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四川第一禅林——宝光寺

出成都北门，沿川陕国道而行，一路青山翠绿，碧水荡漾，一望无垠的稻田中，间杂着一丛丛青苍浓郁的翠竹林盘，隐现出青瓦小院的农舍。沐浴在青枝绿叶的川西田园风光里，令人惬意无比！不知不觉，十八公里倏忽而逝，新都宝光寺的象征——三十三米高的无垢净光舍利塔已现眼前，令人精神一振。
　　早在1956年，宝光寺即被列为四川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大革命”浩劫期间，由于周恩来总理指示将宝光寺封闭保护，免遭破坏。所以，它是当今四川省保存得最完整、最宏大、历史最悠久的禅宗丛林。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第一批重点开放寺庙。现为四川省佛学院所在地。
据清同治十一年(1872)《重修宝光寺浮图记》、嘉庆年间(1796－1820)所修之《新都县志·故宫志》、民国十二年(1923)重修之《新都县志·礼俗宗教》记载:宝光寺原名兴福寺，约建于西晋末(310年左右)，当时寺中即有宝塔，后塔毁寺破。晚唐广明元年(880)12月，黄巢军破长安，僖宗李儇西奔成都。次年(881)6月到达新都，驻跸于大石寺遗址后行宫中。一日，僖宗见古塔废墟上霞光涌聚，乃令人挖掘，得一石函，中“有如来舍利十三颗，莹彻明洞，不可方物。乃召悟达国师，为建浮图(塔)，高十三级，以精蓝名曰宝光。”并于塔周建造寺院。至今，唐僖宗当年建塔的刻字砖仍封砌于塔内，其行宫遗础亦存放于寺内。明正德辛未(1511年)科状元、邑人杨慎(1488－1559年，字用修，号升庵)有《唐僖宗行宫遗础次熊尚弼侍御韵》一诗为证，诗云:
“唐帝行宫有露台，础莲几度换春苔。
军容再向蚕丛狩，王气遥从骆谷来。
万里山川神骏老，五更风雨杜鹃哀。
始知蜀道蒙尘驾，不及胡僧渡海杯。”
　　(注:唐僖宗行宫遗础，方圆一丈二尺，高一尺八寸。露台，指高台大殿。度海杯，梁·释慧皎所撰《梁高僧传·神异篇》谓，刘宋时有僧常乘大杯渡水，人因呼为杯渡。)
　　宝光寺的开山祖师悟达，即知玄，唐末四川洪雅县人，俗姓陈，幼年出家为僧。宣宗大中初年(约848)，被封为儒、释、道三教首座，并赐予紫袈裟。懿宗咸通年间(约866)，又被封为国师。晚年隐居于四川彭州丹景山。
　　南宋徽宗崇宁年间(约1104)，临济高僧圆悟克勤(1063－1135，字无著，号碧岩)居此讲经说法，门徒云集，史称三千，改寺名为大觉寺，开创了宝光寺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期。南宋爱国诗人陆游(1125－1210年，字务观，号放翁)于淳熙四年(1177)9月过新都时，写了一首五律《早发新都驿》，中有“寺楼插苍烟，沙泉泻幽窦”之句(见《剑南诗稿》)，“寺楼”指宝光寺。
　　明世宗嘉靖初年(约1525)，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邑人杨廷和(1459－1529年，杨慎之父)等人捐资培修宝光寺。古刹焕然一新，殿宇宏伟，金碧辉煌。明末清初(1645年左右)张献忠屠蜀，大肆杀人放火，焚毁寺庙，宝光寺也在劫难逃，殿堂僧舍或毁为瓦砾，或化为灰烬，惟舍利塔神奇地保存了下来。
