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严寺考──兼论隋代南方佛教义学的北传

日严寺考──兼论隋代南方佛教义学的北传
　　王亚荣
　　中华佛学学报第12期 (1999．7月出版 )
　　页191~203
　　中华佛学研究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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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隋代，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关中地区重新成为佛法译传和研习的中心。这种变化的基础，在于国家的统一和由此而引发的南北佛学思想的交流与融合。当然，亦与隋朝统治者的倡导有关。
　　曰严寺是隋代大兴城著名寺院之一，晋王杨广所造，唐代初期被废弃，在长安众多的寺院里并不特别引人注意。问题的关键在于，日严寺是平陈之后所建造，而且寺内的僧人多是南方来京的学问僧。在京城众刹之中唯此一例。
　　本文先对日严寺历史的遗留问题进行了研究，重点在建造的背景和存留的时间。然后，考察该寺的南方学问僧及其学派和宗教风格，特别是成实之学和三论宗。南陈灭亡后，很多文物典籍被运送京城，其中就包括有不少佛教文物，如日严寺的舍利、佛像学。
　　陈朝灭亡之前，关中以北方的学问僧为主。陈朝灭亡之后，南方学问僧在日严寺的聚集，实际标志著佛教历史上南北朝时代的结束。
　　(本文部分内容曾于1997年天台山文化学术研讨会中发表，并被收入《东南文化》1998年增刊)
　　关键词：1.日严寺　2.江南名僧　3.成实学派　4.三论宗　5.佛教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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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之大兴城即唐之长安城，高僧云集，梵刹林立。粗识之，有一座寺院易被忽略；细察之，在了解隋唐佛教传承方面却又不可不注意。此寺，即日严寺。易被忽略，盖因其存世时间较短，与延至唐代的其它名寺相比，确为昙花一现。众所周知，中国佛教在隋代步入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新的时期里，南北佛学的交融与合流是如何进行的？发生了哪些变化？也许日严寺本身不能完全回答这些问题。但是，这些进行和变化的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却在日严寺简短的历史上表现得很具体，而且也较典型。这也是不可不注意该寺的原因。有感于此，本文试图对日严寺简短的历史作一综合性的考察，希望能借此窥见一些隋代佛教义学发展与宗派建立的新线索，并借以求教于方家。
　　一、引言：隋初大兴城的征请高僧
　　南北朝时代，中国佛教南北风格迥异，南方偏重于义理的探讨；北方则重视修持的研习。至北周武帝禁佛，北方佛教受到了极大打击，延及原北齐之地，寺庙尽毁，经像散佚，僧众或被迫还俗，或逃匿远方，南方佛教虽有“侯景之乱”的影响，到南陈时已基本恢复了昔日盛况。隋文帝杨坚崇奉佛法，代周自立后，针对前朝“刑政苛酷，群心崩骇”[1]　的局面，以佛法的宽容精神收揽人心，大兴佛教。
　　隋初虽大兴佛教，但承北周禁佛之后僧材奇缺，尤其是新修的京城大兴城，缺乏高僧主事。于是，不断地从外地征请高僧入京，如“六大德”[2]　和普安、信行、僧璨、道尼、彦琮以及从西方来的智周、宝暹、阇那崛多、达摩笈多等。特别是开皇7年（887）请的“六大德”洛阳慧远、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济阳宝镇、汲郡洪遵和太原昙迁等，均是名闻遐迩的义学大德。慧远以精研地论学闻名，慧藏专弘《华严》，昙迁是北方摄论学的代表，洪遵则是《四分律》的法将，等等。因此，文帝将这些高僧及其弟子请入京城。[3]　大兴城佛教义学之研习，骤然勃兴。之后，为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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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众，又敕立“二十五众”，以二十五位义学高僧为“众主”。自北周武帝禁佛之后，隋代一统，中土佛教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隋初所征请的高僧大多为北方名僧，其代表性还不足以涵盖全国，因为南陈仍划江而治，擅长义学的南僧要想北上并不方便，也仍有疑虑。开皇9年（589年）晋王杨广攻灭南陈后，才有了条件大量遴选召请江南高僧。近人汤用彤先生曾指出：“北人南游，多由于周武毁法，避难南渡。及晋王平陈，征选精英，在南者复群北趣。由是关中复为佛法之中心，且融会南北之异说也。”[4]　晋王杨广在平陈后于京城特建日严寺延揽南僧，予“融会南北”起了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严寺南僧的聚集是佛教方面南北朝时代结束的一个标志。
