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密造像艺术初探

川密造像艺术初探
　　李巳生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
　　提要
　　东汉时，具有佛像特征的造像已雕刻在四川乐山的崖墓中。密教造像起步于南朝齐、梁，繁荣于唐宋，历经杂密、纯密、晚期密教、持续不断发展演变的进程。安史之乱，中原密教渐趋衰微之时，从中原、滇、藏，密教入川，显密相涉，佛儒道交融和与周边地区文化的交流中，产生具有本土特色的教派和造像群。不少造像极富想像，凝聚世俗之美，展现其多元性、丰富性和独创性。本文据造像记以及有关文献资料，试图探索其发展演变的趋势和艺术特色。
　　关键词：1.川密造像 2.显密相涉 3.佛儒道交融
　　【目次】
　　一、引言
　　二、南北朝至初唐
　　（一）显密共奉，初露杂密
　　（二）禅密兼修，引密入禅
　　（三）菩萨装佛与密窟
　　（四）外地风格的影响
　　三、盛唐至前后蜀
　　（一）大造密坛曼荼罗
　　（二）显密造像并列或相涉
　　（三）雕绘并举，相得益彰
　　（四）南北交流，竞放奇花
　　四、北宋南宋时期
　　（一）密坛曼荼罗的新天地
　　（二）显密相涉，佛儒交融的造像
　　（三）中心寺院和支院
　　（四）佛儒道相融的造像
　　（五）宋代佛教石窟雕塑艺术的峰顶
　　1.传神写心，包容无碍
　　2.不仿前人，交流创新
　　五、结语
　　附录：四川密教造像题记年表
　　一、引言
　　印度密教经咒三国时已传入中土，魏晋造像仅见于云岗石窟和敦煌石窟，以及南朝绘画中。四川成都地区南朝齐梁造像中微露杂密色彩，武周始以毗卢佛或弥勒佛为主尊，造菩萨装龛窟，揭开纯密造像的序幕。盛唐至前后蜀大造祈福、禳灾、护国仪坛诸尊密像，在与周边地区交流中，不同教派进入四川，造像艺术在趋同变异中繁荣鼎盛并酝酿具有四川地方文化特点的教派产生。进入两宋，理学兴起，佛教诸宗相涉，佛儒道交融更趋深入开花结果。在由显入密、佛儒融合、孝亲忠君的宝顶山道场造像群中，展现晚期密教艺术的彩霞。四川密教遗宏富多姿，从不少有造像名目和纪年的镌题与造像及有关文献对照，可透露出经杂密、纯密以至晚期密教造像在四川发展演变的趋势，大体勾划出轮廓。今抄录已见造像题记，联缀造像遗和有关文献，略加?述。
　　二、南北朝至初唐
　　（一）显密共奉，初露杂密
　　东汉至南北朝，梵华僧侣往来天竺，佛教盛行，杂密经咒随之流布出现含有杂密色彩的造像。赤乌四年（241年）康僧会到建业设像行道，曹不兴摹写“西国佛画”被誉为“佛画之祖”。东晋戴逵父子曾造无量寿佛并观音菩萨，又造弥勒佛。南齐陆探微画面黄獠牙，金甲持幡踏狮神像，张僧繇画行道天王，卢舍那佛，四菩萨，又画孔子十哲像。北魏孝文帝初凿云岗石窟第7、8双窟与敦煌莫高窟西魏大统四年第285窟中，各雕刻或图绘有广头多臂、形象诡异的神像。
　　四川地区杂密造像起步稍晚，出自成都、新都、绵阳、茂汶一带，元嘉至北周的多件造像中，数件疑与杂密有关。例如：绵阳东汉平阳府君阙被铲去图像又重新刻上的观音龛，在成都府河出土的一件造像上有“大同元年（535年）邑子吴氏泰造光明佛一尊供养”镌题。佛典称：“毗卢遮那佛太阳之异名，除暗遍明之意译，真言教之教主。大疏一云，梵音毗卢遮那者，是日之别名，即除暗遍明之义也。”[1]　河南安阳东魏武定四年（456年）大留圣窟中造卢舍那佛居中，左弥勒右阿弥陀佛，窟壁镌题“张岫造日光佛”。[2]　法身毗卢遮那佛，报身卢舍那佛同为密教与华严的教主。成都万佛寺藏以观世音菩萨为主尊，胁侍四菩萨、四比丘、二明王、双狮双象及博山炉。镌题“中大同三年……敬造官世菩萨一躯明口天游神净土口口兜率供养口佛……。”（图1）另一件，成都商业街出土以观世音菩萨为主尊二菩萨胁侍的龛像，镌题“齐建武二年岁次乙亥荆州道人释法朗为七世父母师徒善友造观世音成佛像一躯愿生生世世永离三涂八难之苦面都请诸佛弥勒三会……”，龛后线刻交脚弥勒及供养人，万佛寺观音龛后线刻佛坐莲台。据两龛造像和镌题及有关经文推测：
　　1、《妙法莲华经·普门品》：“观音菩萨有神通力，应诸众生所求，无处不现，无苦不拔”，“此观音已证妙觉，虽居果位，不舍因行，乃已成佛。”东晋竺兰提译《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经》：“观世音菩萨恒以大悲怜悯众生一切，救济苦危，汝今应当五体投地向彼作礼。”两经两龛均以观世音菩萨为主尊，显密共奉。
　　2、川西茂汶出土“南齐永明三年（484年）造无量寿当来弥勒成佛二世尊像，成都西安路出土南齐“永明八年（490年）……弥勒成佛像一躯。”万佛寺藏约五世纪造“弥勒下生经变”石刻（图2），反映了当时对立志成佛救众生苦难的观世音及施乐于人间的弥勒信仰和追求，无量寿，弥勒，观音显密共奉。
　　3、弥勒信仰早于观世音。东汉支娄迦纤译《道行般若经》中已含杂密思想，有弥勒信仰内容。[3]　《弥勒下生经》所说“兜率天”、“阎浮提”净土，都不脱离“欲界”。弥勒下降“阎浮提”龙华树下成佛，于华林园中三行法会，普度众生，建人间佛国。与之相应，密教重现实利益，不离世间成佛，建人间净土。观音、弥勒均位于曼陀罗中，更有“大日弥勒同体说”[4]　，《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经》为“杂密圣观音法，密教经典诸尊法的嚆矢”。[5]　南朝齐梁忏法盛行，以观音菩萨为本尊，依经请观音，诵密咒，消伏毒害。
　　成都万佛寺和商业街的两龛观音造像，均以观音为本尊，涉及“兜率”、“弥勒三会”，建人间净土。观音弥勒并奉，显密相涉，含杂密造像的色彩。
　　（二）禅密兼修，引密入禅
　　隋文帝立国，普昭天下营造经像，建寺立塔，重定门，大开习禅风气，通行设斋，修忏，祈愿，持律。有的禅僧兼习密咒引密入禅。凿于北齐天保年间（550-555）的安阳小南海石窟，僧稠禅师建。窟内设卢舍那佛、阿弥陀佛、弥勒佛，窟门刻金翼鸟、虎头人身像。隋开皇九年灵裕造安阳大住圣窟，窟内除设小南海石窟中三佛外，更刻千佛、三十五佛七佛、二十四传法圣僧，各有提名。窟门刻那罗延神王、迦毗罗神王，窟名“金刚性力住持那罗延窟”。“僧道场在邺都讲《智论》，传持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6]　可能是供禅定观想，修菩萨行经五十二阶位，达到“妙觉”极位，自觉觉他圆满成佛。一说：一佛五十菩萨各坐莲花上：“是印度Sarnath与Ajanta等与西纪第五六世纪顷作风之流裔也。（一根数茎乃至数十茎之莲座佛）今山西天龙山北齐时代之造像即以此为蓝本。”[7]　北齐曹仲达传写流布。《高僧传》载：道场、僧稠均大弘禅业，神异奇闻名当世，“道法专经禅业也时行神咒”；神秀禅系义福弟子优婆夷未曾有，“尝以诸佛秘密式是总持，诵《千眼》、《尊胜》等咒”；“长安四年（704）梓州僧释清惠在少林寺坐夏，于山顶佛堂，念十一面观音神咒”。大业元年（665年）天竺昙摩拙义“至成都雒县大石寺，仰首望天，空中见十二神形便一一貌之，乃刻木为十二神于寺塔下”。大业五年（670）造巴中西龛第16号窟，主像已毁，残留天龙八部、天王、力士、以及双头人物浮雕。门楣浮雕五佛，飞天伎乐围绕，装饰华丽，雕刻精美，似含密教色彩。
　　（三）菩萨装佛与密窟
