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佛教史略

韩国佛教史略
　　释圣严
　　现代佛教学术丛刊
　　第82期（1980.10）
　　页311-352
　　?1980　大乘文化
　　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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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佛教初传的时期
　　韩国，实际上是中国民族及中国文化的分支或延伸。据传说，在中国唐尧二十五年，有神人降于太白山（今之宁边妙香山）的檀木上，国人立为君王，所以称为檀君。但是关于檀君王于韩国的古传，均系出于稗史神话，不足征信。韩国最早封君的记载，该是出于史记卷三十八的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嗣后秦始皇统一天下，箕子的后裔箕否，便降于秦。到了汉朝代秦而有天下之时，箕否的儿子箕准，被燕人卫满逐出了朝鲜；到了汉武帝元封三年，又灭了卫满的孙子右渠，而将朝鲜分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的四个郡，成了汉家的领土之一部分。
　　到了汉宣帝以后汉江以南的半岛地带，渐次分成三韩而配三国，那就是：马韩配百济，辰韩配新罗，卞韩配任那；但是在崔致远上大师侍中状中却说：“马韩则高句丽，卞韩则百济，辰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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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新罗也”。后者虽是错误的说法，以后却将错就错，一直沿用了下来。这三国鼎立争衡的局面，维持了六百八十一年（西纪前一八──西纪后六六三年），最后由新罗统一了三韩。
　　佛教的传入，是在高句丽立国后的四百零九年，第十七代小兽林王二年（西纪三七二年）时，中国的秦王符坚，派遣使节以及沙门顺道，赠送佛像和经卷到高句丽，这是佛教像入韩国的开始。自此十三年后，在百济温祚王第十五代的枕流王即位之年（西纪三八四年），又有印度沙门摩罗难陀，自中国东晋孝武帝境内来化。新罗国亦自高句丽接受了佛教，但到第二十三代的法兴王十五（西纪五二八年），始见其三宝之兴隆。
　　不过，佛教初传高句丽时期，仍集其原有的习俗相混，例如小兽林王之弟继承王位之后，称为故国壤王，即下教诏，崇信佛法，但他是为的求福。又在北史高句丽传载：“常以十月祭天”，“信佛法，敬鬼神，多淫祠”。可见其尚非流行正信的佛法。
　　唯在道教尚未传入之前，高句丽诸王，多信佛法，十九代广开土王，二十一代文咨王，建有平壤九寺。然到第二十七代荣留王七年（西纪六二四年），受到逆臣盖苏文的游说，遣使向唐高祖上表，请传道教，遂有道士叔达等八人带了道德经，到达高句丽。王即将道士馆于佛寺。到了二十八代宝藏王时，道教己取佛教地位而代之，由于国王的倡导，国人遂争相信奉五斗米教（汉末张道陵派的道教）。道教大盛之后，佛教衰颓，国势日危，终于在宝藏王二十七年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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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正在王室崇信道教的先后，高句丽的佛教虽不受其本国欢迎，佛教却出了几位名僧。例如惠亮迁至百济为僧统；僧朗入中国，受梁武帝的器重；惠慈游化日本，为圣德太子之师；昙征对于日本文化的贡献也大。
　　在百济，初期的佛教中，也出了几位名匠；例如第二十六代的圣王四年（西纪五二六年），沙门谦益，自印度求法回国，他在印度学梵文五年，洞晓天竺语言，深攻律部，庄严戒体，与梵僧倍达多三藏，齍梵本阿毗昙及五部律归国，受到圣王以羽葆鼓吹而迎于郊外，安于兴轮寺，召国内名释二十八人，译出律部二十七卷，而成为百济的律宗之鼻祖。同时有昙旭及惠仁两法师，著律疏三十六卷献于王。
　　百济的圣王，亦称为圣明王，日本初有佛教，就是由于他的介绍之功。到了威德王时（西纪五五四──五九七年），百济佛教向日本的输出，尤其积极，佛像、经卷、经师、律师、禅师以及佛工、寺工等等，相继赠予日本；其中以惠聪律师最著名，被许为三宝的栋梁。第二十九代法王元年（西纪五九九年），下令禁杀生，放民众所养鹰鹞焚渔猎之具。第三十代武王（西纪六００──六四０年）亦笃信佛法，有名的僧人，例如寂于中国的惠现、游化日本的观勒等，均为武王时代的人。
　　再说新罗的佛教，虽早在第十代讷只王（西纪四一七──四五七年）时，已有了传布，民间之笃信佛教者，则在经过了一百十余年后的法兴王十五年时，才呈现兴隆的气象，十六年诏禁杀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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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年建大王兴轮寺，乃为新罗王创寺之始。
　　到了第二十四代的真兴王以后，新罗的佛教，突然现出了旭日升天似的旺盛之势，人才辈出，入印度中国求法者甚多。例如玄光、圆光、元晓、义湘、慈藏、明朗、惠通等人，都是这一时代的新罗名德。
　　真兴王奉佛甚笃，士人亦争为归崇，遣学僧觉德入梁求法，梁武帝赠佛舍利，王与百官奉迎于兴轮寺之路前；沙门义信入天竺求法，白骡驮经而归；当中国陈文帝时，遣刘思及学僧明观，赠送给新罗的经论达一千七百余卷。另有沙门玄光，入陈求法，向南岳慧思禅师受业，得法华安乐行门，证法华三昧，返国后即弘传天台教观。又有法师安弘入北周求法，与于阗沙门毗摩真谛等二人同国，带返楞伽、胜鬘二经及佛含利。
　　真兴王敬信三宝，恭敬沙门，当他到了晚年，自己祝发为僧，他的王妃也入永兴寺为尼，一代护法君王，堪称彻底。
　　真兴王以下是真智王，仅三年便是二十六代真平王（西纪五七九──六三一年），这时的高僧很多，而以圆光及元晓二人最有名。圆光来中国求法时，尚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居士，听经之后，即有出尘志，遂得陈主之许，落发受具，游历讲肆，学成实及涅槃，又入虎丘山修定，是以综涉四阿，通达八禅定，讲成实编释般若经，名望播于岭表，一时来学者甚众，隋开皇年间真平王，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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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名，敦请回国之后，常讲大乘经典，为王臣之所归向。年齿既高，每乘舆入宫，而其衣服及饮食，均由王后亲自料理不许他人佐助，礼遇之隆，可以想见。
　　元晓生于真平王三十九年（西纪六一七年），他是一位奇特的佛教人物，本预备入唐求法，途中夜宿野外，因系鬼乡而多祟，乃悟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之旨，以为心外无法，便打消了入唐的念头。自此，发言狂悖，示迹乖剌，乃至与瑶石宫寡公主私通，生了一个儿子叫做薛聪。可是，元晓父子，都是聪慧绝伦的人物。尤其是元晓，对于佛经的疏释，多达八十一部，现存者尚有十六部；他的疏释范围，非常广博t有华严、涅槃、法华、楞伽、维摩、般若、胜鬘、解深密、大无量寿、弥勒上生、梵网等经疏，起信、摄大乘、中边、成实、广百、阿毗昙、三论等论疏。不过，元晓的思想虽有多少自相出入之处，而其主要的立足点，则为发推一乘圆教。
　　新罗第二十七善德女王的时代，出了一位慈藏法师，他在唐太宗贞观十年来华求法，他是一位持戒精进的比丘，真平王曾欲以斩杀之刑逼他出仕，他却说：“吾宁一日持戒而死，不愿百年研戒而生。”终于使王愧服，许他出家。来到中国以后，在终南山感得神人向他受戒，灵应极多，并得唐太宗赐绢二百疋；贞观十七年善德王上表唐太宗，请慈藏还国，太宗传入宫，礼遇优渥，并赐他大藏一部，以及像幡花盖，带回本国。回国后担任大国统，大宏法化，由是而使国中之信佛受戒者，十室八九。到了第十八真德王三年（贞观二十年，西纪六四九年），他使新罗服章，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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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仪，这是新罗采用中国服仪之始。
