力成果外流的同时，却因害怕“渗透”而不敢大量引进海外佛学研究先进成果和教学人才以为我所用。当中国佛教最可宝贵的丛林精神这一优势面临衰退的时候，佛学研究和教学却依然在低水平上徘徊，其灾难性的后果，将是很快抵消掉祖先留给我们的佛教历史文化资源。靠吃老本总有吃尽的一天，这一危机，随着教内外一批大师级学者的逝世，已经日益显示出来了。
　　上述四大困局，都与模糊了佛教教育的根本目标有关。佛教教育，从根本上说，属于宗教传播学的范畴。其目的是造就一批续佛慧灯、弘法利生的高僧大德，并以此为核心，建构起统一强大的佛教教团。从这个根本出发，由体起用，以主驭宾，才能更多更好地培养出佛教的社会活动和资生事业人才，以及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人才。佛教教育固然受到现存教团的信仰素质、组织规模和文化品位这个内部环境的制约，但它同时又塑造着佛教教团这个主体；佛教教育固然受制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程度、社会对佛教的理解和容忍度，以及学术界对佛教文化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但它同时又改善了社会和世俗文化这个外部环境。主体的塑造和环境的改善，是一个互为因果，相互增上的辨证过程。佛教教育不仅仅是教团的自我延续，从佛教的宗教本怀来说，它还承担着向社会弘法的神圣使命。
　　从社会这一角度讲，佛教教育只有保持其鲜明的宗教本位特点，才能使整个社会保持祥和健康的协调发展，并对延续中国文化的慧命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因为佛教不仅是一种值得尊重的能提升人生命品位和精神境界的思想信仰体系；也是一种值得维护的能保持社会稳定和世界和平的社会实体；更是一种值得发扬的已融入民族精神之内并日益走向世界的文化形态。信仰、社会、文化，佛教以此三圈层层相迭，环环相摄，构成一个在世间而超世间，即历史而超历史的巨系统。不共的出世法构成佛教的特质和存在于世的理由，共世间法构成佛教在社会中存在、在历史中发展的条件。圆融无碍中理事历然分明、主宾自有分齐，需要的是和而不同的君子风度和判教智慧。
　　在佛教的信仰、社会、文化三大层圈中，佛教教育的宗旨可具体归结为：塑造主体，改善环境；收缩核心，扩展外延。当前佛教教育的困境，表明在信仰、社会、文化三个层圈中还存在着窒碍。对佛教界来说，无疑是从信仰这个核心出发，向社会、文化层圈扩展，然后从文化、社会这些外缘层圈向核心凝聚。
　　佛教首先是一种宗教信仰的思想和修行体系，以苦集灭道四谛为教义总纲，以对人的存在和现实境遇之缺陷作一切皆苦之价值判断为出发点，而以证道成佛为信仰目标。持戒、修定、证慧三无漏学，则为实现宗教目标的实践程序，即“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承认上述教义，行持并履行相应宗教礼仪和宗教义务者，即为佛教徒。根据修行的程度和承担义务之差别，组成了独特的社会集团──四众弟子构成的佛教教团。僧人因其所承担的宗教义务和修行专业水准，无可争辩地成为整个教团的核心。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三法印，不仅是判定佛法真伪的基本原则，也是判定教团组织、教徒行为的信仰标准。社会之所以需要佛教，就在于它是一种超越凡俗的宗教；世人之所以尊重高僧大德，就在于他具有常人不及的真修实证。佛教教团和佛教徒若失去超越的宗教性格，则从根本上失去了在社会中存在的价值和理由。正是信仰，区分了佛教徒与社会其他集团，形成了有别于世俗社会的不共法。出家众当然可以成为学者教授、企业家、社会名流和政治活动家，但他的本质属性是宗教师，是化世导俗的灵魂工程师。前者是流，是用；后者是源，是体。《大学》云：“物有本未，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在整个佛教教育圈中，以僧教育为核心；在僧教育中，以培养立志成佛作祖的新一代高僧大德为核心。多中心等于无中心，面面俱到结果一事无成。成佛作祖是佛教教育的根本目标，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一切招生、教学、毕业使用都只能围绕这一根本目标而进行。取法乎上，尚且仅得乎中；取法乎下，伪且滥矣！中国佛教教育若不抓住这根本性问题采取果断措施，仅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中作一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动，恐怕连治标都谈不上。弄不好，反给佛教界本已严重的世俗化倾向提供了政策上的默认与导向。
