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有慈云庇人间――记重庆慈云寺方丈惟贤老法师

犹有慈云庇人间――记重庆慈云寺方丈惟贤老法师
　　◎廖自力
　　二〇〇年六月四日，借重庆罗汉寺智丰大和尚升座因缘，我随《香港佛教》杂志总编辑秦孟潇居士、执行编辑张芸居士等一行，来到美丽的山城重庆市。在短短的四天时间里，多次亲近当代著名高僧、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重庆市佛教协会会长、慈云寺方丈惟贤长老。对秦老来说，是故地见故人，百年如一瞬；对我而言，则是吉时闻吉音，一瞬似百年。
　　多有见闻感慨，兹录如下。
　　弘人间佛教　扬太虚精神
　　刚下榻酒店，秦老就急着想见老学长――惟贤长老。
　　随行人员说：“惟贤长老房间现在有很多人！他说晚上来见你们。”
　　到了晚上十点，惟贤长老仍未来。期间秦老不断地问：“惟贤长老怎么还没来？”最后随行人员说：“惟贤长老怕影响秦老的休息，明天上午再来。”
　　秦老和惟贤长老当年同是太虚大事创办的汉藏教理院的学生，尽管五十多年来，一个在大陆饱受牢狱之苦却不改初衷，坚定地弘扬人生（人间）佛教，一个在欧风美雨的薰陶下始终不忘太虚大师的教导，坚定地实践佛教人生，师出一门，殊途同归，其同窗同道情谊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天上午早餐后，惟贤长老准时来到秦老的房间，惟贤长老马上就要过八十八岁生日了，但他的精神矍铄，声音爽朗，思维敏捷，幽默风趣。他坐在我们面前，既像一部历史典籍，也像一部开心词典。
　　寒暄没几句话，惟贤长老的话头便落到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上。他说：“我们现在要讲，就要讲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要写，就要写太虚大师的爱国精神。”
　　他说：“当年太虚大师创办重庆汉藏教理院，培养了很多学生，很多都成了高僧。像法尊啊、法舫啊、印顺啊……”
　　秦老忙接口说：“还有您老人家。”
　　惟贤长老笑着说：“我不算什么，小学生！”
　　在坐的南京毗卢寺方丈传义法师说：“我的师父茗山法师，也是太虚大师在武昌佛学院的学生。”
　　惟贤长老说：“我到汉藏教理院时，只有十多岁，太虚大师给我们讲菩萨学处、入菩萨行、人间佛教等，他经常叫我到他的精舍去开小灶，就是个别教育，问我戒律学得怎么样，唯识学得怎么样，有什么问题……”
　　秦老说：“你是智慧第一。”
　　惟贤长老（一笑）接着说：“后来太虚大师离开了縉云山，去了上海，我们还经常通信。”
　　谈起恩师太虚大师，惟贤长老充满着缅怀之情。他说：“现在中国的佛教教育，都离不开他这个人间佛教的系统。为了实践这一理念，他创办了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解放后中国佛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法尊法师，都是这个系统传承下来的。可以这样说，没有太虚法师人间佛教的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佛教。”
　　惟贤长老说：“武汉武昌佛学院，有个静莲庵，后面有座塔，里面有太虚大师的舍利，还有许多法器，是太虚大师的真身舍利塔。文革时期，那里是一个兵工研究的地方，所以没有遭到破坏。”
