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佛教应有的传教精神及方式

现代佛教应有的传教精神及方式
　　摘自《法光杂志》第三十九期，81年12月10日出刊
　　“惠敏法师，我刚才向他道喜，他是我们的新科博士，虽说是“新科”，但却是一所有名的老大学－－东京帝大。东京帝大在日本的佛学研究界和京都大学双雄并称，它有它自己的学派，早期的木村泰贤，到后来的宇井伯寿，再下来的中村元、平川彰，皆是此一系统培出养来的学者。
　　我们今晚有幸请惠敏法师就传教问题发言，他在日本有机会和日本新兴宗教接触，对这方面的问题，相信可以给我们“现代佛教”许多宝贵的意见。”（中略）
　　惠敏法师：方才巴宙博士提出了一个翻译佛典的问题，让我想到传教，可能有两个方向应该考虑，一个是属于自己宗教圈内的，另一个则是不同宗教信仰的圈子。这种分法，最常见于基督教的传教工作上，对一个不是基督教的世界，他们是以"Mission"，所谓“传道”的这个观念来进行，因为这须要培养翻译及口译的人才，或者培养具备语言能力及拥有当地所须技能（如医疗－－等）的传道士。可是他们对原有的基督教社会的传教工作，则以另一个名称"Evangelism"来称谓，我们翻译成“宣教”。因此，两方面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对一个既定的中国社会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背景、语言的社会，提到传教问题，想一定会有不同的意义。所以方才巴教授提出的翻译问题，确实值得注意。
　　整个佛教的理论基础，可能是根源于“法布施”的精神，这种精神演变到最后，特别是大乘佛法，把所谓的传播分析成十种（不管是对自己或对他人），称为“十法行”。十法行是印度瑜伽行派所归纳有关“弘法”的一种看法，他们对法的传播注重书写（当时印刷不发达），书写越多，才有办法传播。另外，经典的供养、施他、听法－－等等都有功德。其实“听法”是很重要的一环，因为法的活动，少了听众就无法进行，像今晚的座谈，诸位同学若没参加，我们五个人还谈什么？所以听法也被列入十法行之一。
　　此外，听法之后，还要时常去读、受持、去背，背熟后，还要为人解说，解说后，也要能经常的讽诵，然后才谈到思修，这便是十法行。从“法施”到“十法行”，可以清楚地看出佛教在弘法方面的理论发展轨迹。
　　其次，我们可以发现在传教的过程中，会有一种“组织”现象的产生。从佛教史来看，即使在穷乡僻壤也有“会”的组织，例如“维摩会”，或是以某部经典为主的某某会。而中国传到日本，日本也有“会”的组织。除了“会”以外，还有另一个名词称作“讲”，如“报恩讲”等等；另外，于日本江户时期就有专以富士山为信仰而形成的“富士讲”。
　　用“讲”或“会”的组织传教，事实上对传教活动能有效地将佛法传播的面扩大，进而带动整个佛教的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
　　谈到新兴宗教，日本新兴宗教的形成是有其背景，因为日本佛教寺院与信徒的关系是以“檀家制度”来维系，这是在家信徒（施主；梵文是danapati，音译为檀越）以家庭为单位，与寺院缔结的葬仪契约制，该制度起源于江户时代（相当于清朝），而且代代相传直到今日的情形为多。
　　一般人死后，信徒们将骨灰安置于寺院的墓地，该寺之骨灰塔（亦是以家庭为单位）安置费、葬仪的超荐供养、周年忌等之佛事供养等是寺院的主要经济来源（每寺院平均有四百户檀家）。此外，寺院的维修、改筑、对大本山的献金、僧侣之僧阶取得费等，寺院亦可向檀家募款。
