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美术史(四)

印度美术史(四)
　　逸见梅荣、高田修
　　觉风季刊
　　第29期(200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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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秣菟罗美术
　　前面第一、二章中，吾人通论中印度佛教美术最久远的古代期作品，第三章中讨论兴起于西北印度的犍陀罗及贵霜美术。此两流派在遥远相隔的两地各自发祥与发展。但随时间流逝，作品因流传而相互影响而逐渐接近。虽均为地域性，但两者中间出现以下所要叙述的秣菟罗美术。此一美术繁荣于公元前后，约有二百年。
　　﹝秣菟罗之位置﹞
　　秣菟罗（Mathura）又译为摩突罗、摩偷罗、摩菟罗，是佛典中屡屡常见的地名，是回教古都，位于有名的阿古拉（Agra）至德里铁路中间，面临阎牟那河之交通要冲，现在更是印度教黑（K.r.s.na）神（译注：音译为克利希那）信仰之中枢，是很多宗教徒重要的朝圣地。但也曾经是佛教及耆那教的一大据点，其附近有许多伽蓝相互竞丽。地理上不只结合中印度政治经济中心之摩伽陀国，学问中心之塔克希拉，西方之犍陀罗，而且也是经西南卑提写与郁阇尼（Ujjain）至海岸要港跋禄羯占婆（Broach）的起点。很自然地，佛教即沿着通商路线传播。因为佛教主张四姓平等，所以特别获得贸易商人的深厚信仰。根据种种传说可以证明，而且从多数布施的铭文亦可得知一二。耆那教盛于此地的理由也是一样，所以至今耆那教仍被商人所信仰。
　　[秣菟罗之遗物]
　　很早以前佛教就传至秣菟罗。传说中，阿育王的老师优波笈多（Upagupta）就是此地某僧院出身的长老。虽然此地几乎未见有阿育王时代的遗物。但之后的巽加王朝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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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有许多迹象显示佛教的美术活动在此地曾相当活跃过。再之后的塞族诸侯时代一直到贵霜王朝全期，大体从公元前后至第二世纪末约二百年间，佛教与耆那教都盛极一时，并产生许多美术作品。所谓秣菟罗派美术就是这期间的作品。而且之后秣菟罗工匠依然继续制作出许多优秀作品。
　　本市近郊随处均有废址山丘，土语称为客拉（Kheraa）或提拉（.tiilaalaa）。上面都有塔、精舍、僧院等遗迹，也出土很多庄严这些建筑物的雕刻断片，实际地说明佛教曾兴盛于此。但这些建筑物至今并没有一座完整留存的，而且还受到非常严重的破坏，甚至建筑构造的迹象也无从得知。秣菟罗位于通商要道，同时也是侵略者从西北方觊觎恒河平原的大道。所以自古以来就常受到劫掠与破坏。幸好我们尚可从许多雕刻断片呈现的图像，部分建筑遗物以及遗存的奉献铭，来重构当时宗教都市秣菟罗的概念。当地发现的碑文有梵字（Brahmii）及怯卢瑟（karo.s.tii）两种。大多数是奉献铭，许多记有日期， 是理解此段历史时代最为贵重的资料。
　　从这些铭文至少可以知道其中三所寺院（毘诃罗）的名字。一座是都城正南方林阎牟那河的「弧哈」寺（Guha-Vihara），推定为公元前后罗吉拉（Raajuula）王侯的第一妃为有部僧团而建，并和佛塔一起建立。第二座是位于南方的胡威师迦寺，有相当优秀庄严的雕刻。据说造于迦腻色迦大王四七年，为迦腻色迦王后继者胡威师迦（Fuvi.ska）王所立。第三座是位于秣菟罗西边喀特拉（Ka.traa）（市场）山丘的耶舍寺， 在六世纪时仍然存在，其附近应有一塔，在此发掘出几根美丽的药叉女栏楯柱。有名的布提沙尔（Bhuutesar）栏楯即此。以上是从碑铭中确认其存在的。此外佛典中也曾提到优波笈多长老在此所住的那咤跋置迦寺及其它二、三座寺名；又从法显、玄奘两位法师所述，知道曾经存在过二十个僧伽蓝，而且还知道当时是大小乘并行。
　　﹝塔﹞
