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尚文：汤用彤的汉唐佛教史研究（1）

　　汤用彤的汉唐佛教史研究
　　颜尚文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
　　第十一期
　　1983年
　　页209-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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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前言
　　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于民国二七年出版后
　　，与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同获得抗战时期教育部学
　　术研究一等奖。该书不仅在当时就得到学术界的推崇，且经过
　　近半个世纪的光阴， 国人仍无法在中国佛教史领域内，超越汤
　　氏的成就。（注一）此书也普遍受到世界上治斯学者的赞扬，
　　可说是一部划时代的经典之作。（注二）因此，了解汤氏及其
　　著作，将有助于中国佛教史研究方向的抉择与进一步的探讨。
　　汤用彤，字锡予，原籍湖北黄梅，清光绪十九年（一八九
　　三）六月廿一日（阳历）生于甘肃渭源县，启蒙于父亲所任教
　　的学馆，民元进清华学校，七年官费留美，十一年获哈佛哲学
　　硕士回国。返国后，先在南京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天
　　津南开大学任哲学系教授，系主任。二十年，北大以英庚款补
　　助特聘教授之名义延入。二六年抗战爆发，随北大先至长沙，
　　后至昆明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抗战胜利后，随北
　　大复员回到北平﹐任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长等职。三
　　六年休假赴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讲中国佛教史一年。三七年荣
　　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沦陷后一直留在北大，民国五三年
　　（一九六四）五月一日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注三）
　　汤用彤学术的主要成就建立在回国至大陆沦陷前这一段时
　　间里，也就是民国十一至三八年。沦陷后因环境以及身体的关
　　系，较难与沦陷前相比。汤氏在三十至五七岁这一段人生的高
　　峰期里，在各大学教授的主要课程有：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
　　、印度哲学史，西洋哲学以及哲学概论等。在研究方面，这近
　　三十年间，主要以中国佛教史的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部份为中
　　心，编写课堂讲义，考订大量的史料，阅读相关书籍并作成数
　　十册札记，发表数十种专题论文。出版「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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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以下本书简称为「佛教史」）等专书。本文以「汤用彤
　　的汉唐佛教史研究」为题，除了较容易把握汤氏主要贡献与精
　　神外，且能于中国佛教史的领域获得较为关键性的理解。此外
　　，做为汤氏汉唐佛教史准备工作的印度哲学史部份，亦在本文
　　论述之内，而其它的魏晋玄学、道教史、西洋哲学等部份，囿
　　于本题之限制，拟他日再为文探讨。
　　西方东渐使近代中国面临两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内忧外
　　患的深重，促使政治、社会、经济，乃至整个文化思想的急遽
　　迁移。特别是中国传统在面临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战时，究竟应
　　该怎样转化的问题，普遍地受到近代知识分子的热切关怀。汤
　　用彤面对这个中西文化问题，他迥出众流，超越时人着眼于当
　　代的探讨，而与陈寅恪同样取径于我国中古时期与异族交往的
　　历史研究，要为中西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这一大问题，提供
　　更广博精深，坚强有力的历史线索。（注四）然而促成汤氏毕
　　生致力于中国佛教史的学术工作兴趣，究竟渊源于那些因素？
　　汤氏是我国较早有系统的应用文化人类学理论研究中外文化接
　　触变迁的问题，且从其中提出中国文化发展的建设性看法，那
　　么他的这些论点所本之动力又是什么？本文主题在理解汤氏的
　　汉唐佛教史研究，因此首先必须探讨他的汉唐佛教史之准备工
　　作。其次，应该透过他的汉唐佛教史之体系、理论与方法的全
　　盘掌握，评估其主要成就，才能对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努力有所
　　帮助。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分成六个章节，加以探讨。
　　汤用彤是地道的学院型人物，从不参与其它活动也不写通
　　论性文字，可说完全没有俗世的声名，治的又是较冷门的佛教
　　史，故至今研究汤氏的专门性文章尚难得一见。有关汤氏的生
　　平数据、论著文字之搜集也相当困难。例如两年前日本出版的
　　「中国佛教史辞典」，「汤用彤」条，连生卒年代都不详。（
　　注五）由于本文囿于材料之缺乏，不得不以推论来弥补并留待
　　他日补正，疏陋在所难免，企盼各方先进不吝赐教。
　　二 、汤氏的教育与佛教史兴趣之渊源
　　（一）传统教育
　　汤用彤之父汤霖，字雨三。光绪年间中进士，曾任甘肃渭
　　源知县。汤霖为宦不久丢官，此后在兰州和北京教馆。汤氏早
　　年就学父亲所教之馆，直至辛亥革命前始入北京顺天学校。民
　　国元年（时年二十）考人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汤氏弱
　　冠以前从父亲所受的传统教育，对他研究佛教史的兴趣有很大
　　的影响。（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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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氏「幼承庭训，早览乙部，对历史有浓厚兴趣」，他的