　　清圣祖康熙九年(1670)，临济高僧破山海明的嫡传弟子啸宗印密(1609－？重庆市巴县人，俗姓蹇)来此重兴道场，被后人尊为中兴宝光寺的第一代老和尚。啸宗传法给尔生，尔生传法给从芝，从芝传法给恢彰……清朝历代方丈，尤其是乾隆至咸丰年间(1736－1861)的方丈，不断地续建殿堂。道光十二年(1832)，又置僧田二百余亩。今天人们所见到的宝光寺，就是清代风格的原样。
　　宝光寺坐北朝南，占地九万平方米，计一百二十亩。其中建筑面积二万多平方米，东、西、北角还有三大片林园。全寺的中轴线上，依次为照壁、山门殿、弥勒殿、明永乐经幢、十三层舍利宝塔、七佛殿、大雄宝殿、藏经楼、紫霞山。两侧为钟楼、鼓楼、左右牌坊、东西廊房，周围有十六座四合庭院，布局谨严雅致，疏朗宏伟。既体现了国内现已不多见的、早期佛教寺院的“寺塔一体，塔居中心”的典型布局，又显示了祖国古代宫殿式建筑的庄严雄伟。
　　我国自唐代以后，寺院建筑多以大雄宝殿为中心，塔便逐渐移于殿后或另建塔院了。今天人们大多只知道辽、金时代在北方边关地区(如雁北地区)保留了少许在寺院中心建塔的古刹，如山西应县辽代佛宫寺。无怪乎我国的古建筑学家们要说:“寺塔一体，塔居中心”的古式格局在唐代以后的中原地区已经失传了。殊不知在西南一隅的宝光寺，虽为清初重建，却承袭了汉唐古制，真是令人叹为稀有！
　　山门上首，“宝光禅院”四个镀金大字闪烁金光。门前，一对大石狮雄踞左右。寺周红墙环绕，绿树掩映，翠竹葱茏，庄重肃穆。山门殿内，两侧各有一尊护法天神的塑像，以及明代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宝光寺的大施主杨廷和、杨升庵父子的塑像。
　　出山门殿，穿一小径，即到弥勒殿。殿上高悬“一代禅宗”大匾，为民国时期四川省政府主席、二级陆军上将邓锡侯(1888－1964，号晋康，1949年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副省长)所书。此殿建于清同治二年(1863)，正中为手持念珠、袒胸露腹、慈眉善目的弥勒佛坐像，两旁为高大威武、顶盔贯甲的四大天王塑像。殿后，为石刻《尊胜陀罗尼咒》经幢。此经幢创立于明成祖永乐年间(约1413)，明末毁于兵燹，仅存座础和幢顶，清代补刻中段咒文，恢复原貌。
　　弥勒殿后，为一青石板平坝，正中耸立着十三级方形砖塔。塔为密檐实心塔，外观与西安小雁塔(始建于唐中宗李显景龙年间，即公元708年左右)形状相似，但不能登临，顶端冠以鎏金的飞形铜宝顶，在阳光照耀下闪烁金光。塔身涂以丹砂和白垩。每层的四面，皆嵌铜佛像；每层的四角，均挂有玲珑精巧的小铜铃，谓之“朱雀衔铃”，风吹铃响，其声清远。底层龛内，置释迦牟尼镀金铜坐像，两侧有金字联语“寺镇牟尼青色宝，山飞舍利紫霞光”。塔基为古朴庄重的须弥座，护以八角形砖石勾栏，整座塔给人以庄严肃穆的印象，更奇妙的是，一千多年来，塔身一直不长苔藓，不长野草，也没有雀鸟粪便和蛛网虫窝(这可能与塔身涂有朱砂等因素有关)，故又名无垢塔。现在，这座高耸入云的古塔已经向西倾斜，略呈弓形，又被人们誉为“四川斜塔”。配衬着后面的花树飞檐，实为摄影留念的绝佳去处。
　　舍利宝塔两旁，分别矗立着钟楼、鼓楼。两楼均为卷拱屋顶，青色筒瓦，飞檐翘角，蔚为壮观。钟楼上悬大铜钟一口，其声悠远，有匾曰“钟敲鹤起”。鼓楼上架巨鼓一面，其鸣如雷，有匾曰“鼓击龙飞”。
