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宗雍正对永明延寿大师的推崇与评价

清世宗雍正对永明延寿大师的推崇与评价
　　主题词：清世宗雍正，御制佛教大典，永明延寿大师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雍正的《御选语录》、《御录宗镜大纲》、《御录经海一滴》、《御制拣魔辨异录》及其相关的序跋与上谕等文献，就雍正对永明延寿大师的极力推崇与高度评价进行梳理，并对其原因与影响作简要评说。
　　清世宗雍正皇帝胤禛（1678－1735），自幼喜读佛典，广交僧衲，不仅宗教俱通，而且显密兼融，还躬行禅修，被公认为是中国历代帝王之中唯一的真正亲参实悟、直透三关的大禅师。他在章嘉国师指导下于康熙五十年（1711）实行禅坐，相继破初关、重关，第二年透最后一关牢关，自述“达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庆快平生”。 他自号圆明居士，俨然以法王自居，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集人王与法王之尊于一身的帝王。他登基以后，在最后几年，御制一套120万字的佛教典籍，包括他亲自编著的佛教禅宗语录《御选语录》（十五卷，其中卷十二是他自己的《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语录》），他亲自汇编的佛经摘录《御录经海一滴》，以及《御录宗镜大纲》和《御制拣魔辨异录》等。此外，他还给一些佛教经论写过不少序跋。
　　通观雍正的著录，胤禛十分自负自信，当时许多禅僧均不在他眼里，对历史上的禅僧，他自有一番评判标准，有不少亦不在他眼里，即使有些公认的禅宗高僧名宿，如宋代名重一时的临济宗大禅师大慧宗杲等，他也颇不以为然。当然也有不少高僧得到他的赞许好评。在历代高僧大德中，他最为服膺、最为推崇、评价最高的是永明延寿大师。
　　一、永明延寿大师简介
　　永明延寿（904－975）是五代末北宋初的著名高僧。俗家姓王，字冲元（一作冲玄），祖籍江苏丹阳，后迁浙江余杭。青少年时曾习儒学，亦喜诵读佛经。出家前，曾担任过余杭库吏、华亭镇将等职。他天性仁慈，不茹荤腥，常行放生。其出家因缘即与放生有关，颇富传奇色彩。一次因放生量大，挪用了库银，按当时律令被坐死罪，临刑时毫不畏惧，潇洒自若。吴越文穆王钱元瓘理解其悲心，钦佩其胆识，密令赦之。遂往浙东四明龙册寺礼翠岩令参为师，出家习禅。
　　当时法眼宗二祖德韶国师在天台山弘宗演教，大师慕而上山依之学教参禅，终于洞悉教理，深入禅定，发明心要。曾住天台智者岩，九旬入定，有鸟筑巢于衣裓。德韶甚为器重之，付法于延寿为法眼宗三祖。此后大师在国清寺结坛虔修《法华忏》，又到天柱峰持诵《法华经》三年，尽得佛法真谛，声名远播。继而到奉化雪窦寺，上堂说法，四方学侣闻名云集。大师凭其德望，集各宗高僧，开始主持《宗镜录》初稿的撰写。
　　建隆元年（960）吴越忠懿王钱弘俶欲重修杭州灵隐寺，邀大师主持其事，灵隐寺得以重兴，奠定恢宏气势。翌年（961）应忠懿王之请，移锡杭州西湖南山的慧日永明院（即净慈寺）任住持，吴越王赐其号为智觉禅师，故世称永明智觉大师或永明延寿大师。学者参问，指心为宗，以悟为则。其著名的说法偈曰：“欲识永明旨，门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风来波浪起。”大师住持永明寺十余年，精进行持百八佛事 ，夜往别峰，领众行道念佛，感得天雨宝花（现净慈寺后山莲花洞旁历史上有雨花台、雨花阁等纪念性建筑），旁人时闻螺贝天乐之音。大师诵《法华经》积一万三千部，常与众授菩萨戒，施鬼神食，买赎放生，皆以回向净土。从学弟子多达二千余人。并继续集众校量经论，“举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引用数百种重要文献 ，融会天台、贤首、慈恩异同之旨，在演法堂编成佛学巨著《宗镜录》一百卷八十余万言（后演法堂因此更名为“宗镜堂”）。又著《万善同归集》、《神栖安养赋》、《禅净四料简》等，着重弘扬其禅净融通合修的思想，其中指归净土，最为切要。大师著述及诗偈赋咏计有千万言。
