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松法师年谱（1）

持松法师年谱
　　1894年8月16日，光绪19年，甲午，农历7月13日，1岁
　　持师生于湖北省荆门县（今荆门市）沙洋镇。时值大势至菩萨诞辰日。初名持松，字旃林，乳名天儿。又按族谱字克定，号文祥，俗姓张。父亲张绪炳，清朝举人，世称南坪先生。
　　1899年，光绪25年，已亥，6岁
　　持师的父亲张绪炳被沙洋天主教学堂延聘掌管教务。其时，持师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在父亲的指导下阅读四书五经，考习制艺。
　　1903年，光绪29年，癸卯，10岁
　　持师腹部患痞疾，药石针艾齐施，都无疗效。某夜忽梦异人，状似苦行头陀，鹑衣跣足，散发覆肩，就持师而告之曰:“尔之病，痼疾也，必随吾去乃瘥，不则难期其痊已也。”持师觉而惧，白之母，为持师卜祷，亦罔效。自是时作时愈，直至出家后始霍然，方知梦之有徵也。
　　1905年，光绪31年，乙巳，12岁
　　时朝廷废除科举制，罢时文试帖，开始以经义、时务策问试士。持师父亲建议持师弃儒习医，持师以志不向此，乃绝意时文，专攻经史小学。
　　1907年，光绪33年，丁未，14岁
　　春，持师的父亲因病辞世，乃辍学。是岁持师幼弟亦殇，持师母亲哀毁过甚，大病经年，屡濒于危。
　　1910年，宣统2年，庚戌，17岁
　　秋，襄水暴涨，堤决，田庐荡然，持师偕母及弟，徒手疾趋，幸未遭灭顶。 遂往依外祖母家。
　　持师舅氏三人，均无子，仅长房有一女，幼字余，至是议合卺。
　　当夜，持师于舅氏书斋，抽得《十二圆觉》读之，乃叙观音大士度男女十二人成圆觉，得长生不死之事。持师当时虽不辨是书真伪及道理臧否，然己警发尘世无常之感，且横流之险，甫经身受，目击邻里之被漂溺者无算，丧妻失子，号泣遍地，设自己母弟行稍缓，亦果鱼腹矣。历历回想，余悸未息，今得此书之启示，则畏死之心，解脱之念，不禁油然而起。午夜岑寂，孤灯如豆，持师乃向空默祝云，今而后上奉慈亲，下延宗祚，有弟任之，苟驻令有术，而十二圆觉非子虚乌有者，则大士其亦能鉴余之诚，而援吾以去耶？此时持师闻见浅陋，知识狭隘，但以生不知来，死不知去，故心期蓬莱，意慕飞升，至于遁世涅般之道，虽遂离俗出家之愿，尚未能存怀及此，孰料因缘之遇，变化之端，有非始望所测者。
　　翌日，持师遄归，察灾后之情况，信步河岸，抵当地铁牛寺。铁牛寺今位置在沙洋镇镇东汉江之南岸，寺已不存。
　　及门正值香华俱陈，询之，始悟是日为九月十九观音大士出家日，兼为新度沙弥祝发也。持师家世为寺内施主，故诸师皆素识，见持师至，调侃曰，若亦礼师乞度来耶?曷更师衣，解师髻，寻将记莂及师也。持师骤闻斯语，忽忆隔宵之愿，且适逢观音圣诞，是必菩萨摄吾使来者，乌可失此良机，遂毅然曰诺，而诸师前言为戏，疑持师戏言相报耳，故不措意，经持师屡乞，始诘家中许否，持师筹审再三，独畏伤母心，继思暂别岁月，仍得归省，乃求指示去处，免致寻迹相挠。师祖了然禅师谓，远安县西十五里，有观音洞可寄居，尔愿去否? 持师从之，师祖了然遂为持师披剃，明日乃行。
　　既至，持师喜观音洞幽静，岩殿宏敞，叠嶂飞泉，冬温夏清，乃洵修之胜地，且观音殿两庑，居然塑有十二圆觉(十二圆觉，不见经传，故其他寺院无此塑像)，更自庆所遇非偶然，奋勉益坚，虽终年粝食敝衣，负薪灌园，亦泰然安处无悔志。总期炼治三载，转易凡骨，而后面禀慈亲，恕远游之罪。
　　持师有日在山中担柴时不慎失足跌入悬崖，昏迷不醒。师祖恰来观音洞示望持师，上山遍寻后才在山脚下找到持师，负背回洞，采草药喂之，约月方愈。
　　1912年，民国元年，壬子，19岁
　　持师离开观音洞回到沙洋家中，方知母亲因他婚聚在迩，不告而遁，日夜忧思，寝以成疾，持师的弟弟不忍，贸然只身访寻，亦迷失未归，呜呼!持师母忽焉三载之间，既遭未亡之痛，又罹洪水之劫，今复顿失三子，人亡家毁，恸当何如?世情之惨，孰有似于此者，伤哉，奈何其无人传持师之息，使堂上稍解倚闾之思，而竟至郁郁以殇也，更无人述持师母之状，使持师归慰天伦之怀，而竟至悠悠永诀也，持师纵稚昧，不谙佛制，而擅离亲侧，若诸师者，宜晓大义，奈何亦绐持师谓非受戒而不能省视其亲也，迨岁月既满，归有日矣，犹不知亲遭大故，尚期匍匐膝前，求其抚慰。洎夫抵舅氏家，一闻凶耗，如割如焚，五中摧裂，而舅氏复以两姓嗣续迫令归俗，持师以既获大戾，岂敢复自比于人类，使罪恶之躯，堕于尘网。遂当舅氏父女指日发矢言，以绝其念。
　　身复行，拟遍访名山习真诀，陪列仙班，乘蹻以觅母亲于幽都，持师盖未明道前，凭邪思维，所以作斯志望也。
　　冬天，持师赴武汉汉阳归元寺受具足戒，号师奘沙门。
　　1913年，民国2年，癸丑，20岁。
　　持师在归元寺持戒期毕，进禅堂，冀有所澈悟，岂知终日仍碌碌，为人营斋事，于身心修省，无措意者，至是乃大悔。持师自鄙为僧，念及家门惨事，尤悲痛不能自持，决志返沙洋关庙，作还俗计。
　　夏，持师离开归元寺返回沙洋。当是时，因白狼猖乱，襄樊骚动，而奉命堵剿者，为旅长王君安澜，适亦驻符关庙。王君虽武人，然于军事旁午之际，研求佛理，诵杂华为恒课。此时闻持师归，以为宝山初返，解行必胜，特具威仪来访。既见，知持师犹哑羊，王君匪唯不存轻慢，且转以知识难遇相劝，极言回俗非计，当勇猛精进，周谘博访，固不妨易地而参，惟不可见异思迁。唐送韶华，虽学无常师，然必函盖相投，汲引始易，故择师须慎于始。而印证叩请，亦不可无也。持师于傍徨歧途之中，踟蹰犹予之际，得此开示，不啻拨昏霾而见清明，既欣且愧，感激至于泣下，于是，持师仍然返回归元寺。
　　1914年，民国3年，21岁
　　春，可安法师到归元寺来讲《楞严经》，持师听之不能解，适座间有人传示简章，知先师月霞和尚创华严大学於沪上爱俪园，欣然束装投试，幸蒙摄受。
　　学员中除了持师，还有常惺、慈舟、了尘、戒尘、霭亭、性澈、周仲良、慧西、远参、智光等人。
　　全体又分文学和佛学两科，文科两个班分甲乙，佛学三个班分戒定慧，持师在文科甲班中，与同住的常惺法师相处最为融洽。
　　华严大学开学后不到三个月的时候，爱俪园迎来了罗迦陵的五十寿辰，罗让大管家姬觉弥来跟月霞法师说，要全体师生在向罗祝寿时行三跪九叩之礼，月霞当时想，大乘比丘僧，岂能向女人行礼，况且佛教史上历来都有沙门不敬王者的传统，当即予以拒绝，师生们听了也都非常气愤，继而罗迦陵扬言，如果大家不肯，那么她就不再向华严大学提供经费，当下，气愤的学员有的当场就离开了学校，月霞也绝食表示抗议，持师随侍在他身边，寸步不离。后来康有为赶来用汽车把月霞法师接出，才没有生命之虞，上海留云寺住持应乾法师闻讯后也赶来，向华严师生伸出了援手，接全体师生到留云寺暂住。应乾法师又联络了杭州海潮寺住持虚孔和尚到上海，与月霞法师共同商议，决定由海潮寺提供房舍，留云寺提供经费，把华严大学迁到杭州继续办下去。
　　1915年，民国4年，乙卯，22岁
　　2月，月霞法师率全体师生来到了位于钱塘江边杭州海潮寺，寺院的规模也不小，就其旧有的禅堂、法堂，重新修缮后，重新以正科续办华严大学，持师在华严大学的学业幸未半途而废。
　　年初的时候，日本趁出兵强行攻占青岛、济南等地后的师威，利用袁世凯急欲复辟称帝，向袁世凯投递了“二十一条” 要灭亡中国的秘密条款文件。又于5月7日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以武力要挟北洋政府必须在48小时内签字。袁世凯为赢得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竟然答应在5月9日签订完全卖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一经传出，举国上下顿时群情激愤，无不认为这是中国的奇耻大辱，全国迅即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浪潮。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虽然没有得逞，但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却暴露无遗。持师对“二十一条”中的最后一条，即日本提出的要中国允许日本人在中国布教的要求感到疑惑，我国千余年来，佛教虽常有兴废，大乘教理，却是绵延未绝，而日本佛法，为中华之末流，有何特殊的地方可以让日本反过来要传布佛教于中国呢？当时，持师很想去日本看个究竟，只是时机并不成熟，没有去成。
　　1916年，民国5年，丙辰，23岁
　　秋，持师完成了华严大学的学业，从中浸润了大小乘经论及各宗教义，对佛学有了系统的学习和认识，日省月试，始如大梦方觉，知一向醉心丹汞，耽恋长生者，俱属谬见，痛湔除之。卒业后，归扫茔域，伏墓前祝告曰，幸儿遇正法，捐邪见，从此当藉佛力，报四恩，稍慰尊灵於泉下矣。
　　冬，持师去湖北当阳玉泉寺拜谒祖印老法师，叩天台宗大意。
　　1917年,民国6年，丁巳，24岁
　　春，持师回到月霞法师身边，随月霞法师先后赴湖北归元寺和江苏宜兴磬山崇恩寺参加法会。
