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眼看商界(1)
中国2005佛商财富论坛
佛眼看商界
山东省阳谷海会寺佛教文化研究所
目 录
佛商财富论坛缘起
佛教的财富观(释济群)
论佛教的财富观(释净因)
圆融而超脱的“财富观”(释佚名)
佛教与商业关系的历史源流与现代启示(于卫青)
财富的因缘探讨(陈宝胜)
佛教的财富观(王公伟)
全无大有总相宜——谈谈佛教的财富观(林国良)
以德治企业(黄裔华)
佛教与企业文化(释明生)
《周易》与现代企业管理(佛 子)
中国2005“佛商财富论坛”缘起
论坛主题:发掘佛教智慧,指导福慧双赢
论坛宗旨:重建财富伦理,共创和谐社会
财富是一个人生命价值的体现,是福报、尊严、贡献和地位的象征,佛陀便是福慧俱足的圣者。世尊释迦牟尼告诉我们,人生在世的正报是由身体和意识作为享受生命苦乐的载体,而一生中所继承或创造的一切财富,则属依报。财富作为果报的构成部分,在三世因果体系中,具有光明显赫的正当性。因此,追求健康与财富,作为人生在世的愿望,在佛法中具有肯定性的合理地位。
然而,多少人把一生的时间和全部心血倾注于经营财富,却往往不尽人意,即使获得一点财富,不期而至的洪水烈火、强盗贪官、不肖子孙、无情死神等,随时都可能将辛苦经营的一切一扫而光,我们是否曾经思索过:是谁在主宰我们的财富、地位、健康?是谁制定了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如何改变苦难的命运?
山东阳谷海会寺佛教文化研究所于2005年12月24日举办“佛商财富论坛”,邀请当代高僧、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企业精英面对面与财富对话,共同发掘佛教智慧与传统文化对当代市场经济的指导意义,主动参与重建当今社会的财富伦理建设。
阳谷海会寺坐落于被誉为江北水城的山东聊城市,系华北五大寺院之一,是清代典型的庙宇与会馆相结合的建筑群,原为元代礼部尚书曹元用的故居。清初曾是香火鼎盛的财神庙和商贾云集的晋商会馆,康熙四十三年,康熙帝在此庙院内御书立碑,康熙四十八年 ( 巳丑年 ) 由元衡法师扩建为佛教寺院,面积 100 余亩。因此,海会寺自古便与商业、财富有着种种不解之缘,天竺佛教文化、本土传统文化和运河商业文化在此获得完美结合。
“佛商财富论坛” 将还财富以本来面目,超越对财富善恶的传统评判,恢复财富本具的自然中立性,在对财富的获取和运用上,回归到佛教的福报原理。佛教的财富观,对财富的正当获得、如法使用和贫富矛盾的消除有着完善的理论基础,具有普世教化的积极意义。“佛商财富论坛”的目的就是使传统的佛教教理教义,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佛教的财富观
释济群
当今社会的发展不外乎两大内容:一是经济,一是科技。
的确,经济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仅仅在二十多年前,我们的生活所需还是定量供应:需要粮票才能购买食物,需要布票才能购买衣服……两相对照,其间的变化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变化不仅表现在衣食住行上,同时也反映在城市建设方面,特别是一些沿海城市,其现代化程度和任何一个国际大都市相比都不会逊色。
科技所带来的便利也使我们不再感觉到时空的距离,尤其在网络风靡全球的今天,天下一家的梦想已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实现。这一方面使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但在另一方面,现代生活方式和传统价值观念之间所形成的冲突,正日益困扰着我们的心灵。
发展又导致了激烈的竞争,并由沿海波及到内陆,由城市波及到村镇。在今天的乡村,田园牧歌式的恬静风光已难以寻觅,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乡镇企业。竞争使今天的人变得特别浮躁,生活条件虽然有了提高,但真正感到幸福的人并不多。相反,工作中带来的压力,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无序,都使我们内心充满了焦虑和困惑。
如何才能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我们面临的烦恼,固然起源于现实的问题,但关键还是取决于我们的观念。作为组成社会的个体,我们的所作所为不仅关系到个人幸福,更影响着整个社会。今天,我想从佛法的角度,和大家谈一谈如何看待及使用财富的问题,这也是人生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怎样看待财富
生活中,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创造并享用财富。尤其在今天,个人生活的改善,自我价值的体现,社会效益的达成,都是以财富的增长作为衡量标准。但正如俗话所说的那样:“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认识财富的作用和过患,往往就会被它所伤害。
那么,佛教又是怎样看待财富的呢?
1、毒蛇
在佛经里,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某日,佛陀率弟子阿难外出乞食,看见路边有一坛黄金。佛陀立刻对阿难说:“看,毒蛇。”阿难亦应声答道:“果然是毒蛇。”师徒俩的对话恰巧被附近一对农民父子听到,便怀着好奇心前来观看。一看之下,不由欣喜若狂,赶紧将黄金带回家中,以为这从天而降的幸运将改变他们的贫困生活。改变的确是发生了,但完全不是他们希冀的那样。当父子俩带着金子去市场兑换时,却被人告到了官府。原来,他们捡到的金子是窃贼从宫中盗出,在逃跑时弃于路旁的。他俩人赃俱获,有口难辩。这对乐极生悲的父子在临刑时,才领悟到“毒蛇”的真正含义。
类似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也比比皆是。近年来,甚至有部分领导干部也由人民公仆沦为以权谋私的罪犯。剖析他们蜕变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金钱是如何一步步腐蚀着他们的灵魂。如不久前发生在厦门的特大走私案,直接牵涉到各级部门的工作人员达三百多人。当那些昔日地位显赫的特权阶层身陷囹圄时,想到的是什么?当他们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时,想到的又是什么?“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正是对金钱的贪婪导致了他们的堕落,使他们的价值观发生了严重扭曲。种种教训足以使我们警醒到:金钱虽然诱人,但也有着致命的杀伤力。所以致命,一是人类的贪欲使然,一是没有认识到财富背后隐藏的陷阱。
金钱何以会成为万恶之源?首先是来源问题,这在拜金主义盛行的今天尤其值得重视。以往的生活条件虽不富足,但在安贫乐道的传统观念影响下,人们依然能够知足常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物质文明以其巨大的冲击力,将中国从道德社会迅速推向了功利社会。金钱的诱惑和贫富分化带来的危机感,双重地困扰着人们。在利益的驱动下,许多人丧失了理智,置法律及道德于脑后,不择手段地谋取财富。或造假卖假,以不法手段来骗取钱财;或铤而走险,以走私贩毒来牟取暴利;或以权谋私,利用工作之便来贪污受贿……当这些不法行为和金钱结合在一起时,人们往往就一叶蔽目,知法犯法,在所不辞。
其次,是不正确的使用。如果拥有财富而没有健全的心智,没有处之泰然的超脱,就很可能在金钱的蛊惑下失去理智。如果说贪、嗔、痴三毒是潜伏在我们生命中的危机,那么,使用不当的财富往往是引发它们的导火索。很多骤然暴富的人,或是吃喝嫖赌,或是挥霍无度,结果使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这是因为财富使用不当引起的过患。
第三,是对财富的执著。据有关报道,东南亚金融风波之际,香港精神病院病人猛增。院方为治疗这批特殊的病人,以模拟的股票交易使下跌的股票上升,借此缓解他们因破产而带来的心灵创伤。由此我们也可以认识到,如果将积聚财富作为生活的唯一目标,那么一旦失去财富,就会失去整个精神支柱,这样的人生无疑是可悲的。
2、净财
佛经中也把财富当作净财。所谓净财,就是清净的财富。净财不但是维持生计的必要条件,同时还能利益社会、造福人类。那么,什么样的财富属于净财呢?
首先,来源是正当的。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所谓道,就是正当的谋生之道,也就是八正道中的正命。只有通过勤劳、智慧获得的财富,我们才能心安理得地享用,不必有任何后顾之忧。
其次,要懂得合理使用。佛陀一再告诫我们要奉行简朴的生活原则,因为欲望一旦鼓动起来,往往就难以控制;奢侈的生活习惯一旦养成,往往就难以放弃。和地球的资源一样,人的福报也是有限的,过分放纵自己的欲望,不仅对身心有百害而无一益,更会将幸福提前支取。
第三,对财富不能有贪著之心。无论我们贪著什么,它都会成为伤害我们的利刃。所谓“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如果我们贪著财富的话,那么没钱时我们会因贫困而烦恼;有钱时又会因为担心财富失去而烦恼。所以我们要认清财富的实质,了知财富的无常不定,而不是把它看成是永恒的;了知财富在人生中的局限性,而不是把它看成是唯一的。当我们真正能够将财富视为身外之物时,我们就不会被它所伤害。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财富同样如此。财富本身并无所谓善恶之分,而是取决于它的实际用途。为富不仁者以它来作恶,慈悲众生者以它来行善。因此,我们大可不必“视金钱如粪土”。只要是通过正当渠道获得的财富,我们又能合理地分配使用,以此造福社会,并且没有贪著之心,那我们就是财富的主人而不是它的奴隶,我们所拥有的财富就不是毒蛇而是净财。
二、财富与道德、修行
对于佛教徒来说,如何将学佛与现实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或许很多人都曾面临过这样的困扰。在多年的弘法过程中,常常有信众就类似的问题前来请教。我觉得,作为学佛的人,首先要澄清两个观念:一是追求财富和道德是否对立?二是追求财富和修行是否对立?