　　唐初，玄奘、义净返长安，译经含有密咒。“永徽二年（650年）阿底瞿多据《金刚大道场经》撮要，抄录成《陀罗尼集经》十二卷，其中有佛部、观音部、金刚部和杂部，有佛顶法、弥陀法、观音法以及弥勒、地藏、摩醠首罗天、那延罗天、四天王等”。密教以毗卢佛为最尊至上的根本佛，诸佛菩萨释迦、无量寿、弥勒、观音、文殊、普贤、药师、地藏以及金刚力士诸天，各以自性轮身，正法轮身，教令轮身分别列入曼荼罗中。有贞观四年（630）镌题的茂汶叠溪点将台造多龛弥勒像，造“释迦药师龛”、“救苦观音龛”。贞观八年（634年）梓潼卧龙山巨石上一面有碑文：“僧道密造”“阿弥陀佛并五十二菩萨”，浮雕西方三圣左右五十二朵莲花上坐诸菩萨。其余三面造弥勒佛、卢舍那佛、千佛各一铺。大约永徽至显庆（651-660年）大足尖山子崖群中造阿弥陀佛五十二菩萨，弥勒等龛，与之相近年代的法华寺石窟中，第8号龛造像镌题：“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地藏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可能造于初唐。龙朔三年（663年）通江千佛崖“阿弥陀佛龛”中浮雕五十二菩萨并地藏、龙树二密像，显密共奉。
　　菩萨装佛的出现，开启了杂密步入纯密的进程。玄奘《大唐西域记》：“瞿萨旦那国（即于阗，今之新疆和阗）勃加夷城……有佛像，高十余尺，相好允备，威肃嶷然，首戴宝冠，光明对照。”建于西元第四至第八世纪的阿富汗巴米羊石窟中的“装饰佛陀，头戴宝冠，扎有发带，颈佩璎珞，著双山衣，可能即是后来大日如来的前身。”[8]　“金刚界大日如来似菩萨，作天人状，头垂发，戴五智之冠……胎藏界大日如来如菩萨形，头如发髻状如冠形。”[9]　密教以大日为首的五佛均著菩萨装。贞观十九年，玄奘至西域返长安，曾携回“拟婆罗疾斯国鹿野苑初转法轮像”一躯，似第六世纪鹿野苑出土的释迦如来初转法轮像。佛座背屏左右侧，浮雕奇兽鳄鱼之头形，如密经所说“六拿具”图，其母形可追溯到印度纪元前一世纪的山奇大塔东门楣浮雕，作为佛的象征菩提树左右围绕著怪异的兽群。类似以上的图像也雕刻在武周石窟中：蒲江飞仙阁第60号龛造菩萨装佛，胁侍二菩萨及著异族服装的侍者二身，镌题：“永昌元年五月为天皇天后敬造瑞像一龛”，为最早有纪年题记菩萨装毗卢佛，或弥勒佛的密像。与此龛主尊同为菩萨装佛的第9号龛，龛中组合胁侍佛侧菩萨、比丘、和著异族服装的侍者天王、力士各二身，龛附近残留“稚州平羌府校尉……”镌题，[10]　佛座背屏上浮雕“六拿具”奇禽怪兽，菩提双树间浮雕天龙八部。与之类似的密凿造在广元千佛崖景云至延和（710-716）年间造“菩提瑞像窟”（图3），更于右壁浮雕十比丘，左壁持香炉，合十，吹排箫，击鼓，打板的乐队一组。造像碑文中有“天后皇帝”等字，后蜀装彩题记称主尊为毗卢佛。另有莲花洞三壁各造一佛，右壁佛著菩萨装，镌题“唐武后大周万岁万万岁”。
　　以上菩萨装佛龛均出自武周时期。“武则天崇佛道，重瑞应，符瑞图忏为上下所同好，自后秘密之风盛行”、“载初三年（691年）沙门怀义、法朗等造《大云经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11]　于是造弥勒佛之风盛行。贞观十二年（638年）武则天曾随父驻壁州（今通江县），龙朔三年“奉诏造像碑”与“阿弥陀佛龛”一并凿造在通江千佛崖。
　　（四）外地风格的影响
　　两汉之际，四川境内无大战，国富民殷。东汉时具有佛像特征的造像已雕刻在四川乐山等地崖墓中。魏晋四川地区战乱不止，人口大幅度下降，益州流民十余万户迁往荆州，[12]　仍有不少求法僧侣，不畏艰险翻越高山大河往来天竺与四川，刘宋时四川渐趋安定。《南史》记载：天监十三年（514年），梁武帝授武王纪为益州刺史，“南开宁州，越巂，西通资陵，吐角浑，内修耕桑盐铁，外通商贾之利”，腰缠百万的富商在此出没，西域商人何妥“事梁武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续高僧传》卷25释僧先“本康居国人，以游贾为业，梁周之际往来吴蜀，江海上下，集积珠宝，行贾达于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新城郡牛头山。”南齐梁初（494-579）僧付、惠韶、释民达等入蜀，惠韶应武陵王邀，令讲请观音。《南史》列传十三记：天监（502-519年）中张僧繇为武陵王国侍郎，直秘阁知画事，太清初（547-549年）在成都为武陵王纪画像。“位于西南交通枢纽的成都，既是商贾贸易的大都会，又是传播佛教艺术的通途。当时成都佛事之盛仅次于建业和荆州。
　　“米芾《画史》记张僧繇‘画宫女面短而艳，画胡僧蕃奴诡状殊形，奇形异貌，殊方夷夏，皆参其貌，’造型处理工整之中兼有粗放写意韵味。其画风也显示在成都万佛寺南朝造像上。菩萨造像清丽潇洒，面短而艳，衣薄贴体飘逸，天王蓄髯形象怪异。齐梁时梵僧多来自扶南、占婆、东南亚艺术将精神与肉体、崇高与怪异相结合的特点与南朝画风融为一体”。[13]　万佛寺有的菩萨佩华丽的长璎珞，扭身耸臀，薄衣贴体，显露出肉体之美，妖冶的风姿，在深笃的宗教感情中蕴藏著神秘的异域气息。南朝文学艺术名家辈出，《南史》崔祖思传：北魏孝文帝曾派谴使团往建业、工艺名家蒋少游“图画而归”返洛阳，“青州、四川造像受南朝影响”。[14]　南朝造像遗罕见，精品尽出自成都，“除规模无法与北朝抗衡外，但就艺术造诣而论，与北朝相较并无逊色。[15]
　　隋帝崇尚佛道，铸金铜像不计其数，文帝将南陈所藏书画八百余卷迁回珍藏，炀帝派杜行满出使西域。大业五年杨广去河西，出巡张掖、高昌、伊吾等二十七国，西域诸胡男女歌舞迎谒于道。隋末唐初，玄奘大师因关中事乱，高僧多避居蜀郡，乃转而之蜀。[16]　贞观十七年至龙朔三年（643-663年）王玄策四次经吐蕃出使西域，雕绘巧匠宋法智随行，携回圣和佛像，唐京道俗竟相传摹，“菩提双树下弥勒图”，可能传摹流布四川。四川石窟初唐至盛唐的广元、巴中、通江以至蒲江等地龛窟，菩萨装佛坐菩提双树间，浮雕《六拿具》图于佛座背屏上，奇禽怪兽较龙门石窟树下弥勒图变化更为多样；壁顶和树间天龙八部，飞天在漫天花雨中翱翔一如敦煌壁画。隋至初唐菩萨丰腴多姿，微扭腰身，佩华丽的长璎珞。衣褶处理如画师运笔，转折起伏，连绵不断，有绘画韵味。初唐蒲江，广元造像中鼓乐图、异族侍者采自世俗，雕塑精美不亚龙门石窟。川北广元、通江造像可能是长安画样的变体，开龛凿窟出于武后旨意。川西南：“蒲江的宝冠佛及其宝座源自波罗模式。印度造像到达四川，通过缅甸和云南……四川工匠用自己的理解来处理外国模式，以便适应本地的口味，四川艺术在接受外来影响方面，从未成为被动的镜子”。[17]　《法苑珠林》卷29：“依王玄策行传云，西域瑞像无穷……除行传外，范长寿别撰西国记六十卷，中国画四十卷，今不传”。四川的地理位置，繁荣的经济文化，有利于通过多条渠道，吸取外地营养与本土文化相交融，创造出多元揉合、异彩纷呈、富于地方色彩的石窟艺术。从贞观至开元出现的上述造像上可见四川与外地在佛教艺术上的交流和影响。
　　三、盛唐至前后蜀
　　（一）大造密坛曼荼罗
　　密教系统译经和正式传授，始于开元三大士入长安，莲花生进吐蕃，阿叱力到南诏。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译经、建寺，造像，设坛灌顶，祈福禳灾，广为四众授法。所译经典凡七十七部一百二十卷，收入大藏，依经造像壁画雕塑遍南北寺院石窟中。
　　四川地区依密经造像活动进入盛唐逐渐增多，迄至前后蜀，主要分布在川北、广元、巴中、通江，川西南乐山、夹江、丹陵、仁寿、蒲江，川东安岳、大足、合川等约五十余地区。盛唐依密经造药师佛作为主尊、胁侍二菩萨二力士，以及双狮共一龛，《始宁县志》：凿造于“巴中始宁寺后，精美绝伦”（图4）。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开元初，成都妙积寺有尼魏八师，常念大悲咒……僧法成自言能画，刘意儿常合掌仰视，然后指授之……后塑先天菩萨像凡二百二十四首，首如塔式……先天菩萨画样凡十五卷，柳七师分三卷往上都流行”。安岳卧佛院千手观音像可能造于此时，开启了四川地区大造密像的先河。
