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人的精神空间与生存方式

　　传统中国人的精神空间与生存方式
　　目录
　　●“梨子”与“禁果”的对比：中国文化是功利→道德→理性→信仰；西方文化则是信仰→理性→道德→功利
　　●农业文化的特点：紧贴自然的直觉体验，物我一体的形象思维，虚拟天文的形而上学，简朴实用的理性原则
　　●思维方式的缺陷：“真善美”没有分化，只有功利性的价值判断，缺乏独立的认知判断与公理化的推理思维
　　●价值取向的悖谬：伦理本位－衣食哲学，道德主义－功利主义，饱暖知礼节－思淫欲，礼义之邦－缺乏公德
　　●人生归宿的虚化：道家的自然主义，生命哲学，佛家的宿命主义，虚无主义，出世超度，对社会的冷却功能
　　●信仰的局限：没有执著的彼岸关怀和普遍的理性参照，实用主义，进阶宗教难以立足，迷信和邪教容易蔓延
　　●社会群群组织化程度低：没有西方法理观念，离心倾向－中央集权，小国寡民－泱泱大国，一盘散沙－天下大同
　　●汉人普遍缺乏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团体意识：当少数民族失去其特有的文化认同，就成了汉人
　　●“梨子”与“禁果”的对比：中国文化是功利→道德→理性→信仰；西方文化则是信仰→理性→道德→功利
　　中国和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生哲学，可以从人们面对两种果实的不同态度来进行分析。
　　在中国，梨子首先是可以吃，可以饱肚子，可以改善生活，可以卖出去赚钱，事关国计民生，这是从小孩到大人直接就能懂的道理。但是，到底是谁吃，这是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就有三种态度：
　　一是把好处礼让给别人——孔融让梨；二是作为“礼”品送给别人——“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梨）”，“投我以木瓜（梨），报之琼琚”；三是争夺享用权，为了自己抢食而不顾别人甚至置别人于死地——“摘桃子（梨）”，“二桃杀三士”。
　　第一种态度引升出来就是道德伦理，便有所谓“重义轻利”的原则；第二种态度推广到人际交往中就是“礼尚往来”，“礼轻人意重”，施恩报恩，情义、恩情也是由可吃可占的利益体现的；第三种态度放大了就是阶级斗争，形成政治权力结构。
　　概念引伸，“梨园”从唐代以后代表歌舞教习的机构。另外“梨”音同“离”，因此几个人分吃一个梨表示分离、分别，也表示两个人关系分裂的不好兆头。通常这是一种诗化的、艺术化的象征色彩，象蟠桃与长寿的联系，一般是不必认真的；但人们一认真起来，相信这种联系，就成了迷信、方术、宿命论、神秘主义，包括鲁迅批评的中医里的江湖术成分。
　　毛泽东把吃梨子上升到认识论的高度，“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但这种实践哲学也仍然是直观而朴素的经验主义，没有摆脱“吃梨”的功利主义。他所谓的“理性认识”在中国背景下不能建构分析主义、数理主义的理性思维。
　　在西方，梨子自然也要吃的，谁吃的问题一般由所有制解决，出现分配的冲突也有政治上的斗争，但主要靠法律解决。
　　但是，西方有一个不能吃的禁忌：亚当夏娃偷吃“禁果”，造成被驱逐出伊甸园的严重后果，这便是宗教对人的欲望、利益当头一棒式的否定，并由此引出原罪观念，形成超越人的现实享乐的彼岸信仰。因此，基督教的起点便是禁欲主义的。
　　西方人还有更多的兴趣来关注梨子这个物件：梨子会不会有毒（第一个西红柿的品尝者），梨子是由什么构成的（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机械唯物主义），先有梨子的实物还是先有梨子的本质形式与概念（毕达哥拉斯形式主义、柏拉图理念论），梨子浮在水面还是下沉（阿基米德浮力定律），梨子里面是什么样子（达芬奇等人的解剖学），梨子（苹果）为什么从树上落下来（亚里斯多德、牛顿重力理论），梨子、苹果及蔬菜的关系（林耐物种分类谱系），梨子为什么会有甜味、有些什么营养成分（化学家的分析和检验），梨子果实对于其繁衍的功能（达尔文进化论），梨子品种的基因工程（摩尔根基因遗传学派）。
　　此外，梨子的形状在地理学上用来描述地球的准确形状；梨子还是画家经常画的静物物件。
　　同样面对梨子这一具体物件，中国的道德主义只是中世俗生活中克制自己的欲望，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中国思维立足于它直接的功利主义价值，无论是争抢还是谦让，是政治、道德还是情义，总归是吃梨子。人们关心的以及最终落实的都是物质消费，而且是既定物质利益的再分配，即你吃还是我吃。尽管农民在长期的探索中也形成了关于梨子的丰富知识，但只停留在直观经验层面。中国古代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都属于这一层面的成果。
　　西方的禁欲主义则是从根本上否定肉体的欲望，由此形成一种对于彼岸世界的敬畏与信仰。西方思维更多纯认识论分析，超越物质本身的实用功能。尽管近代西方人认为，知识可以为人类谋福利（培根），但知识是相对独立的，探索真理本身就是人的精神追求，不一定是要多吃、多占几个梨。这似乎有点“不食人间烟火”，而事实上，理性知识的增长反过来促进了技术手段的进步，使人多获得梨子，获得又大又甜的好梨子。这就是西方文明后来居上的奥妙。
　　西方文化根本上是立足彼岸的信仰主义，表层是严谨精确的理性主义，道德、功利是末梢上枝叶和果实；抽象原则自上而下落实到个人的物质利益层面上，尊重私有财产、个人自由甚至个人隐私，相互间的道德（及法律）基于不言自明的公理和终极关怀，西方现代文明的高大建筑很快便立了起来。即：信仰→理性→道德→功利。
　　中国文化根本上是脚踏实地的功利主义，表层是温情脉脉的道德主义，理性、信仰是末梢的工具和点缀；天人合一的根系虽然很发达，但个人体验自下而上却难以提升，道德规范总是被物质利益瓦解，实用理性、实用信仰更是像纸一样单薄，几千年的古老文明只能在低水准上徘徊和周期性动荡。即：功利→道德→理性→信仰。
　　以人类挣脱自然界的必然性，从而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空间的高度作为划分标准，可以将社会生活及文化内容分析为信仰、理性、道德、功利四个层次。功利是与人的生存直接相关的物质需要及权利关系；道德是人们之间行为规范及利益的分配原则，又是价值观的体现；理性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原则；信仰是关于人与世界及其关系的基本信念和态度。
　　这四个层次是一层层相互联系的。信仰过于突出，就会形成迷信、盲从、狂热、偏执；理性过于突出，没有信仰就成为夸夸其谈、相对主义、玩世不恭，没有功利和道德就是书斋里的空谈；道德过于突出，否定信仰和理性，就会形成狭隘的人情关系；否定功利，则会造成矫情的伪君子；功利过于突出，就成为自私、势利、狭隘、腐败、急功近利、市侩习气、目光短浅。
　　信仰和功利代表人类生存方式的两个极端，前者是超越现实的精神文化追求，后者是基于现实的物质生活需要。理性和道德这两个层面或者建立在信仰，或者建立在功利层面上。西方文化以信仰为本位，但这源于犹太人的信仰不只是个人的精神安慰，也没有走向神秘主义的迷信，而是保护并发展了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到了近代理性又逐步回到现实中来，形成了客观普遍性的科学理性和广氾的社会契约理性，道德也是内心信仰和社会理性无条件地体现出来的自律原则。西方功利主义似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但它却是如韦伯所揭示的那样，最后才从新教伦理文化中产生出来的。
