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学：应对当今人类冲突和危机

　　和合学：应对当今人类冲突和危机

　　6月15日，龙泉之声编辑团队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在哲学院张立文教授简朴的办公室，著名专家张立文教授应邀畅谈了自己多年来研究“和合学”的缘起和心得，张先生生动活泼的讲解，在我们面前展开中国哲学气象万千的画卷，也让我们领略到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生和在当今社会的价值。以下是访谈摘录。

　　龙泉之声：您从中华民族传统学术文化宝库中开发出“和合”思维，建构了“和合学”理论思维体系，以化解西方的“文明冲突论”和当今人类面临的危机，请问您怎样看待文明冲突和当今人类面临的危机？

　　张立文：我将当今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分为五大冲突：一是人类与自然的冲突，包括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生态危机；二是人与社会的冲突，这里有人文危机和社会危机，如贫富不均、恐怖活动、贩毒等等；三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人类进入市场经济以后，强调工具理性，而价值理性遭到了侵蚀，人与人利益的冲突产生了道德危机；四是人的心灵冲突，现在物质压力很大，人的负担很重，所以心理问题都很突出，比如现在北京高校每年都有跳楼的，小学生、中学生也有心理问题，心理问题中实际上存在着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我们现在没有什么信仰，灵魂没有寄托，你死了后到哪里去呢？终极关怀的问题没有解决；五是因文明冲突而产生价值危机，我们不同意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观点，但是不否认文明冲突的存在，因为各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生活习惯都是不同的。

　　龙泉之声：针对21世纪东西文化的冲突和人类普遍面临的危机，中华文明有没有资源来化解这些冲突？

　　张立文：1990年在庆祝冯友兰九十五周年国际讨论会上，我提交的论文就是讲“和合学”。1991我又在日本的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和合学”。当时国内有人还不太理解，以为讲“和合”就是不讲原则，搞折中主义。“和合学”出来以后，2000年日本将来世代集团将其作为东亚世界文明对话的理念，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国际会议。西方人还是比较重视，2005年，我在葡萄牙的中西文化国际讨论会上讲和合学，西方哲学家听了后，就觉得他们过去对中国不了解，也不知道中国文化有这么丰富的资源来化解这些冲突，他们认为，这些思想可以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为一个参考。所以就和合学本身来说，确实适应了人类当前的需要，对于人类这五大冲突和危机我们都有应对的理念，我们提出的21世纪人类文化战略的构想，就是人类应该怎么样走、走什么路的问题，也是我提出和合学的原因。

　　龙泉之声：“和合学”的源头来自哪里？您是如何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提炼出适合现代人类价值观的精髓？

　　张立文：面对当今时代，中国哲学如何创新？我撰写了《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人道篇，把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做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后，找到“和合”这个词。

　　人从哪里来？西方认为上帝造万物，中国讲“和实生万物”，和如何生万物？金木水火土杂而生万物。《周易》有个解释：“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汉代的王充在《自然篇》就讲，“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夫妇合气，子自生矣。”

　　天地万物从哪来的呢？多元冲突的事物融合而产生万物，即冲突——融合——和合体（新生儿、新事物）的产生。这同西方是完全不一样的，西方是一元的，认为上帝是唯一的全能的造物主。佛教也不讲佛祖创造天地，佛讲因缘和合。

　　中国思想为什么能够海纳百川？因为中国的思维方式是和合，是多元因素融合，它蕴含着包容开放的思想。在西方思想中，上帝是真理的代表，上帝的反面就是谬误，由此发展出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观念。中国的和合思维和西方的神创思维是两个不同的思维方式。

　　比如我们讲人与自然之间应该天人合一，人的行为和所学的知识应该知行合一，万物之间也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而希特勒为什么杀那么多犹太人呢？有一个思想原因是认为，我的民族是优等的，你那个民族是劣等的，所以就应该淘汰。包括日本当时的维新时期向西方学习，他们也要改造人种。

　　龙泉之声： 请介绍一下“和合学”的基本理念好吗？

　　张立文：关于和合，我提出以下五大理念：

　　第一个理念是“和生”——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和谐。

　　应该从自然、人的角度出发，承认不同形态的生命，自然也有生命，地球也是一个活动的生命体，生命与生命之间应该和谐。只有和谐，才能够使人类得到发展，人类的生命很珍贵，但战争会死很多人，南京大屠杀死了三十万，近代的战争也死了很多人，所以，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提出四条金规则就是不杀人，倡导和平主义，防止战争，就是要提倡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和谐，这也是“和生”的理念。现在人类面临自然危机的情况下，这与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很有关系，比如空气污染。中国古代人早就看到人与自然冲突这个问题，当时韩愈和柳宗元有个辩论，柳宗元有篇文章《天说》就讲到了这个问题，“垦原田，伐山林”、筑城，开沟等等，有的有功，有的有祸。他的地球的观念，是“天地”的观念，他已经初步认识到破坏自然会受到自然的惩罚，改造自然会得到自然的好处，这在当时确是极了不起的认识。所以他提出应该减少人口生产，唐时中国大概有5000万人口，已经对自然造成危害，很多自然灾害是人类生存竞争造成的。

