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的近代研究成果简介

　　汉传佛教的近代研究成果简介

　　目次

　　日本方面之近代研究起点

　　发掘出被遗忘的佛教社会现象与文化影响

　　与中国政治、儒道关系之研究

　　超越宗派意识，探索佛教的起源与开展

　　社会关怀与宗教对话

　　本文即将刊于《人生杂志》1998.10月

　　日本方面之近代研究起点

　　汉传佛教流传区可包括中、日、韩、越南等国家。对于汉传佛教的近代研究成果，我们可以从教史、教理两方面来说明。首先，关于汉传佛教史的研究，在日本方面，应该是以1937年“支那佛教史学会”之成立为起点。该学会以全面性了解中国佛教教理、教团、美术、文学、经济，乃至法制等状况，至1944年间，每年发行四次，陆续刊行至第七卷第三号的《支那佛教史学》研究成果为止。

　　此外，常盘大定（1870～1945）博士毕生研究汉传佛教，1920年以后，曾先后五次亲至中国，研究敦煌、云岗、龙门石窟，及房山石经等佛教史迹，以文献剖析与田野调查等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出版《支那佛教史迹》与《评解》各六辑、《支那文化史迹》与《解说》各十二册等研究成果，内容除了文献上的知识以外，亦提供丰富的建筑、雕刻、碑文、地形等图片资料，开拓了多样性的研究方向。

　　发掘被遗忘的佛教社会现象与文化影响

　　例如，透过云岗、龙门、天龙山等石窟的“造像记”等诸铭文，让我们了解一些已经不再流传的佛教文化社会现象，例如，“义邑”，这是于北魏初期至隋唐之际，存在于江北地方，由数十人、数百人，乃至多达二千余人所组成的在家佛教徒团体，他们共同集资造像祈福，并以斋会、诵经、写经等为主要活动。

　　自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敦煌石室藏卷被发现后，经各国学者作有系统之整理、探讨，渐形成“敦煌学”之研究风气。因此，改写了中国禅宗史；也使得隋代信行（540～594）所创，至中唐为止所流行之“三阶教”的佛教宗派，重为世人所知，并渐受学者之重视。

　　此外，有一类称为“变文”的佛教通俗说唱文学作品之敦煌写本的发现，弥补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空白。原先我们以为宋元话本是白话小说之鼻祖，其实它是萌芽于唐末五代之讲经、讲史“变文”。

　　另外，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也认为，佛教的译经文学对中国文学史文体与创作造成重大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学是以文言文、骈文为主，而平易近人的译经白话文体，提升了白话诗文的地位。其次，《佛所行赞》、《普曜经》或《维摩经》等半戏剧、半小说式的佛经，扩大了中国文学创作的想像空间，促进小说与弹词的发展。

　　与中国政治、儒道关系之研究

　　有关汉传佛教与中国政治的互动关系，僧官制度与国立寺院的设置是现代人相当感兴趣的研究主题。佛教传入中国时，有些僧侣强调佛教的出世性有别于王法政治，于是有“沙门不敬王者论”等主张；但是也有些人接受佛法与王法合一的观点，于是与政治制度结合，形成僧官制度与国立寺院。

　　此外，佛教与中国儒、道两家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是经常为学者们所讨论的议题。禅宗对于宋明理学的影响，是研究佛、儒关系的热门课题。而道教与佛教的关系，近几年更受到重视。例如，道藏早期的很多经典，是借用佛教的术语、义理与架构而制作的。例如：把佛菩萨的名字改为道教神祇的名字，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改为“一切众生皆有道性”；《太玄真一本际经》借用大乘空观的立场解释道性，而《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经》则套用无著《摄大乘论》的唯识思想架构。

　　也有一些探讨汉传佛教与民间信仰之间交互影响的研究成果，例如，中国人原有的因果观念是“祖宗积德”的想法，善恶结果会对后代子孙造成影响，并没有三世因果轮回的观念，后来二者结合，形成汉族社会的善恶因果观。

　　超越宗派意识，探索佛教的起源与开展

　　佛教传入中国，到了隋唐以后，宗派分立明显化，天台、华严、法相等各宗派之间壁垒分明，专宗化的教理研究是主要的趋势。也影响到日、韩等汉传佛教的国家。十九世纪时，由于西方国家对南传佛教的积极研究，并且成立了PTS（巴利圣典学会）等各种学会，刊行各种研究成果，奠定了巴利语佛教之国际性研究的基础，也确定了它是佛陀思想与言行之最早记录的重要性，打破了汉传大乘所认为“阿含经是小乘佛教”之固有成见，也让大家开始去注意不同宗派之间的同异问题，应回溯到共同的源流。这对不同宗派的交流、对谈，实有其正面意义，因为这种“本是同根生”的想法，使大家比较不会去强调孰优孰劣的分别。

　　这种研究方向，从欧洲影响到日本，进而从日本影响到中国。如：印顺导师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在著作中，厘清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的中观、唯识、如来藏等，不同的教理或修行方法之起源与开展的真相。许多当代学者，以此线索为基础，在各个部分做更深入的研究。还有西方哲学、宗教学等研究方法的加入，也丰富了一些研究的面向，如傅伟勋教授提出佛教诠释学的研究方法。

　　社会关怀与宗教对话

　　这几年来台湾佛学界也比较关怀佛法在现实社会中的运用，以及实践层面的落实等，如生态与环境保护等课题，佛法如何看待；还有诸如生死学、临终关怀、安乐死、老人问题等主题，也逐渐成为佛学界关怀的课题。

　　早期中国研究佛教的学者，由于大学没有佛学系或宗教系，所以佛学研究是附属于哲学、中文或历史等人文科系中，研究的成果也不离这几个面向。相对地，在欧美日等地，佛教研究是一个学术研究的独立领域，所以不但有完整的语言训练，也有对佛教教理、教义的训练。近几年来则因为留学海外的佛学研究者愈来愈多，所以这方面的基础训练相形增加，不但重视方法，也普遍建立与运用诸如辞典、目录、索引等工具书，促进佛学研究的便利性。

　　将来可能还会因为一些大学院校宗教系所的成立，而进入另一个宗教对谈的领域。各个不同的宗教在教理、实践与仪式的比较与对话，可能也会对这个汉传佛教的研究成果，产生更新的宏观视野，例如《大乘起信论》里的“信”，与基督教信仰里的“信”之间的异同，应该也会为整个汉传佛教的研究，带来不同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