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交州佛教及其同中原佛教的关系

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交州佛教及其同中原佛教的关系

　　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交州佛教的来源、发展以及它与中原佛教的关系如何呢？本文从交州地区所处的文化背景入手，引用了大量的史料论证了：一、在中原地区佛教兴盛不久，江东吴地佛法初起之时，交州佛教业已由海上伟到，并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二、由于交州地区处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从海路来华的西域、扶南等地的高僧往往由此北上，至中原弘教，交州地区起到了佛教由水路向华传播的乔梁作用。而此时，中原佛教虽然也是一定程度上传到了交州，但与之比较是次要的。
　　谈到交州佛教，首先要涉及到交州佛教的来源问题。综合前人之研究，不外乎在以下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佛教是从中原传到交州地区的，其代表人物是沙畹（Ed.Chavannes）。他说：“处雁中国授受了佛教影响之后，就产生了反应，它大大地帮助了佛教的发展。凡汉文所及的地方，就是说，南至越南，北至高丽，佛教亦随之而传播（注释：转引自陈文玾（Tran Van-giap） 《越南佛教史略》，原文载《法国远东博古学院集刊》第三十二期，第二０五页，一九三二年河内。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东南亚研究资料》一九八五年一～三期刊登了黄轶球的汉文译文。 ）”另一种认为，交州佛教及是由海路从印度直接输入的。越南史学工作者陈文玾、陈文饶、文新等即行这种观点（注释：陈文玾《越南佛教史略》，见注（１）：陈文玾（Tran Van-giap）《从十九世纪至八月革命前越南思想发展史》第一集第五章第二节；文新（Van-gan）《略述越南历史上的佛教》，载越南《历史研究》一九七五年第一六二期。）。
　　汉魏两晋南北朝为交州佛教的初传时期。要弄清初传时期交州佛教的来源、发展及其同中原佛教的关系等问题，首先必须弄清交州地区的文化背景，然后再从整个中国佛教发展的格局来详加考察，或可找到一些线索。是为本文之目的。
　　一、文化背景
　　古之交州，原称义趾（注释：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交州原称交趾，东汉建安领先年（二０三）改称交州，辖七郡：南海（今广东东部）、苍梧（今广西部、郁林（今广西中西部）、合浦（今广东西南部）、交趾（今越南交部）、九真（今越南中部）、日本（今越南中南部）。吴黄武五年（二二六）交州刺史吕岱表分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为交州，其余四郡为广州，不儿复旧。永安七年（二六四），复分交、广两州。本文所指的交州，基本上是交趾三郡。）。它位于中南半岛的东北部，即今天越南的北部，红河下游地区。据尚存文献之记载及古学之发现。最先在这里居住的是由南洋群岛移来的小黑人（Ne-grios），稍后有一群美拉尼西亚人（nelanesian）越海而来，追灭前族。继之是一群居住在印度，受到雅利安人（Aryens）的逼迫，越过重洋叠嶺迁徒大而来的印度尼西亚人（Indo-nesians）。最后是来源于中国南方百粤的一支——骆越人，他们迁来不久便跃居各民族之首，成为交州地区的主体民族。
　　在地理位置上，交州东临北部湾，与广东隔海相望。陆上又同云南、广西相毗连。山连山，水连水，便利的海陆交通使交州和中原两地区的文化交流可上溯到远古时代。《准南子·主术训》记载：“昔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说：“帝颛顼高阳者，……南至于交趾。”《墨子》说尧“南抚交趾”。《吕氏春秋》也提到大禹君临天下，足迹所至，南达交趾。
　　西元前十二世纪，周武王灭商后，处今越南中部地区的越裳氏以为中国又有“圣人”出现，遣使访问了周成王。越史《大越史记》说：“我越始聘于周，自称越裳氏，献白雉，重九译乃至。”记载浩繁，不胜枚举。