　　钟楼侧为“天台胜境”牌坊，通向罗汉堂，因浙江天台山传为唐代五百罗汉现身应世之地，故有此称。鼓楼侧为“庐山遗迹”牌坊，通向清代的白莲社。《梁高僧传·慧远传》记载:东晋时，净土宗初祖慧远(334－416年)与刘遗民、雷次宗、宗炳等一百二十三人在庐山东林寺阿弥陀佛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并凿池种莲，结白莲社。当时的著名诗人陶渊明、谢灵运亦时来游玩酬唱，极一时之盛。宝光寺自清朝以来的历代方丈，多是禅净双修。道光十八年(1838)，妙胜方丈(1794－1858年)效法慧远故事，在寺内紫霞山西侧凿池种莲，建白莲社。咸丰元年(1851)初夏，以诗词书法名冠西南的新繁龙藏寺方丈雪堂含澈(1824－1900年)来此，赋一七绝，诗云:
“白云一坞屋之间，拜佛逃禅傍紫山。
又在远公莲社外，招他陶谢喜欢颜。”
　　白莲社在极乐堂后，其主体建筑为念佛堂，堂前的莲花池内，长满了名贵的子午莲，此花呈白色，午后开放，傍晚闭合。“庐山遗迹”牌坊有联云:
“生死海中念佛第一，人天路上作福为先。”
　　念佛堂联云:
“极乐慈尊垂法手，接引众生，同皈极乐；
裟婆教主广长舌，开示群蒙，早出娑婆。”
　　(娑婆世界即现实世界，娑婆教主即释迦牟尼。广长舌相，佛的三十二相之一，舌广而长，柔软红薄，能履面至发际，不作妄语。)
　　念佛堂内的石凿舍利塔，高5.5米，直径2米，由三块青石雕镂而成。塔心中空，呈六方宫殿形，每边都刻有龙抱柱，顶部刻有各种佛经故事人物，基脚四周刻有浮雕。是清光绪年间(1875－1908)凝聚着三代石工三年心血的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啸宗印密祖师曾作一七绝，咏舍利宝塔，诗云:
“宝塔凌空利似枪，几经鏖战辅周唐。
清平天下无能及，留与蚕丛作栋梁。”
　　(周唐:周代和唐代。传说宝光寺塔系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所建的八万四千塔之一，相当于中国的周代，再建于唐僖宗时。蚕丛:指四川。)
　　舍利宝塔后为唐僖宗行宫遗础，再后为七佛殿，为咸丰十一年(1861)宝光寺方丈自信禅师(1806－1879年)所建。有联云:
“如来七佛，百千万劫超苦海；
接引群生，二十四层拜诸天。”
　　(二十四层:佛教说天分欲、色、无色三界，共28级，称二十八天，即欲界六天，色界十八天，无色界四天。其中无色界四天非众生所能到，故有二十四层天的说法。)
　　殿内有三龛佛像，共七尊。七佛者，据《长阿含经》记载，为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佛、迦叶佛、释迦文佛(即释迦牟尼佛)。七尊佛均为贴金立像，每尊高达五米多。殿后，为韦驮菩萨塑像。
　　七佛殿左右，分布着客堂、伽蓝堂。客堂有一对深蕴禅理的联语:
“挑起一担，通身白汗，阿谁识；
放下两头，遍体清凉，只自知。”
　　七佛殿后为大雄宝殿，建于咸丰九年(1859)，气势雄伟。殿堂正中为释伽牟尼说法像，左右为随侍弟子迦叶和阿难。殿后龛内，塑有左手掌托金莲台的阿弥陀佛立像。这里有两幅著名的楹联，其一为: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佛教把世间的一切事物和道理都叫做法。)
　　其二为:
“退一步看利海名场，奔出了多少魑魅；
从这里听晨钟暮鼓，打破了无限机关。”
　　大雄宝殿两侧为斋堂和戒堂，后为藏经楼。戒堂匾额“万寿戒坛”，为清末四川按察使黄云鹄所书。其联云:
“毗尼宫殿如炉冶，销熔顽金铸良器；
