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西天僧”考略

　　明代所谓“西天”，是一个含义很宽泛的地理概念，往往包括中国西藏和整个南亚次大陆在内的广大地域，狭义上则指古代“五天竺”的地理范畴。“西天僧”是明代一个以北京地区为活动中心，且与宫廷有着十分密切关系的密教教团，由于这个教团的师祖为来自“西天”中天竺迦湿弥罗（即今克什米尔）的僧人萨哈拶释哩，其法脉传承也保持了鲜明的“西天”即印度特征，所以称之为“西天僧”。关于这个教团的情况，由于史籍中缺乏记载，十分隐晦。除吕建福先生《中国密教史》略有涉及外，①尚未见有研究者。笔者近年来陆续搜集发掘一些资料，现据以对该教团的传承、活动及其与明宫廷的关系等略作考索。
　　一、师祖萨哈拶释哩
　　萨哈拶释哩又译写为萨诃咱释哩、撒哈咱失哩等，意为“具生吉祥”。为表示敬重，人们往往尊称其为“板的达”（又作“班的达”，意为大学者）。萨哈拶释哩的事迹主要见于其门人智光所撰《西天班的达禅师志略》（以下简称《志略》）和名僧来复应智光之请而撰的《西天善世禅师班的达公塔铭》（以下简称《塔铭》）。②而后者更为详。据《西天善世禅师班的达公塔铭》，萨哈拶释哩出身于刹帝利种姓，幼年出家于中天竺迦湿弥罗国之苏啰萨寺，“礼速拶那释哩为师，习通五明经、律、论之学，辩析邪正，虽国之老宿莫或过焉。然自以言说非究竟法，乃复精修禅定，不出山者十余季”。后来，为瞻礼文殊菩萨道场五台山而东行中国。“发足从信度河至突厥，遍历屈支、高昌诸国，其国王臣喜师至者无不禀受戒法。凡四阅寒暑始达甘肃，实元之至正甲辰岁也”。至正甲辰即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大概是萨哈拶释哩东行沿途传法授戒著有声望，所以他一到甘肃，即被元廷召至京师，馆于大吉祥法云寺，旋入内廷设坛，为元帝授灌顶净戒，颇得元廷优待。明洪武二年，萨哈拶释哩入礼五台山，驻锡寿安寺，前后五年，“恒山之民率从师化者甚众”。洪武七年，萨哈拶释哩奉明太祖之召，离开五台至南京蒋山崇禧寺。“太祖皇帝嘉其远来，召见奉天，奏对称旨”，遂授其“善世禅师”之号，赐银印，“俾统制天下诸山”。明太祖还诏令各地“民有从善者，许令至蒋山受菩萨戒法，所司无禁。自是南北缁白之流来集座下，日听演说，包□填委至无所容”。“人多绘像事之，以为活佛”。①由于信众极多，檀施无数，“囊金匮帛之施充斥几席”，但萨哈拶释哩却“一无所取，或强之受则随以济贫乏”。其道行深得信众敬服。太祖也遣近臣“赐诗慰安之，尝御制《善世歌》褒美其德”。洪武九年至十一年，萨哈拶释哩奉诏游历江南各地，参礼名山寺刹。返京后，受太祖召见，“问劳甚至，敕光禄设盛馔，赐以黄金耳环，盖从西竺本俗也。”太祖又作《善世禅师游方归朝》诗赐赠之。诗云：“前年拜辞去，今春二月归，未闻湖海阔，但见禅眸辉。踏雪来朝觐，家风佛祖归，默坐各无语，方寸究徘徊。樱花才脸笑，柳眼正舒眉，独翁任清静。愚俗多险危，奸猾不善死，到处冢累累，尔心鉴此患，弃家永不回，年年尝作客，如蓬被风吹，哀悯自天佑，仁深久必为，切记无住相，与佛莫相违。”不久，萨哈拶释哩由崇禧寺迁居蒋山西麓，明太祖亦常驾幸萨哈拶释哩居所，“咨问法要，且赋诗、颂以赞以规”。萨哈拶释哩患病，明太祖遣医官“往视之”。《塔铭》中称萨哈拶释哩“笃实有行解，不矜名，不崇利，居无服玩，出不骑乘，以是见知于上”。“上每示僧必以师为式焉”，被树为沙门楷模。