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如象 法源遗珍

北海如象 法源遗珍
　　觉 真
　　在千年古刹——北京法源寺的主体建筑“悯忠台”东壁，嵌有一组珍贵的石刻《李秀残碑》。此碑是由唐代大书法家李邕所书，清翁方纲模刻于法源寺内。据《北平法源寺沿革考》中对此碑有如下记载“北海书李秀碑旧拓残额一、横一、圆础二、又半础一，凡五石，三百四十七字，嘉庆乙丑夏北平翁方纲手摹，毗陵胡逊校勒”。千年墨宝得以留存至今，也就更加显得弥足珍贵了。
　　李邕（公元678—747年），字泰和，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曾任北海太守，故世人称之为“李北海”。李邕的书法艺术，在当时与后世均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古人有“右军如龙，北海如象”（明董其昌《跋李北缙云三帖》语）的赞誉。李邕天资聪慧，幼承家学，少年时便以擅长辞章而闻名。但他在仕途上，却因为人耿介磊落，不畏权贵，而屡遭贬谪。晚年在北海太守任上，遭人暗算，被宰相李林甫定罪下狱，竟被酷吏活活打死。
　　“书如其人”，李邕的书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他人格的写照。他的书法初学右军，又参以北碑及唐初诸家楷书和行书笔意，变法图新，形成了自己鲜明的风格特征。《宣和书谱》云：
　　“邕初学，变右军行法，顿挫起伏，即得其妙，复乃摆脱旧习，笔力一新。李阳冰谓之“书中仙手”，裴休见其碑云“观北海书，想见其风采。夫，人之才多不兼称：王羲之以书掩其文，李淳风以术映其学。文章书翰俱重于时，惟邕得之。”当时奉金帛而求邕书，前后所受钜万余，自古未有如此之盛也。
　　观邕之墨迹，其源流实出于羲之。议者以谓骨气洞达，奕奕如有神力，斯亦名不浮于实也。杜甫作歌以美之曰：“声华当健笔，酒落富清制。”为世之仰慕，率皆如是。
　　由此可见，董其昌以“北海如象”来比喻李邕书法的力度，真可谓形象传神之语。
　　据史书记载，李邕有自撰自书碑八百余通，但流传至今的却只有《李思训碑》、《麓山寺碑》和《李秀碑》等数种。《李秀碑》虽不及《李思训碑》、《麓山寺碑》影响巨大，但此碑的经历，颇为奇特，可以说是历经劫难而得以保存至今。
　　《李秀碑》，全称《唐故云麾将军左豹卫翊府中郎将赠辽西郡开国公李府君神道碑》。在唐代由李邕所书的《云麾将军碑》共有二通，不但官位相同，并且姓氏亦同，据清代陆耀 《金石续编》云：
　　“唐有两云麾将军。一为李思训，碑在蒲城；一为李秀碑，在良乡；皆李北海书。昔人强分真赝优劣，殊为未审。余有诗云：‘多少墨人空聚讼，不知世有两云麾’。”
　　此碑刻于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正月，置官廨中，未曾有损。可惜的是，其后在碑石断裂的情况下，竟然被良乡某人斫为柱础，可不哀哉！在李光映《观妙斋藏金石文考略》中记述了此一事件的传奇经历。
　　“良乡县有云麾将军碑，旧置官廨，不知何时，为校官裂为柱础，墨本遂不见于世。近复修学舍，更以新砥，置而不用，推之瓦砾中。过者不睨也。邵生正魁、董生凤元往经其地，纵迹之，则古础存焉，规如铁鉴，字尚未泐也。以语宛平李侯荫，侯喟然兴叹，寓书县令辇致宛平署中，凡六础。荫既得石，嵌于署壁，号为‘古墨斋’，时嘉靖中事。”
　　如果说一代名碑，被裂为柱础，已属不幸。然而还有更大的不幸在等待着它。据知，《李秀残碑》在宛平署“古墨斋”中并末存放多久，便被移入京兆少尹署。万历末年，喜好古物的京兆尹王惟俭携带其中四础到了大梁。从此，六块柱础惨遭分离，只存其二。“然王京兆既好此碑，何以又留二础于尹署？此诚不可解者”（朱文藻《碧溪文集》语），从而给世人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迷。被带到大梁的四块早已不知所踪。而余下的的两块被遗弃，直到康熙年间才被发现。宝物重光，何幸如之。顺天官丞吴涵发现的两块柱础又被重新安置于安定门内文丞相祠中，在《云麾将军断碑记》中详细记载了事件的经过。
　　“余以康熙三十有一年承乏顺天府府丞，公务之暇，访求所谓云麾碑者不可得，召胥吏讯之，皆云无有。其夏，因校士宿署中，日既暮，闲步于庭，见蔓草中有二石，就视之，则碑石也，惊喜过望。急拂拭读其文，已多漫漶不可辨，可辨者才数十字而已。余惜其弃置，思仍 之署壁，既又念是署中宦游者往来如传舍；然下者若良乡之士，不免视同土石；而博雅好古若王尹其人，又或取之而去。余虽复效古墨斋遗事，安在其能久存者？而宋丞相信国文公祠，去府署甚近，数百年祭祀不绝，窃以为官舍之屡易，不如祠宇之常新也。故不 于署，而 丞相祠。”
　　到了清代中期，素有四大书家（翁方纲、刘墉、梁同书、王文治）之首称号的翁方纲（公元1733—1818），得到了此碑的拓本共五石，其中两石之文字与丞相祠现存二础同，另三石则可补原石残缺之原貌。因感念此碑命运多舛，遂于嘉庆十年（公元1805）的夏天，聘请刻石圣手胡逊模刻于法源寺内留存至今。从而使十方善信，不但可以入寺拜谒，净化身心；且能观壁间之书，而兴起思慕古德直臣高风，更好地为当世服务，真正体现了寺庙从古至今作为博物文化中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