　　二、关于日严寺的几个基本问题
　　日严寺是晋王杨广所建，位于大兴城（案：即唐之长安城）东南隅的青龙坊，是隋代极负盛名的佛寺。但昙花一现，存留时间很短，从建造到废弃仅约三十年。关于该寺的存留时间，人们多以北宋宋敏求所著的《长安志》为准，盖因此书乃参考唐代韦述《两京新记》而成。[5]　检诸史籍，《长安志》的记述不但简略，而且有重要失误。书中载道：
　　青龙坊……西南隅废日严寺。隋炀帝为晋王，仁寿元年，施营第材木所造，因广召名僧以居之。贞观6年废。[6]
　　上述记载日严寺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建造和唐太宗贞观6年（632年）废弃都与事实有较大出入，略考如下。
　　据唐释道宣《续高僧传?智炬传》载：
　　开皇19年，（智炬）更移关壤，敕住京都之日严寺，供由晋国，教问隆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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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以华房，朋以名德。一期俊杰，并是四海搜扬。[7]
　　又同书《慧頵传》：
　　开皇末年，（慧頵）被召京师。于时晋王开信，盛延大德，同至日严（寺）。并海内杞梓，递互相师。[8]
　　这两则记载都说明日严寺建于仁寿元年之前。上引后一则史料中的慧頵法师，正是《续高僧传》的作者释道宣的亲教师，也是一位南僧。道宣幼年从慧頵剃度、受学，侍奉左右长达二十年，所记应当是比较准确的。
　　另在《续高僧传》的《彦琮传》里也有线索可寻。彦琮为北方义学名僧，讲经著述，誉满京师，且精通内外文学，深受晋王杨广、秦王杨俊礼敬，被请往太原弘法。“至（开皇）12年，敕召入京。后掌翻译，住大兴善寺，厚供频仍。……炀帝时为晋王，于京师曲池施营第材造日严寺，降礼延请，求使住之。”[9]　查此次彦琮奉敕入京的原因，应是入大兴善寺国立译馆的阇那崛多译场，担任重勘梵本，整理文义的工作。[10]　所以，估计日严寺的建造应在开皇12年（592）之后。
　　在隋翻经学士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中，〈达摩笈多传〉等六部著作的署名曰：“右六部，合九卷，日严寺沙门释彦琮撰。”[11]　《历代三宝纪》书成于开皇17年（597），可见在此年或此年之前彦琮已隶名于日严寺。
　　综合以上的考察，日严寺的建造应当在隋文帝的开皇12年（592）至17年（597）之间，不会是《长安志》所载的仁寿元年（601）。
　　关于日严寺废弃的时间，也不是唐太宗贞观6年（632），而是高祖武德7年（624）。道宣与其师慧頵本住日严寺。日严寺被下令废弃，道宣师徒奉命移住长寿坊桂阳公主为驸马所造的崇义寺。道宣亲历其事，在他的著作中记得非常清楚：
　　余本住京师曲池日严寺，寺即隋炀所造……至武德7年，日严寺废……僧徒配散，房宇官收……余师徒十人，配住崇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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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日严寺为什么被废弃？史无明载。估计与以下几方面因素有关。
　　首先，经过隋朝末年的战乱，到唐初，京城民众的社会生活受到极大破坏，各寺的经济来源不能保证，大多僧众缺额，庙宇破败，甚至“诸寺饥馁，烟火不续”。[13]其次，晋王杨广当年从江南征请的高僧在三十年后多已凋零，另杨广在后期常住洛阳，日严寺已不复昔日之盛况。再次，唐高祖李渊攀附老子道教，又受傅奕上疏斥佛的影响，对儒释道三教的政策已发生了变化，有抑制佛教之意。最后，李氏占据京城后，隋杨氏宗族的财产房屋一概没收。日严寺为隋朝的皇室佛寺，自然难以得到新朝的支持。
　　三、日严寺的江南名僧
　　日严寺尽管存留时间短，但在隋唐佛教发展史上有独特的影响和贡献。这主要表现在它的义学上。下面根据《续高僧传》，并参考其他典籍，先列出该寺的义学名德，以便作进一步的研究。