　　他还奉诏在钱塘江畔月轮山上督造镇潮之塔，以佛教“六和合”理念为塔命名，六和塔遂成为杭城美轮美奂的一大标志性建筑。
　　开宝七年（974），大师又入天台山传授菩萨戒，有万余人得戒，盛极一时。
　　次年（975）大师示疾，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众，趺坐而化。荼毗后，舍利鳞砌于身。墓塔建于大慈山，忠懿王钱弘俶曾树亭以志纪念，而成著名的永明塔院 。
　　大师临终前遗嘱“纳土归宋，舍别归总”，为吴越王所采纳，对避免战乱，实现北宋和平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赵光义感念大师之盛德与贡献，亲自赐额曰“寿宁禅院”，追谥“宗照大师”。宋朝著名学者与佛教居士忠肃公陈瓘曾为大师撰写碑铭以为志。
　　大师的法誉还远及海外，高丽国王览师之言教，倾心服膺，曾遣使修书叙弟子之礼，奉赠金线袈裟、紫精数珠、金澡罐等。文宗曾派三十六位僧人来杭，在永明院亲承大师学法，先后归国，大弘法化，使法眼宗法脉得以在海东延续，同时促进了海东净土念佛之风的盛行。
　　二、雍正最为推崇永明延寿大师
　　永明延寿大师是中国佛教史与文化史上的一代高僧，两宗祖师，佛学巨擘，文化巨匠。其一心为宗，诸宗融合，万善同归的思想，奠定了此后中国汉传佛教发展的主流，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是中国祖师禅的法眼宗三祖，南宋时名僧宗晓与志磐在颇有影响的《乐邦文类》与《佛祖统纪》中又分别将大师列为莲社与净土教的祖师，此后一致公认并尊奉大师为莲宗（净土宗）六祖。在中国佛教史上一身兼祧影响最大的禅、净两宗祖师的唯有永明延寿大师一人，可见大师地位之重要与尊隆，影响之巨大而深刻。他一生著述等身，尤其是其佛学巨著《宗镜录》乃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为重要、最有影响的典籍之一。编成之时，忠懿王即亲为制序，予以高度评价。永明延寿大师在生前与寂后一直受到推崇 ，而且评价越来越高。清世宗雍正皇帝胤禛可以说是历来对大师评价最高，推崇最力的一位。
　　雍正称永明延寿大师为“古佛再来”，是“曹溪后第一大善知识”，“从来善知识中，尤为出类拔萃者”，“超出历代诸古德之上”。《御录宗镜大纲》就是他对永明延寿百卷《宗镜录》亲自摘录的大纲，以作为“入《宗镜》之向导”。他还广为流布永明延寿的主要著作《宗镜录》、《万善同归集》等，亲自为之制序作跋，给予高度评价。他视永明大师为心心相印者，认为永明“与朕心，默相孚契”，“与朕所见，千百年前，若合符节”。故在论述中经常引用永明语录，以永明的圆融正见作为分析的依据与评判的标准。他特加封大师为“妙圆正修智觉禅师”，敇令“修葺塔院，庄严法相，令僧徒朝夕礼拜供养”。可以说雍正对永明延寿大师的尊崇与重视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谕旨一下，浙江地方官马上遵旨行动，修葺在净慈寺大殿东北的永明塔院，并建“世宗宪皇帝敇建加封妙圆正修智觉禅师石牌坊”及两廊山门。时任浙江承宣布政使的张若震，奉皇上谕旨前往祭祝，《祭永明寿禅师祝文》曰：“惟师，性成佛果，研震旦之微言；心契宗风，阐西来之妙旨。