般若禅坛配化工，转变钝智为上贤。”
　　(毗尼即戒律，般若即智慧。)
　　斋堂楹联则采取了禅宗在议论上转换机锋的话头禅手法:
“试问世间人，有几个知道饭是米煮？
请看座上佛，亦不过认得田自心来。”
　　藏经楼始建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竣工于咸丰元年(1851)，首尾达四年之久，工程浩大。仅支撑的四十多根高大石柱，就全部从十五华里之外的金堂县云顶山运回(宝光寺主要建筑的四百多根石柱亦如此)。这在远离山区、河道纵横、交通困难的川西平原，其艰巨可想而知。楼顶为重檐歇山式，飞阁流丹，巍峨疏朗，门窗檐拱，雕刻精美。楼高二十米，面阔九楹，进深五间，面积八百多平方米，为全寺最大的一重殿。楹联曰:
“竟能与羲卦麟经并垂宇宙，
应不让元亭石室高峙岷峨。”
　　(羲卦指伏羲氏制作的八卦。麟经，孔子作《春秋》，至“获麟”而绝笔，故《春秋》又称《麟经》。元亭、石室，古代宗庙藏图书档案的处所。岷峨指岷山和峨眉山。)
　　楼上，珍藏着道光十二年(1832)，妙胜方丈赴北京迎请的乾隆三年(1738)所刻之《大藏经》。凡七百二十四函，七千二百四十卷，今尚存六千六百三十一卷。楼下是法堂，为历代方丈升座说法之地。法堂左壁，挂着光绪二十二年(1896)重庆梁平县双桂堂方丈、以书画驰名海内外的竹禅和尚(1823－1900年)用“九分禅字”(融籀、篆、隶为一体)书写的巨幅作品《华严经》。字幅高六米，宽五米，如此巨作，世所罕见。每字长十五厘米，宽十厘米。后有一则行书跋语云:“如是之字体，从古未有也，曾经五十余年写成。如是，更其名曰‘九分禅字’，与八分隶书而为筹。待时在光绪二十有二年小阳月(农历十月)，书于上海客次。九八加一老衲衣人竹禅。”
　　法堂右壁，挂着竹禅的巨画--《捧沙献佛图》，与左壁字幅大小相同，形神兼备。上述两幅字画，是竹禅1896年七十三岁时，在上海根据宝光寺法堂两壁尺寸大小，应邀而作的。由雪堂含澈的弟子星寿带回宝光寺，现被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由于宝光寺在“文化大革命”中未受冲击，故文物十分丰富，计三百余件。其中的千佛碑，刻造于南北朝梁武帝大同六年(540)，距今已有近一千五百年的历史。碑高1.75米，宽0.65米，厚0．14米。四面刻有一千个5厘米高度的佛像，即现在贤劫千佛。碑面正中，有一30厘米见方的穹隆状小龛，内刻一佛(释迦牟尼)二菩萨(文殊、普贤)，佛祖正襟危坐，菩萨侍立两旁。碑阴刻有释迦牟尼的法身相、报身相和化身相，身后衬以火焰形灵光。碑下端刻东西南北四大天王，手执法器，勇武威严。碑额中心为接引佛，佛座下刻二力士，佛左右刻有双龙盘绕，首尾相接，别有神韵。碑下配以莲花座和六边形盘螭座，使碑身更显庄重稳固。纵观此碑，造型奇巧，雕技精细，图案布局得当，形态自然，线条优美，艺术成就很高，1956年即被定为国家文物。
　　宝光寺有“寺中三宝”，即舍利子、优昙花和贝叶经。这里的舍利子，不是指十三级宝塔中的舍利子，而是安放于透明的水晶球中的两粒舍利子。该水晶球置于一铜质镀金的小塔中，塔为四方单层亭阁式，高约二十厘米，塔基为莲花座，塔身铸有龙柱、花卉，额上题有“释迦如来身舍利”。这二粒舍利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宝光寺方丈自信长老的弟子真修和尚到印度、斯里兰卡朝拜佛祖遗迹，从斯里兰卡楞伽山顶的舍利塔请回的。