　　与之相反，中国文化直接以功利为本位，道德则是一种调节相互间的权利冲突和利益分配的原则，表面上“重义轻利”，但“义”背后的本质内容还是“利”；理性是由功利和道德上升的实用主义的一般原则，信仰则是极少数人在功利、道德、理性之外才有的，普通老百姓更是把它看作晃晃惚惚的东西，信则有，不信则无，社会越到穷途末路时迷信的人越多。
　　以功利、道德、理性、信仰四个词来界定和分析中国文化，稍有些牵强，因为这理性与信仰基本上是西方文化里的概念。冯友兰认为，中国人的精神境界由低级到进阶依次有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个层次，这样说中国文化更贴切些。与以上说法稍有不同的是，更多由道德升华为情感，达到终极关怀，而不是由理性上升为天国信仰。
　　●农业文化的特点：紧贴自然的直觉体验，物我一体的形象思维，虚拟天文的形而上学，简朴实用的理性原则
　　西方文明的主要源头是古希腊以城市为背景的工商业文明。虽然中世纪的欧洲经济是庄园化农业和畜牧业，但现代工业和商业化都市还是以教堂和城堡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工商业与农业之间不存在自然的过渡，也没有可比的生产力尺度。
　　中国文化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方式基础上，体现著农业生产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点。
　　自然环境：古代农业文明大都发源于大河流栏位，这里肥沃的土地、便利的灌溉和适宜的气候，提供了稳定的农业生产条件。中国的黄河、长江之间存在广阔的农业生产空间，东西有海洋和高原作屏障，南方是丛林，只有北部有游牧民族构成挑战，但没有致命威胁。中国宇宙观中的天、地崇拜，体现了农业文明对于自然的依赖。天、地与人浑然一体，即天人合一。
　　生产方式：农耕生产的物件是自然的生命，即植物和动物，必须顺应生命的自然生长，因地、因时制宜，标新立异、拔苗助长是不允许的；人们不是把物件当成纯粹客观的物质来分析、解剖，而是用自己生命的直觉来体验和把握它的生命节律；人们不是征服、制造和改造物件，而是培养、调节、引导它。因此，与西方工业背景下形成的机械论、分析主义、数理思维相区别，中国农业背景下形成的是生命哲学、直觉思维、辩证思维，主观与客观没有严格的二元分化。
　　交往方式：劳动以简单的自然关系分工，男耕女织，生产经验在上下代之间直接传递。人际交往主要在家庭内部，以及亲威邻里之间，而不是广氾的社会里。以血缘、亲缘为纽带的家庭及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整个社会结构是家庭结构的放大，以直接情感为基础的家庭伦理推广到社会，形成儒家伦理。但农业社会的人际交往是简单的，这种推广十分宽氾，没有必要加以巩固并制度化。除非土地与人口增长形成尖锐矛盾，或外敌入侵、自然灾害威胁整个社会，需要强化中央权力外，平时的社会群群组织化程度是很低的，老子认为“小国寡民”的社会是最理想的。虽说中国维持著大一统的专制制度，但社会的统一性只有在政治权力的尖端集中体现出来，而政治领栏位之外的世俗生活，无论比西方中世纪还是现代资本主义，自由度都要大得多。
　　生活方式：生产直接满足消费，自给自足，无需交换；生活的主题就是直接享受生命，无拘无束，自由放达，吃喝玩乐。人们生存的理想就是期盼上天赐予的风调雨顺的天时，一家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收获，过著安稳、宁静、富足、和睦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之下，人们观念上崇尚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关注看得见的现世生活。人们的精神生活直接寓于现实生活之中的情感体验与伦理道德中，基本的物质生活是第一位的，道德生活是第二位的，宗教和形而上学则是末位的。
　　中国人在生活方面的智慧和技艺至今在世界各民族中是最精致的。许多后来被西方拿去并对工业革命起了关键作用的技术发明，在中国不过是无关紧要的雕虫小技。人们吃、穿、住、用、玩极其精致讲究，相应的技艺的确也是境界很高的文化，如酒、茶、棋、家居、种竹、养鸟、斗蟋。然而，由于农业文明比较朴素、简单，对自然主要是依赖和顺应，因此，中国人的创造力主要在直观的、经验的、有机综合的领栏位，而理性的、分析的、复杂机械结构的创造力，却不及后来居上的西方工业文明。
　　中国农业文化和其它三大文明古国一样，都是早熟的农业文明。农业生产依赖自然条件，土地及产量也有限，这规定了人的追求和社会进步无法根本突破的的极限。农业社会的历史就在这极限内周期性振荡。中国秦汉时代富有生机，唐宋时代最兴盛，以后就日益衰退了，到明清，虽然市井生活繁荣程度依旧，但社会创新能力几乎衰竭，腐败、颓废却成了无法抑制的病变。
　　韦伯说清教理性主义寻求对世界的控制，而儒家理性主义则谋求对世界的适应。因此，儒家文化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生产方式上也是这样，工商业文明是建立在加工制造、人工设计、发明创造之上，相比起依赖作物和牲畜的自然生长的农业文明来说，更大程度地发挥了人改变自然的智慧和力量。农业文明则相反，它是停滞的，没有进步、缺乏理性、缺乏创造力的。
　　以农为本的乡土中国，在依赖自然、融入自然、回归自然上有自己独到的生命体验。社会生产和交往完全顺应自然节律，简单实在，回圈往复，稳定少变，无需直接经验之外的专业知识、技能。分工和交往复杂化反而会导致社会的重负和不稳定。人们以自己直观的生命体验把握自然，主要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及其生存环境，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培养物件自己成长。
　　生活无需太多人为设计，经验多于理性的认知，务实多于理想的追求，朴素多于浪漫的情感，循规多于创造的实践。人们祈盼著国泰民安、自由生息的太平盛世，没有干预，没有动荡，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生活水准提高。
　　这种生存方式的突出特点是重视身体感觉与直觉经验，以静观、玄览、坐禅、反求诸己的智慧获得对人生与世界的领悟，用比喻、虚拟的方式形象生动地把握具体事实，崇尚修身养性、天人合一、自然无为、有机协调、浩然之气等神秘主义境界。它消解主客观的对立，经验和理性综合在不言自明的直觉体验里，先验的认识模式也在其中。这种体验升华为意识，成为诗人和文学家的尺度，唯心主义的主观尺度——口传心受，得心应手，妙不可言，言不尽意，得意忘言，得意忘形，得意忘象。
　　古典艺术重在直接体现生命的神韵，而不是外在的形体，重视生命内在的协调和自律。文人们要么寄附于官本位的社会权力结构里，要么寄情山水寺庙，推敲清词丽句，鼓捣琴棋书画，要么揣摩四书五经，想象用“半部《论语》治天下”。
　　王阳明坐在竹林里几天几夜，要参透宇宙人生的哲理，这叫“格物致知”，是用生命的尺度把握世界，领悟人生的意义，以天人合一的观点将人与世界联系起来，并达到“正心诚意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没有主客观的分化，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只可体验，不能进行实证科学的精确观察和理论解析。近代翻译西方物理学叫“格致”，表面相似而根本不同。老庄的哲学道理寓于自然界尤其是生命界的现象里，没有中国文人基本上没有客观尺度下的数学与逻辑训练，概念、理性思维不发达，没有严格的演绎逻辑，没有系统的理论科学，不能对事物进行实证把握。因此，传统中国人没有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
