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念太虚大师（节选）

　　……想起大师四十年中，为国家为佛教的努力与贡献，不能不想到，今日中国的佛教界，缺少一位像大师那样的大师。大师的福德、智慧、风度，在社会与佛教中的广泛影响力，以及在国际佛教界的崇高声誉，这确是他四十年中“舍身会心，救增救世”所造成的。为国家与佛教着想，我渴望大师的乘愿再来！更期待今日自由中国的大德们，能承受大师精神的感召，继承大师的学业，成为当前我们所仰望的大师化身！大师不是少数人的大师，最近自由中国的佛教界，流露了对于大师的赞仰与推重的热忱。这应该是出于真心诚意的，这实在是佛教复兴的好消息。
　　七年前的今日，是我最后礼别大师的日子。我想起大师，更想起大师对我的慈悲。从我与大师往事的追念中，觉得辜负了大师的深恩！仅留有惭愧的回忆。
　　民国二十年春天，我进闽南佛学院修学，开始皈向于大师的门下。七月里，我开始写出的第一篇佛学论文——《抉择三时教》，这是融会三论与唯识的，受到了大师来函的嘉勉与鼓励。不久，去鼓山，我又写出《共不共之研究》（偶然说到国测所说的，胜于窥基）、《评破守陪上人读唯识新旧不间论之意见》。大师意识到我的性格，是是非非，不为古人融会，不为近代的大德包含，这是可虑的。所以又经大醒法师，关照我要心存宽厚，而且还写了一篇《评印顺〈共不共之研究＞》。但在当时，我是不能理解大师心境的。守老是江苏佛教的瑰宝！但他反对世亲、护法、玄奘的妄立有宗，如在今日，也许有人会把他看作毁弃圣言，诽谤增宝（护法与玄奘）的。当时弘法大陆的大德，各有大事因缘，没有闲暇来留心此事。而初学的我，竟然以拥护唯识宗的立场，起来反对专宗《楞严》、《起信》，指责“护法妄立有宗”的守老。现在想来，确是过于孟浪了。二十一年春天，我又回到闽院，开始为甲班同学讲《十二门论》。夏天，回普陀山去，开始我的阅藏生活，而我心目中所影印的大师，还不曾见过。
　　一个冬天的中午，化雨小学校长宽融法师来看我，传达大师的意思，要我到世苑图书馆去研究。我万分地感谢大师，但当时我面对三藏教典的丰富，以古为师，法喜充满，所以也就暂时辜负了大师的好意。二十三年，为了阅览《大正藏》中的三论章疏，才于农历的新年去武昌。当时，先与华清法师会雪窦，第一次礼谒大师，请求开示。大师只是劝我多多礼佛，发愿，修普贤十愿。我没有理解大师的用意，也就不曾忠实履行。现在想来，大师的慧眼，是何等犀利！他见我福薄障重，非多修易行道，增长善根，销除宿业，将来是“孤慧不足以弘法”，弘法而必招障难的。
　　武昌的酷热（前年在厦门，为此而痛苦三月），逼我回普陀过夏。闽院院长常惺法师，因大师的介绍，约我去闽院教学。但只是半年，我便与苇中法师，在二十四年二月，回到了上海，又同到雪窦下院去再见大师。大师剃去髭须不久，显得年轻些了，劝我去武昌。我决心回普陀，完成读通大藏的目的。
　　四月中，我与大师发生了误会。为了中日佛学会事，内学院与国日增墨排等，互相攻讦，牵涉大师。我觉得，为了正义，为了佛教，那时的中国的僧众，不能以任何理由，去与侵略的日本合作，或者被诱惑而去日本参访。我不知表面文章而外，底层还有文章，就冒昧地一再向大师上书，措辞有点过火不客气。大师不理我。我一气，忘了善知识激发策勉的恩德，断然离开了大师，闭门阅藏，过着忘世生活。这要到编纂大师全书，遍读一切文记，才自觉从前错误。但来不及忏谢的遗憾，将永远地存在于我的心底！
　　二十五年初冬，我读完大藏到杭州去，这是我出家以来为游览而旅行的仅有一次。到了杭州，知道大师在灵隐寺讲《仁王经》；我被妙乘、慧云所邀去参加开经法会。大师一见我，不说别的，只说佛教内多的是谣言，有的是嫉妒，切勿轻信他！世苑新近要成立研究部，希望我去任般若三论系的指导。我没有答应此事，到镇江、南通去了（大师派人来六和塔找我，我早走了）！二两星期以后，我回到上海，准备回普陀，去三昧寺看同学。恰巧那天，中国佛学分会（设在寺内）请常惺法师演讲。大师也来了，妙乘、慧云他们也来了。
　　大师还是要我去武昌，大家怂恿我，不自然地接受了大师的意思。现在想来，因缘不可思议，不是杭、沪两地的巧遇，不是游兴偶发，不是大师的慈悲摄受，抗日炮火一响，困处普陀的我，早不知怎样了！我从因缘不可思议的经验中，时时想起了大师。
　　在武院，我经历了一夏的痛苦。抗战的序幕——卢沟桥的炮火响了，大师也从庐山到武院来。一天，大师讲《新与融贯》，我扶着病去听，这是亲聆讲学的初次。大师不拘于一宗派，不拘于一文系，在不失中国佛学传统下，融贯一切。然而，大师的思想，是有重心的，是导归人生佛教的。这是怎样的难学！要有高瞻远瞩的远见，阔达多客的大度，或与或夺的无边方便才得！如胸襟褊狭，或者才力不及，那只能学到皮相的笼统而已。我虽然也觉得：“离精严无贯摄，离贯摄无精严”，而其实长于辨异。这对于大师的心境，隔着千山万水。然在汪洋含容的法海中、大师并不曾拣弃此一细流，勉励我前进！