1、追求财富与道德是否对立
在传统的儒家哲学中,往往将义和利对立起来,因此很少谈及利益。至少在表面上,大多数人都耻于言利,似乎金钱就是庸俗的代名词。应当看到,尽管君子固穷的清贫思想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落实到生活中,还是不乏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因为利益是如此地实际而富有魅力,使人很难抵挡它的诱惑。
而西方人本思想则肯定了追求利益的合理性,只要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对利益的追求就是道德的。正如思想家狄德罗所说的那样:“一切人类社会的经济都依赖一普遍而又单纯的原则:我愿意幸福,但是我和别人一起生活,他们和我一样,也愿意幸福;让我们寻求使自己、同时也使别人幸福、至少不能妨碍别人幸福的方法。”
佛教所说的善,也就是道德的内涵,同样是结合利益来说明的。《成唯识论》卷五曰:“能为此世、他世顺益,故名为善。”就自身而言,善行不仅对现世有益,更能惠及未来生命;就自他双方而言,善行不仅能使自己获利,同时也能利益社会大众。相反,如果只顾眼前利益而无视法律的存在,只顾个人利益而不管他人的死活,这种行为不仅和道德相冲突,从究竟意义而言,和利益也是根本对立的。佛教有这样一首偈:“善似青松恶似花,看看眼前不如它,有朝一日遭霜打,只见青松不见花。”生活中,非法行为往往也能给人们带来眼前的利益,或许有些无知者会感到羡慕,但真正有智慧的人却不会动心。因为通过非法行为得到的利益只是暂时的,这种风光决不会长久。
作为在家居士来说,我们的行为首先要符合法律规范,同时还要符合戒律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为我们带来真正的利益。无论经商还是为人,信誉都是极为关键的,用现在的话说,信誉就是品牌,就是无形的资产。信誉从哪里来?就是从道德行为而来。在激烈的商战中,能够保持持久生命力的,都是那些拥有良好信誉的企业。而唯利是图的投机者,必然会落得“害人终害己”的下场。
因此,追求财富和道德并不是矛盾的。如果说道德是追求利益所应遵循的准则,那么,利益就是道德行为带来的果实和收获。
2、追求利益和修行是否对立
很多人学佛后觉得世俗生活毫无意义,而从事世俗劳作更是在浪费生命。这也使得社会对佛教形成了诸多误解,以为学佛是消极厌世的表现,是对人生责任的逃避。学佛和追求财富真的不可兼得吗?
佛教将正当的谋生手段称为正命,反之即为邪命。假如我们放纵自己的欲望,非法求财,损人利已,这样的行为和修行自然是对立的。我们常常可以发现生活中有那么一些人,学佛的同时还在继续造作恶业,以为只要拿出部分钱财布施或供养三宝,就可以抵消自己的罪孽,可以从中获得心理平衡。其实那只是他们的自我安慰而已。我们要知道,布施和供养虽然会给我们带来福报,但并不能因此抵消恶业,更无法改变生命中累积的烦恼习气。所以我们在选择职业之时,必须符合法律与戒律的双重规范,用正当的手段谋取财富,这和修行并不是对立的。
同时,我们在工作中一样可以修行。《六祖坛经》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法华经》也说:“一切资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这都说明了工作与修行的统一。在我们的观念中,往往将修行理解为念佛、拜佛和打坐、诵经。事实上,那仅是狭义的、形式上的修行,而“修行”二字的内涵远远不止这些。所谓修行,即对行为的修正。我们的行为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意业,即思想的行为;一是身业,即身体的行为;一是语业,即语言的行为。凡夫无始以来被无明所蔽,身口意不断造作不善之业。修行就是要用佛法的智慧来改造自己,从思想上摆脱贪嗔痴烦恼,从行为上不再造作杀盗淫妄诸业,进而能以无常见、无我见、无自性空性见,了知一切有为事相如梦幻泡影。所以说,时时保持正念,就是最好的修行。具备了这样的前提,所谓的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
三、佛教徒要不要追求财富
虽然学佛与道德、修行并不是对立的,但无始以来的贪心,使我们很容易对财富产生执著。所以说,佛教徒要不要追求财富?答案并不是简单的是与否,而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对待。在佛弟子中,有出家众,也有在家众;有唯求自我解脱的声闻众,也有发愿救度众生的菩萨众。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发心,有不同的追求。
1、人天行中 责无旁贷
对于在家居士来说,首先要解决个人生计。与此同时,往往还肩负着家庭责任。为人父母者要养育后代,为人子女者要赡养老人,这都需要相应的物质条件。佛教徒要慈悲一切众生,如果我们连身边的亲人都无力照料,又怎能利益更多的人呢?不仅如此,作为公民,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还有相应的社会责任需要承担。如果我们连个人和家庭的生活都无法维持,本身就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并加深社会对佛教徒的误解。
除了以上这些责任和义务,身为佛弟子,还要具有助人为乐的情怀。不论是儒家还是基督教,都劝导我们要有爱心。在今天这个社会,贫富分化越来越悬殊,虽然部分人已达到小康水准,但还有很多人依然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在边远地区,不少孩子因为家庭贫寒而失学,不少老人因为生活困窘而晚境凄凉,这些人都需要我们以实际行动去帮助。只有具备了相应的财力,才能为他们解决现实困难,提供生活保障。否则,即使有心帮助他人,只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2、出世修行 少欲知足
作为出家僧人来说,如果倾向于出世解脱,就应奉行少欲知足的生活准则。早期的原始僧团,佛陀要求比丘们依“四依”生活:日中一食、树下一坐、穿粪扫衣、吃腐烂药。除此而外,出家后所能拥有的,不过是三衣一钵而已。因为出家就意味着对世俗生活的放弃,对物质享乐的放弃,从而排除一切干扰,将整个身心安住在对佛法的体悟中。
从修行的角度来说,简单的物质条件更容易使人保持内心的单纯。凡夫最大的特点就是心随境转,今天的人为什么心特别乱?就是因为生活环境太复杂了,物质享乐太丰富了,使我们不知不觉地沉溺于声色刺激中。
所以,佛法提倡的出世修行,是以俭朴的生活方式为原则。我曾去法国的梅村参观,那是由一行禅师主持的禅修中心。虽然法国的现代化程度很高,但梅村营造的氛围却简单而又自然。因为修行是为了断除烦恼、息灭妄想,在俭朴的生活环境中,物欲刺激相对要小得多,干扰也相对要少得多,心自然就容易静下来。
而奢华的生活,对财富的过多占有,都会使我们的贪著越来越大,妄想越来越多,从而对修行构成巨大的障碍。尤其当我们缺乏相当的定力时,更需要以简单的生活来减少物欲,借助环境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心。
3、积聚资粮 广度众生
菩萨道的修行与解脱道又有着不同的特点。菩萨不仅要自我完善,还要慈悲一切众生,广度一切众生。在菩萨奉行的六度四摄中,都是布施为先,包括财布施、法布施和无畏施。
药师琉璃光如来在因地修行时,曾发十二大愿,帮助一切为饥渴所恼的有情。他教导我们:“应先以上妙饮食,饱足其身。”可见物质给予也是帮助众生的方式之一。所以,发了菩提心的人可以去赚钱,可以拥有很多财富。只有拥有更多的财富之后,才有相应的能力帮助众生。但前提是不能有贪著之心,否则就不是菩萨的境界了。
与财布施相比,法布施才能令众生真正地离苦得乐。法布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存技能,一是佛法真谛。对于生活无着的人来说,物质救济只能解决燃眉之急,而帮助他在社会上自强自立,才能使他得到更大的受用。而最为究竟的方式,则是引导他契入佛法,“以法味,毕竟安乐而建立之”。
所以说,学佛的人要不要追求财富,关键是看自己的发心,看自己是在哪一个层面上修行。如果从出世解脱的层面来说,就不应追求财富;如果想进一步发菩提心,那么,以财富来利益众生,也是行菩萨道的途径之一。
四、怎样追求财富
缘起的色身,必须假衣食才能延续。尤其在工业化社会,我们的个体生存和他人是分不开的,没有农民为我们提供粮食,没有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为我们提供生活所需,我们将寸步难行。一方面,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财富;一方面,我们又要通过财富去交换他人的劳动成果。所以,学佛的人同样需要财富作为生存保障。那么,佛弟子应该如何追求财富呢?
