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空法师著：清世宗与佛教（1）

圣空法师著：清世宗与佛教
　　作者：圣空法师
　　自序
　　目次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论题时代背景简述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问题
　　第三节 研究方法、范围，与资料
　　一、研究方法
　　二、研究范围
　　三、研究资料
　　(一) 近代研究成果略述
　　(二) 引用资料
　　第四节 主要名词定义与本文架构
　　一、主要名词定义
　　二、论文整体架构说明
　　第二章 清初政治与佛教
　　第一节 清朝前期的宗教策略
　　第二节 清朝帝室与佛教
　　一、清朝皇室对佛教的信仰　
　　(一) 顺治笃信禅宗
　　(二) 康熙崇儒重道
　　二、从佛教政策的形成看帝王对佛教的观感
　　(一) 入关以前的佛教政策
　　(二) 顺康年间的佛教政策
　　第三节 小结
　　第三章 雍正与佛教的关系
　　第一节 雍正生平简介
　　一、儿时的养成教育
　　二、性格、作风与历史评价
　　第二节 学佛动机与历程
　　一、初遇独超方禅师
　　二、视章嘉国师为证明恩师的过程
　　三、与迦陵性音禅师的渊源
　　四、对调梅明鼎禅师的恩赐
　　第三节 清初禅宗概况
　　一、禅宗的发展与流弊
　　二、清初佛教特质及给予雍正的影响
　　第四节 小结
　　第四章 雍正的佛学思想
　　第一节 《御选语录》的思想核心
　　一、重视真参实悟，反对呵佛骂祖
　　二、体现雍正“禅教净合一”的思想
　　三、对语录、公案的看法
　　第二节 《拣魔辨异录》的批判重点
　　一、“师承伦理”的违逆问题
　　二、“深涉世法”所涉及的问题　
　　三、对“五家宗旨”的看法
　　四、比譬失当的批判
　　第三节 儒释道“三教同原”的思想
　　第四节 小结
　　第五章 雍正的佛教政策与事业
　　第一节 雍正身兼人王与法王
　　第二节 佛教政策
　　一、从《清律》看清廷对僧众的法制管理
　　二、革新度牒的管理制度
　　三、雍正对中国佛教的管理及其影响
　　四、雍正对西藏佛教的态度与管理
　　第三节 佛教事业
　　一、寺庙修缮与扶持
　　二、传皇戒、斋僧
　　三、文教事业──《清藏》与《西藏大藏经》
　　第四节 小结
　　第六章 结 论
　　附 录
　　一、清初三朝与西藏佛教的关系
　　二、雍正对天主教的态度
　　三、雍正除豁贱民的仁政
　　四、雍正御制诸序
　　五、雍正佛教事迹年表
　　六、爱新觉罗始祖系谱与清帝世系表
　　征引暨参考书目
　　自　序
　　清世宗雍正皇帝胤禛，是清朝定鼎中原后的第三代皇帝，也是本文的核心人物。本篇论文的进行，则是以雍正的佛学思想为标竿，并检视清代佛教概况。
　　本文的研究问题，主要是探讨在清朝佛教史专书中，尚未厘清的许多问题；并处理以往研究清朝佛教的学者没有处理的部分，尤其是史学家往往认为雍正学佛是为了掩饰其争夺太子储位的背后动机，笔者以企图澄清前人对雍正的若干误解，并厘清一些“想当然尔”的观点出发，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的探究雍正学佛的动机、历程及其佛学思想造诣。因此，对于雍正崇佛一事，笔者也收集了史学家与佛教学者各家说法及其研究成果，对于往后学界研究此一相关论著，提供多方面的资料。
　　此外，在笔者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发觉许多中国佛教史专书中，普遍对清朝佛教的发展概况著墨不多，除了禅学方面的书籍，有些详细叙述了禅宗在清代的发展外；许多中国佛教史专书大多将宋元明清的佛教并谈，不然就是将重点放在清末的居士佛教上，反而是蒙古学和藏学方面的学术研究大多与清朝有关。笔者有鉴于此，遂从清朝在关外满洲时期至清初雍正年间，这近一百年间政治与佛教的关系，以及清初诸帝对佛教的观感及其佛教政策的形成与演变情形，做一整合性的探讨。
　　笔者希望在撰写过程里，除了对雍正的佛学思想能有更进一步的解释外；同时也希望藉此掌握清初政治与佛教间的关系。冀望能厘清许多模糊的教史观念，同时也指出清初禅宗的发展与流弊现象，并彰显清初佛教的特质，这正是笔者研究清朝佛教的意图。因此，在笔者撰写的角度与立场上，则是希望能将政治、历史与佛教史的整合，做一综合性的探讨，而并非局限在佛教的探讨立场。故而在资料的引用方面，也是本文的一种尝试，不局限在佛教大藏经的佛学资料，而结合清史文献与相关史料，尤其是《钦定大清律》运用，不但能够具体且客观的说明佛教在清朝的地位与在社会上的实态，同时也能从社会与经济的角度来看僧众的发展情形。
　　此外，在故宫的图书文献馆还发现很多资料，但因时间的紧促，在此次的论文没有引用到，可作为未来撰写相关论题的资料。笔者个人也因为这次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掌握很多关于清史与佛教史方面的资料，同时也厘清许多无人探讨的问题──如妇女不得私自入寺院烧香的法律限制、康熙对佛教真正的观感等等。
