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先传入广州所起的历史作用

　　佛教先传入广州所起的历史作用
　　作者: 易行广
　　史家探索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分别由陆、海丝绸之路而来的说法，往往强调陆上传来的作用，而忽视海上传来为先的巨大作用；虽然清末学者梁启超在《佛教之初输入》一文中，早就明言“佛教之来非由陆路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1] 其论渐渐为史家所接纳，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乃至本世纪初，诸如杜继文、魏道儒之《佛教史》[2] 列举详细史实予以肯定，吴廷、郑彭年著文《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3] 重新作出具体的论证；然而，如何列举广东、广州有关佛教史实和文物状况，对佛教先传入广州的历史作用加以专题论证则鲜为有之；际值今年大力开展中印友好年活动的契机，本文就印度佛教最先由海上传来，佛教文化先在广州、广东与中华文化交融，佛教信仰、佛教典籍由商道传来，如何在广州得到最先接纳、翻译、交融、传布开来，佛陀心印如何最先在广州传播、奠基继而流布五湖四海等关键问题作出具体的阐述和论证，向佛门内外各界有识之士求教。
　　众所周知，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而印度南部东西南端的古港，则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外往来的中转站，因而自古而来，印度对广州、广东的中外交往最为密切。《广州简史》指出：“到目前为止从发现的史料和出土文物来看，秦汉年间任嚣和赵陀所建的‘番禺城’才是广州最早的城。”[4] 而番禺的得名，则因当地有番山、禺山所致，秦始皇派任嚣尉平定岭南，为了巩固统一大业，设置了南海郡，郡诒所在番禺城，称之任嚣城，赵陀建南越国后称赵陀城；综观南越国从赵佗王起共存五世九十三年历史，既可在《史记?南越列传》、《汉书?两粤传》中看到，也可在广州城内的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秦汉造船工场遗址等文物陈展中看到，番禺在西汉末年，能成为大汉十九个著名的都会是名符其实的，其成为海上贸易商品繁盛的集散地，南越国为之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广州市秦汉时期丰富多彩的文物，印证了《南越志》、《汉书?地理志》记载的真实性。《南越志》云：“越王造大舟，溺人三千。”[5]在广州市文化局院内，经1974、1994年发掘，发现了秦汉造船工场遗址，两座造船台，据专家估计当时可造宽6-8米、长达30米，载重可达50-80吨的海船，另从广州汉墓出士的大型船模，竟是十桨一橹，船尾设舵，船上建重楼的大楼船，广州秦汉大型船只的制作，要比欧洲早1000多年；为此在《汉书?地理志》中，描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航线，明确记载由朝廷官员组织的从广州出发的船队“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志中所记沿途历经之诸国，都元国即今之越南岘港，黄至谌离国、夫甘都卢国在今缅甸境内，邑卢设国在泰国境内，已程不国即今之斯里兰卡，黄支国即今之南印度康古弗仑，特别是其中的黄支国，《汉书》称该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 南越王墓博物馆陈展的一种深蓝色玻璃片，经鉴定即为当年从黄支国交易得来的一种壁玻璃，由此可见，中印建交相当早。
　　南印度与广州之间的商贸、外事往来，可以说是策源于印度、尼泊尔的佛教文化，从海上首传入广州、广东的一种自然纽带。据众多的佛教典故得知，佛教的传播，自古以来都与商人、商道结下不解之缘；佛教始尊释迦牟尼，三十岁于菩提树下刚悟道成佛，就有两位商人向佛陀奉献食物，自始，从一祖摩诃迦叶到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沿着水陆商道传佛心印，亦得到不少商人的供奉和皈依；达摩祖师就是花了数十年行遍全国水陆商道，甚得四众拥戴，以大乘最上乘禅观统一了佛门中各种宗派，建立起南天竺一乘宗；[6] 亚洲的许多佛教记事表明，不少商人皆信佛，他们去到那里，那里就有佛教的信仰。毫无疑问，当年这些商人或佛教徒，越海来到广东沿海各地，也传来了佛教。