1、明了因果
佛法告诉我们:如是因感如是果。世间的一切吉凶祸福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沿着因缘因果的规律在发展。
佛教讲三世因果,因而对人生也要从三世因果中去认识。贯穿着三世因果的力量为业力,包括引业和满业。引业决定了我们生命的去向:或升天享乐,或堕落地狱,或继续为人;而满业则决定了我们一生中的穷通祸福。所以说,人生的一切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明了人生因果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我们可以主动把握自己的命运,为未来人生规划美好的蓝图。如果我们真正懂得命运是由自身行为所决定,就不会因失意而抱怨天道不公,更不会带着侥幸心理去为非作歹。财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赚钱同样有它的因缘因果之道。其中的因,既包括往昔种下的业力,也包括今生付出的努力。除此而外,还有很多客观的因素,如市场需求、致富机遇等等。
2、广种福田
“人天路上,修福为先。”我们的生活顺利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的福报。福报就像土壤,如果是肥沃的土壤,无论种什么都容易获得丰收,而在贫瘠的土地上,同样的付出却不会有同样的收获。为什么有些人事事如意?这并不是上天的格外恩赐,也不是命运的特别垂青,而是他们往昔种下的福田使然。所以对每个人来说,福报都非常重要。
收获是由播种而来,我们想要在人生中拥有福报,就要在深信因果的前提下广种福田。
福田有三。首先是恩田,对有恩于我们的一切,都要怀着感恩的心去报答,包括父母恩、师长恩、国土恩和众生恩。父有慈恩,母有悲恩,他们不仅给予我们生命,并将我们养育成人,为三界中最胜之福因。而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师长的教诲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们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生存技能的培养,都来自师长的教育。国土恩也是我们要铭记在心的,因为国家为我们提供了生存的空间,提供了安全和福利的保障。再就是众生恩,世间生活是缘起的,要依赖各种条件,对一切有恩于我们的众生,都要知恩报恩。我们不仅要对人类要怀有感恩之心,对哺育我们的自然也要心怀感恩。一个心怀感恩的人,看到太阳升起时才会有感激的心情;听到鸟儿鸣叫时才会有欣喜的感受,否则就会忽略这一切的存在,更不会懂得去珍惜,去善加呵护。
其次是悲田,就是从慈悲心出发,尽自己所能帮助千千万万需要帮助的人。在菩萨道的修行中,利他与自利是一体的。当我们帮助他人的时候,所付出的爱心和努力,就播下了善的种子。这不仅能使他人获得利益,同时也能使我们完善自己的道德,升华自己的人格。
第三是敬田,就是恭敬一切应当恭敬的人,这里主要是指佛、法、僧三宝。因为有佛陀作为我们修行的榜样,有佛法作为我们修行的指南,有僧团作为我们修行的依怙,我们才能在生死流转中获得真实的依靠和解脱的途径。因此,三宝对我们可谓恩同再造。我们应当以至诚的心来礼敬三宝,有一分虔诚,就能获得一分佛法的受益。
3、生存技能
除了培植福田外,我们还应重视今生的努力,因为福报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才能得到体现。哪怕天上会掉下陷饼来,还需要我们伸手去捡,否则也是枉然。佛法所说的因缘,包括内因和外缘两个部分,内因需要外缘来成就。
在今天的社会,这就意味着相应的教育和职业训练。没有谋生的技能,即使拥有福报,也像堆在仓库里的种子一样,不会发芽、开花,更遑论结果。如果我们受过专业教育,或有一门实用的手艺,就业机会就会增加。在自力更生的同时,还能以一技之长为众生提供服务,为社会作出贡献:“若诸菩萨,求诸世间工巧明处,为少功力,多集珍财,为欲利益诸众生故。”工巧明为五明之一,包括一切正当的技术技能,能够使我们更好地创造财富。在《华严经·十地品》中,佛陀对此作了详尽的说明:“所谓文字、算数、图书、印玺、地水火风,种种诸论,咸所通达;又善方药疗治诸病:癫狂、干消、鬼魅、蛊毒,悉能除断;文笔、赞咏、歌舞、伎乐、戏笑、谈说,悉善其事;国城、村邑、宫宅、园苑、泉流、陂池、草、树、花、药,凡所布列,咸得其宜;金、银、摩尼、珍珠、琉璃、螺贝、璧玉、珊瑚等藏,悉知其处,出以示人;日、月、星宿、鸟鸣、地震、夜梦吉凶、身相休咎,咸善观察,一无错谬;持戒、入禅、神通无量、四无色等,及余一切世间之事,但于众生不为损恼,为利益故,咸悉开示,渐令安住无上佛法。”
由此可见,专业技能不仅是生存的必要保障,也是菩萨利益众生的增上缘。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如果我们有福报并且努力的话,无论学习什么专业,从事什么工作,只要奉公守法,都有致富的机会,都有成功的希望。
4、如法求财
前面说过,正命就是合理的谋生手段,也是修学佛法的八正道之一。将谋生方式作为修行的内容,足见其对于人生的重要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生中的黄金年龄几乎都是在工作中度过。如果不能很好地利用,将是最大的浪费;如果有意无意地造下恶业,就更是得不偿失。
什么才是正命的生活呢?作为公民,我们不能违背法律的规范;作为佛弟子,我们还不能违背戒律的准则。在家居士必须遵循的十种善行包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邪见。反之,则是必须避免的十不善行。在佛经中,还列举了十种非法谋财的现象。可叹的是,这些不法行为至今仍然存在,并继续危害着社会大众。
一、窃取他财:以抢劫、偷盗、诈骗等方式窃取他人财物,或将拾取的财物据为己有。
二、违法贪污:包括走私贩毒、倒买军火及收受贿赂、偷税漏税等等。
三、抵赖债务: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欠债不还,以不正当手段抵赖自己的债务;一是侵吞他物,如故意倒闭或携款潜逃,从而侵吞他人的财物。
四、吞没寄存:以欺骗性手段,非法占有他人寄放或委托管理的钱财。
五、欺罔共财:在共同合作中,以巧立名目、伪造帐目等方式,将共同财产转移到自己名下。
六、因便侵占: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损公肥私。
七、藉势苟得:利用职权替人办事,从中捞取钱财。
八、经营非法:包括漫天要价、短斤少两等不正当经营手段。
九、诈骗投机:包括造假贩假、以次充好等非法经营方式。
十、赌博淫业:开设赌场或色情行业以牟取暴利。
由此获得的不义之财,不仅会玷污我们的人格,遭受世人的唾弃,更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就像那对为黄金所害的父子一样,到付出惨重的代价时,已悔之晚矣。所以,我们一定要如法地追求财富。
如法求财包括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正如佛陀告诉我们的:
“积财从小起,如蜂集众花;财宝日滋息,至终无损耗。
一食知止足,二修业忽怠;
三者当储积,以拟于空乏。
四耕田商贾,泽地而置牧;
五当起塔庙,六立僧房舍。
在家勤六业,善修勿失时;
如是修业者,则家无损减。”
开源就是掌握各种谋生和致富的手段,节流就是勤俭节约、量入为出。同时,我们还要勤修善业、培植福田。只要做到了这几点,财富就会日益增长。
五、合理的支配财富
如果说赚钱体现了一个人的福报,那么,如何使用却反映了他的智慧。很多人可能觉得奇怪,花钱还需要智慧么?这个世界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太多的消费渠道,商店里琳琅满目的货架在热情地召唤我们,媒体上触目可及的广告又为我们提供了选择和参考。但我们要知道,改善物质生活并不是花钱的唯一途径,更不是使财富发挥更大效用的最佳方案。世界上有很多富有的人,但既富有又能为人敬重的却不多。原因是什么?主要就是取决于他们如何使用自己的财富。在对待财富的问题上,有几种比较典型的例子。
1、不合理的使用方法
一类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吝啬鬼,他们珍爱金钱超过生命。即使拥有再多,依然舍不得以财富去帮助他人,不但舍不得造福社会,也舍不得给家人使用,甚至舍不得给自己享用。这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精彩的描述,如巴尔扎克塑造的老葛朗台及《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直到生死关头,念念不忘的依然是自己一生守护的钱财。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即使赚再多的钱,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只是财富忠实的保管者而已,当他们撒手西归之时,这些钱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一点利益。所以说,“身死留财,智者不为”。这种以积攒钱财、守护钱财为乐的方式是非常愚蠢的,当钱财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时,不过是些毫无意义的金属和纸片。
另一种极端,是挥霍无度的暴发户。改革开放后,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尤其是沿海城市,很多人骤然暴富,却没有承受这份财富的健康心态,于是乎得意忘形,以一味挥霍来炫耀所谓的成功,沉溺于穷奢极侈的生活之中。他们将人生当作一场及时行乐的游戏,觉得财富只有自己吃掉、花掉才真正属于自己,只顾自己拼命享用,却不愿为他人付出分毫。这样的行为同样为社会所不齿,因为他们只是在无端地浪费财富,也是在无谓地消耗自己的福报。
还有一些人,虚荣心非常强,总是花钱做表面文章。即使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也要添置高档用品,追逐时尚潮流,为此付出再多也在所不辞,这也是错误的生活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名牌就是身份的体现,高档就是价值的尺度。人的基本生存所需无多,我们需要饮食维持生命,可能吃多少?我们需要衣服抵御寒冷,可又能穿多少?但我们为什么在衣食无忧之后还不能满足?因为很多需要已不再是为了生存,而是社会使我们产生的需要。我们吃饭,有时是为了吃给别人看,有时又是为了应酬而吃;穿衣也是同样,有时是为了炫耀,有时是为了工作交际而穿。所以,现代人的衣食住行,已经演变为用来攀比的道具。
还有一些人,急功近利到盲目的地步,不惜孤注一掷,将所有家产用来作风险投资。他们不仅希望财富来得多一点,再多一点,更希望财富来得快一点,再快一点。在这样一夜致富的渴望中,人们很容易丧失正确的判断能力,或是受骗上当,或是投资失策,最后落得倾家荡产的悲惨结局。