　　这种制度的优点是：寺院的经济基础稳定，不须再办其它活动有安定的收入。但问题是：却亦因此造成寺院弘法活动萧条不振，在家信徒亦因此没有请法、求法的习惯。所以，寺院与信徒的关系只是建立于葬仪与骨灰塔的关系，这便是日本佛教被批评为“葬仪佛教”的原因。
　　这是日本传统佛教的现况，但宗教是人性中之普遍性的需求之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宗教应运而生。新兴宗教没有骨灰塔来支持经济来源，因此需要弘法，大力的弘法才有信徒来维持它们的发展。尤其是新兴宗教又强调“现世利益”，因此更能吸引信徒，譬如日莲宗系统的新兴宗教，告诉信徒念了“南无妙法莲华经”以后，病就能好，工作就能顺利，并且用见证的方式使人信仰；所以现世利益的强调，是新兴宗教的特色之一。
　　另外，促成新兴宗教蓬勃发展的原因，即是新兴宗教“老鼠会组织”的应用。它比原来的“会”和“讲”更发展出许多小组织，它告诉你拉几个人入会就有多少功德，而且你就是那个组的小组长，然后小组的成员又成为另外小组的小组长，这种强有力的老鼠会结构，当然就成了新兴宗教发展的王牌之一。
　　至于未来佛教传教的观念，或许我们可以将弘扬佛法的工作发展出一种学问，比方说是“弘法学”。其内容可以包含：弘法史（历史性的研究）、弘法地理学（地域性的研究）、弘法统计学（数量性的研究）、弘法理论学、弘法方法学等等。因此，我个人认为因应时代潮流，佛教或许可以考虑发展“弘法学”。同学问：台湾的法师既然弘法力很强，为何仍存在有新兴宗教，日本新兴宗教为何能够打入台湾佛教？佛教界是否应有回应？惠敏法师：您问的问题确实是很需要解释的一个问题。台湾的新兴宗教成立的背景和日本不太一样。所谓“新兴宗教”至少可分为二类，第一种是在史上成立虽然很早，但一直不被官方所承认，以后才因政府法令修正而成为正式的“宗教”（新的旧宗教，如台湾的一贯道），第二种是依然以现存的宗教（如佛教等）为其基础，但却以新的方式与主张问世，而和其母体分离（登记为新的宗教团体），或者貌合形离（未登记为新的宗教团体）。
　　在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政府就发布“宗教法人令”，所以“新兴宗教”正式成立环境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对于这个挑战，日本的传统佛教在“大众弘法”上虽然比较弱，但是在组织上有其悠久的基盘。所以，仍然可以与“新兴宗教”相抗。
　　但是，台湾佛教真正走向正规化或弘法化， 可以说是民国三八年以后的事情，一些大陆来的法师开始从事一些弘法活动，这算是第一波。第二波则是在大专佛学社团设立以后，这些年轻知识份子出家以后亦大力进行弘法，现在较有名的一些弘法大将，几乎都是那一波培养出来的法师。所以说，佛教在台湾真正步入弘法正轨是近几年的事，可是新兴宗教（一贯道之类）他们已有很深的底子，特别是在草根性浓厚的乡村，这些地方佛教的力量还没有伸展，而且台湾佛教在组织上又一直很松散，因此新兴宗教在各地的基础还是很稳固的。
　　至于日本的新兴宗教会在台湾兴盛，我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它们挟著日本文化与经济之优势力量。譬如说，创价学会在东南亚也很兴盛，就是随著「日本货好，所以日本来的宗教亦好”的心理而造成的。会去信仰日本宗教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过去受过日本教育的一部分人，他们喜欢与日本人接触，让他回忆以前的情景；这也可以说是受日本强势文化的影响而再出现的吧？！