　　中国人直观认识能力和技艺操作能力很强，大多数人只是简单地模仿和继承上辈或别人现成的技艺。技艺模仿只知其然而不究其所以然，少数人极高境界的创作，无法大规模传给众人。历史上冒出过的无数技术发明大多失传，至今难以恢复，因此形不成社会演进的力量。中国文明总在较低层次上回圈，这个早熟的文明古国里孕育不出现代文明，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祖冲之算出的圆周率如此精确，主要是计算的技术。造纸与火药之类的发明，能做出来，却没有实证理论，讲不出道理来，有道理也是直观理解及形象比喻。庄子庖丁解牛的故事，今天被现代西方语言重新解释为通过实践掌握了客观规律才得心应手。其实本来的意义却很简单，是典型的中国人顺应自然的直接经验和技艺，什么客观规律是根本说不清楚的。
　　庖丁这样的高超技艺是不可多得的，只能个别传递，而且要有相当的悟性和艰苦磨炼，很难稳定地传承和发展；多数人功力难以达到却又急功近利，便只有吹牛或者造假。中医、气功、太极、书画等从身体内部有机协调中获得心灵的宁静，可能有很高的境界。但要认真追究什么“千里神功”、“刀枪不入”、“百步穿杨”、“飞墙走壁”，会发现十之八九是骗人的。
　　与庖丁解牛的技艺相对应的西方实证科学却难得虚假，器官移置、基因工程、远端导弹、宇宙飞船都是没法玩魔术的，它是建立在古希腊哲学家对世界本原、必然性、逻辑性、数学理论、抽象概念的执著追求基础是的。
　　●思维方式的缺陷：“真善美”没有分化，只有功利性的价值判断，缺乏独立的认知判断与公理化的推理思维
　　西方人从宗教信仰、彼岸关怀出发，讲究普遍公理的演绎，坚持学术论证的规则，而落实到具体事务上便会从原则出发，精确严格，一丝不拘。人们的超越智慧体现为理性的反思，相信至高无上的原则、普遍的规律，支配著现实的存在及关系。
　　西方文化立足于宗教信仰，真、善、美分别代表认知、评价及审美三个相对独立的精神追求。首先，它有几千年不断的学术共同体和独立的认知传统，尽管专业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主观利益与情感，却能以客观尺度精确测量物件，追求事物的规律，形成实证的数学与逻辑体系，这就创造了人类文明中独一无二的实证科学——从杂多中求统一，从现象中求本质，力图精确把握现实。从有限的现实中不可能穷尽普遍的规律，这就需要永无止境地怀疑和超越。
　　与求真不同，价值评价是以人的利益、愿望、好恶、理想等主观标准看待和规范物件，与物件和人的关系有关，但体现人的目的才是善；审美是人对事物的直接情感反应，它与人们的历史文化、现实条件、生活经验有关，但它完全是主观的感觉。
　　中国人从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出发，实事求是、实践第一的口号挂在嘴上，结果常常会为当下利益和人情关系所左右，不是摸棱两可，就是睁眼说瞎话。有人作报告时来一句“实事求是”、“实践证明”之类套话，就得当心他在睁眼说瞎话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超越现实生活的彼岸信仰、理论思维、自由探索精神、扩张冒险精神。由于农业生产需要的精神空间比较狭窄——没有向超现实的彼岸拓展——只在自然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层面上徘徊，农民的生活主要是艰苦劳作，然后是感官享乐，再是利益分配；超越这一现实内容的精神追求不过是闲情逸致、风花雪月，以及相互间的礼让、照顾、关怀。
　　因此，中国人没有主体和客体的明确分化，没有相对独立的认知活动，人的思维纠缠在价值、善恶、好坏、尊卑等方面道德评价，以及人的面子、名誉、威望、意气里。讨论往往从讨论者的价值立场出发，而不是从客观物件的现状及其逻辑演变的规律出发。中国人精神价值主要包括道德性的“善”，有艺术性的“美”，却没有认知性的“真”。人们通常说的“真”，不是指客观的真实或者真理，而是指诚恳老实、不讲假话的态度，没有认识、探索和追求客观物件的意思。
　　传统“实事求是”观念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唯物主义的客观性原则，即在客观事物中寻找规律性。“是”既可以理解为客观事物的规律，也可以理解为价值意义的“是非曲直”，主要是具体的情境，直观的道理，个别事实的陈述。通常人们理解的总是从价值判断出发“求是”，没有客观的、实证的、公理化的理性思维，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思维占绝对支配地位。难以摆脱主观价值偏见和功利立场，容易走向主观判断。现代汉语中的“真理”，大多指人文理想，并不是客观真理。
　　儒家为代表的文人关心人生问题，却不关心社会的生产活动。孔子说：“朝闻道，夕可死也”。他的学生樊迟问他关于农业生产的事务，他不知道并说这是小人的事。孟子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儒家传统虽不讲生产劳动的需要，但却是大谈政治功利主义。儒家的入世态度鼓励“学而优则仕”，考科举，入仕途，为现实政权服务，同时给自己谋求高官厚禄。范进中举，死读诗书，为了封妻荫子。有为天下的抱负，立功、立德、立言，其实都是在别人面前立下功名，实用主义。
　　传统文人大多依附于政治权威，将忠君的政治实践、伦理道德境界与个人功利主义结合起来；缺乏独立的价值追求，也缺乏纯粹的认知冲动，尤其没有探求客观世界规律的传统，亦没有客观真理的观念，知识主要是一种道德认知和领悟；少有为艺术而艺术的价值取向，审美不是入世者的道德装饰（诗以言志），就是出世者个人的心理逃避。
　　传统的人生境界有不同层次，包括本能、功利、道德、仁爱、天地等。儒家的终极前提是天命，旨在遵守人伦道德，人与人感情的关系准则。道家基于自然界的生命法则，尤其是生命自在的生存方式，崇尚无为放达。法家和墨家基于现实的功利主义，前者钻研政治权术和治国手段，后者崇尚吃苦耐劳和人人平等。佛教基于不可理喻的彼岸与现实的轮回，要超渡众生。其它自然崇拜、巫术基于各自的神秘主义信仰，回答世界的本质，人生的终极意义。这一切都没有涉及认知问题。
　　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及审美判断在中国传统中没有分化。直到近代，西方科学的机械论、反映论思维和分析、实证方法通过教科书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思维方式，包括哲学教科书在内也还没有来得及澄清这个问题，于是人们笼统地用普遍的、客观的尺度去解释和理解一切，以为象自然科学及工业技术那样，找到一种关于社会与人生的普遍规律的科学体系和实践方法，就能够找到通往终极意义和理想目标的道路。这种思维方式恰恰抛弃了对我们自己生命以及周围生命的直观把握。
　　这个思维方式问题普遍存在于文化界。特别是关于现代化道路，各种思潮的交替，讨论者大多从各自狭隘的主观立场出发，从个人经历、体验出发以及面子、名誉、威望、意气出发，作出武断的选择和判断。改革开放以来的右与左、激进与保守、自由化与反自由化之间的争论，缺乏思想深度，就是由于缺乏对于问题本身的深刻认识，只是浮在对问题的主观价值判断上。尤其是对古今中外历史人物、事件、问题，无论是出发点还是归宿，总是要给物件一个价值上的肯定或者否定的评价。连秦始皇这样的历史人物，与现代社会的价值标准没有任何关系，也要牵强地给他一个结论，要么尊为英雄，要么贬为暴君。这种学术，正如孩子们看电影，只有一个思路：哪些人是好人，哪些人是坏人，稍微多转个弯的人顶多想到哪些人半好半坏。
　　长期以来，这种孩子式的简单思维占著主导地位。一开始就要定个真假、正误、好坏、善恶、美丑标准，然后用它给所有物件归类、评价。明白一点的人也只抽象地归于好与坏的辩证法、折中主义、相对主义，缺乏对事情本身逻辑的细致探究