　　而在雍正的佛教思想方面，笔者除了归纳出雍正的主要思想内容外；并指出雍正认同密云圆悟观点因而打压汉月一门背后所隐藏的真正因素。最重要的是针对雍正在《拣魔辨异录》中批判汉月法藏的因素，笔者归纳为四个主要的原因；而对于雍正崇佛一事，提出了笔者个人的看法，并初步排除雍正最初亲近禅师是为了十年后的“密谋储位”而布局。
　　最后，在结论中，笔者提出个人针对雍正性格分析的看法，这是目前尚无人说明的，至少在笔者所收集到的资料中不曾看到的。本文对于雍正身兼帝王与法王的心态与立场有进一步的分析，并指出致使雍正言行矛盾的原因。
　　本文的提出，掌握了政治、历史与佛教史，冀望对于日后研究清朝佛教史方面的相关论著，能提供许多参考资料。但笔者觉得不足之处，是因为时间的紧促，对于历史研究方法未能全面掌握，整篇论文的结构与内容各方面的铺排，全依笔者个人所不懂的、想知道的、在佛教史或清史著作中都模糊不清的问题，去找资料来一一加以厘清；以这样的研究态度，再加上笔者个人对清史的高度兴趣、与对雍正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动机，而完成这篇论文。
　　此篇论文之能完成，真要感谢诸佛菩萨让我能有不断学习成长的因缘，在中华佛研所三年来的学习过程，有赖一切的人、事、物因缘和合的相助。同时，经由论文的撰写过程，使我对佛教史能有更深入的认识与了解；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多有启发。如今论文得以顺利完成，更是有赖十方助缘的共同成就。
　　论文写作期间，感谢我的指导教授慧严法师，在我撰写论文的这段期间，给予我相当大的空间，包容我作我自己想做的尝试，如果没有慧严法师的支持与鼓励，这篇论文是无法如期完成的。此外，黄运喜老师、蓝吉富老师于论文审核与口试中的宝贵意见，更是本文的针砭良药，无论在论文的深度与广度上，两位老师都提供许多宝贵的意见与对文的修正，使我对论题的掌握能更具体。尤其蓝老师，从我读研一开始，就不断的鼓励我撰写论文，更在此篇论文的组织上帮我建立完备的概念，并提共许多研究方向。此外，特别感谢大航法师于百忙之中巨细靡遗的审阅我的论文，以及在电话中给予我许多的建议、指导，使得论文的思考向度能更为周全。
　　还有，我的同参道友禅道法师与常闻法师，感谢她们在酷暑中陪我奔走于各大图书馆与故宫文献馆影印资料，尤其是故宫所收藏的许多清史文献，在不能影印与外借的限制下，辛苦的替我抄录相关史料；还有在论文初稿完成时，细心帮我校对论文。此外，佛研所的丽娟学长，在我开始著手选择论文方向时，给我很多宝贵意见与鼓励；景荣，时常帮我影印资料并邮寄给我，并提供他个人对论文的许多看法与意见；还有明芳，经常帮我处理佛研所的一些事情，在此一并感谢。
　　最后，要感谢我的父母与家人，他们一直是我这将近十年来的求学过程中，最大的精神泉源。家人这一路上的全程护持，让我在生活上与精神上都无后顾之忧，能专心投入论文的写作；尤其我的大哥、大嫂，为了让我能专心写作，遂将他们新购的房宅供我作为研究场所，让我能在没有外缘干扰下专心写作，以致如期完成毕业论文，还有：慧珠、慧真，谢谢你们对我的爱护与鼓励。
　　感谢众多善缘的和合，才能有这一篇论文的呈现。
　　释圣空 谨序于
　　北投中华佛研所 2000.11.16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论题时代背景简述
　　清朝的佛教，在整个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来看，是被归为“衰败期”。[1][1] 因而，有些中国佛教史的著作会以“衰落”、“衰微”来形容清朝佛教。或是在论及清朝佛教时，著重在清廷与西藏佛教间的关系，而认为“无论为政治的需要，或宗教的信仰，初期的满清，是偏向佛教的密教的。”[2][2] 因此，有些佛教史专书指出──清朝皇帝因崇信西藏佛教，而压抑中国佛教的发展；再加上康熙的“圣谕十六条”与雍正《圣谕广训》的颁布，更使人抨击清廷佛教政策的不当。[3][3] 因此，若提到清代佛教，似乎是乏善可陈，不是宋元明清并谈，就是将重点放在清末的居士佛教上。
　　综观有清一代的佛教发展，确实有逐渐衰颓的现象──清初时期，由于延续晚明以来的佛教发展趋势，仍以禅宗和净土宗最为兴盛。再加上顺康二朝虽倡导儒学，但因尊崇西藏佛教的国策，以及顺治帝笃信佛教禅宗的关系，清廷还不至于反对佛教。到雍正年间，由于雍正提倡禅宗和念佛，并且信仰净土，佛教尚为帝王所重视。而到了乾隆朝之后，由于此时清朝汉化情形已相当深厚，乾隆帝重视汉学，儒学逐渐笼罩全局，遂有“乾嘉学派”的兴起。[4][4] 佛教在清廷皇室中的地位与重要性已大不如前，清廷不重视佛教，对佛教采取远离的方针。
　　至清中叶以后，佛法的传布逐渐有从僧众而转移至在家居士的倾向，不少有重大影响的士大夫皈依佛教，如宋文森（?－1702年）、方以智（1611－1671年）、黄宗羲（1610－1695年）、周梦颜（1656－1739年）、彭绍升（1740－1796年），罗有高（1734－1779年）等人。他们研习佛教经典，也有不少编撰或注释的著作。包含禅宗语录、或净土思想，也有弘扬其它宗派的。至此，天台、华严、法相等三宗派皆转为居士所弘传，因而有“居士佛教”之勃兴；只有净土、禅宗仍由丛林道场延续法流，而禅宗在清初的发展，则以临济宗较为兴盛。到嘉庆朝以后，嘉庆帝及其后的历代皇帝都忙于应付此起彼伏的人民起义，以及西方列强的入侵，清廷自然无暇顾及佛教，也不可能采取扶植佛教的政策；再加上由于国势凌替、国道中衰，佛教亦随之衰颓。
