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罗汉与十八罗汉——英译《法住记》导言

十六罗汉与十八罗汉
　　——英译《法住记》导言
　　赵朴初
　　中国古代翻译的佛教经典中有关十六罗汉的叙述的，不止一书。如北凉道泰法师（公元五世纪）译的《入大乘论》:“尊者宾头卢、尊者罗睺罗如是等十六人诸大声闻，散在诸渚……守护佛法。”又如唐代湛然法师（公元八世纪）《法华文句记》云:“准《宝云经》第七，佛记十六罗汉，令持佛法，至后佛出，方得入灭。彼经一一皆列住处、人名、众数等。故诸圣者皆于佛前各各发誓言:我等以神力故弘护是经，不般涅槃。”可是，《入大乘论》没有一一列举十六罗汉的名字，而现存的梁代曼陀罗仙和僧伽婆罗（公元六世纪）译的《宝云经》则不见关于十六罗汉的经文，想必是有阙失了。此外，如西晋竺法护（公元三世纪）译的《弥勒下生经》虽然也有佛弟子受记住世的纪载，但只说四阿罗汉。因此，现在所有的关于十六罗汉的完整典籍就只是玄奘法师译的庆友尊者所说《法住记》了。
　　十六罗汉的传说在中国虽早已有知闻，但他们受到中国佛教徒普遍崇奉则是《法住记》译出之后的事。这部书在中国产生了非常广大的影响。“不入涅槃，常住世间，同常凡众，护持正法，饶益有情”的罗汉形像，异常生动活跃地显现在中国佛教徒的心目中，不仅获得了广大信众的欢喜赞叹，而且提供了和丰富了佛教绘画、雕塑、诗歌、小说的题材和内容。中国民间俗语有不少是关系到罗汉的。中国也有不少山水、植物、食品、用品等等都以罗汉命名，如罗汉洞、罗汉松、罗汉菜、罗汉斋、罗汉鞋之类。这些事实说明罗汉在中国佛教信众中的影响，是多么深而且广。
　　中国佛教中有一桩很重要而且很有趣味的事情就是:十六罗汉在中国逐渐发展为十八罗汉。这桩事情开始萌芽于一千年前，就是我国五代的时候，它主要是由绘画方面导致起来的。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最早的十八罗汉画像是公元十世纪的张玄和贯休和尚（著名诗人和画家，时代稍后于张玄）画的。宋代大文学家苏轼（1036－1101）曾见过这两张画，并且分别题了十八首赞。原来当时画家根据《法住记》绘画十六罗汉图像时，又加绘了《法住记》的说者和译者。苏轼所题的十八首赞，每首都标出罗汉的名字，于十六罗汉外，列庆友尊者为第十七，以庆友尊者的神通威力和他所说《法住记》所产生的功德和作用而论，这样安排是有理由的。但是他为第十八位尊者题赞时，却重复了第一尊者宾头卢的名字而未题玄奘，则是他的一个很大错误。自此以后，罗汉像的绘画和雕塑一般以十八代替了原来的十六。特别是从元代以来多数寺庙的大殿中都供奉十八罗汉像。这样一来，“十八罗汉”，作为一个名词来说，在中国民众中间远比“十六罗汉”为熟悉。
　　十六罗汉中第七尊者迦理迦受如来付嘱所分住的地区，僧伽荼洲就是锡兰。而《法住记》的说者，亦即十八罗汉中第十七位尊者庆友又是锡兰人——这对中国佛教徒来说，更加深了对锡兰喜爱尊重的感情。中国的法显法师在锡兰是人人知晓，个个称道的人物，而锡兰的庆友尊者在中国则和佛陀的十六大弟子一起受到广大信众的供养礼敬，这两个互相辉映的事实再明显也不过地表现着中锡两国佛教徒悠久深厚的关系和友谊。
　　1960年是法显法师到达锡兰的一千五百五十年。中锡两国佛教界都为此举行了纪念活动。纪念法显法师也就是纪念中锡两国人民的历史友谊。法显法师的功绩主要是他在锡兰人民的心中永远留下了对中国的好感，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永远留下了对锡兰的好感。他对后来几个世纪中两国佛教徒的友好往来和两国的佛教与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许多中国僧人到锡兰去朝礼和游学，许多锡兰僧尼到中国来，如铁沙罗等十九位比丘尼到中国来传比丘尼戒，如不空三藏自幼就来到中国，后来成为中国密宗的祖师，都不能说与法显法师的影响无关。法显的名字在今天已经成为中锡两国人民友谊的代名词，这不是偶然的。
　　纪念法显法师的活动促成了我们编译出版这本书的动机。早于法显两个世纪的庆友尊者——《法住记》的说述者和迟于法显两个世纪的玄奘法师——《法住记》的翻译者，虽然和法显法师都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从中锡两国佛教关系和人民友谊来看，他们和法显仍然是血脉相连、消息相通的。他们不同于法显以及其他来往中锡高僧们的是:庆友尊者没有来过中国，玄奘法师没有去过锡兰。玄奘曾经由印度向锡兰出发，但因当时锡兰境内发生战争而中途折返；这是很可惜的事，否则，在玄奘的伟大游记中，对当时狮子国的情况一定会有更多的更生动的介绍。但是玄奘终于译出了这部书，把十六罗汉介绍给我们，也把庆友尊者介绍给我们，不仅为佛教文化交流事业，而且为中锡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作了重大的贡献，对玄奘法师来说，这应该足以补偿他的未竟之志吧!
　　这本书编译出版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说明十六罗汉和十八罗汉的原委，而且也为了说明佛教徒在历史上传播文化和友谊的事实。我们的先人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至今还在起着积极作用。提起他们的名字，就马上唤起各国人民之间亲切的感情。这个事实不仅是我们佛教徒的光荣，而且对今天的佛教徒来说，更加重了我们的责任。
　　我们虔诚地把这本书献给锡兰佛教朋友们和亚洲各国佛教朋友们。祝愿在大阿罗汉们愿力护持下，各国佛教昌隆、人民安乐，各国佛教徒和各国人民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1960年12月于北京
　　（《现代佛学》196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