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东渡(二)

　　鉴真东渡

　　二、巡游两京 究学三藏
　　受具足戒后，鉴真便以正式僧人的身份云游于长安诸寺，遍访名师，博学诸宗，特别研习律学，穷究戒法。
　　长安自古帝王都，唐代的长安更是一座国际性的文化中心。城市布局严整，气象宏伟；街坊结构划一，布列匀称；街道纵横交叉，齐整笔直，道旁“迢迢青槐树”，“千条弱柳垂青锁”，店铺鳞次栉比，作坊随处可见，一片昌盛景象。对鉴真最有吸引力的并不在城市的繁华，而是佛学的发达。那时长安一带高僧云集，学派林立，佛教文化特别兴盛。鉴真一头在扎进这佛学的海洋之中，如饥似渴般地苦读起来。
　　鉴真在长安游学的第一站在实际寺，也就是他受具足戒的地方。实际寺位于长安城太平坊西南隅，原为隋太保薛国公孙览妻郑氏舍宅而立。隋大业二年(606)，隋炀帝置此寺为四道场之一。后来，三论宗创始人吉藏、净土宗创始人善导、善导的高足怀恽等一代大师曾相继住寺弘法。鉴真受戒时，弘景法师受敕住寺弘扬律学，律学正是鉴真最感兴趣的。
　　律是梵语“毗奈耶”的意译，又称“调伏”、“善治”等，是对比丘、比丘尼所制定的禁戒，以制伏诸恶。相传释迦牟尼佛在世时，便制定了各种戒律。第一次佛典结集时，由佛的十大弟子之一优婆离涌出律藏。部派佛教形成后，各部派对戒律的理解不尽一致，所流传的戒律也便有了差异。东晋以后，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法藏部的《四分律》、大众部的《摩诃僧祗律》、化地部的《五分律》等四部小乘律先后传入中国，其中以《四分律》流传最广。唐初，道宣大师从智首受学《四分律》义，著《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四分律含注戒本疏》等律学著作，同时在终南山创立戒坛，依律传戒，中国律宗由此创立。
　　弘景律师在实际寺传播的律学正是道宣大师的学说。弘景是道宣大师的再传弟子，此时受中宗李显的优礼，住实际寺开坛传戒，弘宣律学。
　　这一年３月底，也就是鉴真受戒后的第三天。弘景律师登坛说法，鉴真同受戒比丘们一起，聆听大师法语。
　　“学法修法，首先应知道什么是佛法。道宣大师将佛法分为化教和制教两类。”
　　弘景律师已开始正式说法了。可这一开口，就让鉴真深感新鲜奇特。因为他知道，佛法的分类历来是按戒、定、慧三学来划分的。
　　鉴真正在思考之际，又听弘景大师说道：“什么叫化教呢？三学中的定慧二学就是化教，而戒学就是制教，它是如来为防止弟子之过患所设的教法。化教又分性空教、相空教、唯识圆教三类，各是如来因机而设的教法。制教则分实法宗、假名宗、圆教宗三类。道宣大师所竭力弘扬的律学即属唯识圆教宗。在制教之内，又分止持和作持二门。止持即‘诸恶莫作’之意，规定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八十四戒。作持即‘众善奉行’之意，包括受戒、说戒、安居以及衣食坐卧的种种规定。”
　　台下信众听得津津有味，鉴真如痴如醉。接着，弘景又讲到《四分律》，鉴真知道
　　《四分律》是小乘法藏部的戒律，可现在中土皆行大乘佛法，小乘之律怎能与此适应呢？怀着这种疑问，鉴真聚精会神地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
　　弘景大师略停片刻，开口说道：“道宣大师以《四分律》立宗，这是有很深的道理的。大家知道，在西天所谓‘律分五部’，而在中土却是‘四律五论’，然弘通独盛蔚为一宗的却只有《四分律》。此律译出六十多年后，先有法聪律师在平城开讲，次有慧光律师大力弘扬，此律才逐渐盛行。慧光传道云，道云传道洪，道洪传智首，由此《四分律》传遍整个佛门，立宗才成气候。智首大师的弟子道宣大师继承宗风，广事著述，以大乘教义解释《四分律》，创立了律宗。”
　　听到这儿，鉴真明白了，原来以《四分律》立宗的关键在于融通作为小乘的《四分律》与大乘佛法的关系，将其纳入大乘的体系之内。那道宣大师又是如何来进行勾通的呢？
　　弘景继续讲道：“《四分律》既通小乘又通大乘。过去有人认为此律只是小乘之律，慧光律师对此曾予反驳。道宣大师则在《羯磨疏》里提出五种理由，说明《四分律》的大乘特性，这是中土律学的核心，大家回去以后可自行研读，老衲这里就不再多说了。”接着，弘景又给大家讲解戒律理论。直到日近中午，讲经法会才告一段落，明日一早将继续开讲。