2、合理分配财富
如果我们拥有财富而无理财之道,那么,十分的财富或许只能发挥一分的作用,甚至使我们为其所害。如何合理支配我们的财富?佛陀也在经典中为我们作了具体的指导。
财富应分作四份。第一份用以保障家庭的日用开支;第二份用以投资增值,否则财富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第三份用以储蓄,以备不时之需;第四份用以慈善事业,一方面回馈社会大众,一方面为自己耕耘福田。其实这也是一种投资,是对于未来幸福的投资,而我们能从中收获的,决不是有限的财富所能比拟的。
哲学家西塞罗曾经说过:“追求财富的增长,不是为了满足一己的贪欲,而是为了要得到一种行善的工具。”只有将财富当作“行善的工具”去追求,才能使财富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如果社会上的每个人都能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那么,人间就会充满温暖,许多社会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一味享用财富,福报总会有耗尽的一天,就不再属于我们所有;一味积蓄财富,也未必能属于我们所有,因为货币会贬值,股票会下跌,银行会倒闭,即使将财产紧紧地锁在保险柜中,又能有几分保险系数?所以佛法认为,只有布施出去的钱财,才会真正属于我们所有。就像播下的种子,哪怕只有一粒之微,也会为我们带来百倍、千倍、甚至千万倍的收获。
在人生旅途中,我们既是收获者,也是播种者。只有不断地播种和耕耘,才能使我们“恒怀欢悦,身意牢固,诸善功德皆悉具足”,也才能为当下的人生和未来的解脱积累足够的资粮。
六、从物质财富到精神财富
现代人追求财富,总是停留在物质财富的基础上,以为拥有物质财富就有了人生的一切。其实物质财富只是满足人生基本的需要,是人生的低级需要。一个人如果只会追求物质财富,那只能说明他的生命层次很低。一味停留于物质财富的追求,其生命层次永远都提高不上去。所以,当一个人的物质财富可以满足基本生存时,应该进而追求精神财富。
1、何为精神财富
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影响之深远决非物质财富可以比拟。回顾历史,无论是古罗马的繁荣,还是盛唐时的富足,都不再能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任何物质帮助。保留下来并至今影响着我们的,是古圣先贤的精神感召,是历代智者的思想传统,是源远流长的文化积淀。
佛陀的一生,身无长物,居无定所,却为我们留下了三藏十二部经典,为我们指明了趣向解脱的道路。在他的身后,一代又一代的追随者,都得益于佛陀留下的智慧,通过修学佛法获得了究竟安乐。除此而外,还有耶稣为我们留下的博爱精神,孔子为我们留下的仁义教育……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这一切,我们今天的文化会是怎样?我们今天的世界又会是怎样?
在自然界的所有生物中,唯有人类同时拥有精神和物质的双重世界。飞鸟走兽都懂得为觅食奔忙,如果人类也仅仅是为了生存而生存,那和动物又有什么区别?当基本生存解决之后,我们对生活的感受,更多是来自于精神体验,它的平衡与否,正是决定人生幸福的关键所在。
我们的精神世界,主要由道德品质、文化素养和人生经验组成。一个拥有美德的圣贤,不论处于什么样的时代,都能洁身自好;一个洞明世事的智者,不论遭逢什么样的人生境遇,都能从容面对。所以说,只要拥有充实的内心世界,我们就有能力抵御外界的一切干扰。
2、精神财富甚于物质财富
物质财富是外在的,虽然我们能拥有房产、存折,拥有汽车、家电,但所谓的拥有,只是一份使用权或保管权而已。佛教说财富是五家共有,或是天灾,或是人祸,都会将它们化为乌有。所以,这些身外之物是虚幻不实的,随时都可能更换主人,而内在的精神财富才是我们真正可以依赖的无价之宝。
我们可能会失去财富,但不会失去智慧;我们可能会失去健康,但不会失去慈悲;我们可能会失去家庭,但不会失去爱心;我们可能会失去事业,但不会失去信仰。
如果智慧、慈悲、爱心和信仰也会失去的话,那只是由于我们不加珍惜而选择了放弃,选择了自甘堕落。我们叹息世风日下,叹息人心不古,事实上,这正是由于人们精神世界的贫乏所致。在今天,旧的价值观被推翻了,新的价值观却没有如期而至。在丢弃了“越穷越光荣”的口号之后,压抑已久的物欲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无休止地激发出来。随着社会商业化的进程,人们的贪欲空前地膨胀起来:对奢侈品的需要,对财富积累的需要,对权利和虚荣的需要……这些需要是如此迫切,使我们来不及按部就班地去实现。俗话说,“财迷心窍”,当我们的眼中只剩下金钱的时候,不仅职业道德不见了,甚至伦理道德也不见了。
在金钱挂帅的旗帜下,很多人似乎已经忘却了精神的需求。正是这种忘却,使我们的内心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为什么今天的人对物质的需求如此迫切?对财富的积累如此贪婪?就是因为在我们的内心世界中,没有明确的目标在指引,没有崇高的理想在驱动,没有坚定的信仰在支撑,甚至没有道德的力量在约束。为了追求物质财富,我们不仅忽略了精神财富,甚至以丧失精神财富为代价。当我们的精神世界成为一片废墟之时,物质能否填补其间的空白?能否成为我们人生的无悔追求?
失去物质财富,只会使生活受到暂时的影响;而一旦失去精神财富,不仅会影响到我们一生,更会殃及后代。不难想象,一个精神空虚的父母会给子女什么样的教育?一个见利忘义的长者会给后代什么样的影响?所以,精神文明建设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将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未来人生,影响到我们的子孙后代,影响到人类的发展前景。
所以,我们要培养心灵深处的慈悲和爱心,培养生命内在的信仰与智慧。对于人生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财富,才是永远可以从中得到受益的源泉。
3、法财甚于世财
作为佛教徒来说,除了追求世俗财富而外,更要追求功德法财。什么是功德法财呢?那就是佛法。
在《华严经》中,佛陀告诉我们:“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不仅供养如此,在我们所熟悉的《金刚经》中,佛陀还处处以较量功德的方式,告诉我们法布施的利益:“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祗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其福胜彼。”所以说,无论是供养还是布施,功德法财都远比世间财富更为殊胜。
我们知道,世间的资产有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之分。事实上,所谓的固定资产也只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房产会折旧,设备会损耗,它们的使用寿命都是有限的。如果说有什么可以称为人生的固定资产,那么只有功德法财才是当之无愧的。功德法财似乎是无形的,但它却不会随着我们的死亡而消失,不会随着生命形式的转换而失去价值。不仅如此,这善的种子还会不断为我们带来丰厚的馈赠。从这个角度来说,法财对于人生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有形的钱财。
佛经中,处处强调法财较之世俗财富的重要性。因为佛法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人生困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念;可以帮助我们解脱人生烦恼,开发生命中的无尽宝藏。成就智慧,成就无量功德,其意义绝不是物质财富能够代取代的。
七、结束语
很多人都认为,财富是自由的保障,似乎有了钱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事实上,占有越多就越不自由。因为欲望是被逐渐激发出来的,占有得越多,期待和牵挂也就越多。曾几何时,万元户就是富裕生活的标准。可多少万元户因此满足了呢?有了一万,就会想着十万,然后是百万、千万。往往是钱越多就感觉缺得越多,使生活不停地围绕这个轴心运转,从而忘却了人生的根本。
有个比喻说,假如把财富、事业、荣誉、地位都比作0的话,健康就是前面的那个1。否则,即使拥有再多,也还是等于0。但我们常常意识不到这一简单的道理,为了挣钱毫不顾及身体。结果“年轻时以健康换金钱,年老时以金钱买健康”。那么,健康是金钱可以买来的么?金钱可以换来最新的药品,换来精细的护理,但并不能保障我们的健康。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为获取财富使健康遭受的损失固然是金钱无法弥补的,但我们为谋取私利而使心理遭受的伤害就更难以愈合。欲望是无限的,财富却是有限的。我们为尽可能多地占有财富,不仅直接或间接地侵占了他人利益,也使自己滋长了重重烦恼。这些内在的伤害或许不会在短时间内显现出来,但它的影响却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所以,我们必须对财富有正确的认识。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懂得如法求财、合理使用;才能从容地驾驭它,而不是被它左右;才能成为财富真正的主人。
论佛教的财富观
释净因
外出朝山,行走于东北乡间小道上。一老农肩挑重担,迎面而来。他好奇地问道:“请问小师父,你是信佛教还是道教?”“佛教,你呢?”老农认真答道:“我既不信佛教,也不信道教,就信‘睡教(觉)’。”说着,他又继续干他的农活。而我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是啊!这位老农为了养家糊口,披星戴月,东奔西忙,他缺少的正是食物、睡眠。因此,他认为睡觉为人生一大乐事,信仰“睡教(觉)”也就很自然了;目前世界上很多人仍处在贫困线下,温饱问题尚未解决,仍在为生活而奔波,哪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精神生活!因此人类首先必须满足必要的物质需求,然后才能谈得上精神生活。也就是说必要的物质条件是精神生活的基础。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早在公元前六世纪,佛陀就对这种思想进行了详细的阐明。
佛陀为了寻求解脱人类痛苦之道,六年苦修,骨瘦如柴,身体极为虚弱,犹不得要领,终于意识到极端的苦行无助于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最后他接受了牧女供养的乳糜,重新恢复了体力,于菩提树下静坐四十九天,成正等正觉。这充分说明,即使象佛陀这样大雄大力的人,尚且也要借助于物质条件而后才能集中精力走入精神世界,最终圆证佛果,更何况我们这些普通人呢?