　　随著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移，交趾同中原地区的往来愈加频繁，逐渐摆脱了“交南炎荒，情况冥茫”的状况。秦统一中国，随即在交州地区设郡置县，开始了这个地区的封建化过程。秦末，原南海尉赵佗趁乱割据领南，建立南越国，在交州地区设立交趾、九真两郡，“今二使典主”（注释：《水经注·卷三十七·叶榆河》）。同时，还把中原地区的金、铁、田器、马、牛、羊和缯布大量输入交州，并“以诗书而化训国俗。”
　　西元前一一一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在交州设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自此，交州地区便“形同内地”，直至唐末。西元初年，交趾、九真太守锡光、任延“始教耕犁，俗化交工，风行象林”（注释：水经注·卷三十六·温水）。他们一方面“令铸作田器，教之恳辟”（注释：《后汉书·卷七十六·任延传》），另外一方面，又“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五十，女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 （注释：《后汉书·卷七十六·任延传》）
　　此外，还“建立学校，导之礼仪”（注释：《汉后书·卷八十六·南蛮传》。），把中原罪人迁徒到“语言各异”，“习俗不齐”的骆越人民中。建武十九年（西元四三年），把援平定二征起义，“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注释：《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迨及三国鼎立之际，士爕出任交趾太守，后改任交州牧。据史书称，此人体器宽厚，谦虚下士。少时会游学洛阳，专攻《春秋》。任职期间，“辄玩习书传，《春秋左氏传》尤简练精微”（注释：《三国志》卷四十九<士燮传>。）。他乘中原之乱，把大批文人志士招募到交趾，当时“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计其荦荦大者，有北海刘熙，汝南程秉、许靖，沛郡薛宗，陈国袁徽等人（注释：见《三国志》士燮、许靖、薛综等人的传记。），他们同那些官守其地，亲临其民的循吏们一起，广被教化，不遗余力，使六州地区在北方动乱不已的特殊背景下，一度成为我国南方学术文化的中心之一。袁徽在其致曹魏尚书令荀或书中说：“交趾士府君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不徒，皆蒙其庆（注释：《三国志》卷四十九<士燮传>。）”
　　两晋南北朝期间，中国北方内乱外优，战火绵绵，不少文人都逃到长江流域一带。尽管如此，远适交州者仍代不乏人。
　　有汉一代，交州地区一直中西方海上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之一，是我们了解引进外来文化的南大门，是中外海上贸易的集散地，也是汉文化同印度文化发生碰撞的前沿阵地。早在汉武帝时代，中印海上交通即已开辟。尔后，东南亚，远至罗马的使节便络绎不绝地往来于交州，有的由此北上来到中原。例如，汉和帝时，天竺国曾数遣使贡献。其后西域反叛，陆路交通断绝，不得不改由海路。“至桓帝延熹二年（一五九），四年（一六一）频从日南徼外来献”（注释：《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又如（汉）顺帝永建六年（一三一），日南徼外叶调王便遣使贡献，帝赐调便金印紫绶（注释：《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传>。据法人费琅考证，叶调国有谓在今之锡兰岛，有谓在今之爪哇。）。“至桓帝延熹九年（一六六），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 （注释：《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三国时，交州属东吴势力范围。西元二二六年，即孙权黄武五年，大秦商人秦论来到交趾，后交州守吴邈又把他送到建业（注释：《南史》卷七十八《梁史》卷五十四）。恰好在这一年，吕岱遣康泰、朱应两人出使扶南，开拓海外事业。通过二十多年的摸索，他们写了《吴时外国传》和《扶南异物志》两本各著。　