　　父亲治「汉易」，而易、老、庄三玄，是魏晋时佛教得以入华
　　的主要桥梁。汤霖除了喜欢这种玄远之学以外，当亦治佛学，
　　贺麟特别提到汤用彤「承继他家传的佛学」（注七）。而且汤
　　用彤也在他的「佛教史」跋，说明他治佛教史的渊源：
　　「先父雨三公教人，虽谆谆于立身行己之大端，而启发
　　愚蒙则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彤稍长，寄心于玄远之
　　学，居桓爱读内典（佛学）。顾亦颇喜疏寻往古思想之
　　脉络、（佛教）宗派之变迁。」（注八）
　　父亲的启蒙教育以「谆谆于立身行己之大端，常述前言往
　　行以相告诫」为主，使汤氏此后得以养成优美的品德，并以发
　　扬古圣先贤伟大之人格思想为己任，他自谓作「佛教史」之目
　　的在：
　　「俾古圣先贤伟大之人格思想，终得光辉于世，则拙作
　　不为无小补矣。」（注九）
　　「梁高僧传」是较早的一部高僧传记，钱穆说汤氏虽战乱
　　流离时亦不离本书，且专意收藏各种版本，几无遗漏。（注一
　　o）他不但早在民国十九年就发表「读慧皎高僧传札记」，（注
　　一一）且至临终还在做「梁高僧传校注」。（注一二）虽然「
　　高僧传」可视为一种佛教史料，但从汤氏著作中，不难看出对
　　古圣贤的仰慕之情。笔者认为汤氏如果没有这种追求先人完美
　　人格的热情，是无法终生尽瘁于佛教史研究的，观其「佛教
　　史」一书，以人物思想的演变为中心，就可知了。且贺麟说道
　　：
　　「试看他提到辅嗣、子玄、子期、肇公（僧肇）、道公
　　（道安）、生公（道生）等人之亲切熟稔，就可见他尚
　　友千古之同情态度，已溢于言表了。」（注一三）
　　我国伟大的思想家，两汉以后至隋唐间，佛教人物扮演重
　　要角色，爆射出无数人格生命的光采，此点或许与汤氏治汉唐
　　佛教史有关吧！汤氏描述自己于少年时期，就「寄心于玄远之
　　学，居恒爱读内典。」可以充分证明他治佛学的兴趣来自于家
　　庭以及自己个性的影响。而「早览乙部」与「颇喜疏寻往古思
　　想之脉络，（佛教）宗派之变迁。」则于日后佛教史研究，不
　　但奠定良好的基础，且有先决性的影响。此外，汤氏个性温厚
　　、沈静、勤勉、有学者精神（注一四），更使他能笃志向学，
　　毕生埋首于学术工作。
　　（二）、新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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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氏于辛亥革命前入北京顺天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可能自
　　此时开始。民国元年考人清华学校，民国六年毕业，并考取官
　　费留美。因治疗砂眼未成行而留清华教国文，并任「清华周刊
　　」总编辑。（注一五）
　　清华学校是清廷利用美国总统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退还庚子赔款的一部份，于辛亥年初成立的留美预备学校。
　　招考学生，予以基本训练，等到外国语文及其它学科知识充足
　　够用，然后选派赴美国深造。民国初建，亦本此意旨，侧重外
　　国语文与西方文化科目的教授。民二至七年在周诒春校长任内
　　，是清华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校务扩展、生气蓬勃的黄金时
　　代。周校长带进耶鲁大学等精神，树立新校风──读书认真、
　　工作负责、处事有条理、决不懈怠草率。（注一六）汤氏在这
　　六、七年间浸润在西方语文与文化的教育环境里，有助于其对
　　西方文化的认识。又濡染清华的新校风，对其后日读书认真，
　　工作有条理不草率的态度当有影响。毕业后能留校教国文，并
　　担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可见其西式课程成绩的优秀以及契
　　符清华之精神，而教授「国文」更证明其国学底子之深厚。
　　民国七年汤氏至美国，先入一般大学，九年入哈佛大学研
　　究院学哲学及梵文巴利文。十一年得哈佛哲学硕士学位回国。
　　（注一七）汤氏留美四年，主要在攻读治佛教史所需的梵文、
　　巴利文等语文，并精研西方及印度哲学。当时在哈佛有一位白
　　璧德教授（Irving Babbitt）对留美的中国学生很照顾。侯健
　　「梅光迪、吴宓与学衡派的思想与主张」等文，指出学衡派受
　　白璧德的思想影响很大。（注一八）罗家伦「柳翼谋先生及其
　　学衡诸友」则指出汤用彤、吴宓等人创办「学衡」杂志。（注
　　一九）因此汤氏对白璧德其人当有所知，底下再由白璧德的主
　　张，与后日汤氏的学行相比较，探讨是否受白氏的某些影响。
　　白璧德于一八九四至一九三三年任教于哈佛大学。（注二
　　0）白氏通西洋古今各国文学、政术哲理，又娴梵文及巴利文，
　　于佛学深造有得。（注二一）其学主张，必须先能洞悉人类古
　　来各文化之精华，涵养本身使成一有德有守之人文学者，然后
　　才可从事专门研究。（注二二）他著名的「人文主义」主张：
　　「宜博采东西，并览今古，然后折衷而归一之。夫西方
　　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东方有释迦及孔子，皆最精于
　　为人之正道，而其说又在在不谋而合。今此数贤者，皆
　　本经验重事实，其说圭精确，平正而通达。今宜取之而
　　加以变化，施之于今日。……此即所谓最精确、最详赡
　　、最新颖之人文主义也。」（注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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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璧德不但倡导为学必从涵养人文道德始，以东西古今圣
　　贤为榜样。且于汤氏入学哈佛时，鼓励研究古代佛教史。白氏
　　于留美中国学生年会演讲上强调：
　　「吾少时，以欲研究佛教而苦攻巴利文与梵文时。吾每
　　觉本来之佛教，比之中国通行之大乘佛教，实较合于近
　　日精确之批评精神。中国学生亟宜学习巴利文。（今留
　　美学生中，习之者已有二、三人）以求知中国佛教之往
　　史，且可望发明佛教史，尚有何精义，可为今日社会之
　　纲维。」（注二四）
　　演讲中所提及留美学生习巴利文者，汤氏可能是其中之一
　　。白氏又在「论欧亚两洲文化」谈道：
　　「若欲窥见历世积储之智慧，撷取普通人类经验之精华
　　，则当求之于我佛与耶稣之宗教教理，及孔子与亚里士
　　多德之人文学说，舍是无由得也。论其本身价值之高，
　　及其后世影响之巨，此四圣者，实可谓为全人类精神文
　　化史上最伟大之人物也。……西方有圣亚规那（St .
