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通权达变”说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为了力挽颓风，实现自己所理想的大同社会。不畏艰辛，风尘仆仆，带领弟子游说列国，推行自己的“仁”学，以回复周“礼”。但是当时诸侯纷纷争霸，谁还能主张提倡“仁”学呢？孔子救世心切，“明知不可而为之”，仍然驾着牛车周游列国，屡屡碰壁，到了饿得走不动路的时候都还不肯罢休。人家盗跖在煎人肝，他还天真地跑过去，想用礼义教化盗拓，结果都被好好糗了一顿。这样看来孔子似乎有点迂，但他的那种孜孜不倦的化世精神却并非是人人都能具备的。游说未成，又作《春秋》一部留传后人。
孔子的《论语》一书，提纲挈领，画龙点睛，令人掌握其梗概；子思乃孔子之孙，他曾受学于曾子，为了推行孔子的“仁”学，提出了“中庸”之说，作《中庸》、《大学》直指心源，令人直下承当“诚明”之道；孟子又受学于子思，可谓是儒学的集大成者，与孔子并美其名曰“孔孟”。但孟子为了更能发扬光大孔子的“仁”学，使人们的思想行为符合“中庸”之道，则在《孟子》一书中，他上承孔子之教下开来学，权巧方便，处处以“通权达变”的方式解决了一系列特殊性的问题，即具体问题具体具体分析，不同情况不同对待。他的这种善于变通，不死扣礼制的权宜之方，不得不引起我人的重视，今就浅说之。
孟子的“通权达变”说，主要体现了孟子的不限时空的辨证逻辑思维的灵活性和独创性，似乎也是区别于孔子的“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具体体现。孔子的“明知不可而为之”的精神，说明了人生在于不断进取的伟大意义；孟子的“知其不可为时而不为”的思想，说明了实践人生的意义贵在“变通”。下面就举例说明孟子“通权达变”的重要性和圆融性。
如有人问孟子说，依礼制，男女之间连亲手递接东西都不可以；那么要是一个人的嫂子掉进水里，他可以用手去拉她吗？
孟子说，嫂子掉进水里，不去拉她，那简直就是豺狼。男女之间不亲手递接东西，这是礼制；但礼制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变通，嫂子落水而去伸手援救，这就是一种变通。
又如百里奚在虞国时，晋人用美玉、良马向虞公借路去攻打虢国。虞国大臣纷纷去劝说虞公不要应允，唯独百里奚不去劝，因为他知道虞公不会听从任何人的劝阻，劝也是白费唇舌。所以他并不死守在虞国，而是去辅助秦国，因为他知道虞国无道，注定失败，而秦穆公才是一位可以与之有所作为的人。结果百里奚帮助秦穆公成就了霸业，也成就了自己。
相反孟子不但没用儒家的观点去批评百里奚的背信弃义、投敌叛国，反而对他大加赞赏；并说像百里奚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聪明人。还说：有德行的人，也不必句句都讲诚信，行动也不一定要贯彻始终，只要是与义同在，仗义而行就行了。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孟子所倡导的“权变”思想，主要是为了起到“通”与“达”的作用。即是对人们行为的一种取舍，要求人们知法度而不拘泥于法度，明事理而不淤滞于事理；知进退，善变通；允中厥，不极端；动静相宜，行止有度。所以，孟子既反对杨子的连拔一根汗毛，而有利于天下都不肯干的“为我”思想；也反对墨子的过分节俭，摩秃头顶，走破脚跟，只要有利于天下什么都肯干的“兼爱”主张。他却认为即使主张“中庸”之道，也要懂得“变通”之法而不可固执于一端，因为过分执于一端而废弃其余，最终是会有损于仁义的。
孟子为了极力发扬孔子的“仁”学思想，为了使人们在自己的日常行为中能确保允中而不执边，奉行“中庸”之道而发挥自己的本有潜能，乃至实践人生的圆满。所以，孟子以自己独特的“权变”发明，在立身处世方面提出了“舍生取义”的取舍原则；“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仕途原则；“当受则受，当辞则辞”的受礼原则……；所有这些原则都体现出了孟子的“通权达变”的实用价值。
孟子的这种“通权达变”的处世方式，实为人生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种权巧方便。人生于世、行于世，本来就是一场非常艰巨而严峻的考验，并且世间万物纷然而庞杂难以一概而论。虽然从人生的进取层面来看，为人自然应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但在具体的实际行动则应遵循“权变”的原则，不应执于一端，否则东向西望难见西墙。世事的复杂，时势的多变，要求人们在不同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惟有灵活掌握“权变”的通达，才能真正做到进退自若。特别是今天的僧人，更应该灵活掌握孟子的“通权达变”原则，深刻体悟“真俗圆融”、“权实不二”的意旨，在遵循古制的前提下，急急“因地制宜”地弘宗演教、普利人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