　　优昙花，梵语意译为祥瑞花，佛教把它作为圣花，极其稀有，每三千年才开一次。宝光寺的优昙花为铜质合金铸造，高一百五十五厘米，叶互生，为箭簇形，脉络清楚；花共六组，每组聚生着数朵小花，隐于壶状凹隐的花托中。造型别致，十分罕见。它还可作编钟使用，若用筷子击打叶片，就能发出“优昙钵罗”的音响。据说它是印度使臣赠送给中国皇帝的，原藏于清朝宫廷之中。道光十二年(1832)，妙胜方丈自筹银两，赴京购请《大藏经》，道光帝十分嘉许，御赐此花，现陈列于藏经楼左侧的殿堂中。
　　贝叶经为梵文《法华经》，长48.5厘米，宽、厚均为6厘米，共一百三十一页，四周边沿涂以金粉，中有两孔，以丝绦穿结，置于一精美的檀香匣里。它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十五日，真修和尚(法号清福，1862－1940年，成都人)游历泰国曼谷，国王召见他时所赠。真修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5月回国后，将其带回宝光寺，为稀世法宝，十分珍贵！亦陈列于藏经楼左侧的殿堂内。
　　方丈室紧邻的小客堂内，供奉着当代国画大师张大千(1899－1983年，四川省内江市人)于民国三十年至三十二年(1941年春至1943年6月)赴敦煌临摹画之一——《水月观音像》(它也是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作品中艺术价值最高的一幅)。高166厘米，宽75厘米，供奉于客堂正中一座雕刻精细，装饰美观的木龛内。观音菩萨头饰珠翠，身披缨络，露臂跣脚，衣带飘逸，斜倚岩石，怡然自得，凝视着水中的月影，背衬灵光、祥云，旁边陈放着杨枝净瓶。这帧中堂的颜料设色十分考究，除缨络、珠宝及衣带、山石线条使用金色描绘外，其余皆用朱砂、石青、石绿、石黄等矿物质颜料点染，故经五十年侵蚀，仍毫不减色，鲜艳如新。
　　《水月观音像》的两旁，悬挂着传为宋徽宗赵佶(1082－1135年)所作的《白鹦鹉》，元代赵子昂所作《五马图》，明代文徵明(1470－1559年)的山水，清初破山海明(1579－1666)年的草书，王文治(1730－1802年，乾隆二十五年探花)的行书，张船山(1764－1814年)所画的蜂猴(封侯)。
　　寺内还藏有蜀汉章武元年(221)的铜鼎，清乾隆时期(1736－1795年)，宫廷画家朱裳为乾隆画的《祝寿图》，画中的线条、包括人物的须发都是用“福、禄、寿、喜、平、安”等字组成。清代风云子画的工笔老虎，形神兼备，毛发似刺绣，极富立体感。竹禅大师的《墨狮图》和四幅一组的竹画《吟风》、《烘月》、《醉雨》、《承露》，表现了一丛丛修竹在风、晴、雨、露中不同的形态，寓诗情于画意之中。清末画家王浩的《十八应真图》，画中的十八罗汉，情态各异，生动传神。钟泽的《醉菩提》，画了两个醉了的罗汉，潇洒浪漫。此外，清代王宫午的双墨龙，黄才敏的大幅泼墨梅花，王元智的《三猴戏水》，蒋南沙的《喜鹊闹梅》，徐悲鸿(1895－1953年)的奔马，均是画中珍品。
　　藏经楼东则的花园客厅中，珍藏着近现代名书法家王懿荣(1845－1900年)、张崇朴、杨承禧、康有为、赵熙(1867－1948年)、谢无量(1884－1964年)、颜楷(1877－1927年)、翁同龢等人的墨宝，以及八道手工绣出的岳飞书写的《出师表》绣屏，针工丝丝入扣，字体不失原书的遒劲，堪称文、字、绣三绝。
藏经楼西边的廊房为影堂，即供奉中土历代禅宗祖师的殿堂。堂中塑有初祖菩提达摩(？－536年)像，并挂着历代祖师的画像。联云:
“面壁指心传，万代禅宗由祖证；
影堂遗像在，千秋佛法见根源。”
　　东边的廊房为祖堂，即供奉寺内历代祖师的殿堂。堂中龛内，为啸宗印密祖师塑像。周围，供奉着禅宗天竺二十八祖及中土历代祖师的牌位。联云:
“啸祖法临、明，东土西天，相传得鼻；
国师封悟、觉，南能北秀，奉祀馨香。”
　　临、明指临济义玄和破山海明，悟、觉指悟达知玄和圆悟克勤。啸宗印密为禅宗曹溪第三十六代法嗣，得法于重庆市梁平县双桂堂方丈破山海明，破山海明则得法于浙江鄞县天童寺方丈密云圆悟(1565－1641年)。
　　祖堂后面，为一座花木扶疏的四合庭园，园内，立有啸宗印密的灵骨塔和衣钵。
　　藏经楼两侧，各有双扇拱门一道。右侧拱门上榜书“狮窟”，通东方丈，即现任方丈大和尚的居室、客厅和花园。联云:
“狮窟常出狮儿，吼天吼地；
紫山接来紫气，亘古亘今。”
　　(紫山指藏楼后的紫霞山。)
　　左侧拱门上榜“龙潭”，通西方丈，即退院方丈的居室、客厅和花园。联云:
“退隐得清修，念几声佛，极乐净土中事；
逃禅随入定，明一片心，法门宗教上人。”
　　东、西方丈无论在建筑格调和环境布局上，都堪称宝光寺十六座四合庭园中的典型代表。
　　宝光寺的罗汉堂，是国内现存最精美，最完整的清代塑像群之一，建成于咸丰元年(1851)。是当年妙胜方丈不辞万里风尘，北走燕赵，南游吴越，观摩了各地的罗汉堂，最后荟萃浙江杭州净慈寺、灵隐寺和常州天宁寺的罗汉堂图像仿建的。堂构、泥塑取三寺之长，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时妙胜文丈聘请了三批民间塑师，即属于北派的陕西帮、属于南派的川西帮和川东帮。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川东帮的著名塑像大师黎广修(约1815－？)，他原名黎德生，清末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县)人，其祖辈世代都从事佛像泥塑。黎广修少时曾读诗书，后随父亲以塑像为业。他聪慧好学，能诗善画，擅长书法，有高度的艺术修养。后来又皈依佛教，成为正信居士，懂得不少佛学哲理，故塑起佛像来得心应手，不落俗套，以生活气息浓郁而闻名海内外。他塑像总是先打草稿，然后细细琢磨，反复修改，力求技艺上的精益求精。黎广修三十余岁时便在宝光寺塑罗汉中大显身手，一鸣惊人，成为四川泥塑名家。
　　罗汉堂内有佛、菩萨、罗汉、祖师塑像共五百七十七尊。每尊罗汉像高约两米，全身彩绘贴金。这些罗汉形态表情富于变化，姿态动作各不相同。有胖有瘦，有老有幼，有高有矮，有美有丑……，或喜笑颜开，或愁容满面，或慈祥和善，或横眉瞪眼，或文静端庄，或勇武骠悍，或憨厚滑稽，或狡黠老练……。有的正襟危坐，合掌参禅；有的翘腿抱膝，怡然自得；有的张口振臂，谈笑风生；有的闭目托腮，若有所思；有的结跏趺坐，默默诵经；有的怒目圆睁，握拳扬威；有的腾云驾雾，神采飘逸；有的回首凝神，秘而不露；有的仙风道骨，有的癞头跣足……。手中或持念珠、木鱼、宝杵、禅杖，或持经卷、钵盂、拐杖、拂尘，或捧灵芝、仙桃、佛手、石榴，或玩麒麟、仙鹤、蟾蜍、蝙蝠……。其衣著、款式、色调、纹饰也各有不同，与人物性格和所处环境巧妙相配。如此，五百多尊塑像造型千姿百态，各有旨趣，成为雕塑界的艺术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