　　午斋以后，鉴真便立即找到一本道宣大师的《羯磨疏》认认真真地翻阅起来，直看到深更半夜，才完全理解了道宣大师的理论。原来道宣大师提出《四分律》融通于大乘的五种理由是：其一“沓婆回心”，沓婆是一个和尚的名字，他在修小乘法获得罗汉果后，感到此身无常而产生厌弃此身之心，欲修利他行，寻求牢固之法，这说明《四分律》在宣扬回小向大。其二是“施生利佛”，《四分律》戒本结尾的回向文中有“施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两句，这也是一种大乘的思想。其三是“相召佛子”，《四分律》序中一再说“如是诸佛子”，“佛子亦如是”，这与大乘戒本中的说法是一样的。除以上三条外，还有“舍财用轻”、“识了尘境”两类，都是说明《四分律》的大乘属性的，鉴真一一进行了仔细地研读和思考，直到完全明白为止。
　　不仅如此，鉴真通过学习，在理解《四分律》融通大乘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解了道宣大师的三学圆融学说。大小乘各立戒、定、慧三学，就大乘圆教的三学来说，戒是摄律仪、摄善法、摄众生等三聚净戒；定是把心停止在诸法都以识为根本的看法上；慧是详细观察诸法唯识。这三学圆融互摄，随便一种就会摄其余两种。所以，三聚净戒也是大乘圆融行，互相含摄。以此推论，小乘戒也可圆融无碍。如以杀生为例，就三聚具备：止息各种杀缘是摄律仪戒，经常从事生命的保护是摄善法戒，保护众生的生命是摄众生戒。杀生戒如此，不盗、不淫等无量的戒品，也都是这样，所以，一戒一行，即具足一切行，这才是大乘的妙行。
　　三天后，弘景讲律结束。此后，又有几位高僧续开讲席，内容从律学到定学，从定学到慧学，几乎无所不包。鉴真亲临法席，视野大开。
　　不久，夏安居的日子到了。初受戒的和尚们有的外出它寺安居，有的则留在实际寺结夏。鉴真同几位同时受戒的僧人一起在实际寺住了下来。安居期从四月中旬到七月中旬。此期间，鉴真一方面研读诸家佛学，另一方面身体力行，精勤修持，从而对戒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体会。
　　随着对律学兴趣的日益浓厚，鉴真在京师长安逐渐认识了一些著名的律学高僧。首先是崇福寺的融济律师。融济律师是律宗创始人道宣的高足，对律学有很深的造诣。鉴真完成了实际寺的学业之后，又跟随融济律师学习。融济律师很欣赏鉴真的才华与精诚，对他那种严谨的作风更为推崇，所以便倾其所学，把道宣大师的律学思想完完整整地传授给鉴真。在此期间，鉴真先后学到了道宣大师的《四分律行事钞》、《羯磨疏》、《量处轻重仪》等几部重要著作，为以后弘戒传律奠定了基础。
　　当时，在长安弘传律学的共有三家。鉴真最推崇的是道宣一系的律学。他的传戒师父道岸和弘景是道宣的再传弟子，即道宣弟子文纲的弟子，另外，他还师从道岸的弟子义威学习。总之鉴真所受的律学主要是道宣创立的南山宗。后来，鉴真把南山律宗传向江淮地区。东渡日本后又把此宗根植于日本的土地，他便成了日本律宗的祖师，这都是后话了。
　　再说鉴真在长安精修苦研佛法三藏，以律为本，兼习诸家，天台、真言诸宗，无不精通。这种兼容并包的精神，为佛法的融会贯通提供了可能。所以，融通诸家便成为鉴真佛学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律学这个领域之内，他也是博学兼采，除道宣的南山宗外，对怀素的东塔宗、法砺的相部宗也进行了系统的学习。特别是相部宗，他曾正式拜师入门就学。那时，长安律学三家中相部宗是仅次于南山宗的一支，该宗创始人法砺(569__635)著《四分律疏》10卷，奠定该宗基础。法砺传道成，道成传满意与怀素(625__698)，怀素则别立律学东塔宗，遂成律学三足鼎立之势。相部宗的满意律师授法大亮。鉴真即拜大亮学习相部律学，特别是法砺的《四分律疏》，鉴真曾作过认真地研读。
　　当时，长安城中的律学三家互有争论，特别是相部宗和东塔宗的争论更为激烈。鉴真随大亮学习相部律学，对律学界的分岐有了清楚的认识，但他并未陷入学派的争执之中。当时，与大亮同在满意门下就学的定宾与东塔宗争论十分激烈。而大亮与定宾不同，尽管依然坚持师说，但具有融通精神，特别是对南山宗道宣的学说也很推崇，这对鉴真影响很大。与鉴真同时就学于大亮的昙一就同时弘扬相部律和南山律。鉴真承这种门风，加之他本来就对南山宗有很深的研究，所以，鉴真对律学逐渐达到一个很高的层次。