　　Thomas Aquinnas）着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l）融
　　合亚里士多德与耶稣之智慧，而集其大成。适于此时，
　　东方有朱熹，亦融合佛教与孔教之学理，以注释经书，
　　二贤遥相辉映，甚可相提并论。」（注二五）
　　白氏此种主张，对汤氏当有相当的影响。综合汤氏早年的
　　新、旧教育、兴趣、性行与思想，可获得以下的了解。幼承庭
　　训，养成汤氏高洁的伦理道德情操，关怀时代的忧患（注二六
　　），奠定深厚的国学基础，产生研究佛教史的兴趣。传统教育
　　不但使他了解、肯定中国固有文化，且以发扬古圣先贤人格思
　　想之光辉为己任。清华学校、留学哈佛、接受最严格且完整的
　　新教育，学习治佛教史所需的梵文、巴利丈，且奠定西方、印
　　度有关宗教及哲学等全面亲切了解的基础。因此，汤氏回国前
　　对中西文化已具备相当的素养，也使佛教史的研究具备充分条
　　件。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主张一个有德有守的人文学者，应对
　　古今中外人文的精华有所认识。白氏关怀近代中国的困境。指
　　出中国人必须深入中西文化并撷取其中之精华加以施行，才能
　　救亡图存，此点为学衡派所宗奉。（注二七）而白氏又倡导研
　　究中国佛教史，且把佛教史放在东西人文宗教的通盘文化中探
　　讨，此点也许使汤氏在其新旧学基础上，于日后佛教史之研究
　　有所启示吧！汤氏回国后任教于各大学，每年并授中国与西方
　　之宗教、哲学，同时专力于中国佛教最精彩、影响最大的一段
　　──汉唐佛教史之研究。他使用中外文化比较思想以及文化人
　　类学等方法，将中国佛教史放在东西人文宗教的通盘文化中探
　　讨，某目的亦在寻求中国困境之解决。因此，我们可以推论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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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氏佛教史兴趣，渊源于新旧教育与白璧德人文主义等因素。
　　二、 中西文化问题之冲击与汉唐佛教史研究之取向
　　近代中国遭受西方文化的冲击，病痛百出，为救亡图存，
　　乃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学说与做法。一八六0年代以后的自强运
　　动，与戊戌变法运动。民国初年的中西文化论战，五四运动。
　　一九二0年代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可说都是循着这个中西
　　文化问题发展出来的。（注二八）钱穆因此大声疾呼，近代的
　　中国乃至西方的一切问题，皆由文化问题的病象产生，也要由
　　文化问题的研究来解决。（注二九）
　　汤用彤不是一个象牙塔中的学者，他早年就已养成对时代
　　家国的变迁，有着一份浓厚的关怀。对这个时代问题，他更是
　　全力以赴，且穷其一生之力，寻求较完美的答案。此种积极的
　　心态，贯串在他整个汉唐佛教史的研究中。汤氏特别在「评近
　　人之文化研究」、「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两文，具体地说
　　明了他这种学问之动力来源。（注三0）民国十一年，汤氏以三
　　十而立之年，初返国门之际，有感于当时中西文化论战之谬误
　　，乃于「中华新报」发表「评近人之文化研究」：
　　「西哲恒言：谓希腊文治之季世，得神经衰弱症。
　　（Greek Failure of Nerves）盖内则学术崩颓，偷慢怀
　　疑之说兴，外则魔教四侵，妖异诡密之神伙，亦以荣卫
　　不良，病菌自盛也。今日中国固有之精神湮灭。饥不择
　　食、寒不择衣，聚议纷纷，莫衷一是，所谓文化之研究
　　，实亦衰象之一。」（注三一）
　　他以希腊文治之季世况中国近代文化之衰象，学术崩颓，
　　外力侵凌，固有精神澌灭殆尽，而今日所谓学者们，犹聚议纷
　　纷，莫衷一是，良可慨叹！
　　「诽薄国学者，不但为学术之破坏，且对于古人加以轻
　　慢薄骂，若以仇死人为进道之因，谈学术必须尚义气也
　　者。其输入欧化亦卑之无甚高论。……主张保守旧化者
　　，亦常仰承外人之鼻息。……维新者以西人为祖师，守
　　旧者藉外族为护符，不知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
　　新旧殽然，意气相逼，对于欧美则同作木偶之崇拜，视
　　政客之媚外，恐有过之无不及也。」（注三二）
　　汤氏痛诋当时维新西化派与保守旧化派，同样盲目地受欧
　　美影响，都不能深入中西文化的真义，徒然加速破坏吾国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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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命脉而已。他沈痛的指出所以致此之故，在于时人治学的浅
　　隘:
　　「时学之弊，曰浅曰隘。浅隘则是非颠倒，真理埋没。
　　浅则论不探源，隘则敷陈多误。……时学浅隘，故求同
　　则牵强附会之事多，明异则入主出奴之风盛。……时学
　　浅隘，其故在对于学问犹未深造。」（注三三）
　　他认为梁启超、梁漱溟等人的弊病，在于对西洋文化未能
　　确实的了解，因此对于中西文化接触变迁的问题，自然无法深
　　入。他在「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一文中，进一步的分析中
　　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后所发生的种种问题。无论是本位文化，
　　全盘西化、或者中国应该不应该接受外来文化，能不能接受外
　　来文化，以及中西文化前途等问题，他都认为牵涉的范围太广
　　，问题也非常的复杂。他不愿在毫无深入的学术研究下，空谈
　　一些不着实际的中西文化问题。（注三四）汤氏认为唯有确实
　　地了解过去，才能从其中获得当前处境的启示。他谦虚的说道
　　：
