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源寺的建筑

北京法源寺的建筑
傅熹年

法源寺原名悯忠寺，始建于唐代，是北京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名刹之一。经过千余年来自然与人为的损坏，寺中早已没有唐、辽时代的建筑物了，连现存的寺庙规模也是明代重建时形成的，比唐代，辽代缩小了很多。但如果我们把寺庙现存古碑碣遗物和古方志上的记载相对照，还可以了解到此千年来建筑演变兴废的概况。
悯忠寺始建的年代，寺存唐、辽石刻没有提到。《元一统志》①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曾想在这里立寺，未能实现。武后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追感先帝之志，建悯忠寺。到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在寺东南隅建塔。二年后，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史思明又在西南隅建塔。两塔在寺前东西对立。东塔名称不详，只知道塔内曾有当时著名书家苏灵芝的墨迹。西塔名无垢净光塔，有唐代石刻两通，其一世称《无垢净光宝塔颂》碑，是寺中现存第一古石刻。此碑原署安禄山圣武年号，经过磨改，碑文也有改刻，多所掩饰。不过从碑文中还是可以看出这塔是史思明为安禄山叛乱称帝和定都幽州祈福而建的。其二是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史思明暂时降唐时所立，改说为肃宗即位建造，以掩盖为安禄山造塔之迹。此碑原石久佚，碑文尚收于古籍中②；文中描写无垢净光塔是“甃凹磨凸，刓方铲圆。龙鳞错落以用密，虎口杰竖以攒(攒?)扣。枓栱杈丫以分赴，绮疏四合而洞开。……飞楹栈道，诘立四顾而震魂；井干陵临，穷览周流而失瞬。”大约它是一座有一定高度的方形木塔，四面有开敞的窗子，塔下有做工精致的砖石基座。碑中只说塔建于寺之般若院，对寺院全貌没有进一步描述。但综括上面史料，可以推知这时悯忠寺可分为三路，中路是正殿，可能有三门、迥廊及讲堂。东西两路各有几个院，最前二院内建东西塔。这是唐代较常见的大型佛寺布局，《长安志》所载唐长安佛寺中就有几个是前列东西塔的。唐时日本所建的奈良东大寺的原状也是这样的。
寺内另有唐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采师伦书《重藏舍利记》(清初尚存，今佚)和唐昭宗景福元年(公元892年)释复严《葬舍利记》两通唐代石刻。据两石刻和地方志所载，在会昌灭法时，“幽燕八州惟悯忠独存”，寺居然未废，直到唐僖宗中和二年(公元882年)才毁于火。史思明所建木塔大约就毁在这时。不久，节度使李匡威重兴寺庙，建面阔七间高达三层的观音阁，中置大悲观音立像，又在景福元年(公元892年)把废塔基中的舍利掘出，埋在阁内观音像前。这可能是悯忠寺建阁之始。唐昭宗乾宁末年(四年?公元897年)节度使刘仁恭又把塔重建起来。这样，到唐末时悯忠寺又逐渐恢复起来，它的主要变动是在中路大殿之后建了观音阁。
辽代大约是悯忠寺最兴盛烜赫的时期。幽州在辽时扩建为南京析津府，又称燕京，悯忠寺这座唐代名蓝成为辽南京最重要的寺庙之一。辽代帝后曾在这里斋僧建道场，北宋使臣到燕京也往往安排来寺参观，有时甚至在寺内设行馆下榻，可以想象这时寺内建筑是相当宏伟精洁的。在辽代前期，悯忠寺曾多次修葺或局部改建。如辽世宗天禄四年(公元950年)观音阁灾，穆宗应历五年(公元955年)重建，改三层为二层，圣宗统和八年(公元990年)建释迦太子殿，道宗清宁三年(公元1057年)观音阁摧于地震，辽帝下诏修复。到道宗咸雍六年(公元1070年)，在寺名前加“大”字，称为“大悯忠寺”。