　　转眼间，鉴真在长安学习律法已愈五年之久。开元元年(713)，26岁的鉴真被奉为律师，首次登坛讲授律疏，获得巨大成功。由此，名振京师，前来就学者络绎不绝。但鉴真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此后，他一方面到处弘宣律学，另一方面继续跟随名师学习深造，特别是对律学之外的定学、慧学也有计划、有步骤地深入钻研，很快便成为一名精通三藏的学问僧。
　　由于长安、洛阳是高僧会聚之地，为了求学佛法，鉴真巡游于两京之间，拜师于高僧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他除了在佛学上勤修苦炼之外，对盛唐时期流传于京师的其它学说、技艺以及已取得的辉煌成就也于分欣赏，特别是医学、建筑学、文学以及雕塑、音乐、园艺等方面，鉴真也留心学习。以医学来看，鉴真对本草很有研究，据说弘景将一种名叫“奇效丸”的中草药传给鉴真，后由鉴真传到日本。日本史籍上还记载着鉴真用鼻嗅的方法，把正仓院所藏药物一一加以辨正，并说明他们用途的事。《日本国见在书目》及《医心方》中均列有《鉴上人秘方》一卷。过去，日本医药界将鉴真尊奉为始祖，可见他对日本医药学的巨大贡献。鉴真的医学功底就是在长安、洛阳求学时期打下的。
　　开元六年(公元718年)，鉴真再次升座宣讲《四分律行事钞》和《量处轻重仪》，对道宣大师的律学思想给予极高评价。至此，鉴真的律学体系已基本成形，这就是以南山律宗为信仰的坚实基础，兼采其它律学思想，融通佛法三藏，形成一个完整的佛学体系。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33岁的鉴真最终完成了京师的学业，以一个博通三藏的著名律师的身份回到故乡扬州。

　　［ 作者: 李利安
　　三、独步江淮 一方宗首
　　鉴真何时由长安返回扬州，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对此目前共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其一是江苏人民出版社《鉴真》中所说开元元年，即公元713年；其二是中华书局《唐大和上东征传》所采用的开元八年，即公元720年；其三是知识出版社《中国佛教》第二卷“鉴真”条所说的开元三十一年，即公元733年。本处采用第二种说法。
　　那时，武则天早已垮台，昔日的大云寺又改称龙兴寺。鉴真满载丰硕的学术成果，返回故乡扬州，再度住进当年出家的龙兴寺中。
　　十几年过去了，昔日的大云寺尽管已改换了门廷，而旧时殿宇楼阁却依然如故。当年的同参法侣已走的走，寂的寂。智满法师年事已高，听说于几年前上山静修。龙兴寺中的僧人大多是鉴真走后住进来的，所以对鉴真只是久闻其名而未见其人。这次鉴真学成归来，全寺僧众欢天喜地，礼其为上座，以主持法化事业。
　　鉴真回到龙兴寺的消息一传开，江淮一带慕名前来皈依、拜谒者络绎不绝。思托、祥彦、道金、希瑜、法进、乾印、法藏、志思、灵佑、明列等人都是在此时先后投皈鉴真大师的。
　　应众僧之请，鉴真回龙兴寺不久，便登坛说法，开始了弘法江淮的历程。那时，江淮一带盛行禅宗、华严宗、天台宗和真言宗。鉴真尽管以律宗为主，但他博学诸家，为了随顺众生之根机，他在回扬州后首先开讲的并不是律学，而是其它各宗学说。加之他善于对佛法融会贯通，所以，很快获得众僧的一致推崇，他的地位与声望日益高涨。
　　在传授诸家义学的同时，鉴真把握住每一个适宜的时机，逐渐向大家灌输有关戒律的学说，慢慢地引起了一些人的兴趣。这一天，随他一同从长安来扬州的安国寺僧人睿光和明债前来求见鉴真。
　　明债首先选开了口：“师父，您在长安主攻律学，深得诸位律界大师的认可，如今回到江淮，自当弘扬师说，向众僧传戒布律。弟子不明白您为什么专讲天台、真言等家学说，却把您最拿手的律学闲置一边？”明债在长安安国寺时就曾跟随鉴真学律，所以对律学很有兴趣，而对鉴真只弘诸家义学自然有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鉴真理解明债的心情，他千里迢迢从长安跟他来扬州，不就是为了学习戒律吗？可到了扬州，律学似乎销声匿迹了。鉴真不无内疚地对他们说：“戒律之学是佛法的基础，无戒不能入定，无定不能生慧。如果说慧是大厦的顶端，而戒就是大厦的根基。所以，无论何门何派，持戒修律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础环节。没有戒，也就没有了佛法，这点师父怎能不知？”
