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图像与坛经版本

六祖图像与坛经版本
　　◆ 陈清香
　　有关六祖的图像，大约自宋代以后，逐渐登场。由于禅法兴盛，为了追溯源流，寻根念祖，以建立法统，遂流行图画祖师肖像，称之为顶相。顶像画被表现得最普遍者，是为自天竺东来的初祖菩提达摩，其次便是六祖惠能，另有自初祖以下六代祖师的顶相，或生平弘法事迹广传者。本刊上期所介绍的梁楷画六祖破经图、六祖截竹图，便属事迹。相类似的题材与画风者，尚有传直翁的“六祖挟担图”，画中以淡墨简笔，勾勒出六祖绑著头巾，担著长竿，率性、自然的形影，画上端有偃溪黄闻的题赞曰：
　　住冷泉 黄闻 赞
　　知柴落在谁家
　　心知应无所著
　　目前归路无家
　　担子全肩荷负（见插图一）
　　全图构图简洁，题款书法潇洒，立意充满了禅趣。
　　到了明代，浙派大师戴进曾画“达摩六代祖师像卷”，为绢本设色画，纵三三?八公分，横二一九?五公分，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画中呈现横长卷轴式的水墨画，自右至左分别画出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等六组人物群。每组人物群之间，各以岩石、瀑布、泉水、小径、苍松、翠柏、云雾等相连，以营运出深具禅定、超然物外，而又能导化众生、破迷启悟的祖师风范。
　　其中第六组为六祖，六祖坐在木制靠背扶手垫脚的高广禅椅上，身左旁为两棵硕壮高古的巨大松树，冷硬的枯枝横伸倒立于山涧间。六祖面容为高额突顶，长眉瞠目，身上斜披水田衣，偏袒右肩及右臂。身前一位头戴斗笠，肩披肩巾，身著长袍的行者，正向前请益佛法。
　　六祖身之右侧地上有两位小童，一坐地，正起灶烧材，一站立，双手正打水桶添水，二童造形天真，饶有生活趣味感。画幅上端晕染出远处山峦起伏，平添无限深远空间。
　　通幅人物造形精确，个性鲜明，衣纹以铁线描与兰叶描勾勒而成，清新畅达，是继承了唐宋以下工整细致的人物画风，古朴而韵味无穷。
　　本幅下款署“西湖静庵普顺居士写”，尾端有祝允明、唐寅、曹勋、曹溶的题词，其中唐寅长题六祖事迹，格外受瞩目。
　　有关六祖坛经的版本，上期本栏曾举出今日最流行的是元代至元二十八年改编的宗宝本，也就是将全书分成行由品等十品者，此版本流行了七百余年，但却不是最古老最接近六祖时代者。因此最近学界又开始讨论坛经的版本，进而主张应以最接近惠能时代的本子来取代宗宝本。
　　坛经在二十世纪以前，便有唐代的敦煌本、宋代的惠昕本和契嵩本、元代的德异本与宗宝本。其中惠昕本在日本又有兴圣寺本、大乘寺本、真福寺本、金山天宁寺本之分。但在二十世纪之后，便又发现了两种敦煌写本的坛经，其内容却有很大的差异。
　　敦煌写本的坛经，最早是日本的矢吹庆辉教授于一九二三年，二度到大英博物馆所发现的，原件原藏敦煌石室，斯坦因（A.Stein）于一九○七年前后赴敦煌时，自道士王圆箓手中取得，编号S-5475号，因此便称为敦煌本。
　　其次有：任子宜先生于一九三五年四月八日，在敦煌千佛山上寺又发现坛经写本，一九四七年向达曾撰文介绍此本。一九八六年北京周绍良教授更发现藏在敦煌市博物馆，编号为077号的写本，此本字迹较为工整清晰，通称敦博本。
　　北京的杨曾文教授曾将敦煌本与敦博本作了一番仔细的校对，发现后者的优点，除了字迹工整外，并有三行68字，是前者所漏写的。杨教授的校对稿于一九九三年以“敦博本坛经及其学术价值”为题，正式出版。
　　其后台湾的林光明先生将杨教授的敦博本校稿文译成英文，历经十年的岁月，终于编集成册，并于二○○四年出版。而曾经多次获得慧炬奖学金的黄连忠教授也完成“敦博本六祖坛经校释”一书。并于二○○六年五月八日出版。
　　黄教授紧接著于同年同月的十四日在现代佛教学会所举办的“佛教史与佛教艺术：明复法师圆寂一周年记念研讨会”上，宣读了大作“敦博本六祖坛经文献学考察及其学术价值的再衡定”一文，文中指出杨曾文教授大作的四项成果，肯定其金石不朽之功，但也指出四项犹待检讨之处，尤其指出杨文计算敦博本全文的字数与实际有出入，所谓“漏抄三行68字”之说，事实上应为“五段98字”。
　　黄教授又总结潘重规、荣新江、邓文宽等诸教授对坛经的看法，而提出敦博本的学术价值数点，特别认为敦博本坛经保存坛经早期的结构，而非如宋元以下的惠昕本、宗宝本等，是经改动与增修，乖离原来旨意的。例如惠能作的偈子在惠昕本、宗宝本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但敦博本却作“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何处有尘埃”。以禅学思想的精确性，敦博本的用字遣词，是较接近惠能思想的原貌。