　　法澄，生卒年不详，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初从兴皇朗公讲释三《论》，使教旨乖竞者皆条理而畅通。后在江都开善寺聚徒开讲，常听者有二百余僧，化洽吴、楚，传誉淮海。晋王杨广南下，置四所道场延揽名德，法澄被召入。仁寿3年（603），奉晋王之命入关，住日严寺。法澄在日严寺披讲《智论》，声望弥重，京师硕学咸来拜谒请教。杨广即位后，法澄从驾东都洛阳，因疾而终，时年七十余岁。[14]
　　道庄，生卒年不详，杨州建业（今江苏南京）人。初听彭城琼法师讲席，禀受《成实》。后以大乘为专业，跟随兴皇朗公听受四《论》。年德既富，深受僧众敬重。晋王杨广闻其名，致书礼向，又追请入京师，住日严寺，频频召见。道庄常奉命在内宫宣讲，以佛说为主，玄儒总萃，听者皆叹其博要。道庄晚年离开日严寺，宣讲《法华经》，并著疏三卷，炀帝赐帛五百段，毡四十领。大业初，随驾东都洛阳，因疾而卒，时年八十一岁。有文集数十卷，多流传于淮南。[15]
　　智脱（541～607），其先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人，后因流宦复为江都（今江苏扬州）人。七岁出家，为邺下颖法师弟子，学《华严》、《十地》。后听江都强法师讲《成实》、《毗昙》，深受金陵嚼法师欣赏，称为“重器”。陈至德中（583～586），帝请入内讲说。晋王南下，建慧日道场，搜扬硕德沙门，智脱预其一。后随晋王入京，住日严寺。曾奉命入内讲说，与吉藏法师往复驳难，举座钦然。作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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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记疏》四十卷、《释二乘名教》四卷、《净名疏》十卷。大业元年（605）随驾洛阳，两年后病卒，终年六十七岁。[16]
　　法论，生卒年不详，南郡（今湖北江陵）人，初住荆州天皇寺，后隐青溪之覆舟山。博通内外，研重《成实》，梁明帝曾厚礼征召。晋王杨广南下后，闻法论之声名，召入行在，时相咨询。入京后，奉命住日严寺。隋文帝美其清悟不俗，深加叹赏。大业元年（605），赐“千秋树皮袈裟十领，帛五百段，毡四十领。皇后赐狐腋皮坐褥及法服等物。”[17]　随驾洛邑，不久因疾而终，时年七十八。法论崇尚文府，内弘佛教，兼涉道儒，有别集八卷行世。
　　智炬（534～606），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善草隶，好文章。初听兴皇朗公讲授，与吉藏为同学，容止端隆，威仪庠序。后聚徒开讲四《论》、《大品》，望重金陵，蒋州刺史郭演诚心归敬。晋王镇扬越，征请智炬入慧日道场。开皇19年（599）入京，敕住日严寺。大业2年（606）正月卒于寺房，年七十二岁。门人有慧威、慧赜等，后行化于江南。[18]
　　辩义（541～606），贝州清河（今河北清河）人。初归猷论师，学《杂心》，贯通文义，誉传两河。北周灭法时，辩义南奔建业，传弘小《论》。晋王杨广南下，搜选名德，辩义以义学之功显著，遂入关往日严寺。京师名僧昙恭、道抚、慧赜、慧净等，皆执文咨义。汉王扬谅推举志念法师升座讲论，辩义与之辩论三日。道岳法师专宗《俱舍》，亦随辩义请析疑义，赞曰：“余之广扬对法，非义孰振其纲哉！”[19]　大业2年（606）卒于住寺，年六十六岁。东宫舍人郑颋为之碑颂。
　　明舜（547～606），青州（今山东益都）人，以善《智度论》驰名，誉传海滨。北周灭法时，南投建业。栖止无定，周流于各寺讲席。后为晋王杨广召入京辇，住日严寺。大业2年（606）卒于住寺，春秋六十。门人慧相继其学业，弘化于江都。[20]
　　法侃（551～623），荥阳（今河南郑州）人，曾跟随渊法师学《十地》、《地持》。北周灭法，南投建业，从居士曹毗学《摄论》。后被晋王杨广召入京城日严寺，栖心于止观，“开道《唯识》，味德礼忏”。[21]　入唐，为管理僧尼事务的“十大德”之一。武德6年（623）卒于大兴善寺，年七十三岁。
　　慧頵（564～637），本清河（今河北清河）人，其先晋永嘉时避地建业。幼习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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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后归释氏。善颂《法华》，陈太建中敕度入同泰寺，后从解法师研习《成实》。开皇末晋王召入京师，住日严寺，归宗龙树，弘扬大乘，研习《中论》、《百论》、《般若》、《唯识》，与智首、道岳等名德相友善。唐武德7年（624）废日严寺，率门人道宣等移住崇义寺。贞观11年（637）卒于住所，年七十四岁。[22]
　　道宣（596～667），江南人氏，俗姓钱，父曾为南陈吏部尚书。[23]　陈灭，隋迁南陈显贵及士人北上入关中，道宣乃生于长安。十岁，依日严寺慧頵法师受学。大业8年（612）剃度。后随智首律师进具并习律，专攻《四分》。在日严寺十八年后，与慧頵师同迁崇义寺。常在终南山潜心研习《四分律》，作“南山五大钞”，张“南山律”之帜。曾奉敕为西明寺上座，玄奘译场首位缀文大德。弘法护法，著作等身，被尊为中土律宗创始人。