　　可以说，交州地区的对外贸易曾经一度超过了广州等地。到了唐代，双方争夺仍十分激烈。西元七九二年，领南曾表请禁止安南（交州）贸易，德宗准备同意，但终因陆贽的谏阻而告终止（注释：事见《翰苑集》卷十八<论领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资治通鉴》卷二三四。）。所以，《旧唐书·地理志》就曾说过这样带有总结性的话：“交州都护制诸蛮，其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自汉武学以来皆朝贡，必由交趾之道。”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交州文化，不论是其民族的来源还是其文化发展的过程，乃至其文化的内涵，都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交州地区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又使得它能较早地接受到西文化。佛教，就是另外来的西方文化的一种。
　　二、佛教的初传及其同中原佛教的关系
　　中印交通可上溯汉武帝时代。北路，张骞首建“凿空之功”但究竟也只达于大宛、康居、大夏一带。而南路，经交州可直通印度。《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云：“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般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不译使自大此还矣。”
　　据朱杰勤考证，都元国为越南的沱灢，邑卢没国为叨丕（暹罗湾最大入口处），谌离国即顿逊，夫甘都卢国即卑谬（骠国），黄支国即印度东海岸之建志补我罗，已程不国为师子国，皮宗为越南的平山。这样，这条航线大致为：“从雷州半岛乘船出发，船驶入南海（南史国海），沿海岸线行，经过越南，、东埔寨、泰国，入暹罗湾，到谌离靠岸登陆，步行到卑谬（夫甘都卢），又坐船沿伊落瓦底江而下，入于孟加拉湾，西行至印度南端的黄支，最后转到锡兰，从此回航（注释：朱杰勤《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海上交通路线试探》，载《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我们知道，两千多年前，航海技术十分落后，出海的船舶一般来说都必须消沿海岸线而行。因而海外来华，交州便是其必经之地。对他们来说，交州即是水路的终点，也是陆路的起点。
　　诚然，海上道路的开辟，并不意味著佛教就已经从海路传到了中国，但至少可以说，它已使佛教由水路向内传播成为可能。因此，梁启超认为：“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注释：梁启超《佛教之输入》，见《饮冰室专集》第七册，第七页，中华书局。）”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认为：“二世纪时，交州南海之通道，亦得为佛法输入之后经（注释：见《北平图书馆馆刊》六卷三号。）”胡适也就此指出：“过去一般都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只有一条陆路，自西域传来。其实另有一条海道，乃是由印度而锡兰，由锡兰而交趾，再由交趾而到广西，再到长江流域（注释：引自在胡玄明《中国文学与越南李朝文学之研究》。）”
　　释迦牟尼佛究竟何时越过重洋，又以何种方式登上越人的祭坛，史料阙如，无从得知，不过，赛岱司就认为，“印度文化的传播是西元前印度和东南亚贸易关系加强的结果。”（注释：转引自霍尔《东南亚史》，第三八页。）。汉时，天竺与交趾之间的贸易往来屡见史册。《梁书》卷五十四明载：“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新唐书》卷一二一亦云：“东天竺际海，与扶南，林邑接。……有金刚、旃檀、郁金与大秦、扶南、交趾贸易。”《旧唐书》卷一九八也有同样记载。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交州地区最初的佛教传播是同当时的商业贸易联系在一起的，大批印度或南亚其他国家的商人接连不断地来到交州，他们随船带来了许多佛教僧侣，或许他们本身就是信佛的居士，越人其熏陶之下，逐渐授受了佛教。