　　秋，江苏常熟虞山的山主钱鹏年及翁永孙等乡绅，因为山中兴福寺住持乏贤，山门寥落，胜迹荒芜，到常州天宁寺参拜冶开法师，礼请治老莅临兴福寺主持法席，规划中兴。冶老闻后甚感必要，但苦于慈善事冗，又值湖南灾荒，冶开身负中国佛教会会长之职，奔走呼吁，分身无术，只得命法徒月霞法师分灯兴福寺，月师的法弟应慈法师等辅佐。
　　月霞法师、应慈法师、持师等一行随钱山主等来到了常熟兴福寺。这座萧齐古刹位于虞山北麓，有唐懿宗于咸通三年钦赐大钟和咸通九年书赐“破山兴福寺”额匾，更有唐诗人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五律诗一首，使兴福寺名闻宇内，成为江南四大名刹之一。
　　虞山中央，因有山涧之水冲下，而把整座山破冲成南北两半，寺在北半，得名破山寺。
　　但在清末法灯禅师示寂之后，其在长寿庵的法徒小荣，勾结邑中歹徒到寺院来夺权，小荣吸毒成瘾，私债累累，来后就将寺前两山寺产质卖殆尽。
　　7月1日，月霞法师在兴福寺升座任住持，他在仪式上宣布，鉴于前失，兴福寺从今往后乃由法徒制改为选贤制，并由律宗系改为华严宗，以阐扬教义为宗旨，以培育僧才为已任。
　　月霞法师命应慈法师创办华严学堂，又命持师掌寺内书记，并兼工役监督。
　　身为月霞法师法弟的应慈法师，小月霞法师十五岁，随侍月霞法师已有十余年，虽然同受冶开记莂，但事月霞法师如恩师，成为月霞法师的得力助手。
　　兴福寺的寺务整顿及寺貌的恢复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月霞法师见兴福寺地处人杰地灵的常熟之地，心想，把华严大学迁到这里重新开办不是很好吗？就在他着手迁办华严大学的时候，不想他的胃病又重新发作，他有些悲观地说：“三次疾发，吾将勿复用药也。”
　　他叫来应慈法师、持师和其他随徒，对他们说：“我无功于兴福寺，我如果要死的话，还是到杭州玉泉寺去死，我死了以后，你们不用念佛，不用办斋事，也不用服丧期，只要做个结七，念诵一下华严题号就可以了。”
　　月霞法师带了几个侍徒离开兴福寺去了杭州玉泉寺养病，持师却不能相信师父的话，师父才六十不到，何轻言死字呢？
　　而月霞法师果然已洞悉死期，到杭州没几天，于10月3日入寂。入寂前交给应慈法师一份遗嘱，并拉着他的手嘱咐说：“应弟，善弘华严，莫作方丈。”
　　月霞法师法师世寿六十，僧腊四十二。持师赴杭州玉泉寺亲奉恩师的灵骨回兴福寺，安葬于狮子口，立碑于前，碑上写着：终南道者，华严教主，南岳下临济宗月霞法师显珠和尚第四十二世之墓
　　1918年，民国7年，戊午，25岁
　　2月，兴福寺由应慈法师主持召开僧众大会，应慈法师在会上宣读了月霞法师的遗嘱，布告持师嗣法月霞法师显珠禅师临济宗第四十三世位，法号密林，及继承兴福寺住持职，持师的法弟惠宗和潭月两人为监院。
　　应慈法师仍留在寺内协助持师负责华严学堂的教务，他对持师的师徒之情，不逊于月霞法师。持师身为住持，接位伊始，事必躬亲，整饬有方，寺内僧众，都日渐敬服。只是当地信众，听说兴福寺接任住持乃一外乡小僧，未知其有何德何能堪任古刹大位，恐兴福寺中兴之业又会半途而废，都忧心忡忡，接二连三地来到寺里，观察寺务，但见庙宇整洁，僧众平静，殿象庄严，香火盈然，都大感意外。又见《琴报》上刊有持师的文章，更以为新任住持不仅年青，而且学识不浅，月霞法师法师真是慧眼识才，于是，络绎来访的人越来越多，与持师交谈，见他雍容自如，广证博引，地方善信都敬为大德长老。
　　持师又改华严学堂为华严预备学校，招收学僧亲自授课。常惺法师也被持师邀来任教务长协助办校，使常惺法师有了初次讲经的机会。常惺法师从华严大学毕业后，就在常州天宁寺结冬安居，究心禅观。常惺法师在兴福寺期间，赞襄甚力，始终无间。
　　1919年，民国8年，已末，26岁
　　持师在为学僧讲授《摄大乘论》的同时，编成《摄大乘论义记》十卷，这也是他第一部长篇佛学论著，二十万字，后以密林署名陆续发表在《海潮音》杂志上。
　　其时，唯识学界的两位大师太虚法师和欧阳竟无居士正在为唯识和法相究竟是两种学还是一种学而笔战于论坛，各执已见，互不相让。争论起于欧阳竟无大师发表《唯识抉择谈》，文中有曰：“唯识以识摄蕴而立此识。……法相以蕴摄识，所被极广，及于二乘，是故不善《般若经》，僻执声闻藏，都但说解，信有五蕴，不信赖耶。时多邪慧，正学荒芜……”。文中推崇唯识而不屑法相。后又在《辩唯识法相》文中称：“是法平等曰法相，万法统一曰唯识。二事可相摄而不可相淆，亦复不可相乱，此弥勒学也。”文中又以为法相和唯识是分立两宗，不能混谈。
　　对于中国佛学界称慈恩一系为“法相唯识宗”的惯例，欧阳大师断为失确，认为“唯识、法相是两种学，法相广于唯识，非一慈恩宗所可概。”说法相学创之于前，广于《瑜珈师地论·本事分》，略于《阿毗达磨杂集论》，《五蕴》、《庄严》等论亦阐释之。法相义者，谓说遍计、依他、圆成三性及相、名、分别、正智、如如五法，立非有非空义。唯识学则始于《瑜珈师地论·抉择分》，发挥于《摄大乘》、《二十唯识》、《成唯识》等论，其学说“唯”以遣除众生误认心外有实境之执，“识”谓破有之空而存破空执之有。玄奘学法相于戒贤，学唯识于胜军。法相、唯识二学可相接而不可混淆杂乱。“顾法相结局，亦必精微而归诸唯识，故总曰唯识学。”
　　而太虚法师针对欧阳大师之说，不以为然，撰文争论说：“空后安立依识假说之一切法曰法相，约众缘所生法相皆唯识所变现曰唯识，……总结前义，故法相必宗唯识。”太虚法师主张没有什么两宗，而只有一宗，就是法相唯识宗，法相和唯识二者是不可分离的。
　　太虚法师撰《竟无居士学说质疑》、《论法相必宗唯识》、《再论法相必宗唯识》，再三破欧阳渐之说，主张法相、唯识不可分，法相必宗唯识，谓凡属言思所诠所表所遮所缘者，皆为法相，“法相绝然不成宗义”，“法相所宗持者曰唯识，而唯识之说明者曰法相”。太虚法师据窥基之言，分大乘教法为空慧、唯识、真如三宗，不承认唯识外别有一法相宗。
　　双方辩论激烈，佛界学坛也为之注目。但对于这场争论，持师并没去关心，只是他的《摄大乘论义记》论著发表后，二老读之，顿时偃旗息鼓，握手言和，竟成为知已，原因是二老读了持师的《摄大乘论义记》之后，都发现各自的观点有偏颇，二老同时赞同和吸收了持师在《摄大乘论义记》中提出的观点，即“唯识法相，异名同宗”之结论。
　　二老的心结被解开了，法相宗也从此中兴起来，于是，太虚法师和欧阳竟无大师猜测这位署名为密林的作者一定是位年高大德之士吧，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常熟兴福寺二十五、六岁的一个少僧方丈，惊讶之余，喜出望外，都说此僧将来必为佛界龙象也，心中都十分器重。
　　1920年，民国9年，庚申，27岁
　　兴福寺重新兴旺之后，持师不失时机地把原先被小荣质卖的寺产逐一赎回。又先后两次建坛传戒，受戒者数百人之多。而华严预备学校也成绩斐然，培养出不少优秀的佛学人才，如苇舫、存原、正道、苇乘、福善等。持师继《摄大乘论义记》之后，又根据登台授课讲稿编撰《释迦如来一代记》一卷。
　　1921年，民国10年，辛酉，28岁
　　3月，因广州北伐革命失败而急退双溪寺住持息影上海的太虚法师，出任杭州西湖净慈寺住持，并在寺内创办永明学舍，首次邀请持师前去讲经。持师为净慈寺僧众主讲了《八识规矩颂》。
　　1922年，民国11年，壬戌，29岁
　　1月6日，持师的祖师冶开清熔禅师在常州天宁寺圆寂，持师撰写了一副挽联，联云：
　　法开虞岭，仰祖印重光入室亲承向上事；
　　侍疾毗陵，愧孙仪未尽倚龛恳祈再来时。
　　冶开清熔禅师的灵骨建塔安位于常熟虞山北麓破龙涧上，以示冶祖对重振兴福寺的遗愿。
　　冶祖的得法弟子中有圆瑛法师、月霞法师、应慈法师、明镜法师、惟宽法师五位，惜月霞法师寂后，明镜和惟宽也早寂，圆瑛法师后来专研楞严，华严一脉，只剩应慈法师一人，所以冶老入寂前引应慈法师手附心曰：“祖庭之事，荷担不辞”。
　　冶祖本来有意让持师在他身后接掌常州天宁寺的，只是机缘不巧，持师先嗣法于月霞法师，未得再承继冶老法位了。
　　夏，持师赴华严大学的同学了尘和戒尘所创办的汉口九莲寺华严大学，讲授《摄大乘论》。慈舟法师也在此协办。
　　慈舟法师长持师十八岁，湖北随县人，跟持师差不多同一时间在随县佛洹寺出家，不久便在归元寺从大纶和尚受具足戒。从上海佛教华严大学毕业后，慈舟法师一生弘传华严学，特别精通《大乘起信论》，对佛教教育贡献很大。
　　安徽安庆迎江寺创办僧学校的时候，由马骥平居士和竺庵上人延请常惺法师担任校长，常惺法师怕自己做不好，特地邀持师去协助，持师去了迎江寺之后，除了在办校方面给予常惺法师以指导，也为学校的僧众授课，讲《十二门论》。此后，学侣渐渐增多，绩效斐然。
　　太虚法师在杭州净慈寺想凭理想创设新思想的佛教人才学校，但开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很多困难，于是，太虚提出了佛学院计划，3月份太虚法师在归元寺召开了佛学院筹备会议，得到李隐尘、王森甫、胡子笏、汤铸新、皮剑农、陈元白、萧止因、熊云程、萧觉天等三十余人的鼎力相助。5月，得受武昌黎邵平让出的住宅作为佛学院的院舍，于是，太虚辞去净慈寺住持职，专心筹备佛学院，被选为佛学院院长后于9月1日举行了佛学院开学礼，持师被邀请前去作开学讲课，讲授《观所缘缘论》，持师据此编成《观所缘缘论讲要》一卷。