　　「过去的事，往往可以作将来的榜样。古人说得好：『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现在虽不能预测将来，但是过
　　去我们中国也和外来文化思想接触过，其结果怎么样呢
　　？这也可以供我们参考。……史记里有几句话，说『居
　　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过去的
　　事不能全部拿来作将来的事的榜样。不过仅仅推论已往
　　历史的原委以供大家参考而已。」（注三五）
　　汤氏面对近代中西文化所造成的危机，基于他广博的学识
　　，卓越的睿识，他抓住了问题的中心──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
　　接触的问题。他严肃的强调「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探讨」，「
　　文化为全种全国人民精神上之所结合」。因此，「研究者应统
　　计全局，不宜偏置。」且对于「中外文化之材料，应广搜精求
　　。」（注三六）他不愿意肤浅地附和潮流，赶做时髦的近代政
　　治、社会、思想等问题之研究。由前章所探讨促成汤氏关怀佛
　　教史的兴趣，以及本章汤氏「仅仅推论已往历史的原委以供大
　　家参考」的心态，可以理解他取径于过去千年间中国与外来文
　　化接触史实之爬梳探讨的心志。这正是太史公的精神，能「通
　　古今之变」又有「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
　　同。」之认识。汉唐间的佛教史是中国与印度外来文化思想接
　　触、冲突及调和之一段最具建设性的史实。此后，汤氏穷其一
　　生，勤恳且心无旁骛地以汉唐佛教史为中心，追求这些严肃问
　　题的答案。此种精神动力，其来有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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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汉唐佛教史之准备工作─外来文化之探讨
　　汤氏在「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一文中，清楚地表明他
　　所研究的虽然是过去中印思想接触问题，但仍然可采用文化人
　　类学的学说：
　　「过去我们中国和外来文化思想接触过（即汉唐佛教史）
　　，其结果是怎样呢？这也可以供我们参考。而现在科学
　　中的文化人类学，也对于文化移植问题积极的研究，他
　　们所研究的多偏于器物和制度，但是思想上的问题，恐
　　怕也可以用他们的学说。」（注三七）
　　汤氏留心文化人类学各种学说的发展，认为「演化说」偏
　　本土文化独立的发展，完全与外来思想无关。「播化说」又以
　　世界文化出于一源（埃及），文化皆是外来的，外来思想总可
　　完全改变本土文化的特性或方向。此两说皆不正确，他赞成第
　　三种学说，即批评派和功能派。
　　「关于文化移植的问题，文化人类学本有三种不同的学
　　说。第一演化说，是比较早的主张。第二播化说，是后
　　来很流行的主张。第三是批评派和功能派，都是反对播
　　化说的主张。……所以关于文化的移植，我们赞成上面
　　说的第三个学说。」（注三八）
　　有关批评派和功能派学说的应用，将在第六章，汉唐佛教
　　史之理论，再予深论。本章拟在触及汉唐佛教史体系、理论、
　　方法之前，先探讨汤氏是否受当代文化人类学之影响，而对其
　　一生学术工作，做了何种准备工作？笔者末搜集到汤氏这方面
　　的说明数据，因此从当时流行的文化人类学说与汤氏的作为来
　　推论。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文化人类的演化说开始盛行。十九世
　　纪末叶，播化说渐把持了当时的人类学界。这两种学说到一九
　　二0年代，逐渐为功能论所取代。功能论对于文化人类学的文化
　　接触（Culture-contact）及涵化（acculturation）的研究，
　　提供很大的动力。三0年代时，涵化研究在文化的时间分析中已
　　成为一个主要的方法。这些方法在研究文化接触变迁或涵化等
　　问题，第一步强调的是「把发生接触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体
　　文化体系的特性加以描述」或「把文化与文化接触以前的本来
　　面目复原。」（注三九）然后才能探讨两个文化接触的状况，
　　融合或冲突的演变过程。汤用彤的汉唐佛教史研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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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于二0、三0年代中，他本人也批驳进化说与演化说的限制
　　，而赞成功能论的说法。所以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接触、涵化的
　　研究法，必定对他有影响。做为中外文化涵化主体的中国文化
　　，是汤氏早年所娴习的，他没有专门细论的必要。那么对于外
　　来文化，例如印度或西洋文化的特性以及本来面目，汤氏是否
　　企图加以把握？是否在他完全投入汉唐佛教史──中印文化接
　　触以后的演变过程之前，对印度佛教文化先有综合性的了解。
　　以上两点，可以在汤氏回国的头几年所发表的论文，所作的工
　　作获得肯定性的答案。
　　汤氏回国的第二年就译介了有关西洋哲学及宗教的两篇重
　　要文章。同时也开始致力于印度哲学、宗教的探讨，以下依序
　　评介这些研究。民国十二年五月起在「学衡」译介了「亚里士
　　多德哲学大纲」、「希腊之宗教」两文。
　　「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系翻译英人Edwin Wallace原著
　　Outlines of the Philosophy of Aristotle一书（英国剑桥
　　大学出版部印行）。全书采纲目体，共分九章，七十八个小节