　　天宝十五年至乾符二年（756-875年），吐蕃、南诏侵扰川西南地区，历时一百二十年，直至晚唐乾宁，光化（894-898年）大造祈福、禳灾、护国的仪坛尊像。千手观音，毗沙门天王造像常在龛群中占主要位置引人注目，造尊胜经幢较为普遍。地藏十王，如意轮观音，珂勒帝母，行道高僧，相继凿造。仁寿牛角寨弥勒大佛侧壁造毗沙门天王，乐山凌云崖大佛两侧崖壁下，左右二龛护法神，高冠长裙、饰璎珞如密像。巴中南龛中造毗沙门天王与观音，荣县罗汉洞造毗沙门天王与尊经幢等多样组合造像。唐末天下大乱十国分离，四川相对安定，前后蜀仍造像不断。凿窟开龛主要分布在川东大足、安岳、合川、资中、乐至、广安等地。大足造像成群集中，内容与形式较具代表性。观音地藏或观音地藏十王多龛造于此时，尤以地藏小龛较多。永平五年（915年）造大威德炽盛光佛并九曜，广政十七年至十八年（954-955年）造药师琉璃光佛，八菩萨、十二神王、十佛、地藏，尊胜经幢共一龛（图5），类似药师龛也雕刻在资中、安岳等地。乐至报国院造“大悲千手观音与观经变”，白衣观音与地藏组合。
　　（二）显密造像并列或相涉
　　中唐巴中一佛五十菩萨图中或有地藏尊像，或与弥勒、观音共刻在一处。通江佛日崖造双身或三身弥勒佛与地藏观音并列，邛崃石笋山、丹陵刘嘴、郑山，将千手观音龛与观经变龛并列，为了祈福现世及彼岸。在资中、夹江、邛崃等龛群中可见千手观音、毗沙门天王、维摩、观经变、华严三圣等显密造像共一崖壁。尤其是石笋山龛群，龛窟排列规整，似有意安排，以示显密并奉，僧人显密兼修。“唐代僧侣大多兼习诸宗，而律宗与密教似尤多关联”，[18]　日本台密宗师“最澄……大师在唐一年，其所学法门遍及圆、密、禅戒诸宗，称之为四种传承”。[19]
　　（三）雕绘并举，相得益彰
　　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建成都大圣慈寺。宋．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盛。……总九十六院、楼阁、殿、塔、厅、堂、房、廊、无虑八千五百二十四间。画诸如来一千二百一十五，菩萨一万四百八十八，帝释、梵王六十八；罗汉祖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将二百六十二；佛会、经验变相一百五十八，诸夹绅雕塑不与焉。”以朝廷待诏及长安画坛名家为主的画壁多属密教。诸如：孙位画“行道天王”仿张僧繇“战胜”，赵公祐画“天王部众”，范群画“鬼子母”、“水月观音”、“大悲变相”、“八明王”“药师像”，卢楞迦画“行道高僧”，辛澄画“五如来同坐一莲花”、“如意轮菩萨”、“泗洲大圣”，张南本画“孔雀明王变相”，杜齯龟画“毗卢佛”、“十二面观音”，赵温奇画“千手观音”、“北方天王”，蜀人左权画“千手眼大悲变相”，仿吴道玄“地狱变相”……。天福年（936-943），雍州赵德玄入蜀，携来梁、隋、唐名画百本。后蜀孟昶设立画院，《五代名画补益》记当时名画，雕绘巧匠以四川较多，绘画艺术与南唐抗衡，不仅是全国两个绘画中心之一，也是密教造像最活跃的地区。广元观音崖镌题：凿窟造像“召善凿之良工，访精能之巧画”，绵阳西山观石窟壁有大圣慈寺名家张南本题名。壁画名目常见于石窟，“名目虽同，形状无一同者”，寺院壁画与石窟雕刻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四）南北交流，竞放奇花
　　四川地区大造密像之时，有曾受金刚智灌顶的中书侍郎杜鸿渐，[20]　永泰二年（766）兼剑南节度使“统辖四川”；[21]　成都唯上受业于慧果；天宝时，嘉州（乐山）凌云山上建乌尤寺、铸乌尤像（湿婆妻乌摩为密教主尊之一）；[22]　大历年间（767-779年）长安章敬寺僧马采到邛崃造像弘法；会昌七年（841年）当吐蕃藏王灭法时，有藏饶萨等满载律藏到西康设坛灌顶至后弘期返回；永和七年（837年），曾在河南金阙（谷）寺出家受灌顶的洪照师入蜀，住绵州大安寺，其门人修持三密，设坛降魔，真言驱邪，咒水治病救人，于山崖造鬼子母尊龛；[23]　眉州知玄，曾习瑜伽法门，大中年间返川，著有《慈悲水忏法》，僖宗赐号“悟达国师”。大中九年（856年）嘉州柳本尊专持大轮五部咒，设道场于嘉州、成都、金水一带，自残肢体供佛，咒水治病驱邪，为人治病，受到前后蜀主的嘉奖，为南宋赵智凤建宝顶山道场推出教主。柳本尊似吐蕃宁玛派单传咒师，为人诵咒驱邪治病如洪照师门徒，蓄长须同南诏“梵僧”。西昌昭觉地区属南诏、大理政权范围时，在昭觉造南诏阿叱力教道场，祈福驱邪，礼拜南诏君主：四川密教造像受到南北地区多元影响。
　　《益州名画录》：“盖益州多名画，富视他郡，谓唐二帝播越，及诸侯当事之秋，是时画艺之杰者游从而来，故其规格楷模无处不有”。石窟造像与之相同，不少精品，显然出自名家手笔，可追寻名画图像的布局和造型的笔踪。四川唐五代时期造像活动多与周边地区交流发展演变呈现新风。安岳卧佛院开元间造千手观音立像，三头六臂其余手线刻壁上，如龙门石窟东山造像。中唐邛崃石笋山等地千手观音结跏趺坐于多级莲台，除四十手外，其余手规整排列于多层同心圆中向外辐射，二十八部众排列左右。晚唐大足，资中造千手观音像善跏趺坐，下跪猪头人身、象头人身及一贫一富人物，仰首望菩萨手中的甘露、金钱，类似图像可见于敦煌壁画。丹陵郑山，刘嘴的千手观音龛构思奇妙，技法精湛，菩萨身侧浮雕如意轮观音四臂，六臂、多臂变体围绕。天王站立龛门，帝释和二十八部众、水神、火神、风神、地神以及守护持咒一切天龙鬼神眷属近百身，分为左右二组，成群结队，各持器杖，挥臂呐喊，簇拥为首者聚集观音菩萨座前（图6）。令人联想到《益州名画录》记：“孙位仿润州张僧繇画壁《战胜》，天王部众人鬼夹杂，矛戟鼓吹，纵横驰突，交加戛出，欲有声响。”石笋山造千手观音像龛，雕刻半裸、大乳、鼓腹的妇女，有身披大衣如彝族“卡尔瓦”者世俗人物。
　　唐天宝七年诏诸道节镇所在州府，于各城西北偶置毗沙门像，元和时（806-820年）资中北崖“毗沙门天王颂”天成四年（929）造像碑中，记抗南诏兵入侵成都，毗沙门天王大显神力事。四川各地造毗沙门天王像单身最多，有的同一崖壁多达三或四龛，体态造型和服饰有变异。内江龙翔山一坐式像画样可能出自长安宝应寺唐代名家韩干壁“侧坐毗沙门天王图”，仁寿牛角寨弥勒佛侧壁毗沙门天王戟上挂旗，手托佛塔，服饰均与南诏、敦煌造像相同，形象特殊或有可能传自吐蕃。石笋山造像高达四米，足踏地神，同一图像与大黑天神雕刻在云南石钟山八明王侧。大足北山晚唐造毗沙门天王脚踏三夜叉、诸药叉、罗刹以及男女眷属拥立左右，人物造型、构图布局类似敦煌“天王渡海图”（图7）。
　　四川石窟中最早有纪年的地藏十王图，凿造在绵阳魏城龛群中，中和元年（881年）造此龛，地藏座前雕刻七身阎罗王坐案后及罪人受刑图，镌题设七斋供七佛水陆忏文。广明年间（880年）内江一龛地藏十王两司及罪人过堂量刑图（图8），似南宋宝顶山道场地狱变的雏型，与敦煌莫高窟地藏十王木板画类似。[24]　莫高窟五代宋初写经卷子《佛说十王经》题：“成都大圣慈寺沙门藏川述”。唐五代时期四川石窟造像与敦煌莫高窟多有趋同，造像时间大致同步，交光互影，脉络相通，同受中原影响或彼此交流。敦煌、南诏、吐蕃与四川地处西南，邻近边陲。成都地扼北方丝绸之路与南方丝绸之路的枢纽，多条道路在此交错。东顺长江至江南入南海；南下滇、藏进天竺；北上长安，东去洛阳，西过河西走廊，出敦煌通西域；或由川北松茂沿青海黄河南，与河西走廊南北并行的“河南道”出敦煌。川、滇、藏、甘地区佛教传入最早，造像持续时间最长，交流往来最为活跃，敦煌莫高窟与吐蕃寺院壁画，塑像以及遍布四川各地的石窟群和南诏石宝山等多处造像密教壁画与雕塑艺术遗最为弘富辉煌。在四川西昌地区的昭觉县通往南诏的古道深山密林中，此地属南诏政权范围时，开创了一座密教道场，祈福驱邪，礼拜诸佛菩萨，梵僧和君主。道场面积约四百四十平方米，在十六座巨石上，以阴纹线刻略有起伏的雕刻手法，雕凿佛、菩萨、明王、梵僧、佛涅槃图，以及男女生殖繁衍图及汉式、梵式佛塔，巨石上残留汉文咒语。可见，滇、川、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影响（图9）。在高约九米宽十七米的崖壁上，雕刻南诏王出行图，南诏王及其随从六人，握缰跃马奔跑，人物形象和犬马动态相当生动，诸佛、菩萨、明王及人物的造型技法显示出浓郁的地方风格。盛唐至中唐，菩萨多浓丽或俊秀，衣褶处理出现了吴道子所创“莼菜条”，其势圆转，衣服飘举。晚唐菩萨体态端严，服饰简淡，“吴带当风”的韵味已渐消失。中唐经变中人物、护法部众、鬼神“奇异状”、惊心动魄。天福中（936-943年）释贯休入蜀，大足前后蜀造像集中在北山，罗汉和千手观音龛像上，透露出禅僧写意风格，以大刀阔斧的手法处理，雕塑技法正在酝酿新的变化中。盛唐至前后蜀，四川不少密教造像雕刻精湛，神韵足，品格高，展示本土风格，精品最丰，与敦煌石窟壁画竞放奇花异葩，美不胜收。
