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藏传佛教图像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关于藏传佛教图像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来源： 西藏研究 　　 作者： 杨清凡
　　[关键词]藏传佛教图像；研究；回顾，思考
　　[摘要]藏传佛教图像是西藏考古与艺术研究中的重要部分。文章在对相关资料作系统整理的基础上，对藏传佛教图像的基础文献、研究史上的代表性著作以及密教图像研究状况予以回顾和评介，并就藏传佛教图像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略作探讨。
　　[中围分类号]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0003(2006)04-055-09
　　在西藏考古与艺术研究领域中，藏传佛教的相关遗存无论数量还是价值都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其类型包括建筑、绘画、雕塑等平面和立体的艺术形式。其中，尤以绘画、雕塑两大类型占了较大比例，并受到考古工作者、文物工作者和艺术史家的高度关注，在其相关研究中习用的“图像”(image)一词基本也就是指传统意义上的绘画（平面图像）、雕塑（立体图像）两大造型形式。藏传佛教图像作为佛教图像中的一支，在基础资料、理论方法等方面二者既有共通性，也存在差异性。在对佛教图像整体性研究以及其他区域性研究（如敦煌、中原、西域的佛教艺术研究）的学习过程中，结合藏传佛教自身特点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笔者对藏传佛教图像研究从资料整理、研究方法方面有所思考，不揣浅陋，写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探讨。
　　一、藏传佛教图像基础文献
　　佛教造像属于佛教“五明”中的“工巧明”，与宗教修持、实践有重要联系，因此，历史上的宗教大师对此有不少重要著述，遗憾的是许多著作或者失传，或者因为种种原因使今人难得一见。在藏传佛教图像经典中，下面所列仅为笔者Sadhanamala(A Garland of Means for Attainment)，密教梵文文献，译《成就法鬘》，系收集有关印度后期密教金刚乘诸尊崇拜之成就法、仪轨等而成之丛书，约成书于12世纪。内容共包括312种成就法，依诸佛、诸菩萨、诸尊之顺序编列。曾被译为藏文，在萨迦班智达《成就法晶鉴》中曾提到该书的一个藏译本《成就法海》，作为萨迦派的一项基本教法。在藏文《大藏经》中，虽无相当本书之译作，但《丹珠尔·秘密部》中，相当于本书所收之成就法者颇多，尤以本书最初220种成就法，与《丹珠尔·秘密部》中部分目录顺序几乎一致。作为观修本尊的仪轨，对各本尊的图像（关于面、臂和腿的数目、持物等）有详细描述。
　　Nishpannayogavali(The Garland of Perfection Yoga)，密教梵文文献，一译《究竟瑜伽鬘》，约于12世纪由无畏笈多（Abhayakaragupta，活跃于11世纪晚期至12世纪早期）汇集成书于超戒寺（vikramasilavihara，位于印度比哈尔，又称超行寺、超岩寺。8～10世纪间古印度密教中心）。共26章，每章分别描述一种密教修行中使用的曼荼罗。此书流传甚广，在尼泊尔、西藏有多个版本保存，最早发表于印度“格克瓦德东方丛书”卷109，[1]在日本、西方学者中影响也很大。其藏文译本情况：阿旺洛桑却丹对此书作了详细注疏；后由竹巴白玛嘎波泽成藏文并加注，收在他的著述《瑜伽圆满鬘：法性现观无边利他》中。藏文《大藏经》中收录有两个译注本。在西藏，此书成为曼荼罗图像学最重要的参考资料。[2]
　　《三百佛像集》，全名《上师、本尊、三宝、护法等资粮田——三百佛像集》，清乾隆时期章嘉·若必多吉大师（1717～1786年）编著，仅有蒙、藏文本，分上师、本尊、佛、菩萨、声闻缘觉（罗汉）、勇士空行母、护法七类编排。此集在欧洲、印度、国内前后数次再版，有多个版本。[3]目前笔者所见国内出版物有两种，一为吕铁钢整理的影印本，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美国展望图书公司1994年出版，所依据的是法源寺中国佛教图书馆藏本，图像精美；另一收录于尕藏编译《藏传佛画度量经》（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92）。“诸神、佛像三百幅”，据一朱砂印刷的藏文长条书整理而成，但删除了原书各页图像背面与该神佛有关的梵文咒语（藏文转写），井在各尊像下加了一段汉文描述，图像线条粗简。