　　秣菟罗附近有许多塔，是佛教之崇拜中心。可由多数山丘出土的栏楯与塔门断片得知，在此，介绍秣菟罗的塔型时，遗憾的是无法以佛教的塔为范本， 只能从耆那教的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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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图1、2）推知佛塔的大概。《大庄严论经》卷六中相传， 迦腻色迦王平定东天竺，于归国路上遥见一尼犍（耆那教塔），误为佛塔而恭敬归命顶礼。（译注：请参考《付法藏因缘传》卷五）。由此传说可知，两教的塔外形几乎没有区别。
　　图1因上部缺损，故完整的塔形不得而知。图 2就能显示完整的形貌。在二段或三段的塔基上置有覆钵，环有二重或三重的栏楯。有塔门，仍然因袭中印度古代期的佛塔形式。但是基坛增高，塔形显著细长，这与犍陀罗塔及后世的塔形等相通。塔门与栏楯构造及整体庄严细部也显示出秣菟罗与中印度两地美术的亲缘关系。
　　﹝雕刻﹞
　　从雕刻观点叙述秣菟罗遗物时， 以题材类别来区分较为便利。首先就故事类而论。此部分存留的并不多。本生图中，在布提沙尔栏楯柱背面有云马本生（图3、4）、尸毘王本生（图5、6）、毘输安咀罗本生、摩诃萨埵本生（？），以及一幅无法确定的本生等五种，这些图案都区分成三景描绘。此外，法廷冢（Jamaalpur）也出土龟本生集及枭本生的浮雕栏楯断片。也发现二、三个类似本生图但图像未详者。佛传图中，以帝释窟说法图最多（图7），此外亦有表现醉象调伏、双龙灌顶、般涅盘等。又于度鸟鲁布（?????）丘出土了小模型塔，其圆筒形基坛（直径六十二公分）周壁上，描述有释迦八相图（与后世八相图略有不同），其与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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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知珂特（??????）发现的石板五相图（四相加上中央三道宝阶，图8），两者同为四相图及八相图的先驱，是很值得注意的珍贵例子。这些佛传图中都表现出释尊的像貌，构图的方法也都是以释尊为中心的向心
　　式， 显然是模仿犍陀罗美术作品。但是雕法上却拙劣无生气，缺乏犍陀罗遗物的魅力。
　　其次是雕像， 在雕像中以佛像最值得注意。秣菟罗的佛像是否是仿自犍陀罗佛像，在进入此问题前，首先应讨论秣菟罗工匠制作了那些佛像。
　　首先举喀特拉出土的「如来像」（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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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例。高六十九公分，狮子座上跏趺坐，偏袒右肩，右手结施无畏印，蜗牛状的肉髻， 有背光，左右立有戴宝冠的侍者，上有天人飞翔，背景是菩提树。两眉间有白毫相，手足具千辐轮相， 就相貌而言与如来像完全相同， 但是铭文却显示菩萨像，这是不可忽略的重点。铭文虽无日期，但从书体判断是属于贵霜王朝初期。于安优而（Anyor）也出土与此形像相同（但缺头部）的雕像，而且被视为是同时代的作品，但此像铭文显示的是佛像。此外，也发现几个模仿喀特拉的雕像。
　　其次为有名的巴拉（Bala）比丘奉纳于鹿野苑及祇园之大立像。（图10）高二米七十，缺右臂及头顶等，颜面一部分破损，相
　　貌、技法都与前者相类似，只是稍嫌生硬，铭刻为迦腻色迦王三年造。左手握衣端，右手扬掌，是所谓的经行之姿，玄奘法师于鹿野苑记事中记载：「有如来经行之像，像形杰异，威严肃然」（T51，p905c），或许指的是此像。祇园出土之像， 高三米五六，虽然缺头部、右臂及铭文年号，但形象几乎和鹿野苑的相同，两像均作菩萨像。鹿野苑雕像上面附有直径丈余之伞盖。右伞盖有极优美的装饰图样（图11）。
　　上面举出的「佛菩萨」像例子，是秣菟罗作品中最早期的，在雕法上和巴呼特及桑淇之药叉像有一脉相通的印度特色。但市内希塔拉珂提（Siitalaa Ghaa.tii ）发现的坐像，及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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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出土的坐像（图12）等，虽是秣菟罗工匠