　　对于历史，我们总是满足于简单的结论，或对或错，或是或非，不是肯定就是否定。民国之后，满清从此臭了；新中国之后，国民党又一无是处；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更是万恶之源；搞市场经济，一切问题就归于当年选择计划经济错了。对于深深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文化大革命，由“就是好”再到全面否定，至今缺乏客观、冷静的分析，曾经狂热卷入的人们，仅仅把过去当作一场恶梦就了事，大家都只是受迫害者、上当者、受蒙骗者而已。今天人们一谈到大跃进与浮夸风，都觉得荒唐可笑，可当下的欺上瞒下、造假虚报之风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过去教科书上揭露的地主、恶霸、地痞、土匪、流氓、老鸨、资本家、官僚、买办、黑社会的那些丑恶行径，今天社会却在全面重演，反面教材成了“实用指南”。
　　●价值取向的悖谬：伦理本位－衣食哲学，道德主义－功利主义，饱暖知礼节－思淫欲，礼义之邦－缺乏公德
　　中国社会以伦理为本位，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是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上的伦理道德。它立足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与生活方式，主要是以人与人之间、人与生活群体之间直接的情感来维系。这种情感就是个体在社会关系网中的存在体验，是克服个体孤独感，寻求依托感和归宿感，如亲情、乡情等。通过社会文化的整合，情感上升为情理，形成调节人与人之间生存关系的规范和秩序，如“将心比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三纲五常”等等。
　　中国文明早熟后，世俗生活居主导地位，人们技艺高超，经验丰富，现实主义、实用主义的智慧在是无与伦比的。由于没有太多外来因素，人们每天每年重复著过去的生活，无需抽象的理性文化指导，也不需彼岸世界的信仰和系统化的教义。只凭传统习俗和直接经验，加上几句圣人语录和大量民间谚语足以面对生活了。百姓生活里固然有儒学的影响，这一方面是长期的教育和范例作用对于社会造成的观念积累，另一方面是儒学本身以世俗伦理为基础，并不等于儒家士大夫介入平民生活。
　　中国人缺乏彼岸世界的关怀，没有独立的理性文化追求，没有对自然规律的学理探索。文化、精神产品被理解为覆盖在物质享乐表面的消费方式，不像西方宗教那样支配著整个社会生活。所谓“给人以美的享受”之类故作高雅、矫柔造作的套话，也表明美感也是一种消费。文化依附于现实生活，文化占有成为权力、名誉和地位的象征。中国官场文化排场特别大，形式主义的讲究特别多，铺张、浪费、奢靡之风特别严重。文人经常被安排来装点门面，呈现一种热闹、繁荣的景象。
　　说中国是“礼仪之邦”，有比西方高的精神文明，无非是从儒家的伦理道德，还有道家和佛家人生境界上说的。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经典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全面形成，作为政治生活的语言延续到近代，但主要在上层社会起直接作用。儒家思想将家庭伦理原则推广到社会和国家关系里，处理紧张的人际关系，建立了国家的意识形态整合软体。
　　儒家伦理对个性、能动性、创造性的抑制和消解，存在明显的消极作用。中国市井百姓历来是物质生活高于纯粹精神生活，伦理道德不过是节制和调配人与人之间物欲的外在手段，它本身就是建立在物欲基础上的。孔融让梨，不过是个人对利益的自我克制，相互间的谦让，说到底是以道德方式来分配利益，利益是前提内容。它关心的不是向外部自然物件谋求人的利益，而是既得利益的再分配。因此宋代以后，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这已经是中国社会腐败到不可救药时的保全之策。
　　道德本位的精神文明作用的空间十分有限，只有在宗法关系圈、人情关系网以及其它延伸形式中才有效。这种圈子和网路毕竟是封闭的、相互冲突的，因此伦理道德本身不足以维持一个大社会体系的存在。支撑它的还必须有一种强制力量，这就是家长制的国家，强大的中央集权把一盘散沙的人们捆在一起。这种外在约束一旦扯断，物欲横流、兽性大发就成了另一个极端的现实，程度恐怕比西方现代生活要高得多，对社会也是致命的的破坏。每个朝代几乎都是以廉洁自律起步，达到国泰民安、物质繁荣之后物欲就开始膨胀，最后在全面腐败中崩溃。这样传统社会周期性地延续几千年，从一端走向另一端。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指出，中国传统文人拥有的纯文化，只是富有者、有权有势者的摆设、装饰、排场和消费，是并不必要的高档消闲方式，是文人、有闲阶级自我慰藉的奢侈品。文人要么入世，讲究经世致用——不免功利化、势利化、官僚化；要么出世，讲究无为超脱——不免消极、循世。所以，文人痞子化、流氓化的倾向也是历来有之。基层老百姓的生活主要是衣食住行，所谓文化只是茶余饭后的娱乐、刺激和消遣，逗人一笑的玩艺。文字书写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多余的。
　　中国人受了西方人欺负，以为只是器物不如人，一种自以为“礼义之邦”的自我安慰广为流传：西方长于物质文明，中国则长于精神文明。随著国际交往增多，走出国门和外国人一接触，才发现人家并非野蛮之邦。西方那些我们看来无情无义的言行，以他们自己的尺度衡量却是文明的。即便不出国门，从接触外国人，读外国的书，看外国电影，也能体验到这一点。
　　为市场经济唱赞歌的人，以这种思维来批判传统：中国人“重义轻利”，讲虚伪的仁义，羞于谈利益，以恬淡无为、安贫乐道的消极方式自我安慰。实实在在的物质文明被自欺欺人的精神文明扼杀掉了。因此中国人穷了几千年。五千年文明里竟没有发展出市场经济来。我们长期禁锢在乌托邦文化或者象牙塔里，饱尝数千年“封建”礼教、禁欲主义之苦，精神上的约束多，物质上的享受少，缺乏生活自由。现在，我们终于解放了自己，可以放纵欲望，追逐金钱，尽情享受优裕的现代物质生活。
　　其实，这只是极其有限的表面现象，实质恰恰颠倒了。中国人恰恰重视的是物质生活享乐。只是别人的物质文明看得见，别人的精神文明是看不见的罢了。中国人排斥西方精神文化，但从不拒绝西方消费品。《红楼梦》里就有许多西洋玩物，圆明园里更藏有各国稀世珍宝。现代西方令人眼花缭乱的流行时尚、消费娱乐、物质享乐，其中包括一些在西方也被视为文化垃圾的消费方式，正向中国大举渗透。人们视之为社会进步，为之欢欣鼓舞，为之推波助澜。
　　宋明之际，中国文化的基本信念已经十分脆弱，一些人试图作深层反省与拯救，理学、心学是这种努力的最高成就。理学强调先天地而存在的理，“理一分殊”如月印万川，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心学强调“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天理”，甚至心外无物也无理，强调人的精神自由。这是企图以天理制人欲，以内圣达外王，给传统“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道德理想奠定形而上学的基础。而这种努力停留在孤立的学术层面上，不能象宗教那样普及于社会教化之中。
　　中国虽是伦理道德本位的“礼仪之邦”，但人们缺乏社会化的公共生活所必需的自由、平等、博爱及契约、法律、民主、人权观念，社会缺乏基本的团结、自律、规则、公平、公正，权力腐败猖獗，假冒伪劣防不胜防。法律体系依托在强制性的政权上，形成人治。现代人文精神的失落，民族自信心、自尊心、自由意志、个性、气度、胸怀的丧失，这有文化冲突导致的误会，更有古老文明本身的缺陷。中国孩子听大人的话，西方孩子则更多服从规则，这构成自我意识的文化差异。
　　中国人讲究家丑不外扬，小聪明、小算盘、自私、贪婪、虚伪、言行不一，相互习惯了也无所谓。但一到涉外场合，人便显得紧张、做作、表演、敏感、不自信，浑身不自在。走出国门，免不了频频出丑，举步尴尬，令自己同胞也尴尬、脸红。过去，为了维护国家的形象，对外国人极端谨慎，要做很多门面给外国人看，都是这种自卑情结的表现。现在开放了，这种防备性的、消极的、封闭的爱国心理顾及少了，许多人出丑也更多更直接了。这就不能不提到整体文化的高度来反省。