　　四、北宋南宋时期
　　（一）密坛曼荼罗的新天地
　　赵宋王朝在与辽、金、西夏、大理、吐蕃诸政权的对峙中，时战时和互通有无，彼此交流，经济文化发展超越隋唐五代，跃居世界前列。自宋初印僧天息灾、法天传布新译密经，施护、法护等十五人，也相继译出新经，两宋共译经284部，758卷，其中密教典籍最多。印度晚期密教传入，理学兴起，佛教诸宗相涉，儒释道交融，迅速在南北各民族地区传播，产生了复杂的派系，密教艺术随之发展演变。晚期密教尊师重口传，阿阇力派系不同，对显密经典和曼荼罗的解释各异。以大足石窟为代表，题材内容丰富庞杂，艺术表现形式变异多彩，展现一片新天地。
　　大足石门山，北宋绍圣年间（1095-1098年）已造水月观音、孔雀明王、珂勒帝母。靖康之乱，宋室南迁，绍兴年间开龛凿窟连年不断。水月观音、孔雀明王、珂勒帝母，不空罥索观音、数珠手观音、如意轮观音、摩利支天等密坛曼荼罗龛，凿造在大足与北山为中心的十余处山崖中组合成群，构成祈福禳灾护国的道场。建炎二年（1128年）凿“如意轮观自在菩萨”一龛，造像设置如菩提流支译《如意轮陀罗尼经》内容：“西马头观音，左一髻罗刹，南四面观音、天帝释诸天众、苦行仙众、药刹众、七星大众、地天、大梵天、诸梵天……数十身”。靖康元年（1116年）“都作伏元俊造孔雀明王菩萨佛母”窟，菩萨四臂乘孔雀、壁面浮雕千佛。同年伏元俊造弥勒下生经窟镌题：造“弥勒泗洲大圣”，可证与弥勒毗邻的窟中三尊像即以泗洲大圣为主尊，左宝智、右方可能为傅大士，主尊造型与宋景祐至庆历年间造浙江瑞安惠光塔出土的“泗州大圣”完全相同。左右二相当与“弥勒下生”有关。南朝齐梁时，宝志与傅大士均业禅，傅大士自称“弥勒分身世界，广度众生”；施行救灾济贫，护世退敌，神通显于世。三人或为观音化身，或为弥勒分身，均显神异，奉者如狂，为密教所崇奉。
　　绍兴年间依天息灾新译《大摩里支菩萨经》建炎元年（1127年）宋室南渡，置摩里支天女像于西湖畔中天竺寺。大足北山造像如经所说：“摩里支天女身如阎浮檀金光明如日，顶戴宝塔著红天衣，腕钏耳环宝带璎珞，及诸杂花种种庄严，六臂三面三眼光明耀，唇如曼度迦花，于顶上宝塔中有毗卢遮那佛。”嘉佑四年（1059年）苏洵作《极乐院造菩萨记》中有“解冤结”菩萨，此菩萨名又见于安岳千佛寨庆元二年（1196年）造像中，此菩萨造像样式在大足石窟最多，与新译《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所说吻合，三面六臂女神座下有下跪合十或头上露善恶两面飞翔的“罗刹利童子”。
　　（二）显密相涉，佛儒交融的造像
　　印度密教在与大乘佛教和婆罗门教相交融中形成，与《大日经》、《金刚顶经》为根本经典，其中含显密教理，以密为核心，修习教相、事相二门。宋庆历二年（1042），印度兼宏显密的毗讫摩尸罗寺阿底峡尊者应邀入藏，阿底峡著《菩提道灯论》兼弘显密，由显入密。“道颐著《显密成佛心要集》二卷，调合密教与显教，使大日与华严一致。又慧克著《密咒圆音往生集》使结合密咒与念佛，又觉苑著《大日经演秘抄》完全调和华严与密教。”[25]　在敦煌、大理都有显密并奉、显密相涉的造像。莫高窟西夏晚期洞窟中“在壁画上把显教经变与密教曼荼罗并列一窟，把中国菩萨与印度、尼婆罗菩萨同画一堂，把汉密、藏密排在一起。”[26]　“《宋时大理国画工张盛温画梵像》其包涵真够得上庞杂丰富，不但大理国王、宗教于此可见，举凡密宗、禅宗、中国、印度、尼泊尔、爪哇一带的宗教影响，都可据图指点。”[27]　大足石窟宋代造像群不仅显密并列，而且显密、佛儒道三教彼此相涉，趋向融合，可见周边地区及外域的影响。绍兴六年至十四年间（1136-1144年）以释迦牟尼佛无量寿佛或毗卢佛为主尊，胁侍《十圣观音》的几个大窟，含修菩萨十地内容，分别在石门山，妙高山，佛安桥凿造。北山佛湾政和六年造普贤神变窟，诸菩萨头顶彩云，显现瑞像中有如意轮观音，数珠手观音，不空罥索观音等；转轮藏窟中造释迦、胁侍观音、势至、普贤乘象，不空罥索观音，数珠手观音，文殊乘狮，宝印观音，白衣观音：设华严、禅、密诸宗尊像于一窟（图10）。北山七级多宝塔中设置显密诸佛菩萨像，组合释迦与龙树、地藏，释迦与孔雀明王不空罥索观音，阿弥陀佛与如意轮观音不空罥索观音。道人邢通道为报母恩，又造“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小龛五十余，依善财参拜善知识内容顺序布局，逐级造像嵌于塔内外壁面，似让善男信女登塔观像中，领悟善财参拜诸善知识成佛的历程，佛法就在世俗生活中。塔内造像从底层至第六层“娑婆双林示寂式”龛前，似含有成佛孝亲报恩思想。此龛内容依经所说，佛涅槃时，佛母降至双树间，“如来为诸不孝众生从金棺起合掌说法。”塔内造像整体布局与泸州报恩塔大同小异。宋以儒治国，兴理学、崇孝道，契嵩、宗赜、智园、宗杲等继宗密之后，佛儒合唱，行孝报恩，忠君爱国。汉州柳本尊院，高宗、理宗、常礼之。南宋大足僧赵智凤云游柳本尊院后，建宝顶山道场。规模宏伟整体布局的宝顶山道场造像群，以“看转大藏、普为四恩”为宗旨，孝为成佛之本。由四方结界，教相道场，“报恩圆觉道场”，事相坛场等组合华严、净土、禅、密诸宗经变及密教仪坛。为显密相涉、佛儒交融，以教主柳本尊为皈依，由显入密修瑜伽本尊成佛报恩的专修道场。教相道场造像主要有《毗卢庵》，佛涅槃，广大宝楼阁，六道轮回，父母恩重经变、大方便报恩经变、观经变、地狱变、柳本尊十炼图；“报恩圆觉道场”有圆觉洞、牧牛图、正觉像（图11）；事像坛场有祖师塔、灌顶坛、理趣会禅室、佛报恩经禅室，“毗卢庵”禅室等。[28]　（图12）“在中国本部密宗道场之有大宗石刻者，亦诚此一处，诚中国宗教上重要遗也。”
　　（三）中心寺院和支院
　　在安岳石羊乡与大足毗邻约三十平方公里的地区有多处密像：毗卢洞柳本尊十炼图与宝顶山道场造像有趋同变异，“宝岩”窟中毗卢佛居中，左柳本尊右释迦，如此组合似确定柳本尊居佛位，文献记此处有“水井殿”，疑此地造像为灌顶而设；孔雀场造孔雀明王窟并经目塔一座，似为祈雨禳灾坛场；茗山寺崖壁凿高约五米巨像多尊，镌题“现师利法身”文殊像及毗卢佛胁侍文殊普贤像，壁面浮雕满月圆龛中坐佛并鬈发僧。更造有与宝顶山道场类似的护法诸神九身，转法轮塔一座，第一级上雕鬈发僧四身。此处造像突出文殊师利菩萨，含有护国思想，如唐大兴寺设文殊阁，代宗亲书“大圣文殊镇国之阁”[29]　以上三处造像及箱盖山华严窟，大佛崖庵堂寺中佛冠上有柳本尊或鬈发僧像。安岳五处造像与宝顶山道场造像趋同又有变异，因而有两处造像，一个中心的说法。佛教在中心寺院之外另设子院，唐宋均有先例。[30]　安吉娜在〈两个部分一个艺术中心〉文中说：“安岳县的几处佛教造像……这些浮雕位于大足县以外25至30公里的地方，然而如此的相似性和重覆这些造像有更深的意义。我的看法是，安岳的上述佛教地点，是进入宝顶山进香圈的一部分。”[31]