　　“可……”明债刚要反问，却被鉴真挡住了。明债只好合十施礼，闭口不言。鉴真回施一礼，接着说道：“诸家义学是对佛法精华的概括，没有它们，佛法济世度生的目标如何才能实现？老衲以为，只要众僧明白了义学的道理，自然会认识到戒律的作用，因为制教与化教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
　　“可这里的僧众只注重化教，似乎这就是佛法的全部，有些人即使也强调制教的作用，可总以为制教就是戒条，这种片面的认识对佛法修持是极为不利的。若不及时调正，怕到时就难了。”道睿也在一旁建议。
　　“你们说的确实有一定道理。不过事情也不会那么严重。义学之理论愈深，律学之作用愈明。何况这里的僧众对制教体系还很陌生，总得因机施教，循序渐进啊。”鉴真对他们耐心解释道。
　　这时，新近投皈鉴真的弟子思托前来拜谒大师。思托对天台教理有浓厚兴趣，近期听鉴真大师讲经，收获不小。可对大师所说的化教、制教的内在关系，特别是天台教理与制教的关系尚有不明之处，所以今天特来请教师父对制教作一具体阐释，明债、道睿一听，十分高兴，便与思托一起，恳请大师明日升座开讲制教之理。鉴真以为开讲制教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当即答应下来。
　　次日，龙兴寺洒扫一新，幡幢飘扬，钟鼓齐鸣，全寺僧众及附近善男信女云集法堂，静待鉴真大师开始新一轮的讲经。人越来越多，法堂内拥挤得水泄不通，法堂外的广场上也是人山人海。人们听说大师从今日起要宣讲制教，许多人竟不知制教为何，听说过的也多是一知半解，所以，众人的情绪都十分高涨。
　　一阵悠扬清亮的梵乐过后，鉴真大师缓缓登上法堂正中的法座之上。大师首先向佛合十叩拜，然后又向众僧致礼。众人纷纷合十回礼，大师随之在法座上坐定。
　　大师滔滔不绝。众人聚精会神。明债、思托等大弟子们坐在法座一侧，随听随记，格外认真。
　　“我佛如来因机设教，让众生戒定兼持，福慧双修。义学讲修慧，可修慧离不开修福，福慧同时具足，才可达到佛的境界。可见，修福的重要。修福就是众善奉行，然众善奉行又离不开诸恶莫作，不作恶才可行众善。既不作诸恶，又奉行众善，这样的人才可修成正定，而定又能生慧，慧又能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福的积累与诸恶的禁绝。总之佛法如大海，无不圆融一体，难割难舍。”
　　鉴真大师讲到这儿，法堂内外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很快，场上又恢复了平静。鉴真抬头望了望座下的听众，心里十分高兴，他想：“众人已明白了佛法各支的圆融统一，观在正可在此基础上阐释制教的意义。”于是，他又开口说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前者属止持，后者属作持。止持、作持合成一个‘戒’字，这正是律学的核心。如果说教化众生使其发生禅定及智慧的教法为化教，那么如来教诫众生而对其行为加以制御的教法，即戒律之学则可称之为制教。”
　　鉴真很自然地引出了制教，众人听得明明白白，所以兴趣不减，情绪依然十分高涨。
　　鉴真接着讲道：“制教将戒分为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四科。戒法就是佛所制定的各种戒律，如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其它如五戒、八戒、十戒等。戒体指受戒时心中接受戒法而产生的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它是一种领受于自心的法体，是对于戒法的信念和奉持戒法的意志，它是行动的依据，故云‘出生众生之本’。戒行是受戒以后随顺戒体防止身、口、意三业罪恶的如法行为。戒相即持戒表现的相状，或持五戒，或持十戒，或持二百五十戒等等，以及持戒的优劣等表现于外的持戒相状，一般指模范地遵守戒律的相状。”
　　这是道宣一系所传律学的基本体系。为防止听众对这此新的概念产生疑惑，鉴真又从具体的概念中跳了出来，对听众进一步解释说：“戒乃一切善法之大本，同时亦为了悟宇宙真理之妙行。所以我们可以说，戒行就是真理的具体表现，而行戒则成了最确实无谬的修道方法。各宗各派虽然各有修持法门，但戒律却是一切修行的基础。”
