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絅之与上海佛教因缘

关絅之与上海佛教因缘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业露华
　　关絅之以主持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正直爱国，不畏列强，捍卫司法主权而著称于史。本文则想从他与上海佛教关系的视角，作一简单评析。
　　关絅之晚年信佛甚笃。茹素念佛，一心专修净土往生之业。同时以居士之身，积极参加佛教组织的建设和赈济救灾等慈善公益活动，对近代中国佛教，特别是近代上海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
　　关絅之与佛教的因缘，起自20年代初。据其自述遗嘱所说：“余自四十二岁皈依三宝，专修净土。二十年来，虽世事忙碌，功课未能如初学时之严密，而一句佛号，时时提起，往生之愿，甚为恳切。”由此可见，他正式皈依佛法，是为42岁时，也就是1920、1921年之际。此后直到去世的20多年间，他一直信奉佛法，修习净土，不敢稍有疏忽。
　　净土法门，起自东晋庐山慧远大师。相传慧远大师从襄阳到匡庐，因见庐山幽静，可以修行，即与此驻锡，并建东林寺。后与周续之、刘遗民等人在庐山般若台阿弥佗佛像前结社念佛，修般舟三昧，立愿往生西方弥陀净土，故被后世净土宗人尊为华夏净土之祖。此后南北朝时有昙鸾法师，在山西并州石壁玄中寺弘扬念佛法门，劝人诵念佛号，由是西方约陀信仰很快流传开来，为唐代净土的大力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唐代的道绰和善导，先后继承了昙鸾所倡之念佛法门，在山西并州和陕西长安等地大力弘扬净土往生思想，于是净土一宗渐渐兴盛，并发展成为民间流行的佛教宗派之一。宋代以后，儒佛道三教合一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之趋势，而佛教内则出现各宗融合的现象。在诸宗融合倾向中，净土往生思想往往成为佛教其他各宗的归宿，此外，净土宗以他力往生为号召，其修行方法简单易行，因而明清以后，净土宗成了中国佛教主流宗派之一。清末民初，有印光法师，大力弘扬净土法门，时时劝人念佛往生，其所作“文钞”在社会广为流传。关絅之先生此时信佛而以净土为指归，正是当时佛教净土思想流行的反映。
　　关絅之先生信佛后，以居士身份，热心于佛教组织的建设。中国佛教因历史原因，一直呈现一种松散的状态。历史上除了历代政府有时设有各种僧藉管理机构外，佛教界本身并没有什么组织。这种状况在近代显然已经不适应社会之发展，于是近代佛教界一些有识之士便先后发起成立佛教组织。如近代禅僧寄禅于1908年在宁波成立僧教育会，后又于1912年在上海成立近代第一个佛教团体“中华佛教总会”。与此同时还有谢无量等发起的“佛教大同会”、欧阳竞无等发起的“佛教会”，太虚法师与章太炎、王一亭等人组织“觉社”等等。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关絅之先生也积极投入了佛教组织筹备建设活动，他参与发起成立或曾任重要职责的佛教团体主要有世界佛教居士林、上海佛教净业社、上海佛教维持会等。
　　世界佛教居士林成立于1922年，其前身为上海佛教居士林，1919～1920年间，关絅之与沈心师、谢泗亭等人发起成立上海佛教居士林，以周舜卿为林长，是为全国第一个佛教居士团体。后来他们认为在上海这个地方修行，必须另有专门修习净业的念佛道场，才能使修行者专心一致，于是决定进行改组。他们将原有的上海佛教居士林一分为二，一部分为“世界佛教居士林”，一部分则为“上海佛教净业社”。世界佛教居士林于1922年8月正式成立，仍由周舜卿为林长。自第三届起，关絅之曾任世界佛教居士林监察会主持；1934年，第五届改选时，又当选为副林长，并与王一亭、王彬彦等一起主持了居士林佛学图书馆的开幕典礼。
　　上海佛教净业社亦成立于1922年，施省之任董事长，关絅之为社长。
　　世界佛教居士林和上海佛教净业社，对近代中国和上海佛教的发展曾经起过很大影响。世界佛教居士林是我国第一个佛教居士团体。其所称“世界”，是指点佛法“竖穷二际，横遍十方”，遍满世界之意，并非从地理概念上指与世界各国佛教徒有什么联系，世界佛教居士林成立后，大大促进了全国佛教居士的团体意识。在其影响下，很快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一批佛教居士团体，重要的如1929年成立于北平的华北居士林，1931年成立于天津的天津居士林，南京、重庆、成都等地也先后成立了大小不一的居士林。这些居士林的活动，对推动近代中国佛教的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世界佛教居士林的活动一直延续到解放后，1953年召开第八届林友大会，选举了第八届委员会。1954年改名为上海佛教居士林。现在上海佛教居士林，应该即是这一团体的延续。上海佛教净业社初成立时设在爱文义路巡捕房对门64号，即原上海佛教居士林林址。后因入社居士增多，原有地方相对见狭，是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主人、净业社董事简玉阶兄弟将其常德路上的私人花园捐出，即今常德路觉园。觉园为近代上海佛教界一个重要的活动场所。净业社还出版发行《净业月刊》，促进了近代佛教净土思想的传播。
　　除此以外，关絅之先生还与施省之、王一亭、黄涵之等人一起发起成立过上海佛教维持会，这是一个佛教居士护法团体。该会成立宗旨指明：“凡关涉佛教重要事件，誓当尽力维护。”民国年间，社会比较动荡，经常会出现一些有损佛教利益的事件。由于发起成立该会诸居士都是当时社会上有一定名望者，所以维持会在维护佛教方面曾经起过重要作用。
　　关絅之先生与佛教因缘还有：1929年曾任中国佛教会常委；1935年曾与圆瑛法师、屈映光居士等发起建立上海佛教公墓，等等。
　　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居士，关絅之还热心于佛教慈善事业。他积极参与收养流浪儿童，曾任上海佛教慈幼院院长；推动佛教界组织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慈联会）下设的“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组织援救“八一三”难民事务。
　　上海佛教慈幼院由上海佛教会创办于1933年，院址大场宝莲寺。当时世道荒乱，民不聊生，许多孤儿流落街头，佛教界决定建院收养，兼施教育，使之免为饿殍，更或能成有用之材。因关絅之一贯热心社会慈善事业，所以被推为慈幼院院长。他任院长后，因人多屋小，又添建新屋，扩大了慈幼院规模。
　　1936年，上海各公益慈善团体成立联合救灾会，从事募集衣物款项等赈济救灾活动。“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战事爆发，国民党社会局派驻慈联会的人员慌了手脚，置大批难民不顾，一跑了之。于是上海佛教界以屈映光、黄涵之、关絅之、赵补初等人，联合各界人士，决定在慈联会下设“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从事救济和安置难民的事务。委员会紧紧依靠广大市民以及文艺、教育、工商等各界人士，从事难民救济工作，先后设立了50多个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数十万。
　　1942年，关絅之先生因病去世，其临终遗嘱中说：“我如不讳，务望全家长幼，勉抑悲哀，并邀请净业社、居士林道友来塌前念佛助道，眷属亦须参加念佛，同送往生，以结净缘。较之哀悼哭泣，徒乱人心，受惠多矣。”其于西方往生之愿，殷殷切切，於此也可见其与佛教因缘之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