　　所作，但却是仿自犍陀罗佛像。大衣样式化式的衣褶，台座浮雕之构图等，都无法忽略希腊式佛教美术的影响。因此应可推断为秣菟罗雕工一方面继承古来中印度的技法，又因地理关系，很早即受西北印度美术的影响。就塞族诸侯时代至贵霜朝时代的政治情势而言，想必秣菟罗与犍陀罗有密切关系。如此一来，最先创作佛像的地方应该是秣菟罗还是犍陀罗呢？这实在是一个大问题。
　　犍陀罗美术最晚开始于阿瑟斯王时代（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如果这点确定，就和秣菟罗最早的迦腻色迦王治世初期（二世纪初期）的「佛菩萨」像有百年之差。如果认为秣菟罗佛像产生得较早，并认为犍陀罗与秣菟罗分别两地同时开始制作佛像，这是无法成立的。在犍陀罗佛像年代不确定之下，倾向印度民族主义的论者便频频提倡佛像起源于秣菟罗之说。但是这种说法使得佛像的创始期只能推到贵霜朝（无宁说迦腻色迦王）初期，大体在公元第一世纪后半或第二世纪初叶左右，无法再往上追溯得更早。
　　假设最初佛像创始于中印度秣菟罗此点不变。但是中印度古来的传统是不表现今生佛陀尊容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始要求制作佛像，而使得持续古代期制作传统的秣菟罗，敢于打破传统去描刻释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特别在佛教徒「不描绘佛陀」这种思想观点下，依然会限制工匠们自由挥凿，而无法简单的去制作佛像。在古代传统佛陀观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为佛陀塑像应该是无法产生。若如部分学者所说，或许秣菟罗并非一昧继承旧传统，而是观念有了大转变。秣菟罗佛教教团在思想发展过程中真的成功地产生如此大转变吗？虽然同是佛教，但在公元第一世纪前后的秣菟罗与早其一世纪或前二世纪前的犍陀罗，其状况是有很大不同。佛像起源秣菟罗之说，是有再检讨的必要。
　　先不谈佛像创始的问题。假定从来不表现佛陀像秣菟罗教团及工匠们观念转变而接受造像，在这个假设下思考秣菟罗的造像问题，是极为有趣。关于此点，本人想以像铭与像容不一致的「佛菩萨」像为例。前述喀特拉（图9）与鹿野苑（图10）之像，其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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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几乎和佛像没有差别，但铭文却显示是菩萨像。这应该可以解释为：他们一方面造佛像，却因为传统观念而不能将之视为佛像，于是便将以前中印度古代派描绘本生谭时，容许表现的前生菩萨扩大解释，将不准造作的现在佛陀像冠上菩萨之名。秣菟罗像中尚有几例铭为菩萨的佛像，迦腻色迦王纪元三九年之像即是。相对于此，另外一尊安优而（????）之像应该是最早而且明显题铭为佛陀的塑像。
　　对于佛像起源的问题论述的较详细，是因为佛像在之后的佛教思想、信仰、及佛教美术上占最重要的中枢地位，也因此最早期的犍陀罗及秣菟罗的佛像制作，受到特别的关心。
　　其次，菩萨形象如佛像非常类似，也有头光，但在服饰上很快便能认出两者明显的差异。有几尊此类的立像与坐像，均表现出富贵之人的形态，戴着丰富首饰、胸饰、腕钏、臂环等，除了是着薄衣之外，其它都很接近犍陀罗的菩萨像。迦内沙罗（Gane.sraa ） 村出土的坐像被认为是阎浮树下静观的释尊像。这尊是秣菟罗菩萨像中最优秀的，但非常可惜头部几乎全缺。而同为秣菟罗所作运至桑淇的菩萨像，亦缺头部，不过有奉献铭，可以知道是作于迦腻色迦王二八年，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年代基准。从迦内沙罗亦发现一躯高三米的菩萨立像，与鹿野苑的佛菩萨像形态容貌和高度几乎相等，也是缺了头部。这些头部是什么形状呢？若参照犍陀罗像，则应当可以想象出大致的情形。现藏于鲁克恼（Lucknow）博物馆，戴着贵族头饰的两个头部像，或许属于这些菩萨像的。