　　。完整而扼要地论述有关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大旨、事迹及著作
　　、论理学、本质论、自然哲学、心理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
　　、美术哲学等。诚如汤氏在本书所说：「研一科学当首悉其最
　　初，而逐步视其问题发达之顺序。则亚里士多德之书，必永为
　　伦理及哲学之最好着手处。」（注四0）译介本书之目的在为国
　　人提供有关整个西洋哲学的最佳入门书。
　　「希腊之宗教」系英国李文斯敦（R. W. Livingston）编
　　辑「希腊之留传」（The Legacy of Greece）一书之第二篇。
　　「学衡」本其创刊宗旨译介本书，其目的在以「希腊为西洋文
　　化之中坚，菁华所在，而为吾国西洋文化所首应注意者。」（
　　注四一）本书作者李文斯敦在其序中说明其宗旨在「借古镜今
　　」「叙述古希腊精神智慧之所留遗于后世者，及今人所宜效法
　　于希腊人之处。」（注四二）「希腊之宗教」一文认为基督教
　　渊源于希腊之哲学﹑神话、秘密宗教等甚多，其间分合等至关
　　重要。且对于希伯来基督教移植于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形
　　成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等辉煌成就之史实亦有探讨
　　。（注四三）以上两文可提供汤氏有关中外文化接触移植等问
　　题之参考。
　　欲探究汉唐佛教之发展，则对外来文化的印度佛教应洞悉
　　其性质与演变的历史。因此，汤氏于印度佛教和印度宗教哲学
　　史用力甚深。除了在大学里讲授「印度哲学史」外，平常则随
　　时阅读摘要各国学者有关印度佛教及哲学等著作，且留有读书
　　笔记多本。另外编有「汉文印度哲学史资料」、「汉文印度佛
　　教史资料选编」光是从数千卷的「大藏经」里，将有关印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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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资料钩辑出来，已经是一件惊人的大工程了。我国近代佛
　　学复兴运动可溯源至龚定庵、魏源等人，到了清末民初杨仁山
　　、欧阳渐更获得进一步发展。欧阳竟无于民国初年创办「支那
　　内学院」，乃成为当时讲授及研究佛学的重镇。「民国十一年
　　七月十七日，内学院开学于南京公园路，始讲唯识决择谈，学
　　人云集。梁启超且来受业兼旬，张君励亦负书问学。」（注四
　　四）钱穆回忆道：「钖予在南京中大时（当为十一年或稍后）
　　，曾赴欧阳竟无之支那内学院听佛学，熊十力、蒙文通皆内学
　　院同时听讲之友。」（注四五）其后汤氏被聘为内学院研究部
　　的导师，指导研究生之学习。民国十三年一月至六月，任巴利
　　文导师，指导「文典长阿含游行经演习」，同年九月至十二月
　　，担任「金七十论解说」及「释迦时代之外道」两课程，并编
　　有讲义。（注四六）此后数年间撰有「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
　　」、「印度哲学之起源」、「胜宗十句义论解说」、「南传念
　　安般经译解」等论文。
　　「印度哲学之起源」上起释迦牟尼下至商羯罗（公元八世
　　纪，印士佛教至此已衰）论述其间各派哲学之起源、发展，以
　　明印度哲理之迹。此文可说将印度佛教发展的一千多年背景简
　　明的点出。（注四七）阳氏治学谨严，不惮艰难，治佛教史不
　　仅于佛教本身而已，必深入印度整个宗教及哲学的全盘历史而
　　后已。他在「评近人之文化研究」就指斥时人「若印度文化，
　　以佛法有条理可循，则据以立说。」而背景部份的「婆罗门六
　　宗则因价值不高，屏之不论。」因此「金七十论解说」、「胜
　　宗十句义论解说」乃针对著名的数论派、胜论派就其基本论典
　　予以翻译详释。（注四八）「释伽时代之外道」就释伽牟尼之
　　前后三数百年间，归纳与佛教有关的数十家学说派别（梵纲经
　　举六十二见）为三系：一、延吠陀神教之旧绪的婆罗门教。二
　　、开辟新说的奥义书。三、沙门诸外道乃至耆那教，一一加以
　　解说。（注四九）「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是锡兰所存佛教
　　上座部（小乘佛教较保守的元老派）的学说，汤氏参考巴利文
　　原本，会释中、英文而成。本论以九心轮释生死流转与解脱之
　　道，可见出汤氏对唯识的了解及所具的哲理睿识。（注五o）「
　　南传念安般经」系就后汉，安世高所译的「佛说大安般守意经
　　」追寻其原本──巴利文中阿含第一一八：「念安般经」加以
　　迻译校释。本经为六朝禅法所依，汤氏特译解之，以究六朝佛
　　教史之真义。（注五一）
　　汤氏后来将有关印度佛教、哲学等单篇论文或授课之讲义
　　编撰成「印度哲学史略」一书。其绪论道：
　　「因历年当就所知，摭拾中印所传之资料，汲取外人近
　　日之研究，有文若干篇，起自上古，迄于商羯罗，今复
　　删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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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章，勉取付印，或可暂为学者之一助。」（注五二
　　）
　　全书包括印度上古以来，吠陀宗教，梵书奥义书哲学，佛
　　教之发展，伴随佛教发展的各宗教、哲学派别，乃至于商羯罗
　　之吠檀多论。可说是涵盖了治佛教史者所需具备的印度历史知
　　识。难怪大陆的历史学者要称赞此书为唯一的一部研究印度哲
　　学史的著作。（注五三）
　　西方基督教与希腊哲学接触而形成欧洲中世纪的文化；
　　中印文化接触也促成汉唐佛教史的发展。汤氏对西方、印度的
　　宗教哲学加以研究，其目的正是为了深入了解汉唐佛教之接触
　　与调和的过程。而其精研汉唐佛教史，显然有西力及印度文化
　　史的背景在胸中，使他能于佛教史的研究有比较的对象，获得
　　更多的启发，能更深入了解中外文化接触发展等问题。汤用彤