　　中国为什么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西方为什么有征服自然的思想？这同生活的环境相关联。像古希腊、西班牙、葡萄牙，靠近海边，人们靠打渔为生，发明了航海，产生了海洋文化、蓝色文明。我老家在温州，就是靠海的，海边的人出海打渔的时候，面对自然，往往风平浪静，突然就狂风大作，他们觉得自然是不可测的，所以产生了只有征服自然才能生存的想法。

　　较之海洋，产生于古代中国中原的农业文明就不一样，春季播种，夏季管理，秋季就收获，农业生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漫长的过程当中，希望气候风调雨顺。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完全按照二十四节气，把一年四季之中每季分成三个月，比如春季分成孟春、仲季春，按照气候的变化安排政治、经济、农业生产活动，比如说清明前一定要插秧，误了农时可能收成就不好。中国的思想是强调人要与天地相和，按照天时的节气按时下种、管理，收获晚了也不行，庄稼就烂在地里了，所以它要求天人合一，不合的话就没有饭吃。

　　西方要征服自然，我们要按照自然的规律来种粮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西方为什么有征服自然的观念，中国为什么产生天人和合的观念，这是与中西方的实际情况分不开的。

　　第二个理念就是“和处”——和而不同。

　　既然自然也是生命，人民也是生命，各民族、各国、各宗教都是生命体，生命体之间应该怎样相处？那就是孔子讲的“和而不同”。中国与很多国家都一样，同时存在好多宗教，应该怎么相处？——当然应该和平共处，“和而不同”，求大同，存小异，这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也很好用。对外交流放在文化的高度来讲，就是需要“和处 ”。特别是宗教，中国儒释道三教可以和平共处，不仅没有发生战争，一个寺庙里头还可以同时供奉三个教主，这就是“和处”。我也到过许多国家，伊斯兰也好、基督教也好、印度教也好，没有哪个国家的一个宗教场所会供奉三个教的教主，那还得了啊？一个家庭也不允许不同宗教信仰的存在。而在中国，一个家庭里的成员可以信基督教，也可以信佛教，这就是“和而不同”。

　　“ 和处”很重要，中国宗教与宗教之间打仗的情况很少，这与中国文化最初的多元的思维发展出来的开放、包容思想有关。比如佛教，它是外来文化，我们主动去印度取经，而七、八世纪印度的佛教就开始衰微了，到了十四世纪在印度就湮灭了。佛教真正的发展在中国，佛教传进来以后，同中国汉代的“道”、“术”相结合，然后，到魏晋的时候同玄学相结合，发展为六家七宗思想，到隋唐以后发展出华严、天台、唯识，还有禅宗，禅宗有好多宗派，完全中国化了。中国化的结果，就是把佛教大大发扬了，并传播到全世界，这个是不得了的。这就是中国文化中的“和处”。

　　西方的文化就不一定了，西方文化有一种非此即彼的思想，二元对立的思维，它认为我是优秀的文化，你的文化可能就是落后的文化。在“五四”时期，我们的一些思想家也作过中西文化比较，认为：“西方是进步的，我们是落后的，西方是开放的，我们是保守的”等等，这实际是中西文化的优劣论，后来为什么发展到西方文化中心论？就有这样的原因。

　　要使西方了解我们，我们的硬实力增强了以后，面临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问题，现在我们为什么在海外开设孔子学院、推广汉语教学？因为文化的载体就是文字、语言嘛，通过这样的渠道学习，他们就可以了解中国文化。现在很多外国人不了解中国文化，我们要把自己的文化弘扬开来，不是把原来的一套照本宣科的讲下来，你得有新的创造。“和合学”为什么适应化解当代人类面临的新问题、新冲突？因为西方人也思考这些关系人类命运的大问题，大家都在一个平台上。我们不能老跟在别人的后头跑，我们的经济理论等等都是从外国引进来、照搬过来的，我们自己没有创造。我们的“和合学”跟他们站在一个平台上，思考同样的问题，我们从中国文化中寻找怎样去解决，我们化解的办法比你的好，这就显出我们文化的智慧。

　　我们不光是解决中国的问题，而是要从中国文化的资源当中开发出来，我们有哪些应对当前人类面临的冲突和危机难题的东西，我们化解这些难题的观点是什么，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的宇宙观是什么，那么，人家就可以了解我们，然后他会觉得你讲的有道理，他就会慢慢接受你。