　　两汉时期乃至东汉末年，当时中外佛教交流中心在交趾即越南北方及邻近广西部分地区，交趾今越南部分至北宋初才独立建国，之前一直是中国的一个州郡，三国时期，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合浦、高凉、苍梧、郁林、南海属交州，州治先设在龙编即今之河内，印度佛教僧人、居士，往往通过交州水陆商路进入两广、云贵境内。继梦法师在其著《中国佛教传入史纲》指出：“早期佛教传入我国，除了由西域北路传来之外。经由南路的锡兰（斯里兰卡），过中南半岛由海路传而传入我国，或经缅甸过云南、贵州等地进入四川，乃至到长江流域或关中地区。这南路及海路的可能性远较北路的状况为佳，所以在时间上也可能较北路为早。”[7] 丝绸之路与陶瓷之路齐名，丝品与瓷品同样成为商贸往来的重要物品；中外佛教绣像、瓷像，也从中得到最热门的交流；广东沿海地区陆续发现了不少的莲花陶瓶、佛教瓷像碎片，以及佛教摩崖石刻残址、佛绣等文物，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佐证。
　　永安七年（264），东吴政权分高凉、苍梧、郁林、南海四郡为广州，治番禺，其余五郡仍称交州，治龙编，交、广分治，遂为定制。由于广州港日臻繁荣，中外佛教交流中心由交趾转至广州城。据有关典籍[8]，安息国（今伊朗）高僧安世高，是南抵印度越海至广州才北上洛阳译经的，传说在建宁中（约170年左右）译完35部、41卷佛经，被封为侯，其译著被称之《安侯口解》，南游江南后再抵广州，住在安息商人居士家约一年，传授小乘禅观。中国最早“锐志于佛道”的佛学家牟子（约170-240），当代佛学家任继愈断其出生在建宁三年（170）左右， 他是岭南广信（广东封开）人，娶妻于苍梧（广西梧州），引老庄以申佛旨，著《理惑论》37篇，论述儒、释、道三家的异同，晚年曾抵广州王园旧址禅室，宣扬其《理惑论》观点，其人其著在岭南最先作出佛学启蒙。西域康居籍三藏高僧康僧会，自交趾来广州弘安侯小乘禅观，赤乌十年（247）北抵建业（南京），注释《安般守意经》等内典，并为之作序，其注本被当时奉为习禅圣典。东天竺高僧强（彊）梁娄至（汉名真喜），于建衡五年（270）到广州译出《十二游经》一卷。西天竺高僧迦摩罗，从太康元年（280）起，在广州城西最早建起三归、王仁寺；天竺高僧摩罗耆域，于永熙元年（290）携贝叶经来广州，在王仁寺增设译场译经。天竺居士竺难提，在太乙二年（377）来广州王仁寺译经。北天竺高僧昙摩耶舍（法明），从隆安四年（401）起来广州，在白沙寺弘法，收门徒达85人；在虞苑、虞庵旧址，建立大殿五间（其中一间为大雄宝殿），被命名为王园制止寺，并奉敕设译场。到东晋后期，广州已与洛阳、南京，并列为中国三大译经中心。南北朝时期，先后有天竺高僧求那跋摩、昙摩掘多及其弟子竺法度（金迦）、求那跋陀罗、僧伽跋摩（众恺、菩提拔陀、竺法眷、昙摩伽陀耶舍、僧伽跋陀罗、达摩摩提、求那毗地 、智药三藏等到广州译经、讲经。广州的译经处，主译场设在王园制止寺，其它如王仁寺、云峰寺、竹林寺、朝亭寺、白沙寺以及梵僧集中居住地如婆罗门寺等皆有分译处，因此能承担源源不断而来的梵文佛经翻译任务。经广州学者覃召文考证指出：“当时的梵本经典皆写在贝多罗树叶上，并用竹木夹好，若运往南京便很不方便，且容易损坏，所以广州也就自然成了译经的据点。” [9]如此一来，广州得领翻译贝经和孤本、稀本梵文版佛经之先，加上有众多的学识渊博的三藏高僧、居士、士大夫来参预译事，其译本的数量、质量，丝毫也不低于洛阳、南京的译经处。广州的不少译僧还兼任讲经任务，译完一部经宣讲一部经，译经所在地每逢于寺内开讲时，来听讲的僧俗川流不息。由于广州政局比岭北相对稳定，经济实力雄厚，所以能鼎力支持佛门各项事业，佛教各时期的经典可以在广州翻译、交流，从而使广州的佛学、禅学的基础打得更为沉实，使得佛门诸宗各派在广州可以得到沟通。
　　广州之所以吸引众多的西域或外国高僧、居士前来会聚在一起，原因还有不少西域与外国商人及其后裔移籍定居于广州，特别比较集中聚居于广州古之西场后之西关地区，至今犹存的千年以上的古刹光孝寺、华林禅寺、六榕寺，以及先后已湮没的天竺僧最早来建立之三归寺、王仁寺、婆罗门寺和文殊寺、开元寺、真乘寺，南汉建的西八寺都在广州城西，从而极大程度地增添了西域与外国僧俗大众前来广州的亲和感。华林禅寺http://www.gzhlcs.com网站主页[6]中的《西来禅源》网文中就阐述得很清楚：“在达摩祖师到广州之前，远在两汉时期起，就有不少西来客从西来古岸登陆，有不少海外高僧，来其附近地区弘扬佛法，这充分说明广州西来古岸的历史由来已久。……其中南天竺国富商摩瓦多罗于刘宋末年来广州落藉，其后裔以竺为姓，第三代竺密多学航海技术购置海船自任船长，持有南天竺优婆塞皈依证书，其子竺显罗也是优婆塞：由此一来，更是把广州西关与南印度佛门直接挂上钩。”