　　能纯熟的应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先就中外文化接触以
　　前的外来文化做深入的探讨。由于他在印度哲学史的研究方面
　　，无人能与之并肩，也就难怪他的汉唐佛教史之成就为时人所
　　望尘莫及。
　　四、 汉唐佛教史之体系
　　汤用彤对中国佛教史有一个完整的看法，他认为佛教的主
　　要精髓在五代以前，而五代以后佛教精神已失，仅存躯壳而已
　　。（注五四）因此，汤氏全部精力集中在汉唐之际的佛教研究
　　，对于五代以后的佛教，笔者祇看到「五代宋元明佛教事略」
　　一短文，其中只有两节：一、本期佛教之势力。二、本期朝廷
　　对于佛教之法令。简单的交待一些重要佛教事迹与意义而已。
　　（注五五）汤氏这种看法，与他所持之理论有密切关系，当于
　　下章再予细论。不过，依此可以清楚的让我们理解，要把握汤
　　氏的中国佛教史，以集中于汉唐这一段较能抓住他的主要精神
　　。他的「汉唐佛教史研究」可独立成一完整体系。因时局的限
　　制，他只正式出版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而已。汤
　　氏于抗战初起，惧积稿废毁，匆促中将「汉魏两晋南北朝」部
　　份暂作一结束，并盼望他日国势昌隆，再予继续补作：
　　「十余年来．教学南北，尝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义
　　积年，汇成卷帙。自知于佛法默应体会，有志未逮。语
　　文史地所知甚少，故陈述肤浅，详略失序，百无一当。
　　惟因今值国变，戎马生郊。乃以其一部，勉付梓人。非
　　谓考证之学，可济时艰。然敝帚自珍，愿以多年研究之
　　所得，作一结束，惟冀他日国势昌隆，海内又安。学者
　　由读此篇，而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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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史继续述作。」(注五六）
　　其后，汤氏与钱穆共事于西南联大时，尝谈及隋唐佛教史
　　的继续撰写，然因故未克如愿。（注五七）尽管汤氏并未能出
　　版「隋唐佛教史」的专书，但是他遗留有关隋唐佛教史的讲义
　　、单篇论文、札记以及后人整理的「隋唐佛教史稿」等，其份
　　量比起前书并不逊色，且主要精神、意义业已点出，足够后人
　　的探讨。因此，要了解汤氏之成就，笔者认为有必要深入探讨
　　其「汉唐佛教史」体系的建立过程及其主要内容，才能做进一
　　步的评估，以下分成两个时期加以叙述。
　　（一） 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
　　汤氏回国以后，一直在各大学担任「中国佛教史」这门课
　　程，因此自谓「教学南北，尝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义积年
　　，汇成卷帙。」这里所谓汇成卷帙的讲义就是「佛教史」一书
　　。然而细究汤氏的研究过程，及有关本期佛教史的单篇文章，
　　可以知道汤氏并非以课堂的讲义径印成书的。由撰写讲义纲要
　　、单篇论文、初稿的修改补充，到「佛教史」一书的出现，其
　　间可谓煞费苦心。「汤用彤传略」记载成书之经过：
　　「汤先生从二十年代初就撰写「中国佛教史」，二十年
　　代末写成初稿，三十年代初全部修改和补充了一次，从
　　三三年（或三四年）又花了近四年的时间才完成『汉魏
　　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从这几次修改的稿本看，每次的
　　修改补充都非常之大，有不少章节是重写或新加的。」
　　（注五八）
　　我们无法看到汤氏修改增删的手稿，但是根据他历年来所
　　发表的论文、书评，仍可以推论出他整个「佛教史」的架构之
　　雏型，及体系建立的过程。
　　考订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基础如有问题，则建立其上
　　的历史研究必大打折扣。「梁高僧传」是早期佛教史的第一手
　　史料，为汤氏终身所珍视搜览考订的。笔者看到汤氏较早的一
　　篇有关本期佛教史论文，就是民国十九年九月的「读慧皎高僧
　　传札记」。本文先就慧皎所据以成书的七十八种史料细加探讨
　　，再就考订僧传内容，以「竺法护卒于何地何年」、「僧伽提
　　婆之毗昙学」、「鸠摩罗什年表」、「释道安与佛图澄」、「
　　道安年表」、「僧肇致刘遗民书」、「魏太武毁法」等题加以
　　论究。这些史料的考辨研究，我们可从「佛教史」的有关章节
　　，看出其建设性。（注五九）
　　研究历史除了考订史料外，贵能从庞杂散乱的史料中整理
　　出其间的脉络，以观史实的发展变迁。其于二十年四月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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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山三论宗史略考」。（注六0）二一年三月的「竺道生与涅
　　盘学」。（注六一）两文针对思想的演变，再结合相关史实的
　　探讨，对南朝由般若、涅盘佛性、成实论到三论宗的演变，有
　　完整而清晰的说明。两文可说是「佛教史」第十六章、竺道生
　　，第十八章、南朝成实论之流行与般若三论之复兴等章之初稿
　　。
　　汤氏认为汉代佛教之传入与道教之发展有密切的关系，甚
　　至认为汉代的佛教乃「佛道」式的佛教，因此为证明其论点之
　　成立，他在道藏方面也下了相当深的功力。（注六二）早在二
　　四年三月「读太平经书所见」（注六三）一文中，考订道藏各
　　种版本，再配合相关史实推论汉代佛教与道教的关系。此文与
　　他的「佛教史」第一分、「汉代的佛教」有很重要的关联。后
　　来汤氏弟子王明继承师说，下了极大的功力，完成「太平经合
　　校」一书。（注六四）
　　汤氏除了埋头于专题研究外，对学术界的行情亦不忽略。
　　不但熟悉佛教史界的动态，且对具有意义的新作常加以评跋。
　　「大林书评」即是这些书评的部分汇编，汤氏自谓多半写在二