佛陀成道后,四处游化教导众生。一次佛陀和弟子们应供归来,途中遇一极度饥饿之人,十分痛苦。弟子们请佛陀为此人说法,以减轻他的痛苦,但佛陀并未替此人说法,反而给比丘们讲起法来:“比丘们啊,此人此时最需要的是一碗饭,而不是佛法。拿一碗饭来吧。”等此人吃饱饭后,佛陀才给他讲法,引导他如何获得财富和思想上的宁静。
在《增支部》中的《鸯觉经》(AndhaSutta)中,佛陀把人类分成三种:
1.盲人(Andha):这种人不知如何使自己拥有的财富增长,不知如何获得新的财富,他们也无法区分道德上的好坏。
2.独眼人(Ekacakku);他只有一只金钱眼,而无道德之慧眼。这种人只知道如何使自己拥有的财富增长和创造新财富;但不知道如何培养好的道德品质。
3.双眼者(Dvicakku):他既有金钱眼,又有道德之慧眼。他既能使他已有的财富增长,并获得新财富,又能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
此经美妙之处正在于它对只有一只金钱之眼的人进行了生动的描绘。仅有道德之慧眼而无金钱眼的人并未被单独列为一类人,因为满足最基本的物质需求比单纯的道德更有实际价值。这就是佛教中所谓“法轮未转,先转食轮”的道理。为了进一步论述这个道理,在《中部》的《巴陀伽摩经》(Pattakammasutta)中,佛陀又把人类的最基本的渴望分为四种:
1.愿我的财富通过正当的途径一天天的增加。换而言之,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富有。财富是人们最渴望得到的东西。
2.当一个人富有后,他所渴望的是美名远扬。他如此祝愿:愿我的美名传遍四方,特别是要在我的亲朋好友、师长中流传。
3.当一个人既富有,又有好名声,他祈求健康长寿。他如此祝愿:愿我健康长寿。
4.当一个人富有、美名远扬又健康长寿,他自然希望死后幸福。他如此祝愿:愿我死后生天享福。
通过以上对 《巴陀伽摩经》 (pattakammasutta)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获得财富是人类的第一需求。所以佛教把必要的物质条件放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在通常情况下,一贫如洗之人是不会过多地去考虑获得美名、长寿和死后幸福的,这是由他们的心理状态决定的。因为贫穷的人饥寒交迫,整天与贫困作斗争,哪有时间和精力去追求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正如管子所说:“衣食足然后知荣辱”。因此贫穷很难和道德共生,而更容易与不道德成为孪生兄弟,贫困和不健康的思想往往是并肩而行的。原因很简单,当一个人连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都不能满足时,他不可能想到完美的道德生活,他总是在想怎样设法去满足他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所以说,和一贫如洗、饥寒交迫的人大谈道德义务,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他们迫切需要的是一块面包去充饥!我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帮助他们解决温饱问题。只有当人们不用为吃和穿担忧,他们才有可能进一步考虑他们的美名、长寿和死后幸福,他们才能逐步走进精神世界。所以说,在一般情况下,拥有一定财富的人比一贫如洗的人更容易讲美德。佛陀常常告诫我们:比丘们啊,在这个世界上,贫困对于人类来说是痛苦,是求得高尚的精神生活的一大障碍。佛陀进一步说,人类的这种痛苦只有通过社会的方式才能真正得到解决。国家的职责是积极的创造财富,消除贫困,把人民的生活水准提到较高的水平,以满足人民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为享受高尚的精神生活铺平道路。
也许有人会问,孔子的弟子颜回能“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又作何解释?难道颜回没有精神生活?首先我们必须承认,颜回不但有精神生活,而且十分丰富。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象颜回这样的圣人千古少有,能和他比肩者自古能有几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千百年来他一直是人们学习的榜样。其次,颜回是那种“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行乎贫*”之人,根据当时他的条件,他能随遇而安,知足常乐,这不能说他穷得连饭都吃不上。更何况我们并非说穷人将永远贫穷,绝对无法获得任何精神生活。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一些经典把人类分为黑暗者(tama)和光明者(jot1)两大类:
1.黑暗者(tama)。又可分为两种:第一种人既贫穷,又无信心,所以他们只能从黑暗走向黑暗,永远没有机会获得解脱。第二种人贫穷,但具有布施心肠,又有信心,他们将会从黑暗走向光明,最后得到解脱。
2.光明者(jot1)。也可分为两种:第一种人富有,但无信心,他们将会从光明走向黑暗。第二种人既富有又有信心,他们将会从光明走向光明。
由此可见,一贫如洗的人也能从黑暗走向光明,最后获得解脱。所以在佛教中,贫穷并非完全被谴责。佛教承认贫穷的人也能走出他们的困境,最后进入美好的精神世界,只是她们不能直接进入精神世界罢了。他们必须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使自己走出贫穷,早日走进精神世界。
综上所述,佛教并不主张越贫穷越光荣,也不反对拥有财富,恰恰相反,正如孔子、孟子倡导的那样:人民必须富庶,佛教也鼓励人们富有。
在《阿弥陀经》中,西方极乐世界为“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是故彼国名为极乐。......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边阶道,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而严饰之……”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富丽堂皇的国土!阿弥陀佛本身就是:
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
白毫宛转五须弥,绀目澄清四大海。
所以人们一见到阿弥陀佛便生恭敬心。根据佛经记载,佛陀也是相好光明无等伦,人们一见到佛陀就生恭敬心、欢喜心。所以在短期内归依佛陀的人不可胜数。如果一个人因缺少营养而面黄肌瘦,人们一见到你怎能生起恭敬心、欢喜心呢?