　　佛教第28祖菩提达摩 （377～536），于普通五年(524)春到达广州绣衣坊；在天竺侨民竺显罗住所东侧,结草为庵禅坐传教，普通七年(526),其二兄功德达奚（372～529），乘竺密多驾驶的大商船到广州，在黄埔扶胥码头登岸，种下从天竺带来的波罗树苗后，到绣衣坊竺庵与弟相聚，广州刺史萧昂这才知道达奚兄弟的显贵身份，在大通元年(527)四月建成西来庵，延请达摩祖师为首任庵主；达摩在广州宣示的法句与有文留存的达摩法汇大致相符，面壁禅观要旨和依四卷《楞伽经》传宗，西来庵所传也和北方禅宗所传一样；是年(527)九月，梁武帝诏请达摩祖师弟兄入京，达奚染病不能成行，武帝因话不契机而失之交臂，达摩遂一苇渡江，此后九个年头在中国北方，于少室山面壁三年,收徒说法,在嵩山、洛阳、临漳、禹门间,作头陀行达六年,组建了禅宗。新任广州刺史萧励延请名医治好了达奚的病，敦请达奚为西来庵第二任庵主，此时，达奚王公于达摩井周边加挖了四口井(此五眼井故迹至今犹存)，周围种了荔枝等果树和药用植物，使井水有治病的神奇疗效，还指导佛教典籍分类归挡，讲述《心经》、《楞伽》等佛经精萃，为广州刺史所邀, 常在东、西庙码头，迎候海外驶来的商船、使船，增添了中外友好的亲和感，至今南海神庙还供有奚司空像；达奚在西来庵安祥圆寂，竺显罗为西来庵第三任庵主。此后,无论谁做庵主,乃至清初改名为华林禅寺后，祖庭的面壁禅坐、持诵《楞伽》、弘扬达摩禅的门风始终不变。[6] 达摩祖师弟兄在广州建立传佛心印的第一道场，这是一项划时代的壮举，当时佛教在印度故土正走向下坡路，祖师把振兴佛教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印度总理尼赫鲁曾赞扬达摩祖师此一壮举，他说：“这是达摩明智的抉择，佛法东传，势在必行。”[10]
　　虽然达摩祖师弟兄在广州逗留时间前后共计不过六年，但对佛教界及僧俗大众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是因为祖师弟兄在广州的行状表明：一、宣弘传佛心印的宗旨，达摩祖师在广州常作这样的开示：“自西天二十七祖,只是递传心印；吾来东土,唯传顿教大乘,即心是佛,若识得施为运动灵觉之性,汝即诸佛心；前佛后佛只言传心,更无它法。”明确昭示传佛心印关键在于使世人要明心见性；达奚临寂对竺显罗说：“按达摩祖师法句去做，开示传禅以四卷本《楞伽经》为凭。”达摩祖师弟兄的宣示，值得后人世世代代弘扬下去。二、达摩祖师弟兄在广州均曾应邀去指导译经工作，对入藏佛经整理分类指示要鉴别真伪、去芜存真。由衷感谢广州译经处所赠送的一套求那跋摩所译四卷《楞伽经》，并欣然举经曰：“此《楞伽经》,为如来心地法门,可令诸众生开示悟入。” 祖师此番开示成了正确对待和开掘弘扬佛教文化遣产的一道指导方针。三、展示了“佛法在世间”普度众生的襟怀，达摩祖师“精通水利，卓锡挖井，竺坊和王园制止寺各一口，水清甘甜，解前食水难饮之苦。常与显罗领僧俗大众，于绣衣坊码头沿岸移植挡风大树，以防海潮倒灌为害。”其兄达奚不仅加挖了四口井，使五眼古井水质有治病的奇效，还常为地方排忧解难，促进中外僧俗和睦相处。[11] 祖师弟兄为世间僧俗大众作出最优秀的表率，西来庵-华林禅寺也成了缅怀祖师弟兄的国际佛教圣地。
　　从文献查出的，总计有46位印度高僧、居士到过广州译经、弘法，另见《历代来广州的印度高僧、居士一览表》，他们对佛教传入岭南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其突出作用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立足世间务实于世间，使中外和睦相处，使佛教自然而然与岭南各界相融合