　　昙瑎，生卒年不详，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少学《成实》，以及《涅槃》、《大品》，以慧解驰名。后晋王征居京师日严寺，内史令萧琮合门礼敬，奉为家僧。唐武德初卒，年八十三岁。[24]
　　善权，生卒年不详，杨都（今江苏杨州？）人。研学《成实》，颇有造诣。尤善唱导，能悟发时极，随言联贯。晋王杨广召请入京，住日严寺。献后去世，召日严寺大德五十余人内宫行道。善权梵呗礼导，闻者皆赞叹不已。大业初，卒于日严寺，年五十三。有门人法网，传善权之唱导法。[25]
　　吉藏（549～623），本西域安息人，祖世避仇，移居南海，后迁金陵而生吉藏。初从兴皇朗公剃度，研学三《论》。后至会稽嘉祥寺开讲，从智顗弟子灌顶听受天台要旨。开皇末，晋王杨广置四道场，召而居之，后又奉命入京住日严寺。吉藏周流京师各讲席，声誉雀起，被赞为“论主”。曾与僧粲法师辩论数日，四座皆惊，传为美谈。又将所得巨额财施充无尽藏，助修京城曲池大像。隋末，写《法华》两千部，造像二十五尊。入唐，高祖李渊召对。敕为“十大德”之一，统摄僧尼，任实际、定水两寺上座。武德6年（623）卒，年七十五岁。平生讲三《论》一百余遍，《大品》、《智论》、《华严》、《维摩》等各数十遍，并有多种文疏行世。弟子慧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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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灌、智顗等，均以才学著名。[26]
　　以上共十三位。除去道宣是出生于京城之外（案：道宣的祖籍也在江南），其余十二位都是晋王杨广征请入京的江南义学僧人。这十二位僧人虽然不是日严寺南僧的全部，也只是晋王平陈后由江南北上的义学僧的很少一部分，但都有义学专长，久负盛名，所以很有代表性。
　　四、日严寺的学派与宗风
　　日严寺以南僧为主，其他为少部分北方名僧。如著名的学问僧彦琮（557～610），赵郡柏仁（今河北隆尧）人，曾受北齐和北周皇室的钦重，杖朝野，屡升高座。后来杨广在藩时任总河北，承风请谒并延入内堂，讲《金光明》、《般若》等。文帝召彦琮入京，命掌翻译之事，杨广请其入居日严。彦博闻强记，内外贯通，精研梵文，长于著述，有多种著作行世。又如慧常，生卒年不详，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以善于唱诵梵呗见长，可唇口不动，声发喉中，而又长引滔滔，清音不竭。[27]　还有法显，亦生卒年不详，雍州扶风（今陕西扶风）人。在日严寺行止与他人不同，完全是北方的学风。专事禅寂，沉默寡欲，不涉文字纸笔，而戒行卓荦，常为受具者开发戒缘[28]　等等。
　　总之，各方名僧合在一起。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征居日严寺的人数在五十人以上。据《续高僧传》记载，仁寿2年(602)献皇后去世时，“召日英达五十许人，承明内殿连时行道”[29]　又载：“召日严大德四十余人，皆四海宗师，一时翘楚”，“时有沙门智炬、吉藏、慧乘等三十余人，并炀帝所钦，日严同止。”[30]　这几句话的意思应当是这样：献后去世时，共召日严英达五十许人入内殿行道，其中“四海宗师，一时翘楚”的大德高僧有四十多人。当时，为“炀帝所钦”而请住日严寺的共有三十多人。文帝征请大德入京时，敕令可各带弟子若干同行。炀帝亦当如是。再加上其他普通僧人，所以，日严寺住僧的数量当在二百人以上，其中大部分是江南北上的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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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灭之后，经战乱的摧残和战后的整顿，江南佛教元气大伤，京城大兴城成为佛法传播最重要的中心。[31]　在京城一百多座佛寺中，日严寺以保持江南佛教义学传统为特色。虽只存留了约三十年，但对中土佛教义学的发展很有贡献，与南方天台宗的成立相呼应，日严寺树起了三论宗的旗帜。
　　日严寺的学派应首先介绍成实学派，主要的有智脱、法论、慧頵、昙瑎、善权等法师。这一派以《成实论》立派，又被称为“成实师”。《成实论》由鸠摩罗什在北方译出，其传承和弘扬却盛行于江南。尤其齐、梁时代，人材济济。入陈，诸家竞起，成实与三论沟通，学风稍有少歇，以智嚼师为领袖，阐扬“新成实学”。智脱法师是智嚼的入门弟子，继承师说，恢弘门风，入日严寺前就撰有四十卷《成实论疏》，深得同侪敬仰。智脱是智嚼之后成实师中最有影响者。其他法论、慧頵、昙瑎、善权等，在入日严寺前也都是南方有名的成实师。