　　以佛教内部的发展而言，明清之际，禅宗内部的宗派斗争情形相当激烈，如“五灯严统诤”与“牧云五论诤”等等。[5][5] 因为，禅门中对于禅学的论辩，有时往往与参加诤论者的宗派隶属、政治态度等交织在一起，而成为派系斗争。但是，到了清中叶以后，连这样的论辩也不存在了。
　　在明清间的禅宗内部诤事之中，要以临济宗天童系之密云圆悟[6][6] 与祁门下汉月法藏[7][7] 间的“密汉之诤”，最受后人瞩目。临济宗此一内部诤事，就禅宗史上的法门纷争来说，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但到了清初雍正年间，由于雍正以帝王身分，御定密云圆悟的观点契合禅理，并将死后近百年的汉月再次提出批判、更动用帝王权威，重挫汉月一派。雍正此举，成了“清初禅宗中之大事”[8][8]；更有人认为“雍正的干预禅宗内部事务，是清代禅宗史上的一个转折点。”[9][9] 因而有些学者指出──在雍正朝以后，禅宗明显衰落、以及将禅宗发展成为禅净融合的原因，归结于雍正压迫禅门的结果。[10][10] 雍正打压汉月一派的动机为何？此牵涉到雍正的禅学思想以及他对清初禅宗流弊的批判。关于此一问题学界虽有些研究，然尚存有若干问题须待解明。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问题
　　就中国佛教各宗派的发展来说，对于禅宗遭到批判的情形，不仅是因禅宗内部所宗不一，而引发的思想纷诤；就连佛教其它各宗派，也不时对禅宗强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等轻视言教义理的现象，而有所争议，此等现象就佛教内部思想争论而言，实不足为奇。但由于雍正以帝王身分介入密云圆悟与汉月法藏的“五家宗旨”之争，而使得原本宗教思想上的辩论，被渲染上政治的色彩，竟成为“禅宗发展史上的特殊案例”[11][11]，便显得特殊了许多。本篇论文的进行，则是以雍正的佛学思想为标竿，并检视清代佛教概况。
　　清世宗雍正皇帝胤禛（1678－1735年），是清朝定鼎中原后的第三代皇帝，也是本文的核心人物。雍正一生与佛老结下了不解之缘，以万乘之尊而自称“居士”；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还自撰佛学语录，编选和刊刻释典、大开法会，广收门徒、赐予佛徒封号、大力干预寺院内部事务、任命住持、表彰高僧。雍正以佛教徒身分自居，是真信仰佛教？还是为了政治上思想统治的需要？雍正以帝王身分，直接干预禅宗内部的“宗旨”之争，而遭人讥笑“以人天子与匹夫搏”[12][12]。雍正为了破斥三峰派汉月、潭吉[13][13] 师徒所持之见，亲自编撰长达八万余言的《拣魔辨异录》，并下谕动用帝王的权威，禁绝汉月门下法嗣的流传。雍正此举，不仅使隆盛一时的三峰派受到打击，遂从鼎盛而衰，也影响了后世禅宗的发展。
　　雍正打压汉月一派之态度甚明，然其动机果真为了弘扬正法、不忍圣教衰？想以帝权来整顿佛教，就犹如其以铁腕整顿清朝吏治一般；还是另有所图，只是想显示自己帝王兼法王的超然地位？雍正在《拣魔辨异录》如何拣魔、辨异？对汉月、潭吉的连篇批评与逐条指摘，雍正是以帝王的权威或禅门宗师的观点来批判汉月师徒？雍正赞同密云圆悟的观点，是否另有背后的思想或动机存在？雍正个人的禅学见地又是如何？雍正提倡“禅净不二”的参禅修法，与清代风行的“念佛禅”有无思想关联？对后世以念佛为主、禅净融合的中国佛教，有无影响或鼓舞的作用？再者，雍正不时以佛教徒身分自居，但却又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异用同体”[14][14] 的原因何在？
　　由于史学家往往认为雍正学佛是为了掩饰其争夺太子储位的背后动机，[15][15] 而此类论点似嫌论据不足。因此，笔者希望能找出更完整史料根据，探究雍正学佛的动机、历程及其佛学思想造诣，企图澄清前人对雍正的若干误解，厘清一些“想当然尔”的观点，则为撰写本文最大的动机，以及希望能够处理的问题。
　　此外，清朝的佛教，由于历经明末时期，云栖祩宏[16][16] 与藕益智旭[17][17] 二人力倡西方净土信仰，使得净土信仰独占明、清以后的中国佛教之鳌头。因此，有人称此时期为“晚明佛教的复兴”。[18][18] 然而，有清一代的佛教却未受到晚明佛教复兴的影响，开创出另一个佛教的光辉期，却逐渐呈现衰败的现象，此中原因为何？清初几位帝王与佛教间的关系如何？在崇信西藏佛教的异族统治下，所订定的佛教政策对广受汉民族信奉的中国佛教有何影响？这都是本论文想厘清的问题。
　　在笔者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发觉除了禅学方面的书籍，有些详细叙述了禅宗在清代的发展外；许多中国佛教史对清朝佛教这一部份著墨不多，不是将宋元明清的佛教并谈，就是将重点放在清末的居士佛教上，反而是蒙古学和藏学方面的学术研究大多与清朝有关。有些中国佛教史的入门书籍，在描述清朝佛教时，普遍著重在与西藏佛教方面的问题，往往将清朝与西藏佛教间的关系，代表了整个清朝佛教；不然，就是叙述的过于简略，并且尚未能说明以上诸多问题。也未有相关书籍对清朝佛教的发展作一整体性的研究，或许其中有许多原因，但是笔者认为清朝的佛教也是整个中国佛教发展史的一部份，更是民国佛教的前身，与佛教的关系并不局限在西藏佛教方面。因此，笔者希望在撰写过程里，除了对雍正的佛学思想能有更进一步的解释外；同时也希望藉此掌握清初政治与佛教间的关系。冀望能厘清许多模糊的教史观念，正是笔者研究清朝佛教的意图。