萨哈拶释哩于洪武十四年去世，塔葬于南京聚宝门外，塔前别筑祠宇以祀其像。据光《志略》，明太祖亲至其葬处，“车驾临视，赐名‘西天寺’，盖表师之所自出也”。《志略》又载萨哈拶释哩临终前嘱子弟智光“善护如来大法，勿少懈怠”，又命弟子孤麻啰室哩等将其部分遗骸分送五台山安葬，以遂其敬慕之志。萨哈拶释哩殁后，其随行东来的弟子古麻辣室哩（即孤麻啰室哩）、山丹室哩等奏请还国，明太祖准其请，并赐古麻辣室哩“孝净戒师”之号，嘱其“凡经历诸国及诸酋长或问僧何来、所历者几，僧必具言，使彼知之。且僧来时尝问询其所历之地，闻其景物多异，朕亦喜焉。况彼闻中国之大者乎！尔礼部备录朕谕，俾僧持归，令僧所至诸国及诸酋长遇僧至，宜善送之”。②萨哈拶释哩另有弟子名底哇答思者则留居中国。据明程南云撰《故禅师底哇答思塔铭》，③底哇答思为西天东印土人，8岁即师事萨哈拶释哩，“学出世法，朝夕劳勤，栖心禅定，饥无半食，寒不重裘，甚为师所爱重”，后随师入华。洪武初与师同至南京受太祖召见，“赐度牒，随方演教，于是慈云法雨所沾被者甚众”。萨哈拶释哩殁后，底哇答思复至北方游历，宣德中一度居北京庆寿寺，后以西山潭柘寺为其旧游之地，且“幽胜廖绝”，便在寺右“建庵一区以居，自是足迹不入城市。又罄其私帑及裒诸布施，重饰寺之大雄殿”。正统三年示寂，寿九十。
　　二、智光与“西天僧”教团的光大与传承
　　智光，字无隐，姓王氏，山东武定州人，生于元至正八年。“幼而聪慧，阅读辄不忘，十五岁辞父母出家”，①后于北京吉祥法云寺“礼西天迦湿弥罗国板的达萨诃咱释哩国师传天竺声明记论之旨”，②“得亲仪范，昕夕请益，聆声通意，渐达梵音，遂为入室弟子”。③明洪武初偕其师游方五台诸山。七年，师徒一行奉太祖诏至南京，“召询便殿答问之际，见智光语通梵汉，命译班的达所携经典。筑庵钟山，给具供帐，颇示优崇。乃即其师《四众弟子菩萨戒》译为汉文，词简理明，众所推服”。④洪武九年，智光奉诏随师“访（补）陀，于江南诸名山踪迹殆遍”。⑤萨哈拶释哩去世后，“精释典，负才辩”，又通梵语的智光被太祖委以出使西藏及邻近尼八剌（尼泊尔）等地的使命。从洪武十七年到永乐初年，智光三次西使“宣化”、“抚谕”，于明前期与西藏地方政治宗教关系的拓展及发展对外关系上卓有贡献。⑥同时，智光于佛学“经藏之蕴旁达深探，所译显密经义及所传《心经》、《八支了义真实名经》、《仁王护国经》、《太白伞盖经》并行于世”，且“行性纯简”，⑦故深得太祖、惠帝、太宗、仁宗、宣宗以及英宗诸帝的褒重与眷待，“历事六朝，宠锡冠群僧”。⑧据《补续高僧传》卷一智光本传，太宗时，智光先后为僧录司右阐教和右善世，居南京西天寺；永乐十五年，“召至北京，论义称旨，俾居崇国寺，赐国师冠”。仁宗继位后，赐封号为“圆融妙慧净觉弘济光范衍教灌顶广善大国师”，并赐金印以及冠服、伞盖、幡幢、供器、车马等等。又扩建北京大能仁寺令其居住。这所寺院后来实际上成为智光门徒即“西天僧”的大本营。至宣德三年，宣宗奉太皇太后懿旨，出内帑在北京阳台山建大觉寺，延智光。“俾居之，以佚其老。并敕礼官度僧百余人为其徒”。《日下旧闻考》卷106《李纶重修开元寺碑略》载，宣德三年，智光奉旨兼住大觉寺，“往来憩息于此地，爱其土厚水甘，风气攸萃，意图兴创，出己资，命工市材建立，仍请额为‘开元禅寺’。”英宗即位，加封智光为“西天佛子”，并赐予诰印及冠服、舆马、幢盖、供器等等，①赏赉重厚。宣德十年智光去世后，塔葬于大觉寺侧，英宗遣官赐祭，“仍敕有司具葬仪增广其塔，并创寺赐名西竺”。②天顺四年，追封为“大通法王”。