　　现代社会的交往范围大，要求人们像对待不言自明的公理一样，承认普遍的、超越个人意志和权力的公共道德和公共法律的权威。康德说，神圣的、可望不可及的存在，唯有我们头顶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原则。西方道德依托人的理性，理性又有超越个体的宗教信仰、形而上学的支撑，落实在心灵深处。虽然现代宗教有所淡化，但道德毕竟来自内心的信仰，要牢靠得多。使用盗版软体对我们——包括我本人——几乎没有心理愧疚感，而这在欧美一些国家几乎同偷盗一样可耻。
　　中国传统的宗法、人情关系网及其情理原则表现的是谦让、忠信、恭顺、服从、坦诚、羞耻、仁义、和睦等品格。西方道德文化则建立在工业社会化的普遍信仰及个人独立的理性能力之上，表现为人们的自主、独立、平等、宽容、协作、规则、契约等意识。简单地说，中国传统道德是在狭小的生活圈子里的情理规则，而现代生活要求的是广氾的社会关系下的理性道德，后者没有长期的现代文化建设是无法树立起来的。所以中国人今天面临严重的旧道德沦丧而新道德空白、缺席的困惑。
　　中国人守道德需要舆论，要别人说闲话，落实于外在的礼仪规范上，道德形象是给别人看的，因此常与虚伪、伪善、乡愿、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相联系。思维方式虽然是天人合一，但天理是人间情理的虚托，最后还要落实在人间规则上。以直接的生命体验、情理以及利害关系把握自然，缺乏关于物件世界普遍法则的理念，没有超越人际关系及人本身的普遍理性。
　　今天，法制建设在机构设定、队伍扩充、宣传调门上相当壮观，可是社会秩序却日趋恶化，人的安全感降到最低水准。黑社会猖獗，车匪路霸横行，大庭广众之下明火执仗的犯罪，没人敢站出来制止，人们心中正气受到抑制，害怕恶势，对他人，尤其对执法者缺乏起码的信任。而事实上警匪合谋、执法犯法、司法腐败常常是公开的秘密，一阵风式的突击整顿于事无补。
　　●人生归宿的虚化：道家的自然主义，生命哲学，佛家的宿命主义，虚无主义，出世超度，对社会的冷却功能
　　中国农业生活方式落实在肉体、物质、功利、权力、名教、情感的层面上，文化主要是关于利益分配的道德原则和权力关系的政治原则。人们体验人生、享受人生，没有超越现实的彼岸世界信仰，没有普遍而客观的尺度为标准的理性精神，只是遵循儒家克己严谨的人生准则。任何文化仅有现实主义的智慧就会走向停滞和僵化，中国文明也因此早熟并渐渐失去后劲。
　　中国人关于人与世界的终极关怀，主要就是道家超然豁达的人生态度和佛家的万念皆空的人生信念。与此相应的乡土社会不存在进步，只有自然演变。只有传奇，没有历史。生活方式没有发展，只有知识、经验、技术的代代重复。
　　西方文明的终极关怀是激励人们向无限的领栏位认识、探索、设计、创造，试图通过人为的努力拉近人与上帝的距离，这与工业文明不断走向自然状态，建立人间天堂的倾向是一致的。而中国文明的的终极关怀则相反，是消极的、出世的，把人们从狂热的物质现实引向虚无的精神境界。由于中国农业生产空间的有限性，当人的消费达到饱和，就需要这种精神冷却功能。
　　以老子、庄子、陶渊明、李白为代表的道家，主张淡泊名利，回归自然，反璞归真，体现了中国农民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自然无为的人生态度，在有限的生存与生活方式里中实现精神的无限自由，在狭窄的社会关系之外寻找人生境界的超脱。它是一种对外部世界消极态度，拒斥外在的物化文明造成的对人本身的异化，从人自身的自由和解放来说，倒是一种积极的追求。
　　最早的道家扬朱有一句在儒家眼里大逆不道的名言：“拔一毛利天下，不为也”。其实，这并不是我们理解的自私，而是主张从那种道德功利主义里走出来，回到个体的世界。这也就是老子的“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回归自然朴实，甚至要回到“结绳而用之”的原始状态。庄子《大宗师》里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白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宁愿云游四方，纵情山水，交朋结友。这都是对现实生活的功利主义及复杂的伦理关系的否定，越名教而尚自然，追求一种自然无为的精神境界。当然，这只有极少人才能做到的。
　　从印度传来的佛学之所以流行并深深地扎根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也是因为适应这种需要，给人以完全消极、超脱、沉默的智慧，解除人的世俗欲望和生命躁动。佛教持彻底的出世态度，认为人生就是苦难，主张因果轮回，善恶报应，宿命主义。它启示人们要彻底摆脱苦海，就必须从欲望里走出来，觉悟到万象皆空。它给人一种反生命的价值，揭示了人的物质欲望的极限，人的外在自我追求的矛盾，以及人类文明否定性的一面。作为一种进阶宗教，尽管它没有形成理性化的社会有序力量，但它引导人们回归自我的精神境界，从主观唯心主义的方面强调了人的精神能动性，从而也为社会的重建提供了动力。
　　如果说儒家、法家的入世哲学是对社会的现实制约，那么道家和佛家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是一种终极制约，对于中国悠久文明的延续和再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每当人欲横流、伪善流行、腐败透顶的时候，它们是医治文明异化病的一付很好的冷却剂、解毒药。在中国历史长河里，每一个周期开始都是法、儒启动，到了尽头时总是由道、佛收拾残局。入世文化和出世文化相互作用，构成中国文化的两极回圈。《金瓶梅》、《红楼梦》的结局最后都落在道、佛的启示上——西门庆死后，儿子当了和尚，贾宝玉也出家了。隐士、出家人清心寡欲，结束世事的竞争，甚至不养后代，自然缓和了灼热化的社会矛盾。
　　道家、佛家虽是追求一种消极的、出世的价值，但它们回到了人内在的情感或者精神之中，从而影响了中国的文学、艺术的发展。这种审美文化是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刻表达，是对儒家入世的伦理文化的超越。
　　许多思想家从现代化的需要出发，强调儒家入世哲学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积极意义，以及儒家伦理道德对于世界文明的整合意义。其实，道家和佛家反文明，回归人自我的哲学，对于世界文明可能具有更为现实的启迪。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异化问题，文化单一化问题，都是下个世纪人类最为迫切的问题。西方后现代思潮包涵著人们对西方文明的重新反思，从叔本华、尼采到海德格尔的人文主义思潮，都与中国文化曾经有的文化反省有有相似之处，或有直接间接的关系。
　　一切方面都是相对的，极端必须回到常态。回到自身，抑制“恶无限”的膨胀，克服自我的异化。最后的关键在，只有理性的方式，才能最大程度地给人们带来公正、普遍的自由，尊严，带来内部的稳定、和谐，带来外部环境的持续。
　　中国文明之所以每每在物欲横流之后尚能延续，除了儒家道德对物欲的节制，还得益于庄老、佛禅对文明的批判、解构、反省、回归。在青藏高原上，藏民族的祖先吐蕃人曾是一支拥有600万人口的强悍部落，他们凭借高原地势，经常俯冲下来，对大唐帝国的中原统治构成威胁。但自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之后，经过几个世纪的普及与融合，形成一种高度稳定、安宁的文化。人口维持在100万左右，不再对外部构成威胁。人们把生命的关怀从外部世俗生活，转移到宗教所引导的来世。