在药师佛十二大愿中,第一是自他身光明炽盛之愿,第三是使众生饱满所欲而无乏少之愿、第十是使众生解脱恶王劫贼等横难之愿,第十一是使饥渴众生得上食之愿、第十二是使贫乏无衣者得妙衣之愿,所以在十二大愿中,就有七个是关于物质方面的。在早晚课诵中,我们每天念诵的消灾吉祥神咒、功德宝山神咒、如意宝轮王陀罗尼等咒都是祝愿国土庄严、人民丰衣足食。所以佛教不但不主张人们贫穷,恰恰相反,佛教特别重视庄严国土,这样才能利乐有情。
布施是利乐有情的一种手段,它为六度 (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之首,又在四摄(布施、爱语、利行、同事)中居第一位,可见布施是多么重要。然而只有当一个人拥有一定的财产时,他才有可能行布施。当一贫如洗的人看到一个即将饿死的小孩时,他再有慈悲心肠,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饿死,因为他空有布施之心,却无布施之力。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更何况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无论做什么事,若缺少资金,则困难重重。汽车没有油就不能运行。同样,即使我们都非常热心佛教事业,但若无必要的资金,则寸步难行,也只能是摇头叹息,无可奈何!因此佛教徒应该是华严富贵的象征,而不是贫穷落后的代表。
也许有人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佛教主张华严富贵,为什么又要讲四大皆空、舍弃一切、离俗出家呢?其实这一点也不矛盾。这只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空和不空的辨证统一。禅宗在讲修行时,常常强调空,说世间名利皆如过眼之烟云,我们的身体为四大、或五蕴和合而成,是缘生法,无自性,因而是空的,以此来破除我执,放下一切,在修行的道路上勇猛精进,以期早证佛果。
以上这些都是从道心上讲的,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必须在生活中了生死,在了生死中生活。了生死并不等于不让你生活,恰恰相反,我们应在了生死中学会生活。试想一想,不会生活的人怎能了生死?连人尚且做不好,怎能成佛作祖?所以我们必须学会生活,使自己有一个强壮的身体,这是修行的根本。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我们就不可能专心致志地修行。试想一下,一个病魔缠身的人,想要专心致志地修行是多么困难啊!为了借假修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必要的物质条件还是相当重要的。
事实上,有情众生根本就离不开物质生活。因此《俱舍论》讲:“经说世尊自悟一法,正觉正说谓诸有情,一切无非由食而住。”《增一阿含经》亦云:“一切众生皆依食住,有食则存,无食则亡。”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佛教中还有不空的一面。如果我们为了强调空的一面,而否定了不空的一面,那么,这种空是偏空、顽空,未能真正理解空之真谛。其结果必然会使人们误以为佛教主张贫穷,终将导致极端——苦行。反之,如果我们片面强调不空的一面,拼命地去积聚财富,这只能导致另一极端——纵欲主义。佛陀在《初转法轮经》中早就明确地指出,苦行和纵欲是两个极端,对正常的修持是十分有害的,我们应该抛弃。正确的修行方法是中道——八正道。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地理解空与不空之间的辨证关系。
圆融而超脱的“财富观”
释佚名
从语源学上来看,现代人习焉不察的“财富”一词,可说是较为晚起的用语。《辞源》与《辞海》都未收“财富”一词,足以表明这一点。“财富”究竟是什么?从现象描述的意义上说,财富是由物与用所构成的统一体。从哲学的意义上说,财富包括物质性(即财物)和人的意向性(人对财物的所有、利用与支配,即财用)二大要素。由于财富与人的主体意向性相关,因此还具有创造与消耗的对立互动。但综合而论,财富的此世性,是财富的根本特性。
出世佛法如何观照属世的“财富”?换言之,“财富”在佛法系统中居于何种地位?这是佛法的财富观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
依大乘佛法的解释,人生在世的正报是有情身命,既是正当享受生命苦乐的载体,也是生命尊严与价值的根本体现;而人生在世所继承或创造的一切资生产业,则属身命的依报,同样是生存价值中的不可剥夺的依持部分。资业(财富)作为身命依报的构成部分,在三世因果体系中,至少先在地具有承载的正当性。因此,保全身命与资业,作为人生在世的愿望,在佛法中具有肯定性的合理地位。
然而,资业财富在佛法系统中,虽具有作为身命依报的正当合理性,却不具有终极而无限的价值。这是由佛法的出世性格所决定的。因此,资业财富必须安置于佛教修行解脱的宗教理想中,才能得到明确的定位。
大乘佛法系统的修行解脱,始于以“六度”、“四摄”为本位的菩萨行,终于转烦恼而证菩提、成正觉。佛教明确主张,菩萨行圆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广行“四摄”(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布施居“六度”、“四摄”首位,可见其重要性。而在布施度行(财施、法施、无畏施)中,财施又最为基础而直接。进一步考察,财施的付诸实现,已经蕴涵着对财物的所有权与支配权的承认。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布己所有,施与众生”。若无所有,何施可行?于此可见,大乘菩萨行的落实,同样承认对财富的所有与支配,但具有明确的、出世性的财用指向。
所有权与支配权,作为属世财富衍生而成的二大属性,但在大乘佛法的布施度生的菩萨行中,却力所能及地将财富的所有权与支配权转让给他人。大乘佛法财富观中的超脱性,是佛教修行中对财富的本质立场。其目的在于对治世人财富所有权与支配的“异化”现象。就财富的本性而言,财富原本是人类生产的创造物和生活的消耗品,然而,当财富“异化”为阶级、地位、身份等人为属性时,往往导致财富所有者成为财富的奴隶,受财富所奴役。佛教的布施度,正是对治、破除众生之于财富的“异化”状态,复归到财富的本然之用。就佛教的宗教性格而论,佛教徒的出家修行,托钵乞讨,远离村舍,避世修行,明确指向对财富的不占有状态,保持与财富的严格距离。佛教戒律中规定,出家修行者不蓄金银财宝,甚至手不捉作为等价交换物的钱币等等,在持作律行上有着严格而具体的行为规范。如果说布施度表明了佛教对财用的出世取向,那么在佛教戒律中,则更为严格规定了对财富所有权与支配权的舍弃态度。
上已表明,佛法修行者对财富的超脱态度,是由复归于财富的本然之用而袪除世人对财富的“妄执”心态,以及佛教出世解脱的宗教品格所决定的。这其实已经表明了大乘佛法圆融而超脱的“财富观”。但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演进中,佛教弘化融汇了传统儒家基于义利之辨的财富伦理,更为强调属世财富与出世修行之间的对立性,加之佛法注重对欲念的超越与克服,富有被理解贪欲成性的象征,故往往使人产生财富与佛法的对立观念,财富的所有权成为佛教修行、往生净土的宿障,似乎只有贫穷者才能更有资格往生成佛。这其实是对佛法财富观的极大曲解。
不可否认,追求财富是人类欲望的突出表征。确切地说,追求财富与人的贪吝欲念相关。问题的关键是,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应该分辨其行为本身的属世正当性与合道德性。应该指出,中国佛教徒并非绝对地拒绝财富,而是鄙夷财富的贪吝之欲。如著名的《龙舒净土文》劝诫世间贪吝之徒说:“得人三千,而不以为多者,贪也;自费两千而遂以为多者,吝也。贪吝之失,众人所同,而不自觉。若能去此,方为贤者。如是则善业无不可为,恶业无不可戒。何则?不吝财以为善、不贪财以为恶,故也。若如是以修净土,必不在下品生矣。又能转以化人,使更相劝化。人则以己无贪吝之心,必加尊敬而乐从其化。所化必广,上品往生,复何疑哉!”可见,中国佛教徒的典型心态,并不是针对财富本身,而是针对财富所有者的伦理评判,及其与之相关的业感果报的价值性评判,由此达到劝善教化的社会效应。
佛法承认财富的现世正当性,并进一步提出世间或人间福报的解释。这是从果报论原理上,对财富来源正当性的一种重要说明。但佛法同样并不否认创造财富的正当性,这是作为对财富的现世来源的正当性的严格补充,如五戒中“不偷盗戒”,“八正道”中的“正命”、“正业”等,都强调了财富来源的现世正当性。如此看来,佛法的财富观,不仅较为圆满地解释了财富来源的现世合理性,而且还论证了人类创造财富的正当性或合道德性。
佛法的出世性及其财富观的超脱性,还必须解答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这就是佛教僧徒的财富创造论问题。这是古往今来一切辟佛论者一以贯之的传统成见。特别是在上世纪初,中国社会排拒佛教的一大现实理由,就是指责佛教徒是社会财富的“分利者”,而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但现代社会从来未曾反思:社会本身为佛教徒提供了何种创造财富的途径和方法?太虚大师契理契机所倡导的“人生佛教”,从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意义上说,正是出于对财富成为佛教弘化的支持性资源的考量,并为佛教变革适应社会变革中的财富观,提供了新的诠释视野。
中国现代社会变革的显著特征,在于从传统小农社会到现代工商社会的变革。这一转型,使世人对财富的追求,与民族国家兴盛息息相关。“国富民强”,正是这一财富主导下世俗观念的明确表达。佛教弘化如何契应于现实时代的“财富”追求,就成为必须回答的一个主要问题。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文明的相互包容性,也使许多互有歧异的“财富”行为进入佛教弘化视野。佛教弘化理应阐明对“财富”的佛法立场。这种立场的阐明,不能是平面式的视界融合,而是立交式的视界融合。恪守与小农社会经济结构相顺应的“一日不作则一日不食”的丛林清规,显然不能完全适应工商经济条件下的佛教弘化,更不能回应于当今世界全球化经济时代的财富观念变迁。太虚大师倡导“人生佛教”理念,不仅涉及到诚实节俭、自食其力的个人工作伦理,而且更加重视“财富”对于佛教弘化的支持性作用。这就是说,“财富”应该成为现代佛教弘化的支持性或工具性资源,但决不是支配性或目的性的资源。只有真正有效而合理的运用作为支持性的社会财富,才能体现佛教弘化的“人间性”;相反,如果佛教丛林视社会财富为支配性的资源,必将与大乘佛法慈悲度世的普世悲愿背道而驰,成为佛教修证成佛、弘法教化的真正宿障。
总之,大乘佛教圆融而超脱的财富观,应该使财富定位为支持性或工具性的资源,而决不是支配性或目的性的资源。使属世的社会财富复归于其本然之用,作为佛教慈悲度世的方便支持,而决不能授人以“分利”的口实,障碍佛教弘化的普世事业的展开。唯有如此,佛法圆融而超脱的财富观,才真正具有普世教化的人间意义,创造性地参与时代的财富对话。