③智光虽为中国僧人，但其学业却直接资受于萨哈拶释哩，并取梵语法名为“雅纳啰释密”（ 汉译即“智光”，清人改作“雅尔鼐罗密克”）④。正因为如此，明宫廷对智光及其门人也以“西天僧”、“西竺僧”或者“西域僧”相待。智光本人即获国师、大国师、西天佛子及法王等名号，而这一般都是明皇室给予来自西藏及“西天”诸地佛教僧人的待遇。智光去世后，其塔葬处所建寺院也被赐名为“西竺”，其弟子于其荼毗处所建寺院则被赐名为“西域”，⑤这些都标明了智光在法脉上的印度渊源和特征.作为萨哈拶释哩弟子，智光显然是起了光大发扬和承上启下作用的关键人物。明李贤撰《大通法王碑铭》称智光“所度弟子中外无虑数千人，凡经藏之蕴必恳恳开说，各随其才器而诱掖之，以故上首及传衣钵者得人最众”。因此，智光法嗣实际上也就构成了明代所谓“西天僧”的主体。杨荣撰《灌顶广善西天佛子智光大国师事实》（以下简称《事实》）载：其中外弟子数千人，各随其器宇引掖之。上首则有僧录司右讲经月纳耶实哩、禅师吾巴帖耶实哩、左讲经帖纳实哩、左讲经吾答耶实哩、拶耶实哩、衣钵侍者左觉义纳耶实哩、左觉义禅牒实哩、右觉义三曼答实哩及高僧褒然为领袖者数十人，及以番字授诸生擢为美官者亦十数人。⑥智光的门人中除少数尚有史迹可觅之外，大多于史无征。其中禅师吾巴帖耶实哩及右觉义纳耶失哩之名见于《明实录》。吾巴帖耶实哩之名见于《明英宗实录》卷102，此卷正统八年三月辛未条下载“封翊化禅师吾巴帖耶室里为灌顶广善大国师”。吾巴帖耶室里即吾巴帖耶实哩之异译。纳耶失哩之名则见于《明英宗实录》卷281，天顺元年八月戊申条下有“命大能仁寺左觉义乃耶室哩为灌顶国师”之记载。乃耶室哩即纳耶实哩之异译。又《明宪宗实录》卷111成化八年十二月辛未条下有“赐灌顶广善大国师乃耶室哩祭葬”的记载。两僧名号中均有“灌顶广善”字眼，与智光同，说明智光的名号先后是由这两人承袭了。另据《日下旧闻考》卷96所录明曹义《西域寺碑》，智光坐化后，“其弟子分其舍利，建塔寺于各处。其大国师乌巴迪尼雅实哩等建造灰塔于荼毗所。告成之日，赐名‘西域’，令其徒布达实哩为住持”。乌巴迪尼雅实哩即吾巴帖耶室哩之异译，布达实哩原作勃塔室哩，此人为智光弟子桑渴巴辣之长徒（见后），于智光则为法孙。又，右觉义三曼答室哩史迹不见于《明实录》，但此人塔铭即《圆修慈济国师塔铭》却存世，拓本藏北京图书馆。①《圆修慈济国师塔铭》系三曼答室哩同门道深所撰，可知此人来自安南：“谱系交南国，其父陈姓，母曰黎氏”。永乐二十二年，他在智光座下“薙染受具”，并从其徒月纳耶实哩“习西天梵典，日记千言，尤喜书梵天字”。后又从“诰封五台静戒禅师班丹扎思巴授红色文殊菩萨大修习，而又参迦隆、结先二大上师传授四大本续，莫不贯彻一乘之旨”。此中班丹扎思巴、迦隆、结先都是藏语名式，应为藏僧。“四大本续”即藏传佛教密宗四大教法或称“四大金刚法门”的事续、行续、瑜珈续和无上瑜珈续。按智光本人多次出使西藏，与西藏佛教僧团当有广泛联系，故智光去世后，“荼毗之日，大慈法王秉法炬”，②大慈法王即西藏格鲁派领袖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另外，智光及其门人所居之能仁寺也是明代京师藏僧最为集中的寺院之一，③故“西天僧”与藏僧间必有密切关系。因此，三曼答室哩也得以在藏僧门下修习密法。正统时，三曼答室哩“钦升僧录觉义，为翰林试官翻译及教才士习西天梵字”；天顺时“奉敕于内府番经（厂）管教中贵官百有余员，习授西天各佛坛场，好事举，皆成就”，旋升职讲经。