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佛教高僧的顶相造像
台湾佛教高僧的顶相造像
◆ 陈清香
为佛教高僧或宗门祖师图画其容颜或雕塑其形像,以供后代法裔、信徒瞻仰供奉者,自古以来,一直是表达对祖师崇敬心意的一种方式。就平面的图画而言,高僧祖师的肖像画,谓之顶相。描绘顶相,通常是由当世的画家在祖师生前,即先予以面对面的写真,以素描手法摩写真容。现存史上流传最早的顶相遗作,为唐代画家李真为密教祖师善无畏、金刚智、不空金刚、一行、惠果等所画的真言五祖像,画迹由日僧空海携回京都,如今成了日本文部省指定的的国宝。
真言五祖像是在长安画的,画中的五位祖师,前三位是印度人,后二位是唐朝汉人,都是平面的顶相。至于立体的顶相造像遗例,以鉴真大师像为最古老。鉴真大师是唐代扬州大明寺的高僧,为了将佛法传到日本,从泉州出海,曾经五度航海失败,虽失明,仍不改志,第六次终于成功的登陆日本,在奈良建立了唐招提寺,将律宗大法流布到东瀛。大师的门人以夹苎漆的手法为大师塑像,捕捉住大师坚毅不拔的传法愿力与神情。此鉴真顶相塑像尚保留至今,同样的,也成为日本文部省指定的的国宝。
顶相造像遗例,尚有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内,所保留的唐代该寺住持愿诚法师塑像,十分传神写实。
以台湾佛教史而言,早期明郑永历年间,不少明末遗臣或抱淑世度人襟怀的高僧,纷纷来台,他们或变服为僧,或日课佛经,以所住的馆舍为寺庵,佛教的种子点点滴滴的在宝岛上播种下土。到了清代,除了一些丛林佛寺,是由戒行精严、勤修苦行的沙门比丘开山创立之外,清廷往往又派遣一批临济宗的高僧,由福建来台驻锡天后宫的道场,因此供奉妈祖为主神的宫庙,往往后殿或偏殿兼设观音殿供奉观音。而同时整个宫庙也延僧住持,住持圆寂时,另设开山堂立牌位,书写法号,莲座并奉香炉,以表法脉代代相传。
明郑时代最初渡台的高僧,由于年代久远,史事多半湮灭,高僧祖师容颜无从追寻,而清康熙以后的一二来台僧侣,却意外的留下了顶相造像,如北港朝天宫的开山树璧和尚像、第二代能泽和尚像,便是早期珍贵的祖师顶相遗例。
依北港《朝天宫志》所载,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佛教临济宗第三十四代禅师僧树璧奉湄洲妈祖尊像来台,在诸罗海口笨港登陆,获当地居民的崇信,遂捐地立庙,是为今日北港朝天宫之始。其后笨港日益繁荣,信徒将小庙易茅以瓦。雍正八年(一七三○),诸罗县令冯尽善批准树璧在笨港溪设渡口济行旅,所得之资可作寺庙香灯。推算之,树璧自渡台开山以来,至少超过三十六年。小庙从零开始,到初具规模,树璧主持法务,必是事事躬亲,诸苦备尝。
树璧以一临济宗禅师却托身于妈祖庙任住持,似乎不符合佛教体制,但却是清代台湾所立宫庙的普遍现象。究其原因,一者,自宋代以下,民间信仰呈现儒释道三家相互混和的现象,二者,清廷以皇帝的命令下达所致,树璧之渡台,有可能受命于朝廷。树璧虽驻锡妈祖庙,但所推行的,必是佛法,今朝天宫尚遗留一只树璧当年所使用的陶钵,陶钵的外缘,仍刻有《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全文,(见图一)就是明证。
树璧禅师圆寂后,信徒感念其德泽,除制木质牌位,刻字曰:“开山第一代圆寂比丘上树下璧钦公莲座”(见图二)之外,另又特请匠师雕刻其顶相,一同供奉在开山堂之中。其中顶相造像(见图三)依树璧禅师生前全身的容颜法相而刻,法像作倚坐姿态,像中颜面五官,已经完全熏黑,但依稀仍可瞻仰到高广的额头,下垂的眼窝,突出的颧骨,凹陷的脸颊。禅师身上所著僧袍,交领不显著,外无水田衣,袖口宽广,及于椅背,僧袍覆盖足裸,从褶文中表现了腹部及腿足。从其微突的腹部,与一上一下的手势看来,那是一种比较自在的姿势,推测在未圆寂时,已先行就日常生活的状貌而刻的。
第二任住持为树璧弟子能泽和尚,约在乾隆年间,曾被彰化县令礼聘兼彰化县僧纲司事,总管虎尾溪以北宗教事务。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能泽又主持本宫的修庙大事,从设计规画、劝募缘金,到扩建修缮殿宇等,工程浩大。能泽有徒五人,均能继其衣钵,或被推荐住持他庙,传衍临济法脉。