当吴越开基之日，锡卓南屏；及赵宋定鼎之时，堂开宗镜。法门丕振，觉路宏开。溯斥鷃之巢衣，灵符千载；忆群羊之听讲，瑞应万年。我皇上道统三元，心涵二谛，会祇林之奥典，徧考禅宗，表慧日之灵光，特加懿号，影堂重焕，宝相庄严，塔宇更新，智灯辉映。敬付黄麻之昭，开明水之筵。惟愿永固皇图，长辉佛日，拈花飞锡，护持万国之春，冥石灵禽，鼓舞九重之化。伏惟慧照，不胜虔衷，谨告。” 此一祝文，既赞扬了延寿大师的道业，更颂扬了雍正皇帝的盛德，反映了雍正对永明大师的重视和推崇及其目的。
　　显然，雍正在佛学思想上受到永明延寿甚深至大的影响。而且由于雍正对大师思想的膺服、推崇与提倡，又使永明延寿大师在清代及以后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影响越来越大。
　　雍正对永明延寿大师的衷心服膺、高度评价与大力推崇，集中表现在他于雍正十一年（癸丑，公元1733年）——十三年（乙卯，1735）间御制佛教典籍及其为《宗镜录》、《万善同归集》所写的序跋与上谕中。他于雍正十一年编定《御选语录》，刊行永明的《万善同归集》，开始编撰《御制拣魔辨异录》（经三年方竟）；十二年重刊《宗镜录》，编选《御制宗镜大纲》，颁发相关上谕；十三年编定《御录经海一滴》。对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关注、探究及撰述，可以说是他最后几年生活中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而永明延寿，正是他关注与推崇的一个重点人物。
　　三、雍正对永明延寿大师的高度评价撷要
　　我们先大体按照时间顺序，把雍正对永明延寿大师的有关评价梳理如下 。
　　1、《御选语录》中的评价
　　雍正十一年（1733），即癸丑年，雍正编定《御选语录》，历代禅宗大善知识中，被其选中的仅有十二位禅师 ，永明即位列其中。日期署为“癸丑四月朔日”（朔日即每月农历初一日）的御制序中，雍正在说明编选目的宗旨之后，述其编选标准曰：“阅从上古锥语录中，择提向上直指真宗者，并撷其至言，手为删削。”称他们“实皆穷微洞本，究旨通宗，深契摩诘不二之门，曹溪一味之旨”的“大善知识”，“能使未见者得无见之妙见，未闻者入无闻之妙闻，未知者彻无知之正知，未解者成无解之大解，此是人天眼目，无上宗乘。”这里，雍正将永明列入为数不多的出类拔萃的大禅师行列，足见其地位之重要。
　　日期署为“癸丑五月朔日”的《御选语录》卷三（寒山、拾得卷）的御制序中，在赞扬“和圣”寒山、“合圣”拾得的诗偈“真乃古佛直心直语也”之后，即引用永明的偈颂“修习空花万行，宴坐水月道场，降服镜里魔军，大作梦中佛事”，以此说明和合两大圣“正信调直，不离和合因缘，圆满光华，周遍大千世界”，“直心直语”的风格与化迹。在同日制的《御选语录》卷四（沩山、仰山卷）的御制序中，在赞沩仰为代代相承、续佛慧命的佛门“父子”后，又录永明偈颂“须臾即俗归真，莫畴兹旨；顷刻从凡入圣，难报斯恩。”，作为引证。在评价寒山、拾得“弟兄”与沩山、仰山“父子”的简短文字中，雍正两次引用永明之语，以为分析评判的依据，既说明雍正对永明的著作十分熟悉，亦表明胤祯对永明见地的高度认同与尊崇。
　　《御选语录》卷七即为永明卷（《妙圆正修智觉永明寿禅师集》），日期署为“雍正十一年癸丑六月望日”（望日即农历每月十五日）的御制序中，雍正对永明进一步高度评价、大加赞扬。他指出永明著述“凡千万言，并在大藏，有流传海外者。” 接着用赞美称誉之词写道：“朕披阅采录，不胜敬礼喜悦，真所谓明逾晓日，高越太清。如鼓狮子弦，众响俱绝；如发摩尼宝，五色生光。信为曹溪后第一人，超出历代大善知识者。特加封妙圆正修智觉禅师。”这里他还特地谈到大师《万善同归集》一书，指出：“自师证明，方知大小齐观，宗教一贯。但学人须必真参，实有所悟，乃可观此书。依教修持，可以普独耀之神光，圆幻有之万行。” “朕既刊其全书，颁示宗徒，又采其至言，附于本集，因恐疑误初学，故又指述于此。”雍正亦可谓苦口婆心，谆谆垂示也。
