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的真精神

玄奘的真精神

　一千三百六十三年的今天，也就是贞观十九年（公元643年）的正月二十五，年仅25岁的青年人陈袆，也就是后人所熟知的高僧玄奘，从西域取得真经，返抵长安。

　　贞观元年，玄奘请允西行求法未获唐太宗批准，于是“冒越宪章，私往天竺”；与这种“偷渡”行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玄奘取得真经回到长安后，受到了“人皆敬奉”的极高礼遇，据史载，当时是“道俗奔迎，倾都罢市”。不久，唐太宗接见并劝其还俗出仕，最终被玄奘婉言辞谢。尔后留长安弘福寺译经，由朝廷供给所需，并召各地名僧20余人助译，组成了完备的译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编译局。此后，玄奘专心致志地献身译经，十九年共译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不仅系统地翻译介绍了反映五世纪时印佛教全貌的基本著作，而且在晚年译出了佛教经籍中最大的一部经《大般若经》600卷。

　　玄奘的时代，正是中印文明这对“双子星”闪耀辉煌的时代，与此相比，幼稚的欧洲要走出封建主义的泥淖，则差不多是将近千年以后的事了。然而，从人类文明史的进程来看，物理时间与文明时间从来就是不相一致的；在此后的竞争中，古老的中印文明并没有能一直保持住自身的优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印文明，竟然成了博物馆里供后人缅怀的陈迹而已。

　　前不久，美国前财长、哈佛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指出：“印度和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可能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并列成为过去一千年三大重要经济事件。”这一惊人的断语也许令许多本土人士感到兴奋；然而，理性的人们应当从其中读出更多的历史吊诡意味。更何况，赢得了经济，输掉了精神，对自身的文明有何益？

　　人类文明的兴盛，从来都是*一个个具体人物的烈士般追求所造就的；这也正是在今天这个并非重要的日子，我们重新记起了玄奘的原因。美国《国家地理》百年纪念之际，推出过一部《丝路》的纪录片，比较到敦煌骗宝的斯坦因和玄奘的两种不同的探险，认为前者只是追求财富，玄奘则是追求真理。遗憾的是，无论中西，人类在走过了古典时代的辉煌之后，精神的沉沦是随着年代流逝而加速的。今天，我们可以有《西游记》的戏说版动漫版大话版，却窥不到玄奘及其法相宗的真精神；我们可以动用GPS动员社会精英去重走玄奘路，却找不着玄奘及其法相宗的真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