　　密教入新罗，始于唐贞观九年，即是善德女王四年，据三国遗事卷五的记载，是由于明朗于善德王元年入唐，入龄宫传密教。但明朗的事迹不详，入龄宫似亦传说的附和。此后有沙门惠通于第三十代文武王五年（唐高宗麟德二年）六入密教。据三国遗事卷五记载惠通入唐，是依善无畏三藏传受印诀而归，并且颇多神异，为王女驱除毒龙，治愈怪疾。然而，考诸史实，善无畏是玄宗开元四年来华，比高宗麟德二年晚了九十六年，所以颇有可疑。惠通所传密教，可能是西晋帛尸黎密多罗以来所译的密典。
　　到了文武王三年（唐高宗龙朔三年）灭了百济，文武王八年（唐高宗总章元年），又由唐将李绩等协助攻灭了高句丽，便结束了三国鼎立而完成了韩国的统一。
　　文武王十年，高僧义湘自唐求法回国，弘传华严宗。义湘（西纪六二五──七０二年）二十岁出家，初伴元晓入唐，过辽东边界，戌军以为是间谍，囚禁了数十天，又把他们放还新罗，到了文武王元年，始搭乘唐朝使节的便船，来到中国，于终南山谒华严二祖智俨，入室受华严妙旨。回国后创浮石寺，开演华严一乘，圣德王元年，以七十八岁的高龄入寂。义湘的操行高洁，贵在如说而行，讲宣之外，精勤修练，除了三衣瓶钵之余，曾无他物。著有法界品钞记、大华严十门看法观、华严一乘法界图等。他的弟子很多，著名者有十大德，悟真、智通、表训、真定、真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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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良圆、相源、能仁、义寂等。其中的智通及表训，颇有神异；义寂则颇多著述，现存于藏中的有梵网经菩隆戒本疏。义湘与法藏贤首大师是同门同学，法藏于唐中宗嗣圣九年尝派门人胜诠带给义湘一信，并赠所著华严疏抄及探玄记等，义湘为探玄记掩室研讨了十来天后，令门人真定、相圆、亮元、表训四人，各讲五卷，并说：“博我者藏公起予者尔辈”。法藏在信中对义湘也是推崇备至，尊义湘为“海东新罗大华严法师”，又说：“如来灭后，光晖佛日，再转法轮，令法久生者，其惟法师。”
　　与义湘同时而比义湘先来中国求法的，便是玄奘的大弟子圆测，据说他是新罗王之孙，三岁就出了家，到了中国，唐太宗赏其才，赐予度牒，先住京师元法寺，后随玄奘三藏学，博通瑜伽、唯识、成实、俱舍等论，以及大小乘经，并与窥基竞争，其成就可知。在则天武后垂拱年间，新罗的神文王累次上表，请圆测回国，他虽一度回国又来到了中国，最后也终老在中国，享寿八十四岁，著有成唯识论疏等十三部。随他入堂的弟子胜庄及道证，也都是著名的唯识学家，各有著述。
　　在神文王时（西纪六八一──六九一年），新罗尚有一位大著作家憬兴法师，被神文王封为国老，著有俱舍论钞、大涅槃经疏、法华经疏、成唯识论贬量等二十五部，现存者有无量寿经赞及三弥勒经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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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第二十五代景德王（西纪七四二──七六四年），又出了一位大著家大贤法师。大贤或名太贤，他是道证的弟子，是玄奘的第四传，他先学华严，后入法相。据三国遗事记载，大贤亦颇多神异，当他生于南山茸长寺的时候，常旋绕丈六慈氏（弥勒）石像，石像之面亦随大贤而转；又于唐玄宗天宝十二年遇大旱，诏大贤入内殿讲金光明经祈雨，宫内之井已天旱而枯，大贤默祷之时，即刻涌出高达七尺的水来。大贤深究相宗奥旨，刊定邪谬，游刃于八识，所以后之新罗学者，亦皆遵其训。著述计四十二部，现存者尚有药师经古迹记、梵网经古迹记、同戒本宗要、大乘起信论内义略探记，成唯识论学记等。他的著述，多以“古迹”为名，以示他自己的谦抑，他是依诸家的疏释，取要而录之成书者，例如梵网经古迹记，亦要即是依据义寂与法藏之疏而制。
　　韩国，除了佛教的输入早于日本，儒家的事艺，它也做了中日之间转运站，早在百济古尔王五十二年（晋武帝太康六年），即送博士王仁至日本，并献论语及千字文，可见儒家学流于三韩，为时很早。在百济近仇首王元年（东晋孝武帝宁康三年），亦说王为太子时战胜高句丽时，将军莫古解曰：“尝闻道家之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所得多矣，何必求多？”可见老庄之学输入三韩，为时也不迟。到了新罗圣德王十八年（唐玄宗开元七年）建立的广州甘山寺弥勒造像记，及十九年同寺的阿弥陀如依造像记，已见有将老庄的逍遥物外与佛教的玄寂常照，两者相为调和的文词。
　　在佛教的艺术方面，当新罗统一的时代，正是中国唐代文化的极盛阶段，自六朝以来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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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之输入韩国者，因此也达于顶点，例如北魏形式的大佛像，有石雕的、有铜铸的，雕刻艺术，均极精彩；又有三层塔、九层塔及十三层塔等的建筑，有以铜十二万斤铸一口大钟者；唐代宗时，新罗景德王献来万佛山一座，系以沉檀木雕成，高丈余，与明珠美玉镶嵌雕刻成一座假山，“山有巉岩怪石涧穴……微风入户，蜂蝶翱翔，燕雀飞舞，隐约视之，莫辨真伪，中安万佛，大者逾方寸，小者八九分……相好悉备更镂金玉为流苏、幡盖、庵罗、薝葍、花果、庄严；百步楼阁；台殿堂榭，都大虽微，势皆活动，前有旋绕比丘像千余躯，下列紫金钟三■[竿-干+虚]，皆有阁、有蒲牢、鲸鱼为撞，有风而钟鸣，则旋僧皆什，拜头至地，隐隐有梵音，盖关■[梶-毛+犬]在乎钟也。虽号万佛，其实不可胜记。”（三国遗事卷三及海东绎史卷二十七）如果此记属实，则新罗的佛教艺术，在距今一千二百年前，已是非常的伟大了。
　　二、禅宗勃兴的时期
　　韩国的禅宗，虽亦分有九山的门派，但皆源于中国禅宗的分支。
　　初传禅宗于韩国的，是法朗及神行二人。
　　法朗在唐太宗时代（新罗善德王时）来华，传受四祖道信之心要，所以他是道信以下的旁出一支，该与牛头法融及五祖弘忍的时代相若而稍后。但他传记不详，何时回国亦不得知。据崔致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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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宪国师智诜之碑文中说：“双峰（四祖）子法朗，孙信行，曾孙遵范，玄孙惠隐，末孙智诜。”可见，信行为法朗的法嗣。
　　信行，也就是神行，年方壮，即学律，苦修二年后，见法朗于踞■[足*胡]山而顿悟奥旨，勤求三年之后，渡海入唐，适逢凶荒，盗贼乱于边界，中国官吏疑神信非善类，把他拘禁了二百四十天，事解，即参志空，志空是神秀的法孙，大照普寂的门人，参学三年，始开灵府。因此，他既是四祖的法孙，又是神秀的法孙，神秀也是四祖的法孙，辈份上悬隔了三代，而竟集中神行于一身。回国后，宏传北宗禅法，至惠恭王十五年（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寂于断俗寺，七十六岁。
　　当北宗禅的神行寂后四十余年，又出了一位嗣法于西堂智藏的道义禅师，智藏是南宗马祖道一的门人，与百丈怀海同时。道义于唐德宗建中五年来华，原来法号明寂。据祖堂集卷十七载：“后到曹溪，欲礼祖师之堂，门扇忽然自开，瞻礼三遍而出，门闭如故，次诣江西洪洲开元寺，就于西堂智藏大师处……大师犹若摭石间之美玉，拾蚌中之真珠，谓曰：诚可以传法，非斯人而谁？改名道义。”他在中国一住就是三十七年，于唐穆宗长庆元年回国，宏传南宗之禅。南宗是顿悟禅，与先传的讲究禅观等学的北宗禅不同，他以“无念无修”的直指为心印，所以虽被尊为国师，他的际遇却很寂寞，甚至被人谤为魔说，或以为虚诞而不予崇重。虽然由道义传廉居，再传至体澄而形成迦智山派，列为禅宗的九山之一，但道义的余势则不及洪陟所传的兴盛；门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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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也落于洪陟之后。