　　《观所缘缘论》是一部九百来字的小论，但“所缘”也是唯识里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中论?观因缘品》中说“一切所有缘，皆摄在四缘，以是四缘，万物得生”，是说一切缘都包含在四种缘当中了，有了这四种缘，才有了万物。所谓的四缘，是指亲因缘、等无间缘、增上缘和所缘缘。前三缘讲的是对象间的关系，所缘缘讲的是对象本身，即心识内部所觉察的境界，怎么样来认识境界，就要讲“所缘”和“缘”这两个概念。
　　在这次佛学院的讲课过程中，持师从太虚法师那里得知，太虚法师的一个弟子叫大勇的，准备跟日僧觉随去日本学习东密。还在太虚法师出任杭州净慈寺住持邀持师去讲经时，当时就有不少居士请持师学习密法，学好了可以为僧众弘传，持师当时就表示过自己会去的。
　　东密是指盛传于日本的真言宗密教，它是由唐密东传后在日本兴起的，但唐密在中国五代后却没有得到传承，以至失传了千余年。
　　还在1918年的时候，广东潮州的王弘愿居士译出了日僧权田雷斧的《密宗纲要》，由潮州刻经处刊刻，并由太虚法师利用《海潮音》杂志给予大力支持介绍发行，一时国内出现了一股学密热潮，太虚后来回忆说：“民国七年，潮州王弘愿将日文之密宗纲要译华传布，余时在沪纂觉社丛书，得之广为流播，极力提倡，冀中国密教早日恢复。”但密教在国内无从可学，必须要到日本去学习，而且学密者又必须要有深厚的佛学基础，更要有超强的慧根。许多人因为密教的深奥而退却，纷纷打消了学密的念头。
　　1921年的时候，有个日僧叫佐伯觉随的到中国来游说宣传密宗教义并想找人弘传密宗，他到了北京，时太虚法师刚好在北京弘慈广济寺讲《法华经》，觉随也在寺内听经，当时佐伯觉随就觉得在中国境内，最堪传法的人首选是太虚法师，所以当时觉随就极力鼓动太虚法师学密，但太虚法师对他说，自己没有即身成佛的野心，不打算学密，却也表示虽然自己不会赴日学密，还是支持学人东渡西行，学习东西密教的。太虚法师的弟子大勇当时在场，就自告奋勇要赴日本求密，太虚法师也支持他去。当时大勇跟觉随赴日后，由于觉随另有企图，所以两人到了日本后不久就分道扬镳，大勇后来辗转访得天德院金山穆韶，但因学费不够，只得先回国筹集学费。
　　持师本来虽然有了学密的念头，但他并没有急于去日本，他想自己先要对密教有个初步的认识，于是找来一本《法轮宝忏》，看了又看，其中的瑜珈部类的密义依然深奥而无法弄懂，国内也找不到可以一起探讨的人，心想，各方学子都在黑暗中摸索，无师指导，徒劳而无功，自己必须早日赴日本求得密法，才是出路啊。
　　现在听说大勇筹集了学费打算再去日本，持师决定跟大勇结伴而行，两人约好了行程，持师回到兴福寺，把住持位传给了法弟惠宗法师，筹集了一部分经费，打点好行装，就在这年的冬天，跟大勇，还有纯密（曼殊揭谛）等在上海会合后，登上赴日本的轮船，走上了东渡求密之路。
　　经过几天的航程，船在神户港靠岸。持师一行先赶赴东京，与另一位正在东京的留学生陈济博会合，然后一起又到京都，在帝国大学语言系接受短期的日语培训，然后一起登纪伊县高野山，拜高野山大学教授金山穆昭阿阇黎为师学习真言宗。
　　金山穆昭阿阇黎生于1876年，是古义真言宗中院流第六十三世和三宝院第五十世传法阿阇黎，学问高深，任教于高野山大学，已有很多著作传世，如《弘法大师的佛教观》、《秘密宝钥大纲》、《真言密教教学》、《真言密教教理史》、《大日经研究》、《弘法大师的信仰观》等。
　　据后来持师的弟子佘贵棣等说，持师未去日本之前，高野山那边已有祥征瑞兆，知道持师将去学取东密。所以，金山师看到持师他们到来，十分高兴，对于持师他们的来学，他倾钵而泻，毫无保留，而且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
　　密宗按照常规的教学，分教相和事相两门，所谓教相，是理论上的科目；事相，就是实践上的科目。学生都要先学教相，再学事相，循序渐进，没有五年，也要有三年的时间才能初步掌握。教相和事相又是不可相离的两门，就象车的两轮，鸟的双翼，需要双修才能入门。可是持师他们准备的学费不多，留学的时候也没有那么长，所以他们希望金山师能够先教授事相，教相方面讲些大体的修学方针，由他们回国自己钻研，金山师虽然觉得这样做未必能让他们学有所成，但还是答应了他们，即入事相，主以悉昙、真言陀罗尼、四度加行、曼荼罗诸尊之三密门灌顶等，对他们进行了详细教导。
　　与持师同学的还有日本的学僧，象后来担任奈良大安寺贯主的河野清晃长老，当时就跟持师住在一起，友谊很深。
　　持师身处风景秀美的高野山间，山光寺影，如入神仙世界，但他全然没有一点空闲来欣赏身边的美景。持师尽量节省着自己的开销，备尝艰苦地学习着，他甚至只有一条裤子连替换的都没有。
　　修习四度加行是作为传法灌顶前必须修学的手印、结法和真言，分为十八道法、金刚界法、胎藏界法、护摩法。通过四度加行，可以使行者趣入诸佛本尊的密境，成就世出世間的功德。修习四度加行前，金山师先予灌顶，赐持师灌顶号为入入金刚。
　　按照过去的规定，必须修满一千天，每度二百五十天，若修行期间遇父母大故而停止，还要重新修过。持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金山师给他百天减半为五十天，看看还是长，最少曾缩减为二十一天，也就是本来要用三年来修习的现在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金山师以最大的慈悲来行方便于持师，实在是开了亘古未有的先例，然而，要不是金山师看到持师有着常人所不及的毅力和用功，他相信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持师也能完成得跟别人用三年时间来修同样的好。每当金山师看到持师瘦高的身躯不分昼夜地在灯下用功，金山师就会由衷地赞许。
　　1923年 民国12年，癸亥，30岁
　　大勇比持师先获得金山师的阿阇黎传法师位传付，比持师提前几个月先回国了。
　　大勇长持师一岁，四川巴县人，曾毕业于法政学校，民国以后，历任军政、司法等职。1919年从太虚剃度，舍俗出家，后在镇江金山江天寺受具足戒参究禅宗。1921年开始随侍太虚讲《法华经》于北京，之后就同持师等来日学密。他的佛学功底不及持师，但他学密之热情，在不到一年的短短时间里，学得金、胎两部曼荼罗大法及八千枚护摩，也受金山师的传法大灌顶，得大阿阇黎学位，学成回国。
　　大勇回到国内后就开坛传密，从者众多，但过了半年以后，他又萌发了进藏学习藏密的愿望，成立了藏文学院，组织赴藏学法团，一行二十多人，一路颠簸，吃尽苦头，1929年秋天，还没有到达西藏，就在四川甘孜的地方，大勇终因积劳成疾，在甘孜扎迦寺逝世，终年三十七岁。
　　持师在完成了事相方面的学习之后，在教相方面也得到了金山师的总体方面的指导，在为持师举办的金、胎两界灌顶仪式上，持师投花得不动明王为本尊，金山师传三宝院流第五十一世阿阇黎位于他，金山师对持师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所获得的成就由衷地感到高兴。
　　持师在学密期间，金山师示《理趣经》古版本和数种译本命持师参阅，持师遂集释成《般若理趣经集解》，后于1928年时照原稿付印。
　　持师得到传法阿阇黎位，对于他来说也只能说是学有小成，他并不满足于取得的这点成就，但身上学费已不足以支撑他再学下去。
　　9月，日本空前惨烈的东都大地震爆发，地震受灾面积波及东京、神奈川、千叶、崎玉、茨城、静冈、山梨等地，灾民达340多万，仅死亡和失踪者就有6万多人，造成了日本国内经济几乎根本性的瘫痪，在这种情况下，持师离开了日本回国。
　　显荫法师是这年赴日本高野山大学从金山师学密的，1925年回国。显荫天资绝高，慧解过人，释东初称其“才智足与肇、生二公相媲美”，金山师对显荫的评价也非常高，并寄予厚望。后来在同太虚法师见面时，金山师说：“适值显荫法师来山，故以其真义传之。盖他日返国后，欲使宣扬耳，因力解说其趣旨，而显荫法师亦甚了悟理趣而返国。”可是显荫回国后未几，由于在日本求学时学习过勤，染上了重病，数月后便在上海圆寂，年仅24岁。金山师后来说：“然何不幸乎，法师返回未几而示寂，持师之嘱望，悉归于水泡。虽至今日，追思显荫法师，犹不能不悲叹流泪也。”太虚法师也说：“目下如显师之逝，既为中兴密宗人才之一大损失。”
　　无疑，中兴密宗之希望，就落在了持师的身上。
　　秋冬，持师从日本回到国内，先在常熟兴福寺内留住了一段时间。
　　兴福寺的西园门口有一间小屋，名廉饮堂，门楣上有“自彻”二字，是光绪帝的老师翁同和所题，翁同和被削籍后，一度隐息于此，他是常熟人，虞山鹁鸽峰麓有翁同和跟他的父亲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的墓，翁同和生前还为自己写就了自己的墓碑：“削籍大学士翁同和墓”。持师就搬在这个小屋内居住，用隶书写了“曼怛辣室”四字裱在一个黄色的匾额里挂在迎门的墙中央，署名为曼翁。
　　持师又于西园的菜园内种植了从日本带回的几株枇杷，两株樱花和两株含笑花树，将一部大藏经交由寺内收藏，又在空心潭后种下一棵落叶金钱松。