　　《五百佛像集》，全名《宝生纳塘百法金刚鬘所述之绘像：利见住》，清嘉庆年间绘图开版印刷。此图像集由《宝生》、《纳塘百法》、《金刚矍》三部分组成，合计514幅。其中主要部分《宝生》共432幅，所依经典为七世班禅丹必尼玛(1781～1853年)等编订的一部享有极高声誉的图像集《宝汇》，《宝汇》系根据16世纪时多罗那他编《本尊海成就法宝源》整理注释而成。 《五百佛像集》的编排方式为以成就法为主，不同于稍早的《三百佛像集》。[4]此集有欧洲、东方学者搜集校勘出版的多个版本，目前国际上使用较多的是日本学者立川武藏(Musashi Tachikawa)据德国汉堡大学印度学院、印度达兰姆萨拉的西藏图书及档案馆的两个本子整理完整的版本。[5]
　　其他遗存的重要图像文献还有《诸佛菩萨圣像赞》、《宝相楼铜造像》，[6]《密宗五百佛像考》（三世土观呼图克图土观·洛桑却季尼玛著）等。
　　二、佛教图像研究史：理论与方法
　　20世纪上半叶，西方艺术史研究中出现了图像学（iconology）的研究方法，以德裔美国学者欧文·帕诺夫斯(Erwin Panofsky)为代表，提出从人文学科的广泛层面上来理解艺术品，将欧洲传统的图像 志(iconography)考据学提高到了图像学的高度。几乎与此同时，藏学研究也在语言学、历史学等的推进下进入了现当代科学研究的阶段，中西方学者以多学科方法展开对藏传佛教图像研究。[7]
　　爱利斯·格蒂(Alice Getty)著《北传佛教诸》 (The Gods of Northern Buddhism Thire History and Iconograph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14.)是关于汉传、藏传佛教图像的早期研究成果。印度的佛教艺术史学者B. 巴达恰利亚(B.Bhattacharyya)将梵文本《成就法鬘》校订出版(Sadhanamala Gaekwad’s Oriental Series，No. 26，41. Barod：1925～1928年)，并在此基础上著《印度佛教图像志——基于<成就法鬘>及其他相关密教仪轨文献（The Indian Buddhist Iconography：Based on the Sadhanamala and other Connote Tantric Texts of Rituals. Calcutta：1924)，该书体现了他对佛教分 类体系的认识，以五佛为系统，将众多菩萨、女神、护法纳入五佛化身体系；书中对各密教尊神的描述 中多引《成就法鬘》原文，各尊基本都可见于藏传教系统的图像，是一本很重要的参考文献。
　　意大利藏学家G. 图齐(Giuseppe Tueci)是西藏考古与艺术研究中一位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重要学者，尤其4卷本《印度西藏》(Indo—Tibetica Roma：Reale Aecademia d’Italia，1932-1941，后来右New Delhi: Aditya prakashan出版的英译本）、3卷本《西藏画卷》(Tibetan Paited Scrolls．3 vols. Libreria della Stato，Rome，1949)，不仅汇集了其多次藏区考察的大量珍贵资料，在藏传佛教图像研究中也首次综合运用考古学、历史学、文字学、艺术风格分析等多种方法，结合历史背景和宗教经典对图像进行考察，注重分析图像发生、演变的深层文化内涵，给予后来者极大启发。