　　十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注六五）刊登在二五年一月「微妙声
　　」第三期的「评考证法显传」、「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跋」
　　两文系日人足六喜六，矢吹庆辉的力作，对东晋时中印佛教交
　　通史及流行中古时期数百年的三阶教派（后被埋没千年之久）
　　，皆有阐发幽微之功。汤氏对此颇有好评，且于细节与部份史
　　实亦多能匡正。（注六六）。「评日译梁高僧传──日本国译
　　一切经史传部第七」一文，则对常盘大定博士成书的草率予以
　　切责，并提出其为史传作注释的方法（引用材料的详略，相关
　　文献的改订等）、对史实的误解、人名地名版本的讹误，数据
　　的漏略以及论点等提出多项问难，概以日人集体计划克期成书
　　，欲速则不达，宜为世之著述者殷鉴。（注六七）
　　汤氏在资料的广搜博赞基础上，能进一步归纳出各种理论
　　，例如他在廿五年中国哲学会第一届年会所发表的「汉魏佛学
　　的两大系统」一文提到：
　　「本论文的目的在研究汉末至晋代中过度时期的佛学之
　　理论。在此时期中，可以说佛学有两大系统：一为禅学
　　，一为般若。禅学系根据印度佛教的禅法之理论，附会
　　于中国阴阳五行以及道家养生之说。而般若则用印度佛
　　学之法身说，参以中国汉代以来对于老子之学说，就是
　　认老子就是道体。前者由汉之安世高传到吴的康僧会，
　　后者由汉之支谶传到吴的支谦。当时两说都很流行，且
　　互有关涉，但是到了晋代，因为种种的原因，后者在学
　　术上占较大的势力。」（注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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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其对中印文化及史实的熟悉，难怪他能有各种论
　　点，而完成其佛教史体系。民国廿六年的「中国佛史零篇」可
　　说是汤氏佛教史体系具体而微的一个雏型了。此文在短短五十
　　二页的篇幅内，上起汉代佛教，经汉魏佛学的两大系统，三国
　　时之佛学，五朝本末之争，北朝东方佛学与经学，而至菩提达
　　磨影响于隋唐佛教宗派止。此文不但以「本末真俗与有无」，
　　「竺道生顿悟义」为题，细究学说思想的融合发展，且持中国
　　佛教之发展与印度哲学史相较，可见汤氏佛教史体系的条理贯
　　串。（注六九）民国二七年「佛教史」一书出版，在此之前的
　　单篇论文、书评札记，也都经修改补充，纳入本书，使汤氏佛
　　教史体系更趋完整。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大别为两分。第一分，汉代之
　　佛教，有五章。第二分，魏晋南北朝佛教，有十五章。合计二
　　十章。二0七个小节，八七八页，约五十余万字。大体上，第一
　　分，汉代的佛教着重于佛教初传人物、经典的考证。如第一章
　　佛教入华诸传说，第二章永平求法诸传说的考证，第三章四十
　　二章经考证。另外于初传的流布情形以及汉代佛教的性质也有
　　详细的探讨，如第四章汉代佛法之流布，第五章佛道。第二分
　　，魏晋南北朝佛教，大体依时间的顺序论究佛教之发展，然于
　　关键人物则予个案研究，于重要学说则予专题研究，另外对经
　　论的传译、撰述情形也有专章叙述。例如：依时代特性发展的
　　有：第六章佛教玄学之滥觞（三国），第七章两晋际之名僧与
　　名士，第十三章佛教之南统，第十四章佛教之北统，第十七章
　　南方涅乐佛性诸说，第十八章南朝成实论之流行与般若三论之
　　复兴，第十九章北方之禅法净土与戒律，第二十章北朝之佛学
　　。此书大体以上述各时代特性之演变为主要架构，再配合重要
　　人物的个案研究，如第八章释道安，第九章释道安时代之般若
　　学，第十章鸠摩罗什及其门下，第十一章释慧远，第十六章竺
　　道生。另外，于佛教成立之基础的传译或撰述，亦有综合性的
　　探讨。如第十二章传译求法与南北朝之佛教，第十五章南北朝
　　释教撰述。以上仅对此书的体系外貌、章节架构做一简单说明
　　，下一章再就其建立体系所依的理论加以探讨。
　　（二） 隋唐时期
　　汤氏不主张贸然依时代皇祚之转移来区分佛教史之时代，
　　应观各时各地各宗之全体，观其会通，就其特性以及相关史实
　　才能做适宜的断限。（注七0）依照这些原则，汤氏划定隋唐时
　　期为中国佛教史上一个最兴盛、最有代表性的时代。因此，早
　　在二十年代他就开授「隋唐佛教史」，讲义有二十年代末中央
　　大学的油印本，三十年代初北京大学铅印本。后人以这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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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义为底本，参考汤氏的眉批及相关论文，整理成「隋唐佛教
　　史稿」。（注七一）
　　「隋唐佛教史稿」全书分为五章：第一章、隋唐佛教势力
　　之消长。本章明佛教与政治社会之关系，以佛教势力之消长与
　　帝王、士大夫之态度关系甚大。如隋炀帝之尊智者大师，唐太
　　宗、高宗之敬玄奘三藏，武后之于神秀，明皇之于金刚智，肃
　　宗之于神会，代宗之于不空，佛教著名之宗派均因之而兴起。
　　而有开元之禁令，三阶教由之而亡；有会昌法难，我国佛教遂
　　衰矣。
　　第二章、佛教之传译。以宗派之开发、佛教之盛衰与中印
　　交通良否及传译情况有密切关系。例如：玄奘入印而唯识因明
　　由之大弘，隋唐佛法盛时，翻译不但广博完善，且由华人如彦
　　琮、义净等主持。
　　第三章、隋唐佛教之撰述。中国佛教虽根源经典，而义理
　　发挥在于本土撰述。注疏论述表现我国僧人对于佛理之契合，
　　各有主张，遂成支派。而宗义之变迁首当明其事实经过之迹辙
　　，及佛典翻述先后与其性质。故本章分为注疏、论著、纂集、
　　史地著述、目录五项详为评介。
　　第四章、隋唐佛教宗派之概略。本章分三论宗、天台宗、
　　法相宗、华严宗、戒律、禅宗、净土宗、真言宗、三阶教等节
　　，详为探讨各宗之师承、著述及宗义等。第十节则综论各宗之
　　史实、源流、消长、同异等，甚为精辟。