　　洪陟，亦作洪直，别名南汉祖师，在宪德王时来华，而于兴德王即位之初返国，兴德王三年敕修实相山，以洪陟为开祖，成为禅宗九山之一山。兴德王元年是唐敬宗宝历二年，比道义回国迟了五年，他也是传的西堂心法，回国后受到兴德王（宣康太子）的皈依，门下弟子有千余人，而以嗣法的秀彻国师为第二祖。
　　洪陟回国后的第五年，又有一位慧昭禅师自唐回国，他在三十一岁时来华求法，谒于马祖的门人神鉴，神鉴为他剃度，并受于印契，三十七岁至嵩山少林寺受具足戒，他在中国住了五十七年才回本国，受到兴德王的迎劳，嗣后又受到闵哀王的降书馈赐斋费，并赐慧照之号。寂于文圣王十二年（唐宣宗四年），七十七岁。他为人朴实，粗服粝食，贵贱老幼，平等接引，守真忤俗，善于梵呗，临终时对弟子们说：“万法皆空，吾将行矣，一心为本，汝等勉之。无以塔藏形，无以铭记迹。”心行如此，实不愧为一代名德。
　　慧昭归国后之九年，又有一位同为传受西堂心印的惠哲禅师返国，他在唐宪宗元和九年来华，留学了二十五年，于唐文宗开成四年回去，新罗景文王元年入寂，七十七岁，追谥为寂忍禅师。门下有道诜国师、如禅师等，形成桐里山一派法系，也为禅宗九山之一。
　　惠哲返国后的第六年，也就是唐武宗灭佛的那一年（西纪八四五年，新罗文圣王七年），无染禅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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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求法二十多年以后回国，他先参马祖之嗣如满，又参同为马祖法嗣的实彻，实彻寂后，他在中国，游化四方，以恤孤独，视病痛为己任，虽祁寒酷暑，亦了无倦容，因有闻名遥礼而称他为东方之大菩萨者。归国后，住圣住寺，历四十六文圣王、四十七宪安王、四十八景文王、四十九宪康王、五十定康王、五十一真圣女王，受六代君王的优隆礼遇而为国师，真圣女王二年，以八十九岁的高寿入寂。他的资质恭谨而慈风满室，食必同于众，衣必均于人，劳作服役必率先而行，运水负薪别无不亲躬。门下二千人，著名者有僧亮、普慎、询父、僧光等。真圣女王谥号大朗慧，遂形成新罗禅门九山之一的圣住山一系。
　　唐文宗年间，尚有一位梵日禅师，来华参马祖门人盐官济安禅师，于武宗会昌年间归去，他在朝礼曹溪祖塔时，有香云绕于塔寺之前，灵鹤唳于楼台之上。回国后以“莫踏佛阶级，切忌随他悟”示人。由他以下，形成阇崛成一派；门下有朗圆及朗空等十人。
　　与梵日同年自中国回去的，另有一位道允，于唐敬宗宝历元年来华，参礼南泉普愿，并得普愿叹为：“吾宗法印归东国矣”。
　　道允的弟子折中，七岁就出了家，十九岁参礼道允，得法后住于师子山，遂形成师子山一派。
　　以上所传，多系马祖一脉，唯由四祖旁出的法朗系下，也出了一位智诜禅师，他被崔致远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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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为四祖的末孙。智诜是一位持律清苦，修持不懈的名德。自他以下，便形成曦阳山一派，弟子
　　有杨孚、性蠲、继徽等。
　　新罗僧参于青原行思系下的第一人，乃是行寂，他本来参于梵日，而于唐懿宗咸通十一年来华，唐僖宗光启元年归国。他参石霜庆诸，庆诸是道吾圆智之嗣，圆智接药山惟俨之法，惟俨是行思的法孙，希迁的法子。行寂于后梁贞明二年舍报，世寿八十五岁，神德王谥号朗空，弟子有信宗、周解、林俨等五百余人。
　　传入沩仰宗的，乃是唐宣宗大中十二年来华的顺之，他参礼仰山慧寂，并愿为弟子，慧寂便笑著说：“来何迟，缘何晚，既有所志，任汝住留。”回国后，有时表相现法，以示徒众证理的迟疾，称为圆相，其有四对八相，依○相配成、、、、、、、，加以往回的判释，因其理繁，在此从略。总之，这种圆相的安立，实是沩仰宗的葛藤，因其易于流为定型刻板的作风。
　　又有传承了玄昱及审希之法，而形成凤林山一派。玄昱曾于唐穆宗长庆四年来华求法，至文宗开成二年返国。审希是玄昱的法嗣，玄昱寂于懿宗咸通九年，审希寂于后梁贞明四年。
　　我国后梁贞明四年（西纪九一八年），正是高丽太祖的元年，再过十七年，新罗就亡了。
　　新罗将亡之际，庆猷及迥微二人，传入了曹洞宗。庆猷于唐僖宗文德元年来华，参云居道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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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居一见便说：“闻言识士，见面知心，万里同居，千年一遇。”遂密传法要。庆猷于后梁开平二年返国，贞明七年入灭。迥微先参迦智山的体澄，后于唐昭宗大顺二年来华，也参云居道膺，膺说：“吾人归矣，早知汝来。”遂密传心印，他在唐昭宗天祐二年返国。当时韩国僧同参于云居道膺之门者，尚有高丽的利严及丽严二人，并称为东海四无畏大士。
　　在新罗末季禅宗勃兴，九山竟占其八，尚有须弥山一派，则在高丽境内。但是，天台宗也出了一位义通惟远，他在后晋天福年间来华，当时正是新罗亡于高丽之初。他先访法眼宗的天台德韶，有悟；再谒天台宗的螺溪义寂，闻一心三观之旨，遂留下受业。久之，道声播于四远，欲返国弘化，但在路过四明，将上船，却被郡守钱惟治留下了，钱惟治即是吴越忠懿王钱俶的儿子，吴越王世代崇佛，现虽降于宋，但其遗风犹在，钱惟治对义通加礼屈留，咨问心要，并说：“如曰利生，何必鸡林乎？”鸡林是韩国一地名。到了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七月，太宗赐其寺额曰“宝云”；同年，四明知礼来从其学；太宗雍熙元年，慈云遵式来从其学。四明与慈云同为宋初中兴天台的两大师。可知，义通虽为韩国人，却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中国教化近二十年，且亦于太宗端拱元年寂于中国，寿六十二。
　　新罗王统末朝的佛教史上，尚有一位崔致远居士，值得一提。他是新罗的文豪，新罗名僧的碑文，多成于他的手笔，为后人提供了许多佛教的史迹。他也是中国留学生，十二岁来华，唐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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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乾符元年十八岁中进士。二十八岁返国后做了几任官，但于乱世多故，不惟不能行其志抱，而且有动辄得咎之累，于是他退隐于江海之滨及山林之间，以终其身。
　　高丽的兴起，是由于新罗的衰弱。当时，群雄竞起，各据一方，甄宣据南州，号称后百济，弓裔据高句丽之旧地，以泰封为国号。王建之父以松岳郡投弓裔，弓裔即以王建为松岳城主，时王建年仅二十，出征四方而战功卓越。到了中国后梁贞明三年，弓裔的部下推戴王建为王，便立国号为高丽。王建即位第十七年，新罗归降，而结束了其五十六王，九百九十二年的王统；第十九年，讨平后百济，三韩又归统一。
　　因此，高丽太祖之时，正是新罗禅宗兴盛之际，太祖的祖父尝于晚年离俗居寺，且以读佛典终其身；其父隆建则与道诜禅师交往很笃。所以，太祖本人也是一位护法的君王，且与禅僧的关系特深。
　　据东国通鉴卷十二及高丽史太祖本记说：太祖之二年，创法王、慈云、王轮、内帝释、舍那、天禅（普膺）、新兴、文殊、圆通、地藏等十寺；四年建大兴寺于五冠山迎利严居之；五年舍旧宅为广明寺，又创日月寺于宫城之西北；七年创帝释院、九耀堂、神众院、兴国寺；十一年有新罗僧洪庆得自后唐闽府的大藏经一部到来，太祖迎置于帝释院。据白云山内院寺事迹云：“太祖敕诸州，建丛林，设禅院，造佛造塔，几至三千五百余所。”以此可见太祖对于佛教的热心，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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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一般可此。
