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人物:道安法师

佛教人物:道安法师

《道安法师》(1907-1977)
（本文引自阚正宗《台湾高僧》菩提长青出版社，1996，p.121-140）

大道南来，民国道安
道安法师生平记事

前言

道安法师（一九0七～一九七七）民国四十二年二月来台后，应汐止弥勒内院慈 航法师（一八九四～一九五四）的邀请前去讲学任教，往后的二十几年生涯中，对台湾佛教界的贡献卓著，更由于著作等身，言人所不敢言，在台湾彿教界派系倾轧中独来独往，保持著中立的超然立场，更为佛教界长老所敬重。

一、排佛入佛

道安法师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西元一九0七）十一月十七日，俗姓傅，湖南祈阳县人氏，世代以务农为生，到他父亲达东公这一代才改行经商。法师五岁这一年正式接受启蒙教育，那年读完三字经、千字文、声律启蒙、幼学琼林。六岁（一九一二）正月正式入私塾就读，当时书馆的授业师是傅宗问进士，从六岁到九岁的学习中，全部以儒学为主。十岁（一九一六）转读到陶氏私塾馆就学，陶氏宋杰为上海某大学毕业的新青年，教学方法新颖，启发了法师新思想，给予法师的影响重大。道安法师十四岁这一年因读韩愈辟佛的文章，而对佛教印象不良，后又读朱子等理学家的语录，对佛教更起反感，并常以理学自况。在攻读诸子旧学的同时，又接触时人的论著，接受了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新潮思想，这一年法师十五岁。

十六岁，法师阅读西方的进化论、唯物史观，被其中新颖的立论所吸引。一九二二年的九月某天，在邻居家中偶见佛学刊物（海潮音），被其中改革性的言论，以及丰富的各种时论所吸引。同年重阳节登故乡十里峰，游瑞霞寺，得一册《释迦应化事迹》，仔细阅读之下，突然对佛陀产生了崇敬向往之情，同时对过去佛教的反感，也一扫而空，法师的人生观，从此有了完全的转变。

十七岁那一年（一九二三）由于大伯母逝世，二伯父母亦相继辞世，加上当时痢疾流行，乡民死于疫者凡数千人，光是道安法师所居的小村，就有十余人病死，仅法师父子幸存。日夜为这些亲友延医、煎药、发丧，对佛教人生无常有了切身的感受。

一九二四年法师十八岁，正月复游瑞霞寺，得到二本促成法师出家因缘的佛书，一本是木刻本的《高僧传》，另一本是张南英之《护法论》。《高僧传》使得道安法师对僧人的禅林特殊生活，以及自度度人的成就，起了向往之忱。而《护法论》，使法师得以认识宋明理学之排佛，完全是出自一己之私的皮相之谈。一九二四年的十二月琬*表妹过世，使得法师气喘加剧。原来道安法师十二岁失恃，自幼罹患痨病，而姑母倍加爱护，视如己出，碗*表妹善诗词，兄妹俩常以诗词切磋，表妹亡故，不仅姑母悲痛逾恒，法师益感人生无常。

一九二五年法师十九岁，仍于陶氏书馆专研各种文学体裁，尤对《文心雕龙》颇有心得。同年七月歧山仁瑞寺楚宝上人莅村宣扬佛法，并驻锡于法师远房叔祖家中，而上人正是叔祖母胡民之胞兄。楚宝上人驻村三日，每晚于村中广场大开法筵，圆满之夜，村人求皈依者达八、九十人之多，道安法师并和楚宝上人保持联络，半个多月后，上人特赠《维摩诘经》、《大乘起信论》等佛典，法师入佛的因缘至此可说是具足。一九二五年冬法师卒业于陶氏书馆。

二、出家修行

一九二六年除夕，法师突然向父亲达东公禀明出家的意愿，父亲不仅没有惊讶之情，并对道安法师说：

“汝年少，就有此志，父亦无复红尘之恋矣，不如偕汝同时入山。”

据说达东随即将不动产立约赠送给大伯。正月初五藉著宴请亲友之际，父子同时宣布出家之决定，此刻举座哗然，痛哭失声有之，责备达东公有之。之后数日，乡中亲友故旧赴府穿梭劝解，不绝于户，父子二人终不为所动。