　　佛教又是一种存在和发展于现实世间的社会实体。以共同的信仰纽带组成的佛教四众弟子是以公民的身份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出世超越的佛法只有运用世法的手段才能在社会中传播。佛教以自己独特的慈悲利生的宗教精神，主要在道德层面上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从事慈善福利事业，克制着商品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某些消极作用，并在一定范围内对社会财富进行储存、分流和再分配。教团拥有自己的寺院经济和资生产业，遵循商品经济的规律从事农林副业、手工业、商业、旅游服务业等经济活动，从而与其他社会利益集团发生经济、政治和法律上的种种关系。在佛教与社会经济、道德、政治法律诸层面的关系中，对佛教的存在和发展起着最主要的制约因素是政治。佛教徒必须在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政府也必须尊重佛教徒的信仰自由和合法权益。教育佛教徒奉公守法和教育社会其他人士及政府官员恪守宗教政策法规，是等价的一体两面。佛教教育在社会这一层圈，至少面临着三种关系：第一、由四众弟子构成的教团及佛教主办的实业单位，以及联系佛教徒与政府的桥梁──各级佛教协会，表现为僧团、教团和佛教组织的内部管理；第二、佛教在参与社会生活中与社会各科层和各利益集团发生的各种关系；第三，各级政府部门对佛教所行使的宗教事务管理。这三重关系，构成了制约佛教教育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同时也是佛教教育的对象。毋庸讳言，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社会上对佛教的无知和偏见现象还严重存在，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和官员损害佛教利益、践踏宗教政策的事件还时有所闻。在社会这一层圈，宣传国家的宗教政策法规，普及宗教学理论，传播正确的佛教知识，不仅是政府部门的事情，也是佛教界自身应引起严重注意并投放相当力量的大事。
　　佛教还是一种融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并成为联结东西文化纽带的文化现象。虽然，一切宗教都是文化，但佛教在世界宗教之林中，尤重智慧的抉择、理性的审视，注重学术研究是中国佛教三大优良传统之一。佛教的内证体验、超越哲学、佛国理想和修行仪轨等信仰内核，透过社会的经济、政治层面，扩展到世俗文化领域，从而取得广阔的传播媒体和表现形式。佛教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文化扩大了佛教的外延。虽然一切音声等文化形式都可用作佛事，但这些表现形式在历史的发展中可以超出宗教的范围，成为全民族、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由此形成最为广泛的共世间的佛教文化圈。佛教教育当然也包括这一范围，通用为教内外、海内外共许的学术标准。
　　佛教是一个圆融的宗教，佛教教育圈模型的提出，即基于圆融的原则。佛教包摄信仰、社会、文化三层环圈，具有宗教、政治、学术三重标准，面对着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协调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以及繁荣学术文化研究三大任务。法不孤生，待缘而起。百废待兴中的中国佛教，通过佛教教育重组教团；而佛教教育的走上正轨，又有赖统一强大的教团全身心之投入。佛教主体地位的确立，有赖政府的宗教政策真正在全社会得到贯彻执行；而要做到这一点，又离不开学术界对宗教理论的深入研究。刚刚起步的宗教学术理论的研究，又必须得到政府和佛教界的大力支持。既然正报与依报、别业与共业是一种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那么民族的共业只有依靠全民族的努力才能转变，中国佛教教育事业理所当然地引起海内外、教内外全体中国人的关注。需要的是放大心量，打通窒碍。使佛教界、政府部门和文化学术界三方面在保持各自特性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共同促进佛教教育事业。
　　时代在呼唤着太虚、弘一、虚云、圆瑛、印光等大师的重来，这不仅是当前佛教界的强烈愿望，也是社会各界的殷切期盼。在上述三重层圈中，真不离俗而不退堕于俗，实应兼权而不依附于权，佛教教育的核心任务是造就一大批“称职、合格的佛教人才”（赵朴初会长一九九二年一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愚以为：“称职”者，即称法门龙象之“职”；“合格”者，即合“人天师表”之“格”。既然如此，把“不想成佛作祖的和尚不是一个好和尚”这句话，作为佛教教育尤其是僧伽教育根本目标的形象概括，不亦宜乎！
　　作者附识：
　　本文系根据1992年8?月下旬在九华山佛学院所作《塑造主体与改造环境──佛教教育圈刍议》演讲的部分内容和1992年9月上旬提交北京“汉语系佛教教材编审工作座谈会”论文《论教材建设在中国佛教文化教育事业中的地位》中的第一、二节改写。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