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近现代上海佛教高僧(下)

略说近现代上海佛教高僧(下)
◎觉　醒

（接上期）
七、为和平解放西藏作贡献的能海法师
　　能海(1886-1967)法师，俗姓龚，名学光，字辑熙。四川绵竹人。幼读儒书，後入军界，曾任团长。一九二四年。在涪陵县天宝寺从佛源法师出家。旋至新都宝光寺依贯一和尚受具足戒。从此勤学佛典。一日在北京雍和宫翻阅藏经目录，见密乘经籍颇多，即起求习之念。适大勇组织赴藏学法团，即随团前往。先在西康打箭炉从绛巴格西学习藏文，兼学《菩提道次第》、《俱舍论》、《现观庄严论》、《比丘戒》、《集量论》等。继在里塘随绛阳仁波卿学习《尕马》仪轨等法。为入藏求法打下了基础。一九二九年到达拉萨，礼康萨仁波卿为根本上师，先学习显教《般若经论》、《现观庄严论》、《中观论》、《菩提道次第》等教理及戒律，又学习文殊大威德密乘二次第等法，前后共达七年，通达西藏佛教大小乘显密诸法，受到上师康萨仁波卿的器重。一九三五年返回内地时，顺道去印度巡礼佛迹。回到上海，多次设坛，广作佛事。旋赴五台山任广济茅篷方丈，弘传佛法。一九三七年日军入侵，率弟子们入川弘法，一九四○年率弟子多人二次入藏。继续追随康萨仁波卿上师学习密乘诸法。一九四一年返回时，上师赠予生平弘法所用的三衣、钵器、佛像、法螺和裙靴等，以示其尽得密法传承。回到四川後，先在近慈寺传戒，后在四川各地讲经传戒，归向者甚众。一九四八年九月，应赵朴初等居士之请，到上海班禅纪念堂讲经。后命其弟子清定法师在上海筹建金刚道场，作为弘传格鲁派密法的专门场所。金刚道场成立之後，能海大师即在此讲经弘法，先后讲《比丘戒》、《律海十门》及《菩提道次第》等，并在道场内兴建大威德五部金刚大灌顶法事，开示灌顶意义，参加灌顶的四众弟子有三百余人。建国後仍在上海、五台山等地弘法讲经。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被推选为副会长。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代表佛教界，参加以宋庆龄为团长的和平代表团，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一九五五年四月，又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国家会议。为保卫世界和平，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作出了贡献。能海的爱国行动，主要表现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过程中，他以二次入藏的经历，向有关方面提供了许多有关西藏的情况。同时动员和支持近慈寺一部份懂得藏文、去过西藏的僧人，随军入藏，充当翻译，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贡献。
八、面对日本侵略者毫不屈服的持松法师
　　持松(1894-1972)法师，俗姓张，法名密林，湖北荆门人。家世业儒，一九一一年投荆州铁牛寺出家，一九一三年於汉阳归元寺受具足戒，一九一四年到上海入月霞所办的华严大学学习。毕业后赴湖北当阳玉泉寺，谒祖印老和尚，叩天台宗大意，一九一八年，嗣法月霞法师，住持常熟虞山兴福寺，两次传戒，创设华严预备学校，培育僧才。一九二二年与大勇法师一起东渡日本学密，入高野山真言宗道场，礼天德院金山穆韶阿??黎受古义真言宗一派传授，得五十一世阿阁黎位，一九二三年学成回国，在杭州菩提寺传法灌顶，盛极一时，一九二四年春，任武昌洪山宝通寺住持，进行讲经、传法、灌顶。一九二五年秋，参加中国佛教代表团，赴日本出席东亚佛教大会，任教义研究部理事，与日本著名佛教学者渡边海旭、木村泰贤、高楠顺次郎、河口海慧等相识，交往甚密。会後留东京考察佛教。旋往新疆泻县从权田雷斧僧正受新义真言宗灌顶。翌年四月，又至京都比睿山延历寺学习台密仪轨，至高野山依根本上师金山穆韶阿阁黎，受三宝院、安祥寺传授及口诀，兼习梵文文法。临别时，金山穆韶付予珍藏的金刚界、胎藏界两幅大曼陀罗，作为纪念。一九二七年回国後，到上海各处讲经传法。一九二九年起，往来於辽宁、南京、杭州、汉口、武昌等地讲经、传戒、修法、灌顶。一九三六年春，第三次东渡日本，考察佛教。回国後住上海圣仙寺，从事讲经和著述。一九四七年三月，出任上海静安古寺住持，兼静安寺佛教学院院长。翌年创办《学僧天地》月刊，任名誉社长。一九五三年，在静安寺设真言宗坛场，复兴在我国失传巳久的唐代密教。持松法师的爱国思想主要表现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和利诱毫不屈服，对新中国和社会主义竭诚拥护，一九三九年，日本侵略军攻陷上海，时持松法师在上海圣仙寺闭门学佛，谢绝交游。一九四一年，日伪当局闻悉持松老人德高望重，又三次东渡日本参学，精通日文，千方百计想拉拢他出任日伪上海市佛教会会长，他面对日本侵略者，毫不屈服，拒绝与之合作。当时有日本侵华军驻沪司令部司令宫河田大佐和青帮头子黄金荣等人出面，多次派人送所谓「请柬」给持松法师，约他见面洽谈。持松法师接到「请柬」後，均以有病推却，拒不见面。有一次，派来的人赖在圣仙寺不走，一连等了三天，还是没有见到持松法师，来人无法，只好悻悻而归。日伪如此纠缠，先後达三月之久，仍然一无所获。持松法师这样不屈不挠，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建国以後，他热爱新中国，拥护社会主义。他常对人说：今天我们佛教徒要把整个身心都交给社会主义，交给六亿人民。当真言宗坛场在静安寺建成後，他专门书写了「信印自由成政策，爱国传统是优良」的对联，表示坚信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要发扬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这副对联，后来他一直挂在寺中的客厅，作为座右铭。
九、一生爱国爱教的真禅法师