　　雍正十一年癸丑八月望日，雍正又为《御选语录》外集（即卷十三莲池卷）制序，特地指出禅净不二之旨：“朕欲表是净土一门，使学人宴坐水月道场，不知歧而视之，误谤般若。” “于此净土，正可随喜，花开见佛岂不是直指心传也耶？”并充分肯定永明对禅净融合的巨大贡献：“曹溪十一传而至永明寿禅师，始以净土提持后学。”雍正对永明、莲池为代表的融合诸宗、禅净合修的思想与行持，是充分肯定并大力提倡的。
　　2、《万善同归集》御制序中的评价
　　同年，胤禛为刊刻流布永明的《万善同归集》，在癸丑四月望日的御制序中，他先述自己证得的对佛法大乘与小乘、宗与教、理与事、空与有、性与相的圆融见解，明确表示对执着两边、话成两橛，“朕不谓然”的态度。然后述说自己的心路历程：“但朕虽具此见，而历代宗师未有阐说是说者，无征不信，亦不敢自以为是。进阅古锥言句，至永明智觉大师，观其《唯心诀》、《心赋》、《宗镜录》诸书，其於宗旨，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超出历代诸古德之上，因加封号为妙圆正修智觉禅师。” “乃阅至所作《万善同归集》，与朕所见，千百年前，若合符节。他善知识，便作是说，朕亦怀疑，不敢深信。今永明乃从来善知识中，尤为出类拔萃者，其语与朕心，默相孚契，朕可自信所见不谬。而宗教之果为一贯矣。”由此可见，雍正披阅永明著作，如遇相知，多时疑问一时廓清，圆融见解得以引证，故欣喜之情、感恩之意溢于言表，字里行间充满着与永明心心相印，及对永明真诚服膺与高度赞赏之深情厚意。他认为“是书也，得其妙用，自必心法双忘。涉其樊篱，亦可智愚同济。”因此，他“重刊此集，颁示天下丛林古刹，常住道场。欲使出家学佛者，依此修行。张六波罗蜜之智帆，渡一大乘教之觉海。”这是续佛慧命，弘法利生的大事，故说“此则朕与永明，所为弘正道，而报佛恩者也。”他以与永明相提并论为自豪和荣耀。
　　该序中他还高度评价永明的《心赋》，曰“夫达摩心传，本无一字。而永明心赋，乃有万言。不立一字，该三藏而无遗。演至万言，觅一字而不可得。故云，假以词句，助显真心。虽挂文言，妙旨斯在。观此万言之头头是道，可知万法之法法随根。”因此，“爰附刊此集之后，俾学者合而观之，如宝珠网之重重交映焉。”雍正对永明的所有著述都褒奖有加，赞扬备至。
　　3、重刊《宗镜录》时的评价
　　雍正十二年（1734）雍正重新刊行流布永明的《宗镜录》。在甲寅四月初八日的御制序中，胤禛赞大师曰：“宋慧日永明寺妙圆正修寿禅师，绍隆觉位，了彻微言，性行双圆，乘戒兼至。朕披其著述，钦厥风规，更为震旦第一导师，真到空王最上妙乘。安居宝所，而法财充溢，非同守藏之夫。高坐莲花，而瑞彩旁腾，莫测化云之现。其《万善同归》、《唯心诀》、《心赋》诸书，朕既刊之琬琰，布在丛林，普愿有口者遍尝，庶几无心人直达。” “若夫《宗镜录》者，举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所录百卷，括尽三乘，实乃宝藏圆诠，如来心印。住宗师自在之位，棹佛母智度之航。共住净名方丈之中，同登弥勒毗罗之阁。义味周足，中边圆融，直截深通，精微该括。”并说永明乃佛菩萨再来：“世传禅师降诞，实唯慈氏下生，朕谓不必慈氏再来，现同慈氏本说。”申述重刊《宗镜录》之目的宗旨：“特为重刊，用广其传，布在今兹，尽未来际。俾学者知宗教律之共贯，入闻思修之三摩。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双融之中道。出生普贤愿海，幻住梦存，常游圆觉道场，随缘无碍。直向今生了却，何妨历劫修持。圆无为之行，结空花之果。四生同沐，三有均沾，将禅师之法施益以无边。而朕之期愿，亦为少慰矣。”