　　第三节 研究方法、范围与资料
　　一、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的著重点是以雍正帝与清初佛教间的关系为主轴。鉴于主题的性质是以历史人物为主──而历史人物的个人意志来自于他所在的社会环境的现实状况，并且与当时的社会及周遭环境产生一定程度的互动与影响。因此，笔者以为，若想掌握雍正帝这个历史人物的行为模式、思想意志等，乃至于他对佛教教团所形成的影响、作用，就不能不了解当时雍正所处的整个时代背景，以及满洲入主中原后，清初诸帝对佛教的接受态度及其佛教政策等等。这是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也是本文的研究方法之一。虽然本文的论题是研究“清世宗与佛教”──探讨雍正与佛教的关系，并著重在雍正的佛学思想与佛教政策方面。但随著雍正思想的探讨，不免旁涉雍正生活时代的清朝佛教概况，并引申出一些新的问题。因此，为了说明雍正所接触的清朝佛教的状况和特质，以及对清初佛教有一概括性的了解，本文在进入雍正思想部分的论题之前，先处理清初政治与佛教间的问题，了解清朝帝室与佛教的关系，以便清楚勾勒出雍正时代的清朝佛教概况，则为本文研究进行的方法之一。
　　此外，在文献的引用与撰写方法上，本文主要资料以清宫文献、档案资料等基本史料为主，因此著重在汉文文献方面。由于本文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是属于历史方面的研究，所以在内容上略于佛教义理的探究，而详于史实、人物思想与佛教历史。笔者奢想，将政治、历史与佛教史的整合，作一综合性的探讨，而非局限在佛教的探讨立场。为了有助于了解佛教所处在的时代背景状况，与论文核心无直接关系却有连带影响、或不得忽略的历史进程，为不碍于全文的连贯性，则以注脚或附录的方式说明。
　　有清一代，史料浩瀚如烟，姑且不论私家收藏，就是官方之历史档案，也可谓汗牛充栋。因此，笔者尽可能以清宫史料与雍正的著作，来呈现雍正的佛学思想及其与佛教间的关系。利用清史文献，尊重客观的历史事实，所以在文中有著大段的引文，但都是极为丰富的辅助资料。笔者不断引用史料来加以排比胪列，则在于想用资料说话，用资料表现出雍正和他的时代，以中国的历史文献作为研究基干，藉由历史档案厘清佛教在清朝的地位与风貌。所愧的是，由于个人历史学养不足，以及时间、能力等诸多限制之故，许多主题性的研究，含涉层面广泛，而笔者所搜集的资料、知识的掌握仍有不足之处，故无法全面罗列。研究仍不够深入，也恐有错谬疏漏之处，但只能就接触所及，择要论述。
　　二、研究范围
　　本文的论题是以雍正与佛教的关系为主轴、以清朝佛教为历史背景。为了对清初佛教有一概括性的了解，本文在研究范围里则按历史发展的进程，远溯清太祖、太宗时期，以及入关后的顺治、康熙等诸位帝王与佛教的关系，并探究其佛教政策以及当时的政治与佛教概况。笔者以为，如此的铺排有助于了解佛教自清朝在关外时期发展至雍正年间的整个历史进程，以及探知清朝入关前后，几位帝王与佛教的关系。再者，从清廷佛教政策的形成与演变情形，还可以揭示佛教在当时的发展状况与在社会的实态。因此，本论文所涉及的范围，实属清朝前期至雍正年间为止。但为不远离论文核心，清初三朝与西藏佛教间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则以附录的方式说明。
　　雍正帝的一生有许多重大事件或政绩值得研究，但史学家最饶兴趣的却是他的继位问题，关于雍正帝的继位是否合法，至今尚无定论。因囿于本文的性质，是以雍正与佛教的关系为标竿。因而，在研究范围里，对于雍正帝的内政方面，如改革赋役、整顿旗务、军事政策及外交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储位一事，本文不予论究。
　　三、研究资料
　　? 近代研究成果略述
　　对于雍正帝的研究，则以清代史学方面的论著较多，除了雍正皇帝的传记中、日学者皆有研究外，政治方面的研究论著也不在少数。史学家认为“雍正皇帝是一位清代史上最能干也最独裁的君主，在位虽仅十三年，但清代真正的高度中央集权，却完成于其人之手。”[19][19] 以及：“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满清恐早已衰亡。”[20][20]
　　近年来，大陆学者冯尔康所出版的《雍正传》[21][21]，以近七百页的篇幅，将雍正帝的一生由储位斗争至登上帝位，以及其内政、外交、军事、学术诸多大政措施，乃至其历史上的功过，作一全面性的探讨，所引文献多为清宫档案史料，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亦提供笔者许多参考之处。尤其冯尔康特别指出：“雍正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至少在一部份人的印象里，是一个篡位者，屠戮功臣，施行特务统治的残忍的暴君，又是有著重大事?的帝王。作者在检阅了有关他的大部分资料之后，认为他敢于革除旧弊，办事雷厉风行，是康干盛世的有力推进者，是促进清朝历史发展的政治家，是可以肯定的历史人物。”[22][22]