　　就佛教发展的经过来看，它总是同商业分不开的。康僧会编译的《六度集经》就记载过不少佛为菩萨时，“与诸商人俱之他国”故事。如其中的《杀身济贾经》说：“昔身菩萨与五百商人俱入巨海，欲采众宝。”就拿中土高僧法显来讲，他从印度归来，搭乘的也正是一艘商船。
　　成书于越南李陈时期的民间神话故事集《领南摭怪》就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家住大江边褚含津的褚童子，先遭火灾，又逢父丧，衣物烧尽，无以蔽体，只好立于江中向过往商船行乞。后遇雄王三世孙之女仙容浮注游海外归来，结为夫妇。遂开市肆庸舍，与民相贸易。后褚童子随外国商人出海贩物，途中遇一山名琼围山，山上有小石庵。高人舶船汲水，童子登游此庵，有一僧名佛老者传法与童子，并赐一笞一杖，内有灵通。童子归来后俱言佛道，吿仙容，仙容觉悟，自□庸舍。二人相与游方，寻师学道（注释：《领南摭怪·一夜泽王传》。）”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约略可以看到交州佛教和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三国志》卷四十九<士燮传>载：“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俱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十。”这里的胡人，据史家考证，就是来自印度或西域其他国家的佛教徒或商人。这里，我们还可举出一个说明力更强的例子，那就是三国时期的康僧会。《高僧传·康僧会传》告诉我们：“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产贾移居交趾。”古代很多史料证明，商人往往就是最早的文化使者。
　　就现有的材料，我们大致可以肯定，西元二、三世纪交州佛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兴盛程度恐怕不让中原。首先，这里的和平环境就是中原地区无法比拟的。东汉末年，中原地区动乱迭起，外戚宦官交相专权，生灵涂炭。先有黄巾起义、董卓篡逆，后有曹操挟制天子以令诸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便是当时的真实写照。而此时地处南疆边陲的交州地区总算免遭兵燹，在鲁人士燮的治理下，“二十余年，疆场无事”，“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此外，尚有不少“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不老之术”的道士。士燮本人就是一个大学问家，少时会游学洛阳，师事刘陶，精于《尚书》、《春秋》，因而被越人尊为“南交学祖”。由于大批文人荟萃于此，因而，就文化来讲，这时的交州无疑就是一个“小中原”。应当说，像这种安定的政治局面和浓厚的学术气氛，有利于中外交往，有利于佛教的传播，尤其是利于佛经的翻译和佛寺的建设。越史《大南禅苑传灯录》记载了当时的情况：“交州一方道通天竺，佛法初来，江东未被，而□□又重创兴宝刹二十余所，度僧五百余人，译经一十五卷，以其先之故也。”
　　最能代表汉末三国之际交州地区佛教思想发展水平的是牟子和康僧会。
　　东汉末年，苍梧（郡治在今广西梧州）人牟子因避乱来到交趾。据其所著《理惑论》记载，此时正值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二十六岁时，牟子由交趾回苍梧娶妻，这年也就是交州刺史朱符弟豫章太守朱皓被笮融所杀的兴平二年（一九五）。牟子原先信仰尧舜周孔之道，而且还崇信方术，读些兵法及“神仙不死之书”，后解胡道转而信佛。