　　二十七年秋天，我到了北碚缙云山。那时，周继武写了许多东西，主张《起信论》与《成唯识论》是一致的，错在贤首大师，大师要我批评他。我奉命写了一篇，主张《起信论》与贤首是大体相合的；《起信》与《唯识》却不同，指出周氏的误解，而终结了周氏的排毁。
　　我与大师，永远是思想与文字的关系。二十八年，大师从昆明寄来了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要我加以批评。我写了一篇《吾国吾民与佛教》，这是批评林氏而维护佛法的。后来由汉院的同学会；为我印成小册子。
　　二十九年，我在贵阳大觉精舍住。不满意结城令闻的《唯识思想史》（墨禅译），决意另写一部。等到第一部分脱稿，寄给大师审定，大师为我改名为《唯识学探源》。后来为我作序，说是：“洵堪为学者探究之一异门方便”。对于教理的历史研究，在大师晚年的心境中，虽非传统的研究法，但决不如某些人所想象的“不可以”。年底，我回缙云山，大师就命我为专修部讲《唯识学探源》。
　　三十年，是我写作最勤的一年。如《佛在人间》、《法海探珍》、《佛教是无神论的宗教》，以“力严”名义，多数发表于《潮音》。我的思想特征，明确地显露出来。大师并不看作佛教的破坏者，都采录而登载出来。有时加上几句评语，不是说“不可刻划大甚”，便是说“也可不必这样说”。此外，妙钦他们，依着大师的指示，来请我作课外的讲说。《摄大乘论讲记》，就是这一年讲的。秋初，演培去合江办理法王学院，要聘一位导师，大师同意我去。从此，演培他们称我作导师，一直到现在。
　　三十二年夏天，我的《印度之佛教》出版，引起了与大师的长期商榷，也可说长期的论争。问题的重心在：我以为大乘佛教，先是性空难名论，次是虚妄唯识论，后是真常唯心论。我从佛教流行的情况说，从佛教思想盛行的主流说。但大师以为：先真常唯心，次性空，后唯识。大师虽承认说一切空的经论，比之说真常不空的（如来藏、佛性），盛行的时期要早。但真常唯心为佛果的圆满心境，为一切佛法的根本，所以应列于最先。到三十三年春末，我作《无诤之辨》（稿存汉院图书馆）。这是备忘录性质，只是表示意见，而不愿大师答复。我那时，感觉到我的罪过，我不应为了这些，增加大师的劳累。佛教的事多着呢，怎能使大师为此等事而劳心！三十二年冬的《大乘是佛说论》（本是长函），三十三年春的《中国佛教史略》（妙钦初编，由我补充改正）。都寄呈大师。大师为了《中国佛教史略》，特地为妙钦说《论中国佛教》，以表示不同的意见。然而，大师的《评印度之佛教》，积压了一年多才发表，生怕本书的发行受到影响。《中国佛教史略》，大师特为介绍于正中书局。大师对于言论自由、思想自白的精神，容忍异己者的雅量；对于好学者的鼓励，使我认识了大师的伟大！
　　三十三年秋天，我受十方堂聘，想去成都，大师要我到汉院。《阿含讲要》，就是此时讲的。发表在三十四年的海刊；大师评为海刊一年的佳作，给了我奖金。
　　胜利了，我的第一目标，是回到别来十年的普陀。但一到武昌，被大师留住了。那时，发起编纂大师全书。由尘空、杨星森负责；大师嘱我代为审细的搜集文稿。全书的纲目，早已大体决定。我发觉，大师的分大乘为三学，只是着重义理来分别。而菩萨的发心、修行等，都是通于三大系的，最好别立“大乘通学”一编。这一意见，经大师同意而修正了。当时，主持出版的李子定居士，送来供养，要我写一篇长序，总论大师的学业。我不敢答应，辞谢了供养。因为大师的思想，博大无碍：普陀闭关；游化欧美；访问南洋；对于教义及建俗的见地，都有重点的移转。这不但是我没有圆满的理解大师，理解的也许不多。我不能写，写出来也是不容易讨好的！
　　三十六年三月六日晚，我回到上海。礼见大师于玉佛寺的直指轩。大师为教的心境，当时非常不顺适。十日早上，我向大师告假，要去西湖一看。大师说：“就回这里来吧！带几株梅花来！”哪知道这就是最后的礼别。不几天，得到大师去世的电讯，特地折了几株灵峰的梅花，带回灵前供养大师。
　　大师的事业，我无力主持；大师的遗物，我无力保存；大师的舍利，我无法供养。在大师门下，我是那样后起，那样的障重福薄，那样的执拗。我不是上首迎叶，不是多闻阿难，更不是代师分化一方的舍利、目连。我只是，但求依附学团，潜心于佛法的孤独者！只是辜负大师深思，烦劳大师而不曾给予助力者！
　　大师去世了，弟子们云集上海。但是各有法务。留下的全书编纂，茫无着落。大家要我来勉为其难，总算在大师弟子中，有大醒法师供给膳宿，这才在大局如火的动乱中，草草地完成。我避难到香港，写了大师年谱。来台湾以后，又因为大醒法师久病，暂时负起大师创办的海潮音社长名义。这些，在我想来，多少会给我报恩的机会吧！
　　我还是那样的福薄障重，还是那样的孤独，还是那样的执拗，还是那样的不能契合大师的轨范。然而想到了大师的海涵汪洋，大师的诱导慰勉，也就自忘僻陋。做着从前那样的，能力所能做的事。
　　我怀念大师，我寻求着大师的精神，我期待着大师的乘愿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