　　秣菟罗菩萨像中亦有数尊弥勒像。同于犍陀罗，是未来佛与过去七佛同列的浮雕，也是贵族之姿，所以立刻可以辨别出来。由浮雕像容应该可以比定左手持澡瓶的菩萨像是弥勒像。又在一栏楯柱上，有浮雕宝冠化佛的菩萨，从后代形像来推断应是观音像。
　　秣菟罗亦有颇多龙王及药叉像。因为农耕与财富之神非常受第三阶级人们欢迎。龙王像中以查尔贡（Chargaon）及库克尔甘（Kukargaam）发现的保存最完整，形象是和菩萨差不多的富贵相，背面为龙蛇身，附有七个龙盖以代替头光。这个形式的龙王像是后代很普遍的模式，其原样式也传至南海地方。当地最古老的龙王像是迦腻色迦王八年所造，前面所提的查尔贡之像是胡威师迦王（迦腻色迦王第四十年）时所作。从铭文可知于胡威师迦王建造的寺院位置（现之法廷冢）上，很早以前就有普受崇拜的达地克尔那（Dadhikar.na）龙王祠。
　　药叉像中，巴尔迦姆等出土的遗物是最古，贵霜时代的药叉中，有短躯肥满样子的药叉大将俱吠罗（Kuvera）（多闻天）之浮雕。而持钱囊的坐姿像成为后世大黑天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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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拥有美女饮酒之像。后面会提到的希雷若斯醉图（Silennus）等，在印度或可视为药叉神。
　　在栏楯中也常有浮雕的药叉女像，是继承古代期的药叉形像。倚靠在繁茂大树下，支手握树枝，抬高一脚交叉在另一脚上而站立着，（树神或娑多半支迦）这种形态颇为常见。大概当地的工匠特别喜好描画女性。在很多画面中表现半裸娇姿的女人，例如在布提沙尔出土的栏楯柱上，也有极为肉感者（图3 6）。初期考古学者认为是舞姬，如果不是背面佛传图与本生图，实在无法认出这些栏楯柱是用来围绕神圣佛塔的。但是无论有多肉感，她们有降伏畸型矮人并将之踏于足下的姿态，则完全与巴呼特之像相似，所以除了是药叉女像外，实在很难作其它联想。
　　除了美艳女性（药叉女像）外，亦有描述酒神底奥优索斯（Dionysus）之图，及饮酒鼓腹药叉（俱吠罗）图等，这些不相应于佛教庄严建筑的雕像，或许可以说明是当地佛教社会的堕落。在佛教经典中有末法的说法，末法时代比丘与妇人乃至俗人共同饮酒歌舞相乐，或是昼夜闲谈世俗邪事、蓄钱财奴婢、不好修行、着迷种种色欲堕落，甚至超过俗人。举出这些犯戒僧行的真正意义是为了防止佛教社会的腐败堕落，希求正法久住。其中虽然有相当夸张的部分，但在某种程度上则反映出一些事实。这部分堕落事实则与秣菟罗雕刻有相通之处。
　　女人像。在近古代阿踰阇（现之发萨巴特Fyzabad）之提奥伽里（Deogarh）发现有女人像，带着佛钵，背立于印度波斯式石柱，甚为优雅，不清楚是否只是供养者的表现。有一个被比定为诃梨帝母之像，是令人深感有趣的作品，以犍陀罗青色片岩圆雕而成，为全然犍陀罗式的诃梨帝母像，出土于七仙冢（Sapta-.r.si）。
　　秣菟罗雕像中值得注意者还有耆那教祖师与贵霜诸王像。耆那教祖师像之外貌几乎和禅定佛像无异，但他是一丝不挂的全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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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辨别起来并不困难。其次，从现在秣菟罗市北方十一公里的马特村（mat）出土了迦腻色迦王及其它肖像。对此类肖像极为稀有的印度而言，是文化史上相当重要的发现。迦腻色迦王像（高一米八五），是立像，简单衣服上披着外衣，带大剑，穿巨大长靴，右手按于王杖上。不幸头部与两臂已不见（图13）。另一个和此像服装几乎相同，却无外衣，坐于椅上，也是无头的雕像（高二米三五），铭文部分已消去无法辨读，但被认为是阎膏珍（Wema-Khadphises）之像。同地方亦出土数个被认为是这些大王的头部。
　　﹝秣菟罗美术的问题﹞
　　以上是秣菟罗派雕刻的主要题材。在这些雕刻被制作之前，秣菟罗已有佛教雕刻。可从遗物中几个被认为可以上溯至巽加时代的古栏楯断片来说明。圆形或半圆形上面浮雕美丽莲花、塔、或菩提树等等及其它礼拜像，这些全是古代派风格与技法所成。当地又发现有来自巴尔迦姆与巴洛达（Baroda）印度最古的药叉像（最迟亦为公元前三世纪）。贵霜王朝时代秣菟罗雕刻声名远播，实在是古代派传统所致。