　　用西方现代文明的眼光来看，他们无疑是弱小与落后的，但以他们自己的文化尺度来说，却是圆满与和谐的。如今，工业文明使我们的地球面临空前危机的时候，人类把眼光投向尚未受到污染的世界屋脊，怀著的一种朝圣的心情。
　　●信仰的局限：没有执著的彼岸关怀和普遍的理性参照，实用主义，进阶宗教难以立足，迷信和邪教容易蔓延
　　中国人纯粹的精神追求，超现实的追求很少，主要在简单的物质生活层面上奋斗。即便酒足饭饱，精神也很难提升到新的境界，说是说“知礼节、知荣辱”，但往往是“思淫欲”，道德沦丧，规则尽失，于是巫术、风水、神功等神秘主义流行。
　　神秘主义与宗教有共同的文化基础，涉及到人生观、宇宙观的一些基本问题，也包括一些生理、心理、环境及美学的合理内容，可以说是一种低级的、原始的、粗俗的宗教。这种低级宗教就是迷信，而不是人的内心对终极意义的信仰。
　　传统社会占绝对优势的倾向是朴素唯物主义，但这种与农业生活的经验性、直观性、朴素性相联系的思维并不关心纯粹的自然界，没有超越具体现实的理性传统，人们并从现象的背后追究它的规律，因而不会有体系严密的理论科学。
　　民间生活中没有进阶宗教占支配地位。伦理主义（儒）、自然主义（道）和虚无主义（佛）都是一种生活态度，是现实利益关系的协调与节制方式，并非人们内心普遍认同的执著信仰。人们不关心彼岸、神灵的以及人死后的来世问题。
　　民间佛教、道家及祖先崇拜都是偶像崇拜与神秘主义，归根到底出于功利主义考虑，为了消灾祛病、延年增寿、升官发财而烧香、求神、问卦、拜佛、许愿、献祭，弥漫著世俗的贿赂气息。“灵则信”，“信则灵”，信是功利目标的工具，信什么都行，见什么菩萨都可以拜。各种宗教并存，相安无事，多神并存于一种宗教内，一个人同时拜不同的神，信不同的宗教。
　　鲁迅说：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我们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烧纸钱作贿赂，佩服豪杰，却不肯为他作牺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宗教战争是向来没有的，从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只靠几个人在皇帝耳朵边的甘言蜜语。风水，符咒，拜祷……偌大的“运命”，只要化一批钱或磕几个头，就改换得和注定的一笔大不相同了——就是并不注定。
　　宗教教化深入西方人灵魂深处整整一千年。中国历史上没有千年黑暗的中世纪，没有大规模的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全民性的信仰运动，只有一次史无前例的“文革”，仅仅十年，加上前十多年也只有四分之一个世纪。这就够我们受了。
　　与好战的基督教徒相比，中国人不好战、不尚侵略，尤其在宗教信仰上最开放、宽容，最没有教条主义。早期来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对他们所遇见的人们相互容忍的态度，对于中国人允许他们自由地传播福音这一点，又惊又喜。他们写道：“在这幅员广大的帝国，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包括每个民族、每个教派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念自由自在地生活”。“中国人中真正受到教育的那些人最一致公认的见解是，这些……信仰其实可以合并为一，所有这些信仰都是可以而且信奉的。当然，在作如此判断时，他们也正在使自己和其他人陷入令人魂不守舍的错误，即相信谈论宗教问题的不同方式愈多，对公众利益就愈有好处”。【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下卷，第13－14页】
　　思想解放运动几年，人们很快回到了正常的传统理智状态。而这种思想解放并没有同时实现现代文化启蒙，创造现代理性精神，而是简单照搬西方物质文明，并用地地道道的传统世俗观念来利用和享受。赤裸裸的肉欲，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味口，玩鸟斗蟋的闲致，绫罗绸缎的穿著，还有烟草氾滥之广、公共场所烟民之霸道，特别是毒品流行之快，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
　　西方系统化、理论化的宗教包含信仰与理性，孕育著普遍理念之下的自由平等观、天职观、契约观，特别是科学精神，给普通民众生活中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西方唯心主义（理想主义）、宗教信仰一到中国便受到普遍的漠视、拒斥、嘲讽和责难，可我们的实用主义却总与迷信、巫术难舍难分。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与庸俗唯物主义相区别，要肯定唯心主义对人的主观性、能动性的发展。对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长期视若无睹，恐怕也是根本不理解。
　　西方传统宗教文化重彼岸、尚超越，重心落在神与人的关系上。中国传统世俗文化重现世、尚功利，重心始终落在人伦关系上。西方人后来恰恰在现实的物质生产中发展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而中国这样古老而早熟的文明却没有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反而落后了！原因恰恰是中国太现实了，只能看到眼下的现实，只有以人为中心的功利主义。过于现实的人太多的急功近利，看不到未来的发展，没有远大的理想，有钱就花，或者积赚下来慢慢花，并不考虑扩大再生产，没有资本的积累。
　　没有执著的信仰，就不会探索自然界的本质与规律，也不会有科学。中国历史上单个的发现和发明很多，随便可以举出一些许多比西方早几百年，上千年。但因为没有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那样以纯粹的知识为目的的哲学家，没有科学理论，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实用技术不仅一直不能超越，而且经常失传，又得重新发明。“杞人忧天”的成语就是嘲笑那些担忧、怀疑和追问现实以外的大自然的人。固然也有一些人有考据癖、注经癖，有斟词酌句的诗兴，但没有经院哲学和西方贵族沙龙里海阔天空的思想癖，更不理解为“地心”、“日心”之争有什么掉脑袋的必要。嗑著瓜子，听听皆大欢喜的故事、逗人一乐的相声小品还行，要正襟危坐地看让人流泪的悲剧、听深奥的交响乐，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活受洋罪了。一个成熟的中国政治家，一个有作为的中国实业家，包括讲究经世致用的中国学者，都觉得讨论脱离实际的抽象问题，是毫无意义的。
　　海外华人大多是很有钱，比较成功，仅次于犹太人。但是，靠高科技发展的华人大财团却不多。实际上，华人在东南亚及全世界扮演的角色，大都有只顾可见的经济利益而缺乏远大战略胸怀的特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是因为“穷怕了”而不惜牺牲一切来换得有形的财富，其背后缺乏深刻的政治、文化支援。
　　●社会群群组织化程度低：没有西方法理观念，离心倾向－中央集权，小国寡民－泱泱大国，一盘散沙－天下大同
　　工业以社会大分工为背景，针对他人需要而生产，必须通过商业实现产品交换，所以其社会化程度很高。
　　农业则以自然分工为背景，为自己需要而生产，自给自足，社会群群组织化程度无须太高，也不太需要公共生活。
　　极端状态是老子的小国寡民理想及陶渊明的桃花源幻景，大家自由而散漫，虽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汉人连唱歌跳舞的能力也退化了。扬朱“拔一毛利天下，不为也”更极端，各人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别老想给人做好事。