　　真禅（1916一1995）法师，俗名王，名鹤树，法名真禅，字妙悟，号昌悟。江苏东台人。七岁於东台净土淹出家，十六岁于南京宝华山隆昌律寺受具足戒。先后参学于东台三昧启慧佛学院、焦山定慧寺佛学院、竹林寺佛学院、南京华严速成师范学院、上海佛学院、圆明讲堂楞严专宗学院等，以亲近应慈法师时间最长。曾先后任苏州狮林寺和镇江竹林寺住持，兼竹林寺佛学院院长。一九五一年到玉佛禅寺，先后任信众部副主任、寺务处副主任、主任。「十年动乱」期间，与寺僧五人坚守玉佛禅寺，依靠群众保护寺庙。一九七九年六月，被推举为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出任玉佛禅寺住持。一九八三年秋，任上海佛学院院长。一九八八年十月，兼任上海静安寺住持。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兼任河南开封大相国寺住持。一九九三年十月，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真禅法师是佛教界一位著名的爱国爱教高僧。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在苏北参加僧侣救护队，支持抗战，救护伤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撰文号召僧人必须爱国爱教。特别是他担任上海佛学院院长后，经常教导青年学僧要受国爱教。他说：「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合格僧青年，首先必须坚持爱国爱教的原则。」在他看来，「爱国爱教」，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他说：「爱教必先爱国，爱国才能爱教。」又说：「爱国历来是佛教的优良传统。历史上的法显、玄奘、义净诸大师，他们为求法历尽艰难，出生入死，抵达天竺。当他们经过刻苦用功，获得殊荣的时候，并未乐不思蜀，而是一心想回来弘法。近代佛教史上的爱国高僧圆瑛等法师，在国难当头奋不顾身领导佛教四众弟子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等等，不一而足。而今爱国的具体内容，就是佛教应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努力。」为此，他在《谈谈佛教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一文中，认为佛教是能够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他一方面认为佛教本身（佛教思想及其优良传统）就具有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功能，由于有这种功能，使「相适应」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政府切实认真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这种「相适应」由可能变为现实。他的这种认识，引导了许多佛教徒端正了对爱国爱教的认识，坚定了爱国爱教的信念，坚持走爱国爱教的道路。正是有了这样爱国爱教的思想基础，真禅法师几十年来身体力行，为国家、人民和佛教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增进与世界佛教界及各国人民的友谊。一九八一年随中国宗教代表团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第二届亚洲宗教徒和平会议。一九八四年，参加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访问印度。同年访问美国，这是时隔三十五年后，中国佛教徒首次赴美国弘法，在美国社会各界引起极大反响。在二十多年中，曾多次出访日本、印度、美国、泰国、加拿大、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法国、德国、英国、瑞士、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香港、台湾、澳门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并接待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佛教代表团、政府首脑及不少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物。他在这些对外交往活动中，宣传了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介绍了我国的佛教情况，促进了中外佛教文化交流，加强了中外佛教徒之间的友好与团结，增进了中外人民的友谊。真禅法师还十分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关怀残疾孤儿。十余年间，代表玉佛禅寺、静安古寺和以个人名义先後捐赠给上海残疾人基金会、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以及全国各地的社会公益事业，总计人民币七百余万元。还曾设立「真禅法师残疾儿童福利基金」，以帮助贫困残疾儿童。并担任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会长、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名誉院长。
十、面对敌人大义凛然、对外交往传播友谊的明炀法师