　　太祖对待僧人，也备极恭敬。对利严禅师执弟子礼；凡是当时境内的名德，无不礼迎问道，例如传曹洞宗的利严、庆甫、丽严，传石霜宗风的兢让，圣住山系的玄晖，曾经来华参诣投子山大同的璨幽，桐里山系的允多；又待忠湛禅师以王师之礼，忠湛寂后，太祖还为他亲制碑文。
　　禅宗九山之一的须弥山派，是由利严禅师的门下所形成。利严于唐昭宗乾宁三年（西纪八九六年）来华，参云居道膺，得法于后梁太祖乾化元年（西纪九一一年）归国。高丽太祖十五年（西纪九三二年）敕于开城西北海州之阳，择灵山构精舍以利严居之，那就是须弥山广照寺。利严寂于太祖之十九年，六十七岁，门下之高弟有处光、道忍、贞能、庆崇等。到此时，韩国禅宗之九山门派，已完成了。
　　所谓九山，就是：洪陟系的实相山、道义系的迦智山、梵日系的阇崛山、哲鉴系的师子山、无染系的圣住山、玄昱系的凤林山、道宪系的曦阳山、慧彻系的桐里山、利严系的须弥山。这在前面，已经分别介绍过了。
　　三、禅教并行与祈祷佛教
　　高丽太祖在位二十六年，他是开国君王，但在上来的十九年中，尚是群雄分裂的局面，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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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后百济给他的压力很大，甚至“与百济王子月光战，月光保美崇山，食足兵强，其敌如神，太祖力不能制。”（伽耶山海印寺之古籍）至第二主惠宗王，在位仅两年，第三主定宗王也仅四年。所以，高丽文教的真正盛世，是从第四主光宗王开始。
　　光宗王在位也有二十六年，除了仿太祖之遗风，崇佛建寺敬僧之外，他也创了好多新制度；设立科举，以诗、赋、颂及时务方策，进士取官，兼以明晓经籍、医卜等而取业用；于是文风大兴。又设僧科，仿照文官的科举制度，遴选之后，授予僧阶，分为禅师、大禅师、重大师，三重大师等的德位。又创国师及王师的制度，至尊的高僧被礼为国师，次尊的高僧被奉为王师，此后，往往是以王师补缺国师的名位。
　　这一时期，所谓禅教并行，乃是指的禅宗及天台、华严、唯识等的同样受到尊崇和有其发达的机会。
　　在禅宗方面，由智宗传入了法眼宗，智宗于后周显德六年来华，先参永明延寿禅师，据永明传中说，当时高丽僧有三十六人，承受了永明的印记；智宗次参于国清寺的净光学天台。开宝三年返国后，大弘法化，他一生经历高丽的定宗、光宗、景宗、成宗、穆宗、显宗等六王，由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禅师、王师、而至国师，德望之隆重，可以想见。
　　天台宗传入韩国，始于新罗的玄光，西南岳慧思，说法华三昧。据佛祖统纪称：“九传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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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荆溪，荆溪复传而至新罗，曰法融、曰理应、曰纯英。”月窗居士金大铉所著的禅学入门跋，则说：“我东之新罗中叶，高僧法融、理应、纯英、联锡游唐，俱得天台下三世左溪东阳大师之妙法。”义天别说：“昔者元晓称美于前，谛观法师传扬于后。”（大觉国师文集卷三）
　　总之，自玄光以后，天台宗在韩国是受重视的。相反地，到了唐末五代天台的主要典籍，却在中国找不到了，反而要去高丽求取了。据佛祖统纪卷十载：吴越王钱俶，因览永嘉集而以“同除四住”之语问德韶，韶等此是教义，可问天台义寂，寂说：“此智者妙玄，位妙中文，唐末教籍，流散海外，今不复存。”于是，吴越王遣使致书，带了五十种宝物，往高丽求取。高丽即派谛观，持天台教疏来华，见螺溪义寂，天台宗因此在中国复振。前面曾说到新罗的义通，也是投于义寂的门下，他们二人，实是同时代的人，巧的是二人均在中国来而不去的，谛观的螺溪门下留住了十年而寂，他给中国最大的贡献，除了送还了天台的教疏，还留了一部不朽的名著，那便是他所制作的四教仪。
　　在这以后的一百二十年代，又有一位天台宗的名匠来华，那便是高丽文宗王的第四子义天，义天十一岁出家，十三岁就想入宋传天台教法，而没有得到国王的许可，到了二十八岁（西纪一０八五年）才达成目的。那正是宋哲宗的时代，义天来华虽仅留了十四个月，却是中韩两国之间一件大事，哲宗两度接见；他参遍了当时中国的各宗名德五十余人；回国时带去经书一千卷；受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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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宣宗王及太后的热烈欢迎，迎迓导仪之盛，被史家形容为前古无比。他的学德俱优，为韩国的佛教文化贡献力量之大，堪称空前绝后，寂年虽仅四十七岁，弟子几达千人，有名者有百六十人，而他对于高丽佛教的影响之大，概可想见。义天不单是传天台，他也自称是“高丽国传华严大教沙门”。
　　事实上，高丽的佛教，在光宗以后，极其鼎盛，名僧也很多，唯其各王的成绩多在建寺、受戒、斋僧上面，目的则多有为了禳灾祈福，据宋史高丽传称其王城，有佛寺七十区之多。各王所设斋会之大，往往饭僧一万、三万，乃至五万人，因此，流为祈祷的佛教，佛事兴隆而法门腐败，流弊丛生，到了太祖逝后六年，就有：“子背父母，奴婢背主，诸犯罪者，变形伪僧，及游行乞丐之徒，来与诸僧，相杂赴斋者亦多。”（高丽史卷九十三）
　　在十一主文宗王时，诸州府县，逐年设轮经，而外放官吏多凭此机会敛财自肥；并有托佛事之名而遂醉饱娱乐之实者。文宗王十年有制云：“今有避役之徒，托号沙门，殖货营生，耕畜为业，估贩为风，进违戒律之文，退无清净之约……冠俗之冠，服俗之服，凭托修营寺院以备旗鼓歌吹，出入闾阎，搪市井揬，与人相斗，以致血伤。”所以文宗王要：“沙汰中外寺院，其精修戒行著悉令安住，犯者以法论了。”（高丽史卷七）
　　文宗王二十一年，伟大的兴王寺落成，该寺费时十二年，凡二千八百间，竣工时，特设燃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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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五昼夜，“王率百官行香，施纳财衬，佛事之盛，旷古未有。”“诸方缁流，坌集无算。”“择有戒行者一千赴会。”（高丽史卷八）
　　太祖的父亲尝与擅于风水阴阳之术的道说禅师友善，历代君王也颇重视道说所传的方术，因此到第十五主肃宗王时，竟有妖僧光器，伪造阴阳书，阴谋不轨；另有觉真，亦妄言阴阳以惑众。十七主仁宗王时，有妙清利用阴阳密术诳王臣而造反。十五主肃宗王时，有后妃太子等登日月寺后之山岗，置酒为乐；又禁止群聚男女僧尼作万佛会，因其实以宴乐为目的。但是肃宗王二年设百高座于会庆殿，斋僧一万；六年的仁王会，斋僧五万；七年设大藏会于神护寺，设斋饭僧，不可胜数。因为僧人太多了，国家却穷了，肃宗王十年，就有如此的诏书：“今诸州郡司牧，清廉忧恤者，十无一二……流亡相继，十室九空。”（东国通鉴卷十）人民贫困如此，又有女真来犯，僧徒既多，也就派上用处了：“肃宗九年，选僧徒为降魔军……每国家兴师，亦发内外诸手随院僧徒，分属诸军。”（燃藜室记别集卷十二）
　　这是非常明显的，佛事太盛。未必就是佛法兴隆，僧人太多，未必就是佛教的好现象，依佛偷生者多了，反而有损于教法，以致不得不藉王力来淘汰、来选择！乃至征用僧侣去从军了！
　　当然。当时的高丽，尚能提倡文化及教育，例如第八主显宗王雕刻藏经，虽其目的是为契丹大举入寇，祈“依佛力攘敌”。义天自宋返国后，奏请自宋、辽、日本，购买释典，刊行了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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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十四部计四千七百四十余卷，实在是空前绝后的伟业。文宗王也颇提倡儒学，所以出了一位被誉为海东孔子的崔冲，崔冲设九斋以教诲后进；所谓九斋，便是乐圣、大中、敬业、诚明、造道、率性、进德、大和、待聘。因此名儒辈出，总称为高丽十二徒。而其十二徒的学生，多寓于龙兴及归法两寺，是以见出当时的儒生，与佛教颇能融和。