　　印度学者洛克什·钱德拉博士（Lokesh Chandra，1927～）对佛教图像的系统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其近年来相继出版（1999～2004年）的12卷本《佛教图像辞典》（Dictionary of Buddhist Iconography）不仅卷帙浩大、内容翔实，而且在研究中，注重运用南亚、中国西藏、中国内地、日本等各地的图像文献及文字文献，并结合具有纪年意义的文物考古出土的实物进行综合分析，某些词条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专题研究（如卷4中的“Ganpati”[迦那帕提，又译象鼻天]），反映出作者尝试建立佛教图像的地区、时间体系的研究思路和构想。钱德拉关于藏传佛教图像的著作有《藏传佛教诸佛、菩萨及其他神像图像志：一个独特的万神殿（The Tibetan Iconology of Buddhas，Bodhisattvas and other Deities：a Unique Pantheon New Delhi，2002）。
　　瑞士艺术史学家U. V.施罗德(UIrich Von Schroeder)关于藏传佛教造像的两部巨作《印度西藏的金铜佛像》(Indo—Tibet Bronzes，Hong Kong，1981)、《西藏的佛教雕塑》（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 [V. 1，India 81 Nepal；V. 2，Tibet 81 China. ]，Hong Kong，2001)，其中后者除收入前书中对金铜佛像分析论述的大部分章节外，增入了石雕、木雕、泥塑造像的重要内容。在对金铜佛像的研究中，施罗德的角度为从材料、制造工艺分析不同地区造像样式的特征。此外，在两部著作中（尤其后者），施罗德还详细论述了影响西藏佛教艺术的几种艺术风格。
　　上述几部著作基本上代表了近现代西藏佛教图像研究中重要理论和方法。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关于藏传佛教图像研究已有了不少进展统观研究方法，或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或有所偏重，但基本都不外乎上述几种，即考古学、图像学、艺术风格学、史学、宗教学，以及运用现代科技对工艺技术的考察等。
　　三、密教和密教图像研究的简要回顾
　　近20年来西藏艺术及藏传佛教图像研究呈现有力的发展趋势，东西方许多优秀学者围绕不同专题、区域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工作，其中，对密教图像的关注成为热点和难点之一。“密教”这一概念国际上尚无公认的定义，一般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指称印度教和佛教共同具有的所谓左道教派，一般以“怛特罗教”(Tantrlsm)称呼，主要在西方学术界使用；狭义指晚期佛教教派，与小乘、大乘两大数派相对应，一般即称“密教”(Esoteric Buddhism)，东方学术界多使用此概念。[8]本文所讨论的是后者，即狭义意义上的密教。笔者认为对藏传密教的考察应置于密教的整体背景下宏观把握，因此下文的叙述在密教研究综述的基础上侧重藏传密教。
　　中国学者以现代学术方法对密教的早期研究，包括刘锐之《密乘源流简述》（《现代佛教学术丛刊》74）、谈延祚《西藏密宗编年》等。黄心川先生《中国密教的印度渊源》（中文稿发表在中国南亚学会编《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英文稿发表在亚太所出版Asia Pacific Studies，1991）一文为学界所重。近年来的重要著作有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周一良著、钱文忠译《唐代密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严耀中《汉传密教》（学林出版社，1999年），李小荣《敦煌密教文献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系统研究藏传佛教密教的著作更为稀少，主要有李冀诚《西藏佛教密宗》（今日中国出版社，1989年），是以藏密为全书重点和核心的通俗性著作，对西藏佛教密宗的发展，勾勒了一个清晰的轮廓。班班多杰《藏传佛教思想史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拈花微笑——藏传佛教哲学境界》(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对藏传佛教各派中的密教思想作了较系统的论述。