　　雍正帝一生勤于政务，他在政治方面的成就，近年来已逐渐获得清史学者正面的评价，但对于其信佛崇佛之事──史学家往往认为雍正学佛是为了掩饰其争夺太子储位的幕后活动；而佛教学者的看法则毁誉不一，但也大多不予认同。此外，在许多清史专书或中国佛教史方面的论著，对于雍正皇帝崇佛一事虽著墨不多，却也多是否定性的结论。
　　有关雍正帝与佛教关系的研究，除了陈肇壁的《雍正皇帝与清代佛教》，是目前较为深入探讨的论文外，还有许多期刊短论与散见于其他书中的部分资料，但对于雍正崇佛一事，大多是零星片断的叙述，而非全面性的研究，列举如下：
　　1. 日本学者冢本俊孝──〈雍正帝?佛教教团批判〉、〈雍正．乾隆二帝?佛学〉、〈雍正帝?念佛禅〉以及〈雍正帝?佛教教团??训诲〉[23][23]，这几篇短论可说是最早研究雍正佛学思想领域的著作，主要论述雍正佛学见地的主张，并提到雍正以帝王之尊，整饬佛教教团，以及雍正儒佛道三教同一的思想主张。
　　2. 陈肇璧《雍正皇帝与清代佛教》，此书对雍正的佛教政策有非常详细的叙述；对雍正崇佛的评论，也有别于历来学者的看法。针对雍正驳斥汉月法藏一事，作者认为：“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未尝不是雍正皇帝对中国佛教的一项卓越贡献。”[24][24] 再者，“雍正皇帝一生对佛教的贡献分非常卓越，影响亦甚深远，其悟境亦令后代学者赞叹，自整体中国佛教观之，受益于皇帝的护持与关照绝非肤浅，亦极难得。雍正皇帝在中国佛教史上堪称独具风格且又深有悟境，旗帜鲜明的帝王”。
　　3.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此书则认为“雍正帝于禅门，颇有造诣”，以及“帝喜研禅理，又极提倡净土，盖鉴于禅门空洞之弊，而欲矫正之，示学人以脚踏实地之修行。”[25][25] 再者，作者节录雍正在《拣魔辨异录》中的上谕[26][26] 所言，认为雍正三教一致的思想，是受到“宋明以来三教合一论的影响，而帝之主张更为鲜明。”
　　4. 释见一《汉月法藏之禅法研究》，此书主要探讨汉月法藏的禅法，著重在汉月禅学思想渊源与禅法的形成，以及汉月对于参禅的基本看法与禅修过程方面。但特别独立一章，探讨汉月《五宗原》的思想研究。在这个章节里，作者指出──雍正对于“宗”的理解，和汉月的理解有很大的差距；再者，作者认为“雍正的时代在后，以异于前人（汉月）的论点来批判前人，令人有错置因果、强词夺理之感。”[27][27] 因此，对于汉月在近百年后，却遭到雍正的指摘批判，作者并未提出进一步的说明。只简单说了：“雍正以其世俗帝王之身分干预法门诤事，对汉月门下─三峰宗派，进行最严厉的挞伐。”[28][28]
　　5. 张文良〈雍正皇帝与《御选语录》〉，主要探讨雍正对禅门公案的看法以及编撰《语录》的动机与用心，并归结出雍正禅学思想的特点所在。他指出雍正编《御选语录》的动机，除了“对古今各种语录的不满”，以及显示自己的禅学见地外，是因“不忍看宗风之颓堕，慧命之悬绝，于政务之暇，广泛阅读禅宗语录，……编辑成《御选语录》以指示学人正法之所在”。而最重要的原因是：“一些曾与雍正有过交往的禅僧，出于种种目的，私刻雍正语录，煽惑观听，雍正欲以此举消除这些私刻本的影响。”而对佛教学者批评雍正以其世俗帝王之身分干预法门诤事以及用帝权来压迫禅门，结果是招致了纯粹的禅风之萎缩……等等言辞，作者则抱持不同看法，认为“雍正帝欲以帝王之尊，藉个人的影响力，振衰起颓，挽回宗风，其用心可谓良苦。”[29][29]
　　6. 王俊中〈帝王与法王──雍正帝崇佛史事试析〉，作者在参考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后，认为清史学者指出“雍正在皇子时期是利用佛教来掩藏他参与密夺皇位的企图，玩弄的是‘以退为进’的两面手法”[30][30] 的看法是相当正确的。但是作者也不全盘否定雍正崇佛一事，肯定“雍正对佛教的偏好不是伪装，其一生各阶段都可以证明此点”，并认为佛门的修持有助于他的帝王统治生涯。
　　7. 李秉铨〈论清朝的战略国策与喇嘛教〉，此篇短论简单的叙述了清朝自皇太极以来到乾隆朝为止，清廷以推行喇嘛教作为它的战略国策以削弱蒙古力量。在论及雍正的宗教政策时，不同于其他学者往往批判雍正压迫禅门之事。作者指出：“继康熙之后的雍正，早在登基以前，就与喇嘛教关系密切，并利用喇嘛在各王府上层中来往活动的条件，侦察自己对手的动态，以至最后击败诸王，夺得大权。登基当了皇帝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继续利用喇嘛教……，他的所作所为彻底道出利用喇嘛教统治少数的政治目的。”[31][31] 看来作者的观点也是认为雍正是利用喇嘛以及喇嘛教的宗教力量而登上王位。