　　三论之学的研习和三论宗的建立是日严寺佛教义学最主要的特色，代表人物有吉藏、法澄、道庄、智炬等大家。三论指《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也是由鸠摩罗什于北方长安地区译出，是大乘空宗阐释般若思想最重要的典籍，三传之后便盛行于江南，僧诠法师在摄山创立了摄岭三论学派。僧诠门下弟子众多，最出色的是法朗（507～581）。从陈永定2年（558）起，法朗奉敕主持兴皇寺讲席长达二十五年，被尊称为“兴皇朗公”。法朗是江南佛教义学之巨擘，“《华严》、《大品》、四《论》文言，往哲所未谈，后进或损略，朗皆指擿义理，征发词致，故能言气挺畅，清穆易晓。常众千余，福慧弥广。”[32]　法朗门下特出者二十五位，以吉藏、智炬、慧哲和明法师为最。晋王杨广平陈时，法朗已去世。吉藏继其大业，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嘉祥寺盛开讲席。学者辐凑，见蔚于一方。四大弟子中的吉藏、智炬被请入京城，另两位道庄、法澄也是兴皇朗公的门徒。这四位三论学大家的入京，无异于将摄岭三论之学的研习中心直接移植到了日严寺。在同门和众多南僧的共同努力下，吉藏不负众望，完成了罗什之后数百年三论学派立宗的大业，在日严寺短短的历史画卷上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除了成实和三论，辩义法师的毗昙、明舜法师的智论、法侃法师的摄论等，也都各擅胜场，独树一帜。专业特长之外，这些义学大德们对《大品》、《华严》、《法华》、《涅槃》，也罕有不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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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严寺的北上南僧不但保持了江南的学风，在行事作风上也保持了江南的传统，思想活跃，擅长于讲论，热衷于学术争鸣。辩义法师是毗昙师，开讲时，各派大师同来听受，其他寺的僧人也来请谒。法侃法师传江南真谛一系的摄论，在京城受到其他义学僧的重视。也有的到日严寺后专业发生了变化。如慧頵法师，本来是成实师，后广听众说，反覆比较和思考，“深鉴诃黎漏文小道，乃归宗龙树，弘扬大乘。”[33]　（案：“诃黎”即“诃黎跋摩”，中天竺人，《成实论》的作者）加入了三论宗的行列。
　　辩论，是促进南方佛教义学发达的一种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日严寺内“每日讲乘，五轮方驾”，而且不分年德门派，各展所长，互相为师。[34]　晋王杨广召日严寺大德入内行道，讲《净名经》。该经为大乘要籍。吉藏为三论宗主，“三论所斥，略辨四宗”，其中就有“排成实”，[35]　因而开讲时自然有所抑扬。成实学派的领袖智脱不以为然，在“三解脱门”问题上反覆驳难，辩论之后又专门写了《释二乘名教》和《净名疏》。[36]　在寺外的辩论活动中，日严寺僧也积极参与。齐王杨暕集京师英彦论士六十余人在府内集会辩论佛法要义，以日严寺吉藏为“论主”。当时京城有一著名论士僧粲，自号“三国论师”。吉藏与僧粲辩论，各引经据典，滔滔不绝，时经三日，往复酬难七十余遍，京城为之轰动。[37]　汉王从北方并州请来志念法师，在京城禅林寺创建辩论法会。志念以《智论》沟通《杂心》，并非专业毗昙。日严寺
　　辩义法师与之交锋，前后三日，志念难以为继，最后答曰：“向所问者乃同疑焉。”[38]
　　后来志念回到并州，专门精研《杂心》，成为北方最有名的毗昙师。
　　总之，在隋代大兴城一百多座寺院中，不乏以义学著称的名刹，如大兴善寺的译传，真寂等五寺的三阶教法，禅定寺的禅学研习，等等，日严寺则以自己的江南义学特色侧身其间。特别是该寺的三论和成实，在京城众刹中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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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日严寺的一些南陈佛教文物
　　南陈灭亡之后，不独高僧播迁北方，南陈的许多文物典籍也被运送京城。与日严寺有关的，有金陵长干塔下的佛舍利，传为梁武帝的头发、指甲，以及庐山西林寺的天竺石影像。