成化时，先后授“显教禅师”和“圆修慈济国师”名号。三曼答室哩还在京西阳台山西竺、西域两寺附近建寺一所，宪宗赐名“普照禅寺”。成化十三年，三曼答室哩去世，宪宗遣中官为其治葬。《塔铭》中称三曼答室哩有子弟百余人，三曼答室哩殁后，长徒哑郎葛啰室哩“钦升”为僧录司讲经，有数人升为觉义、都纲。在智光门中，来自安南的僧人不止三曼答室哩一人。正统时安南籍官员、工部左侍郎黎澄所撰《敕赐秀峰寺碑》④，志其同胞、安南僧智深建秀峰寺缘起，其中称：京都之西去城六十里有寺曰秀峰，乃太监高公让与住持僧智深之所创也。深，交南名僧，姓吴氏，自幼出家，刻苦参学，以宣德戊申来至北京，偶遇大国师吾公亲、僧录司讲经月公律、帖公定、觉义乌公显、拶公腾、纳公理、禅公忍、三公普，有同乡之谊，得礼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遂授心印，驻锡于阳台山。日常遍阅大藏，久不下山，戒行精严，人多钦仰。……碑文中“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即为智光，而吾公亲、月公律、帖公定、乌公显、拶公腾、纳公理、禅公忍、三公普，显然与前引杨荣《事实》中所列智光门人月纳耶实哩、吾巴帖耶实哩、帖纳实哩、吾答耶实哩、拶耶实哩、纳耶实哩、禅牒实哩、三曼答实哩诸人名是相对应的，他们既与智深有“同乡之谊”，则均为交趾籍无疑。这就表明，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安南僧在明代“西天僧”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智光门人中何以有如此之多的安南僧，目前还没有什么史料来加以说明。越南史料中记载洪武时明太祖曾谕令安南国王向明朝派遣僧人，①这也许成为日后诸多安南僧人入华的一个机缘。除《事实》中提到者之外，智光子弟见于史者尚有下列诸人：惠辨，又作慧便、惠便等，智光洪武十七年首次西使时，此徒随行。②其余情况不详。桑渴巴辣。据道深撰《敕赐崇恩寺西天大辣麻桑渴巴辣实行碑》，③桑渴巴辣为中天竺人，自幼出家，游方印度各地，参习密教，后抵西藏，遇正在西藏“宣化”的智光，入其门下。永乐三年随师至南京，蒙太宗召见、赏赐，奉诏居西天寺。成祖迁都后，诏桑渴巴辣至北京崇恩寺，并奉敕于内廷番经厂“教授内臣千余员，习学梵语、《真实名经》诸品、梵音赞叹以及内外坛场”。又常常偕其师智光为皇家修设秘密斋筵，“或得掌坛，或辅弘宣”，累受赏赐。“而有参授秘密，则礼之为金刚上师者多有，内外大臣投其座下削发为徒者，是亦不能尽举”。正统四年，往五台山参礼，并施资重修法藏寺，在寺中立其师智光之舍利灵塔。九年，英宗赐额为“普恩寺”，其徒答而麻啰乞塔领部札为住持。正统十一年，桑渴巴辣由五台返京途中坐化于定州上生寺。其长徒勃答室哩等迎其全身至京师西域寺茶毗，并分别于西域寺西北和房山小西天两地起建灵塔，藏其遗骨。道深在碑文中称，桑渴巴辣“生性刚直，独唯敬让无隐（按即智光）上师道学兼明，而诸教中泛泛者一无逊让之。盖彼所得秘密高广，而尝所谓密中之密，则诸人亦不能与之议论。”可见此僧在密教方面有很高造诣，以此极为孤傲自负。释迦哑尔塔。《日下旧闻考》卷96《明李纶西域寺重修碑略》载，释迦哑尔塔“世家山西蔚州，姓翟氏。甫八岁，礼大通法王为衣钵侍者。师授灌顶广善大国师教，传密乘经典心印秘。上师历历谙练无遗。”