　　明炀（1916-2002）法师，俗姓陈，名心涛，号浚豪，法名日新。福建福州人。一九二五年，年仅十岁，即听圆瑛大师讲经於福州白塔寺。翌年依圆老披剃出家。其后随侍圆瑛左右，执侍巾瓶，先後在宁波七塔寺、天童寺研习经教。一九三○年在天童寺圆具三坛大戒。一九三五年到上海，在新建的圆明讲堂任监院，协助圆瑛大师处理寺务。其後，追随圆瑛大师身边，既是弟子，也是助手。曾助师注释佛经，办楞严专宗学院，任教务长。一九七六年以後，明炀法师先後任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名誉会长和会长，宁被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副会长。是上海圆明讲堂住持、龙华寺住持、北京广济寺住持、宁波天童寺住持、福州西禅寺住持、莆田梅峰光孝寺住持。又任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院长、上海佛学院副院长、中国佛教协会弘法基金会主任等职。明炀法师一生爱国爱教，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开展对外交往传播友谊种子。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追随圆瑛大师，在僧侣救护队中担任秘书兼总联络。八·一三抗战爆发，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吴淞战场，明炀法师在救护队中联络各方，冒著敌人的枪炮，抢救伤员。在短短的三个月中，僧侣救护队在浏行、大场、昆山一带共救护伤员八千二百七十三人，被上海报纸誉为「英勇僧侣」，外文报纸赞为「战神之敌」。期间，又协助圆瑛大师办理难民收容所，救济难民。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起，明炀和其师一起，先後二次到南洋新加坡、吉隆坡、摈榔屿等地，筹募经费、援助抗战，救济灾民。他们提出「一元钱救国难」运动，发动侨胞踊跃捐献。得到爱国华侨陈嘉庚、胡文虎等的大力赞助。一九三九年，明炀法师和圆瑛大师由南洋回国，在上海圆明讲堂突遭日本宪兵逮捕，以「抗日分子」论罪。第二天即被押解到南京日本宪兵总部。日本宪兵欺明炀法师年轻，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对其严讯逼问二十多次，施加种种恫吓和拷打，但明炀法师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毫不屈服，或据理力驳，或口念佛号，迫使敌人无计可施。後迫於社会舆论及圆瑛大师在国内外佛教界的影响，日本宪兵才释放他们二人回沪。明炀法师以大无畏的精神，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崇高民族气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後，明炀法师在对外交往活动中，表现出了一个爱国僧人的高尚情怀。数十年中，他出访美国和日本，各有十多次，同时还多次前往东南亚各国和台湾、香港地区弘法讲经。其中有二次访问，震动了世界各国佛教界。一次是出访美国。一九八七年七月，明炀法师应美国旧金山万佛城宣化法师的邀请，率领北京广济寺、上海龙华寺七十名法师组成的中国佛教僧伽法务团，携带九十七箱、五千多件法器赴美主持为期七天的世界水陆空大法会。这是中国佛教对外传播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佛教活动。当时参加法会的，有美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香港等近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信徒数万人。这次水陆空大法会，目的是超度有世以来死於天灾人祸的所有亡灵，祈祷世界和平，这在美国是第一次。整个法会，隆重庄严，僧侣们诵经拜佛，唱念认真动听，参加的各国和各地区的信徒，赞不绝口，掌声不断。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法会，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法会，为中国佛教走向世界增添了新的篇章。另一次是明炀法师於一九八七年偕梁孝志居士赴日本参加妙法寺别府佛舍利塔落成庆典法会，受到日本各界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佛和佛舍利是佛教徒祈求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的象征。参加这次法会的有十多个国家的大使和外交使节等。法会后，明炀法师又出席了长崎佛教联合会召开的交流座谈会，同答了与会者提出的一些问题，诸如中国佛教协会怎样领导和教育广大佛教徒的？中国佛教现有多少宗派，情况如何？上海龙华寺僧众日常的修持活动如何？等等。明炀法师根据中国佛教所提倡的一种思想即人间佛教的思想，发扬三个优良传统，即「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和「国际友好交流」的传统等等，作了如实的回答，大家都感到非常满意。此外，明炀法师还在上海龙华寺和圆明讲堂，接待了许多海外佛教团体、各国首脑和有影响的人物。在出访和接待中，本著「阿弥陀佛加友好」的精神，向他们介绍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巨大的成就，宣传了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述说了我国佛教的现状，增强了中外人民的友谊，加深了中外佛教徒之间的团结，促进了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为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明炀法师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和上海市政协常委，积极参政议政，关心国家大事，并号召其弟子要爱国爱教，走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为此，政府对他十分器重和关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早年在上海工作时，曾和他合影留念。前几年明炀法师去北京开会，又亲自接见了他。二○○二年明炀法师圆寂後，又以个人名义向他献了花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等也向明炀法师献了花篮。
--摘自《香港佛教》5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