　　长干塔即金陵长干寺之舍利塔。寺、塔久废，故址在朱雀门东南古越城之东。相传该塔为印度阿育王所建的八万四千塔之一，颇有名气。南梁大同4年（538）8月，梁武帝诏令重修长干塔，并取出佛舍利供养，设大无碍法令。《诏书》中有云：“改造长干寺阿育王塔，出佛舍利、发、爪。阿育，铁轮王也，王闫浮一天下。一日夜役鬼神造八万四千塔，此其一焉。……凡天下罪无轻重皆赦除之。”[39]　当时舍利的数量、形状以及发、爪（案，即指甲），据载：“铁银金三函相重，于金函内有三舍利，光明映彻，及爪甲一，又有一发、伸可数尺，旋则成螺，光彩照耀。咸以为育王之所藏也。”[40]　可能在修塔时供养完舍利后，梁武帝将自己的头发和指甲一同埋于塔下。这些文物都曾运送京城，藏在日严寺。道宣律师亲历其事，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载之甚详：
　　余本住京师曲池日严寺，寺即隋炀所造。（隋炀）昔在晋藩，作镇淮海。京（日严）寺有塔未安舍利。乃发长干寺塔下取之入京，埋于日严塔下，施铭于上。于时江南大德五十余人咸言：京师塔下舍利非育王者，育王者乃（在）长干本寺。而不则其是非也。至武德7年日严寺废……余师徒十人配住崇义，乃发掘塔下，得舍利三枚。白色光明，大如黍米。并爪一枚，少有黄色。并白发数十余。有杂宝琉璃古器等，总以大铜函盛之。检无螺发，又疑爪黄而小如人者。寻佛倍人爪，赤铜色，今则不尔。乃将至崇义寺佛堂西南塔下，依旧以大石函盛之，本铭覆上，埋于地府。余向隋初南僧，咸曰：爪、发，梁武帝者，舍利则有疑焉。埋之本铭，置于其上。据事以量，则长干佛骨颇移于帝里。[41]
　　庐山西林寺天竺石影像，即印度所雕的石佛像，本为梁武帝供奉，传自天竺，珍贵异常。这座像也被晋王杨广搜得，后藏在日严寺。《续高僧传?僧明传》附记：
　　京师崇义寺石影像者，形高一尺，径六寸许，八楞，紫色，内外映彻。其源梁武太清中，有天竺僧渊来谒帝。会侯景作乱，便置江州庐山西林寺大像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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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开皇10年，炀帝作镇江海，广搜英异，文艺书记并委仇括，乃于杂传得《影像记》，即遣中使王延寿往山推得。王自虔奉，在内供养。在蕃历任，每有行往，函盛导前。（影像）初无宁舍。及（杨广）登储贰，乃送于曲池日严寺，不令外人瞻睹。武德7年，（日严寺）废入崇义，像随僧来，京邑道俗备得观睹。其中变现，斯量难准，或佛塔形像，或贤圣天人。……贞观6年，下敕入内，外遂绝也。[42]
　　以上只是与日严寺有关的部分南陈佛教文物，晋王杨广令取之运入大兴城。与其他寺院有关的，以及隋文帝下令运走的当更多，此不赘述。
　　总之，繁荣了数百年的金陵佛学，随著南陈的灭亡而告衰歇。隋代大兴佛教，长安地区又成为全国佛学研习与传播中心。日严寺尽管存留时间很短，然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如文中所述，该寺的建造和南僧的聚集，实标志著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南北朝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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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tudy on Riyan Temple
　　──and also on the north spread of southern Buddhist doctrine in Sui Danasty
　　Wang Yarong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Vice Director,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ligion, Shaan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Summary
　　Chinese Buddhisim entered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Sui Danasty, and Guan-zhong area became again the centre of translating and studying of Chinese Buddhism during this time. The base of this development is the country unification, the exchanges and blend between southern and northern Buddhist thoughts. Of course, the support of Sui rulers had a bearing on this kind of new development.