释迦哑尔塔亦为中国僧人，因宗承印僧萨哈拶释哩所传而取梵语法名，大致智光门人均类此。释迦哑尔塔为智光门人中与内廷关系极密切的人物，在成化时即已得宪宗眷遇。弘治初，有人上疏称宪宗时，“法王领占竹、扎巴坚赞等，佛子释迦哑儿答、国师舍剌星吉等，俱以西番腥膻之徒，污我中华礼仪之教。玉食锦衣，坐受尚方之赐，棕舆御仗，僭用王者之仪”。④疏内以释迦哑儿塔为“西番腥膻之徒”，显然是将“西天僧”和番僧即藏僧混为一谈了。“佛子”即西天佛子，据《明宪宗实录》卷283，成化二十二年十月癸酉条，释迦哑尔塔于成化二十二年经太监韦泰“传奉圣旨”，由灌顶大国师升为西天佛子。孝宗继位后，降京寺藏僧及“西天僧”名号等次，释迦哑尔塔亦由佛子降为大国师。但不久又复为佛子。释迦哑尔塔一生中极蒙皇室优渥，所以弘治十四年临终前也不忘嘱其弟子“竭力梵修，以报皇上莫大之恩”。⑤去世后，孝宗追封为“静修妙悟灌顶大国师大智法王”，⑥又效永乐时成祖为藏僧释迦也失御制《像赞》的作法，诏内阁大学士刘健拟《御制释迦哑尔塔像赞》，但因刘健抵制而作罢。①明李纶《敕建西竺寺重修记》碑中称其为“大能仁寺西天国师”，②则其驻锡地为大能仁寺。弘治中释迦哑尔塔先后重修开元寺、西竺寺和西域寺。据明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九《寺观》“开元寺”条下注，开元寺“旧传唐开元年建。本朝弘治六年太监罗秀重修，中宪大夫李纶记。”③而前引《李纶重修开元禅寺碑略》载开元寺“经岁久，殿宇摧颓。大能仁寺西天国师出恩赐金帛修理”。“大能仁寺西天国师”即释迦哑尔塔。则弘治时此寺之重修系释迦哑尔塔与太监罗秀共襄之举。西竺寺之重修也是如此。李纶《敕建西竺寺重修记》载：兹寺之建岁月弥久，殿堂廊庑不免乎霜雪之薄蚀，墙垣基址难免乎风雨之摧颓，于时内官监太监罗公秀、陈公庭出游之暇，睹其名山福地遂尔凋落，则前人之功不几废矣。乃与其徒大能仁寺西天大国师释迦哑尔塔、禅师津答室哩佥各出已资图维新之。具闻于上，特赐白金若干，中宫、东宫益加宠惠，中外善信咸助其工。西域寺之重修是在弘治十一年，释迦哑尔塔“举兴修之念，罄己囊橐，兼募众缘，上闻，特赐银两，不期年而落成。”④则此寺重修，孝宗也赐金助之。津塔室哩，据《敕建西竺寺重修记》，与释迦哑尔塔同为能仁寺僧，弘治中与释迦哑尔塔一起筹划重修西竺寺。津答室哩又见于《明宪宗实录》，卷283成化二十二年癸酉条载，此人经太监“传奉圣旨”，由禅师升为国师。道深，俗姓杨氏，明播州宣慰使司杨氏族人。据他本人正统四年所撰《金山宝藏禅寺记》碑文⑤，他于永乐十九年随播州宣慰使司宣慰使杨升进贡至京，“蒙太宗文皇帝赏赉褒重，由是得从灌顶广善大国师智光受灌顶戒，学西天梵书字义”。仁宗时“柔远奖谕，特赐高僧，继从僧录左阐教法主大师讲《华严》、《圆觉》、《楞严》等经，大小宗乘等律，《唯识》百法等论”。“法主大师”即慧进，此人为永乐时最受明成祖器重的义学高僧之一。“究通华严宗旨，傍达《唯识》《百法》诸论，意解心融，众所钦服，遂得‘法主’之称”。⑥曾奉诏在北京海印寺主持纂刻大藏经（即《永乐北藏》），宣德时宣宗“待以国老，赐毗卢冠、织金磨衲。诏于内翰因多官并僧众对写金字华严、般若、宝积、涅槃四大部经，尚膳供馔饮。”后又奉旨在隆善寺开讲《楞严经》。宣德初，道深“常侍大国师屡应宣宗章皇帝召，每与经筵。复从讲经独芳叟入室，参千百则公案”。此中独芳，即洪莲，此人永乐中奉旨笺注《大明三藏法数》及校勘大藏经等，先后为僧录司右讲经和左讲经。