正月十五日清晨，父子拜别祖先，并向故里亲友辞行后，踏著初春的霜雪，向岐出的仁瑞寺走去。越一日才到达仁瑞寺，客堂接待留宿一日，但因寺为十方制，不能剃度。次日由楚宝上人陪赴佛国寺，并由佛国寺同时也是楚宝上人的剃度师常悟老和尚代刀，归入老和尚弟子继养禅师的门下。道安法师随后赴仁瑞寺参研教典，前后凡三年，佛学教养基础大定。

一九三0年法师辞去仁瑞寺知客职务，正月十六日草鞋锡杖，赶赴南岳衡山之祝融峰闭关去。法师于祝融峰之龙池居洞面壁，其间以野菜松果裹腹，并自种山芋、蕃薯。一九三一年三月末，南岳祝圣寺佛学研究所学僧春游至山，法师因而得知祝圣寺佛研所之情况，遂决心参加秋季的招生。同年七月十六日离龙池，赴寺应考，由明真和尚主考后录取。祝圣寺是一座具有前瞻佛教僧伽教育养成的寺院，寺中图书馆订阅各类学术及佛教杂志期刊数十种。道安法师熏习其中，各种知识愈发渊博。

一九三四年法师应广西佛教界之邀，至桂林祝寿寺、栖霞寺、月牙山、柳州、南宁、悟州等地弘法。道安法师游化南宁时，偶遇金陵大学教务长，应聘为南京金大之客座教授，为期四个月，同年年底返回祝圣寺。

一九三五年正月，道安法师正式受聘为南岳学院教席，这一年，也就是尔后追随道安长达四十余年，到台湾之后，接下松山寺的灵根法师入学的同年。道安法师是担任《俱舍论》的讲授，明真和尚则是《唯识》的课程。由于同学们皆认为当年二十八岁的道安法师太过于年轻，以致于有四分之三的同学选读《唯识》课程，虽然后来由灵涛上人折冲，使大部分的同学改选《俱舍论》，但一到上课大部分的人又跑到《唯识学》去旁听，道安法师并不以为忤，这样的修养工夫一直到老都没有什么改变。

一九三六年日本谋我日亟，时上海有律师身份，显密双修的万少石居士，由沪返桂林，创办广西省佛教会。万居士任会长，会址就设在桂林环湖路的魏家花园，后不久道安法师南来弘法，应邀莅会讲《维摩诘经》，历时一个月。

三、创办狮刊

一九四0年正月，广西省佛教会奉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之令，改为中国佛教会广西省分会，并由万少石会长召开会员大会，选举理监事，结果道安法师当选为理事长，灵根法师、张心仁居士、黄昆山居士当选为常务理事，万少石居士当选为常务监事。同年十二月在道安法师的主持下，广西佛教会的发起，创办“狮子吼月刊社”，发行月刊，主要的宗旨是“弘扬佛法，为抗日作战宣传，鼓励寺院生产，节约粮食，支援抗战”。

狮子吼佛刊的创刊，道安法师的期望相当高，在他给狮刊第一任编辑暮笳法师的信上有这么一段：

“……时代不允许我们再做桃源之民，祖国在腥风血雨里，被著憔悴沉痛地向我们呼唤，要我们在动荡的大时代下，来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我们这些龙华会上同称海会的一群，该争点儿气吧，不要给人做酒余茶后的呻吟材料，说是‘千年睡狮呼不起！’”。

在烽火的国土上，狮刊虽然努力地支援抗战，以及提倡新佛运动，但终究不敌多舛的命运，这其中除时局不靖之外，据灵根法师透露，和两位主编暮笳与巨赞亦有关系。原来他们两位是思想左倾的僧人。在国府急欲逮捕之下，暮笳法师仅编了两期狮刊，巨赞法师接续复编四期亦他去，同时狮刊亦告终。后来大陆陷共，巨赞法师亦曾一度位居佛教协会要职。

四、抗战胜利．重返祝圣寺

一九四四年日寇攻陷长沙并包围衡阳，南岳岌岌可危，道安法师紧急避难柳城，由于水土不服，罹患严重肠炎，整整卧病五十天。不久桂林亦告急，乃抱病转赴融县、兴江、龙岸等地休养。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投降，四月间日军撤出桂林，九月，道安法师受聘为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整理委员。一九四六年法师四处弘法，其间曾至广州协助宽铿和尚接收六榕寺，五月中应南华寺虚云老和尚之请，创办“南华戒律学院”。八月，南岳诸山代表敦请法师回母院，在院部房舍多遭盟军破坏的钱垣瓦砾中，道安法师回到阔别八年的南岳。