索南才让（许得存）的《西藏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是近年来国内唯一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藏传密教的学术专著。关于1999年以前的西藏密教研究概况，许得存在《西藏密教研究综述》一文中有较详细介绍，[9]此不赘述。近几年来对一些新材料的关注，主要涉及元代高昌回鹘译自藏文的藏传佛教尤其密教经典，这些材料基本出自吐鲁番，多藏于国外，国外学者研究较多，周内过去关注很少，主要论文有：杨建新、王红梅《元代回鹘藏传佛教文献研究概况》（《兰州大学学报》2001.1），王红梅《回鹘文藏传密宗文献（转轮王曼陀罗）第二十至三卜页译释》（《敦煌学辑刊》20001），王红梅、杨富学《回鹘文（吉祥轮律曼陀罗）所见十六金刚天女研究》（《敦煌研究》2005 2），杨富学、王红梅《回鹘文文献所见藏密十六怫母考》（刊《安多研究》第1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吉祥轮律曼陀罗》或《转轮王曼陀罗》均系对《吉祥胜乐轮曼陀罗》的不准确翻译，最末一文中据沈卫荣先生之建议改正。
　　密教图像方面，关于汉传密教，国内主要是考古、文物、艺术史领域学者对龙门石窟、敦煌石窟、四川各地石窟密教作品、题材的考察和分析。重要的论文如：宫大中《龙门东山的几处密宗造像》（《中原文物》1980.1），胡文和《安岳、大足“柳本尊十炼图”题刻和宋立<唐柳居士传>碑的研究》(《四川文物》1991.3)、《巴蜀石窟中的密教造像考察研究》（梁尉英主编《2000年敦煌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纪念藏经洞发现及敦煌学百年：1900—2000（石窟考古卷）》，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年），彭金章《千眼照见、千手护持——敦煌密教经变研究之三》（《敦煌研究》1996.1）、《敦煌石窟十一面观音经变研究——敦煌密教经变研究之四》（载《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敦煌石窟不空羂索观音经变研究一一敦煌密教经变研究之五》（《敦煌研究》1999.1）、《奠高窟第148窟密教内四外四供养菩萨考释》（《敦煌研究》2004.6），常青《初唐金冠佛像的定名问题与吕建福先生《中国密救史》商榷》（《佛学研究》1997），金申《西安安国寺遗址的密教石像考》（《敦煌研究》2003.4），陈明光《菩萨装施降魔印佛造像的流变——兼谈密教大日如来尊像的演变》（《敦煌研究》2004.5），姚崇新《对部分广元密教造像题材的再考察——兼析某些密教造型艺术的渊源》（《敦煌研究》2006.2），罗世平《广元千佛崖菩提瑞像考》（《故宫学术季刊》第9卷第2期，1992年9月），雷玉华《试论四川的“菩提瑞像”》（《四川文物》2004.1）、《再论四川的菩提瑞像》（《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6月），等等。代表性的著作有吴立民、韩金科《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之研究》（香港九龙中国佛教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这部专业性极强的著作首次对法门寺地宫进行完整详密的考察和分析，认为其性质为唐密的金刚界曼荼罗，并将此极为珍贵的唐密曼荼罗实物遗存与流传日本的东密金刚界曼荼罗进行了比较。由敦煌研究院主编、彭金章任单卷主编的《敦煌石窟全集·10. 密教画卷》（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3年），对敦煌壁画中密教题材的作品进行丁梳理和分期，分为汉传、藏传两类，就密教题材的界定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并列举了各期流行和新出现的密教题材，不仅图片珍贵，文字论述中也蕴涵了丰富信息。国内对藏传密教 图像的研究还不是很多。