　　持师无意于再做住持，一个人关在小屋里，继续研究密教教义，其时写成《贤密教衡》一文。持师完成这部论著之后并没有打算发表，他带到上海的时候被常惺法师看到了，带到了闽南佛学院去想拿到佛化策进会年刊上去发表，持师没有同意，他对这部论著还意犹未尽。
　　1924年，民国13年，甲子，31岁
　　大勇在杭州开坛时传授的是十八道一尊密法，据说得一尊供养者十人，从受咒印大方便者多达百人，其中包括潘国纲、王吉樗等政界人物。
　　太虚法师在武汉,听说大勇已经回国,并且在杭州传密,即以严切手书,责以速回武汉,乘寒假期中传修密法,是以大勇在杭州传密的时间不长。从1924年1月27日起，大勇在武院开坛传授大八道一尊法，为期一月。武昌佛学院院董员工学僧受灌学密者达237人，其中多数优秀学僧及职员象大刚、超一、法尊、观空、严定、法舫等后相继追随大勇北上，使太虚想以第一期优秀毕业生来充实武院的计划落空，致使以后太虚新僧运动的大本营武昌佛学院遭受意外挫折。
　　持师的一位湖北同乡韩惠安居士，是当地富贾，曾任湖北总商会会长，听说持师从日本回国后住在兴福寺，就专程到兴福寺请持师去上海他家里传法，持师推托不了，就去了上海。在成都路江阴路口的韩家设立了真言宗坛场，韩居士也请了好多人来，一起入坛受持师的结缘灌顶。
　　这种结缘灌顶主要是为祀福者选择大日如来本尊传授供养法，并予灌顶，是密教中五种灌顶之一，一入此境，可结大日如来之因缘。
　　消息传到杭州，杭关监督陈鲸量和浙江高等法院院长陶叔惠，出面请持师赴杭州开坛传法，于是持师到了杭州菩提寺，设坛结缘灌顶，一个多月中，百余人入坛受法，从持师习咒印、学密法。
　　武汉也有许多信众来请持师去武汉传密，持师赴武汉途中经过安庆，常惺法师特地迎他到迎江寺，专门为他开欢迎会，持师在会上致词谈到日本佛教的优劣时说：
　　“彼邦现有宗派，略分十余种，而各宗皆有一专宗大学，以培育高深人才，而其小学中学，更不一而足，教徒鲜有不入学者。……但其最弱之点，则为戒律废驰，娶妻食肉，视为分内。彼邦佛法，各虽兴盛，实则三宝之形神不完，以戒为师之语，彼早视为小乘不足重矣。”
　　3月，湖北督军兼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以及李馥庭、汤乡铭、李开先、陈元白(曾任桂军司令)诸居士，迎接持师担任武汉洪山宝通寺住持。
　　洪山宝通寺建于唐宝历2年（826年），寺内留有当时建寺的善庆和尚圆寂时割下的双足，表示升天之后也要为乡人利益奔走，成为一对佛足，历代相传，为镇寺之宝，。寺后有洪山宝塔，七级八方，砖石垒成，有45.6米高，登塔远望，武汉三镇景色尽收眼底。
　　持师在寺内建起了真言宗坛场，自此，讲经、传戒、灌顶，几无虚日。
　　入夏的时候，湖北遭受到大旱，众人请持师设孔雀明王坛禳雨，当时也有人劝他不做为妙，因为持师新任住持，弘密方始，求雨可不是一件小事情，没有通天的本事，能让老天叫下雨就下雨吗？一旦祈雨不成，不仅影响自己的声望，整个密宗复兴的前途可能就此葬送。这番话倒也不是什么危言耸听，但持师没有听从，持师想，如何使人相信真言宗，咒术也是争取信众的一个方法，不顺势去掉信众心里的怀疑，不见识到密教法术的神奇，又怎能树立起真言宗的威望呢？
　　祝法那天，持师身穿黑衣，脚踏黑袜黑鞋，设坛上座庄严修法，期限七天。修到第三天时，就听到天空里雷声隆隆，继而大雨倾盆，众人莫不欢呼，自此，视持师为如来再世，前来结缘灌顶者更络绎不绝。
　　在持师的灌顶弟子中，有易蔼如、汪书诚、李海环等诸弟子。
　　其时，日僧权田雷斧以研究密教名义，率其徒小林正盛等人来华。7月至潮州，即在潮州开元禅寺设坛为王弘愿居士灌顶，传授金刚界胎藏界两部大法，一周而毕。
　　5月中旬，太虚法师邀请持师去武昌佛学院开坛传密。
　　持师初到宝通寺传密后，湖北督军兼两湖巡阅使萧耀南对密教还将信将疑，待到持师祈雨成功，他也开始对密教产生兴趣。这年9月的时候，萧因为顾虑河南督军对他有煽谋之举，可能会对自己造成不利，所以请持师建“仁王护法”大法会来禳解，兼授结缘灌顶，七天大法会加上六天结缘灌顶法会共进行了十三天。
　　持师于9月24日开坛如法崇之，每日入坛受法者不下百数人。法会后，萧督果然安然无事，因之，对持师大为敬服，受持师灌顶结缘，皈依密教，并且捐出巨资在宝通寺内建造法界宫和瑜祗堂，购置各种法器，请人绘制诸尊曼荼罗，希望洪山宝通寺可以成为真言宗在国内的根本道场，恢复失传千年的唐密。
　　在法界宫内建成的真言宗道场，仿唐朝密宗金刚部“五曼荼罗”形式建造，殿内设木质密宗坛城，雕刻镂空，玲成别致。屋面覆以黄琉璃瓦，并以五亭结顶，借以表示东西南北中五佛方位。各亭均为镂空大屋脊，飞檐蟠爪，富有民族特色。殿前廊柱，刻有法轮十字羯摩杵，殿基四周刻有双层莲瓣，殿前阶下为三孔拱桥，桥外双亭侍立，殿亭相映，景色别致。没有谁见过如此庄严宏华的密坛，尤其是金、胎两界曼荼罗绘像，色彩斑烂绚丽，绘有十方三世诸圣千持师尊佛象，看上去蔚为壮观，摄人魂魄。
　　还在太虚住持杭州净慈寺的时候，因为礼节上可能有些疏忽，造成杭州白衣寺住持慧安对太虚的不满，并将太虚呈控于省署。汉口佛教会会长李隐尘是太虚的密友，恰好与时任湖北督军的萧耀南也有同乡之谊，就出面找萧耀南，让他为太虚开释，自此，萧督军跟太虚也有了交往，并且对太虚在武汉的弘化事业给予了很多支持，出了不少钱，太虚武昌佛学院开学典礼时，萧督也到会致词，萧督一时成为太虚的追随者。
　　但自从萧督转信密教后，对太虚佛学院的资金投入就搁浅了，再加上，捐资支持武院的院董李隐尘、陈元白、赵南山等自受持师的传法后，都更倾向于密教，无意再支持武院，武院竟自此一蹶不振。太虚以见密宗之兴为幸，密宗起而太虚之事业挫折，也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1925年，民国14年，乙丑，32岁
　　春，直系军阀首领、两湖巡阅使吴佩孚（字子玉）将军在岳州的军舰上避祸，特地派副官黄澹供到洪山宝通寺，邀请持师前去给他讲解《金刚经》大意。
　　武汉大学校长陈叔蕴其时也邀请持师到该校演讲，持师就以《缘经》为题，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结合密教六大缘起的原则，阐述宇宙万有实质问题，并详为解析，颇得师生们的信服。
　　秋，东亚佛教大会在日本举行，持师被选为出席东亚佛教大会中国代表团的湖北方面的代表。
　　段其瑞政府非常重视这次赴会，八月，由教育部拨银六千元作为代表团的经费，每人三百元。代表团到日本后的一应费用则都由日方负担。
　　代表团于10月27日从上海出发，代表团组成人员有：武昌佛学院长太虚、北京法源寺住持道阶、武昌洪通寺住持持师、北京弘慈佛学院监督镜容、杭州招贤寺住持伞弘、四川佛学院主讲曼殊揭谛、哈尔滨极乐寺住持倓虚、四川佛学院讲师佛智、上海佛教居士林副林长王一亭、上海佛教居士林林刊编辑李荣祥、北京佛教联合会理事胡瑞霖、北京三时学会代表韩德清（清净）、北京三时学会代表韩哲武、北京国立图书馆长徐森玉、佛化新青年会代表张宗载、佛化新青年会代表宁达蕴、佛化新青年会刘灵华代表刘凤鸣、南京支那内学院教授杨鹤庆、南京支那内学院部员冯超如、哈尔滨佛教会理事张景南、道阶侍者开权、太虚侍者满智、太虚侍者恒忏、王季眉、通译潘曾荫、谢寄闲、太虚通译游如渊，共计二十七人。其中镜容和恒忏两人，先出发赴日，然后于东京跟全团会合。
　　此外，由于国内战争，正激烈进行，津浦、沪宁两铁路不通，有陜西代表四人：兴教寺住持、陜西佛教会主讲妙阔、陜西佛教会总务处长郑子屏、财政部参事王彦超、陜西佛教会会长康寄遥；江西代表两人：心远大学教授李证刚、佛教筹赈会干事刘少竹，共有六代表无法报到，未能赴日。
　　道阶、太虚、王一亭、胡瑞霖被推举为代表团团长，
　　10月29日，中国代表团坐船抵达神户，受到日本方面总招待水野梅晓、大西良庆等迎接，神户佛教联合会设欢迎会隆重地欢迎中国佛教代表团到日本。
　　因路程太远，倓虚怕晕船，没有跟大家同行，改由陆路，和张景南一块坐火车到朝鲜釜山，再坐船到下关，从下关坐火车到神户。
　　第二天到东京，站上预备了四十多部汽车来迎接，每人给一个牌，对号坐车。
　　开会的人，当天住东京增上寺，庙很大，很干净。日本僧人叫佐伯的，负责来招待代表团，很殷勤，很周到。
　　在东京吃饭时，每顿都吃大米饭，日本人饭量小，他们知道中国人饭量大，特意给多预备了饭。菜也很好，很洁净。吃饭没有汤，饭后以小泥壶泡好清茶每人一壶。
　　11月1日大会正式召开，会期三天。
　　持师在会上被选为教义理事部理事，与当时日本佛教学术界的一流学者们，如南条文雄、木村泰贤、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常盘大定、河口慧海等相识并交流，以及在京都的一次聚会中，日方十多位佛学专家，与中国佛教代表团一起讨论有关佛教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大大地增进了两国学者之间的相互了解。
　　会议结束后，持师一行由水野梅晓等陪同，出发到各处参观考察，为了便于考察时各有侧重，代表团又分为六组，太虚、德智、游如渊、水野梅晓为一组，道阶、镜容、开权、智满为一组，持师、伞弘、曼殊揭谛、觉力为一组，胡瑞霖、韩清净、徐森玉、韩哲武为一组，杨鹤庆、张宗载、冯超如、宁达蕴、刘凤鸣为一组，另外，木下、藤井、田尼、高田诸君为一组，游览日本景致。倓虚因闹痢疾，不能久留，仍与张景南自门司至釜山，坐火车回国。