　　自佛教问世开始，释迦牟尼始尊就为佛门与世间作出最好的表率，立足于世间，也就把根深深扎在尼泊尔与印度相连的印度半岛上，务实于世间，那就是与自己的国家、民族休戚与共、息息相关，以解救、普度芸芸众生为己任；后继的衣钵传人，从迦叶尊者到菩提达摩，佛教二十八代祖师都继承、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经历代众多有为宗师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使佛教在印度半岛及其周边地区、国家传播开来，在公元4-6世纪间缔造了佛教的黄金时代；同样，众多西域及外国的佛教有为的宗师或信众，从海陆两路把佛教传入中国，正是坚持和发扬释迦佛的优良传统，才使佛教种籽普播于神州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古代大岭南概念是包括今广东、海南两省以及广西东南部、越南北方，据岭南地方志、民间记事，佛教首先是由岭南西江流域传入广州的，南北朝以前，该流域崇尚的是岭南土著(俚僚)文化，具有“从众、兼容、多变以及适应性强的特色。” [12] 从西域或外国来的佛教信众到达该地区时，往往是步行或坐船而来，自称为沙门或优婆塞(居士)，待人和蔼可亲，彬彬有礼，对当地传统宗教和道家鬼神崇拜很尊重，而且肯为人排忧解难、热心助人，西江土人往往亲热地称他们为弥头陀、西和尚、番鬼菩萨、光头老祖、番邦长老等；从秦汉时期起，在西江流域的商户乃至普通人家、水上人家中，逐渐流布开来。在城镇中，则由西域或外国信佛的船民、使节、商人，无论是临时暂住或定居也好，坚持礼佛拜佛念经，带动与之有交往的当地官绅人士、平民百姓也崇尚佛教信仰，甚至集资兴建起佛教寺庵。
　　今之广州光孝寺、华林禅寺，其实就是在官府与民间崇尚佛教信仰的基础上，兴建起正规佛教寺庵的。回溯光孝寺原址历史，启自南越国赵建德王府(？-前111)王园，建德王常在那里宴请外国使节和波斯商贾，是时有无波斯佛教物品或信仰传进，无据可查，但在三国成为东吴骑都尉虞翻(164-233)谪居处，据《虞氏族谱》称，虞翻被谪贬至广州，嘉禾元年得到平反给召回京，其家人在嘉禾二年(233)献宅为寺，因虞翻夫妇信佛，在虞苑苛子林中就辟有佛堂、禅堂、净室(单独禅坐用)，当地略为扩建，被称之虞庵或苛子寺，难怪乎上面提到的牟子晚年抵此弘传佛学。据江西《康氏家谱》云，定居于广州西关的康氏“第二代康善宝，航海经商，抵南天竺经营时，拜达奚王公为师，领优婆塞法券。……第三代康慕空，则承竺显罗为优婆塞，曾接待萧昂刺史造访，有诗唱和，刺史诗：‘蕃汉谈无间，彼此心印心。更深人阑静，犹传木鱼声。’慕空和：‘心印本无间，恳谈深又深。更尽霞光起，乐闻鸡叫声。’”[13] 那么说，在达摩祖师未来广州之前，佛教信仰在广州己深得民心了；官府与民间合作，为达摩祖师弟兄在大通元年(527)建起一座正规的佛庵—华林禅寺前身西来庵，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客观而又至诚地接纳、消融外来文化，引进佛教逐步使佛教本土化、中国化
　　秦末汉初，佛教逐渐传入岭南，封开人牟子写的《理惑论》，就是岭南地区客观而又至诚地接纳、消融外来文化的最好例证，从该论之自序[14]就把儒、释、道和合的道理说得很清楚，其中提到交趾郡太守张士燮(137-226) [15]，与其三位弟弟均是从政的有名学者，于苍梧“收容了上百个中原士人研讨经学，这是交州前所未有的学术活动”，时交州郡治就设在广信，牟子作为郡治的拔尖人才，其论采取一问一答形式，就是牟子在研讨中力折群雄的真实写照，从而使外来的佛教逐步本土化、中国化迈开了坚实的第一步。
　　历代在广州的中外译僧与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为抢救快损的贝叶梵经，使各时期的梵经得到及时的汉译，使梵版佛教经典中国化，系统地消化佛教经典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初期广州的译经只是单纯的照本翻译，很少有其它的佛事活动，后来发展到每译完一部经就宣讲这一部经，对重要经典难译经典经常开展集体研讨评点，以确保汉译的质量，所以中外高僧对广州译出的经典甚表满意，中唐时期，直中书主管译官伊舍罗、度颇先后带领多名京洛译经处的僧俗人员前来现场学习广州译经经验。在禅学方面，举凡小乘禅、大乘禅、密禅的经典在广州均有译出，达摩祖师来广州之前，举凡安般、五门、念佛、实相四类禅法，在广州均能得到交流和融合，佛学、禅学各学派在广州都能得到登台亮相的机会，甚至在慧能的南宗禅在岭南取得主导地位后，密宗高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先后到广州弘密，甚至在法性寺建曼茶罗灌顶道场，受“灌顶”信众近一万人，佛教诸宗能在广州共存共荣，为其他地方所少见。