　　言犹未尽，过了不到一个月，五月朔日又御制重刊《宗镜录》后序，开篇即写道：“朕读禅师《唯心诀》，嘉其尽善尽美，无比无俦。乃遍求禅师平生著述流传宇内者览之。其《宗镜录》一百卷，朕实欣悦赞叹，不能自已。至矣哉！禅师慈愿如此其弘大，彻悟如此其真到，导人如此其微妙，自性如此其圆明也。”真可谓是赞不绝口。又说：“朕谓达摩西来以后，宗门中，述佛妙心，续绍慧命，广济含生，利益无尽者，未有若禅师此书者也。学人观此可不必泛览大藏也。”
　　《重刊宗镜录后序》还摈斥对大师的无端指责，他写道：“魔民仰面唾云，谓法眼流弊，不数传而宗镜出焉。义解沙门，倚以为说。若斯谬论，谤大般若，自堕无间，所不足道。”雍正不无感叹地说：“乃此书历宋元明以迄于今，宗门古德，不乏具眼，而从未有称道赞扬，标为第一希有者，亦可异也。朕既重刊广布，序而传之，使名山古刹禅侣，家有隋侯之珠。序有不尽，复述此以宣朕尊崇褒美之至意，使天下后世读斯书者，知为最尊最胜云。”
　　雍正对历史上永明未受到足够重视颇感惊异，虽然其“从未有称道赞扬”的说法未必完全符合史实，但对永明的称扬赞赏达到如此无以复加的程度，“标为第一希有者”，雍正确是第一位。
　　4、《御制拣魔辨异录》引永明法语破斥“魔语”
　　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在整顿禅宗中有一项重要工作，即是对汉月法藏及其弟子潭吉弘忍师徒（雍正往往称之为“魔藏父子”）欺师灭道的外魔邪说的批判。法藏（1573－1635）是明末的一位名僧，因以常熟虞山三峰寺为基地授徒立说，又称三峰法藏。他是明末临济宗高僧密云圆悟（1566－1642）的弟子，但他却著《五宗原》反对师说，网罗徒众，一时声势颇大。密云圆悟、天隐圆修（圆悟师弟，法藏师叔）等曾著文规劝与批判法藏，但法藏一意孤行。而法藏弟子弘忍（）又写《五宗救》以维护法藏之说，于是禅林纷争顿起。集人王与法王于一身的雍正，不能不关注并介入这一场论争。雍正基于其禅修实证的悟解、对清初佛教尤其是禅宗现状的认识及巩固清王朝社会稳定的需要，摘录《五宗救》中八十余条狂悖言论，严加破斥，撰成八万余言的《拣魔辨异录》。此事始于雍正十一年，经三年告成，胤禛写于雍正十一年四月初八日的洋洋五、六千言的《上谕》，是这一批判的正式开端和重要文献。雍正在驳斥藏忍师徒“每立一妄言，即捃摭文史，穿配古德言句，以证实之”的手法时，特地引用永明的法语破斥之。《上谕》中曰：“正如永明云：‘以限量心，起分齐见，局太虚之阔狭，定法界之边疆。遂令分别之情，不越众尘之境。向真如境上，鼓动心机；于寂灭海中，奔腾识浪。于管中存见，向壁罅偷光，立能所之知，起胜劣之见，齐文定旨，逐语分宗。’蟭螟岂健于鹏翼，萤照那齐于日曜。魔藏父子之语言著作，永明数语，可谓判尽。”在《拣魔辨异录》的驳论中雍正还多次引用永明论述为依据，此不赘举。由此足见雍正对永明语录既衷心信服，又十分熟悉。
　　5、亲录《宗镜大纲》及其评价
　　《宗镜录》洋洋百卷，篇幅宏大。为使更多人能尝《宗镜录》之法味，雍正十二年（1734），胤禛又亲录《宗镜大纲》。是年（甲寅）十二月初一日又御笔为《御录宗镜大纲》制序 ，序文一开头即说：“《宗镜录》者，永明寿禅师，约举佛祖大意，经论圆诠，刊落余文，单标至要。俾觉王所授之旨，大德相传之心，到眼分明，指掌即在。语其少，则不立一字；语其多，则该遍恒沙。无一点一画而非佛心，无一言一句而异佛口。”他盛赞永明“诚为绍祖佛之真子，破魔外之将军，救众生之慈父，教百世之宗师也。” “朕读兹书，良深嘉悦。” “此古佛悲含同体，兹超无缘，以虚空中之风，吹莲花上之水，灭大海里之焰，苏无根树之苗者也。”他颇为感叹地说：“然而，此书行世，千有余年，肉眼昏蒙，不知宝贵。”