　　（四）佛儒道相融的造像
　　大足宝顶山道场“六耗图”镌题“弥勒化身傅大士作”，此南朝齐梁时傅大士曾著僧衣、道冠、儒屦见梁帝，“表示中国禅的法相是以儒行为基，道学为首，佛法为中心。”[32]　宗密《原人论》云：“孔、老、释迦皆至圣”。北宋张商英比三教于药，《护法论》云：“儒治皮肤之疾，道治血脉之疾，佛治骨髓之疾”，“三教之书各以其道，善世砺俗，犹鼎脚之不可缺一也。”元丰五年至元佑五年（1082-1090年）大足石篆山造三教龛群中毗卢佛龛，地藏十王龛，珂利帝母龛与老君龛，孔子及十哲龛并列；佛安桥造三教窟以毗卢佛为主尊，左道右儒，胁侍尊者，地藏等：密教尊像进入三教窟中。镌题“嘉熙四年”的安岳石羊乡三教窟“大般若洞”与华严洞毗邻，华严洞中射出光柱，标六字真言中“唵”字，般若洞中射出光柱标字可能即“化”字。佛典称“化，教化也，即教人转恶为善，又，以通力变现种种之相”；吐蕃宁玛派之教义分为三部，第一部“化”在这个境界中，产生无欲（般若）。两窟造像透露出在大足与安岳的华严、禅、密诸宗交光互影，溶入佛儒道三教中。
　　（五）宋代佛教石窟雕塑艺术的峰顶
　　1.传神写心，包容无碍
　　宋代造像重传神写心。造像写实或夸饰或写实与夸饰并行互补，摹难显之状，传难达之情，足以“发蕴而飞滞，披瞽而骇聋”。[33]　宋代菩萨造像多著宽袖长袍，体型修长清秀，端严肃立，面露微笑，“使人见则肃恭，有归仰之心……其姱丽之容，是取悦于众目”。[34]　大足北山佛湾普贤神变窟和转轮藏窟，菩萨形象各异，头部扭转俯仰，颜面五官造型特点，手臂曲伸高低，菩萨乘狮象，立莲花，坐束腰方座或岩石上，嘴角唇边眉宇之间表情入微，以及服饰衣褶处理，无不苦心经营，力求多样变化。使观者沉浸入美的享受中。“除敦煌壁画外，实少如此艳丽之作”。[35]　宝顶山地狱变中的十王侍者，有的瘦骨嶙峋，眉细目长，眼光犀利，严峻凝视，有的体形彪悍，额圆颐方，虬髯满腮，神态凶猛，或深目隆鼻，长须飘逸，面露笑容，气宇轩昂，造型大刀阔斧，细部刻划深入，形象生动性格鲜明。为了强调受刑人的痛苦，对人体结构，运动规律和面部表情，以夸饰手法揭示其内在的激情。在不少的情节中以二至四人为一组，表现在同一环境，不同性别，年龄和身份的受刑人惶恐、悲惨、愤怒、绝望的心情。宝顶山道场造像，通过雕塑艺术语言，联系社会生活，多方比喻，利用善与恶、真与伪、美与丑、生与死、欢乐和痛苦的对照反覆说教，其中穿插有庄严的颂歌，赞美佛降生与涅槃，行孝报恩以及柳本尊的苦行；还有优美的抒情曲，宣述父母恩德和牧牛生活，西方世界的美景与地狱变的苦刑相对照。通过多种风格的艺术处理，让善男信女的心潮随之起伏，不同的内容与形式，彼此交光互影，包容无碍，达到圆融美好的境界。
　　2.不仿前人，交流创新
　　四川两宋时期，密教造像艺术在宋代美学思想和绘画艺术的发展，南北民族的往来交流中，于南宋时加快进入共同发展华夏文化的新时期。画院倡导“画之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行色俱若自然，笔意高简为工”，重视艺术作品的独创和多样。民间雕绘巧匠，通过考试进入画院或作院，匠师社会地位和艺术水平的提高展现出新的成果。随著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的审美需求，艺术作品进入市场争创新样。加之晚期密教尊师，阿阇梨派系不同，对经典和曼荼罗的解释各异，何况新译密经，必须创作新图，南北交流趋同变异更加多样。密教护法神珂勒帝母又称九子母，北宋张爽“法门寺九子母记”中所说构图和情节与经文基本吻合，并再现于大足北山石窟中更有多种变体、殿堂式、庭院式以及珂勒帝母夫妻共一龛等样式。宝顶山千手观音的千手，上下左右错落排列，类似山西崇福寺壁画，宋以前千手观音座前猪头或象头人身侍者，在崇福寺，宝顶山以及《大理张盛温梵像卷》中都改变为头戴猪冠或象冠的人物。金代木雕及山西普化寺二十四诸天泥塑衣褶，造型棱角分明，起伏强烈，富于节奏感的技法，在镌题有“颖川镌匠胥安”造像记的北山转轮藏窟中得到充分发挥。在法华、华严以及密经中，都有佛菩萨等从地涌出，于空中现半身色相的描述，[36]　令人想起宝顶山造像群中许多佛、菩萨、明王和世俗人物的半身像（图13），以及柬埔寨吴哥石窟巴扬寺塔上巨大的人面像和印度象岛中世纪的湿婆三面半身像。但是宝顶山半身像的多样处理，可能更为重视艺术效果：半身像的处理手法与赵昌的折枝花卉和山水画中“马一角”、“夏半边”等含蓄的处理有异曲同工之妙。表现具有特征的一角一隅，较之求全更胜一筹。以局部敌全身者，当时还有邓椿《画继》：“汝州司马寇画真武神于云雾中现半身，观者敬骇。”
　　印度以外的大规模密教造像群，现存遗仅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柬埔寨吴哥石窟和宝顶山道场石窟群。婆罗浮屠为五层石砌平台、回廊、塔婆组合；吴哥石窟石砌矩形大伽蓝、内设回廊、塔婆和殿堂；宝顶山道场随山形地势自然环境布局，突破龛的形式，在开阔的空间，于露天崖壁上造像，远近观赏。开洞窟为殿堂，沿崖凿回廊，在长达五百米的崖壁上造像，或叠石造塔筑坛场。由四方结界，教相道场，“报恩圆觉道场”，事相坛场造像群构成宏伟的道场。婆罗浮屠与吴哥石窟供奉毗湿奴与祖先崇拜相结合，表明君权神授，君主为神的化身；宝顶山道场崇奉毗卢佛化身柳本尊，专修本尊瑜伽成佛报恩，孝亲忠君，禳灾护国的专修道场。三处造像题材有所趋同，如佛涅槃，佛本生，孔雀明王以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等。婆罗浮屠与吴哥石窟是爪哇和柬埔寨文化艺术发展最高的表现，宝顶山道场则为“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37]　，石窟艺术跨登高峰的代表作。“宝顶山石刻造像是全国晚期石窟造像中最重要的一处，又是全国大幅浮雕作品中唯一的一处，反映社会生活最突出的一处，也是佛教艺术作品最感人的一处。”[38]　“其计划之精细严密，规模之壮丽宏伟，艺术之精巧神妙，盖为古今所罕见也。”[39]
　　五、结语
　　印度佛教传播中土，在与我国传统文化互相分歧和彼此渗透中历经魏晋南北朝以至两宋，在杂密、纯密，以至晚期密教传布的进程中显密诸宗相涉，儒、释、道交融，与中华文化融为一体发展演变的趋势；密教在杂密、纯密以至晚期密教传布的进程中，依附皇权，深入民间，重现实利益，孝亲忠君，攘灾护国，建人间净土，走向世俗化道路的思想倾向。在四川地区的造像中反映突出，并展现其特色。密教行道特重造像，以“方便为究竟”随应而变。造像通过观想，进入无限美好的境界，以艺术形象传语言所不能表达的智慧和感情。让“一切众生见之乐，观相不能尽，观不厌足”。四川不少造像极富想像，凝聚世俗之美。当安史之乱，中原密教由盛而衰之时，四川密教造像正日趋繁荣，寺院壁画与石窟雕刻竞放异彩。四川密教造像艺术在与周边地区的交流和来自南北不同教派入川，以及本土教派的产生中，展现其多元性、丰富性和独创性。四川南朝造像精品荟萃，初露杂密色彩，含异域风味；唐前后蜀显密相涉中大造密坛曼荼罗达于鼎盛；两宋造像与密为核心，显密、佛儒道合流，竞放奇花异苞，都展现在南北朝唐宋佛教艺术的三座高峰上。四川密教造像在多元影响中持续不断地发展演变的整个进程中开花结果，为我国密教造像史增添了光辉的篇章，而更丰富完整。
　　【参考文献】
　　丁福宝，《佛学大词典》。文物出版社，1989年。
　　中国美术全集编委会，《中国美术五千年》。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知识出版社，1980年。
