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一世纪的历史眼光

廿一世纪的历史眼光
　　霍韬晦
　　廿一世纪的社会是甚么社会？经济发展？资讯革命？技术进步？制度僵化？法例繁琐？价值混乱？思想虚无？封闭自我？它带领我们走向新生活、创造新财富？还是使我们承受更大的压力、精神更紧张，对未来的日子更彷徨、更无信心？
　　随著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跟著来的必然是生产技术的一体化、游戏规则的一体化。这意味著甚么？意味著文化亦将一体化。各国之间虽然有差距，但只要你有钱，住在那里都差不多；你一样可以有最现代的享受；何况这个差距正在缩小，透过资讯网络，天涯若比邻。问题是人，人不愿意一体化；人人都要保留他的自我，保留他的选择，到他有力的时候，他一定会厌倦这些一体化的游戏。
　　这是人类亘古的秘密：人不愿意和别人一样，人讨厌强加于他身上的东西；人讨厌齐一；这不是否认一社会上的秩序，而是生命深处的问题，也就是人是一个主体存在的问题。人不管他在现实上的世界多大，还是要回头来找寻他是以安顿自己的地方。尽管当代西方好些思潮，如法国之解构主义，傅柯（M. Foucault）和德里达（J. Derrida），极力要把主体社会化、网络化，但他们的思考，正好显示了一个深层自我的挣扎；愈批判他人，愈显示其自我存在之独异性。到那么一天：社会法例愈周密，游戏规则愈细碎，人的反抗将愈加稀奇古怪。
　　这是生命的秘密，人唯有通过对自己存在的反省，才能照见。但现代文化一味强调制度、规则、程序，只想设计一个毫无漏洞的生活方式来安排人，把人视作蜜蜂和蚂蚁，结果一定把人变作非人！
　　人固然不能单凭本能来生活，亦不能单凭社会游戏规则来生活，更不能按照外在的权威（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宗教的）来生活。人要有创造；人若无创造的空间便会转向叛逆，所以傅柯说：“如果界线限制我们的自由，那么界线的违犯就是自由的表现”（据莫伟民著《主体的命运》一书p.30转引）。以犯规为自由，以叛逆为创造，这当然是误解。因为自由的真正意义是有能力成长自己之义，所以必然指向一更高价值，而非返回自我，任性妄为。人只知自己要突破规范，于是连公共秩序、群体秩序也不遵守，进而蔑视上帝、不敬圣贤、不敬天地，以别人为刍狗，则此人之精神必然有病，如精神病理学上之狂躁忧郁症（Mauic - Depressive Psychosis），若不治疗，便会愈演愈烈。傅柯本人年轻时也曾数度想过自杀，可见其内心之脆弱与不安；后来能够另辟蹊径，专注于颠狂症与精神疾病之研究，以批判理性的专制，从西方文化的进展上说，十分有意义。但若希望通过他的研究来反抗制度，也就是现代文化对人的侵害，却未能拨乱反正，反而引向更大的混淆。对于人类的前途，傅柯的态度无疑是急进的，但他的目标却不明确。
　　在此短文中，我无意批评傅柯。事实上我赞成他的某些观点，亦注意到现代制度的发展，如何把人变成非人。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对制度的反省和批判，如《老子》，指“礼”为“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三十八章），又说“大道废，有仁义”（十八章），于是连道德的价值亦加以否定，目的在回归自然，成为一个自然人。当然《老子》的自然与西方的nature不同：西方是物理的、经验对象的，《老子》则是一种宇宙整体的变化之道，是对个体的超越。《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即是此意。人本来不在制度中、甚至人伦中生活，相反，只有回归自然才能找到他自己。傅柯显然并未有此超越的慧识，他只是为自己而反抗。
　　反抗，在某一意义上说，是自我的呼声，但不能无正面的指向，否则只是一种愤懑，或者是受伤后的报复和发泄，心理意义的居多；这样，对自己和对别人都无好处。因此必须把反抗提升到一更高的层次，如孔子之拨乱反正，以建立一历史的常道或终极价值，这才不流于偏颇。
　　所以讨论下去，就是历史哲学的问题：人的行为、社会活动，无论是个人决定或集体决定，究竟有没有一个必然的方向轨约著我们的选择？人究竟有没有自由？我们听命于自己的本能、心理欲望？还是静待上帝和命运的启示？除此两者之外，难道还有所谓既定的历史的轨则吗？
　　原来，生命深处是人自觉其与其他动物的区分，所以人不能只依从本能的驱动来生活，亦不能只听从自我的心理来行动，人还有理性，去思维和判断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但更重要的，是人原有一颗成长自己之心，推动他必然追寻更高的价值。从这一要求上说，自须在方向上预设一终极之境。此境能否到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之所以有创造，有各种文化，就是这一颗心追求理想，不断奋斗的成果。
　　由此可知，即使在现实上有偏差，但人有这一颗心，便能不断的自我矫正，在错误中学习，在反省中超升。根据这一态度，我们可建立出一种乐观的历史主义，因为人不会放弃努力，而且懂得自我调节。如王阳明的“良知”：“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不自知者。”（《大学问》）。问题是：人的另一面，人的现实欲求，亦有其极深的本源。心理学称之为本能，佛教称之为“无明”，意即人对自己的方向无知，只顺生物本能而活动，于是作业受报，永无出期。这是生命的一大封闭、一大悲剧，所以是“无明”。方今廿一世纪，全球秩序行将一体化，为甚么？有人明白生命吗？有人了解选择吗？有人知道创造吗？
　　── 不是那种顺著潮流、顺著大势而去的那种竞逐，而是那种“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语）的勇气和眼光。谁能凌空拔起？知道廿一世纪的不足？谁能守住人性的基地，使妄作者回归？过去我们有佛陀、有孔子、有圣哲，垂下“千尺丝纶”（船子和尚语），可惜今天无人明白，一味顺势而趋。王船山当年在《读通鉴论》的慨叹：何足以制其狂流？对此，我认为必须先作文化上的溯源工作：先知其来处，方知其去处，不要被眼前的巨浪吓倒。穿过其假象，我们才能坚定站起来。《易经》〈剥卦〉展示：阳气将尽，但最重要的是留下火种。希望世人皆能有此眼光，则廿一世纪虽然混乱，尚可安然渡过。
　　* 原刊《法灯》225-6期。二○○一年四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