所以我想每一国家新兴宗教的兴起背景并不一样，与其社会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最后提到佛教界对新兴宗教是否应有反应，我个人认为适度的回应是应该要有的，假若他们对佛教的教理有所曲解，佛教界当然不能不闻不问。不过我个人也认为，佛教在面对一种辩驳的时候，教界似乎应该要有比较统一的见解方予回应，不然很容易就被－－瓦解，久而久之造成人人会明哲保身，伫足旁观，这样对佛教也是一种伤害。当然，这与台湾佛教缺乏一个比较有力的中枢统一机构有关，因为没有中枢机构，或者是缺乏有向心力的中枢机构，都无法整合佛教的力量一致对外，或许这也是台湾佛教界将来应该注意的课题。同学问：基督教徒只要受洗，即进入宗教生活，对基督教义能真正得到利益。学佛者常学佛多年还尚未能了解佛教的道理，如何使佛教徒能得到内明？或有次第的学习佛法？惠敏法师：根据我的观察（或许只是局部性也不一定），台湾的信众皈依以后，不光只是停留在皈依的阶段，因为他还是会不断参加一些道场所举办的活动。在台湾，学佛的风气要比其他国家来的旺盛，信徒求法的精神很强。因此，我还不清楚您所提出来的问题的重点之所在。我这好像不算是回答！？同学又问：我的意思是佛教的经典太多，不像基督教只有一部圣经，常使得佛教徒有不知从何处下手的困扰－－惠敏法师：因为目前学佛的模式还是这样，你皈依以后，就是听经嘛！大部份都是法师讲什么，你就听什么，不可能你皈依以后，法师就给你一部大藏经。或许你是想是否有比较简单的作法，皈依以后，就像基督教给一本圣经。基督教只有一本圣经，是因为基督教对圣典在中世纪已经规定，不准再增加。但是佛教可不是如此，佛教随著历史不断在结集；所以本身对于教典的看法，两个宗教是不一样的。我不晓得你想读的是－－同学再问：我们上阿含，觉得很有内容，所以是否可以就读阿含就好？惠敏法师：这就牵涉到道场和师父的问题。譬如说某位师父，他对某某经很有研究，但他不见得对阿含有研究。佛典中很多地方真的很难懂，纵使叫信徒看阿含经，没有老师解释的话，好像并不是想像中那么单纯，任何人都可以接受，所以或许佛教本身应该要因应现代社会重新整理一些新的弘法教材吧！同学问：日本社会为什么会形成神教办喜事，佛教办丧事的现象？又为什么日本佛学研究鼎盛，却不能影响佛教的弘法活动？惠敏法师：日本本来是“神佛习合”，神教和佛教是合在一起的，佛教院旁边大都有个神社，神社是附属于寺院的形式。明治维新以后，政府下令神佛要分离（这也有许多政治的背景，这我们不谈），是因为要巩固“明治”这个主宰的权威性；由于神道跟皇家有直接关系，因此谈到“分业化”，当时似乎就不成文地约定结婚典礼由神社举办，此外也为妇女祈求“安胎”“安产”，或者小孩子三、五、七岁时一般人会到神社祷告，祈求小孩能够平安长大。至于丧仪则由寺院来主办，寺院以办丧事为主，主要跟骨灰塔附属于寺院有关，神社一般是没有骨灰塔。日本也有佛教婚礼，但是不普遍，大部分是为出家众举行（日本出家众可结婚）。
　　第二点你问的问题，这跟他们的佛教结构有关系，因为佛教的弘法基本单位是寺院，但是日本的寺院以刚才所说的“檀家制度”就可以维时其经济基础，因此寺院与信众间之说法为求法的供需关系不强。而且光做那些佛事都已经够他们忙的了。另一方面，佛教寺院的后继者，若是会读书的则会走研究路线，将来当学者、教授，大多数不愿意当寺院住持。他们是在大学里面，或在学会，或在专门杂志上发表论述，那是一般人不太容易接触的场所，所以“研究”与“弘法”之间自然而然形成一道鸿沟；这也是结构的问题，日本佛教方面也觉得很困扰。补救的方式，就是一些媒体，例如NHK电视台有制作一些佛教入门讲座，请一些学者去讲，不过还只是局限在一种知识性的传授，宗教性很淡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