分析其缘由“固缘末世缁流，多愚少慧，亦以篇章浩繁，意怠情烦。既缩教海为一盂，而饮者腹犹易懑。虽开义天于一线，而观者目尚未周。”因此，以法王自居的他要编录该书大纲：“今为好略者，俯徇机宜，如实垂示；为执总者，明标要目，直截区分。……万机余暇，乙夜幡披，亲御铅丹，录其纲骨，刊十存二，举一蔽诸。此乃过去法王，助朕不住相之布施。所冀当来佛子，同朕永弘至道之深心。”他自信地写道：“旧之本录百卷，比此非繁，而今摘录如干，校彼非简。犹夫五千教典，入《宗镜》而无余，《宗镜》百篇，括教典而无剩。然古佛述兹《宗镜》，非令人置教典而不观，则朕今刊此要文，又岂令人置《宗镜》而不阅。作《宗镜》者，正为窥教典之梯航，则删《宗镜》者，即为入《宗镜》之向导矣。”他又一次将永明与自己相提并论：“古佛与朕，所同愿欤。”
　　过不了几天，甲寅十二月初八日他又颁发《清世宗上谕》，曰：“朕于永明寿禅师《宗镜录》，欣服敬礼，得未曾有。特为后世禅侣拈出，重刊广布，亲制序文。”他竭尽赞美之辞：“自达摩西来，曹溪南迈，历唐宋元明以迄于今，古德上贤，乘时辈出。莫不阐佛元音，自他兼利。而圆通方广，放大光明，一如世尊佛在世转轮，不动一心而演诸义，不坏诸义而显一心，震诸经大海之潮音，了一心离微之密旨，囊括无遗，纤豪不左，如开圆满宝藏，听贫子之归携，如决甘露天池，恣渴人之斟掬，法施无穷无尽，慈恩无量无边，挺生震旦，为释迦牟尼世尊佛后一人，作众生慈父，其书与三藏十二分媲美者，惟有此古佛妙典耳。”这样的赞誉实在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还写道：“教典浩瀚，毕生莫竟。观禅师此书，则释迦牟尼佛三藏十二分，具在是矣。朕向实未阅教典，因洞明此事后，爰取从上宗师为人机缘，於几遐时，披寻翻阅，因而识得永明古佛，实为震旦第一导师。及观师著述，又识得《宗镜录》一书，为震旦宗师著述中第一妙典。”最后标明颁发上谕的本怀与宗旨：“朕生平遇一佳味，必思人人共尝；契一妙理，必思人人共晓。今既阅此妙典，何忍不以开示后学。是以剀切恳到言之，不惮再四。……惟愿后世学侣，决定无疑，勇猛坚固，永不退转，诵读受持，先以闻解信入，后以无思契同，齐达此宗，交光此镜，不虚古佛当年，将大觉不思议绝妙法施，普度一切无量含生之大慈悲心，如实至语，是朕所厚望也。”
　　6、编《御录经海一滴》时的评价
　　雍正十三年（乙卯，1735），胤禛又随披随录历代禅德的著作与语录，编成《御录经海一滴》。二月十五日撰写的御制序，述其缘起、宗旨，并阐说宗与教一致之关系。整篇序文有近三分之一篇幅（一千余字）或引永明语，或高度评价永明及其《宗镜录》，或述其于永明著述所受之启示法益。足见其对永明之钦敬与重视。
　　他在叙述编《经海一滴》缘起、宗旨及阐发对教宗关系的看法之后，针对潭吉弘忍等对永明大师的攻击，如此写道：“永明云：‘以圣言为定量，邪伪难移；用至教为指南，依凭有据。’故师所作《宗镜录》，广引群经，备彰佛意。乃尚有魔民弘忍辈，斥师为义解沙门，谓法眼宗由此而衰。其罪，与谤三藏经文无异，定堕无间地狱。”
　　接着，他指出：“《宗镜录》者，全引佛经，录其纲骨，不特是三藏十二分之旨，并且是三藏十二分之语。若谓《宗镜录》是义解者，则佛之三藏十二分，尽是义解矣。”
　　他表示，其随披随录编集《宗镜大纲》与《经海一滴》，乃是效法永明延寿大师。他说，永明的《宗镜录》从浩瀚大藏中“录兹百卷，凡欲学人从此入于五千教典也。末世僧徒，多愚少慧，于此百卷，犹复意怠情烦。千有余年，无人知其最尊最上。乃者朕为刊十存二，录其大纲，所以俯徇机宜，引人入胜。盖永明以《宗镜》为大藏向导，朕又以《宗镜大纲》之书，为《宗镜录》之向导耳。”