景泰中去世后，景帝赐赠“净梵翊教禅师”之号。由此可见，道深除资受“西天”法门之外，也与当时汉传佛教中的上层僧人过从甚密。此后，由镇守陕西太监王贵等檀助，道深在北京西山建苍雪庵，英宗赐名为“宝藏禅寺”。程敏政《月河梵苑记》载：“苑主道深，播州人，杨氏子，性疏秀，通儒书。宣德中住西山苍雪庵，赐号‘圆融显密宗师’，而自称‘苍雪山人’。后归老，乃营此以自娱。”①史籍中因道深法脉上的印度传承，称其为“西域僧”。《光绪顺天府志 京师志十六 寺观二》：“宝藏寺，在金山口。宣德九年，掌御马监王贵修，为西域僧道深建”。《日下旧闻考》卷 100 引《山行杂记》载，宝藏寺“系正统四年为西域僧道深建”云云。由上述可以看到，明代以印僧萨哈拶释哩为师祖的这个“西天僧”密教传承中，至少包含有来自中国、天竺和安南三地的僧人，中国僧人中又有少数民族成份。而这一系僧人的活动则以京师特别是北京地区为中心。其中北京能仁寺、大觉寺、开元寺、西竺寺、西域寺、普照寺、崇恩寺、秀峰寺及宝藏寺等是“西天僧”最为集中的几所寺院，而“西天僧”分布于如此多的寺院，亦足见其传承之盛。智光晚年虽以大觉寺为佚老之处，但能仁寺仍为其门人大本营。据明人王统《观贝叶经记》一文，能仁寺内还珍藏有明初由“胡僧”自天竺及“西域”携来之“番藏贝叶经”和桦皮经，也即梵文佛经。而寺内“西天僧”虽均系中国人，但仍具印度法脉的特征：寺僧皆中国人为之者，号曰喇嘛，胡名、胡服。服亦如僧衣，但色用红黄及用红黄为领缘，又领下直达于裾，其末前为一继续之四五寸微阙，其外如爪环下直，号为金刚脚者，异耳。问之胡语梵字，多不解也。问始来此者胡僧名，皆梵语叠五六言为一名，曰班的达者，其开山祖师也。再问之以天竺地理物宜，皆不能知。②此中寺僧之号“喇嘛”，显系仿自藏僧；所云“班的达”暨“开山祖师”者，即为萨哈拶释哩。大觉寺、西竺寺、西域寺和普照寺都位于京西阳台山，其中大觉寺为皇家敕建，智光终老于此。西竺寺、西域寺和普照诸寺则均为智光门人所建。由于同属一个传承系统，这些寺院之间关系十分紧密。《明孝宗实录》卷 134，弘治十一年二月乙未条下载：“传旨升大能仁寺右觉义塔儿麻桚耶为左觉义，兼住西域寺，都纲麻儿葛思帖罗等四人俱为右觉义，兼住西竺等寺”。据此，阳台山诸寺很有可能是从属于能仁寺的。此中葛思帖罗系三曼答室哩门人，其名列于上引《圆修慈济国师塔铭》。
　　三、“西天僧”与明内廷的关系
　　明代宦官普遍奉佛，与僧人广有交往和结纳。早在洪武时期，萨哈拶释哩门下就有宦官出入。《塔铭》署名立碑者为“菩萨戒弟子奉御崔安、大使黄福□”，“奉御”为明代宦官职名。崔安来自高丽，洪武十三年曾奉旨在南京天界寺审讯高丽使臣周谊。③崔安号为“菩萨戒弟子”，很有可能就是从萨哈拶释哩受戒的。智光与皇室的关系更加密切，诸帝对其宣召、慰问及赏赐诸事多以宦官为差使，宦官也因之受其诲导、感召，对其信仰敬重。正统时罗亨信所撰《司礼监右少监孔公寿塔铭》就记载了宦官孔哲与智光间深厚的法缘关系。永乐时，孔哲曾奉成祖之命“诣奉西天教智光大国师参问要旨，未几，遂得口传心授之懿”，“拳拳服膺不忘”。宣德十年，智光病笃，孔哲奉旨“于大能仁寺守护”。智光去世后，孔哲又奉智光遗榇在阳台山负责造塔安葬及建寺诸事。孔哲有感于“人之寓世，光阴易迈，至道难闻，复念国师诲导深恩，殒首莫报，乃即师塔左偏建塔一座，高若干级，及菴一所，佛祠、门庑、钟楼、僧舍供用咸备，以俟己之一旦无常，则为栖神之所。”