　　在太祖之时有兴华严的坦文。
　　到文宗王时，有法相宗的韶显，其晚年考正慈恩大师的章疏三十二部三百五十三卷，并募工开板，印行流通。
　　在文宗王时，瑜伽密教，也有可观，有鼎贤国师者，因他神异颇多，所以历受成宗、显宗、德宗、文宗四王的优遇，加有大师、王师、国师的德位。
　　第十三主宣宗王（西纪一０八四──一０九四），便是义天来华的时代，他的崇佛事迹，与文宗大同，也受菩萨戒，也设大法会，饭僧也每达三万。值得一提的，是由普济寺贞双等的奏请，准禅宗九山的参学僧徒，依进士之例，三年一选。到第十五主肃忠王六年（西纪一一０一年），又开辟天台宗之大选，由当时天台宗的大德教雄，主盟选拔。先在光宗王所设的僧科，是全体性的佛教科举，自此，即增加了禅宗及天台宗内的僧选。前者为大选或佛选，后者为宗选。
　　第十七主仁宗王，在位二十四年，而其斋僧法会达三万人者，前后凡十三次，由于君王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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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信佛，多在祈福禳灾，非为解脱生死，所以佛事愈盛，愈能培养妖妄之徒的野心，致有妖僧妙清，利用方术，惑乱朝廷而阴谋窃国！
　　十八主毅宗王（西纪一一四七──一一七０年）以后，法门紊乱日深，王之元年为求子嗣，敕讲华严经五十日，真的使他如愿，有了子嗣。十一年有内侍荣仪，进禳禬之说，谓国家基业之远近，人君寿命之修短，但视禳祷之勤怠而定，王惑于其说，乃令京内京外，大张法会，又命诸寺以千万日为法会之期限者。因此僧徒奔走争宠，百姓之受害日深了！
　　第十九主明宗王（西纪一一七一──一一九七年）天性儒弱，军国大事，均委以武臣李义方，明宗王耽于声色，而幸于诸寺，事于斋醮，一如前代各王。因此，权臣李义方。既专横于朝廷，杀戮文官，也与僧徒发生摩擦。僧徒屡次集众犯城，李义方则率兵杀僧焚寺，终为僧徒所杀。这是韩国僧徒干与朝政的集体行动之始。李义方死后，僧徒之得势者，自由出入宫禁，致有出身王室的僧徒，淫乱宫女及私通公主的秽闻传出。自二十一主至二十二主时（西纪一二０五至一二五九年），僧徒与崔献忠党争杀伐，僧徒被杀者前后约八百余人。王政与佛教，颓废如此，难道是佛法本身的过失吗？其实，诸王何尝真的理解佛法的真义！
　　当然，在此期间，高丽的佛教，也有好多清净的僧宝，为著正法而努力。
　　正当宫廷佛弊端丛生之时，出了一位李资玄居土。李资玄自号希夷子，他是高丽第十二主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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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王元年（西纪一０八三年）的进士。到十三主宣宗王六年（西纪一０八九年），便弃官逃世，并自誓：“此去不复入京城矣！”所以他是民间佛教的代表，睿宗王召他入宗，他不去，王只好亲自南下汉城问道。以前的禅宗九山，均有师承，但他是无师独悟的禅者，据他自称，是赞到雪峰语录中的“尽乾坤的个眼，汝向甚么处蹲坐？”便于此言下豁然自悟。同时，李资玄也极推崇楞严经，他说：“吾穷读大藏，遍阅群书，而首楞严经，乃符印心宗，发明要路。”（东文选六十四）大鉴国师（坦然）也曾游于他的门下，他的风格，与高丽禅学独立的第一人知讷禅师，有相似处。
　　说起禅宗，在义天的同时，并与义天的道誉对峙者，有学一禅师。学一洞明禅旨而兼学三藏，尤于大般若而得三昧之力，能救疗人之疾病。义天回国后，丛林衲子，属于台宗者，十有六七，以致禅宗凋零，一学便以唱兴祖师禅的大责自任。当他以三昧力救治了肃宗王第四王子的重病之后，便受到王室的敬重，睿宗王临终之前要拜他为王师，却被他谢绝了。
　　坦然大鉴国师，十三岁即通六经之大义。十五岁即为明经生，故曾被肃宗王（在未即位时），招致宫中，作为其子睿宗王的师傅，但他竟然出家了。他受到肃宗、睿宗、毅宗，三王的礼遇，加有三重大师、禅师、大禅师、王师、国师。他有“廓落十方界，同为解脱门，休将生异见，坐在梦中魂”的遗偈传世，可见他是得禅味之真的人了。据说，坦然是黄龙慧南的第五传，祖系是：黄龙慧南──晦堂祖心──灵源惟清──长灵守卓──无示介谌──坦然大鉴。坦然没有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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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说是以所作的四威仪颂及上堂语句，寄给介谌，介谌大为激赏，所以“即以衣钵遥传”。（补闲集卷下）如此草率的传法方式，似乎颇不可信，但是坦然曾与介谌通信的事，则可不必置疑。
　　四、知讷的曹溪宗
　　现在，我们就来介绍高丽禅宗的独创者，知讷禅师。知讷是韩国佛教史上一位很突出的人物，他的时代是西纪一一五八至一二一０年，即是中国的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至宁宗嘉定三年，这正是印度佛教灭亡的时候。
　　知讷，自号牧牛子，八岁出家，二十五岁中僧选，未几即离京师南游，他的门下虽有不少是王公大臣，死后也被二十一主熙宗王谥为佛日普照国师，但他确与李资玄相似，乃是民间佛教的代表；所谓民间佛教，乃是区别于杂修杂行而以福禄权势为主的宫庭佛教，民间佛教是以真修实悟而甘于淡泊素朴为主。
　　知讷的无师自悟，主要是得力于阅读的工夫，当他阅六祖坛经至：“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见闻觉知，不染万像，而真性常自在”句时，惊喜而起；一日读到大慧语录的：“禅不在静处，亦不在闹处，不在日月应缘处，不在思量分别处”，便在句下契会。尝读大藏经，得李长者的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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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论，搜抉索隐，而潜心于圆顿之观门。因此，知诵经常劝人诵金刚经，演六祖坛经，以开阐李长者的华严论。
　　知讷不唯是一位禅者。也是一位思想家及著述家，而且他的禅，是以华严的教观为立脚，所以在他的著述中，引用密宗、澄观及永明延寿的语句最多，这与密宗以华严学者而来条理禅的路向，颇为相近。
　　知讷的著述，有如下的几种：
　　（一）真心直说：此书理路井然，有组织、有秩序、有思想，乃是知讷晚年成熟的作品。此书的内容，分为：真心的正信、真心的异名、真心的妙体、真心的妙用、真心体用的一及异、真心在迷之时、真心息妄的方法、真心通于四威仪、真心的所在、真心的出生死、真心以息妄为正众善为助、真心的功德、真心的功用证验、真心是无知、真心之所往。此书的思想体系，大致是以法界圆融来说明真心的遍在、永存、体用、染净等，即以真心而包罗万法，实在就是华严宗的思想。此书共分十六章，如今所存者仅见十五章。
　　（二）修心诀：此文附于真心直说之后。系为教诫初发心学佛者而作，详细说明初机学佛者的用心，由此可以略窥知讷的性格及风范。修心诀重要的论点，是力主入道之门，不出顿悟与渐修的两门，先悟而后修，是其著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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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圆顿成佛论：此文系说明禅是契于华严奥旨的，以期疏解学教者对于禅的误解。
　　（四）看话决疑论：此文系为破除学者的疑网，而说明禅宗看话头的本义而作，其内容与圆顿成佛论大致相似。
　　（五）念佛要门：知讷鉴于当时一般念佛者，但信念佛可往生极乐，却不断十恶，无视因果、谄曲邪会，所以怜愍之，为作念佛要门，立十种念佛法：戒身念佛、戒口念佛、戒意念佛、动忆念佛、静忆念佛、语持念佛、默持念佛、观相念佛、无心念佛、真如念佛。此即是以三业清净的条件、动静语默的时机、由观相及持名而至无念而自念的一种念佛法门。以十种念佛而发一念之真觉，真觉时为顿悟，十种念佛是渐修。可知知讷的思想是彼此呼应的。