　　史岩，《东洋美术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
　　沉子丞，《历代绘画名作汇编》。文物出版社，1982年。
　　祁志祥，《佛教美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
　　李延寿，《南史》。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杜继文，《佛教史》。中国社科院出版社，1991年。
　　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
　　陈高华，《宋辽金画家史料》。文物出版社，1984年。
　　郭若虚，《图画鉴文志》。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
　　华北居士林，《中国佛教美术史》。佛学书店，1931年。
　　程宅安，《密宗要义》。净乐林编译部华通书局，1929年。
　　刘玉山，《中国历代艺术·雕塑篇》。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
　　（日）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藏》。1979年。
　　（美） Howard Angela Falco, Buddhist Cave Art of Dzu China. Published by Wcatherthil, LNE. 2001.
　　【附录】四川密教造像题记年表
　　本表密教造像题记大多是笔者调查石窟随手抄录，其余摘自四川省志、县志、《四川文物保管委员会1956年调查报告》、《大足石刻铭文录》和有关文献及期刊。如：《四川文物》、《文物》、《考古》等。
　　四川密教在显密并奉，显密相涉中发展演变与密教有关造像题记相应列入。造像题记录自镌题的加引用号，冗长的有删节。
　　本表起自南北朝迄止于南宋（西元420-1279年），按造像时期、年代顺序排列。
　　一、南北朝至初唐
　　427
　　宋五世纪
　　弥勒下生经变造像石
　　484
　　南齐永明三年
　　“比丘释玄蒿为帝王臣王累世师长父母兄弟眷属及一切众生敬造无量寿当来弥勒成佛二世尊像”茂汶出土
　　490
　　南齐永明八年
　　“弥勒成佛石像一躯”成都西安路出土
　　495
　　齐建武二年
　　“观世音成佛石像一躯”成都商业街出土
　　504
　　梁天监三年
　　“造无量寿石像”成都西安路出土
　　520-549
　　普通至太清
　　“梁汉州善寂寺……张僧繇画壁观音地藏各一躯”
　　535
　　大同元年
　　“邑子吴氏泰造光明佛一尊供养”成都府河出土
　　548
　　太清二年
　　“敬造观世菩萨一躯，明□天游神”成都万佛寺
　　557
　　北周永定元年
　　“药王在其左，普贤在其右，文殊师利夹侍两厢”
　　成都龙泉驿强独乐建“佛二尊宝堂”
　　605
　　隋大业元年
　　“天竺昙摩拙义至成都雒县大石寺刻十二神王于寺塔下”
　　630
　　初唐贞观四年
　　“敬造救苦观音一躯”、“敬造释迦药师佛”茂汶叠溪点将台
　　635
　　贞观八年
　　“僧道密造阿弥陀佛并五十二菩萨作龛人杨子尚”弥勒佛、卢舍那佛、千佛梓潼四面龛
　　689
　　永昌元年
　　“为天皇天后敬造瑞像一龛”蒲江飞仙阁60号
　　663
　　龙朔三年
　　“阿弥陀佛龛”五十二菩萨、地藏、龙树、通江千佛崖
　　710-716
　　景云至延和
　　“造菩提瑞像”树下毗卢佛、广元千佛崖
　　650-655
　　永徽年间
　　弥勒龛一佛五十二菩萨龛大足尖山子
　　650-680
　　永徽至永隆
　　“唐武后大周万岁万万岁”广元千佛崖莲花洞菩萨装卢舍那佛
　　696-697
　　通天年间
　　“敬造释迦牟尼佛一铺，救苦观音一躯……大周万岁通天口年”广元千佛崖
　　二、盛唐至前后蜀
　　713-722
　　开元初
　　“僧法成、刘意儿造先天菩萨”
　　713-741
　　开元间
　　“敬造地狱变一龛，云岩寺上座释沙门玄应书”安岳圆觉洞96号。千手观音龛、安岳卧佛院45号
　　“僧广行造地藏、观音”广元千佛崖 菩萨装佛巴中西龛龙日寺46、40号
　　毗卢佛、巴中南龛37、103号，北龛12号
　　药师佛、日光、月光菩萨，巴中始宁寺龛群1号
　　721
　　开元九年
　　二观音龛“金刚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玄奘奉诏译”经咒碑乐至石匣寺1号
　　724年
　　开元十二年
　　“佛顶尊胜陀罗尼咒”经幢，安岳卧佛院
　　730
　　开元十六年
　　卢舍那佛、南川县
　　开元二十年
　　“三世佛、救苦观音上座玄应书”安岳千佛寨
　　713-756
　　开元天宝间
　　“药师琉璃光佛”安岳千佛寨
　　“尊胜陀罗尼经幢”巴中南龛89号
　　菩萨装佛巴中南龛37、103号、北龛12号、西龛40、46号造地藏一躯广元千佛崖大云洞。一佛五十菩萨地藏通江鲁班石15号。“嘉州凌云寺大佛像”。千手观音龛丹陵刘嘴45号、郑山64号。“宝志禅师”、广元观音崖。乌尤（湿婆妻）铜铸像、乐山乌尤寺。一佛五十二菩萨阆中乞儿崖。
　　弥勒大佛毗沙门天王仁寿牛角寨。
　　759
　　乾元二年
　　“陀罗尼经咒”，木板印刷成都出土
　　地藏观音龛巴中南龛80号
　　767
　　大历二年
　　千手观音龛76、79号、毗沙门天王80号，邛崃石笋山
　　780
　　建中元年
　　“五如来同坐一莲花”、“如意轮观音”、“泗州大圣”，成都大圣慈寺辛澄画壁
　　807
　　元和二年
　　“如意轮观音”，广元千佛崖
　　826
　　长庆六年
　　“水月观音”，成都大圣慈寺左权画壁
　　827-835
　　太和年间
　　“大日如来，风雷雨电诸神安岳天宫山
　　836-840
　　开成年间
　　“鬼子母”、“北方天王”、“南北二天王”、“八明王”，成都大圣慈寺范琼画
　　孔雀明王地藏观音一龛乐山龙泓寺
　　842
　　会昌二年
　　“尊胜陀罗尼经幢”，邛崃净兴寺
　　846
　　会昌六年
　　“毗沙门天王、立救苦观音于毗沙之左，勾当镌造人元从衙”巴中南龛
　　847-889
　　大中年间
　　“鬼子母”三台东山观音院
　　毗沙门天王夹江千佛崖107、136、159号
　　849
　　大中三年
　　“尊胜陀罗尼经幢”邛崃隆兴寺
　　854
　　大中八年
　　地藏龛资中重龙山90号
　　858
　　大中十二年
　　“药师琉璃光佛药王药上菩萨一龛”资中重龙山100号
　　860
　　大中十四年
　　“敬造日光月光菩萨二僧”通江佛耳崖一号
　　860
　　咸通元年
　　千手观音，蓬溪新开寺
　　860-867
　　咸通中
　　“宝幢刻西方神咒”遂宁真如院
　　865
　　咸通五年
　　地藏龛、资中北崖54、47、48、87号
　　860-867
　　咸通年间
　　毗沙门天王、资中北崖46、58、49号
　　“妆画如意轮观音”巴中南龛
　　毗沙门天王、荣县罗汉洞
　　876-878
　　乾符年间
　　“造大悲龛”资中重龙山
　　“北方大圣毗沙门一躯”毗沙门天王65号巴中南龛
　　毗卢佛龛“镌石人赵行同”巴中南龛103号
　　880-881
　　广明至中和
　　地藏十王两司地狱变龛，侧坐毗沙门天王内江翔龙山
　　874-880
　　乾符广明年间
　　“天王部属诸神”成都大圣慈寺吕峣画壁。
　　“地狱变”成都大圣慈寺竹虔画壁。
　　弥勒地藏龛“弥勒二身赵益何杨敬造供养地藏菩萨一身弟子赵裴低供养”。又有双弥勒天王地藏，三弥勒地藏天王观音三弥勒地藏观音并列一龛，通江佛日崖。
　　880-882
　　广明至中和
　　弥勒佛、大黑天神、绵阳魏城