　　鉴真深入浅出的演讲，将一个本来十分枯燥的问题表现得生动活泼，具体实在，所以，他的说法始终紧紧紧地吸引着听众。第一次讲律终于获得了成功。
　　此后，鉴真在龙兴寺每天登坛讲律，每一节，每一讲，相互连贯，循序渐进，把听众逐渐引向一个广阔的律学宝库。据史料记载，他在扬州弘律布戒，先后讲《四分律》共四十遍，讲《四分律疏》共七十遍，讲《量处轻重仪》共十遍，讲《羯磨疏》共十遍。而且他不是孤立地讲律，史载他在扬州弘律的同时，“具修三学，博达五乘，外秉威仪，内求奥理，”以律为主，融会了整个佛法。
　　江淮一带的佛教历来十分兴盛，但与化教各宗相比，律宗却流行不畅。为改变这一局面，先有道岸律师大弘律法，鉴真早年即奉其为师。后来又有义威在这里弘传律学。鉴真继承两位先贤遗风，在道岸、义威二人之后在江淮一带大弘律学，对江淮佛教的发展变化起了极大的作用。史载“后归淮南，教授戒律，江淮之间，独为化主”。“淮南江左净持戒律者，唯大和上独秀无伦，道俗归心，仰为授戒大师”和“一方宗首”，“前后度人、受戒，略计过四万有余”。可见，他是把讲律与传戒结合在一起的，即不但在理论上弘扬律学，而且在实践上推行律学，设坛授戒，律风大振，被天下五百余州奉为授戒大师。
　　几年后，鉴真又由龙兴寺搬进大明寺居住。大明寺位于扬州城西北约两公里的蜀岗上。初建于南朝宋大明(457__464)年间，故名大明寺。隋仁寿元年(601)，下诏在全国建塔三十个，以供养佛骨。该寺入选建塔之列，从而建起一座九层“栖灵塔”。由此，该寺名声大振，成为扬州第一名刹。前来拜谒者不绝于途。这里殿堂庄严雄伟，佛塔挺拔云霄。李白《登扬州栖灵寺塔》诗云：“宝塔凌苍苍，登攀览四荒。”刘禹锡亦有诗云：“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阑干。忽闻笑语半天上，无限游人举眼看。”
　　大明寺自鉴真到来之后 ，一举成为江淮地区的佛法中心。鉴真在这里继续弘律布戒，传法授徒。除了传律授戒之外，他还主持建造寺塔八十余座，造佛像菩萨像无数，缝制袈裟三千领，抄写佛藏《一切经》三部各一万一千卷。这些佛教活动与讲经说法活动交相辉映，使江淮佛教盛极一时。
　　作为一名佛教高僧，鉴真不但将智慧的法音广布于佛门净信之士，还把慈悲的甘露遍洒于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在扬州期间，鉴真广泛从事救济贫困的工作。如设立无遮大会、开辟悲田、施药疗疾等等。无遮大会是供养一切沙门和贫苦人民、孤独老人、乞丐等的布施大会，会期达７天以上，也就是大施会。悲田是供救济苦难贫穷者的田产。可见，鉴真是把救济孤贫作为一件长期的工作。由于鉴真对医学有很深造诣，所以，他在为民疗疾方面作了大量的事情，甚至经常亲自煎调药物，体现了佛门高僧的一片慈心悲意。
　　四、应请东渡 初遭挫折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10月15，扬州大明寺在初冬的晨风中迎来了新的一天。
　　鉴真率领众僧作完早课，刚准备回到僧房休息，忽然从山门那边匆匆走进五六个人来。思托和明债此刻正走在鉴真的左右两旁。看见一群人走来，大家不约而地停下了脚步。大家感到诧意，思托则要上前询问，却听明债突然喊了一声：“道航！”
　　“道航？”这名字多熟悉啊，鉴真迟疑了一下。这时，只见一个僧人快步走上前来，跪拜在鉴真脚下。“弟子道航拜见师父！”
　　一看鉴真还在迟疑，站在一旁的明债急忙对鉴真说：“师父，他就是长安安国寺的道航啊！和弟子一同在长安拜您为师的，您难道忘记了？”
　　“长安安国寺，对！对！我在那里住过，是有个道航，对！他就是道航！”鉴真终于记起来了，他扶起道航，深情地说：“为师离开长安已二十多年了，你那时还是一个不足二十岁的小和尚呢。”
　　“师父，这次与弟子同来的还有两位日本僧人，他们对您可是崇拜已久啊！”道航站起身来，对鉴真说。
　　“啊？日本僧人？他们来这里是……”鉴真感到意外。
　　“还是让弟子先介绍一下吧，这位是日僧普照，这位是日僧荣睿。”道航指着普照和荣睿，向鉴真作了介绍。普照和荣睿立即俯身而拜。接着，道航又把一同来的几位中国僧人向鉴真作了介绍，他们是长安安国寺的澄观、洛阳德清和正在长安求学的高丽国僧人如海。
　　鉴真立即吩咐打扫客堂，邀一行人到堂内坐下。道航来不及品尝扬州的名茶，便将日僧此行的目的及前后经过等情况作了详细的说明。原来，这次来扬州的日本僧共有四人，除普照、荣睿外还有玄朗和玄法，他们都是日本国第九次遣唐使的成员，是作为留学僧前来中国求法的。