　　第三个理念是“和立”——“己欲立而立人”。

　　“ 立”是指人的独立、国家的独立，一个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独立生活，要成家立业，一个国家也一样，要立起来，如果不立起来，国弱民贫，被人家称作“东亚病夫”，就有亡国的危险。我们国家现在立起来了，首先通过发展经济强国，自己立起来了，还希望大家都立起来，这个很重要。

　　我是1984年改革开放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批的教授，当时全国哲学界只有5个人，后来参加职称评审，曾经遇到有一个专业三人同时申报教授职称的情况，但只有一个名额，这三个人互相揭短、攻击，你说我不好，我说你不好，结果只好一个都不评。如果是“和立”，一个个轮班排队上，今年你评，明年他评，后年我评，大家都有希望。遇到这种情况不要互相伤害，要有“己欲立而立人”的思想。

　　第四个理念是 “和达”—— “己欲达而达人”。“己达”而“达人”。这个“达”是“通达”，现在可以按“发达”讲，也就是你自己发达了也要让别人发达，中国发达了，去帮助非洲那些不发达的国家也发展起来。贫富不均是世界动乱的原因之一。

　　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有三层意思，一个是“民”，一个是“国家”，一个是“政府”，三个层次要讲究“和达”民富才能国强。中国文化承古传今，为什么没有中断过？中国可以改朝换代，但国家没有被消灭过，古希腊、埃及、印度、巴比伦不一样，这几大文明古国都被其他国家消灭过。

　　“ 共同发达”，解决地区、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为了解决东西部发达与不发达的冲突，我们西部大开发就是解决东西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就是“和达”。今后世界的发展也是共同富裕，共同发达，世界只能走这个道路。这个目标实现的时间可能很长，但是我们将它作为目标，应该朝这个方向走。

　　如果世界动乱的话，对发达国家也是不利的。从现在整个世界发展来看，大家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和平，希望安定，包括欧盟也好，美国人民也好，还是希望和平的。所以，1993年世界宗教议会大会在《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中提出了四条金规则：第一条不杀人，不要战争，这也是他们各个宗教共同的愿望；第二条是不偷盗，不要我不应该得到的东西；第三条是不说谎，要忠诚老实，要诚信；第四条就是不奸淫，强调男女平等，两性的和谐。这四条金规则的指导思想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第五个理念是“和爱”——孔子讲的“泛爱众”、墨子讲的“兼相爱”。

　　“和爱 ”这个“爱”是很重要的，是基础，和立、和达、和处、和生，都靠“和爱”这个基础，没有这条的话其它的也做不到，这就是动力，而宽容和爱正是和合学的核心精神。每个宗教不管是哪种宗教都是提倡要爱人的，比如说佛教中讲“慈悲”；基督教讲“博爱”；伊斯兰教讲真主；阿拉是爱所有的东西，包括人和植物，都爱；老子讲“爱民治国”……宗教在这点上是相通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宗教世界也可以融合的，宗教的最终境界其实都是“和合”的，比如说佛教讲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就是一个终极的境界；天主教讲天国；伊斯兰教讲天堂；儒教讲大同世界，道教讲神仙世界。那么你想，各个宗教终极的境界都是很幸福，很富裕，很快乐的，肯定是很和谐的，就是“和合 ”的世界，也就是象庄子讲：“人和天和，人乐天乐”天人共和乐的世界，这就是“和合”世界，所以说到了终极境界，所有宗教基本上是一致的。现在宗教与宗教之间，战争打来打去，其实同他原教旨并不相符。

　　龙泉之声：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输出是否成为可能？

　　张立文：我们的文化现在很大的问题是引进多、出口少，我们引进来、翻译了很多书，西方二流的、三流的、甚至四流的一些思想家、哲学家、管理学家、经济学家的书都翻译过来，但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一流的哲学家、一流的思想家，他们的东西翻译不出去。我们没有东西走向世界，这点我们是非常吃亏的！我们是进口的多出口的少，缺少好的翻译人才，缺经费呀，现在谁投资这么多钱把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东西翻译出去？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应该输出文化，让人家了解你，了解你才会知道你的文化的价值，我们输不出去，势必使国外对中国文化了解得很少。所以我们今后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龙泉之声：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合学”的价值观是否对于21世纪的人类具有普世作用？

　　张立文：随着对真理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对问题的认识的变化，价值观也在变化。所以，我们的思想就是《周易》上讲：“与时偕行”，“唯变所适”，看到形势的变化、时代的变化，要适应这个变化。现在时代变化了，国内格局、国际格局都在变，出现地域性、世界性等问题；网络的普及化、科技的一体化、经济的全球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哲学、中国思想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现在的情况下“和合学”才是唯变所适理论思维形态。为此我写了《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和合哲学论》、《中国和合文化导论》、《和合与东亚意识》四本书，讲和合问题，这只是一个初创，还要靠别人去发挥。现在有很多人不太理解和合学，毕竟是学术圈子里的事，也需要通过网络让别人知道这些，这就靠你们去讲、去实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