　　秦老说：“香港也有一座太虚大师的舍利塔，年久失修，只有一个老和尚守护，真的应该发心把它修缮起来啊。”
　　我心下思忖：太虚大师当年提出的人生佛教（后发展成为人间佛教），本意是要将佛教从鬼神信仰中拯救出来，认为佛教是人的佛教，而不是鬼神的佛教，人成即佛成。而现在一些学人，却妄以为佛法在人间，乃是教人不要出离，以致于身虽出离，而心不出离，实在是大谬也。
　　我因五月份去了趟韩国，参访了韩国的一些寺庙，有两个深刻的感受，一是韩国的佛教仍秉承大唐古风，注重真修实学，不做佛事经忏，应是人间佛教的典范；二是韩国的政府，把寺庙当成中小学生学习的基地。我们所到的寺庙，到处都看到成群结队的中、小学生，有组织地参观、学习，而绝非只是一个旅游景点。
　　我把这些见闻给惟贤长老说了。惟贤长老高兴地说：“我到韩国去参访时，见到韩国的文化部长，他跟我说了一幅对联，叫做：佛音广扬三千界，法水奔流五大洲。佛法在人间嘛，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佛法，有苦难的地方就会有法音。”
　　正是：佛法在人间，世出不二音。
　　苦海作舟楫，光明破迷情。
　　荷如来家业　行菩萨大道
　　第二次与惟贤长老叙谈是六月六日下午。当天上午，罗汉寺举办了智丰大和尚升座法会。
　　落座后，南京毗卢寺方丈传义法师说：“升座法会非常圆满。”
　　惟贤长老说：“这是一个盛会。”
　　秦老说：“是罗汉寺解放以来的第一大盛会。”
　　惟贤长老说：“一是政府的支持，二是诸山大德的支持，三是大居士的支持。”
　　传义法师说：“还有您老佛光普照。”
　　惟贤长老对传义法师说：“五月份你们药师殿开光，曾答应要去讲经。因为病了，没有参加到，很对不起。”
　　传义法师说：“佛教讲因缘，您以后还是要去毗卢寺讲经的。”
　　惟贤长老说：“会有因缘的。当年太虚大师在南京的时候，给蒋介石讲了心经。蒋介石听了以后，召集国民党五大院的院长都去听。太虚大师就给他们讲了《佛陀学纲》，就是在毗卢寺讲的，影响很大。太虚大师创立的世界佛教苑，中国联络处也是设在毗卢寺。”
　　秦老说：“前有大师，后有来者，中国佛教的中兴，就要靠传义法师这一代年青的法师了。”
　　惟贤长老对传义法师说：“你是一个罗汉相。”
　　秦老对惟贤长老说：“您是当代第一阿罗汉。”
　　又说：“罗汉是供起来的，不动。您这个罗汉到处走动，是菩萨，走动的罗汉就是菩萨。”
　　惟贤长老说：“学佛就是要学菩萨，当年太虚大师教我们入菩萨行，既要有菩萨慈悲济世的情怀，还要有敢于担当的精神，这样才能荷担如来家业。他自己就是一个敢于担当的典范……”
　　大家都恭敬地倾听惟贤长老的开示。惟贤长老说：“抗战后期，国民党的军政府很极端，拉青壮年僧人去当壮丁。我晓得这件事后，就向太虚大师禀报，太虚大师听了后忿气得很，他就马上给蒋介石写信。他说这是对佛教很大的侮辱，他说可以组织僧人去搞救护，哪能拿枪直接上前线呢？他说，这个愿望达不到，我情愿拼掉这样老命。他给蒋介石上书，我是亲眼看到的，我是历史的见证人……
　　“我当时也跑到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去反映情况，当时一个官员说：‘你们为什么不振作起来？’太虚大师听了我的禀报后，对我说：‘下次见到那个官员，你就这样跟他说——一个强者，一个弱者，强者把弱者压在地上。弱者在地上呻吟，强者反而说：你为什么不自己起来？弱者说：你把我压在地上，我怎么起来嘛。’太虚大师说：‘你去讲给那个官员听，就说是我讲的。’你看他的精神多了不起。蒋介石看了太虚大师的信后，马上责令军政部改正，使许多僧人幸免于难。”