　　考牟子一生，其足迹没有超出过交州。其《理惑论》一文当然也是在交州撰成的。而且，他的佛教思想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交州地区独特的思想文化的烙印。这主要反映在他的佛教与儒家、道家相一致的观点上。牟子只是反对“数千百术，行之无效，为之无徵”的道教，而不反对道家。在他看来，佛教与儒家虽有区别，但两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它们之间是“金玉不相伤，精魄不相妨”的关系。牟子的这种思想同康僧会的佛教观非常相似，两人都生活在汉末之交州，因而可以相互印证。例如，牟子认为佛教的作用在于“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康僧会则也要求人们“以佛明法，正心治国”。主张“为天牧民，当以仁道（即佛道）”。在康僧会笔下，菩萨都是“秉性仁孝”，修“至孝之行”；而牟子认为，“沙门捐家财，弃妻子，不听者，不视色”是“至德要道”，符合儒家的伦理纲常。
　　这种佛教与儒家、道家相一致的观点在中原地区并不多见，我们从《理惑论》所载的一段对话里便可了解到这一点。那位来自北方的儒士责难牟子说：“吾昔在京师，入东观游太学，视后士之所规，听儒林之所论，未闻修佛道以为贵，自捐荣以为上也。”在北方，佛教和儒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康僧会，祖籍康居，其父因行商来到交趾，“年十余岁，二亲并终，至孝事毕出家”。可见他的佛教思想是在交州接受的。吴赤乌十年（二四七），僧会来到“初染大法，风化未全”的吴地，设像行道，营立茅茨，译出了许多佛教经典。
　　康僧会的佛教思想在汉末三国时期活动于中国的僧人中比较特殊。他把佛教思想和儒家思想调和起来，尤其是把佛教中出世的思想改造成儒家所崇尚的治世安民精神（注释：参见杜继文《略论康僧会佛教思想的特色》一文，载《中国佛教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六月。）。《高僧传》说他“为他弘雅有识量，笃志好学，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对佛教经典和儒家经典都十会精通，公开提倡“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他的思想同孟子思想尤为接近，沟通两人思想的桥梁就是他的所谓“正心”说并把小乘的“正心”糅合进大乘的“救世”之中。因而，当孟子要求“行仁政”，讲“仁义”时，他便主张“则天行仁，无残民命；无苟贪，因黎庶，尊老若亲，爱民若子，慎修佛戒，守道以死”（注释：《六度集经·戒度无极章》。）。孟子反战反杀，主张人道主义政治。康僧会也说到：“佛戒以杀为凶虐之大；活生，仁道之首也（注释：《六度集经·精进度无极章》。）”又说：“绝杀尚仁，天即佑之，民归若流（注释：《六度集经·精进度无极章》。）”。
　　本来，佛教的“无生”和儒家的“孝道”是很难调和的，但康僧会在其《六度集经》中却偏偏把二者糅合在一起，要求人们“孝顺父母，亲奉三尊”（注释：《六度集经·戒度无极章》。）。有趣的是，他把“尽孝”塞入佛教戒律中，声称“奉孝不醉”。康僧会对古代归女的遇洁特别重，要求妇女绝对服从于丈夫。如《须大□经》中就有这样几句话：“大王出时以幡为帜，火以烟为帜，妇人以夫为帜，吾恃太了犹孩恃观。”
　　总之，康僧会所要追求的就是“君仁臣忠，父义子孝，夫信妻贞” （注释：《六度集经·精进度无极章》。）这么一种伦理关系，而这也正是儒家所要实现的理想社会。
　　奇怪的是，随著东汉的灭亡，儒家正统思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已丧失了权威，正陷于困境而不能自拔，代之而起的“正始玄音”已经蔚成风气之时，康僧会却孜孜不倦，喋喋不休地在自己的佛教学说中大谈“仁政”、“尽孝”，而牟子也极力以佛教比附于儒家，。与其人相反，北方的翻译家支谦就是一个玄学化的佛教居士。佛教在北方人看来只不过是黄老神仙方术的一种能罢了。
　　如何来回答康僧会和牟子的佛教思想同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呢？这里我们最不能忘记的是，他们的思想是在汉末的交州形成的，而交州的文化背景似乎给了我们比较满意的解答。儒家文化在中原地区虽已陷入困境，但在交州却是方兴未艾。当时，满脑子儒家思想的士燮被奉为“南交学祖”，他的老师刘陶就曾著有《中文尚书》、《七曜论》，其旨在于“匡老子，反韩非，复孟轲”。而且在士燮周围还有一大批饱学之士，著书立说，弘扬儒家思想。《三国志》卷五十三<薛综传>记载：薛综“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同书<程秉传>说：程秉“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同书<许慈传>载：许慈“师事刘熙，善郑氏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此人还著有《谥法》三卷，《释名》八卷。