　　Riyan Temple was one of the famous temples in Daxing City of Sui Danasty, built by Yang-guang (Jin King), abandoned in early T’ang Danasty. This Temple was ignored by commen people in history, but the historical fact is that the temple was the most special one among all temples in Chang’an City at that time, for it was built after Chen Danasty’s doom, most of the Buddhist monks living in this temple were learned monks who came from the south China.
　　This paper has studied the history of Riyan Temple firstly, especially the background of its founding and its existing time; secondly researched the learned monks who came from south China and their schools, especially the Satyasiddhi School (Chengshi Xuepai) and Three-Sastra Sect (Sanlun Zong); thirdly discussed the Buddhist relics in this temple which were brought into capital from Chen Danasty, such as Sarira (Buddha’s relic) and Buddhist images.
　　For northern learned monks constituted the great majority in Guan-zhong area before Chen Danasty’s doom, the gathering of southern learned monks in Riyan Temple marked the end of South and North Danasty in Chinese Buddhist history.
　　Key words: 1. Riyan Temple　2. famous monks from South China　3. Satyasiddhi School　4. three-Sastra Sect　5. Buddhist relics
　　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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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隋书》卷1〈高祖纪〉：“宣帝时，刑政苛酷，群心崩骇，莫有固志。至是，高祖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页3）
　　[2] 《续高僧传》卷18〈昙迁传〉云：“属开皇7年秋，下诏曰：‘皇帝敬问徐州昙迁法师，承修叙妙因勤精道教，护持正法利益无边，诚释氏之栋梁，即人伦之龙象也。深愿巡历所在承风餐德，限以朝务，实怀虚想，当即来仪以沃劳望。弟子之内，闲解法相能转梵音者十人，并将入京。当与师崇建正法，刊定经典。……勿辞劳也。寻望见师，不复多及。’时洛阳慧远、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济阴（阳）宝镇、汲郡洪遵，各奉明诏，同集京辇。”（《大正藏》册50，页572）
　　又见《续高僧传》卷8〈慧远传〉，卷9〈慧藏传〉，卷21〈洪遵传〉。
　　[3] 案，“六大德”入京可各带十名弟子，实际远不止此数。慧远入京时，另带有“常随学士二百余人”，不久，又有“四方投学七百余人”入京。（见《续高僧传?慧远传》，《大正藏》册50，页491）
　　《续高僧传?昙迁传》亦称：“虽各将门徒十人，而慕义沙门敕亦延及。遂得万里寻师，于焉可想。”（《大正藏》册50，页572）。
　　[4]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一章第一节（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页9）。
　　[5] 案，《两京新记》，唐玄宗时韦述所著，为现存记载唐长安古迹最早最详之著作。据《旧唐书》卷102〈韦述传〉，韦述在书府四十年，任史职二十年。韦氏家族中，史才博识，以述为最。然该书现仅存残本，朱雀街东之内容佚失，而日严寺正在街东青龙坊。宋敏求，《宋史》卷291有传，家藏书三万卷，亦以史才博识闻名，有多种著作，如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唐大诏令集》、《春明退朝录》等。《长安志》也是宋氏名作。
　　[6] 长安志》卷8（《关中丛书》本，页24）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亦沿袭此说。
　　[7] 见《续高僧传》卷11〈智炬传〉（《大正藏》册50，页509）。