　　881
　　中和元年
　　“地藏十王设七斋”绵阳魏城
　　885
　　中和五年
　　“东方天王及部属”、“行道天王”成都大圣慈寺孙位画壁
　　885-888
　　光启至文德
　　“五佛二天王二力士鬼子母佛一座十僧”81号
　　“五如来佛共五身鬼子母及诸子”巴中南龛73号
　　888
　　光启四年
　　阿弥陀佛地藏观音巴中南龛77号
　　892-893
　　景福年间
　　毗沙门天王“石匠赵文斋、张文进”通江赵巧崖
　　894-898
　　乾宁年间
　　“南北二天王”成都大圣慈寺赵德斋画壁“托塔天王”、“泗州和尚”成都大圣慈寺常仲胤画壁
　　昌州刺史韦君靖像及造像碑“凿出金仙现千手眼之威神具八十种相好”大足北山佛湾1号
　　896
　　乾宁二年
　　“敬造救苦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一龛为故何七娘镌造当愿存此功德早生西方受诸快乐”，“救苦观音龛26号日光月光菩萨龛”24号，大足北山佛湾
　　897
　　乾宁三年
　　“昌州刺史王宗靖造地藏、救苦观音”58号，“敬造欢喜王菩萨一身比丘尼惠志造奉报十方施主”240号，大足北山佛湾
　　898
　　乾宁四年
　　“阿弥陀佛地藏菩萨救苦观音菩萨”龛52号，“敬造如意轮菩萨一龛都典座僧明悟造一龛”24号，大足北山佛湾
　　899
　　光化二年
　　“地藏菩萨并十王”资中重龙山85号
　　“敬造地藏菩萨一身”遂宁龙居寺6号
　　898-901
　　光化年间
　　地藏十王龛、资中西崖89号
　　千手观音11、113号，地藏、47、87、54号资中北崖
　　900
　　光化四年
　　“救苦菩萨并地藏菩萨龛”资中西崖83号
　　901
　　天复元年
　　“造大悲千手观音龛愿与骨肉团圆”大足北山佛湾243号
　　906
　　天复七年
　　“造地藏菩萨一龛“安岳庵堂寺3号
　　911-925
　　永平至咸康
　　“白衣观音”安岳庵堂寺9号
　　药师佛、地藏、资中重龙山157、21号
　　阿弥陀佛观音地藏龛大足北山佛53、55、57、40号
　　坐式毗沙门天王、大足北山佛耳崖10号
　　地藏十王、安岳圆觉洞84号
　　922
　　乾德四年
　　“大威德炽盛光佛并九曜”大足北山佛湾39号
　　929
　　天成四年
　　“毗沙门天王咸通中南蛮救乱围逼成都……天王茂昭圣力
　　遽显神威”资中西崖34号
　　“白衣观音地藏菩萨龛”安岳庵堂寺
　　937
　　明德四年
　　陀罗尼经幢广元皇泽寺
　　938-960
　　广政年间
　　地藏龛、大足北山佛湾23、140、191、205、220、231、243、276、277、284、298号
　　940-945
　　广政三～八年
　　地藏龛37号，观音地藏龛244号，大足北山佛湾
　　952
　　广政十五年
　　药师佛龛资中重龙山
　　954
　　广政十七年
　　“镌造药师琉璃光佛八菩萨十二神王一部众并七佛三世佛阿弥陀佛尊胜经幢一所兼地藏三身……设斋表庆迄永为瞻仰”281号大足北山佛湾
　　955
　　广政十八年
　　“造东方乐师佛日光月光八菩萨十佛四地藏十二神王并经幢地藏等”279号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260号，大足北山佛湾
　　958
　　广政二十一年
　　六臂观音、资中重龙山146号
　　地藏十王、大足北山佛耳崖4号
　　961
　　广政二十四年
　　尊胜经幢、安岳卧佛院52号
　　963
　　广政二十六年
　　“西方并大悲龛”、“大圣地藏观音合为一龛”
　　乐至报国院
　　901-1189
　　天复至淳熙
　　博什瓦黑石刻群昭觉县
　　三、北宋、南宋时期
　　976
　　太平兴国元年
　　“金铜普贤像”峨眉山普贤寺。毗沙天王、资中西崖29号
　　1000
　　咸平二年
　　“药师琉璃光佛并部众”资中重龙山
　　1001
　　咸平四年
　　“观音、地藏十王终斋陆记”大足北山佛湾253号
　　1003
　　咸平六年
　　“救苦观音菩萨”大足北山佛湾247号
　　1041-1048
　　庆历间
　　三头六臂明王、安岳圆觉洞20号
　　1052
　　皇祐四年
　　“镌造尊胜陀罗尼经幢镌作文昌男惟简惟一”大足大钟寺
　　1059
　　嘉祐四年
　　苏洵作《极乐院造六菩萨记》观音、势志、天藏、地藏、解冤结、引路王者
　　1084
　　元丰六年
　　药师佛日光月光菩萨大足佛耳崖
　　1082-1085
　　元丰五～八年
　　“毗卢、释加、卢舍那佛龛”，“老君大法真人龛”，“志公和尚龛”，“孔子十哲龛”镌题：“愿世世生生聪明多智”，珂勒帝母龛，大足石篆山“岳阳文惟简镌男居安居用居礼”。
　　1096
　　绍圣三年
　　“地藏并十王龛岳阳文惟简男居安居礼镌”大足石门山
　　1078-1085
　　元丰年间
　　“地藏二菩萨并十王”乐至清凉寺
　　1094
　　绍圣元年
　　水月观音，“镌匠文居道”大足石门山4号
　　1099-1107
　　元符至大观
　　西方三圣“设水陆斋会，开四部大经”安岳真相寺
　　1107
　　大观元年
　　千手观音，大足北山佛湾288号
　　1094-1098
　　绍圣年间
　　孔雀明王，珂勒帝母，大足石门山8、9号
　　1116
　　政和六年
　　普贤神变窟（十三观音变相）“造画普见一身，乞愿一家安乐”大足北山佛湾180号
　　1126
　　靖康元年
　　“本州匠人伏元俊男世能镌孔雀明王菩萨佛母”大足北山佛湾175号
　　“伏元俊镌弥勒泗州大圣”大足北山佛湾176、177窟
　　1128
　　建炎二年
　　“如意轮观自在菩萨一龛祈乞干戈永息”大足北山佛湾149号
　　1134
　　绍兴四年
　　维摩图镌记“李大郎重摹罗复明另刻住岩僧志诚”大足北山佛湾37号
　　1136-1141
　　绍兴六年～
　　十一年
　　“建观音大洞一所无量寿福并十圣菩萨祈风雨顺时五谷丰盛”“正法明王观音宝兰手观音宝经手观音宝扇手观音甘露王观音宝莲手观音宝镜观音莲花手观音如意轮观音数珠手观音”“献珠龙女大势至菩萨善财功德像”大足石门山6号
　　1137-1148
　　绍兴七年～
　　十八年
　　不空罥索观音龛，水月观音龛，孔雀明王窟，珂勒帝母龛，地藏龛“千佛洞普州攻镌文仲璋男文琇侄男文凯镌此数洞大足玉滩
　　1140
　　绍兴十年
　　水月观音龛“东普文玠记”大足佛安桥6号
　　1141
　　绍兴十一年
　　千手观音“……傍岩结楼，即石造像”内江东林寺
　　1192-1146
　　绍兴十二年～
　　十六年
　　转轮藏窟“造观音菩萨一尊”“镌刻妆彩大势至菩萨迦叶阿难□□经藏洞……法轮常转……颍川镌匠胥安□□”“造文殊师利菩萨，普贤王菩萨二龛上祝今上皇帝圣寿无疆皇封永固夷夏乂安人民快乐”“镌妆大圣数珠手观音菩萨一尊”大足北山佛湾136号
　　1144
　　绍兴十四年
　　“无量寿佛并十圣观音洞”大足佛安桥2号
　　“引路王菩萨”大足佛安桥8号
　　1147-1155
　　绍兴十七年～二十五年
　　“砌塔道人邢通道为母王氏二娘镌刻善财童子五十三位善知识愿母超生佛地”“伏小八镌”大足北山多宝塔
　　“铁匠刘杰施铁索并龙树菩萨一龛”60号左壁，任氏舍钱造“地藏王如来一龛”60号右壁，“娑婆双林示寂式”64号，“伏小八镌”大足北山多宝塔
　　1151
　　绍兴二一年
　　“药师佛龛镌匠蹇忠尽”大足石门山
　　“九子太母”安岳净慧崖
　　1154
　　绍兴二四年
　　“地藏引路王菩萨伏小六镌”大足北山观音坡
　　1155
　　绍兴二五年
　　水月观音龛，西方三圣并十圣大足妙高山
　　1172
　　乾道八年
　　三教窟“东普攻镌处士文孟周记”大足佛安桥12号
　　1194
　　绍熙四年
　　毗卢佛龛大足灵岩寺2号
　　1196
　　庆元二年
　　“解冤结菩萨”安岳千佛寨
　　1208-1240