　　在塔门眉石的构造与图案上也可以看出显著的古代派手法。虽然出土地不详，但当地博物馆所藏的佛像浮雕眉石，不只手法，连贤瓶与末端摩竭鱼等艺品，一看便知是承继前代的技法。甚至，甘喀利丘（Kaankaiil Tiilaa）也出土了近古代派装饰艺品的片断。特别是此地被认为是耆那教神圣建筑之所在。在结合最下眉石与门柱的持送上，有桑淇塔相同的药叉女，也有秣菟罗独创的狮子及其它动物等。又在浮雕断片中也发现显然是精舍一部分的装饰品。法廷冢的出土物是属于胡威师迦寺，乃相当优秀的作品。又有几个嵌入石板表里并有丰富浮雕的破风（译注：日本建筑类似山形墙）等，亦颇值得注意。
　　秣菟罗美术的本质虽然是继承中印度传统，但一方面也受到犍陀罗相当深刻的影响。不管如何，抱持印度主义的学者也无法否定这个事实。虽然前面所提犍陀罗式的诃梨帝母像是例外。但最早发现的秣菟罗雕刻，亦即有名的希雷若斯饮酒酩酊图，及赫拉克雷斯（Herakles）斗内美亚（Nemea）狮图，都可说完全受希腊古典制作的影响（均藏于加尔各答博物馆），而受犍陀罗影响的像容、服饰、构图等方面已如前述。在装饰艺术上，如歌林特式柱头、阿肯萨斯（Acanthus）、葡萄蔓、人鱼、持鬓者等装饰花纹等，都可认为是经由犍陀罗传来的西方影响。但在模仿上这些花纹已相当印度化，这是不可忽略的。
　　总之，秣菟罗雕刻的本质是纯印度的，是中印度古代派美术的直系发展。其雕刻内容是一般古代美术所包括的莲花纹、忍冬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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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忧树叶纹、栏楯纹、贤瓶、摩竭鱼、金翅鸟、种种吉祥相、或佛教象征（参照图11）等，在药叉像等雕像的手法表现上，也是显示古代期的印度特色。另一方面犍陀罗美术对秣菟罗而言，是排在第二位的。虽然是外来因素影响，但也不必将它夸大。当地雕工是用心摄取并同化这些外来要素，这点是必须考虑的，但是秣菟罗雕工对待犍陀罗式的佛像，一方面苦心考虑如何在思想上接受它，一方面则努力赋与他们印度特征。使得印度佛教徒能将佛像视为真正的圣物而礼拜。这样的看法应该是最为稳当。
　　如果就艺术价值而言，并无法对贵霜王朝治理下的秣菟罗雕刻作出很高的评价。以鹿野苑佛像为首之初期「佛菩萨」或药叉像等，均相当古拙生硬，虽然模仿犍陀罗佛像，但不是很成熟。缺了头部，铭刻「大王，诸王之王，天子。迦腻色迦」文的肖像（图13），虽然是当时一流工匠所作，但雕法生硬，很难算得上精巧。但在表现装饰文样上则有别于古代时期作品的优秀洗练技法，是雕像中无法看到的。在巴呼特与桑淇所看见的雕像技术，一般而言也比不上文样的表现。这样的制作传统仍被秣菟罗继承。但这并非秣菟罗雕刻的全部。盛行二个世纪之久的造型美术活动，将秣菟罗雕刻的声名远播至印度各地。到了后来的笈多时代，就培育出能制造优秀作品的环境。
　　这些秣菟罗作品在雕刻上虽非上上之作，但其名声颇高；常可发现此地工厂制作的佛菩萨像，经远路搬运到其它地方供养。或许是因为中印度所制作的关系，秣菟罗雕刻均用希克利近郊产有黄斑的赤色砂岩。所以由素材即可辨别出它的特征。如前面所提，巴拉比丘于迦腻色迦王第三年时奉献于鹿野苑如来经行处的佛菩萨像，也曾被运到舍卫城外的祇园。祇园也出土题铭为秣菟罗雕工所作的菩萨像台座。其它于恒伽河流域佛迹地的佛陀伽耶，王舍城，波咤利弗多，乔赏弥，桑淇等地也发现几个断定来自于秣菟罗的佛菩萨像断片。在阿踰阇则出土前面已提的女人像，塔克希拉则出土凳子。于拘尸那竭（现 ????）亦发现题铭为秣菟罗雕工提因那（????）所造的涅盘像，甚至已是第五世纪的东西。从上面这些例子可知，秣菟罗的工厂相当兴盛。同时也可以了解搬运巨大石像至几十百公里远处供养的热诚佛教徒。我们可以说，至少中印度地方，佛教美术，特别以佛像及菩萨像制作为主轴的美术，在公元初数世纪间是经由秣菟罗而向各地传播的。秣菟罗虽然是个小地方，但是它的雕刻则在佛教美术史上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