　　实际上，大批中原文人南逃交趾的现象早在王莽摄政时就有了。例如胡刚就在此时“解衣冠挂府门而去，亡命交趾”。梁竦，“字敬叔，明帝永平四年（六一），坐兄松事。先是松以怨望，作书诽谤。竦与弟恭，及松家属，俱徒九真”。袁忠，“字正甫，桓帝延熹末（一五八～一六七）天下大乱，弃官客会稽。孙策破会稽，忠浮海南投交趾”。桓晔，“字文林，初平中（一九０～一九三），天下乱，避地会稽，浮海客交趾，越人化其节，至闾不争讼”（注释：黎崱《安南志略》卷十<历代羁臣>。）。
　　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失败后，道教在中原地区遭到迫害，因而有不少道教徒逃到交趾，这些人就是牟子在其《理惑论》中所说的“多为神仙辟谷之术”的“北方异人”。文化长足发展，使得交州人士在政治上更加要求同中原人士享受同等的待遇。中平年间，交州人李进“代贾琮为交州刺史，请依中土例贡士。其后阮琴以茂才仕至司隶校尉，人才得与中州同选，盖自进始”（注释：《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五三<越南·人物>。）。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牟子和康僧会，其佛教思想，我们说，实在是很难做到纯而又纯了。
　　康僧会在<安般守意经序>中说“余生末从始能负薪，考妣殂落，三师凋丧，仰瞻去日，悲无所受，睠言顾之，潸然出涕。”他在父母双亡后出家，曾先后投过三次师。这样说来，他在吴赤乌十年（二四七）到达建业时年纪已经相当大了。可见他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于交州。
　　康僧会编译的《六度集经》大都是关于菩萨本行的故事，按“六度“的次序编排为八卷，叙述佛在成佛之前的无数劫中的菩萨经历。这些故事绝对不是在一时一地编成的。据《出三藏记集．康僧会传》记载：“曾于建初寺译出经法；《阿难念尔经》、《镜面王经》、《察微王经》、《梵皇王经》、《道品》及《六度集经》，并妙得经体，文义允正。”但上述《阿难念弥》、《镜面王》、《察微王》、《梵皇王》、四经都被收入《六度集经》中，那么《出三藏记集》的作者僧佑又为何将其同《六度集经》相提并论呢？我认为这是因为《六度集经》中的大部分故事在康僧来建业之前已在交州地区基本译完，康僧会业到建业后主要译了上述四经，并最后完成了《六度集经》的编订工作。牟子在其《理惑论》一文中援引《须大□经》，便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从现在仅存的为数有限的史料中，我们约略可以看到，《六度集经》中的事故已在古代骆越人民的神话中留下了一些痕迹。如，<布施度无极章>中的“国王本生”经所描绘的“怀妊时满，生卵百枚”，后得百男的故事也出现在《领南摭怪》中的〈鸿庞传〉中。另外，越人有以〈戒度无积章〉中的“普明王”使名者，有以〈精选度无积章〉中《小儿闻法即解经》一段里的“佛子”命名者，恐怕也并非偶然（注释：见《高僧传》卷一；（越）陈重金《古今佛教》第三章《佛教在越南》，新越出版社一九五二年。《中国东南来研究会通讯》一九八八年一～二期限登载了何劝松翻译的汉译文。）。
　　就印佛教向外传播的路线来看，有向北和向南两个走向。向南流传的道路在《法显传》中已明显地表露出来了。《六度集经》的发源地在北印度，主要是恒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有的甚至在巴基斯坦境内的喀布乐河下游的白沙瓦和拉瓦乐品第一带，如《须大□经》中提及的叶波国。法显到达宿呵多国时，听说这里就是“昔天帝释试菩萨，化作鹰、鸽，割肉贸鸽处”。佛成道后与弟子游历此地时还说：“此本是吾割肉贸鸽处（注释：章共《法显传校注》，第三五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据詹姆斯．李格考证，宿呵多国在今印度河与斯大林瓦脱河之间，即今所称斯大林瓦斯(Swastene)之地（注释：章巽《法显传校注》，第三五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显到达毗舍离国时，听到了一个曾发生在那里，并已被康僧会收进《六度集经．布施度无积章》中的国王本生故事。毗舍离国为古印度著名大国，都城故赴在今印度比哈尔邦（Bihar）北部木札法普尔（Muzaffarpur）的比沙尔（Basarh）地区，即《大唐西域记》卷七之吠舍厘国（Vaisali）。