孔哲还令其义子六人出度为僧，“曰萨歇室哩、曰微拶耶室哩、曰啰的纳巴辣、曰不答星曷、曰不罗疑牙萨葛罗、曰广惠，各给度牒，受西天教，守奉香灯，永永毋忽。”①智光同侪底哇答思与宦官间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底哇答思坐化后，为其捐赀建灵塔及请程南云为之撰《塔铭》者，均为内臣。②桑渴巴辣、道深、释迦哑尔塔、津答室哩、三曼答室哩诸人都与宦官深相过从与结纳。桑曷巴辣本身曾为内廷番经厂教授，与厂中宦官有师徒之谊。正统元年时，御用监太监阮文等为其重修了崇恩寺；巴辣坐化后，所起两座灵塔“皆内臣檀越辈助成”。三曼答室哩也曾在内廷番经厂“教授中贵”，明宪宗封其为国师，即由司设太监陈玹为之奏请。在《圆修慈济国师塔铭》碑中列名的宦官就有二百数十人之多。其中，罗秀自署为“菩萨戒弟子”，道深应罗秀与三曼答室哩门人葛思帖罗之请而作塔铭。而智深、智深建秀峰寺，太监高让“倾竭财力为功德主”，此外，尚有内臣陈昂、黄雄、阮福深、范觉寿、裴喜、金钊、阮觉省、郑智广、周普明、张福山等“同舍已资，助师建立道场”。寺院建成后，太监陈昂和阮宗“又捐家资印造大藏经文庄严柜匣留于寺，以永其传”。③道深所居宝藏寺则主要由宦官王贵檀助。据《宝藏禅寺记》可知，另有宦官尚义、李童、贾亨及喜宁诸人也为寺院“功德主”。从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九《寺观》可知，道深还曾为太监夏时所营碧峰寺、阮安所营福昌寺及唐慎所营普陀寺撰写过碑记。宣德时嘉兴大长公主及其附马建龙泉寺、成化初外戚万贵建龙华寺等亦由道深为撰碑文。④明代大致从永乐时期开始，在内廷先后设有汉经厂、番经厂及道经厂等宦官机构，职掌佛、道经藏的刊印、管理等，同时在内廷从事佛、道法事活动。有关情况在明刘若愚《酌中志》均有记载。西天经厂，又称为西天厂或西经厂，此经厂刘若愚《酌中志》未提及。最早提到“西天厂”的是《明孝宗实录》卷46，弘治三年十二月壬戌条：六部等衙门尚书等官王恕等以星变奉诏言经筵讲学乞不间寒暑，各寺观斋醮、西天厂诵经供应太侈，费财害民。此后，嘉靖初时许多朝臣的奏文中都提及西天厂。如吏科给事中张原在给世宗上《祛异端疏》中就提到：“今各宫好事及汉经厂、番经厂、西天经厂并灵济宫诸处逐日俱要供给斋饭”云云。⑤同为给事中的郑一鹏在同样议题的奏文中也提到了西天厂，称各厂斋醮糜费太甚，请求世宗“改西天厂为宝训厂，以贮祖宗御制诸书；西番厂为古训厂，以贮五经子史诸书；汉经厂为听纳厂，以贮诸臣奏疏，选内臣谨畏者，司其筦钥”。①由此可见，西天厂确为内廷经厂之一。西天厂的建置及其活动的情况史籍中虽无记载，但此经厂的出现，无疑与“西天僧”宗教影响在内廷的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西天厂直到万历时似仍存在。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卷二载万历后期曾有来自东天竺的“梵僧”锁南嚷结等五人经番经厂太监张贵奏请“命西天厂掌坛，教授中贵”。②不过，到嘉靖时期，由于明世宗崇道排佛，佛教在宫廷中受到压抑，“西天僧”与皇室关系必然疏远，此后秉承萨哈拶释哩法脉的这一“西天僧”教团的情况也就隐而不显，无从考证了。但需要一提的是，明代的“西天僧”除萨哈拶释哩这一系之外，永乐中又有东天竺僧人实哩沙哩卜得啰来华，也有门人传承其教。据明河《补续高僧传》记载，实哩沙哩卜得啰为东天竺拶葛麻国王子，自幼聪敏。