　　此外尚有评论宗密、神会等见解的文字。
　　知讷开创了曹溪山修禅社，成为九山之外的别立一宗。
　　知讷的弟子很多，本为天台宗的学者了世，后来也参于知讷门下；曹溪山的第二祖，则为无依子慧谌；继承李资玄而振玄风的承迥，也尝参于知讷的门下，此后以楞严禅之提倡而著名。
　　无依子慧谌（西纪一一七七──一二三四），相当于中国南宋宁宗及理宗时代的人，知讷死于南宋嘉定三年（高丽熙宗王六年），他就奉王命继主修禅社的法席，因为他是知讷最得意的一个嗣法弟子。当慧谌前去请求剃度的前夜，知讷曾在梦中见到雪窦重显禅师入院而来，考验之下，知道慧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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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非凡器。慧谌身历高丽的熙宗、康宗、高宗等三王，宏化计二十四年。他著有禅门纲要一卷、上康宗王的心要一篇、禅门拈颂三十卷等。他一方面采集古来禅语，以资道学之用心，一方面也赞成以祈祷方式而祝天下之太平，形成了高丽佛教的特色，与中国的宗门，颇有不同。尚有值得注意的，慧谌主张禅儒一致之说，可见当时的高丽，儒学的势力已经不可忽视；因此，慧谌虽以禅的立场自居，而他的诗文，才气纵横，有诗集两卷，据说他酷似宋之慧洪觉范。
　　慧谌门下，有白莲社的天頙，然而，天頙系受钵于了世圆妙国师，晚年袭为国师。
　　曹溪的第三祖为清真国师。
　　曹溪山的第四祖，则为慧谌的另一位弟子混元真明国师。
　　真明国师之下，有天英禅师，天英十二岁时，参于慧谌，十五岁出家，继而参三祖清真国师，后从真明国师咨问法要；所以，天英一身，参了曹溪山的二、三、四祖的先后三世。到了高宗王三十二年，柱国崔怡，创立禅源社，先由真明主其法席，大张禅会，三十七年，高宗王即命天英主禅源社法席，忠烈王十二年入寂，寿七十二岁（西纪一二一四──一二八六年），他便是曹溪山的第五世。
　　曹溪山第六祖，是冲止，他在十九岁时高举状元，后依天英圆悟国师剃度受具，天英入寂，他便被大众举为五世的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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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此为止，我们看知讷一系的法脉是这样的：
　　在这期间，尚有一位居士，他在韩国佛教史上的地位，不下于新罗时代的崔致远，那就是李奎报（西纪一一六七—─一二四一年），他是韩国一代文豪，穷究经史，遍览佛书及道帙，著有东国李相国全集四十一卷，后集十二卷行于世。晚年笃信佛教，礼敬三宝，常诵楞严经，嗜读洗心经。由于他读了道书，所以他的风格，颇有类似中国魏晋的清谈家之处，但他自称：“我亦参禅老居士”，唯其仍落于小乘的空观，并有当时韩国佛教思想的通病，赞扬祈福免祸的佛事。
　　又从李奎报写的志谦传中，知道在元宗王十四年（西纪一二七三年），由于天象屡变，而设消灾道场于宫中，集五教两宗的僧徒，祈祷平定贼乱。所谓五教，是指戒律、法性、法相、涅盘、圆融（大约是指的华严）；所谓两宗，是指禅寂、天台。自义天归国后，再兴天台，知讷之后，有了曹溪山的禅宗，而天台亦被视为禅之一派，所以称为两宗。
　　但在忠烈王的时代，正是元世祖横霸亚洲之际，位登九五，兵威八荒的元世祖，当然不会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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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弃对韩国的压力，除了派遣断事官达鲁花赤，监督高丽的政务之外，并将公主嫁给了忠烈王为妃，掌握了宫中的大权。元朝信奉喇嘛教，公主初对于高丽的佛教，颇存轻貌，专横凌辱，王也唯有忍气吞声。嗣后来了一个吐蕃西藏的僧侣，自称是奉帝师思发巴之命，来为韩国祈福的，此僧行为乖张，饮酒食肉，夜宿娼家；启建道场四日，吹螺击鼓，备置金帛、鞍马、鸡羊，用面作人及塔各八百为供物，戴花冠、执箭，最后以兵甲弓矢的战士，载弃其供物于城门之西。然因公主，施钱丰厚，致有他的徒众争夺钱财不均，终向公主告发，说他是假冒的，佛事也是伪作的。
　　到了忠烈王三十年〈元朝大德八年），有一位中国禅师，江南的绍琼，入韩宏化，传载于指月录，他是雪岩祖钦的法嗣。受到忠烈王的隆礼，圆明国师及冲鉴二人，亦向绍琼请授禅法，并敕修百丈清规，开始行于韩国。这是中国禅师对韩国佛教的一大贡献。
　　就在忠烈王时，韩国也出了一位大著作家，那便是一然禅师（西纪一二０五──一二八九年），此人有点像知讷，“不由师训，自然通晓”“禅悦之余，再阅藏经，穷究诸家章疏，旁涉儒书，兼通百家，而随方利物，妙用纵横，凡五十年间，为法道称首。”（朝鲜金石总览上）
　　一然本名见明于忠烈王九年，礼为国尊，国尊就是以往的国师，为了避讳元朝的国师，所以称为国尊。他的著作很多：语录二卷、祖图二卷、重修曹洞五位二卷、大藏须知录三卷、诸乘法数七卷、祖庭事苑三十卷、禅门拈颂事苑三十卷、三国遗事五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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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然的法系上说，他是属于九山之一的迦智山门下，他就学于海阳无量寺、剃度受具于陈田寺、开堂洗法于京师月禅寺，圆寂于义兴麟角寺，均系迦智山派下的寺刹。
　　可惜的是，一然的著书虽多，学问亦博，但他同样受著当时思潮的影响，他的思想及信仰，均不是纯粹的佛法本位者。
　　当时时代思潮，就是祈祷佛教。比如到了二十六主忠宣王时（西纪一三０九──一三一三年），尝斋僧二千人，燃灯二千盏，一连五日，共为万僧，称为万僧会；又斋僧一百０八万，点灯一百０八万，用于斋供的费用几乎难以胜记！
　　一然的法嗣有混丘（西纪一二五０──一三二二年），混丘生来形貌端严，天性慈祥，亲戚均以“小弥陀”呼之，所以在十岁时就出了家。参加禅宗九山的科选，登上上科，遂从一然参学，而至嗣其法席，开堂说法。忠烈王下批为大禅师，忠宣王特授其为两街都僧统，加大师子王法宝藏海国一之号；忠肃王册为悟佛心宗解行圆满鉴智王师；两王枢衣请益，为前古所未有。著有语录二卷、歌颂杂作二卷、新编水陆仪文二卷、重编拈颂事苑三十卷，行于丛林。
　　当时，尚有一位持律谨严的律师海圆（西纪一二六一──一三四０年），他兼通唯识，戒行清高，受到元朝西安王朔方向成宗帝的推崇，而招致入觐。武宗帝创大崇恩福元寺，仁宗帝皇庆元年落成，即命海圆为该寺第一世，因此道誉益著，名冠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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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高丽后期的禅师及排佛运动
　　韩国的佛教，主要在于禅宗。但其禅风与中国则略有不同，韩国的禅师，能开新局面的也是不多。
　　高丽王氏王统的晚期，出了几位禅师。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位来自印度的指空禅师，据指空“禅要录”序中说，他是自迦叶以后的第一百零八祖，名叫禅贤（Dhgana-bhadea），指空（sungad-isga）是他的号，元朝泰定年间（西纪一三二四至一三二七年），见了晋宗（铁木儿），论对佛法，颇能称旨。由中国到高丽，泰定四年，住于重修之干洞禅寺。所到之处，法雨普被，而且神异颇多。他在未去高丽以前，住中国已经好多年了。
　　据他自称曾祖及祖父均为伽毗罗国（Kapila-Vastu）之王，又为摩竭提国（Magadha）之王，母为香至国（Vanc-puea）公主，他是八岁出家，依那烂陀（Nalanda）寺讲师律贤（Vinaga-bhadra）披剃，到南印度楞伽国（Lanka）吉祥山，传普明（Samanta-Prabhasa)之法。