　　隋唐时期，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出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高潮。日本一次又一次地派遣使者和留学生、学问僧来中国学习。隋王朝(589__618)的三十年间，日本先后派出三次遣隋使。唐代从603年到894的二百年中，日本又先后派出十九次遣唐使。使团少则一、二百人，多则五、六百人。在这些使团中，前来学习佛教的留学僧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所以佛教成了当时两国文化交流的桥梁。
　　佛教自公元前后传入中国，经几百年的发展，到唐时达到高度发达的阶段。那时，日本实行“大化革新”，建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积极推行中国的社会制度与文化思想，所以日本的佛教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统治阶级对由朝鲜和中国传入的这种新兴宗教采取扶持的政策，促进了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持统天皇(687__696年在位)年间，日本各地寺庙多达五百四十五座。虽然佛教自传入日本后已成了适应日本统治阶级的国家宗教，但和封建制度还不完备一样，佛教的僧伽制度在日本也很不完备。当时，农民为了免除课役，逃亡出家的很多，政府一再下令禁止，也没有收到效果。同时，由于师资不足，无法举行正规的授戒仪式，所以，当时日本人出家一般是通过私度、自度的方式进行的，即一个人只须在佛前自誓受戒，就算取得了正式比丘、比丘尼的资格。这样便产生了放任自流、僧徒冒滥的现象。国家虽然颁布了二十七条僧尼令，但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整顿僧伽组织，确立戒律的传授和奉持制度。而要作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有一位律学精深、德高望重的大师来主持其事，而当时的日本却缺乏这样的大师。
　　圣武天皇天平四年(公元732年)，日本政府决定派出以多治比广成为大使、中臣名代为副使的第九次遣唐使团。这次出使和以往一样，最重要的是派遣留学生和留学僧到中国学习。这时，日本元兴寺有一位名叫隆尊的和尚向政府献策，请求派专人去中国学习律法，礼请高僧。隆尊是当时一位有名的律师，他的建议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他挑选了两位僧人来完成这个任务，他们便是大安寺的普照和兴福寺的荣睿。隆尊对他们说明了请一位律学高僧来日本传授戒律的重大意义，并嘱咐他们说，请大唐高僧来日传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希望他们竭尽全力，完成这个任务。普照和荣睿心领神会，也暗暗下了决心。
　　于是，普照和荣睿以及同行的玄朗、玄法两位僧人随着日本国第九次遣唐使团一起，于公元733年4月，分乘四条大船，从难波津(今日本大阪)出发渡海来到中国。8月到达苏州。唐朝廷派通事舍人韦景先为接待使，到苏州向日本使团表示慰问。次年4月进入东京洛阳，受到唐玄宗的接见。
　　此后，普照、荣睿被安置在洛阳大福先寺，跟随定宾律师修习佛法，普照还从定宾律师处受具足戒，获得了正式僧徒的资格。在大福先寺，他们物色到一位名叫道睿的中年僧人，此人是福先寺增算和尚的弟子，深明律法，慨然接受邀请，与在华印度僧人菩提一起，于日本天平八年(公元736)５月，随日本使团的副使中臣名代等人去往日本，住大安寺弘法。但由于道睿在学问和资历方面还不够理想，加上僧员不足，仍不能完成正规的授戒仪式，因此，荣睿、普照认为自己尚未完成来唐的使命。
　　开元二十五年(737)10月，唐玄宗由洛阳返回长安。荣睿、普照和玄朗在留学生阿倍仲麻吕的帮助下，来到长安。按照自愿，他们被分别安置在安国寺、崇福寺、荷恩寺继续学习。长安是高僧云集之地，也是佛教文化的中心，他们在这里除了研习律学外，兼习佛教的其它学说及佛教艺术与佛教文学。