　　第五章、隋唐佛教之传布。以隋唐为佛教之中心，探求传
　　布于突厥、西藏、朝鲜、日本之史实，甚有见地。（注七二）
　　汤氏除了「隋唐佛教史稿」外，还有多篇论文、书评，兹
　　评介其主要的几种：
　　民国二十年的「唐太宗与佛教」，举出正反各种证据，究
　　明唐太宗非真心热烈宏扬佛法，与梁武帝回不相侔，然佛教仍
　　极兴盛，应另有其内部关系吧！（注七三）二五年「唐贤首国
　　师墨宝跋」，仅凭法藏大师致新罗义湘的一封信，而考辨推论
　　出中韩两国初期华严宗之史实，可见作者功力深厚。（注七四
　　）二三年的「评唐中期净土教」，评冢本善隆之书，言其叙述
　　虽详赡但少能于大处综论。他认为欲究净土教之发达，必须将
　　其层次提升，在两晋至唐末佛教与帝王、士大夫之关系管道上
　　立论。汤氏以为隋唐士大夫谈玄之风早衰，虽有文字之因缘，
　　然士大夫信佛即在作来生之计，此为中国净土宗之所以发达，
　　以至于独占中华之释氏信仰，此言可谓一针见血，发人深省。
　　（注七五）
　　汤氏对隋唐佛教的特性及其演化做最完整而简要的讨论，
　　当以在西南联大演讲的「隋唐佛学之特点」为代表。首先它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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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隋唐佛学在中国佛教史上的特殊时代性，其次就隋唐佛学之性
　　质及其演变的线索加以分析、归纳为四个特性：一是统一性；
　　二是国际性；三是自主性或独立性；四是系统性。至于此文中
　　，汤氏系采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予以探讨，当在下章再作分析。
　　综合汤氏对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佛教史所作的讲义、札记
　　、论文、专书等，可看出他的汉唐佛教史有一个完整明确的体
　　系。此体系对于佛教入华以后历代的演变、思想学说乃至宗派
　　的兴起、佛教的传译撰述、重要人物的影响、佛教与帝王士大
　　夫的关系都有详细具体的说明。一九五五年汤氏在「佛教史」
　　的重印「后记」中虚怀若谷地说：
　　「如果说重印这部书，对于今天一些从事于思想史、文
　　化史的研究工作者还有少许参考价值的话，那仅仅在于
　　它供给了中国佛教史的一些比较可信的材料，它提出了
　　中国佛教史发展变迁的一般线索，它也还揭露了中国佛
　　教史上某些重要现象。」（注七六）
　　事实上汤氏不仅于汉唐佛教史有关的佛、道、玄学等材料
　　广搜博求，精密考订，且经常留意学术行情，随时提升自己的
　　层次。所以不但能提供中国佛教史大量的可信材料，且以他应
　　用新理论的素养，更能明辨抉择出常人所无法窥视的中国佛教
　　史错综繁复的发展线索。积数十年之功力，更能清晰的揭露中
　　国佛教史的各种重要现象。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以从他辛勤得
　　来的无数史料、发展线索、现象的论述里，获得极有意义与无
　　穷的启发，可以做更深广的持续研究。然而，汤氏的治学取向
　　与理论观点的角度有所偏重，因此对佛教与社会、经济等关系
　　的讨论甚少。我们可以说汤氏的汉唐佛教史体系对于从事思想
　　史、文化史的研究工作者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而对于从事社会
　　史的工作者，则参考价值较少，此点下章再予探讨。
　　五、 汉唐佛教史之理论
　　余英时在「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一文提到，研
　　究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人物，往往只注意所谓进步与保守两种
　　极端的倾向。前者以西方为楷模，后者则坚持中国文化自具系
　　统，不必也不能舍己从人。前一派代表人物很多，如胡适等人
　　。后一派通常祇注意专讲文化系统、或哲学系统的少数思想家
　　身上，如梁漱溟、熊十力等人。但事实上，中国现代思想界，
　　并不能如此简单地一分为二。在所谓进步与保守约两极之间，
　　还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问题，不持笼统之见，极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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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他们一方面承认西方文化确有胜于中国传统而为中国所必
　　须吸收之处，但另一方面则认为中国文化自有其特性，外来思
　　想也要经过改变，然后始能适合中国环境而发生作用。陈寅恪
　　和汤用彤等人便是这一类人物的代表。陈寅恪所关切的是中国
　　文化在现代世界中如何转化的问题。但他从不肯像其它人一样
　　，空谈一些不着实际的中西文化异同问题。他祇是默默地研究
　　中古以降汉民族与其它异族交往的历史，以及外国文化（如佛
　　教）传入中国后所产生的后果，希望从其中获得「历史的教训
　　」。他之所以能断定中国将来自创的思想系统必须「一方面吸
　　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之民族地位」，其根据便
　　全在历史；因为这是「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
　　千年来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在这一方
　　面，陈寅恪和汤用彤的取径是相同的。（注七七）陈、汤二氏
　　在资料的掌握上都有相当高的成就。他们也都能应用新理论、
　　新观点来处理这些复杂庞大的史料。因此，才能对中国文化之
　　发展提供积极且建设性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