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丘尼身分与寺院生活形态的改变

比丘尼身分与寺院生活形态的改变
　　作者： 李玉珍
　　寻求有意义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构成学士尼集体出家的重要动机，不仅反映这些女大学生的主观意识，并且也显现近来比丘尼生涯的实际转变：一个都市化和事业化的僧侣生涯已经成形。梁湘润出版的《台湾佛教史》在列举战后台湾佛教的发展与转变时，即举出两项非常有趣的指标：比丘尼开车和比丘尼经营佛教文物处。梁湘润似乎认为比丘尼应该是不食人间烟火，或者是远离尘世的，但是当代比丘尼的活跃却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国际会议上，常见具有博士学位的台湾比丘尼在台上发表论文，而筹划执行整个会议的比丘尼，则佩戴手机、麦克风，遥控整个会场的进行。以往人们常见瑟缩于市场一隅托钵的尼众，以及车站墙角下，一橱杂乱无章的善书，如今台湾比丘尼则定期于国父纪念馆举行讲经法会，手提电脑、传真机、手机、书包，奔波于佛教出版社和校园之间的比丘尼更成为台湾的街头一景。和以往凄清的丧葬场地不同的，现在都市道场与证券公司与广播电台比邻而居，提供上班族一个午间暂时休憩心灵、享受免费素食，下班后学佛、习禅的方便。而穿梭其间的男女志工如众星拱月，分担许多杂务，使比丘尼专职仪式和修行指导等工作。台湾比丘尼的能文能武，于台湾民众的宗教生活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
　　目前除了第一位博士比丘尼恒清法师任教于国立台湾大学之外，慧岩、依昱、依法、依空、见晔、见咸与昭慧等法师亦分别任教于个大专院校（同辈僧众方面则仅有惠敏与慧开法师担任正式教职），此外还有无数的比丘尼投入推广佛教教育。佛教青年会的比丘尼担任专业辅导监狱受刑人，还有长年从事盲胞教育的证莲法师，创办爱盲协会。除了传统的幼儿园，有的比丘尼也经营中小学生的课业辅导班；香光尼寺的比丘尼开始教导失学老人的识字班，小区的佛学班，教材均以佛教经典为教材；灵鹫山无生道场的尼众建设世界宗教博物馆。此外，无数的中小学老师，每天在教室黑板上抄录证严法师的一句话，作为学生的道德教育。一扫以往出世离群的传统形象，台湾比丘尼成为推广现代佛学教育的重要执行者。
　　1990年由《福报周刊》举办的十大佛教领袖调查，最能数量化的显示台湾比丘尼社会形象的改变。这是第一次进行的全岛性调查，而且仅此一次。《佛教周刊》邀集岛内16位著名佛教学者、佛教杂志主办人、佛教艺术家、记者和教界长老组成一个评审团（清一色男性），针对近年来佛教界的发展，选出十位当年度最具影响力的佛教领袖。
　　由于星云法师领导的佛光山，尼众向来高达82%，而且担任要职，而圣严法师的农禅寺和中华佛研所尼众亦达75%，因此台湾前五名最受推崇的佛教领袖，其实表彰了台湾比丘尼个人和团体与日俱增的影响力。至于证严、晓云和恒情法师，则于医学、理工、佛学各方面，促进佛教大学的成立，堪称专业性的社会代表权。作为一个成功的社会运动者，昭慧法师善于运用犀利的笔锋和灵活的组织动员力，屡次成功抗议媒体中滥觞的僧尼刻板印象（如思凡事件中思春逃寺的小尼）。这些比丘尼的领袖特质不仅代表出家女性在台湾佛教界中的地位与日俱增，也揭示她们的社会活动力大幅增长，与以往的出家女性大相径庭。
　　战前台湾佛教女性罕有如此活跃的社会活动力，基本上，女性的出家生活被归类为个人的、与世隔绝的。即使上世纪70年代以前，台湾比丘尼的社会影像仍然十分隐涩模糊。老照片中所捕捉的尼众影像往往是孤零零一个人站在一堵灰色的墙边，或者背着手、手上拎着一只空碗，漫步在暮色中的一个背影。相形之下，同时期的修女影像则十分热闹，譬如一幅署名屏东三地门的相片中，四位修女站在车牌下一起研究观光客的留影墙，风鼓起她们黑色的头罩和洁白的裙裾。虽然相片以观光客为题﹐但是笔者认为这些修女并不是观光客，而是到偏远山区济贫、抚恤孤寡的宗教家；她们代表传教士对台湾原住民生活或其它弱势团体的关怀和积极的入世行动。尼众和修女参与社会关怀活动的对比是如此强烈，连证严法师成立慈济功德会之初，也感受到这种差别。她在接触修女之后，更慎重考虑到出家济世的重要性。稍晚，当悟因法师在文藻外语学院外、泥泞的稻田中挥汗耕作时，她也常常抬头凝望隔墙楼上的教室里，神情优雅、服装洁白的授课修女。悟因法师后来创建了香光尼僧团，栽培优秀的宗教师来推广佛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