　　他是从北印度到燕京（北平京的古名），再去四川至云南，会了云南方言，请说戒经而燃顶焚臂者，官民皆然。罗罗人素不知有佛僧，指空到时，也都全部发心，乃至飞鸟亦能唱念佛名；贵州元帅府的官员，因他而全部受了戒；描蛮、猺獞、青红、花竹、打牙、獦姥等诸山地土著，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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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了奇异的菜肴，来求受戎。他到了高丽，又被元帝召了回来，元文宗亲临听他说法，顺帝的皇后及太子，迎他入延华阁请问佛法。因此，指空禅师，既是韩国佛教史上的人物，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人物。
　　有高丽人韦氏，请指空受戒，又有高丽人金氏，随指空出家，并舍其在燕京的住宅为寺，请指空居之，指空题此寺额为“法源”。指空的寿命极长，云南悟禅师七岁时随他出家，他已是周甲之年，悟禅七十五岁时，指空始入寂，那是元顺帝至正二十三年（西纪一三六三年），再过五年，就是明太祖元年了；再过三十年（西纪一三九三年），高丽即亡于朝鲜。
　　指空著有禅要录传于世；禅要录，是以顿入无生大解脱门为指要，依以戒定慧三学而说解脱之道，其思想的基础，是在于般若。
　　指空的相貌很奇特，辫发白髯，神气墨莹，服食极侈，平居俨然，望而生畏。行化则棒喝并行，禅机峻峭，虽没有长留高丽，然而高丽的禅观，却是由指空而再兴，所以被誉为梵僧中的临济德山。
　　在曹溪圆悟国师天英之下，有复丘禅师，复丘十岁时就于天英剃度，未几，天英圆寂，遗嘱复丘随大禅师道英请益，二十一岁高中禅选的上上科。自此，观心于泉石，逍遥于云林，不近名利，十多年之后，住于月南的松广大道场，前后凡四十余年，所做福国利生之事，不胜枚举。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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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十二年，恭愍王册为王师，寂于恭愍王四年（元朝至正十五年），八十六岁。
　　在恭愍王时，尚有一位普愚禅师，号太古，又名普虚。十三岁投桧岩寺的广智出家。十九岁，参“万法归一”之话头，一日，疑团顿消，而作：“佛祖与山河，无口悉吞却”之句。三十七岁，在松都（开城）的栴檀园，参究“无”字，明年正月初七日五更，豁然大悟，因作“打破牢关后，清风吹大古”之句。忠穆王二年，元顺帝至正六年，四十六岁，来华。第二年，至湖州霞雾山天湖庵，见到石屋清珙，为其印证，并奇之，便问他：“子既经如是境界，更有祖关，知否？”普愚答称：“何关之有？”清珙教他：“工夫正而知见白矣，然宜一一放下，若不尔也，斯为理障，碍正知见矣。”他却回说：“放下久矣！”第二天，他们两人又继续问答了好多话，终将袈裟付与普愚，用表传法之信。
　　普愚回国时，经过燕京，元顺帝请他在永宁（或永明）寺开堂说法，并赐金襕袈裟及沉香等物。至正八年回高丽，他希望韬光息影，躬耕山野，长养圣胎，但是恭愍王对他太敬重了，请他出山，封他为王师，请他说法，直到明朝洪武十四年，以八十二岁的高龄入灭，此时，离开高丽灭亡，也仅十二年了。
　　从法系上说，石屋（福源）清珙，是径山师范的第三传，仰山祖钦的法孙，道场及庵（宗信）的法子，乃是临济义玄的十九代，杨岐方会的十二代。那末，太古普愚，是临济义玄的二十代，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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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第十九世孙了。
　　太古有其传者雪栖所编的语录行世，其中有一篇对恭愍王所说的心要，主旨在于提唱第一义。太古的看话功夫，是以公案来断截分别知见，这与宋末圆悟大慧等的看话全同。他又有示乐庵居士的念佛略要，主张“心外无佛，佛外无心”，“但有下念自性弥陀，十二时中，四威仪内，以阿弥陀佛名字，帖在心头眼前；心眼佛名，打成一片……久久成功，则忽尔之间，心念断绝，阿弥陀佛真体卓尔现现。当是时也，方信道旧来不动名为佛。”这与宋末的念佛公案，也如出一辙。
　　高丽末期的另一位大禅师，便是慧勤，旧名元慧，号懒翁（西纪一三二０至一三七六年），他的世寿仅五十七岁，却生历高丽的忠肃、忠惠、忠穆、忠定、恭愍及辛禑等六王，所以他也是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
　　慧动在二十岁时，见一邻友死了，他便有感而请问父老辈：“死何之？”父老辈中竟无一人能答，他便痛悼不已！因此他就出了家，先投功德山妙寂庵的了然祝发，了然见他机根灵利，便嘱他别求余师。元顺帝至正四年，在扬州天宝山桧岩寺，见日本的石翁和尚，精修四年，一日忽然开悟。至正八年三月，来华至燕京法源寺，初参梵僧指空和尚，在参学期间，与指空曾有几度针锋相对的机关话，从他们的对答中，可以看出双方对于中国禅宗的公案，均相当的熟，而且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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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灵活，应对自如，不落老套。离开指空和尚之后，又参平山处林，处林问他：“曾见什么人来？”答：“曾见西天指空来”。又问：“指空日用何事？”答：“指空日用千剑”。“指空千剑且置，将汝一剑来。”慧勤便以坐具把处林打倒在禅床上，处林大叫：“这贼杀我！”慧勤连忙扶起了处林，便说：“吾剑能杀人亦能活人。”处林便哈哈大笑。留住数月之后，便将雪岩所传及庵忠信的法衣一领拂子一枝付嘱表信。
　　此后又回到燕京法源寺，接受了指空的衣拂。
　　因此，慧勤的禅脉，是在中国传去的，并且传了西天指空及平山处林的两支法脉。平山处林乃是石屋清珙的法兄弟，所以，懒翁慧勤又与太古普愚是同一法祖的法兄弟了。
　　至正十五年，元顺帝诏慧勤住京师广济寺。
　　至正十八年春，辞别指空东还。回国后受到恭愍王的礼敬，宏化不懈。愍恭王十九年（明太祖洪武三年），也就是指空死后的第八年的秋季，住于桧岩寺，九月十日，奉召入京，在广明寺，大会禅及天台两宗之衲子，举行“功夫选”，恭愍王亲临观察，慧勤拈香之后升法座，对大众说：“破却古今之窠臼，扫尽凡圣之踪由，割断衲子命根，抖数众生疑网。操纵在握，变通在机，三世诸佛，历代祖师，其揆一也。在会诸德，请以实答。”于是，大众以次入对，曲躬流汗，皆曰未会。或者理虽通而碍于事，或者狂态失言，一句便退。最后来了一位幻庵混修，慧勤历问三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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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混修通透无遗。这也是高丽末期的一桩佛教大事。
　　慧勤的思想，与普愚的不同，他看重四生六趣之存在，无非是法。又主张娑婆即净土之说。他能文善诗，确为高丽末期难得之龙象。
　　在“功夫选”中最杰出的人物是混修，混修是太古普愚的法嗣，也是懒翁慧勤的高足，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七十三岁圆寂（西纪一三一九至一三九二年），他是正好赶上高丽灭亡而朝鲜开国。他是以功夫选中出了名，所谓三句三关的对答，是如此的：
　　混修立于堂门阶下，慧勤问他：“如何是当门句？”
　　修即上阶而答：“不落左右中中而立。”
　　问：“如何是入门句？”
　　修即入门：“入已还同未入时。”
　　问：“如何是门内句？”
　　答：“内外本空，中云何立。”
　　慧勤即以三关审问：“山何岳边止？”
　　修答：“逢高即下，遇下即止。”
　　问：“水到何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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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大海潜流，到处成渠。”
　　问：“饭何白米做？”
　　答：“如蒸沙石。岂成嘉餐？”
　　慧勤因此首肯。
　　洪武十六年，辛禑王册混修为国师；末代的恭让王，再封他为国师。朝鲜太祖元年，混修圆寂，太祖谥为普觉国师。混修是一位禅匠，而且是一位大书法家呢！