　　农业社会比较现实的状态，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主要以血缘、亲缘关系为纽带，扩展到家族、乡里以及其他人情网路。家人间的亲情是主导，其次是友情、乡情，这种简单朴素情感和伦理原则推及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同情与关怀。
　　儒家伦理重人情、仁义，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仁爱之心、羞恶之心、礼让之心。实际上就是以家庭血缘关系为基础推广的，即所谓“爱有差等”，由近而远、由亲而疏地维系特定人际关系和秩序，最终归于人际间的生存利益。儒家伦理在有限的圈子里的社会协调功能是很有效的，但超出人们相知、相交的范围，就难以构成强有力的整合核心。
　　人们面临共同的自然灾害（如黄河氾滥）时，需要不同区栏位的人们相互赈灾救济，平时则需要共同修建水利工程。还有外部游牧部族入侵，需要共同的防御。因此，平时一盘散沙的农民，反倒更需要建立大区栏位内统一的中央政权。
　　这个中心权威不是来自农业生产过程中自然的交往关系，也没有西方式的进阶宗教，只能是以某一家族势力无限放大，构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央集权。当然，统治全国光靠这一家人还不行，还要有一个庞大的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这样，在原本简单的社会关系上，形成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功名利禄生死攸关的世俗政权。
　　以中原地带为中心的辽阔地栏位，一旦有长时期的和平安定，就会伴随大幅度的人口增长，造成土地与人口矛盾的尖锐化，土地兼并与冲突频繁，人与人之间欺诈、压迫、奴役和暴力恶性膨胀。这时，儒家的道德理想就会瓦解，人际隔阂越来越大，相互间起码的信任和关怀丧失，人心叵测，不得不存防人之心，见死不救也就是常事了。人与人之间没有凝聚力，一盘散沙，充满内讧、暗算、算计、阴谋，这乡排斥那乡人，城里排斥乡下人，富人排斥穷人，内耗多于外争，“攘外必先安内”。
　　法家思想提供了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政治思想、制度体系和操作方式，促成了秦汉以后封建制度的废除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历史上的开国之君往往重法轻儒，但建立政权之后更注重儒家伦理，保持道德伦理与政治秩序的统一。
　　西方相应的思想是马基雅弗里的政治学，也是为了消灭封建制度，建立以王权中心的统一国家。和法家思想相比，产生的时间虽然相差一两千年，但按照汤因比的历史理论，它们在各自文明体系中的意义是一致的，因此属于“同时代”的。
　　先秦时期，地方一般分封给皇室亲戚和功臣，这是所谓“封土建国”。秦灭六国后，实行“郡县制”，不再分封建制，地方行政长官完全由中央政府任免。以后改朝换代，因功行赏时一般不封给土地。为了集权的需要，还会以“杯酒释兵权”、“狡兔死，走狗烹”的手段对待功臣。汉朝初年也曾将地方分配给皇室成员，但随后采取种种措施予以控制，保障中央集权制的执行。朝廷还通过举孝廉等方式，从各个社会阶层中广氾吸收精英分子参政。通过全国性考试录取受到儒学教育的人才加入仕途的科举制度，终于在唐朝臻于完备。当地方豪强、门阀、巨族、藩镇势力挑战中央集权时，就有天下大乱的危险了。
　　但是，中国官僚体制是外部覆盖的强制力量，形成的自上而下的政治秩序，它本身是赤裸裸的权利，直接介入世俗生活的一切物质层面，比西方神权更容易腐败。官僚们为自己生活方式所奴役，失去创造性，便权力体系无序、腐败。皇帝为所欲为的放荡生活造成多妻制、宦官制，频频造成政治中心权力的继承危机，最后导致周期性的社会动乱和改朝换代。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满清末年的21个世纪里，约有5个世纪是处于混乱或地方性政权割据中，另外16个世纪则是在不同的全国性王朝的统治下。除了少数农民生揭竿起义外，引起政权混乱以及建立全国性政权的，主要力量是非农业的北方蛮族。人们顺从外在力量建立的中央集权统治，各自在土地上谋生。统治者也注重内部的矛盾的包容、秩序的整合，几乎从不主动出击，从不主动谋求对外霸权。连防御外来暴力的入侵，主要也是利用地理上的封闭，并以修筑长城等消极手段来对付。
　　这种格局可以用水准关系和上下关系来叙述：人与人之间水准式的直接交往比较简单，圈子不大，以自我为中心，以情感和伦理道德为纽带；而上下形成等级服从关系，下层反而越简单，反正只是受人统治，越到上层，利害关系越是错综复杂。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或者都市不为人注意的夹缝里，要么是淳厚朴实的乡民世界，要么是刁民、悍匪、地头蛇的世界。
　　因此，传统人际关系有三种型式，其一是朴实的自然交往，二是严格的上下服从，三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流氓、无赖、泼皮、黑社会。人们向往的理想状态是其中朴实的自然交往，但占统治地位并保障社会秩序的是上下权力服从关系，而流氓、恶霸、无赖当道，往往是中央集权腐败失效后的结局。三者常常又交合在一起。
　　马克思曾经比喻法国农民是麻袋里的土豆，自由散漫的个体被外在力量统一起来。这是对农业社会最恰当不过的形容。欧洲中世纪是真正的封建－奴隶制，农奴不仅为贵族所支配，而且还服从于超越世俗王权的宗教信仰中心。贵族是稳定的等级体系，贵族爵位由嫡长子世袭，国王也只是最大的贵族，一般不能剥夺贵族爵位。近代宗教改革打破教会的统治，信徒可以直接面对上帝，因此世俗生活中的上下服从关系淡薄了。而市场经济取代庄园经济后，贵族或者像英国那样自动退居边缘，或者像法国那样被送上断头台，地位削弱，于是剩下人与人之间平行、自由、契约、法治、理性、公德、博爱的关系。
　　中国农业社会比欧洲中世纪典型，本来意义的封建性彻底消灭了。官僚体系完全听命于中央皇权，而一旦改朝换代，官僚体系也随之毁灭。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里，皇帝的至上权威之外没有公理可言。一方面，上下关系完全被长官意志所支配，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另一方面，长官意志又为宗亲、人情、面子、关系网所腐蚀。
　　由入世的文人群群组成的官僚没有个性、自由意志、独立人格，一面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以求皇恩浩荡，背面却玩阴谋，耍诡计，贪污贿赂，生逢乱世时为自己留后路、找退路。他们没有古代贵族的豪爽，也没有农民的憨厚。皇帝对于庞大的帝国疆栏位和官僚体系来说，有时也是抽象的，在权力的夹缝里，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有人口含天宪，言出法随，一言堂、家长制。这就不如西方上帝的普遍原则那样深入到每个人心目中，能够形成具体而实在的约束力。
　　●传统汉人缺乏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当少数民族失去其特有的文化认同，什么特定民族都不是了，就是汉人