　　法显到达师子国时，于王城中看到国王“使一辩说人，著王衣服，骑象上，击鼓唱言；菩萨从阿僧祇劫，苦行不惜身命，以国、妻、子及挑眼与人，割肉贸鸽，截头布施，投身饿虎，不吝髓脑，如是种种苦行，为众生故．．．．．．”。“如是唱已，王便夹道两边，作菩萨五百身以来种种变现，或作须大□，或作睒变、或作象王、或作鹿、马。如是形象，皆彩画庄校，状若生人”（注释：章共《法显传校注》，第一五三～一五四页。）由此可见，《六度集经》是有一条由北向南传播在线的。
　　那么佛教窨在何时传到斯里兰卡的呢？据说是在印度阿育王（西元前二六四～二二八在位）时代，由摩哂陀长老等人传入。到伐多加摩尼·阿巴耶王（前四三年左右即位）统治时期，过去一直口口相传的佛与开始用文字记录下来。《六度集经》中的故事基本上都保留在现存的巴利文佛与中。古代，斯里兰卡是一个荒芜的岛屿，“其国本无人民，．．．．．．因商人来、往、住故，诸葛亮国人闻其土乐，悉亦复来，于是逐成大国”（注释：章共《法显传校注》，第一四八页。这里是东西方商业贸易的中心，佛教传到这里，势必再沿海路向东传播其道路基本上就是当时的海上商道。
　　《高僧传．康僧会传》明言：“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居交趾。“那么，康僧会的祖先由康居至天竺，其父由天等到至交趾，所经过的路线恐怕跟法显后来所走的大致相同。他的先辈们沿途听到了许多故事，这些故事被带到交趾，后来又被僧会继承下来。又因印度古代佛经“皆是师师口传，无本可写”，因为后来康僧会在编译、传教过程中就可以随意发挥，以至把“儒典之格言”，当作“佛教之明训”。这同牟子的做法是相同的。有人问牟子问为什么不以佛经，而以《诗》、《书》回答他人问话时，牟子说：”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若说佛经之语，谈无为之要，譬对盲者说五色，为聋者说五音也。“在佛教初传之时，像这种“格义”的手法是司空见惯的。另外，比康僧会早三年来到东天的维祇难随身携带的《法句经》也被保存在巴利文经典中，因而，我们也可以把这部经典看作是佛教南传的经典之一吧。
　　从上文牟子和康僧会等到人的情况来看，汉末三国之际，交州佛教确已达到当高的水平。前引《大南禅苑传灯录》中的“佛教初来，江东未被子，而□□又重创实刹二十余所，度僧五百余人，译经一十五卷”的记载恐怕并非亡言。牟子《理惑论》提到：“今沙门披赤布，日一食、闭六情，自毕于世。”可见当时交州地区的僧侣已经有了一整套的僧规戒律。在康僧会来东吴前，交州地区就已经出现佛寺了。《领南摭怪》反映了这方而后情况：汉献帝时，太守士变筑城于平安江边。城之南有佛寺名福胜寺，有西来僧人伽罗闍黎住持此寺，知独脚之法。男女老少信慕敬奉，号为尊师，人人皆求学佛道。有一女名蛮娘者亦笃求学道，躬身炊煮，以供一寺之僧及四方学者。五月夜间，顷刻促短，蛮娘供厨已熟，僧徒诵经未已，未暇食粥。蛮娘坐待假寐于山房。僧徒诵罢，各归本房，僧闍黎步过其身，蛮娘欣然心动，胞里受胞。三四月间蛮娘有渐色而归，至三歧江原头寺居之。闍黎亦羞愧而去（注释：《岭南摭怪·蛮娘传》。）。
　　又《大南一统志》卷三十九北宁省下寺观类的延应寺条略云：传士燮为太守，治□□城，僧丘陀罗寅城之西，有一修女阿蛮者，僧□触之，有娠生一女，僧纳之深山大树中。
　　吴五凤二年（二五五），西城高僧支疆梁接在交州译出《法华三昧经》六卷，中国沙门竺道馨笔受（注释：《开元释教录》卷三；唐慧详《弘赞法华经》卷二。）。据陈文坤考证，支疆梁接就是《十二游经》中的畺良娄至，梵名kalyananuci，为月氏人。
　　两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漫长岁月中，西域等地经交州至中原的高僧徒未间断。在佛教向华传播过程中，交州确实起了一个桥梁的作用。兹就主要高僧列叙如下：