　　荣睿在安国寺学习时结识了道航，而道航与鉴真又有师徒关系。荣睿、普照从道航那里知道鉴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并了解到鉴真有度人、授戒数万人的丰富经验，所以，他们认为鉴真是赴日本传授戒律最理想的人选。此期间，他们在长安、洛阳一带云游求法，广泛接触中国僧人，寻找愿意东渡日本的朋友。除了道航之处，长安僧人澄观、洛阳僧人德清，高丽僧人如海等人均表示愿意赴日弘法。
　　天宝元年(742年)，荣睿、普照在中国已生活了十个年头。他们与同行的道航等人商量妥当，准备南下扬州，共邀鉴真，东渡日本。当然，他们对能否请动鉴真还没有多大把握，但他们认为至少可以征求大师的指点，也可以让大师推荐其手下弟子一同前往。于是，当年深秋，他们由陆路到汴州(开封)，从汴州乘船沿大运河南下，10月中旬抵达扬州，投宿既济寺。他们刚卸下行装，便来到大明寺拜见鉴真大师。
　　听了道航的介绍，鉴真对日僧费尽周折赴唐求法的精神大为感动，他立即将手下弟们召集到一起。
　　这时，日僧荣睿开口说道：“佛法传入日本一百八十多年了，但因没有传戒师至今还不能正规地授戒，所以，日本虽有佛法却无传法之人，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遗憾。如今，日本佛法大兴，举国上下热切希求传戒高师，特请大和尚推荐律师渡日弘法，整顿戒律，光大圣教。”
　　法堂内外已拥了许多僧人，人们听了日僧的讲话，表情顿时严肃起来。在他们看来，日本是大海深处的一个十分遥远的国度，与中华神州相比，那里是一个尚未开化的蛮夷小国。
　　众人鸦雀无声。鉴真的情绪倒比往常高涨了许多。他接过日僧的话题说道：“你们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中土巡礼请法，愿力宏大，精诚可嘉。老衲听到这样一个传说，说是从前的天台宗二祖南岳慧思禅师圆寂以后，托生在日本，作了王子，就是当年你们国家的圣德太子。他作了太子之后大兴佛法，济度众生。我还听说日本有位长屋王子很崇信佛法，曾作了一千件袈裟送给中国的僧众，还在袈裟上绣了四句诗：‘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由此看来，日本是个与佛法有缘的国家。”
　　日僧普照、荣睿连忙合十称谢道：“大师所言，对小僧激励不小。只是眼下日本尚缺传法僧才，致使正律不畅，正戒难行，如此下去，日本国与佛之缘终将难保啊！”
　　鉴真微微点头，沉思片刻后对在坐弟子们说：“日本急需传戒布律之人，你们那位愿去担负此任？”
　　客堂内一片沉寂。众弟子面面相觑，没有一人表态。
　　日僧荣睿、普照一看无人表示愿去日本传戒，既着急，又懊丧，一时间竟不知说什么好。
　　又过了一会儿，鉴真环视了一下诸位弟子，轻轻叹了一口气。紧坐在鉴真对面的祥彦终于耐不住了，他吞吞吐吐地开口说：“弟子听说日本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国家，到那里去要渡过浩淼的沧海，一百人中难得有一人过得去的。常言道，人身难得，中国难生，何况我们进修未备，道果未成，所以……”
　　日僧荣睿、普照想对大家解释，可觉语塞难言。是啊，中土与日本远隔茫茫沧海，风涛浪险，吉凶难测，当年他们来唐时竟在海上漂泊了四个多月，总算没有藏身鱼腹。
　　这时，鉴真以坚定的口吻说道：“为了传授佛法，怎能顾惜自己的身命，你们都不愿去，那我就去吧！”
　　荣睿、普照不敢奢望请鉴真大师东渡日本，所以，当鉴真说出此话后，他们竟不知是真是假，盲然无措地望着鉴真大师发愣。而坐下弟子们这时心里却非常明白，大师一向是心有所思，口有所言；口有所言，身必有行。
　　大家经师父这么一说，心里都十分惭愧。祥彦首先开口说：“如果师父要去，那我也跟您一块去。”紧接着，道兴、道航、神崇、忍灵、曜祭、明烈、道默、道因、法藏、法载、昙静、道巽、幽岩、如海、澄观、德清、思托等二十一人均纷纷表示愿同鉴真大师一起东渡日本。
　　日僧荣睿、普照这才相信了眼前的事实。二人大喜过望，连忙拜倒在鉴真脚下，不住地表示感谢，接着又向众人合十致礼，那种恭敬与激动，真是无以言表。
　　当下，鉴真便正式宣布了渡日的决定，然后大家分头准备。
　　那时，唐朝法律规定，未经政府批准，私人是不能出国的，因此唐僧渡日将被视为违犯国法的行为。为此，鉴真多日愁眉不展。幸好，日僧南下扬州前已在京城长安作了些工作。