　　嘉定至嘉熙
　　宝顶山道场造像群大足宝顶山
　　1231
　　绍定四年
　　“舍利宝塔图”镌题：“释迦如来涅槃至辛卯绍定四年得二千乙百八十三年”宝顶山道场灌顶坛
　　1240
　　嘉熙四年
　　华严洞“般若洞”安岳石羊乡
　　1241-1252
　　淳祐年间
　　珂勒帝母夫妻合龛“东普攻镌文惟简玄孙文艺刻”
　　1127-1258
　　建炎至宝祐
　　安岳毗卢洞、茗山寺、孔雀场造像
　　图1　观世音菩萨
　　图2　弥勒下生经变
　　图3-1菩萨装佛 蒲江飞仙阁60号
　　图3-2广元千佛崖毗卢佛
　　图3-3蒲江飞仙阁9号
　　图3-4
　　图4 药师佛巴中始宁寺
　　图5大足北山佛湾药师经变
　　图6-1 千手观音 安岳卧佛院
　　图6-2 丹陵郑山
　　图6-3 大足北山佛湾
　　图6-4 大足北山佛湾
　　图7-1毗沙门天王仁寿牛角寨
　　图7-2 荣县罗汉洞
　　图7-3 邛崃石笋山
　　图7-4 内江翔龙山
　　图7-5 大足北山佛湾
　　图8-1 地藏十王 内江翔龙山
　　图8-2 绵阳魏城
　　图9-1 博士瓦黑石刻 涅槃图
　　图9-2 护法神、梵僧、观音、文殊、弥勒佛
　　图10 大足北山转轮藏窟
　　图11-1大足宝顶山教相道场
　　(上) 千手观音、华严三圣、广大宝楼阁、六道轮回、护法诸神
　　(中) 柳本尊十炼、地狱变、六耗图、观经变、大方变报恩经变、父母恩重经变、毗卢道场、孔雀王、九龙浴太子、佛涅槃
　　(下) 报恩圆觉道场 牧牛图
　　图11-2 大方变报恩经变
　　图11-3 牧牛图
　　图12-1 大足宝顶山事相坛场祖师塔
　　图12-2 灌顶坛立面图
　　图13-1 宝顶山道场四方结界图之一
　　图13-2 宝顶山佛涅槃
　　--------------------------------------------------------------------------------
　　[1]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1989年。
　　[2] 董梦梅，《中国佛教石刻艺术》。《安阳县金石录》卷2。
　　[3] 密教辞典编撰会，《密教大辞典》。台北：新文丰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
　　[4] 同上注。
　　[5] 同上注。
　　[6] 黄忏华，《中国佛教》册1。“北朝佛教．净土师”。
　　[7] 华北居士林，《中国佛教美术史》。佛学书店，1931年。
　　[8] （日）樋口隆康，〈巴米羊石窟〉。《敦煌研究》创刊号，1983年。
　　[9] 《陀罗尼集经》，《大正藏》册18。
　　[10]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唐时异族畏威，多遣子侄为质于唐，入充侍卫，授予武职。”造像可能与唐蕃战争有关，贞观时太宗征突厥，武后称帝又大破吐蕃，取回河西四镇。
　　[11]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
　　[12] 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13] 李巳生，〈成都万佛寺南梁造像艺术特色的形成〉。《敦煌研究》第3期。1992年。
　　[14] 宿白，〈青州龙兴寺窖场所出佛像的几个问题〉。《文物》第10期。1999年。
　　[15] 董梦梅，《中国佛教石刻艺术》。
　　[16]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
　　[17] （美）安吉娜著、李松译，〈蒲江飞仙阁造像〉。《敦煌研究》第4期，1998年。
　　[18] 周一良著、钱文忠译，《唐代密宗》。上海：远东出版社。
　　[19] （日）村上专精著，《日本佛教史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
　　[20] 周一良著、钱文忠译，《唐代密宗》。上海：远东出版社。
　　[21] 同上注。
　　[22] 邱明宗，《中国佛教史略》。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8年。
　　[23] 赵长松， 〈三台东山摩岩遗存是唐代密宗道场〉。《四川文物》第3期，1998年。
　　[24] 杜斗城，〈地狱变相初探〉。《敦煌学辑刊》第2期，1989年。
　　[25] （日）久保田量远著、惠敏译，〈宋代之佛教〉。《现代佛学》第2期，1959年。
　　[26] 史苇湘，《中国美术全集·敦煌壁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
　　[27] 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研究》。台北：中国故宫博物院，1982年。
　　[28] 李巳生，〈报恩道场宝顶山〉。《敦煌研究》第6期，2004年。
　　[29] 陈阳炯，《文殊菩萨》：“大历七年（772）依照不空奏请，代宗赦命京城及天下僧寺内，各选合适地方建立文殊阁，作为五台山根本道场的支院……从此以后，唐代建寺必设文殊院，一直到宋代仍是这样。大历八年（773）不空在长安大兴善寺造文殊阁……代宗亲书，‘大圣文殊镇国之阁’额”。
　　[30] 周一良，〈唐代密宗〉：“在唐代，不同派别的僧人可以住在同一寺院里，讲授不同的经典，如果某派一两位杰出的僧人住某院，所有年轻僧人汇集此接受教育，此院即成为这个特定派别的中心。”“大寺通常由许多院组成，也许不同派别的僧人占据不同的院。”陈阳炯，〈文殊菩萨〉：“金阁寺、玉华寺、清凉寺、华严寺、佛光寺为国家禳灾祈福，是国家的根本道场……密宗活动并不限于这五个寺。圆仁（日僧）来唐学法，记载竹林寺花园院堂中有金刚界曼荼罗一铺……中台南面有求雨院离玉华寺十余里。”《世界宗教研究》第3期，1984年。游彪，〈略论宋代佛教寺院的子院〉：“在宋代，较具规模的寺院，除本院外皆有不少的子院和庵堂分散各地……这些子院，庵与本寺或隔县或隔州，并非全在同一州县。”
　　[31] （美）Howard Angela Falco, Buddhist Cave Art of Dzu China. Publishted by Wcatherthil, LNE. 2001.
　　[32] 南怀瑾，《南怀瑾著作珍藏本》卷5。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33] 刘勰，《文心雕龙·夸饰》，第37。
　　[34] 宋郭思，〈论妇人形象〉，《画论》。
　　[35] 杨家骆， 〈大足龙岗区石刻记略〉。世界学院中国学典馆，大足石刻考密团考察记略之一。《文物周刊》第20期，1947年2月2日。
　　[36] 在《华严经》、《法华经》、《尊胜佛顶修瑜伽法仪轨》等经中均有现半身的内容。如《华严纲要》卷19〈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二十二：“又于宝树华果中枝叶一一事中，悉见半身色相，天龙夜叉及至护世转轮圣王、小王王子、大臣官长、以及四众半身色相。”
　　[37]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篇》。
　　[38] 阎文儒，〈大足宝顶石窟〉，《四川文物石刻研究专辑》，1986年。
　　[39] 王恩洋，〈大足石刻之艺术与佛教〉。《文教丛刊》第7期，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