辽代对悯忠寺大规模重修在道宗大安十年(公元1094年)，重新把观音阁由二层改为三层。寺内现存的《舍利石函紫褐师德大众题名》辽代石刻反映了这次重修的情况。此石约刻于道宗寿昌四年(公元1098年)稍后一些，上有“盖阁都作头”康日永，“盖殿、宝塔都作头”娃敏两个监修官吏衔名和“阁殿砌作头蔡惟亨，祋世千”两个工匠名字。这表明这次重修除阁外，佛殿、宝塔也都重修了；这样大规模的重修大约仍是原有建筑受1057年大地震严重破坏的缘故。石函上还刻有当时寺内的僧职，有“寺主兼宝塔主”、“阁主”(两个)，“殿主”、“藏主”、“太子殿主”，“东塔主”、“西塔主”，可知这时寺内主要建筑物有观音阁、大殿、经藏，太子殿、东塔和西塔等。这次重建的塔可能由木塔改为砖塔了。宋元人记载多说寺有砖塔，如文惟简《虏庭事实》说“东西砖塔可高十丈，是安禄山史思明所造”，大约就是指这重建了的塔。这石函上题名也证明金、元、明人登临题咏的所谓唐建悯忠阁，安史建双塔都是辽大安重建之物。总的说来；辽时的悯忠寺布局沿续唐时，但主要建筑物都经重修，并增加了经藏和太子殿。这两殿可能就在中路大殿与阁之间，两侧迥廊之前的位置。
辽南京大悯忠寺和北宋东京大相国寺有很多相似之处。据史籍所载，至迟在唐五代之际，大相国寺已具有前为三门，中建佛殿，后有资圣阁，东西有塔院和禅院、律院的巨大规模，悯忠寺的布局和它基本相同；两寺的位置也都在都城内东南侧，前临大道；从使用性质上看，两寺都是皇帝亲临行香、建道场，斋僧的巨刹。这种情况说明悯忠寺在辽南京的重要地位。
金、元两代悯忠寺的布局和建筑都没有大的变动。据《靖康稗史》记载，金人俘获宋钦宗及后妃宫人等，途径燕京时曾在这里拘押，但称之为悯忠祠。书中所收《青宫译语》等三篇文字都称之为“祠”，当不是误记。改寺为祠时间可能不长，到金代中期，当大定十三年(公元1173年)在此策试女直进土时，《金史》又称它为寺。金大定十五年(公元1175年)还曾重建了前殿和太子殿。贞祐三年(公元1215年)元兵破中都，寺可能小有损坏。但双塔和阁在元末乃贤和元明间人袁凯诗中曾提到，可能元末尚存。到了明初，在志书中已说：“今寺与塔皆毁，遗址仅存。”[3]大约是毁于明初兵燹了。
约七十年后，明英宗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司礼太监宋文毅等巨阉重建寺宇。据寺中碑文，这次重建的规模是“中建如来宝殿，前天王殿，后观音阁，及法堂、方丈、山门、伽蓝、祖师堂、东西二庑、钟鼓二楼、香积之厨、禅栖之所，次第完缮，以间计者凡一百四十。……内植佳木，外缭周垣。”不久又建了大藏经阁。这次重建后改名为崇福寺，现在的法源寺的布局就是这时形成的。它从天王殿起北至藏经阁止，在中轴线上放了五六层殿阁，再用配殿和两庑围成南北180余米。东西50米的封闭的殿庭。天王殿南50米为山门，中间建钟鼓楼。这是北京常见的明代寺庙的布局形式，西山的碧云寺、卧佛寺等大体都是这样。
清代在顺治时曾建戒坛，康熙时重建藏经阁。到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又发帑金重加修缮，改寺名为法源寺。这次修缮工程可能相当大，以致现在看到的法源寺内建筑物基本上是清式的了。现在寺内中轴线上的无量殿建筑过小，其左右配房和跨院打破了东西庑的完整，截断了东西庑外侧的南北通路，这大约是经过重修造成的，为适应整个布局而安排的?