　　8. 《中国佛教百科全书》，此套丛书在《历史卷》的部分，将清朝佛教分为：清朝帝室与佛教、雍正及其《御选语录》、汉地佛教、西藏佛教，以及居士佛教等五个部分。而此书特辟一节讨论雍正，作者认为“雍正的禅学修养，集中反应在他自编的《御选语录》及各编序文中。但通观这些语录和序文，可知他也并没有独特的高明见解，他的‘禅机’也未能超越历代祖师的水准，大抵只是明清禅师语录的翻版。”以及“雍正的禅学是与他的政治理想、伦理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作者指出雍正研修禅学的目的，是想“使佛教与‘世理’协调，忠实地为现实政治服务。为贯彻这一目的，他（指雍正）甚至公开规劝僧侣放弃禅修一途，投身科举场中。”[32][32] 作者此语是笔者在目前所收集的资料中尚未见到的观点，可惜作者并未说明出处或史料根据。
　　9. 孟森《清代史》，此书对雍正学佛一事，毁多于誉。作者认为雍正“得道在壬辰癸巳间，是为康熙五十一、二年间，正太子复废之会。世宗在其时亲近沙门，当是表明其无意逐鹿。及后屠杀兄弟既尽，又追述其事，并重张其焰，以自身直接历代高僧，著书立说，自成一人主兼作法王宗派，居之不疑。此当是掩盖平生之残忍，故托慈悲。”[33][33]
　　10.蓝建雄《道忞法师研究》，此书有一章节讨论雍正帝与佛教之关系。作者引用了一位清史学者对雍正负面的评价，以及一本地方人物志，而对雍正有如下的评论：“其（指雍正）攻心计及好名，故世宗之所为，可以言行不符评之”、“雍正帝之视佛教实无诚意在”、“所谓对佛教之信仰护持，不过为其掩护色而已”、“论者每谓世宗急狭多疑，刻薄寡恩，观其行实，更可谓其沽名钓誉。”[34][34] 此章节中除了对雍正信佛所为全盘否定外，对雍正的禅学大著《拣魔辨异录》以及《经海一滴》、《雍正御录宗镜大纲》等佛学著作却只字不提，其结论稍嫌过简。
　　11.冯尔康《雍正传》[35][35]。作者指出雍正信佛是具有社会的和个人的原因，因为佛教的业报思想有助于稳定清朝统治的作用，也是为了强化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统治的需要。利用佛教信仰作为统治人民思想的工具，也是清朝政府统治蒙古人的传统方针。雍正崇佛也是为了利用佛教，但是雍正能够使用的更广泛、更自觉，且不受佛教教团或僧人的支配，是因为他通于佛学；以及从儒、佛两家吸收思想，同时也以礼佛掩盖他参加储位的斗争。
　　12.郭朋《明清佛教》，此书全盘否定雍正的禅学见地，并质疑雍正批判汉月法藏一派的真正用心。作者认为此事“绝不像雍正本人所说的，为了什么‘诸佛法眼’、‘众生慧命’，而乃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并指出雍正之所以痛斥法藏为“魔藏”、弘忍为“魔忍”，而且还要把他们革除教门，永远不得翻身，是因为汉月门下多反清复明志士所致。此外，还认为“雍正的留心佛事，留心宗门，也正是为了维护其王朝统治的需要”[36][36]。文中除了对雍正的所有作为全盘否定外，并认为雍正在《拣魔辨异录》中对弘忍《五宗救》的逐一驳斥，许多都是重复密云圆悟的观点。在作者眼下的雍正，不但毫无佛法造诣可言，其参禅对话，也被视为“只不过是一种十足无聊的游戏。”
　　13.邱高兴著《一枝独秀──清代禅宗隆兴》[37][37]，此书有近20页的篇幅讨论雍正，可惜所引用的资料都未说明出处，而且又不能忠于原著。譬如作者引用雍正在《御选语录》与《拣魔辨异录》中的言论后，却又自行加以解释，让人看了觉得似乎不是雍正话中的意思，这种现象出现在文中的次数还不少。因此，其论点较难以令人采纳。[38][38]
　　14.野上俊静等著．释圣严译《中国佛教史概说》[39][39] 则认为：“(雍正)是站在满洲皇帝的立场，表明了对于汉民族的佛教观念，亦具有强有力的指导权威。用帝权来压迫禅门，结果是招致了纯粹的禅风之萎缩，今日之以念佛为主的禅净混合的中国佛教，其因即生于此罢！”[40][40]
　　以上概略叙述笔者所搜集有关雍正崇佛史事的部分资料。[41][41] 就资料所显，无论史学家或佛教学者，对雍正崇佛之所为，虽也有少数肯定的言论，但大多还是不予认同。此外，还有许多资料上的引用是以讹传讹。虽然抨击雍正之处不少，但否定、批判的理由却相差无几，不外乎是“利用佛教是为了政治因素”或说“雍正以皇帝的权威干涉宗教内部事务”、“以帝权压迫禅门”……，而且一致认同雍正批判汉月法藏一派的动机，是因为“汉月门下多反清复明志士所致”，少有深入探讨雍正与佛教的关系，及其佛学思想与佛教政策的论著。只因他是帝王，而一概否认他的佛学造诣与批判禅门的动机。但笔者以为现今清史方面的史料极为庞大，许多新史料的“发现”[42][42] 不断推翻过去的研究成果。因此，雍正学佛有记载者长达三十三年，可谓是一段长远的修学过程，其身兼帝王与修行者的身分，如何权衡政治统理与个人的信仰修为？其持之以恒的学佛历程以及其禅学悟境均有值得探讨与研究空间。因此，笔者希望此篇论文的撰写，能对雍正与佛教方面的研究，有更进一步的解释；同时也能提出史料依据加以澄清过往许多以讹传讹的研究资料。
　　? 引用资料