　　从11月4日到20日的十七天当中，代表团参观访问了东京帝国大学等，据《太虚年谱》中记载，代表团行程如下：
　　4日，中华佛教代表团，由水野梅晓等陪导，出发各处参观。是日，游日光。
　　5日，上午，参观帝国大学。续参观帝国博物馆；往赴日本文部大臣之盛宴。午后，超荐前年震灾之亡者。晚，应府市联合会之招待。
　　6日，参访奈川鹤见町总持寺──曹洞宗本山；及日莲宗本山，立正大学。
　　7日，全团别东京，向名古屋进行。过静冈，有盛大之佛徒欢迎会。抵名古屋，出席市政公会所开欢迎演讲会。
　　晚，宿日暹寺。
　　8日，向福井县出发，晚宿曹洞宗本山永平寺。太虚大师有“永平寺即景”诗一首，诗云：
　　“东亚有高会，红叶正深秋。尘海佛光普，关山客梦悠。久怀永平寺，来作釆真游。一笑忘言说，风徽仰古猷”。
　　9日，抵京都，欢迎者万人。晚宿南禅寺。代表团在东京及奈良参观期间，就以南禅寺为中心。南禅寺曾留居过中国元代普陀山高僧一山，龟山和后宇多两代日本天皇对他敬重有加，1317年时一山圆寂于寺中，后宇多天皇特将其遗骨分葬于龟山天皇庙中一侧，并赐匾额一幅上书“法雨”二字。由此因缘，南禅寺遂尽地主之宜，除接待宿泊代表团员外，还特地重印《一山国师语录》分发给各位团员。后在各方共同倡议下，代表团决定在一山国师墓前修建一座纪念碑，于1927年2月落成，中方赠送《祭一山国师觉灵文》一文。
　　10日，至奈良，参观正仓院、东大寺、法隆寺；回宿南禅寺。
　　11日，参观大谷大学，继参观市政公所，晚宿南禅寺。
　　12日，参观东西本愿寺。继至龙谷大学，次参观妙心寺，回南禅寺。
　　13日，参观石山寺。去阪本港，晚宿延历寺。
　　14日，去日吉，参观三井寺。参礼黄檗山临济大学，次去木幡，参礼王寺；宿信贵山。
　　15日，至奈良，重游东大寺。往参观兴福寺，回南禅寺宿。
　　16日，参礼知恩院、建仁寺、清水寺。参观博物馆已，往瞻礼三十三间堂。回南禅寺。南禅寺为天台一山国师来日开山，中华佛教代表团，特为致祭。
　　17日，全团赴高野山，晚宿龙光院。
　　18日，参礼奥之院，赴金岗峰寺茶会。次出席高野山大学讲演会。金山穆韶讲“弘法大师之密教观”，语中涉及太虚大师之密教评论；大师乃出以温和之应战，讲“金山教授之说与感想”。
　　19日，至大阪，游观天王寺。出席各新闻社之欢迎。晚宿难波别院。
　　20日，回抵神户。赴华侨讲学会之午餐。次在中华会馆，出席中日联合欢迎会。
　　高野山之行，持师特地把自己的上师金山介绍给太虚法师认识。
　　太虚、刘仁宣等于11月21日从神户回国，道阶及宁达蕴、张宗载则到台湾访问，再回厦门，持师仍留在日本，他要继续学密。
　　会议期间，持师结识到一对东京一家食品店的老夫妇，他们是在一次讲经法会上认识的，持师回到东京后就寄住在他们家里。
　　老夫妇俩对持师的气质和勤进好学非常敬重，特别欣赏他的汉文和书法，得知他要留在日本求法，就热情地邀请他住在他们家里，盛情款待，关怀备至。持师在老夫妇家里也留下了一些墨宝，还跟老夫妇全家合影留念，结成了亲密的忘年交。
　　1926年，民国15年，丙寅，33岁
　　持师后来去了新泻县从权田雷斧大僧正学习新义真言宗教义教轨。
　　新、古真言宗的出现是在野、泽十二流之后，在广泽流派中有一位叫觉鍐的，尊唐古传，提倡密修实证，受到鸟羽天皇的皈依，在鸟羽的支持下，于天承元年（1131）登高野山，创建大传法院，并兼任金刚峰寺座主，其时为平安末期。按照以往惯例，金刚峰寺座主应由东寺长者兼任，由此引起高野山金刚峰寺和东寺僧众的激烈反对，并上诉到朝廷。朝廷虽然没有过问此事，但由于高野山僧众与觉鍐一方僧众冲突激烈，武力相向，觉鍐只好率700余僧众移至和歌山县之根来，建圆明寺作为新的传法之地，奠立了真言宗“新义派”之基础，直到觉鍐的四传弟子赖瑜带领僧众把大传法院正式移到根来，标志新义真言宗成立。
　　新、古义真言宗两派的教义分歧在于法身佛大日如来能否说法的问题上，真言宗的传统上一直都认为法身佛大日如来是教主，能向众生说法，但赖瑜认为，法身佛大日如来是永恒常在的“本地身”，不可能使用有限可变的语言说法，主张如来有两种身，一种是“本地身”，另一种是“加持身”，而“加持身”是可以说法的。这种分歧几乎是没有意义和必要的，但依然创立了门派，后又分流为智山和丰山两派，最后，两山派亦分裂，各称新义真言宗智阶派（劝修寺）、真言宗小野派（随心院）和真言宗泉涌寺派。
　　权田雷斧深通显密，尤其精于佛像绘画艺术，著有《佛像图鉴》等著作，持师在权田处，深得权田的喜爱，对密宗及佛教艺术、坛场布供、法器识别等有了更深广的认识。在持师修习到悉地相应之后，得到权田的认可，择日为持师开坛传法，持师从权田雷斧受传法院新义真言宗两部传法灌顶，得新义真言宗传法院流第四十九世阿阇黎。
　　权田在持师离开前也赠送给他自己的著述等。
　　随后，持师又赴京都比睿山延历寺修习台密仪轨。
　　10月，上海佛教界接待了日本佛教团的来访。该团由12个宗派、22名代表组成，他们是：天台宗的梅谷孝水、长泽德玄；古义真言宗的佐伯惠眼、金山穆绍；新义真言宗智山派文屋教晋、高井观海；新义真言宗丰山派丹生屋隆道；临济宗东福寺派尾关本孝；临济宗相国寺派伊藤敬宗；临济宗妙心寺派古川大航；净土宗大野法道、久家慈光；曹洞宗保坂玉泉、安藤文英、织田浩道、今井铁城；真宗本派本愿寺派汤次了茶、朝仓晓瑞，真宗大谷泥大垣圆了、桥川正；日莲宗马田行启和日华佛教联合会联络委员水野梅晓等。他们在上海三天，先后参观、访问了静安寺、玉佛寺、上海佛教净业社、世界佛教居士林、龙华寺、法藏寺、上海佛教功德林、留云寺、佛化教育社等处。上海佛教界代表太虚、谷云、可成、元照、月泉、德浩、王一亭(著名画家，历任中国济生会会长、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上海佛学书局董事长，一生对佛教及慈善事业捐资甚巨)、施省之、关絅之等进行了招待。时持师在日本，故没有在上海见到金山上师。
　　持师在延历寺卒业后回到东京，跟食品店的老夫妇俩再次作别，老夫妇俩送了一本两老六十寿辰的纪念册给他，内有持师与两老全家合影的照片，还有记述持师赴日本求法和他们交往情况的留言。
　　持师离开东京后，再赴高野山，依根本上师金山，受三宝院、安祥寺各流传授及口诀，还补习了梵文文法。
　　1927年，民国16年，丁卯，34岁。
　　金山师目睹持师持躬淑慎，仰契圣心，对于唐代密教宝藏已包罗周密，智总该宗，深以为慰，除赠以机语，更授以高野山古义真言宗中院流引方血脉传法灌顶，所以持师又得到中院流第六十四世阿阇黎位。金山师尽将铁塔正传血统一脉传授于持师，又将各种密教法本、法器物相赠，更为可贵的是金山师将他珍藏多年的日本国宝两幅巨幅曼荼罗和十二天画像，赠给持师带回中国，那十二天画像系日本祖孙三代画师花毕生精力所绘制，精美无比，价值连城。
　　春，持师回国，金山师亲自送持师到轮站，二人拥别，泣不成声。
　　至此，持师身祧真言宗中院流、三宝院、传法流三系灌顶阿阇黎法脉，其中院流古义真言宗引方血脉承传如下：
　　大日——金薩——龙猛——龙智——金智——不空——惠果——弘法（774-835）——真雅（801-879）——源仁——圣宝——观贤——淳祐——元杲——仁海（955-1046）——成尊——明筭——良禅——兼贤——房光——觉善——良任——祐遍——隆辨——定范——赖审——玄海——快成——信弘——宥快——成雄——快尊——良雄——仟遍——严雅——快旻——宥智——良尊——祐范——清融——澄荣——祐遍——周坚——荣雄——宥算——传昌——傅秀——义雄——晃朝——寬传——长观——庆盘——宥永——荣实——传庆——传雄——增意——增仁——鍐识——增应——鍐旭——心猛——阿阇黎金山穆韶（六十三世）——密林六十四世。
　　其三宝院流古义真言宗血脉承传如下：
　　大日——金薩——龙猛——龙智——金智——不空——惠果——弘法——真雅——源仁——圣宝——观贤——淳祐——元杲——仁海——成尊——义范——胜觉——定海——元海——实运——胜贤——成贤——宪深——实深——觉雅——宪淳——隆胜——隆舜——经深——隆源——隆寬——隆济——贤深——澄慧——源雅——深应——雅严——源朝——寬济——有雅——寬順——性善——妙瑞——密门——龙海——隆镇——荣严——智等——阿阇黎金山穆韶（五十世）——密林五十一世。
　　其传法院流新义真言宗血脉承传如下
　　大日——金薩——龙猛——龙智——金智——不空——惠果——弘法一真雅僧正——源仁僧都——本觉大師——禅定法皇——寬空僧正——宽朝大僧正——济信大僧正——入道二品亲王——成就院大僧正——兴教大師——兼海上人——隆海法印——觉寻僧都——贤誉阿阇黎——觉瑜法印——觉禅阿阇黎——经瑜法印——禅助大僧正——印玄上人——道渊大僧正——守融大僧正——觉果权僧正——庆深法印——仲盛法印——信严法印——宥盛法印——真性法印——菊渊阿阇黎——宥严权僧正——信遍前大僧正——孝源前大僧正——赖遍大僧正——秀瑜权僧正——宥证前大僧正——深仁亲王——禅证前大僧正——济观亲王——照道僧正——荣严大僧正——雷斧大僧正——密林四十九世。