　　上面提到达摩祖师弟兄在广州的行状，给后世有三方面宝贵的启迪，作为印度佛教祖师、王公居士能够如此忘我至诚地去异国他乡传佛心印，而且能与广州的中外僧俗和睦相处亲如一家，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中国人民敬爱的领袖、二十世纪伟大的思想家毛译东，在1955年3月8日和达赖喇嘛谈话中指出：“我们要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度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痛苦受压迫的大众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是共同的。” [16] 达摩祖师弟兄也正是“把眼光放大”，来中国扎扎实实地去传佛心印，就能进一步在全世界更好地去传佛心印。达摩祖师在中国南北方传佛心印，所作开示的核心点就是明心见性普度众生，达摩祖师弟兄在中国的传人及其继承者， 兢兢业业地按中国国情办事，逐步地把印度禅转化为中国禅，终於把达摩祖师弟兄开创的基业发扬光大，使中国禅成功地演化为全球性的世间禅。
　　三、佛教传入中国，达摩祖师弟兄起到关键作用，促进佛教事业健康地向前发展
　　印度佛教在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背弃了劳苦大众，失去了普度众生的根本宗旨，其教义和修持途径变得越来越繁琐，越来越远离人世间最广大的实际需求；到公元三、四世纪间，印度佛教越来越贵族化，抵挡不住自公元刚建立起的印度教那来势凶猛的渗透，佛教面临有被印度教吞拼的危险，对比之下，东土佛门已由上层走向民间，佛法深得民心，大、小乘佛学研究蔚然成风，比天竺本土更是生机盎然，因而27祖般若多罗在临寂前，反复叮嘱28祖菩提达摩：“汝虽得法，未可远游，且止南天。待吾灭后六十七载，当往震旦（即中国），设大法药，直接上根。” [17] 菩提达摩虽然花了六十年时间，以大乘禅观的雄辩，使四分五裂的佛门诸宗心悦诚服一统在一乘宗门下，却无法找到理想的衣钵传人，达摩祖师乃遵照师嘱，在普通二年(521)乘船东渡中国，岂料，在海上飘泊了三年,恰巧是其师圆寂六十七年后，于普通五年春才到达广州绣衣坊，其二兄达奚王公优婆塞，则在普通七年来到广州，与弟联手传佛心印。
　　萧梁普通年之前，上面列举来广州的印度高僧已有21人，然而这21人毕竟不是祖师级的高僧，没有达摩祖师眼光那么远大，没有意识到当时中国也面临佛学“变得越来越繁琐，越来越远离人世间最广大的实际需求”的困惑，中国佛教如何摆脱这种困惑，达摩祖师的到来，无疑给当时的中国佛教界、佛学界一付清醒剂，祖师在中国积十一年之不懈努力，作出了以禅命宗的决策，选定了慧可为禅宗二祖，从而引导中国佛教健康地向前发展。
　　达摩祖师弟兄在广州建立了传佛心印的第一道场，广州刺史萧励在中大通元年(529)记云：“承达摩祖师、奚王优婆塞坐镇之西来庵福荫庇护，普通年间，外舶靠泊西庙，常年两、三艘，转元前，已达拾艘。禅商两旺，众口皆碑。” [11] 达摩祖师北上后，临寂那年,作出两项重要布署。一是单传衣钵与四卷本《楞伽经》给二祖慧可,其叮嘱暗示自禅宗二世起,必须做五世艰苦的奋争,自六祖之后,才“衣止不传,法周沙界。”到时“结果自然成。” 二是作出佛法南移的决策, 大统二年(536)寒春，东魏太常寺卿宋云（483～545）护送达摩祖师西归，在豫陕边途中问：“祖师所传之法,何日能在东土兴旺？” 祖师答：“一百七十年后,佛法当在南方衍盛。”再问：“南方何地？”答：“王园、曹溪。”达摩祖师的临寂预言，正好和比他先来广州的求那跋摩元嘉初年在王园制止寺戒坛说的预言与天监元年智药三藏同样在该寺的勒石预言相合拍，达摩祖师本着海洋文化特赋的宽博胸怀和卓知远见，他虽然在中国北方创立了禅宗，却把禅宗兴盛的希望寄托在海洋文化发育深厚的南粤，坚信自已在广州打下传佛心印的根基，会给宗门带来丰硕的成果。[18] 因此，在上列来广州传教的印度佛教高僧、居士当中，达摩祖师弟兄起到承前启后的非常关键的作用，给岭南也给中国佛教指明了一条健康地向前发展的康庄大道，通过禅宗六祖慧能及其后裔和佛门同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祖师的预言终於实现；达摩祖师弟兄在广州亲手创建之西来庵，进一步推动广州成为向世界传播禅宗文化的根据地是不容置疑的。
