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帝信仰到格萨尔崇拜、

从关帝信仰到格萨尔崇拜、
　　加央平措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多元文化、多种宗教信仰在历史长河与现实生活中形成了相互交织、彼此渗透，又互为补充、各具特色的文化景象。这种文化格局在西藏历史文化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汉地道教的关帝信仰传到西藏后，被藏民族接纳、吸收、改造成格萨尔崇拜，从而将其融入藏传佛教信仰体系中的过程，就是这种文化格局中的一个典型个案。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班班多杰教授认为：“在甘青地区，藏传佛教吸收道教成分比较普遍。道教崇奉的关公、文昌帝君成为许多藏传佛教寺庙中的供奉对象。关公在清代初期已被正式引入到藏传佛教的神灵系统。安多地区藏族把关公看做四大天王中的南色天王，即藏传佛教中的财神，显然，这与当地汉族将关公看做财神供奉有关。”与甘青地区藏族把关公看做藏传佛教中的财神相照应，在西藏，我们也能看到关帝庙和关帝信仰，比如色拉寺属下的札基寺内就有关云长的塑像。除此之外，拉萨、日喀则、山南等地区也分别在清朝时期建有关帝庙，藏族信教群众称其为格萨尔拉康。也就是说汉族地区信仰的战神关公传到了西藏，就转化成了藏族心目中战无不胜的英雄格萨尔王。
　　藏族同胞把关公转化成格萨尔来接受、崇拜的文化现象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帕玛日在藏语里，是位于中间的山的意思。因此，位于西藏拉萨布达拉宫与药王山之间的山便叫帕玛日山。拉萨不仅有吉祥八宝之山环绕，城中心还有守护心灵的3座山，这3座山就是红山、帕玛日山、药王山，这3座山在藏族同胞心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公元7世纪藏王松赞干布时期，在红山上修建了观世音菩萨的殿堂，在药王山上修了手持金刚菩萨殿，在帕玛日山上修建了一座文殊菩萨殿。从此，这3座山分别被认为是观世音菩萨、手持金刚菩萨和文殊菩萨的神魂山，而藏传佛教对观世音、手持金刚、文殊菩萨三怙主的信仰也早在7世纪就流传开来，其后逐渐深入人心。从这3座山，我们能领略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堆积形成的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文化，从最初的三怙主殿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可称得上是雪域文化的标志与象征。
　　如上所述，当三怙主在雪域高原的神魂所在之地被认为分别是拉萨的红山、药王山、帕玛日山之后，英明的藏王松赞干布在3座山上又修建了三怙主殿。关帝庙未建之前，帕玛日山上的文殊殿是以一层楼高的泥塑文殊菩萨为主尊佛像，右边是观世音菩萨，左边是手持金刚菩萨。所以，早在公元7世纪时，帕玛日山上就已经有了文殊菩萨的庙殿。后来，帕玛日山上修建关帝庙是为了纪念清军与西藏地方藏军僧俗民众共同驱逐廓尔喀入侵，取得中尼战争胜利的历史功绩，象征着汉、藏、满等民族共同维护祖国统一。
　　1788年，尼泊尔廓尔喀出兵侵占后藏聂拉木、吉隆等地。次年，清政府调遣内地官兵进藏迫使廓尔喀退出国境。1791年，廓尔喀再次入侵西藏，长驱直入日喀则，将扎什伦布寺洗劫一空。清政府特派将军福康安率师进军，于1792年在西藏军民的配合下将廓尔喀驱逐出境，夺回了扎什伦布寺所失的全部财物。为纪念此次战争的胜利，福康安指示摄政达擦丹白贡布修建一座关帝庙和功德林寺。
　　《东噶藏学大辞典》中说：“彭瓦日、﹙帕玛日﹚拉萨药王山西面的犹如母虎入穴的小山上有个汉式寺庙，这就是祷祀汉族历史上的武将关云长的地方。平时人们都叫格萨尔拉康，但事实上不是格萨尔而是汉地的关帝。……卓尼第巴格桑朗杰和李三唐等人作为工匠，汉藏石木工匠共同用6个月的时间修建了这座寺庙。中间神殿里是关云长主从塑像，背面的神殿里有文殊等塑像。寺庙建筑风格与周围环境和汉地的古代城楼相似。”、根据拉萨关帝庙即格萨尔拉康修建过程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这座关帝庙一开始就具有汉藏文化融合的特点，在保留主尊佛像文殊菩萨之外，关帝神像是汉地道教文化的象征，寺庙建筑也采用了汉式风格。但是整个寺庙建筑的设计者与施工者主要是当地藏族官员与群众，并且要考虑当地百姓的本土信仰，自然会藏族化、本色化、藏传佛教化。
　　藏族学者根敦群培先生在他著名的《雪域圣地导游——拉萨地区》中写到：“到了格萨尔拉康即关帝庙，前面神龛里中间的神像是格萨尔即关帝塑像。格萨尔前面站立着4个将士，据说右边有胡子的是丑通，他右边红色的是贤巴；左边白色的是加嚓，他左边蓝色的是丹玛。4个将士围绕之中有抽签算命的竹签，平常算命者络绎不绝。”对此进行一番历史考究后，我们会很容易地知道，格萨尔拉康内的塑像是关帝与他左右的战将关平和周仓等人。但是，藏族信众把他们当做格萨尔和《格萨尔传》里的战将们，进行膜拜、烧香祈祷。至此，藏族同胞把关公转化成格萨尔来接受、崇拜的文化现象已经形成。