　　持师回到国内，时值北伐战争已经从广州起兵，攻占武汉后把广州国民政府迁到武汉来不久。而在武汉发生的北伐军同直系军阀吴佩孚之间的较量，北伐国民革命军以炮击攻下武汉时，洪山的宝通寺及法界宫等，也在炮击中被毁坏，等持师回到宝通寺看到无法恢复的真言宗道场时，心痛不已。后应上海众居士的相请，到上海传授密法，被小南门灵山寺住持相林法师热情挽留在寺内居住。
　　持师在上海功德林为信众讲《仁王护国般若经》和《大日经住心品》，并写成《仁王护国般若经阐秘》四卷和《住心品纂注》二卷。
　　《仁王护国般若经》历来各家注疏最多，但依真言宗密教来诠释的，也只有持师这一篇了，他用浅略和深秘二义来解此经之秘要，融通显密，使弟子辈及后学仁者得益匪浅。可惜，持师的这部阐秘现已散佚。
　　《住心品纂注》，是一部密教的注释论著，住心品是《大日经》中的第一品，也是论述教义的最重要一品，也即胎藏界最重要的一品。持师的这部纂注也是密教著作中仅见的。此篇出版时，有持师的入门弟子欧阳任起莘氏（法名超邃）为之作序，序中说：“当经备诠万德，此品约示一心。云何一心？弘法大师曰：众生自心，即是一切智智。如实了知，名为一切智智。本教诸菩萨，以真语为门，自心发菩提，即心具万行，见心正等觉，证心大涅般；发起心方便，严净心佛国。从因至果，皆以无所住而住其心。吾师持松阿阇黎，久究诸宗，早作暗室明灯，数走扶桑，复启秘藏宝论，佛智内证，方便化他；集诸家之大成，阐三句之妙谛。弟子超邃拜而受之。意在流通，议付剞劂。同门超音、超功二君，属以湖南金光明法会余款，圆此功德。鸠工竟，例出捐资主，乃赵公炎午、叶公竞秋、刘公仲钦。至司校？之责者，则吾弟介繁也。而吾独有不能已于言者焉。《华严经》普贤菩萨曰：一切世间文字所说，皆有齐限，悉不能知如来智慧。师公发趣无上之道，于如来解脱味，不得不赖文字以传。读者依其文持，达于义持。应须增上意乐，勇猛修学。操三业清净之慧刀，斩历劫杂染之种子。六无畏为心源之坚甲，十缘生作心台之明珠。乘此神通，直抵宝所。斯我佛之愿，抑师公之愿也。颂曰：众生无边，愿海难尽，有情利乐，同证法身。佛历2471年，岁在丁卯。”
　　继而持师又在上海净业社讲《菩提心论》，据此写成《金刚顶经菩提心论纂注》。
　　《菩提心论纂注》论述金刚界大意，刚好同《住心品纂注》对应，这样的话，金、胎二部大法的主要精粹就完整了。
　　《菩提心论纂注》同样也是密教著作中仅见的作品。
　　持师每次讲经，都对所讲的经进行充分的研究，而且从落笔成章来看，持师并不随意讲经，他总是十分认真，把要说的说透，把要讲的讲明，不致让人存惑，显见出他高尚的品格，对待学问一丝不苟的精神。
　　冬，持师在上海清凉寺为蒋竹庄（维乔）居士等讲授《十八契印》。
　　在兴福寺《晨钟特刊》上发表《佛教对于人类将来的根本使命》等文。
　　1928年，35岁，民国17年，戊辰，35岁
　　春，在南园简氏故庐（即净业社），为赵炎午、叶香室等传授密法，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其间写成《理趣经释》一卷、《四度加行口诀》一卷、《悉昙入门》一册等论著差不多有二十多万字。
　　《悉昙入门》有北京佛学书局石印本，是持师编辑的一部悉昙学入门之作。
　　常惺法师在云南一带讲经弘法后回到上海，请求持师传授他真言仪轨，皈依了密宗，修学密法。常惺法师十分好学，对持师也敬为师长，经常预列坛场，加行半年得以圆满，而从持师受明（学法）灌顶。常惺法师本想去西藏学密的，后太虚法师致信他说：“融摄魔梵，渐丧佛真之泛神秘密乘，殊非建立三宝之根本。”常惺法师遂没有赴藏。
　　世界佛教居士林组织民佛学研究会，聘请佛学宿德为指导，以研究佛所说法以为修行之津筏为宗旨。研究学科有《大乘起信论》、《解深密经》、《大乘入楞珈经》、《五蕴百法沦》、《八识规矩颂贯珠解》、《唯识方便谈》6种。研究时间为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下午、晚上。指导员有太虚、兴慈、持师、常惺、王少湖、张纯一、聂云台、唐大圆等。研究方法分为研习(由指导员指定一段，令学员自学)、讨论(学员各随己见进行辩论，最后由指导员评判)、开示(指导员对学员在研习和辩论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解释或作主题演讲)三个步骤。
　　1929年，民国18年，已巳，36岁
　　持师为屈文六等居士密宗灌顶，屈文六被称为法贤上师。李隐尘以年来政局多变,也息心从持师学密。
　　夏，朱子桥将军邀请持师去辽宁参加“仁王法会”，持师路过南京时，在古林律寺为程颂云将军授戒。到达北京时，在柏林寺住了一个多月，时常惺法师在该寺创办办佛学研究所，持师留居寺内继续编写《仁王经阐秘》。
　　持师又在华北居士林传法。
　　甘肃泰安成复初居士之子净念居士，从持师学密，法名超健，曾剌血画佛，以朱写经，蒙持师上师遥传密咒，而朝夕持诵。
　　到达辽宁沈阳后，在“仁王法会”开始的那天，张学良将军偕辽宁省长翟熙人入坛场接受持师的护摩授戒。
　　朱将军其时也受持师授戒灌顶，入真言宗嗣，持师赐朱将军法号为超愿。
　　法会结束后，持师赴榆关，为奉直战争枉死者施食回向做超度法事。
　　奉直战争是继直皖战争之后又发生的军阀之间的战争，第一次发生于1922年4月到6月，第二次发生在1924年9月到10月，第一次曹锟吴佩孚的直系战胜了张作霖的奉系，第二次张作霖的奉系战胜了吴佩孚的直系，以吴佩孚率残部2000余人由塘沽登舰南逃而告结束。两次战争死伤达数万名官兵。
　　然后到北戴河避暑，同时进行暑期的演讲，常惺法师也轮流参加了演讲。
　　8月，持师偕朱子桥将军，以及常惺法师随行，拜谒山西五台山，设千僧斋，并为信众结缘灌顶。
　　1930年，民国19年，庚午，37岁
　　4月，持师回到武汉宝通寺呆了一些时间，湖北新洲报恩寺传圣法师念到他的弟子本焕用功恳切，将成佛门栋材，为期他早成正果，破例送他到宝通寺从持师受具足戒，湖北省主席万耀的姐姐，当地僧俗称她为万大姑太的万遐进女居士也资助了本焕从持师受戒。
　　本焕从持师受具足戒后，持师对他说:“要领悟到佛的真谛，必须经过一番苦行修炼的功夫，亲自体验，渐入佛心，没有捷径，只有苦修行，才能达到那种境界。”并指出:“你要多走些名刹古寺，多参拜高僧大德，特别要注意持戒修行。”本焕牢记持师的话，决心在佛门做位大乘修行者，哪怕是历尽种种艰难困苦，也要寻师访道，亲自体验、苦行修炼。
　　持师到汉阳归元寺，在那里讲授《楞严经》。有一天，蔡元培先生带了十几个学生也到寺内入座听持师讲经，他讲经完毕后，蔡先生向他请教哲学与宗教大意，以及用美术代替宗教的利弊等问题，持师为此专门写了《哲学与宗教》一篇给蔡先生作答。
　　道根其时在汉阳归元寺求戒，住禅堂，听圆瑛法师讲《圆觉经》，也随持师、慈舟法师学习五教义等佛学理论。
　　5月25日，中园佛教会于上海觉园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的代表有湖南、安徽、辽宁、四川、浙江、上海、北京、广东、山东、河南、湖北、山西、南京、江苏等省市共38人。会上选举圆瑛、太虚、王一亭、关絅之等36人为执行委员，让之、持师、赵朴初、简玉阶等18人为候补执行委员，谛闲、印光、梅撷云、沈惺叔等12人为监察委员，文质、江味农等6人为候补监察委员。圆瑛继续当选为会长。
　　10月，持师到武昌莲溪寺讲授《仁王经》。
　　莲溪寺1985年起开始辟为尼众丛林，武汉地区各处尼师、各地志愿出家的女青年亦渐云集，晨钟暮鼓，勤修不懈。
　　持师在莲溪寺讲经完毕后，又到南京功德林及居士林讲《住心品》，开示并举行设坛灌顶。
　　1931年，民国20年，辛未，38岁
　　4月，持师去湖北沙市章华寺讲《维摩经》。
　　随后持师又到宜昌居士林讲《大乘起信论》。此论传为马鸣菩萨所著。马鸣认为，世界一切均由“真如”显现，一切众生本来入于涅般，只要深信真如佛性和佛法僧三宝，修六度万行，即可获得解脱。此为大乘佛教的入门经论，通于各宗基础。
　　其时，朱子桥将军发愿要恢复西安大兴善寺的密教道场，函电催促持师前去任住持，但恰遇汉口发大水，铁路被大水淹没，无法启程。
　　大兴善寺，在大荐福寺南面，创于晋初，盛于隋唐，初名遵善寺，亦名舍卫寺，范围很大。唐朝时，大兴善寺在长安外郭城内的靖善坊，面积适占一坊之地。寺建成后，代有重修，同治年间，以回乱，刹宇罹于兵燹，半付灰烬，经住持悟莲等募资重修，始稍复旧观。大兴善寺为唐代密宗道场，开元年间，金刚智、不空、善无畏、三大师尝先后驻锡于此。按长安古刹提要说：“寺在西安永宁门外五里，东南距大慈恩寺三里许，毗罗笈多曾译经其中，诏僧徒二十万实之，招提之盛，甲于海内！”到现在为止，有的碑文上还记载说当年大兴善寺住二十几万出家人，几处开梆，几处上殿，现时民房住处等，全是当时出家人的茅蓬住处，由此可想见大兴善寺为当时唯一首刹，亦可知唐代佛法之盛了。
　　由于持师无法去西安，朱子桥将军只得请谈虚法师出任大兴善寺的住持，并在寺内创办僧学院。
　　时值陕西陕西严重旱灾，朱将军提出“三元钱救一命”的口号，奔走呼号，开展募捐活动，因之积劳成疾。持师去信对朱将军的身体表示了无限的关怀。