16岁时请命出家，礼从孤捺啰麻葛萨弥受业，习通五明，因戒行精严，智慧明了而得“五明板的达”之号。后云游四方，足迹遍于五天竺。永乐十一年，实哩沙哩卜得罗至中国，得太宗召见，“应对称旨”，奉旨住海印寺。③据载，实哩沙哩卜得罗来华时，贡有“金身诸佛之像，金刚宝座之式”，成祖因特为之建真觉寺供奉于内。④至成化九年，宪宗“诏寺准中印度式”，⑤ “命工督修殿宇，创金刚宝座，以石为之，基高数丈，上有五佛，分为五塔，其丈尺规矩与中印土之宝座无以异也。” 寺院建筑的印度风格十分突出。永乐十五年，实哩沙哩卜得罗奉旨⑥游五台山，还京后太宗在武英殿又召见，“天语温慰，宠赍隆厚，授僧录阐教，命居能仁寺”。仁宗即位，“举荐扬大典，师掌行”，特授“圆觉妙应慈慧普济辅国光范弘教灌顶大善大国师”之号，赐金印、宝冠、供具及仪仗。⑦宣宗初继位，亦令其主持荐扬佛会。⑧宣德元年，实哩沙哩卜得罗坐化。临终时命弟子不啰加实哩等“各当善护如来大法，毋少懈怠”。讣闻，宣宗诏有司“具葬仪者维，收舍利于香山乡塔而葬之。遗命分藏清凉山圆照寺，亦建塔焉。”⑨香山乡实哩沙塔葬之地，即为真觉寺所在地。实哩沙故后，其法脉即以真觉寺为基，成化二十年，太监覃昌传奉圣旨，升该寺僧人讲经答儿麻悉提为国师、剌麻麻尼星曷及纳悉提为都纲。三僧名式都具印度色彩。当为实哩沙徒裔。《明武宗实录》卷六五，正德五年七月已卯条又载升真觉寺僧牟尼星曷为右觉义。麻尼星曷应即牟尼星曷之异写。又，明末时也有“西天僧”来华。据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载，万历三年有“西竺南印土僧左吉古鲁，东入中国”，此僧初居京师天宁寺，后于阜成门外二里沟一松下修行，因宦官毕某之奏，蒙赐织金禅衣等，并“赐松地居焉，赐寺名西域双林寺。”①双林寺实为冯保所建，与左吉古鲁无关。清人吴长元谓：“双林寺，明万历初，大珰冯保营葬地，造寺曰双林。双林，冯之别字焉。后西竺南印度僧足克戬古尔（即左吉古鲁）居之，赐名西域双林寺。”又谓：“足克戬古尔入中国时，正冯珰建寺之时。其后冯败而寺存，因以居之，赐名西域双林寺”，“非特建也”。②继左吉古鲁之后，又有“东天竺国”僧锁南嚷结等入居双林寺。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卷二载，万历中“东天竺国”“梵僧”锁南嚷结、锁南陆竹、锁南坚剉、展阳喃渴及朵儿只忏等五人来华，曾两度住锡于双林寺。据锁南嚷结自述，其先代班的达祖师曾为明宪宗“国师”，并殁于中国，他们五人因“翘慕华风，兼钦先德”，发心结伴同行到中国。所谓曾为宪宗皇帝“国师”的“先代班的达祖师”未知何人。按明代在华印僧有“班的达”之称的只有前述元末明初的萨哈拶释哩和永乐朝的实哩沙卜得啰，但萨哈拶释哩为中天竺人，明初已殁；实哩沙卜得啰虽为东天竺人，但早在宣德初已去世。锁南嚷结五人先是在五台山罗睺寺挂锡，两年后御马监太监刘润上山，引五僧至京师，住双林寺。万历三十五年，奏闻于皇太后，命移住万寿庵持咒三年。“有番经厂太监张贵奏万岁爷命住双林寺设坛济幽四十九昼夜，赐紫衣宝冠。命西经厂教授中贵，又赐织金禅衣、金段十疋、膳盒八副，寄与大能仁寺，盖先代班的达祖师于成化年间赐法王宝殿塔院也。”至天启时，五人中朵儿只忏和展阳喃渴均入灭，其余三僧于各地游方修行，未知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