　　以广州和长安、洛阳、南京相比，就译经中心地位而言，后三处译经处在古代都是由朝廷直接掌管的，这三处被多个朝代定为京都，中外高僧、译僧、佛学精英云集，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所出的成果，自然对后三处给予肯定评价比较多；但是，佛教传入中国到底那处为先？后三处无法与广州相比，广州在佛教传入之后所起到的突出的历史作用，后三处更是无法加以取代。虽然吴廷、郑彭年就《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的问题，己作了长篇具体的论证，本论还是针对岭南与广州的历史状况，引据广州、广东史实，就本命题加以论证。南宋永嘉学派哲学家宋适云：“不深于古，无以见后。不监于后，无以明前。” [19] 本着深古、监后的原则抛出此末学之作，愿与诸家有识之士再作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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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著《佛教研究十八篇》，见《饮冰室专集》第52卷。
　　[2] 杜继文、魏道儒著 《佛教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3]《历史研究》1995年 第2期 刊：吴廷、郑彭年文《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
　　[4] 杨万秀、钟卓安主编《广州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 同治年间重修《广州府志》引《南越志》。
　　[6] 华林禅寺网站主页 http://www.gzhlcs.com。
　　[7] 继梦著《中国佛教传入史纲》 台湾圆明出版社 1994年版。
　　[8] 《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中之慧皎《高僧传》卷1译经上安清、康僧会、僧伽提婆条，卷2译经中佛陀跋陀罗条。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笫一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李锦全等著《岭南思想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9] 覃召文《岭南禅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0] 易行广《曹溪禅人物志·曹溪禅述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1] 《萧氏族谱·广州绣衣坊纪事》(常州兰陵世家脉系)，《竺氏家谱·开篇：广州南天竺一乘族》(泉州版)。
　　[12] 黄灿兴主编《禅宗六祖惠能》香港银河出版社 2003年版-刘伟铿文?禅宗南宗的诞生与岭南文化的关系。
　　[13] 江西《康氏家谱·远祖宗支》（江州脉系）。
　　[14] 僧祐、道宣撰《弘明集、广弘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P1、2。
　　[15] 蒋主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99，参阅[8]、[17]。
　　[16] 陈崇凯《毛泽东与西藏政教领袖》见《旅游导报》1994年第158期。
　　[17] 普济主撰《五灯会元》上册 中华书局1989年版P38。
　　[18] 易行广、光明《达摩来粤与禅宗的创立》，见《学术研究》月刊2005年第2期。
　　[19] 叶适《习学记言》、《水心先生文集》。
　　尾注：《佛教先传入广州所起的历史作用》与《历代来广州的印度高僧、居士一览表》在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主办、《岭南文史》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学术季刊《岭南文史》2006年第2期(总第79期) P16—21.全文刊载。

历代来广州的印度高僧、居士一览表

易行广编制

作者易行广简介：广东韶关一中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上海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广州市社科院哲学所禅宗文化特约研究员。邮政编码：510140. 通讯处：广州下九路华林寺前17号3楼。手机：020-33649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