　　朱子桥入陕赈灾期间，曾筹集资金，以工代赈，对慈恩寺、塔进行修葺，并实行丛林制度，上殿过堂，使弘法活动走向正常化。在此基础上，朱子桥与李福田、唐慕汾、康寄遥、慈善会诸善长及陕中缁素，共同发起于慈恩寺内创建慈恩学院，成立慈恩学院董事会，共推杨子繁、朱子桥、康慕汾、饶聘卿、江能瑞、李福田、路禾文、雷仲南、壬子瑞、俞欧如、康寄遥等为董事，由江能瑞老居士负责筹备。在此同时，朱子桥开始为学院筹备龙藏一部、大正藏一部、正藏一部、续藏一部，并延聘太虚、持师、妙阔诸大法师主持学院教学工作。
　　10月，杭州昭庆寺传戒的时候，持师被邀前去担任教授。期间，他编写《因明易解》和《三昧耶戒义释》各一卷。
　　《因明易解》对针对陈那的弟子商羯罗主所著的《因明入正理论》而作的诠释论著，采用的是玄奘的译本。对于《因明》这一论，历来注疏也很多，其中以窥基的大疏最为著称，然而此疏早年流入日本后，在国内就湮没无闻了，后之解者并不足取。持师在日本时得以看到了原疏，但因其深奥，所以写了《易解》，为后来研究者提供方便之门。
　　1932年，民国21年，壬申，39岁
　　年初，持师回汉阳归元寺讲《大乘密严经》，并于讲期内传授密部十八道正法。期后持师与僧众合影留念。
　　《大乘密严经》主要阐明如来藏和阿赖耶识之义，并广说密严净土之相。全经分八品，内容叙述佛在超越三界的密严国土升座说法，金刚藏菩萨请示第一义法性，佛以如来藏的不生不灭作答。其次，金刚藏菩萨对如实见菩萨、螺髻梵天王等解说如来藏、阿赖耶识等大乘法相。最后说明如来藏即阿赖耶识、即密严的理由。
　　其时，汪书诚居士请持师到他的私宅为众多信众讲《摄大乘论》及《因明论》。
　　后持师在武昌抱冰堂设真言坛场，先后为湖北省主席夏灵炳和剿匪总指挥徐克成修炽盛光尊胜佛顶大法。
　　炽盛光尊胜佛顶大法，略称炽盛法、炽盛光法。指依炽盛光佛顶如来之本尊，为除灾所修之秘法。于日月蚀、天变地异或风雨灾时修祝此法。炽盛光佛顶尊，自其毛孔流出炽盛光焰，能教令、折伏具有日月星宿等光耀之诸天，故以之为本尊。此法之道场观为：在前结金刚墙，内有大海，海中有宝山，山上有宝狮子座，座上有宝莲花，花上有宝楼阁，阁内有无量之装饰周匝悬列，阁内有大曼荼罗。本尊位上有觘字，字变成金轮，轮变成本尊，毛孔飞光散，首冠五佛相，二手如释迦，本尊放光照诸尊座位。
　　是年，常熟兴福寺大殿重修落成，持师书巨幅抱柱楹联，字体浑劲有力，章法娴熟，那对联的内容也极为大气，上联写“破宇宙人生大谜，舍我佛谁敢置喙”，下联写“证实相色空真理，在诸仁自觉归心”。
　　持师除了在大殿上写有巨幅楹联，在寺内一些地方也留有墨迹，如在寺西面的山麓处有泉水一泓，持师就题了“鍐泉”二字刻在崖壁上。泉边不远处还有一圆亭，持师也书“鍐亭”于内。鍐字，梵语中表智慧，表水。水本清净，乃金刚界及大日如来智法身的一种力量所在，鍐字在梵文中的书写在上面是一空点，表太空，即言说入于太空，离言说之意，所以又寓意此处即金刚法界宫。后山坡上有一小亭，持师在亭内墙上书“日照亭”三字，刚劲挺秀。
　　1933年，民国22年，癸酉，40岁
　　持师在汉口圆照寺讲《金光明经》，并传法灌顶。
　　《金光明经》这部经，与《法华经》、《仁王经》同为镇护国家之三部护法大经。若诵读此经，国家皆可获得四天王之守护。此经的重点在于寿量品以下的四品。寿量品是记叙王舍城之信相菩萨怀疑佛之寿命仅有八十岁时，四方四佛即现身说明佛寿之长远的事迹。忏悔品、赞叹品则谓金鼓光明之教法、金光明忏法之功德。此后之诸品则叙说四天王镇护国家及现世利益之信仰。西域诸国对四天王之崇拜，以及中国金光明忏法之流行，均因信仰本经所致。
　　持师1923年写成的《贤密教衡》一论后来常惺法师交还给了持师，不料，不知给谁抄了去，十年后其年登载在《海潮音》上面了，被广东潮州的王弘愿看到后，写了《衡贤密教衡》一文登在潮州佛化季刊上，文中指责持师叛佛叛祖，为此，持师又专门写了《贤密教衡释惑》予以质疑。
　　《贤密教衡》发表最让持师不安的是稿成后未经审削，对其中非难古人言辞过于疏薄之处，持师也表示深大惭悔，但是，稿文既已登出，持师也愿借此机会发露忏悔，至于显密分镳十心异住的教义，还是心存疑惑，而读了王弘愿的质疑，持师觉得王的论点，并没有解除他的所惑，所以，他仍不能墨守先哲之言，服膺大师之训，再陈所惑，希望王能进一步指教，如果他说的完全是没有道理的，他将“亟火吾书，而听命于十住心教”，如果他说的还有一些道理，则希望王也能给予辨驳，以使他的文章“得尽其义，以备教门之一格”。
　　《贤密教衡》和《释惑》两篇被《海潮音》结集出版，由于右任题“海潮音文库”并落款。
　　两篇的出版，引起了当时佛教界的空前激烈的大辩论，对持师多有指责。但同时，人们也称颂他有一支“金刚笔”，此源自持师在《释惑》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居士命吾于华严中求得印相之法以见告，吾应之，曰有，华严之印，有总有别，总则曰法界印、曰海印、曰弥勒弹指印、曰文殊摩顶印。别则执笔印、按纸印，乃至泉流印、风动印、行住坐卧取舍屈伸印等。凡此诸印，皆一切凡圣天龙鬼神所不能越者也。以执笔印，召请金刚笔，入我心莲华台，从一一羊毛、一一兔毛中，放无量光，照触十方法界，减一切众生苦，还来收一聚，成金刚笔三昧耶形，而加持我，令我于一刹那间，即得华严中金刚笔三昧，我承此如来执笔誓教法印，得于弥勒楼阁中自在行走，无人阻挠，乃至于大日如来法界宫中，金刚萨铁塔之内，亦皆能自在行走，无人阻挠。若不明此执笔三昧印相，虽持如来百千印相，亦不得入真言之门，而为毗那夜伽所执，幽闭于无明之域矣。”
　　持师的这段陈述，佛界诸仁便从此称他手中有支金刚笔，后来他仅用了三周的时间就完成了资料庞大深邃的《密教通关》一书，如果手中没有金刚笔，岂能这样流畅一挥而就？有一次，持师在为孔雀明王开光时，手持一支系有五色丝线的笔，对众人说，“此非妙笔生花之笔，此乃金刚笔也。”
　　对于一些人持王同样的观点，责备持师叛佛叛祖，他不以为然，而是埋首书房，又专心致志地写作了《金刚顶经大教王经疏》。
　　持师的《金刚顶经大教王经疏》是中国仅见的一部对《金刚顶经》所著的经疏，其他的注疏本可能有，但至今不见流传。最为遗憾的，是持师的这部经疏经过文革之后，也已散佚，无法睹其详也。
　　1934年，民国23年，甲戌，41岁
　　持师在武昌莲溪寺讲《圆觉经》，并传法灌顶。此经的内容，是佛为文殊、普贤等十二位菩萨宣说如来圆觉的妙理和观行方法，由唐佛陀多罗翻译。“圆觉”乃真如、如来藏、佛性之别称，佛祖认为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只因有贪欲，才流转生死，如能舍弃情欲、破除迷悟，便能开悟成佛。
　　许华瀚该年4月从香港调回上海工作后，与陈承辉及梁惠慈同在美商所办的中国电气公司工作。陈承辉在1933年的时候已经入室成为持师的灌顶弟子，后介绍许从持师灌顶皈依，持师赐法号超洁。
　　当时陈带许到圣仙寺去拜见持师时，持师问许：
　　“以前有否拜过什么师父？”
　　许回答说：
　　“我的一个廖老师去金山寺出家为僧，法名了缘，是他介绍我拜他的师父相林法师为师的，他住在小南门，是灵山寺的方丈。后来他去了澳门功德林，现在已经圆寂了。”
　　持师说：
　　“我从日本回来后就是住他那里的，为什么我不认识你？”
　　许说：
　　“我每个星期去一次。我看见他房内有个长形的白木箱是日本带来的，竖在墙壁角处。”
　　持师了解了许的情况后，说与他有因缘的，喜不自胜，去披上袈娑就为他皈依灌顶了，并说初入密宗法门，必须先修十八道加行，每日三座，修二十一天。并嘱陈承辉，让他辅导许学习起来。
　　许说：
　　“修三座我有困难，日间我要去上班的。”
　　持师说：
　　“你自己去掌握，修满座数也可以。”
　　陈、许都是工程师，又是广东同乡，英语、古汉语都很精通，跟随持师后又学习梵文。陈承辉天资聪颖，除了通英文，还通德语、日语和世界语。陈因为追随持师时间较早，受持师的恩泽也较多，师徒感情胜似父子。更早在武汉皈依的易蔼如，和陈两人如持师的左右手，常侍左右。他们在持师入坛作法时，都能同时与持师上座修法，熟悉坛场各种庄严法器法物。跟随持师久了，他们也熟教理、解仪轨，许多后来受皈依灌顶的弟子，大都是陈承辉等携扶入门，辅导襄助持师，如修法次第、梵文、真言、印相以及事理旨趣等，并详为讲解析疑。
　　春间，常熟兴福寺春期传戒期间，常熟虞山钱山主请持师为五大士瑜珈焰口中座主法。当时，法界学院的学僧妙生在座边为悦众敲木鱼，对持师用两手做瑜珈密部手印看得很清楚，持师身披祖衣，遮盖密印，旁观者不易见到，正好妙生因敲木鱼靠近法座，才清楚地看到持师完全按照密宗仪轨所做的手印。
　　1935年，民国24年，乙亥，42岁
　　持师到汉口九莲寺讲《维摩经》，并传法灌顶。
　　持师后随默满大师回荆门沙洋故里，写诗赞颂贺龙将军率中国工农红军九师攻克沙洋，建立苏维埃政权，其中有“谁知骤雨狂风势，为迎降龙伏虎人”之句。
　　潭月（1870-1950）于持师之后继主兴福寺法席。潭月续办僧教事业，樽节钵孟之资，修建空心亭、日照亭、山光道，以彰常建诗意，为丛林增色。又兼为西山宝岩寺住持，兴建普光明殿、观音殿、地藏楼等。其弟子默如法师去台湾后，研究佛学，颇有成就，著有《默如从书》五卷，《金刚经辑要》一卷行世。
　　1936年，民国25年，丙子，43岁