现任职国家博物馆的李翎博士的《藏密观音造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及其博士学位论文《藏传佛教图像研究》（2002年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是近年国内致力于建立藏传佛教图像体系的优秀著作，作者对佛教图像研究史进行分析，总结此前学者在理论、方法上的优点与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研究 方法，即通过图本与文本的比对，进行系统的图像 断代和排比，寻找样式变化的规律，由此建立图像发展谱系，以系统、准确地了解藏传佛教及其所史。《藏密观音造像》一书仅为其博士论文中的一部分， 论文中尚包括关于阿弥陀的个案研究，可见观音造 像、阿弥陀只是在其研究方法指导下的两项个案，下续的其他研究成果的公布可以期待。谢继胜博士的《两夏藏传绘画》（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熊文彬博士的《中世纪藏传佛教艺术——江孜自居寺壁画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中也涉及大量藏传佛教密教题材段相关问题研究，尤其谢继胜在金刚乘传入吐蕃等重要问题上有深入研究。霍巍教授近年米致力于西藏西部考古，尤其对西藏西部l石窟的考古与研究做了大量 重要工作，并在多年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对藏西的 密教图像（尤其曼荼罗图像）、藏东的大日如来图像进行研究。[10]清代宫廷藏传佛教图像中涉及大量藏 密内容，王家鹏[11]、罗文华[12]等从整体及某些个别题材、类型进行了研究。其他还有杭州、内蒙等地的学者对当地藏密题材作品的研究。台湾的国学和佛学基础、影响向来比较深厚，近年刘密教图像的研究也趋于活跃，如黄柏棋、李玉珉、林光明、刘国威、葛婉章、蓝吉富、陈清香、颜娟英等学者都对此关注井有专题论文，概览其研究范围，尤以唐密内容为主，其中对藏传佛教图像、艺术比较关注的有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学者葛婉章，曾与其他学者合作将《智慧与慈悲：撼传佛教艺术》一书译为中文，[13]其著述中涉及藏密题材的如《藏密图像分类及有关问题》等。
　　国外学者对密教的研究，有欧美学者对部分专胚进行了系统研究，如罗伯特·林诺斯《凶残的慈悲：早期印藏密教艺术中的怒相护法神》（Linrothe， Robert N. Ruthless Compassion: Wrathful Deities in Earlv Indo-Tibetan Esoteric Buddhist Art. Londo: Serindia Publications，1999.）等，但尤以日本、印度氛围最浓、研究最深。
　　由于东传日本的东密和台密基本源自唐密系统，与印度晚期金刚乘联系不大，故日本学者对印度晚期密教的研究开始较晚，二战后始有进展。但日本学者的研究极为重视文献，以对汉、藏、梵各种文字的文献研究为基础，并与考古、人类学调查相结合，短短数十年间即涌现许多重要的学者和研究成果。《大正藏》的经文册和图像册已成为佛教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大村西崖《密教发达志》被列为日本的密教研究入门参考书，松长有庆《密教研究法》对密教研究领域、资料、具体方法有精要综述，这两本书有台北华宇出版社1 986年的中文译本。对密教图像的研究有宫坂宥胜、金刚秀友、真锅俊照合著《密教图典》，佐和隆研《密教美术的原像》、赖富本宏《秘密佛的起源》、田中公明《敦煌密教与美衍》以及立川武藏等学者的著作。日本学者对藏传密教的关注似乎尚不多，笔者所知有以下几种：见梅荣《中国喇嘛教美术大观》，收录东北、河北(承德)、北京、内蒙等藏传佛教遗存地的作品及相关文献，时段为元、明、清；另一种为日本京都种智院大学密教学会于1978～1980年间3次组织学者团队对拉达克考察，而后台众学者之力著成的实地调查报告书《西藏密教研究：西西藏·拉选克的喇嘛教文化》，[14]参与考察的有鸟越正道、佐藤久光、赖富本宏等著名学者，相信此书包括许多重要信息和启示，可惜原书在中国几乎不见，台北的汉译本只译了前五章，后面内容因过于专业难以翻译而未收人译本；田中公明《敦煌密教与美術》。