　　在作为现代强势民族的欧美各国，公民同他们的贵族先辈一样，在涉及国家尊严、民族利益的时候，会义无反顾、毫不含糊地站在国家立场上。俄国人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对比下尽管感到失落，甚至一度像醉鬼一样自暴自弃，但这个斯拉夫民族内在的精神里总有会产生一种强有力的召唤，将他们凝聚起来。日本人在学术知识和社会制度上几乎全方位开放，但他们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尤其是国家利益上，表现得极其传统、封闭、保守。还有做过亡国奴的韩国人，犹太人……，还有一些有著进阶宗教的民族，包括人口众多的穆斯林，对欧美生活方式采取漠然态度，在精神文化上保持顽强的自我认同和对外封闭。
　　中央集权主要功能是中原内部的社会整合，对外部游牧民族的防御也很重要，但常常无效，主动开拓和出击更为少见。广阔的疆土一方面来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时带来的陪嫁，另一方面靠农业生产本身优势对于蛮族的文明教化形成的渗透作用。郑和率数十艘宝船、两万多人的船队，七下西洋，只是为了安抚外邦。外邦来朝以示归顺，朝廷自然高兴，赏赐总是超过贡品。
　　中国人出走海外，朝廷是不管的。几百年来，数以万计的华人在在菲律宾、在雅加达等地屡遭西方殖民者屠杀，明清朝廷都是置若罔闻。清廷还责怪自己的臣民不守本分，说那些“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
　　中国历史上没有突出的一以贯之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传统，也没有平等博爱、公平竞争、团队精神。过去，人们强调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与其说是反对西方式的个人主义，不如说要扼制中国传统固有的一盘散沙式的自由主义。今天我们知道，西方个人主义并不是中国式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是一种可贵的自我选择、自己负责的主体精神。
　　通常，中国人只有在特定的世俗生活圈子里，在有限的社会结构和人情关系网中，才会有集体凝聚力，有高度发达的道德、礼仪约束。而它一动摇，除非通过暴力或者其它权威形成新的圈子，新的亚文化群体，树立新规则、新权威，就一定会乱套。这有效的圈子基本上是传统血缘、亲缘、地缘关系及其延伸，如家庭、亲戚、同乡以及结拜关系。
　　最大的圈子是国家，也是以家长制方式建立的。在大范围内，中国人很难形成团结，形成普遍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人与人之间的算计、无规则竞争、相互之间为权力你死我活的斗争最为激烈，接近动物式的竞争。所以人们期待出一个英雄豪杰，以威慑建立秩序，只要他管得了，整个天下由他来管，每个人在自己一块土地上安居乐业，天下从此太平就好。
　　农民难得离开土地，一进城就无法把握自己，只得给人当差，一旦得势又会仗势欺人，这都只能从这种根深蒂固的千年农耕文化中去理解。中国监狱的囚犯们也会自然形成临时的等级秩序，通常是以一位拳脚好的家伙为老大，否则吃苦还大些。旧上海滩完全是黑社会的天下，国民政府的统治几乎无效，著名的文化人大都处在各自黑社会关系的保护之下。
　　民族是文化意义上的最大集体，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中国人缺乏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中华民族”却只是一个现代概念，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是在近代西方的入侵中才酝酿形成的，尽管在外力逼迫下会热情高涨，但平时比西方要淡薄得多。
　　首先，一个民族是以独特的文化而与其他民族区别开来的。传统中国周边没有文化上特别强大的民族构成挑战，足以让中国人感到自己文化上独特性，从而限定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认同。中国概念本来只是“中原”、“中央之国”。中国人有一种地处中央的文明人的优越感，把自己的文化视为无条件的、先天的、普遍的文化，居高临下地把其他民族视为蒙昧、野蛮的部落，甚至是介于人与禽兽之间的类群。他们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也是抱一种不平等的，传播是赐予，接受是纳贡而不是学习。
　　其次，一个民族是作为一个统一的群体，在与其他民族的区别、对立与竞争中形成的。中国处于较为封闭的东方，与西方有数千里沙漠、戈壁、高原之隔。中国农业文明的地栏位辽阔，人口众多，自然条件相对优越，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相对较小。所以虽然经常遭遇少数民族入侵，但相对于欧亚大陆西部的文明中心遭受的入侵来说，这些入侵者太弱小，人数太少，没有持久的力量，都不构成毁灭性威胁。即便是蒙古、满清这样最强大的游牧民族征服整个中原，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社会生活，自己反而在生活方式及文化上被融化。因此，中国人没有一种持久的民族忧患，来维持民族意识。
　　汉族是各民族不断融合而成的，汉人作为一个失去原始部落的朴素群体意识，又没有特定生存共同体观念的人群，除了共同的文化观念，实际上根本没有特殊的民族性。所谓“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口号，是近代民族意识形成时才从传统典籍和习俗里发掘、整理并普及开来的。实际上今日汉人并非远古中原华夏人的后裔，多是被同化的少数民族后裔，一次次社会大动荡彻底消解了共同祖先的观念。当人们放弃了自己特殊的民族性格、信念，认同并融入中原普遍的文化时，就成了汉人。可见汉文化在传统中国，与今天西方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一样，意味著普遍的文化、共同的文化、中心的文化、天下的文化。
　　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里，稠密的人口聚居需要国家力量来维持统一的社会秩序，而针对外族的民族力量相对微弱得多。社会生活以家庭、家族及乡里关系为基本关系，它的存在抵消了民族关系。国家不是与本民族集体相联系，而是与统治天下的那个家族相联系。在基层社会生活中，家庭和家族及其它宗法关系网占主导地位。外人便是他家人，异乡人，倒不一定是外国人。
　　国家主要是帝王及其臣属的，普通老百姓，尤其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谁来统治对他们都一样。因此爱国主义只在与政权体系相关的人身上才有一点，普通老百姓是不会太认真的，态度观望者居多。
　　亨廷顿认为未来世界格局是以文化为核心的文明实体间的较量。对此，大多数中国人并不认同，人们相信只要经济实力增长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且不说没有文化的经济能否真正有根本性的发展，中国人即便是有了钱，也倾向于在观念、文化、生活方式等各方面模仿西方，甚至干脆把财富拿到西方去消费，努力融入西方主流社会生活。也许是中国人历来习惯了世界中心的感觉，现代世界中心转移了，他们也要随大流的缘故。中国人没有“爱国主义”，只有“爱中主义”。
　　中国的地栏位广，人口多，文化宽氾，成分复杂，群群组织散漫，结构不稳定，动荡频繁，相互间的共同利益、信仰、规则、约束太小，统一的民族意识缺乏，民族凝聚力不强。靠什么力量凝聚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避免大失控、大混乱的局面呢？
　　回答只能是一种开放背景下的文化综合与创造过程，只有文化的进步才能真正激发人们的生机和活力，才能让每个人获得真正的精神的充实与安顿，国家和民族才能保持进取的整体生命力，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