　　“文革”期间，与全国各地文物建筑遭到严重破坏一样，拉萨帕玛日山上的关帝庙即格萨尔拉康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幸运的是，其主体建筑基本保存下来了。“文革”结束后，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落实，关帝庙即格萨尔拉康也得到了重修。此次重修的文殊殿与格萨尔拉康即关帝庙虽然与原初不尽相同，但当时是在“文革”的废墟上完成了重修任务，应该说对继承发扬传统文化和保护文物作出了贡献。同时，文殊殿与格萨尔拉康即关帝庙所反映的基本文化理念得到了继承。
　　关公信仰转化为格萨尔崇拜这一文化现象，表明汉藏文化既各具特色，又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得益彰的事实
　　汉地道教的关公传到了西藏后被格萨尔化，这并不是藏族同胞分不清关公与格萨尔，因而将二者不分清红皂白地混为一谈。而是为了让藏族同胞用自己熟悉的格萨尔的形象来对待、接受关公信仰，藏族的学者和工匠们移花接木，以西藏本民族的文化资源来连类、比附祖国内地的道教文化，以此为思想铺垫，让藏族同胞接受关公信仰。这表现了藏族同胞接受、融合外来文化的一种方式和路径，也是异质文化本土化规律的一个表现。
　　藏民族在汲取外来文化时历来就不是被动的、僵硬的、照抄的吸收。根据藏文史料记载，“当时的大昭寺为3层楼阁，内部供奉的法物，除了以藏王松赞干布为其形象塑造的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和随尼泊尔赤尊公主迎请的世尊不动金刚佛以及弥勒法轮、圣救度母等佛、菩萨塑像外，还有尼泊尔工匠在吐蕃塑造的诸如世间自在、忿怒度母、圣救度母等神佛塑像。特别是大昭寺的梁、柱、墙壁上都刻写和彩绘了佛经、佛像以及吐蕃的王统世系、各种传记、随语或预言、苯波教的一些仪式等等。表达了外来佛教文化与本地苯波教文化共存的心愿，在藏传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可以说，大昭寺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将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熔于一炉，在吐蕃第一次实现了藏族文化具有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藏传佛教高僧巴俄·祖拉陈瓦所著的《智者喜宴》关于修建桑耶寺的历史记载，“神像塑匠师提出将神像塑成印式还是汉式的问题，堪布说佛诞生在印度因此要塑造成印度样式，赞布说塑造成藏式能得到信仰苯波教的藏人的信奉，于是宣布召集全体蕃民要把神像塑造成藏式。修造吐蕃人像，找模型时召集蕃民，从中选出了体形较好的库达查为模特儿，修建阿利耶巴洛洲喀罗桑布尼；以唐山达伦为模型，在右雕造六字箴言；以玛桑贡为模型，雕造马头明王门敬；以天女形象的美女觉热萨王妃拉布曼为模型，在右塑造度母像；以觉热萨王妃努琼为模型，在左塑造光佛母像。”这段历史说明藏民族对外来文化既能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兼收并蓄，同时又能够机智地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巧妙结合。因此，如果认为关公就是道教的神灵，在西藏也应该只是他原初的形象，这就抹杀了藏民族在吸收外来文化时所体现的创新精神，也不符合汉藏文化交流中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实，更偏离了中华民族文化和而不同的主旋律。
　　拉萨帕玛日山关帝庙是纪念汉、藏、满等民族共同抵御外来入侵胜利的象征。当时，把关公作为战神祷祀，给了将士们必胜的信念，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士气的作用。因此，藏族把战神关公转化成自己心目中百战百胜的英雄格萨尔，关公就是格萨尔化了的战神的信仰方式。所以，这座关帝庙及关帝像与内地不尽相同，一开始就具有藏族的特色。当地藏族信众来朝拜后，看到本土化的关帝塑像与左右战将会立即联想到格萨尔与格萨尔左右战将，从而肃然起敬。于是，新建的关帝庙也得到了深信藏传佛教的当地居民的认可与敬拜。这主要归功于藏汉塑像师与工匠们，他们把关公的塑像与格萨尔巧妙地结合起来，塑造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萨尔化了的关公像。本人认为这也就是将道教神灵吸收成藏传佛教神灵的一种方式，我们把格萨尔拉康即关帝庙主要供奉的塑像既可以当做格萨尔来敬仰，又可以当做关公来纪念。
　　当前，我国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相互依存性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如何学习、吸收、融合兄弟民族的优秀文化成为主题。本文讲述的是藏民族将汉民族的关帝信仰吸收、创新、融合成格萨尔信仰，从而将汉地的道教神灵吸收、转化成藏传佛教神灵。或许这种极具特色的文化传播与吸收方式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