　　秦老说：“当时有一位法师，叫悲观法师，他当时是搞救护的，从上海到武汉，一直到重庆，最后去了台湾。由于太虚大师的呼吁，僧人的命运改变了，他就把自己的名字给改了，改叫乐观法师。”
　　惟贤长老说：“当时重庆的情况非常糟糕，经济给封锁了，粮食很困难。太虚大师就突破这个封锁，向国家呼吁。在他的呼吁下，国家给了很大的帮助，缙云山的补给源源不断。当时重庆是陪都，政治界、文化界、经济界的名人都去见他，缙云山成了文化名人集中的地方。”
　　传义法师说：“听了您老的开示，真是不虚此行，对太虚大师也更加敬仰。”
　　正是：一山入青天，万流归碧海。
　　万事随烟散，真心付如来。
　　淡宁契佛旨　明敏融真如
　　六月八日中午，惟贤长老在饭店设素宴为秦老一行饯行。寺院里给惟贤长老准备了几道私房小菜，惟贤长老也叫侍者一并带到了饭店。饭店的菜尚未上来前，惟贤长老便站起来，用汤匙将私房小菜分送给大家。
　　我笑着说：“长老施食，既施法食，也食段食，连私房小菜都施出来了。”
　　惟贤长老说：“我是供佛呢，你们都是未来佛啊。”
　　席间，有人谈起当前佛教一些令人忧心的现象。秦老禁不住激动地说：“我要炮轰！”
　　惟贤长老说：“不要炮轰嘛，战争都过去了。”
　　秦老说：“当年，河南开封的相国寺，庙产都给人占了，在庙里搞舞厅。庙里的和尚都没办法，无可奈何。我就是用炮轰把它轰下来的。”
　　惟贤长老说：“时代不同了，要与时俱进啦。以前要用‘炮轰’才能解决问题，现在用春风细雨也可以解决问题嘛。”
　　秦老说：“当年太虚大师护持佛教都能以死相拼呢。”
　　我说：“秦老是要示现忿怒金刚相。”
　　惟贤长老说：“还是要讲和，最好是示现慈悲菩萨相。要以温和之笔，写锋利之文。”
　　我趁机说：“能不能请惟贤长老题个词？”
　　惟贤长老爽快地答应了，向侍者要了张便纸，写下二行字：
　　以温和之笔
　　写锋利之文
　　惟贤长老说：“当年太虚大师为汉藏教理院题写了院训，叫做‘淡宁明敏’。什么叫淡呢？淡就是要淡泊，不要被物质所俘虏，这是讲戒。现在有些人，他知道佛教很好，他想学佛，但他不想持戒，这哪行得通呢？学佛就是要持戒第一。什么叫宁呢？宁就是宁静，宁静致远嘛，这是讲的定。学佛要修禅定。明呢，就是明白，这是指慧。做个明白的人不容易啊，很多人迷了一辈子都不明白，总在轮回之中。要明白什么？要明白因果，明白事理。明白了就是开悟。不明白就是痴迷。再说敏，敏就是讲什么呢？敏，就是讲敏锐、敏捷、灵敏。这是指行。要做到灵敏通达，很不容易啊。譬如说，同样的一句话，跟甲说是对的，跟乙说就不对；今天说是对的，明天说就不对；在这间屋子里说是对的，在那间屋子里说就不对。为什么呀？要当机呀，是人弘道，不是道弘人。所以这个行一定要灵敏通达。”
　　说到此，惟贤长老停下来，问我：“淡宁明敏，你记住了没有？”
　　我说：“我都记在心里了。”
　　惟贤长老语重心长地说：“记住就好，你们都要记住，这四个字，影响了我的一生啊。你们不但要记住，还要宣扬出去。”
　　大家都说好！
　　我深深地感恩惟贤长老的当机言教。我也深信，太虚大师在战火之中播下的菩萨学处的种子，通过惟贤长老等老一辈高僧，和新一代大德们的努力，必能在当前乃至久远的将来，都会、都能、都将开花结果，且永世不竭。
　　正是：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有菩萨之行者。
　　又曰：淡宁契佛旨，明敏融真如。
　　碧海证自性，丹心印太虚。
　　(本文载于《香港佛教》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