一九四七年元月十八日，道安法师接掌南岳祝圣寺主持，并兼佛学院院长。由于学院的复建并非一蹴可及，一切只得因陋就简。在南岳有五大丛林，可说是中国佛教的发祥地之一，他们分别是南台、福严、上封、大善与祝圣。由于这些寺院仿以大丛林制度在运作，在制度上相当保守，除上课之外，上殿、过堂、出坡等管理方式还保持千年前的模样，这对道安法师这种对佛教抱持改革态度的新僧而言，无疑地是相当地不契合。道安法师受太虚大师影响，认为像过去那种固步自封，死板板的丛林制度，已经是落伍的破包袱，不适合于新时代和潮流，尤其对一般活活泼泼的青年人，不知害死了多少人，整天死板板地坐在礼堂里，一个个走出来都是病鬼子，这样的佛学院就是办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一百年，也培养不出一个人才来。

后来在学僧的要求下，当时任训导的灵根法师，便在学院后面的树林里，装了两只篮球架，让他们早晚有运动的机会。一开始学僧们也尽量把声音压到最低，但时日一久，又渐松懈，抢起球来大吼大叫，终于惊动寺院的老班首，消息传到灵涛上人那儿，学僧们受了一顿训斥，篮球架只好拆除了事。事后，道安法师在背后对学僧们说:“快了！再过十年二十年，这些老顽固死了就好了。”

道安法师的思想，在当时虽在新佛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但环境仍然保守的大时代里，道安法师直言无讳的果敢作风，的确令人印象深刻。

一九四九年春共军渐近，即将渡江，南岳省内在时局动荡的影响下，物价波动，一日数变，五月以国立师范学院为首，以及地方政府人员其三十余人，觊觎祝圣寺年收租米粮在万担以上，上山强迫借粮。道安法师立即答应，愿将全部存粮借与分配，但实际情况，必须三天后方可清查造册，届时再函邀分配米粮。中国大丛林寺院，由于多有田产或耕或租，加上寺院财产并不对外公开，在战时成为各方人士注目焦点，祝圣寺亦不能免。

当夜，道安法师召开职事会议，作成四点决议:（一）、将寺院十年来收支情况制成表册。（二）、将每年收支状况及存寺仓、外仓米粮情形，详细列表。并将近五十年来，每年之总帐册提出，以为佐证。（三）、三日内发出请柬，准备六菜一汤素宴五席。（四）、餐前当众提出寺院财务报告，以决定应捐多少米粮。

由于道安法师处理各方强借米粮的态度十分冷静沉着，终于使得当日上山的代表知难而退，无形中化解了此一纷扰的局面。

五、共军渡江．紧急避难香港

五月共军渡江，京沪相继失陷，道安法师知势已不可为，将祝圣寺所辖之事一一交待清楚，与灵根法师经衡阳、广州而抵香港。

道安法师是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八日到达香港，原本法师的想法是借道香港转赴日本从事佛学研究。他的目的是一．研究日本佛教发展情形。二．考察日本自九一八侵略中国至投降期间，日本佛教徒是否有帮助军阀侵略的事实，而违反了自己的教旨。三．作个人的进修。时间是预计三年，但最后并没有成行，之后来到台湾因致力于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

道安法师在香港不到一周的时间，即已决定赴日考察，故决心再至桂林一趟，与诸弟子话别，否则时局紧张恐难再晤。但中国航空直飞梧州的机票已售完。临时决定先飞穗，再由穗飞梧。七月二十四日抵梧州，不数日香港政府发文限制难民入境，道安不为所动续往贵县、南山寺，并接任南山寺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之职。离港一个半月后又复返港。

道安法师在香港一共住了三年半不到的时间，直到他一九五三年二月六日抵台为止。道安法师初居无安所，最初的一年中分别在澳门、芙蓉山及青山同乡证无上人的法界茅蓬，最后迁居元朗妙觉园，一直到离开香港为止。滞港其间，道安法师一方面注视著中国大陆佛教在共产党统治下的状况，另一方面又积极寻求赴日参学的管道，闲暇之余写文章，并为信徒们开演法音。

道安法师由昔日道友处得知大陆佛教寺院及僧人被毁被摧事实，加上早年目睹共党毁佛之行径，反共言词及为文批判，致使其被共党列为特务或右派人士。后来道安法师离港赴台亦和他坚决的反共言论有著必然的关系。