能泽亦有木质莲座与陶塑的顶相流传下来,莲座上的阳文刻字曰:“清临济正宗三十五世三代大祖重兴北港宫彰化县总持司事□能泽公莲座”(见图四)。至于陶质的顶相(见图五)则呈现了标准的禅僧风貌,为双腿结跏趺坐,双手结禅定印的姿势,其顶门光头无发,额头高广,双目垂帘,坐姿端庄,表现智慧和定力,身著交领右衽的僧服,僧服上加彩釉,十分亮丽。
北港朝天宫保留的清代祖师顶相造像,十分珍贵。至于日治时代所制作的高僧顶相,则遗例较多,兹举数例,以享读者。
如基隆月眉山灵泉禅寺开山善慧大师的顶相造像,就供奉在其开山堂中。按善慧大师,俗姓江,清光绪七年(一八八一)生于基隆坎仔顶,九岁至十五岁学习汉文,十六岁至二十岁皈依龙华斋教,并接触佛法,二十岁赴福建鼓山涌泉寺礼景峰老和尚出家受具足戒,返回基隆后,二十四岁时创立了月眉山灵泉禅寺,尔后数十年间,全力投入该寺的寺宇建筑与法务推展,一度使全寺僧尼达五十人,信徒两千人的盛况。大师创建之初,沿袭内地丛林禅寺的布局,建天王殿、客堂、舍利殿、大雄宝殿、大禅堂、讲堂、功德堂、开山堂等。大师更于大正元年(一九一二),赴东京,恭请全部《大藏经》返台,两年后,更亲往印度,迎请十一尊玉佛来台,将其中八尊分送岛内各道场,三尊镇本山。大师更兼任福建省佛教会会长、住持福建鼓山怡山重庆寺、住持南洋极乐寺,在岛内则创办曹洞宗佛教中学林,重兴法华寺与弥陀寺,担任南瀛佛教会理事、杭州日华佛教会会长等职。
善慧大师为当时台湾四大名僧之一,也将基隆月眉山发展成四大法脉之一,与本圆法师的观音山凌云禅寺、觉力法师的苗栗法云寺、永定法师的大冈山超峰寺等齐名。
善慧大师圆寂于一九四五年,门人信徒为大师所铸造的顶相铜像(见封底),供在开山厅,顶相与真人等量身高,反映了大师清矍略微消瘦的容颜,具慈悲又睿智的神韵,全身作端身结跏趺坐之姿,衣著内穿交领右衽僧袍,肩上外披披巾,搭挂袈裟则在左胸以挂勾勾住衣角,垂衣覆盖膝足。大师右手握如意柄,左手托高,全身顶相威仪具足,显出了一代大师事功与学行兼备的圆满风采。
善慧大师的顶相宝座两旁有当年普陀山法雨寺常住所撰的挽联,曰:
善慧老和尚西逝
善心辅法雨功绩万世不朽
慧力启灵泉德业千古常昭
普陀山法雨常住拜挽
善慧大师是以开山祖师弘法的事功,赢得后人的尊崇,因而造立顶相供奉之。
而非开山祖师以其感人的度众事迹,也能触动信徒的发心,为祖师塑造顶相,永充供养。台北艋舺龙山寺福智和尚纪念堂内所竖立的福智和尚顶相,就是一例。
福智和尚俗名吴灿明,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清蒙乡人,弱冠来台经商,因生意不佳,结束营业,入艋舺龙山寺,先任打杂伙夫,后皈依意来禅师出家,取法号福智,意来圆寂后,担任住持,从此竭心尽力,奉献本寺,自奉粗衣淡饭,人以乞丐和尚呼之,亦不以为意。有人讥其养女人,为表清白,慨然去势,传言乃不攻自破,令人起敬。
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寺内管理会决议本寺改筑重修时,和尚率先捐献七千余金,座上诸人大吃一惊,因此金乃和尚数十年来,四处为檀越做佛事,积蓄零碎之喜舍所得。在座士绅,感动之余,纷纷解囊,很快凑齐六十余万金,改建了砖木结构,而为美奂美轮的宏伟殿堂。只可惜和尚未及亲见改建竣工的景象,便于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圆寂,年仅五十。遗骨纳以瓷器瓮,原置本室别院,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十二日,移寄古亭区的宝藏岩附设宝藏塔,永受香火供养。
福智和尚的顶相(见封面),高约一四○公分,是一尊双手合十的站立像,和尚宽额圆顶,面清瘦,颧骨微突,脸颊内缩,目光向下,双唇紧闭,表现出无比的毅力。僧衣加彩,领口漆白,交领右衽的蓝袍为底层,水田衣漆成金黄色,披挂在右肩,以钩钩住,下摆边缘有红底龙文镶边,僧鞋露出僧袍外,文饰鲜艳。
和尚的顶相以玻璃柜罩之,背后悬挂著横匾,大字书曰:“佛心”,小字曰:“戊寅年 福智大师 民国八年发心 捐其一生积蓄 兴龙山寺于颓危 功德至深且钜 足资后人楷模 缘会恭书”
这是民国八十七年所题之字款,如依一般习俗,圆寂之后,约在一两年内塑像,因此此顶相应是塑作于一九二四年前后。
瞻仰历代高僧祖师的顶相造像,除了欣赏人物写实造像之美之外,也不由得缅怀其生前感人的济世度人事迹。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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