　　3月，持师决定再去日本，采购各类密宗法器以备重建真言宗道场之用。汪书诚居士随行，陪持师周游了日本全国。看到在日本的许多故友都已相继去世，持师感慨唏虚，弥增叹息。
　　有一天夜里，持师似睡非睡间，看见宏大庄严的坛场，光明璀灿，香花灯搽、种种阏珈，陈列整齐；坛中，金山师微笑着对持师说：“汝终年弘法利生，显密双修，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并悟证金、胎不二，定慧即一。今与汝授记，将来成佛，号曰‘松华如来’，今请汝本尊不动如来为汝作大灌顶，海会众圣咐嘱证明。”
　　又说：“汝将来有金刚力士、部母、众位菩萨辅佐……。”
　　霎那，金山师上方，不动明王及诸圣众从云间幡盖而降，并从诸莲华座中流出甘露，化作光明，照于持师之身，本尊上师慰语相加，鼓励他“百尺竿头不断向上”，持师顶礼，感谢佛恩加被及授记，遂发大誓愿，曰：“松华如来发愿于南方庄严满月世界，作为依报。以十种大愿摄引众生，上报下化，永无穷尽。”
　　此时，天花四飞，天乐妙舞，均为此庆典赞喜。
　　持师醒来时，坐于原榻，梦中之事，如在眼前，但他已获知金山上师已于年前赴印度考察时入寂涅般了，而今又特为弟子回来日本授记、咐嘱，请不动佛及众圣灌顶、证明，不由得悲喜交集，泪如泉涌，伏地叩送，礼谢不已。
　　此时，汪书诚还鼻息隆隆，酣睡不觉，而持师亦从未将此事泄露于人，直到晚年所著的《师华如来密因修证了义经》及《满月世界依正庄严颂》诗稿中，才记叙此始末，为弟子们等发现。
　　4月，持师回到上海，朱子桥、王一亭、屈文六、太虚、圆瑛、朱子桥、江味农、范古农、赵朴初、简玉阶、关絅之等229人和14个佛教团体联合发起，组成了163人的理事会，请持师在觉园上海佛教净业社建“丙子息灾法会”。
　　其时全国多地暴洪肆虐，灾情严重。持师念及少时受汉江洪水灾祸及乡里飘尸无算，自己因此出家学佛，以觅长生之术，而如今早已将普度众生为已任，众生之苦亦即如同身受，悲心起处，法会不日建立。由5位大师主持法事，其中持师任东密主座，修尊胜佛顶陀罗尼法，禳灾祈福，国泰民安；荣增堪布任藏密主座，修大威德息灾大法，觉拔堪布修大威德五部大法；能海大师讲演《菩提道次第论》；常惺大师讲演《华严经行愿品》。
　　这次法会，讲经三座，修法五坛，会期内每日参加之缁素众多，乃上海近代佛教史上空前的一次大法会。上海一时如此盛况，佛教界人士奔走相告，是从唐代惠果在长安主法以来，迄未见过如此庄严胜妙的道场，而今上海有唐密的坛场密法，实令沪上人士大开眼界，广种善根也。会期毕后，主修、助修和承侍全体共18人摄影留念。
　　会毕时，持师在他的一张彩色像片上题下一首七绝诗，诗云：
　　挂锡何尝有立锥
　　衲衣钵袋自相随
　　唯思法乳恩难报
　　一卷真言却付谁
　　6月，持师赴汉口九莲寺讲《金刚经》，并灌顶修法七天，持师据此写成《金刚经浅注》二卷。
　　《金刚经》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又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早由后秦鸠摩罗什于弘始四年（402）译出。1卷。以后相继出现5种译本：①北魏菩提流支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②南朝陈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③隋达摩笈多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④唐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即《大般若经》的第九会）；⑤唐义净译《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另外，还有藏文、满文译本等。此经以一实相之理为体，以无住为宗，以断疑为用，以大乘为教相。卷末四句偈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被称为一经之精髓。意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空幻不实，“实相者则是非相”，认为应“远离一切诸相”而“无所住”，即对现实世界不执着或留恋。由于此经以空慧为体，说一切法无我之理，篇幅适中，不过于浩瀚，也不失之简略，故历来弘传甚盛，特别为惠能以后的禅宗所重。
　　持师花三周时间写成密教名著《密教通关》，作为近代密教不可多得的入门书包含了持师学贯显密的精深学问。
　　其时，适逢湖北省主席杨永泰遇害，应家属的请求，持师为其普结法缘，灌顶修法七天。
　　1937年，民国26年，丁丑，44岁
　　早年，持师的《摄大乘论义记》让太虚法师和欧阳竟无大师为之倾服，自此以后，太虚法师对持师倾心相交，常邀之讲经论佛，而欧阳竟无大师对持师十数年来的行踪也倍为关注，或许持师的题照小诗他已有耳闻，国内战乱迭起，以致持师也居无定所，也无法安心作书立说，深感不安，所以，欧阳竟无大师决定要在上海为持师觅一处安静之处让持师可以有立锥之地。他找了不少地方，最后在淡水路57号找到两厢一厅的楼屋，于是，他出巨资8000银元购下并改建成一座寺庙，并亲自题书“圣仙慈寺”四个字在门眉的匾额上。寺庙于年初改建完毕后，欧阳竟无请持师迁入居住，持师感激万分，对欧阳师的资助之德，知遇之恩，永铭胸怀。
　　持师的法弟惠宗法师在杭州昭庆寺任住持，听到持师居处有了着落，就带着他的法徒度寰来到上海，也定居于圣仙寺中，并出任圣仙寺住持，操持寺务，让持师安心著述修持。
　　由于寺院收入微薄，就在厅前原有的花园的地方辟为关帝庙，供信众来庙中烧香敬关帝。关帝庙的名气后来越来越响，以至于知道圣仙寺的人倒不多了。
　　常熟兴福寺法系中的诸上人都跟持师很亲，潭月及其法徒苇乘等也常来圣仙寺里卓锡，举行一些佛事活动。
　　陈承辉此时又引见他的一位同事叫梁惠慈的从持师学密，法号超愍。比梁惠慈早皈依的弟子的还有陆双扶、王智圆、葛昌权、张竞亚等师兄。
　　梁惠慈从持师后也学习梵文，修十八道契印。
　　胡建宁就住在关帝庙隔壁不远，这时候他尚幼小，二岁半时患脑膜炎后造成左足行动蹒跚，说话不清。他的祖母带他到关帝庙拜佛，并过继给“关圣”，虔诚地向寺主惠宗和持师请安。以后，每逢过年时，庙里总是送他一碗长命八宝饭。当时，胡建宁看着这碗饭，可以呆呆地为它着迷，莲子是白的，枣子是红的，还有中间嵌着椭圆形的长生果仁及尖型瓜子仁，还有许多红黄蓝绿各色的瓜丝。再看饭碗也是彩色的瓷碗，碗外写着“长命富贵”这样的红字，碗上还有用红纸剪成的图案覆盖，这些便构成了一幅绚丽的色香俱全的图画，从而打动了胡幼小的心灵，使他对祖国的民间艺术格外钟情。
　　持师看见胡对绘画十分喜爱，就非常高兴地从书橱里取出一些有关佛像绘画资料给他看，并讲解怎样识别各种佛像的特征，教导他掌握绘制佛像的基础知识和技法。
　　后来，持师看到逐渐长大的胡建宁也很有进取心，就让他皈依灌顶，授他技艺印明，胡从此受持不辍。持师从日本带回的权田雷斧上师的《佛像图鉴》也介绍给他学习。胡后成为国内外著名的佛教建筑绘画艺术家，并任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国人对日寇入侵中国无不义愤填膺，持师发起上海各界，在上海觉园为政府建百日调伏法会。国府主席林森派参军长吕超，及函嘱王一亭、屈文六等居士入坛代表致敬。各地前来祈求和平安乐的四众弟子也络绎不绝，排队入坛，要求皈依，结缘灌顶者难以计数。这次盛大的法会，庄严道场，爱国爱民之举，赖持师之功也，唐密也因此得以继续振兴。
　　面对日寇的侵略，而国民党又无心抗日，持师在兴福寺时悲愤地写下一副对联：
　　“平原长牧马，大道久亡羊。”
　　此墨宝后来一直悬挂在常熟佛协的办公室里。
　　冬，班禅大师卒于青海玉树。
　　1938年，民国27年，戊寅，45岁
　　夏，持师为班禅国师追悼会，在上海净业社讲《胜蔓经》，并据此编成《浅注》二卷。
　　是年，有杨俊生者，江苏淮安人。早年为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开始，即回国参加革命。民国5年（1916年）入东京帝国大学船舶工学科学习，民国9年毕业，任长崎三菱造船设计课工程师兼三菱工业学校教师。民国13年回国。民国15年10月在上海创办大中华造船机器厂，先后建造了“永安”、“长风”、“大达”等9艘长江客货轮和“天行号”破冰船，为宁、赣等地建造钢结构厂房、储油罐、油地闸门和铁路桥梁。民国25年工厂改组为中华造船机器厂股份有限公司，继续担任厂长。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工厂被日军占领，职工解散，日军参谋长富多城一要他出任江南造船厂厂长，说他在日本留学，娶日本妻子，理应为日本效力。他严词拒绝：“日本的教育是忠君爱国，中国虽无君，国犹在，我爱她，如中国杨俊生留日学生都当汉奸，岂不是日本教育的耻辱。”为表示决心，毅然拜持师为师，身披袈裟在家参禅读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