　　在清代史料中，最根本的是档案类，残存著庞大的数量。现今，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以及中国各地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都收藏甚多。由于清王朝是因逊位而结束，没有受到战乱的蹂躏，因此清史料较前朝史料丰富且完整。而近年来清代史学研究风盛，许多庞大的档案等新史料不断地被整理公开发行，再加上学术界对清代史料文献的汇编、整理，出版和研究情况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许多不易在坊间看到的清朝宫中档案，也都可藉由清史学者的专业研究著作中探知一二，提供了笔者相当丰硕的研究资料。因此，笔者主要以汉文史料为主，略述如下：
　　1.《大清历朝实录》[43][43]
　　此书是以中国传统的编年体、纪传体的体裁，编纂先代皇帝的治绩，史料价值极高，为清代目前尚存的宫中档案、奏折等，同时也是研究清代史不可欠缺的重要史籍。本文主要引用的部份为汉文版的《太祖武皇帝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以及雍正朝的《世宗宪皇帝实录》。《清实录》的内容提供了许多有关清初政治与佛教关系的史料，虽是以政治观点来评论佛教，但也反应出佛教在当时的实态，这是在一般佛教史书里看不到的。
　　2.《钦定大清律集解附例》
　　于雍正五年（1727年）由武英殿刊成，共三十卷，图一卷，总类六卷。对于本文探讨雍正年间佛教僧侣的社会地位，清廷对兴建寺院的限制、僧众犯罪的刑罚，提供相当多的资料。
　　3.《康熙起居住》
　　4.《宫中档雍正朝朱批谕旨》
　　5.《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
　　6《宫中档雍正朝奏折》
　　7.《雍正朝起居注册》
　　以上清宫文献，多属政事方面的记载，虽然少有与佛教相关之事，但有助于了解当时清初的时事背景及雍正的佛教政策，俾有助益。
　　8.《清史稿》与《清史》[44][44]
　　此二书虽非正史，却和历代史一样的是纪传体，属于雍正皇帝部分则在本纪卷九──〈世宗本纪〉。《清史稿》虽不能视为根本史料，杜撰处亦不少，但便于了解清代史实的大致情况。近来也有很多学者研究《清史稿》的编纂与版本问题。
　　由于本文的核心人物雍正皇帝一生勤于政务、批阅奏折，因此所留下的文字史料数量都极为庞大，且以汉文居多。在清宫文献史料有：《上谕内阁》、《雍正会典》、《宫中档雍正朝朱批谕旨》、《清世宗诗文集》、《雍正朱批谕旨》、以及《雍正朝起居注册》等等，史料卷帙繁富。而雍正帝亲自编撰或著作的直接史料则有：《御选语录》、《经海一滴》、《教乘义海》、《大义觉迷录》、《朋党论》、《雍正御录宗镜大纲》、《拣魔辨异录》等等。
　　此中以《御选语录》、《经海一滴》、《雍正御录宗镜大纲》以及《拣魔辨异录》等诸书，是有关雍正佛学方面的著作，与本论文有较多相关之处。尤其《拣魔辨异录》是雍正亲笔所作，在此书里，雍正对自己的禅宗思想以及悟境方面有最直接的表达。此外，雍正为《御选语录》作了相当多的序言，而《拣魔辨异录》中也附录他所颁发的相关上谕，这都是最直接的史料。
　　由于清朝统治者最恶僧侣“好干世法”，恐其假藉与皇帝的关系之名，干预政务或沽名钓誉。继位后的雍正更不许亲近的僧侣将其“当年藩邸之旧?私记作留，违者重治其罪”[45][45]。宫中亦隐瞒雍正与僧侣密相往来之事，禅师蒙召见后均不留任何纪录。因此，清代档案保存虽多，却不是每件事情都有完整记载，有些问题很重要，却因种种缘故，并没有关于它的档案。因此，部分史料的阙漏与其局限性是难免的，不能指望档案提供一切历史资料。所幸，仍可从佛门史料窥知一二，如《卍续藏》中的《五宗原》、《辟妄救略说》，以及明版《嘉兴藏》中的《北游集》、《三峰藏和尚语录》，或其他禅师的传记也可提供某些方面的史料。
　　特别说明的是，清史方面的研究论著，不但提供笔者许多宝贵的文献资料，更有助于笔者对清朝历史与人物思想方面的掌握，对于论文的进行，大有助益。此外，尚有许多近人专书与期刊、论文与许多相关资料，如后【征引暨参考书目】所附。
　　第四节 主要名词定义与本文架构
　　一、主要名词定义
　　?“清朝前期”与“清朝初期”
　　明史与清史重叠的部分，时间较长。谈清史，要从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说起，他统一女真诸部，满洲崛起。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金国，年号天命，在位十一年（1616－1626年）。太宗皇太极继承汗位后，改明年为天聪元年（1627年）。天聪十年（1636年）五月，改国号为大清，年号崇德。若不把清朝及其前身“后金”在关外的那些岁月算在内的话，从顺治元年（1644年）顺治帝入关登基算起，到宣统三年（1911年），宣统皇帝溥仪被迫退位为止，清王朝统治中国则长达268年。
　　若以现今史学家将近三百年的清史分为的两个时期：以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为分水岭，战争爆发以前为清史的前期；战争爆发以后为清史的后期来看，本论文的领域属于清史前期的范围。但本文再将研究范围锁定到雍正朝为止，而满洲在关外阶段，就整个历史上只是明代史的一部份，却是满清的崛起时期，对满洲的入关以及清代前期对西藏佛教的统治政策等等，有重大的影响。故而本文以“清初时期”来包含满洲在关外的建国时期到雍正年间为止。[46][46]
　　?“清初三朝”与“清初三帝”
