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法师项骨发掘记

玄奘法师项骨发掘记

海 澄

　　在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旁，有一个颇具规模的兵工厂，自李鸿章创建（时称金陵机器制造局）至今已有一百二十五年的历史。抗日战争时期，金陵兵工厂陷于日军之手，被辟为日本侵略军的军工修械厂（当时以日军部队长名字命名，部队长就是厂长，在日占时期，金陵兵工厂先后改称为比桥部队、高森部队、贵志部队、稻田部队、松尾部队等）。
　　1942年 11月的一天，高森部队营造场派出十几名工人，到工厂南首三藏殿后的小山头上平整土地，准备建造所谓“稻荷神社”（按；日本人有一个特殊的习惯，所列之处都想建立“神社”，以求得神的保佑）。上午十时左右，工人正在卖力的挖掘，只听到“咔嚓”一声，几个工人立即小心翼翼的扒开泥土，发现一块长方形石条，掀起石条，见有一洞，洞内有石函一个，石函正反两面的刻文依稀可辨，简略说明了唐玄奘遗骨辗转来宁迁葬的经过，石函周围散有许多古钱。工人们捡起文物古钱藏匿起来。
　　这时，领班的矮个子日军士兵发现了这一情况，立即赶往厂部报告，随即有一批日军赶到，把众人包围起来。工人见状，急忙把捡到的古钱和文物扔到草丛里。日军对工人逐个搜身后，将大家赶走，并放假三天。
　　下午，日军将小山头用铁丝围住戒严，封锁消息。经进一步挖掘，在石函下又发现了一枚铜制小龛，龛外刻有“唐三藏”字样，将铜龛打开一看，只见有一琉璃香炉，香炉内装有玄奘顶骨，宽约二寸，长四寸左右。同时挖出的还有金质佛像一座、金银制箱、石匣、黄铜佛器、磁器、玉饰、珠宝等随葬珍品多件。日军还在石函四周及草丛里找到了二十八枚古铜币，据说代表“二十八宿”（一说代表玄奘圆寂后历经了唐宋元明28代帝皇）。
　　日军虽严密封锁，但在三藏殿发掘唐僧顶盖骨的消息还是泄露出来了。当时日伪双方都极为重视，日军极想攫为己有，汪伪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亦再三与日方恳商，最后，日军将挖掘的文物古饰和唐高僧玄奘顶盖骨的一部分移交给汪伪政府。1943年2月13日，双方在南京举行了玄奘法帅佛骨移交仪式，山日本重光蔡大使移交给汪伪外交部长兼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长褚民谊接收。 1943年3月3日，汪伪《民国日报》登出了唐玄奘舍利于发掘一事（佛教将僧尼死亡称为圆寂，圆寂火化之灰烬称为舍利子），并大造舆论，极力颂扬中日“睦邻友好”关系。
　　玄奘是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他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为中印尼三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玄奘圆寂于长安慈恩寺，其舍利子安置在沪东之白鹿原，后迁于终南山之紫阁寺，唐末兵火连天，紫阁寺被毁，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有一名可政的金陵僧人收拾到玄奘的头项骨，千里迢迢从长安带到南京天禧寺（明代称报恩寺）东冈，建塔埋葬。叨洪武十九年（138G年），黄锡澄居士，普宝僧侣等第二次迁葬，移至南岗，建塔筑殿，以资供奉。玄奘通称“三藏法师”，故所建之塔称作三藏塔，塔前的佛殿称三藏殿（殿塔都已毁于太平天国战乱中）。
　　为了迷惑国人，笼络人心，日伪决定将玄奘顶骨重新安葬。当时，他们选中了鸡鸣寺附近的小九华山为安葬地，在山顶建造了三藏塔（又称九华山寺）。1944年，以褚民谊为首，加上德意驻汪伪大使及代办、汉*、军国主义分子和佛教徒共约300余人参加，举行了热热闹闹的安葬仪式，将玄奘佛骨的一部分安置于九华寺七层宝塔中央偏下塔底穴中。九华寺系青砖砌成，所用青砖都是当时汪伪政府的文武职员捐助集成的，砖上刻着每个施立者的姓名，寺左右两边有两块石碑，叙述玄奘取经之功绩及取经之路途。碑文由褚民谊撰写，文革中遭到破坏，石碑上的文字已被磨去。

当时，除九华山安葬了一部分玄奘佛骨之外，其余部分送到日本长琦玉县慈恩院，中日帮交建立后，日本将其送还给中国，安置在西安兴教寺；另外还有部分送到北京（广济寺）、天津（大慈院）、成都（静慈寺）等地，南京博物院还有一份。后来又分一份给台湾，安放在日月潭的寺塔内；天津的一份，于1957年由达赖喇嘛代表中国政府赠送给印度，安放在玄奘当年留学讲经的那烂陀寺的纪念堂内。又闻唐玄奘顶骨发掘后，准备在小九华山建塔埋藏，但一时未能实现，使改存藏于今生物研究所，后又转到南京博物院、毗卢寺，再移到灵谷寺馆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