[15]将敦煌出土的密教绘画，用同一藏经洞里出土的古藏文文献相互比较，从而考察吐蕃占领前后的敦煌密教，从以藏文文献资料人手分析敦煌密教图像这一新视角作出新探索。日本学者关于藏传佛教密教的另一重要工作，是对俄尔寺(Ngor Monastery)曼荼罗图像的整理。整理、研究的成果前后共出版3个版本：(一)《西藏的曼荼罗：俄尔寺图集》(Tibetan Mandalas: The Ngor collection. ToKyo：Kodansa，1983)，由俄尔寺堪布索南嘉措与日本学者立川武藏等合作整理出版。共2卷，卷1为139幅曼荼罗的彩版图集，卷2为简介和各曼荼罗尊神名录。索南嘉措堪布认为K。dansha版的卷2存在不足，要求校订。(二)《西藏俄尔寺曼荼罗》(the Ngor Mandalas of Tibet. 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les，1989)，简称CEACS版，索南嘉措、立川武藏在Kodansha版基础上编辑修订，图版为黑白，另其中8幅最基本的曼萘罗有彩版，并附对此重要资料集的简介。(三)索南嘉措堪布圆寂后，作为日本国立民族学障物馆”亚洲万神殿神灵的描述方法”项目之一，立川武藏等对Kodansha版卷2进一步修订、补充并出版，列出曼荼罗中诸尊的藏文名号，并尽量给出集子中各曼荼罗相关文献的准确信息。将来还准备列出与曼荼罗中诸尊藏文名号相对应的梵文、中文名称。目前运用较多的也即此版本。[16]
　　关注密教图像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地区为印度，尤其近年来一些印度学者凭借其对梵文经典的语言优势推进密教艺术研究深人化。洛克什·钱德拉(Lokesh Chandra)著、Tara chandrika编的《印度的文化视野：怛特罗与佛教、艺术与考古、语言与文献研究》(cultural Horizons of Indla: studies in Tantra and Buddhism，Art and Archaeology，Language and Literature)自1990年始至1998年相继出版共7卷，[17]为钱德拉所著或与其他学者合著的论文集，研究范围实际遍及南亚各国以及北传佛教(中国西藏、中国内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密教及其艺 术的研究。Thomas Eugene Donaldson 3卷本著作《印度奥里萨邦的怛特罗与萨可塔艺术》(Tantra and Sakta Art of OrIssa. 3 Vols. New Delhi：D. K. printworld，2002)，主要对奥里萨邦约6～14世纪(也包括少数14世纪之后遗迹)的怛特罗与萨可塔 遗迹进行详细考察，sakn指怛特罗(包括印度教怛特罗、佛教阻特罗)教中代表女性性力的女神。T N M Jshra的《密教与佛教艺术》(Buddhist Tantra and Buddhist Art，Delhi：D.K. Printworld，2000.) 中涉及密教实践对佛教神像、写卷、唐卡等的影响。 Rurik。sakuma《成就法鬘·观音部：梵文及藏文文献》(sadhanamala：Avalokitesvara section：Sanskrit and Tibetan Texls. Delhi: Adroit Pub，2002. )，全世界大约共存有40种sadhanamala的写本，B巴达恰利亚校订出版的《成就法鬘》仅依据当时可见 到的8种，此书提供了巴氏校订本中未使用的关于观音部成就法的其他写本。此外，罗扈·毗罗 (Rag hu vira)、洛克什钱德拉《西藏的曼荼罗：金刚 鬘·怛特罗集要》(TibcLan Mandal：Vajravali and Tanl—samuccaya)，[18]对藏传密教中分别属于金 刚鬘、怛特罗集要两个系统的曼荼罗图像进行了完 整介绍说明，是关于藏密曼荼罗图像的一部重要著作。洛克什?钱德拉与日本学者立川武藏等合作，对俄尔寺曼荼罗的另一个传世本也进行了整理，[19]此本据研究与日本整理的俄尔寺曼荼罗不是一个传世本。此外，近年来，印度、日本学者合作对印度 东北部奥里萨邦的密教遗迹进行考察，发现了《大日经》、《金刚顶经》有关的遗迹。