　　一般称“清初三帝”，是指康熙、雍正、乾隆三帝。虽然顺治为满清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但他六岁登基，由多尔衮摄政七年，而二十四就崩于天花；再者，有些史学家认为南明永历帝于康熙元年被杀，明朝（南明）始亡，因此未将顺治视为清初三帝之一。而“盛清三朝”，无庸置疑指的是盛清时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但一般清史书中的“清初三朝”，却是指关外时期的努尔哈赤(太祖朝）、皇太极(太宗朝)、顺治(世祖朝)等清初三朝时期的帝王。[47][47] 为了避免混淆，本论文以“清初诸帝”的字义，将顺治帝包含在内；而附录中的“清初三朝”，则是指后金到大清时期的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等三朝帝王。
　　?“西藏佛教”与“藏传佛教”、“喇嘛教”
　　有关“西藏佛教”与“藏传佛教”、“喇嘛教”，以及“中国佛教”与“汉传佛教”的用词，本文一律采用“西藏佛教”与“中国佛教”的字义。但文中若引用他人资料时，为忠于原著，有时会出现“藏传佛教”、“喇嘛教”或“汉传佛教”的字眼，故无法全文统一。
　　?“年号”与“名讳”的问题
　　在本篇论文中，一律以年号称清初诸帝，如顺治、康熙、雍正等；只有努尔哈赤与皇太极这两位满州时期的开国帝王，是以名讳称之。因为用年号──天命(努尔哈赤）、天聪或崇德（皇太极），一般比较陌生；而用庙号──太祖、太宗，则会造成“年号”与“庙号”不统一的情形，容易混乱；再者，大多数的清史书籍普遍以名讳称呼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故本文亦从之。
　　二、论文整体架构说明
　　本论以清世宗雍正与佛教的关系为主轴，除了主要的佛学思想与佛教政策外，并处理雍正与清朝佛教间的几个问题，共分为六章十九节，以及六篇具有补充说明的附录。
　　本文一开始先从清初政治与佛教间的关系谈起，了解清初帝王的佛教政策，以及与佛教的互动关系，并从中剖析佛教在清朝的兴衰与发展概况，以便掌握佛教自明末以来，发展至雍正年间的整个历史进程。从而进入本论文的研究核心──探讨雍正与佛教的关系及其佛学思想与佛教政策。以下说明各章节大意及其关联性。
　　第一章 “绪论”。有四小节，首先简述论题所涉时代背景，并说明促使本文的研究动机与问题意识，继而叙述研究方法、范围与资料，并概略介绍本文所引用之历史文献、档案资料等相关史料的运用，以及略述近代学者对此一主题的研究成果。最后，是区别一些主要名词的定义与论文整体架构说明。
　　第二章 “清初政治与佛教”。这一章节是清朝佛教历史背景概述的部分，主要探讨清朝政治与佛教的关系。旨在说明──在雍正朝以前，清朝皇室与佛教的关系及其对佛教的观感。因此，第一节叙述清朝前期，清廷的宗教策略特点。第二节则分述清初诸帝与佛教的关系，分二个小节探讨──首先，探讨清朝皇室内信仰佛教的情形、继而以政治角度来了解清初诸帝佛教政策的形成，以及帝王对佛教的观感。此章节的铺排主要探讨清朝入关前后，清帝对佛教的信仰程度及其佛教政策的形成与演变，以便勾勒出清朝皇室对佛教真正的观感，并彰显雍正所接触到的清初佛教概况。
　　第三章 “雍正与佛教的关系”。首先，在第一节〈雍正生平简介〉，可以对雍正的秉性才能与人格特质有一概略认识，并著重在他的养成教育方面，重视雍正在传统教育下的学术训练背景，有助于了解雍正的思想及行为模式。第二节〈学佛动机与历程〉，这部分可以了解雍正信仰佛教的动机、过程，以及佛教理念的酝酿与佛教思想特点，尤其是雍正自述经由章嘉国师印证“开悟”的经过。如此有助于剖析日后雍正撰写《御选语录》与《拣魔辨异录》的动机，以及雍正的佛学造诣层次。而在第三节〈清初禅宗概况〉中，探讨的是禅宗的发展与流弊情形，以及清初佛教特质给予雍正的影响。以上章节的铺排，可以呈现雍正长达三十三年与佛教互动的生涯，以及了解其日后批判禅门流弊的种种源由。
　　第四章 “雍正的佛学思想”。雍正的佛学著作虽多，但以《御选语录》以及《拣魔辨异录》最能体现雍正的佛学思想。因此，第一节探讨《御选语录》的内容核心，著重在雍正对禅宗的见地及其藉由此语录所表达的思想，并从《御选语录》中对禅师的认定与批判言论，探讨雍正对禅师们的认定标准及对禅宗公案、语录的看法。第二节是探讨《拣魔辨异录》书中所涉及的批判重点，如：“师承伦理”的违逆问题、汉月及其法嗣因“深涉世法”引来的问题、雍正对汉月“五家宗旨”的看法，以及潭吉“以孔孟喻汉月”所引起的批判观点等等，并澄清一些问题。第三节是探讨雍正所主张的“儒释道三教同原”论。
　　第五章 “雍正的佛教政策与事业”。此章节里主要论述雍正的佛教政策对中国佛教有何影响以及雍正对佛教的关怀与刑罚等问题。第一节探讨的是雍正在继位之后，其身兼人王与法王的情形。第二节是〈佛教政策〉，首先探讨《清律》中有关僧众的刑罚以及停止发放度牒的问题，并从中窥视佛教在当时社会上的实态；另外，分别探讨雍正对中国佛教的影响与贡献、以及对西藏佛教的态度与管理。第三节则是雍正的〈佛教事业〉，包括对寺庙的兴建修缮、刻印释典、藏经等文教事业以及传皇戒与斋僧、济助寺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