　　但敦煌本或敦博本，未问世以前，宗宝本确是一枝独秀的。如去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埔里中台禅寺所举办的佛教文物展中，有一件高198公分宽70公分深18公分，以“金刚经碑”为题的高大石碑，也赫然的耸立在展览室内。此碑碑额半圆形，额首刻双龙缠绕图双幅，碑额正中阳面刻“南无阿弥陀佛”六字，碑身刻金刚经文，碑阴额首为线刻佛说法图，碑身刻了14行“六祖坛经”经文，自首行“童子引至偈前礼拜……”起，第四行曰：
　　言惠能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末行曰：
　　祖曰：汝作此偈，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如此见解。
　　此碑的书法字体相当工整秀丽，但很明显的，经文是以宗宝本为版本的经文内容，而不是敦煌本或敦博本的经文。此亦可证明宗宝本确实是流行了至少七百年之久。
　　若再细细比对敦博本与宗宝本的内容，不难发现其中的差异，确实不小。敦博本全本字数为11,811字，由于日本铃木大拙曾于一九三四年出版其校对的敦煌本坛经并将之分段为57节，敦博本亦袭用之。而宗宝本却长达20,024字，被分段为十品。敦博本的内容主题，大约锁定在“说摩诃般若波罗密法”与“授无相戒”两点上，此二点惠昕本是有保留，但契嵩本却无“授无相戒”的情节，但保留“说摩诃般若波罗密法”的文字。但到了元代的宗宝本则两个主题全然不见，可知宗宝本确实是较远离六祖的思想。
　　不过敦博本与宗宝本经义相同者仍多，如依敦博本第28节“持金刚经即见性入般若三昧”，经文曰：
　　“善知识，若欲入甚深心法界，入般若三昧者，直须修般若波罗密行，但持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一卷，即得见性入般若三昧，………此是最上乘法，为大智上根人说；小根智人若闻法，心不生信，何以故？譬如大龙，若下大雨，雨于阎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草叶，若下大雨，雨于大海，不增不减。若大乘者，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观照，不假文字。譬如其水，不从天有，元是龙王于江海中将身引此水，令一切众生，一切草木，一切有情无情，悉皆蒙润。诸水众流，却入大海，海纳众水，合为一体，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复如是。
　　“小根之人，闻说此顿教，犹如大地草木，根性自小者，若被大雨一沃，速皆自倒，不能增长，小根之人，亦复如是。”
　　此段经文亦载于宗宝本的般若品中，只是文字有所出入。封底所载，为吴仁华根据此段经文意涵所创作的数位绘画，以表大智上根之人听闻金刚经，很快便见性悟道，深入般若三昧。就如下大雨时，大根大树，蒙受滋润一般。但小根小草，大雨一冲刷，只会被冲倒，就如小根器的人，听闻经语，并不能增长一般。画中取景为景美溪畔，常闻梵音宣流，饶有禅意。
　　又如敦博本第43节经文曰：
　　“智常问和尚曰：佛说三乘，又言最上乘，弟子不解，望为教示。惠能大师曰：汝自身心见，莫著外法相，元无四乘法，人心量四等，法有四乘，见闻读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行俱备，一切不离，但离法相，作无所得，是最上乘。最上乘是最上行义，不在口诤，汝须自修，莫问吾也。”
　　这段经文的意涵，同样的也以有所出入的文字，登录于宗宝本的第七机缘品中。
　　惠能大师解说了智常的问题，依人的根器分四等，佛法也有四乘，四乘就如同四种交通工具，从凡夫的境地，载乘著，经先后不同的时间，而到达佛的境地。
　　本期封面吴仁华所画的“佛说三乘法”，取景于台北街头的三种交通工具。 第一种是只能载自己，最多再载一人的机车，是为小乘。坐上了机车，就如开始见闻读诵金刚经，虽然速度有限，但毕竟是搭上了车，即搭上了学佛的车。 第二种交通工具即轿车或计程车，其安全性与方便性，比之机车更高一筹，是为中乘，搭上了就如对金刚经加以解读研究，以了悟经中的意涵。 第三种交通工具即捷运，载运人数众多，快速、便捷，是为大乘，了悟经中的意涵后，能依法修行，便能蒙受法益。而大乘之上，尚有“万法尽通，万行俱备，一切不离，但离法相，作无所得”的最上乘。虽然封面图中，没有表现出来，但大家都知道台北的最上乘交通工具便是高铁或飞机。
　　画中的三种交通工具，三种造形，写实而亲切，寓意三乘人的修持法，各受法益，乐在其中。二十一世纪的台北人，到处都有小中大三乘法味可尝，到处都有小中大三乘车可搭，真福报深厚，宜多珍惜。
　　（摘自《中华慧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