　　而节录《宗镜》之后，进一步泛览经文，“爰思五千教典，广博无涯，目览心周，实为不易。乃推广永明纂集《宗镜》之心，即用朕前此节录《宗镜》之例，亲御丹桥，随披随录。既以受持读诵，即以刊刻颁行，导引群生入于如来普光明藏、大智度海。……庶几学人，由此知阅三藏十二分，而非朕于三藏十二分有取有舍也。”永明对雍正之深刻影响由此进一步得到证明。
　　7、御制《永明寿禅师赞》
　　雍正还专门作有《御制永明寿禅师赞》 ，赞文叙述了大师生平行迹，由行文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他的笔端充满敬意，对大师褒奖有加。如说“寿自能言，即不两舌，戒行精严，安而行之，昕夕修持，无转睫弹指之闲；及开堂说法，晦人之外，惟坐讽经呗……”又说大师“作《宗镜录》一百卷，实能摄无量法门，归曹溪滴乳；又作《万善同归》、《心赋》、《唯心诀》等书，皆无上甘露妙味。盖自曹溪以来，禅师实为震旦首出一人……”文末以其九五之尊明确昭告：“其平生著述在藏者，竝（即并）重刻颁布天下丛林，为禅衲法式。”
　　最后雍正赞曰：
　　生佛一际，何佛何生。菩提道场，法尔圆成。
　　不假修治，要须履行。无缘慈化，真实等平。
　　在封建时代，位极世俗社会至尊的皇上，虽然给德高望重的高僧大德赐号是常有之事，但亲自给一位禅师作赞，实属罕见，而如此赞叹备至，则可以说绝无仅有。
　　综合以上七个方面，可见雍正对永明大师的推崇乃是一以贯之，并不断深化的，他对永明可以说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从内心深处是将大师视为古佛再来，菩萨化身的，所以他才会以大师的思想为圭臬，以大师的行为作榜样。
　　四、对雍正评价之简要评说
　　雍正对永明大师及其思想的推尊与提倡，是清代佛教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件大事，也是清代思想史上不可小觑的一个事件。
　　清代正是由于清雍正对大师及其著作的称性赞叹与大力提倡，永明诸宗融合的佛学思想与禅净融通合修的行持路向，影响更加广泛深刻，永明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因此而进一步提高。
　　胤禛去世后，其子弘历继承帝位，是为清高宗纯皇帝乾隆。虽然乾隆对佛教的热心不如雍正，实际的修持更远逊于乃父，但雍正对他的影响还是很深刻的。乾隆南巡就曾数次游览净慈寺，且多有赏赐，并留下不少诗文。乾隆十一年（1746）四月十三日，弘历还御制《重修净慈寺并葺永明塔院碑文》 ，在述及皇祖圣祖仁皇帝（康熙）与皇考世宗宪皇帝（雍正）与净慈寺的殊胜因缘时，特别提到永明大师及塔院修葺之事。乾隆在碑文中写道：“我皇考世宗宪皇帝敇几之暇，读师所著而善之。雍正十二年，特敇为修寺宇并葺永明塔院，迄今十有余年，寺渐颓圮，爰允守臣之请，斥而新之……乾隆十年冬工竣。”接着在转述雍正对大师的高度评价之后，乾隆自述本人的看法：“朕尝泛览其书（指永明著述），闳博该通，行文波涌云蒸，辩才无碍。其才识之敏，用功与力之勤，诚有大过人者。是以传世行远，久而弥光。自宋至今，七百余岁，湖山犹昔，宗镜常悬。脩脩释子有英绝领袖，如师其人者乎，抑何旷世而弗觌也。夫精蓝古刹，标胜槩于名区，未可听其废坏……”乾隆为年代久远无缘见到大师而深深遗憾，故以修葺寺宇塔院之举以作纪念，聊补缺憾。最后还特地表明撰碑之因由：“独有感于永明遗事，因文之碑，以寄意云。”由此可见，乾隆受乃父影响，对永明延寿大师也是十分心仪推尊的。而且雍正、乾隆的评价自然也会影响到此后清代皇室与王族的态度，进而影响到整个佛教界，以至整个思想文化界。
　　雍正何以如此赞赏推崇永明延寿大师？雍正的这一系列举动究竟出于何种目的，其影响的利弊又是如何？对此似未引起应有的注意和足够的重视。