　　原来，道航曾是宰相李林甫的哥哥李林宗的家僧，荣睿、普照经道航介绍，拜见了李林宗，向其申述自己的打算，并请求李林宗予以协助。李林宗是位虔诚的佛教徒，当然不会反对唐僧赴日传法。可是要办理正式证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经过南三考虑，他们商定了一个办法，即办一张从扬州出发经海路到浙江天台山国清寺朝圣的证件，出海后若遇顺风，马上直航日本，若风向不顺，则前往天台山再作计议。关于航海的船只问题，李林宗答应捎信给在扬州担任“仓曹”官职的侄儿李凑，让他帮助办理。
　　鉴真对荣睿、道航等人的方案表示同意。几位日本僧人为了遮掩官厅的耳目，便分散投宿于效外各寺。普照和玄法搬到大明寺，玄朗搬到开元寺，荣睿仍留在既济寺，不久鉴真也搬到既济寺。这样，他们便把既济寺作为联络中心，一切事情都在暗地里进行。
　　首先，他们设法从各地弄来了许多粮食，因为东渡日本并非十天半月之事，没有大量的粮食是不可能的。他们把粮食储藏在既济寺中，对外怕引起他人怀疑，便声称是运往天台山国清寺给和尚们吃的。其次，他们又把渡海的船只也落到了实处，这多亏了李林宗的那封信。扬州仓曹李凑同意在扬子江东河口打造船只。
　　天宝二年(743年)春，正当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浙东一带发生海盗骚扰事件，公私航行因此全部断绝。鉴真招集大家商议，但到底什么时候启航，一时还是拿不定主意。
　　开船的日子还没有确定下来，谁知突然在僧人内部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当时，从长安来的道航认为这次东渡日本主要是为传授戒法，但也得把中国成熟的文明介绍到日本去，而人员又不能过多，这就需要选择学识较多及德高望重的人组成精悍的队伍。道航认为像如海这样的人，学识尚且不足，戒法也不精通，最好还是不带去为好，谁知这个意见尚未得到鉴真的认可，却让如海给知道了。如海自认为受到侮辱和排挤，一气之下便向淮南采访使(中央派驻各道的监察官员)控告，诬称从长安安国寺来的僧人道航在东河口造船准备入海，与海盗勾结。还说道航等人在几个寺院里屯集了大批粮食，不久还要引五百多个海盗到城里来抢劫。
　　淮南采访使班景倩一听，大吃一惊。他立即下令将如海关到狱中进行审问，同时又派捕役到几个寺院里捉拿诸僧。
　　荣睿等人潜居各寺，自以为外人不知，所以未加特别防备。官厅突然搜捕，使他们躲藏不及。于是日僧普照在大明寺被捕，日僧玄朗、玄法在开元寺被捕。另一日僧荣睿情急之中仰卧在既济寺的水池里，可捕役发现水波晃动，还是把他从水中捉住了。道航躲到老百姓家中，可第二天也被捉走了。与此同时，官厅还在既济寺查出大批粮食，并发现了打造船只的事实。这样一来，问题就严重了。
　　道航被视为主谋，受到严刑拷问。采访使班景倩问他：“你们有多少人与海贼私通？”
　　“我们没有与海贼私通，请大人明查！”道航以为官厅抓他是因为私渡日本的事，现在看采访使问他与海盗私通之事，知道他们还不知私渡的事，于是便壮了胆子，矢口否认。
　　“那你为什么要躲藏？为什么屯集那么多粮食？打造船只对出家人来说，又有什么用处？”
　　“粮食是准备送往天台山供僧的，因山峻路险，陆路不便，故造船走海路。”道航按事先筹划好的借口回答。
　　“如此狡辩，谁能相信？”采访使不信道航的话。
　　“我是从京师长安来的僧人，本是当朝宰相李林甫之兄李林宗的家僧，大使若不信，有李林宗的信函为证。”道航很坦然地说。
　　“李林宗的信在何处？”
　　“在仓曹李凑那里。”
　　于是，采访使班景倩立即约见扬州仓曹李凑核实。李凑肯定道航所说完全属实，并将李林宗的信函交给班景倩过目。
　　班景倩接过信函一看，只见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要李凑帮助打造船只，送粮到国清寺去。班景倩疑团全解，连忙请来道航说：“下官冒昧，多有得罪，还望法师海涵。只是眼下海盗猖厥，万不可再走海路。”
　　于是，船只留作官用，粮食则如数归还。如海被打了六十杖，勒令还俗，押送回原籍。对于四位日本僧人的处理，扬州官厅认为情况不明，不好决定，只得上奏朝廷。奏章传到管理外国僧人事务的鸿胪寺，鸿胪寺派人调查后证实他们确是在长安留学的日本僧人。鸿胪寺把此结果上奏朝廷，朝廷再下诏扬州，如此周折了一大圈儿，直到当年八月，扬州方面才得到朝廷指示，然后释放了几位日僧，给他们安排住处，发放他们生活费用，并准备等到有顺船时送他们回国
　　鉴真第一次东渡日本的计划就这样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