佛法圆融而超脱的财富观,参与时代的财富对话,具体表现为主动参与重建当今社会的财富伦理建设。传统佛教僧人一直视资业财富为修行出世佛道的资缘,以资缘而隆出世正业。而人们在佛寺中常见“广种福田”,则是佛教财富伦理的通俗表达。但在其背后,却蕴涵着个体行为在给予(播种)与回报(收获)之间的直线对应性。其实,本源佛法中的福报观有着更为严格而普遍的蕴意,是一系列互为相关且具有普世性的回报行为,同样表明了财富只能成为支持性而不能作为支配性的资源。佛教出世解脱有二大资粮,即福德资粮和智德资粮(或道种资粮)。与财富相关的福德资粮,只是出世解脱的必要条件,决不是充分条件;只能具有支持性的效用,而不能成为终极的支配性的满足。如果认必要条件为充分条件,视财富为支配性满足,这就本末倒置。佛法系统中完整的福田观,应该由恭敬福田(敬田)、报恩福田(恩田)和悲悯福田(悲田)三部分构成,完整表达了对佛法僧三宝的恭敬之心,对父母师长的感恩之意,以及对贫弱群体的悲愍之念。中国佛教弘化向来注重福德以悲敬为始,近代佛教弘化则更加突显了佛法报恩观念中的社会性内容。如太虚大师曾明确主张佛教僧人应回报“社会恩”,这也是“人生佛教”的主要指标之一。佛教的财富观,应具体落实于对社会的回报,这是佛教财富伦理建设中的主导蕴意。
应该指出的是,佛教财富伦理中回向社会的报恩观念,与现代社会中普遍流行的“利益交换关系”为准则的财富经营行为,有着显而易见的迥异之处。利益交换决不能成为佛教回报社会的计量尺度。在早期佛教僧团中,小乘圣果“阿罗汉”,意为“应受供养”,这其实是对修行佛法圣证者宗教性社会地位的一种认可,而决不是“交换”的前提。但在佛教圣证者普遍匮乏的弘法情境下,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主导下,如果视佛法作为某种可用于“交换”的精神性“物品”,那么,将成为现代佛教弘化最为致命的歪曲。它实实在在地提醒市场经济利益交换原则对佛法弘化的侵害,佛教寺院必须规范财富运用的正当性,并成为全体出家僧人的应有自觉。
因此,佛教圆融而超脱的财富观,应该正视市场经济环境下对人际关系的复杂改变,这必须成为佛教弘化具有先导性的时代意识。这种与时俱进的弘法意识,要兼顾现代人们在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之间密切关联。在市场经济驱动下的社会――文化变迁中,任何有限责任的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扮演着经济人、市场人的角色,即使佛教徒亦不例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一个佛教徒,不仅首先意味着对弘扬正法的信仰担当,同时亦意味着个人对社会责任的现实担当。这是市场经济组织生活对现代佛教徒的生活方式无所不在的深刻影响。它必将改造着佛教徒的社会化生活。就此而论,佛教弘化范式的调整,乃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佛教圆融而超脱的财富观,正是这种弘法范式的调整并适应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当今社会生活方式和财富观念的巨大变迁,使中国佛教徒前所未有地真切感受到佛法弘化中的现实挑战,更要求佛教徒们应该具备圆融而超脱的财富观,不仅要以本源佛法观照现世财富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复归于财富本然之用,以佛教出世的意向性立场持守着对财富的超脱态度,而且在对佛法正信的一致认同中,创造性地调整佛教弘化范式,以适应佛教对改造人性的时代需要。对佛教财富观的讨论,应该契应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观念变迁,这是佛教契机弘化所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与此同时,当代佛教应超越对财富善恶的传统评判,恢复财富本具的自然中立性,在对财富的运用上,回归到佛教的福报原理,更全面而完整地阐释与时俱进的佛法系统。
佛教与商业关系的历史源流与现代启示
于卫青
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成熟完善,新的经营理念和价值判断应运而生。于是,有“儒商”、“佛商”等概念的出现。虽然佛教与儒教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儒教是本土的伦理教化的入世之教,学界与社会对儒商的认识和研究似乎更深刻一些。尽管佛教产生于异域,在中国的传播中经历了不同的时代,作为圆满揭示宇宙、人生实相的理论体系,佛教圆融涵概了世法和出世法,同样蕴涵了现代社会的普遍的伦理价值和独特的商业精神。所以,“佛商”作为社会现象的出现和普及、作为学术对象的研究和深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印度佛教与商业关系的历史渊源
佛陀时代,社会财富的是日益增长佛教产生的重要因缘之一。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世纪的古代印度,经济空前发展,手工业和商业非常繁荣,这促进了城市的形成和繁荣。掌握军政事务的刹帝利和从事生产活动的“吠舍”是社会上最活跃的阶级。社会财富的增长和各国王权的上升导致了争霸战争的不断发生,而经济的急剧发展和列国兼并引起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这使印度的思想界特别活跃。除了婆罗门思想外,还有许多学派思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佛陀以帝王的家业、显赫的身世,在与生俱来富贵尊荣的境遇中翻然觉悟,为众生苦难的最终解脱,弃王位而出家,证悟、创建了佛教。
佛陀在传教过程中在各地组织了许多僧团,得到了一些国王、大臣和富商的支持,创建了诸多精舍寺院,扩大了佛教的力量和影响。佛陀传教所走的道路,基本上是商道。《长阿含·游行经》比较系统地记载了佛陀成道前由北向南所走的路,以及入灭前由南向北走的路,这两条路便是当时的商道。佛陀的传教一直得到商人和王族的支持。佛陀经常说法的舍卫城祗园精舍就是富商须达多布施的。 从世间法的角度,社会必须相当富庶才能供养托钵化缘的僧团。“社会的和平经济福利对于佛教本身的成就,对于它的僧团和他们的梵行生活的兴旺和推广,对于研究教义,对于这一切都是极关紧要的” 。所以,佛陀在八正道中对于在家的佛教徒提出“正命”、“正业”,就是以正当的职业过正当的生活,要从事爱护生命,布施行善,遵守诚信道德等善行。佛法不离世间。佛陀的教化作用在于,使“生活于合理繁荣的社会、生活于社会演化的有利阶段中的人们去体认深思苦和乐的实在性,去发现即使在富裕生活中所极力谋求的快乐究极分析起来也仍然是某种形式的苦,然后才能抛弃世俗生活,去当佛教比丘或比丘尼,过清净梵行生活。” 可见,在原始佛教时期,在世间法层面上,佛教与商业关系十分密切。
佛教的教义及其传布的原则就是“契机契理”。一切佛陀的教言必须根据不同时代的特点,从出世法和世间法的不同角度观察问题。
在印度1600多年里,佛教经历了从原始佛教向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乘佛教的嬗变。公元12-13世纪,在穆斯林军队的沉重打击下,佛教在其长期生长的故土灭绝。这与佛教教旨偏重出世,出家僧团脱离民众有重大关系。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综观佛教的兴衰历程,在于对出世、入世的分寸把握。
二、中国古代社会的佛教与商业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土,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生根开花,隋唐时期达到鼎盛。经过数百年的文化融合,佛教成为与儒教、道教鼎足而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影响中国人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宗教信仰、精神风貌、社会习俗的重要因素。中国佛教随着中国社会进程的演进而变化。由于内外各种因素,汉传佛教在南宋末已略显衰落的征兆,到了清代,佛教的衰颓之势更是万牛难挽。 佛教的社会功能、佛教与商业关系也在这个总体进程中跌宕起伏。
中国古代社会是农本经济的社会,“重农轻商”始终是政府政策和社会价值的取向。佛教的商业伦理价值受到抑制。对僧团本身而言,到魏晋时期,僧团生活主要依靠国家、官僚、富商及百姓的布施,没有固定收入和寺院财产。南北朝时期,在帝王支持下,寺院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使僧团有了稳定的生活基础。寺院经济是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部分官僚地主认为寺院经济削弱了政府的赋税和国家的兵源,于是便出现了沙汰、废佛之举。 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都有经济的动因。所以,自唐朝百丈怀海以后,僧团形成了“农禅并重”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优良传统,禅宗因此而风行天下。在社会生活中,寺院经济发挥了积极的社会功能,它们常做赈灾济贫、修桥补路、施衣施饭、治病收孤等慈善事业,补救了人民的生活。
由于佛教信仰已经成为中国民众的基本信仰,商人也是佛教信众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没有官员、士人那样显赫,商人仍然是佛教事业的重要支柱。在三教合一的大趋势下,佛教和儒教、道教一样对中国的商人施加了影响。在明清时期的山西、陕西建立的众多会馆中,建筑构造和职能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和影响。
三、近代以来的佛教与商界互动
鸦片战争以后,佛教与中国社会一起经受了西方侵略造成的种种磨难。随着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物质、精神文明体系,对包括佛教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猛烈的撞击。政治基础的削弱,传统佛教经济基础的崩溃,科学、无神论和基督教的挑战,佛教自身的积弊使佛教的生存绝续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居士佛教逐渐成为佛教的主流。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学术研究和宗教活动方面。 这鲜明地体现在佛教与工商业关系上。