　　日本和印度学者的密教研究成果在国内介绍不多，首先原著不易见到，其次基本设有系统的中文译本，使国内外学者难以互相学习交流。但二者体现出一个共同特点，即立足于扎实的语言文字学基础，对佛教经典进行文献研究，然后结合图像进行研究。在深受启迪的同时，也促使我们思考国内的佛教尤其密教研究现状。
　　四、关于藏传佛教图像研究的一些思考
　　藏传佛教图像体系庞大繁杂，拥有数量庞大的神佛队伍，其中包括显教、密教、印度教、苯教中的众多神祗；在藏传佛教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南亚(以印度为主)、中亚、汉地都曾对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藏传佛教图像研究涉及大乘佛教、密教(包括印度密教、藏传佛教密数、汉传密教)、印度教等宗教和历史领域。尽管自上世纪以来藏传佛教图像研究已经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一）研究方法
　　佛教图像作为一种宗教艺术，其根本特性是宗教信仰的宣传、崇拜物，以及仪轨中的法物用品．是宗教思想的具体表现形式；其在不同时期的兴衰演变，与历史背景、社会因素密切相关；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的产物，又折射出历史上各时期、地区的艺术风格特征。佛教图像多元性的特质，决定了佛教图像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对佛教图像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必须综合运用考古学、历史学、美术、宗教、图像学等多学科方法。
　　考古学作为一门以研究古代人类遗存(包括遗迹、遗物、遗址)和自然遗物为主的学科，在莸取、分析资料方面有两种独特、最基础的方法，即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考古类型学是对资料进行科学归纳、分析的方法，通过对人类制造的遗物、遗迹按形态分类并对其形态演化排队，从而找出其形态变化的逻辑过程，确定单种或成组遗物、遗迹的相对年代以及文化性质。科学的类型学分析以地层学为重要前提，即通过严格的田野发掘得到准确的层位关系，在此基础上分类、型、式，然后分期。[20]具体对佛教遗存研究而言，笔者认为这两种方法的应用略有其特殊性。中国境内的佛教遗存多数属于地面遗存而不是地下遗存，因此与做地下发掘有所不同，地层学在佛教考古中的运用主要是在石窟、壁画领域；而类型学引人佛教考古主要在石窟窟龛形制、建筑、造像组合几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至于其他大量佛教遗物研究方面，这两种方法的运用都不如前述几方面广泛、深入。在藏传佛教遗存研究中这种状况更为突出，最早是宿白先生通过对藏传学阐释三个阶段。与中国其他区域的佛教图像相比，藏传佛教图像作品在相关文献记载、图像中所附题款类文字资料等方面都要缺乏得多；此外，唐卡、金锕佛像作为其中两大重要类型，在数量上也相当可观，其便携型、流动性的特征经常导致它们被发现的地点与原始保存环境之间脱节。因而，风格分析和图像学的方法常常成为藏传佛教图像研究中的重要辅助方法，有时甚至是主要方法，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这两种方法也逐渐重视并加以运用。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艺术风格类型与考古学文化的区域类型之问似乎并不能完全相应，藏传佛教美术中的几种艺术风格，有的大致与区域相符，如卫藏风格(the central Tibe tstyle)、克什米尔风格(the Kashmir stvle)、西藏西部风格(the wsstem Tibel style)；但有的艺术风格井不仅限于某一区域内，如中亚风格(the central Asian style)、波罗风格(the Pala style)、尼泊尔/纽瓦尔风格(the Newar style)。在将艺术风格作为类型学中划分区系类型、分期的依据时，应谨慎处理其与考古学中相关概念的对应关系。
　　至于在图像研究中对宗教经典、思想的重视，正如上文提到印度、日本学者的研究时的感悟是我们在藏传佛教图像的研究中亟需加强的。
　　（二）图像资料的调查和整理