　　同出于太古普愚门下的，据说有大禅师九十人，禅师及其他者千三百人。除了混修最著名之外，尚有王师圆应尊者粲英。混修门下有龟谷觉云。从普愚下传者共有七代：初祖普愚、二祖混修、三祖觉云、四祖净心、五祖智严、六祖灵观、七祖休静。
　　此期间尚有一位千熙（西纪一三０六至一三八二年），他在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五十八岁时来华，先到杭州，至正二十六年，参圣安寺的万峰禅师，传法授衣付禅棒。万峰是千岩元长的法嗣、中峰明本的法孙，因此，千熙该是中峰国师的重法孙了。当年他就东还高丽，受到恭愍王的渥礼劳慰。至正二十七年，恭愍王封他为国师，懒翁普愚主持功夫选时，请他为证明师。著有三宝一镜观若干卷行世。
　　高丽末期的义学与禅宗，已无甚区别，可记的教学者，仅子安一人（西纪一二四七至一三二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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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二十九岁时，即被拜为三重大师，主讲唯识论时，此宗之耆宿，也都执卷闻教于其座下，主法之盛况，被形容为“前古未曾有”；撰述经论章疏，凡九十二卷，又疏记心地观经，元之诸讲师见了，亦无不赞美欢喜。可见子安是一位当时难得的义学家了。
　　然而，我们知道，韩国的佛教，是以高丽王朝的时代为黄金岁月，王氏共传三十四王，计四百七十五年，没有一王不崇信佛教，没有一年不举行佛事，虽然宫廷佛教未必尽如佛法的理想，国王的竭诚护法，确为佛教光大的主因，并将法雨普施于全体国民，佛教对于韩国国民的安慰贡献，高丽的政权，功不可没。可是，一到李氏王统的朝鲜之时，佛法就江河日下了！其实，这一现象，在高丽末期，已很严重了。
　　首先要说，高丽的文教风气，自太祖以下，至成宗王时，已经立定了学政的基础，文教制度的确立与改革，以儒学取士任官，而使文风大兴。到了忠烈王十五年（元朝至元二十六年），安裕（又名安珦）随王访华至燕京，得到朱子全书，而输入了宋之理学，朱子学在韩国的提倡，安裕为第一人；然而，唱道朱子学，即形成了排斥佛教的第一步，并种下了后来李朝废佛毁释的远因。
　　安裕的学生白颐，又入元朝传受程朱之学。元仁宗延祐元年，忠烈王已让位，他自己则来中国，构筑万卷堂于燕京，并召李齐贤于府中，而与当时元朝的名儒阎复、姚燧、赵孟俯、虞集等交往，考究书史。当时又有博士柳衍等，自中国江南购返经籍一万八百卷，元仁宗也赐忠烈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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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籍四千三百七十一册，计一万七十卷。这对于韩国后来在儒学上的发展，帮助很大。
　　白安珦传白颐，白颐传李齐贤，李齐贤传李穑，李穑传权近，权近传卞季良，这是高丽儒学的系统。唯李齐贤及李穑，尚为崇信佛教的儒者，而且李齐贤对于禅宗，参究颇有心得。与李穑同时的成均馆博士郑梦周，便以排佛作为宣扬儒教的方策了。李穑的学生权近，以及权近同时的郑道传二人，因其后来掌握李朝初期的文教实权，毁释排佛之举，更见激烈了。
　　高丽末期，唱排佛论者已不少，但以郑道传的排佛论最为深刻而激烈。郑道传亦曾游于李穑之门，并与郑梦周为友，他也是成均馆博士。恭愍王廿年，授太常博士，在辛禑王时结交了朝鲜太祖李成桂，并献计废除高丽最后之二王，逼恭让王以禅位之美名，把政权交给了李成桂。所以郑道传既是朝鲜的功臣，复是高丽的逆臣，高丽之亡，就是亡在他的手上。但到朝鲜太祖之七年，又因阴谋作乱而伏诛。他著有三峰集，在该书之卷九，载有佛氏杂辨等文。他自己说著有佛氏杂辨十五篇，今所见者仅得十四篇，或加辟异端之辨共计十五篇。他的排佛辟释论，讲来确实有气势澎湃之感，但自其文内容而论，他所读佛典极少，除了以周帘溪的太极图说，以及程朱之理气论等为其依凭之外，别无其自发的见解，不过效颦宋儒之技俩，阴采禅学的思想，阳逞排佛的意气而已。采拾禅家语录的片言只语。断章楞严、圆觉、金刚等经的一句两句，肆意歪曲，并以韩愈佛骨表为其论证，虽然痛论激语满纸，实亦题似儿戏，论理的基础极其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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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崇佛过盛而不加约制之时，必有妖妄之徒，乘机惑世取宠，在恭愍王时，有妖僧遍照，不学无德，但他黠慧而机辩，喜于娇饰，枯槁其形，不论盛夏或隆冬，仅服破衲一袭，深得国王敬重，言听计从，干预政事，于是，士大夫之妻，均以神僧视之，而来听法求福，但他密受奸臣以两个处女之淫供，姿威作福，斥去忠良。恭愍王，竟封他为真平侯，又加保世功臣等等的职衔。终于更改在俗姓名为辛盹，权倾一时，而贪淫日甚，货赂辐凑。居家则饮酒啖肉，恣意声色，见王则清谈茹素饮茗而已。国王信佛而弊害之盛如此，当非偶然。
　　恭愍王十年，遂有如此的禁令：“释教本尚清净，而其徒以罪福之说，诳诱寡妇孤女，祝发为尼，杂处无别，……丑声时闻，污染风俗，自今一切禁之。”（东国通鉴卷四十七）
　　辛禑王八年，有妖人伊金。自称是弥勒佛，宣说吃牛马之肉者必死，有财货而不分与人者必死，愚弄乡民，愍乱大众，众人奔向归信，敬之如佛，无赖之徒，和而从之，转相诬诳。
　　因此，太古普愚，有忧国忧教的言论。居士李穑，在恭愍王元年上书，论及佛教之颓败及其救弊之道。恭愍王十九年，明太祖颁玺书，提出警告：“不敬不汰，则善恶不分。”主张礼敬德僧而汰除冗僧。
　　辛昌王即位之年（明洪武二十一年），典法判书赵仁沃，上疏：“近世以来，诸寺僧徒，不顾其师寡欲之教。土田之租，奴婢之佣，不以供佛僧，而以自富其身，出入寡妇之家，污染风俗，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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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赂权势之门，希求巨利。”于是提出办法：寺产应“载诸公案，计僧徒之数而给之，禁住持窃用；凡留宿人家之僧，以犯奸论；贵贱妇女，虽父母丧，毋得诣寺，违者以失节论，其为尼者，以失行论；取祝妇人发者，加以重罪；乡吏驿吏，及公私奴婢，勿许为僧尼，僧徒留宿人家者，俾充军籍，其主家亦论罪。”（东国通鉴卷五十三）
　　赵仁沃是排佛的人物，当无疑问，虽其夸大与强调僧徒之失行如此，确也不是空穴来风，所以他的办法是如此的苛刻。虽其未必全为当局者接受，他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
　　因此，到了恭让王二年（洪武二十三年）六月，便有一位前典医副正金腆上书，说了公道话：“今狂儒之浅见薄识者，不显三韩之大体，徒以破寺斥僧为怀。噫！圣祖（案系指高丽太祖）创业之深智（案系指观山水地脉而创寺祈福），反不如竖儒之计乎？伏望殿下，上顺圣祖之弘愿，重营佛寺，加给田丁，以兴释效。”（高丽史卷四十六）
　　可是高丽王朝，已到强弩之末，排佛论者，已经形成了优势。故到恭让王三年四月，禁令妇女往来佛寺。同时，有成均馆博士金貂，上疏排佛，主张驱逐出家之辈，还于本业，请破五教两宗，补充军士。另有成均馆之生员朴础等，也上书，请勒令佛者还其乡，以充兵赋，焚其书，以绝根本！
　　到此为止，韩国的佛教，在内部颓败及儒生排击之下，已是淹淹一息了！可见，佛教如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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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从净化人间的实际工作上著手努力，而但以祈祷祸福等的观念上宣传，纵然鼎盛一时，也必趋于衰亡！
　　（本文是作者计划中世界佛教史纲”韩国部份的草稿，主要的参考资料是日木忽滑谷快天氏著的“朝鲜禅教史”，那是一部数十万言的钜著，本文仅仅抽译其精华。所以此是编译，而非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