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民族工商业者群体迫切需要能够接纳西方物质文明的民族宗教。当时,太虚法师的主张适应了他们的需要。因此,太虚法师的主张得到了他们的赞同和支持。1918年,在他们的共同推动下,以上海工商界人士为骨干的上海佛教居士林成立。此后,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建立了类似的佛学居士团体,其主持者、积极参加者不少是与太虚法师有联系的工商业人士,也因此感召了更多资本家归依佛教。此外,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等人纷纷在内地捐资建寺,表达对佛教事业的支持。在民族工商业与外资倾销的激烈竞争中,佛教信仰给民族工商业者以相当大的心理支撑,佛教伦理的宣传也有助于形成工商业顺利发展的社会环境。 由于基督教的“洋教”色彩,许多工商业者背弃基督教而归依佛教。工商业和市民阶层代替地主和农民成为佛教事业的主要支持者,而且不再限于建寺塑像、供养僧尼,而是更多用于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从而促进了佛教自身的现代化。
然而,好境不长。自1931年日寇入侵到文革结束,大陆佛教和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一样,接连遭受了惨重打击。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各类企业空前发展,中国佛教事业也进入恢复和振兴的新时期。大陆企业家中的佛教徒或捐资兴教,或运用佛学理念进行企业管理,或投资寺院共同开发旅游文化事业,形成了佛教与商业良性互动的互补互利的关系。尽管大陆工商界对佛教的重视、对佛教精华的挖掘还很不够,但势头正在发展,意义深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台湾和香港的成就和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
四、佛教伦理的商业价值
中国佛教伦理思想是中国佛教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宗教伦理,它不仅是佛教徒的行为规范,也是世俗百姓的道德约束力。作为洞彻宇宙人生真相的宗教,佛教伦理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的价值和意义。佛教伦理“从其实质内容来看,是人类生存智慧的总结,也是人类道德智慧的结晶。它不仅不排斥社会伦理,而且具有普遍的实践意义,又十分吻合当前世界形势的需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经济伦理内容,具有重要的商业价值。
缘起论为商业经营提供管理指导和发展方向。缘起就是借着种种条件而产生现象的原理。它认为一切事物均处于因果联系中,依一定条件生起变化,以此解释世界、社会、人生以及各种精神现象产生的根源。缘起说不仅为佛教的中心思想,也是佛教与其他宗教、哲学不同的地方,它是佛教独有的特征。 佛教的各种经论和宗派均以缘起说为自己全部世界观和实践活动的基础理论。作为通达佛学智慧的管理者,根据缘起理论在经营中会得到多方面的启示:第一,根据缘起说的观点,系统地经营管理企业。从整体观、系统观的角度观察自身、家庭、企业和社会的关系。这是小系统、中系统、大系统和巨系统的关系,是动态的、开放的、互动的过程。第二、根据缘起的无限性,商业活动的对象不仅是人,而且包括制度、器物、文化和环境;不仅是现实的市场满足,还要预测和把握未来。这要求企业的管理者从纵向发展和横向联系上思考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第三,缘起的因素没有价值的判断取向。无论过去的,还是现在拥有的,还是未来的,都有好与坏的两面性。这启示管理者达观地看待事业发展中的成就与挫折。
果报论是佛教价值观的基础,是商业道德的基础。佛法为宇宙人生的普遍真理,超越世间种种差别相,具有永久性、普遍性,得到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高度评价和认同。果报论与善恶关相连,是佛教伦理在信徒中产生信仰力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薄,时候未到,时候一到,马上就报”成为民间广为流传的信仰。果报论有两个重要特点:强调“业感”而否定外在的赏善罚恶的主宰或者执行者;强调业报的自作自受,否定他人代为受报的可能性。所以,它把人的遭遇和命运的主动权交给了人们自己手中,从而把人们引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人生道德实践。 这是人对道德行为的选择内化为自觉的强大驱动力、支配力、约束力,这种道德自律的压力和精神,成为道德选择的重要保证。它不是外在的强迫力量,而是化为人的理性自觉。所以,一个正信的佛教徒必然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个高明的企业家必然发现佛法蕴藏的无穷的价值。一个佛化的企业如同一个佛化的家庭,必然是社会的楷模。佛教伦理与市场经济下的商业道德是完全一致的。佛教教义本身,也包含了某些商业伦理规范。例如,佛教强调了从事经济活动的六种“非道”,即禁止佛教徒使用六种谋取财物的不正当手段,从而确立了佛教信徒的经济活动伦理规范。
“自利利他”是大乘佛教的重要思想,也是工商业经营的目的和归宿。根据无尽缘起的理论,众生永远是同现实世间联系在一起的。自我的解脱要寓于自觉觉他的菩萨行。因此,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在实践上的区别是:它认为人生问题不应孤立解决,应当全面解决,不仅要自己解除痛苦,也要使他人解除痛苦,也就是强调众生的“共业”的共同转化。他们强调努力使自己的宗教实践不脱离世间的实际,在现实中求得解脱。 中国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一直是走大乘入世的路子。六祖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中国佛教始终把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看作不可分离的统一体。近代以来,太虚法师大力倡导人间佛教,印顺法师和赵扑初继续发扬光大,星云法师在实践上卓有成效。大乘佛教要求修行实践的目的在“利他”,以“发菩提心,立大誓愿,以大慈悲,教化利乐有情”的菩萨行为宗旨。佛教徒不仅要遵守“五戒”、“十善”,还要具“四无量心”、修“四摄法”,六度万行。根据《菩萨地持经》,违背菩萨道的纯自利、纯他利都“应知应断”。 这对于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都是反对的。作为社会组织的工商业企业应该吸收“自利利他”精神,把企业的社会功能、社会责任、社会使命作为企业的终极目标。佛化的企业应该把“自利利他”的因果必然性上升为企业精神,激发员工的责任感、创造性、积极性和进取精神。总之,佛教可以为工商业企业提供作为企业精神核心内容的价值观。这是其他学派思想不能比拟的。个人和企业的最终目的不是个人,而是众生和社会,明了这个道理,工商业者的主观世界才更加开阔,客观上更加从容,圆融地处理相关事务,达观地看待成败。
佛法如宝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通达于世出世法,圆融在个人与社会。知之者少,用之者少,挥洒自如者更少。佛法不弃人,人自弃耳。
五、几点启示
佛教作为中国五大宗教之一,已经和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和社会实体,佛教自身同样具有组织、控制、经济、心理调节、文化等各种功能。无论过去或未来,佛教将一如既往地发挥巨大的影响力。综观佛教与工商业关系历史与现实,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佛商”作为商业经营评判的类型和现象,将越来越普遍地为社会认同、接受。中国台湾佛商的极度成功给大陆佛教界及商业界很多启发与借鉴。星云大师在佛光山的理念与实践使佛教成为生活的、人间的、活跃的、开拓的、联谊的、国际的、现代的佛教。2003年,从商业道德评判的角度,中国商人被分为哲商、儒商、奸商、和商、佛商和官商。中国被称为佛商的是凤凰卫视的总裁刘长乐和青岛双星的老总汪海。他们的经营理念深得佛家精髓。2004年,佛教商业化品牌在中国营销界出现与兴起,是一个比较特殊而有必然的现象。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居士认为,“佛商”的“佛”是创造精神财富(文明),解决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心灵快乐、生死等问题;“佛商”的“商”是创造物质财富(文明),解决温饱、小康、富裕等问题。这种正面的正确的看法和认识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面对社会多元化的趋势和人们精神生活的多方面需要,佛商面对中国2亿佛教信众,天地广阔,大有可为。
二、佛法包含超时空的普世价值,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佛商应该发扬太虚大师以来的“人间佛教”精神,以自己的成功实践证明佛法与世间不违,佛教通过自身的调适,完全能够与时俱进,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相适应。佛商的作为不仅是利己利人的世间法,也树立在佛教徒在社会上的榜样,扩大了佛教的社会影响,具有弘扬佛法的无量功德。
三、发扬自利利他的菩萨行精神,统一个人、企业、社会的追求目标,努力创造多赢局面。协调好入世与出世的关系,把握个人佛法修行与利益众生的关系、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深圳恒运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泰诚把佛商作为商业经营的最高阶段和境界,认为:“商人一般会经历三个阶段,奸商、儒商、佛商。无奸不成商,最初进入这个社会,什么都不懂,只能够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事、去摸索,那时的想法就是就是为了赚钱,为了赚钱,人会比较偏颇、极端、不择手段,所以就奸。在这一阶段赚到钱后,就自然会转化成儒商,这时候做事就会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到达佛商阶段,做事则不单纯以赚钱、利益为目标了,那时可能更关注一些比较理想化的目标。”作为一个真正的佛商,自始至终都应该把社会的需要放在首位,个体和目标与社会目标始终是一致的。同时,应该认识到,世间的事业不是最终的目的。如果沉迷其中就丧失了基本的方向。所以,要“为而不有”,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做到世出世法的圆融通达。
四、佛商要回馈佛教僧团,以自己的力量优势护持佛法,使正法常驻。僧团是佛教正法驻世的载体和象征,与世间在家信徒是共生关系。佛商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参与、支持僧团自身的发展,应该具有布施的无量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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