　　对清代佛教的研究，无论佛学界还是史学界，总的来说都比较薄弱，而相对于较受重视的清末居士佛教研究而言，清初佛教的研究就显得更为薄弱。不过这种状况近年开始有所变化，对清初佛教，尤其是顺治、雍正两位“佛心天子”与佛教的关系，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而且开始突破那种简单化的思维评判方式，从多维的角度尝试进行实事求是的探索。比如雍正学佛的动机与修证情况，他以集人王与法王于一身的姿态对佛教尤其是禅宗内部纷争的干预及其动机与影响，已有一些富有新意的研究成果问世，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但他们对雍正与永明思想之间的关系均未给以应有的关注，也许这与他们注意的重点不同有关，他们关注的或是雍正学佛目与动机（是否与“密谋储位”有关），或是雍正的参禅证悟过程与境界，或是雍正对法藏、弘忍批判的是是非非，而对雍正佛学思想的渊源却未予必要的关注。
　　对雍正与佛教的关系，后人有诸多不同认识，甚至看法迥异。对历史事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是常有之事。而且它往往还要受政治因素、文化传统及意识形态等的影响。
　　对雍正与佛教的关系，以往是否定批评指责者居多。 或是认为他与密谋储位并掩盖其阴谋有关，或是认为他以王权强制干预教内事务导致了佛教尤其是禅宗的衰落，等等。根据大量史料及一些新的研究成果，现在看来有些批评指责未必站得住脚，有的往往是与基于一些不实的流传（如篡改先皇遗嘱、“血滴子”杀人等）而对雍正产生的偏见有关，也与一些论者未曾好好读过（有的甚至根本没有读过或不想读）雍正的佛学著述，而想当然地人云亦云有关。在关于雍正历史作用积极影响为主的公正评价逐步被人们认可的今天，雍正与佛教的关系之评价自然也需要重新考量。为此，要正确把握雍正的佛学思想、佛教政策及其影响，雍正对永明大师的赞叹、推崇与倡导，就必须进入我们的视野，并给以合理的解释与确当的评价。
　　为此，我们必须既要面对清初佛教界的实际，又要结合清初社会政治文化之背景，还要结合雍正自身的禅修实践及体证，惟有这样全面地去分析，才可能得出较为符合实际的结论。如果只抓住其中某一个方面，难免会以偏概全。
　　先谈如何看待雍正对永明的评价？笔者基本认可雍正的评价，尤其是他对永明思想与行持的整体把握及其巨大价值与深远影响的分析，应该说是很到位、很深刻的。而且正是雍正颇有眼光地发现并挖掘了永明和合圆融思想对于民族融合与社会稳定的巨大价值。正因此，雍正在历史上第一个将永明“标为第一希有者”，对永明的称扬赞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不过关于雍正对永明评价中某些说法，如对永明“从未有称道赞扬”的说法则未必完全符合史实。――
　　再谈雍正为什么竭力推崇永明？既有政治因素，也是基于其禅修境界体悟的真实感受，是出之于内心的。
　　可与《御制拣魔辨异录》结合起来分析，
　　满人政权要稳固，必须与汉文化融合，防止异端思想
　　故融合思想既符合佛教义理，又契合当时政治，获取人心与统一思想之必要。
　　最后谈谈看待雍正推崇永明的影响之利弊？
　　一心，净心，即可化导人心，净化社会，又利于政治统治与文化控制
　　永明思想要提倡，是合理的；对法藏思想的剿灭则未必全妥，这可能与反对异族统治的明朝遗老与他们搅在一起有关。对维护清朝统治而言，可以理解，但思想领域的事也不是政治权力可以简单化地绝对解决的。实际上也未能剿灭。
　　明末有些遗老的某些故国情结也是没有意义的--
　　这对了解、研究雍正的佛学思想、治国方略与施政行为，研究当时的思想文化与社会经济，都是需要予以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