　　晋隆安（三九七～四０一）中，罽宾人昙摩耶舍初达广州，住白沙寺。耶舍善诵毗婆沙律，人咸号大毗婆沙，年八十五，收徒亦八十五名，时有交州长刺史张牧女张普明谧受佛受佛法，耶舍为其说佛生缘起，并为译出《差摩经》一卷（注释：《高僧传》卷第一。）。
　　耆域，天竺人，周流华戎间，靡有所常。遍游天竺，至扶南，沿海路至交广。所至皆显灵迹，群相骇异。至襄阳，欲渡河，舟子见其衣履褴褛，拒不纳。耆域运法，先至对岸。晋惠帝末年（二九０～三０六），至洛阳，后因天下扰乱，复归天竺，人不知其所终（注释：《高僧传》卷第九。）。
　　求那跋摩，累世为王，治在罽宾国。年二十出家，不愿授受王位。先到师子国，后至闍婆国弘教，恰遇法显由斯里兰卡回航，途经此地。后宋文帝敕义州长刺史泛舶延请。跋摩来到中国，于祇桓寺开讲《法华》及《十地》，并从事译经工作（注释：《高僧传》卷第三。）。
　　佛驮跋罗从交趾沿海路来到山东青州的东莱登陆，然后去长安。四一三年转赴建康，在道场寺译经。四一八年到扬州。法显从天竺归国后，于四一三年在建康道场寺见到了他，两人合译了《承阿毗昙心》等经典数十卷（注释：《高僧传》卷第二。）。
　　南北朝，尤其是梁朝，我国与扶南之间的佛教交往很多，通交州这块跳板，双方僧侣往来十分频繁，见于史册的就是僧伽婆罗、曼陀罗、真谛、须菩提、杯度、达摩笈多、那连提黎耶舍等，限于篇幅，难以一一尽述。他们把大批经典带到中国，对中国佛教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此期间，交州本地也有一批僧人正在成长，并影响内地；如：
　　释慧胜，大约是活动于齐代，住仙洲山寺。此人“闲放物表，诵《法华》日计一遍，亟淹年序。衣食节约，随身游任。从外国禅师达摩提婆学诸观行，一入寂定，周晨乃起”。后来彭城刘绩出守南海时，慕名将他请去，居于幽栖寺。“久处者重之，禅学者敬美”。永明五年（四八七），又至钟山延贤精舍。天监中（五０二～五四八）卒，享年七十（注释：《续高僧传·释慧胜传》。）
　　交趾人释道禅早年也在仙洲山出家，后“闻齐竟陵王大开禅律，盛张讲肆，千里引驾，同造金陵”。“永明之初，游历京室，住钟山云居下寺，听掇众部，偏以《十诵》知名。经略道化，僧尼信奉，……都邑受其戒范者数越千人”。大通元年（五二七）文卒，享年七十（注释：《续高僧传·释道禅传》。）。
　　《弘赞法华传》卷第五载，交州陆平县有一位不知名的信士，“因诵《法华》，遂仰药王之迹，梵身之后，其地隆起，状如人形，父往掘之，乃见金像一躯，大如人等，捧光欲举，忽然不见。”交州僧人梵身之风颇盛，史载不只一处。
　　这里，我们必要提一下东汉末年兴起的林邑国，其疆域北至汉之象林，南迄今越南之平顺。据马司帛洛考证，西元二世纪末，林邑的风俗、宗教、文字、思想、政治、法律都一如印度（注释：见观司帛洛所著《占婆史》。）。晋成帝咸康二年（三三六），林邑“遣使通表入贡于帝，其书皆胡字”（注释：《晋书》卷九十七<林邑传>。）。胡字中土沙门可以他们为译经助手或在此学习梵文，外国沙门也可以在此学习汉语或交州僧人为通译员。义净《大唐西域求高僧传》中记载的云奇、窥冲、慧琰、智行、大乘灯等交州僧人就会陪同土法师于印度瞻拜佛迹，求法请经。林邑地区由于较早地接受到印度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肯定会对交州佛教乃至中原佛教产生一定的影响。据《高僧传》卷第二<彦琮传>记载，西元六０四年，刘方平定了李佛子之乱以后，又开始了对林邑的经略，一次就得佛经五百六十四夹，一千三百五十余部，并昆侖书，有敕送彦琮批览。
　　从上文的分析中，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式两个结论：一、在中原地区佛兴盛不久，江东吴地佛法被之时，交州佛教业已由海上传到，而且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二、因为交州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由海路来华的西域扶南等地的高僧往往由此北上，至中原弘教，所以在佛教由水路向华传播过程中，交州地区正好起到了桥梁作用。在这段时间里，中原佛教虽然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传到了交州，但总的看来是次要的。中土佛教大规模地向外传播则要待到经繁荣、文化昌盛的隋唐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