　　[8] 见《续高僧传》卷14〈慧頵传〉（《大正藏》册50，页534）。
　　[9] 见《续高僧传》卷2〈彦琮传〉（《大正藏》册50，页437）。
　　[10] 见拙作《大兴善寺》第四章《大兴善寺译经馆?隋代的译经活动》（西安，三秦出版社，1986年10月版，页109～118）。
　　[11] 《历代三宝纪》卷12（《大正藏》册49，页106）。又见《大唐内典录》卷5。
　　[12] 《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大正藏》册52，页405）。案，崇义寺，据《唐会要》卷48，在长寿坊，本隋延陵公于铨宅。唐武德3年，桂阳公主为驸马赵慈景所立。
　　[13] 见《续高僧传》卷24〈智实?普应传〉（《大正藏》册50，页636）。
　　[14] 见《续高僧传》卷9〈法澄传〉（《大正藏》册50，页499）。
　　[15] 见《续高僧传》卷9〈道庄传〉（《大正藏》册50，页499～450）。
　　[16] 见《续高僧传》卷9〈智脱传〉（《大正藏》册50，页498～499）。
　　[17] 见《续高僧传》卷9〈法论传〉（《大正藏》册50，页500）。
　　[18] 见《续高僧传》卷11〈智炬传〉（《大正藏》册50，页509）。
　　[19] 见《续高僧传》卷11〈辩义传〉（《大正藏》册50，页510）。
　　[20] 见《续高僧传》卷11〈明舜传〉（《大正藏》册50，页510～511）。
　　[21] 见《续高僧传》卷11〈法侃传〉（《大正藏》册50，页513）。
　　[22] 见《续高僧传》卷14〈慧頵传〉（《大正藏》册50，页533～534）。
　　[23] 案，道宣原籍有吴兴、丹徒、长兴三说，三地皆在江南。据《宋高僧传》卷14，道宣之父曾任南陈吏部尚书。然查《南史》、《陈书》诸史籍，南陈五帝32年，任过吏部尚书者起自袁枢，终止姚察，共12位，其中并无钱氏。考南陈吏制，比较混乱，如武帝之时，“府库空虚，赏赐悬乏，白银难得，黄札易营，权以官阶，代于钱绢，义存抚接，无计多少，致令员外、常侍，路上比肩，咨议参军，市中无数。”云云。
　　[24] 见《续高僧传》卷26〈昙瑎传〉（《大正藏》册50，页670）。
　　[25] 见《续高僧传》卷30〈善权传〉（《大正藏》册50，页704）。
　　[26] 见《续高僧传》卷11〈吉藏传〉（《大正藏》 册50，页513～515）。
　　[27] 见《续高僧传》卷30〈慧常传〉（《大正藏》 册50，页704～705）。
　　[28] 见《续高僧传》卷26〈法显传〉（《大正藏》 册50，页673～674）。 案，法显为元魏法开禅师门下。
　　[29] 见《续高僧传》卷9〈智脱传〉（《大正藏》册50，页450）。
　　[30] 见《续高僧传》卷11〈辩义传〉（《大正藏》册50，页510）。 案，引文中智炬、吉藏俱为住日严寺的南僧，而“慧乘”事迹，见《续高僧传》卷24，也是江南北上的义学僧。慧乘之父为南陈兵部郎中，叔祖少出家，法名智强，善《成实》、《大涅槃》，为南陈广陵大僧正。慧乘以智强为师，后预智嚼法席，习《成实》，以善讲论崭露头角。陈亡，随晋王入京，后又为东都四方馆大讲主。
　　[31] 见《续高僧传》卷12〈慧觉传〉载：“隋朝定江表，宪令惟新，一州之内止置佛寺二所，数外伽蓝皆从屏废。”（《大正藏》册50，页516）。盖因隋进兵灭陈时，陈“重立赏格，分兵镇守要害，僧尼道士尽皆执役。”（《南史》卷10〈陈本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308。）
　　[32] 《续高僧传》卷7〈法朗传〉（《大正藏》册50，页477）。
　　[33] 《续高僧传》卷14〈慧頵传〉（《大正藏》册50，页534）。
　　[34] 《续高僧传》卷14〈慧頵传〉（《大正藏》册50，页534）。
　　[35] 吉藏《三论玄义》卷上云：“三论所斥，略辨四宗：一、摧外道，二、折毗昙，三、排成实，四、呵大执。”（北京，中华书局《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卷2，册1，1983年1月版，页272）。
　　[36] 《续高僧传》卷9〈智脱传〉载：“寻又下令讲《净名经》，储后亲临时为盛集。沙门吉藏命章元座，词锋奋发掩盖玄儒，道俗翕然莫不倾首。脱以同法相让，未得尽言。藏乃显德自矜，微相指斥。文至三解脱门，脱问曰：三解脱门以何箭射？藏曰：未解弯弧，何得放箭。脱即引据征勘超拔新奇，遂使投解莫从处坐缄默。”（《大正藏》册50，页499）。
　　[37] 见《续高僧传》卷11〈吉藏传〉。案，据《续高僧传》卷9，僧粲以游学为务，历北齐、北周、南陈三国，故自号：“三国论师”。开皇10年（591）敕住大兴善寺，17年（598）为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著有《十种大乘论》、《十地论》等。与吉藏之辩论在大业5年（609）。
　　[38] 《续高僧传》卷11〈辩义传〉（《大正藏》册50，页520）。
　　[39] 《广弘明集》卷15梁高祖〈出古育王塔下佛舍利诏〉（《大正藏》册52，页203）。
　　[40] 《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大正藏》册52，页405）。
　　[41] 《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大正藏》册52，页405～406）。
　　[42] 《续高僧传》卷29〈僧明传〉（《大正藏》册50，页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