今天政府又拨出巨款对法源寺做大规模的修缮，使这座千年古刹又呈现出殿阁参差金碧交映的景象。尽管现存建筑多是明建清修，在首都古建筑中不居前列，但遗存文物中除唐、辽古石刻外还有两个古代石柱础，却是至为难得的早期建筑遗物。足够我们缅想此寺的悠久历史，并通过它具体了解唐、辽以来悯忠寺建筑的宏大规模。
这两个柱础现在用在寺中正殿前檐明间两根明柱之下。础石方96厘米，上雕复莲。莲分十六瓣，直径92厘米，高约8厘米，其上承柱的平盘直径58厘米，估计原来立在上面的柱子直径近55厘米。复莲体形扁平，莲瓣边上饰以卷草，花瓣饱满，雕工浑朴，颇有可能是唐代之物，至迟也是辽代所镌。从础石的年代、雕工和柱径看，说它是面阔七间高达三层的观音阁的遗物，还嫌小些，可能就是这座殿的柱础。从其巨大尺寸和雕刻精致可以想像此寺盛时的宏壮华美。
元熊梦祥《析津志》说悯忠寺观音阁“奉白衣观音像，高二十余丈，阁三层始见其首。……此佛此阁自古无匹。”①是北京古代最著名的大建筑和大塑像。阁虽然久已不存，但我们可以从建于辽圣宗统和二年(公元984年)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想像其雄姿，并据以推测其大致尺度。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面阔五间，宽20米，深14米多，外观二层，内部加暗层，实为三层，高约20米。阁中留出空井，塑高15米多的观音立像，二层楼上正对观音面部，是现存很巨大的古代木构楼阁。悯忠寺阁内也有观音立像，三层楼上正对观音面部，所以它们的构造应当相似，只是宽度大出两间，高度多加一层而已。根据目前我们所了解的辽代木构建筑用材大小和各部的比例关系，并参照在独乐寺观音阁中所反映出的辽代高层楼阁构造规律，可以大致地推算出悯忠寺观音阁的大体规模：它的明间最大面阔约在5米至5.5米左右，七间总宽可达35米，进深可达25米；它的高度外观三层，加上二层暗层，实际上是五层，总高可达35米左右，内部像高按三层楼面对观音面部推算可达25米左右。无论从建筑还是从塑像看，悯忠寺观音阁都比独乐寺观音阁大很多。蓟县独乐寺观音阁是现存最优秀的辽代建筑物之一，见者无不惊赞其结构之巧妙合理，外观之雄杰豪放，内部空间与像设之结合紧密，叹为观止。可以想像，比它更高大的悯忠寺观音阁当其全盛之时，杰阁凌云，巨像矗立，应是何等壮伟惊人了。正是因为这样，悯忠寺观音阁自辽金以来成为燕京最著名的高层建筑之一，吸引了很多著名的文人来这里登眺吟咏，使它更加声名远播。
这样巨大的楼阁，其前的正殿至少也应是七间宽，甚至可能为九间，周围殿庭的面积要相当阔大，现在法源寺中路东西庑之间的狭长地段是容纳不下的。碑文称唐、辽时的悯忠寺“门临康衢”。从方位上看，这条“康衢”就是正对燕京城东面南起第一城门安东门的东西大街，约当现在南横街的位置，寺的南门应在这条街上。寺的东西塔院应在现在法源寺门前的东西两侧，介于南横街和法源寺前街之间。现在的法源寺范围可能只是唐、辽时悯忠寺中路三门以北的部分。
这样，根据上述种种，可以大致的画出一张唐末至辽天禄四年观音阁被焚以前这段时间里悯忠寺的想象图，全寺分三路，左右为塔院及诸院，后部可能是僧房，此外还应有蔬圃库厨等。通过此图可以约赂地反映那时悯忠寺的巨大规模。当然，这只是依据史料碑碣，结合唐，辽燕京的位置，参考已知当时寺院特点所做的一种设想。其具体的规模和殿阁位置只有经过考古勘探或发掘才能最后解决。

① 缪荃孙传钞《永乐大典》卷四千六百五十·顺天府七·寺，引《元一统志》，《析津志》。
② 同书卷四千六百五十·顺天府七·塔，引《析津志》
[3] 同书卷四千六百五十五·顺天府十二·大兴县，引《图经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