　　无论是进行考古学或者图像学的研究，建立基础资料都是必须的前提，包括遗迹的发掘、各种遗物的整理等。随着近年来西藏文物考古工作以及藏传佛教艺术研究工作的进展，藏传佛教寺院壁画、唐卡、雕塑等资料正逐步得到整理，部分已出版，如《中国美术全集·西藏雕刻卷》（1～6卷，分别为木雕、石雕、彩塑、擦擦、石刻等）、《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壁画全集·藏传寺院》(I～4卷)、《藏传佛教寺院壁画》、《藏传佛教金铜造像图典》、《西藏唐卡》等；另外，20世纪50年代以后流入西方的大量西藏艺术品，有相当部分被收入欧美各博物馆或成为私人藏品，许多西方学者的努力使得对这部分珍贵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趋于系统、深入。在对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学习过程中，笔者认为藏传佛教图像的资料整理有几点比较迫切：
　　其一，与金铜佛像相比，壁画资料更需要系统整理，对壁画中大量题材进行准确辨识（某些图像在不同画册、文章中的定名差别较大），这其实就相当于图像志的范畴。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相同题材的大量图像之间的对比、分析。此外，壁画的系统整理还应重视对同一地点壁画的整体与局部关系、相互间的组合关系等的记录，以便于对壁画的整体研究。
　　其二，重视对图像中文字资料的记录、整理，如绘画作品中的题记、榜题，雕塑作品上的铭文等，其中蕴涵有丰富的历史信息。藏传佛教图像的相关历史文献、文字资料与中原地区相比要缺乏得多，这类文字资料因而尤为重要。
　　其三，图像研究的对象除了经过利学地考古调查、发掘的物品，还包括传世品。正如上文提到的，藏传佛教图像中有相当一部分（如大量唐卡、小型金铜佛像等）是可移动的，对这部分作品的研究存在很大难度，其所属时期、区域的判断只能参照相似题材、风格的较确定的作品。因此，在前面工作的基础上，确定一批时期比较明确的壁画(其不可移动性使人无须质疑它所属的地域)、具有纪年意义的雕塑作品（铭文中有明确纪年，或提到史实可考的历史人物等）作为参照系，建立各时期、地区的标尺性图像群，将是一项挑战性的、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三）研究中的时空关系
　　任何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自佛教传入西藏始，直至藏传佛教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一直与周边国家、地区有密切联系。对藏传佛教图像的研究，除了国外学者传统上强调的与印度、尼泊尔的联系，近年来国内学者在与敦煌、西域、中原、西夏的比较和联系上也有显著成就。对于某一具体图像类型的考察，除了注意空间关系上的共时性（如李翎博士对汉、藏系统中十一面观音像式的对比分析）外，还应注意其历时性，将考察的时间段上延和下延，以溯其渊源、观其流变，例如谢继胜先生通过双身图像对金刚乘在西藏的传入和发展进行的分析。将藏传佛教图像置于一个更大的环境中考察，拓展其时间、空间背景，有利于对其宏观认识，并确定其在整个佛教图像中的定位点。
　　（四）加强交流与合作
　　除了前面强调的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外，也很有必要加强不同语种的资料、研究成果之间的交流。许多基本的图像文献，例如本文开始提到的《成就法鬘》和《究竟瑜伽鬘》两部经典，最早都是依据梵文文献整理后在印度出版。在西方学者中很受重视并广泛运用，但这两种出版物在国内似乎还没有见到引进收藏，国家图书馆中也只能找到《印度佛教图像志》；这两部梵文经典的藏译本，及在藏文《大藏经》中的相应收录部分，笔者尚未见到较为详细的介绍，更不用说其他语言（如汉、英等）的译本，基本文献的缺乏，对研究的影响不言而喻。由于各种原因，学术文章和著作的翻译常常被视为屹力不讨好的事，然而这样的桥梁却是我们企望彼岸时不可或缺的，尤其对于尚无力自渡的人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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