道安法师原本并无赴台之打算，说是由慈航法师邀请来台主持佛学院院务亦不正确，道安法师在港由于赴日参学多有滞碍，才想藉道台湾前往日本，后来赴日不成，台湾却成为法师终老之所。

六、赴台．讲学于静修禅院道安法师自申请赴台至民国四十二年二月六日抵基隆止，前后花费二年的时间，这其间以道安法师的白衣弟子李执中出力最多，后赵恒惕（当时任国大代表）亦为其四处奔走。当时台湾入境手续十分烦琐，保证人是不可缺少的，后来格式又更换，不要保人，改为铺保，这一来一往花费整整一年时间。最后道安法师乃是由基隆佛教会名义代为申请入台，中国佛教会保证，这么一来道安法师乃是应邀往锡基隆佛教会讲堂弘法的名义来台，手续上顺利许多。入台签证下来后，灵根法师在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先行赴台，道安法师则留港继续处理法务。

灵根法师抵基隆后，慈航法师消息十分灵通，但因闭关于弥勒内院，即派弟子至基隆码头，欲接道安法师去汐止主持佛学院教务，谁知扑了空。

道安法师的学养俱佳，在大陆时期即广为佛教人士知晓，当道安到达台湾时，僧伽教育正在起步的台湾佛学教育主事者，无不全力争取。因此当天在基隆码头上有三个派系欢迎道安法师。其一是慈航法师，代表弥勒内院及秀峰佛学院：其二是无上和尚，代表灵隐寺新竹女众佛学院；其三是印顺、演培法师，代表佛教讲习会。

道安法师抵台在基隆佛教讲堂用餐后，宿泊于李执中案，越一日并赴汐止拜访慈航法师。静修禅院当家达心尼师请求道安法师留院过年，并坚留道安长住教学，一场争夺战因日趋白热化。首先是演培、无上法师前来敦请道安前去主持台湾佛教讲习会女众佛学院，由于派系的关系，道安法师决采取中立态度。达心尼师坚留道安，各方人士无功而返，李子宽因而写信给慈航法师，谓达心师不合情理，留道安于静修院，致使佛教讲习会女众部办不成云云，想不到慈航法师赞成达心之举，李子宽碰了个软钉子。后来印顺法师及赵恒惕、朱镜宙、何元文、吴乘云（以上为善导寺护法）亦亲自出马代为说项，原则上使讲习会运作一年，由道安法师挂名导师，实际负责由灵根法师负责。唯灵根不肯，只想专心于基隆月眉山灵泉寺阅藏习日文。此一道安法师争夺战，静修禅院掌握全局，后来台湾佛教讲习会由新竹迁至台北善导寺，后复又迁回灵隐寺，并合并于灵隐佛学院，主事者是印顺法师的弟子演培、续明二人。但是各方人士及派系即使在慈航法师圆寂后，亦不放松对道安法师的争取，而加入者除原先的灵隐寺的无上法师外，还有中国佛教会、苗栗大湖法云寺、南投碧山岩。道安法师一方面受慈航法师遗嘱所托，为内院的永久导师外，自己想深入经藏，故各方敦请均不为所动。道安法师的异动是要在慈航中学筹办，以及慈航法师全集出版之后的事了。

七、筹建道场，选中松山道安法师欲离开汐止自建精舍的酝酿期是在慈航法师圆寂后，应与静修院的当家达心师的龃龉有关，但真正对外宣布是在慈航法师圆寂一年后的事情。正当筹建精舍如火如荼的进行时，中佛会于四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发公函，征求道安法师前往美国夏威夷弘法，道安意愿甚强，故而停止筹建精舍，但想不到中佛会内有人从中作梗，公文一压数个月，以致法师出国及筹建精舍两头落空，一切从头开始。自此无论是达心以建禁足室为由想留住道安法师，或是板桥宏法寺欲捐百坪地给法师，其均不为所动。后来几经波折终于选中松山区现址筹建松山寺。

从民国四十五年开始到六十六年元月示寂为止，道安法师摆脱静修院及弥勒内院教书的生活，使得他得以全力弘法全力著作。这二十年间道安法师的具体成就包括四十九年慈航中学建校并招生，五十年晋升善导寺住持，五十一年将狮子吼杂志复刊，六十年荣任玄奘寺住持，六十五年创办狮子吼出版社等等。

道安法师著作等身学养俱佳，唯一的败笔是在慈航中学的教务上。是道安法师的道友亦是学生的灵根法师就认为在慈航中学上，法师是“开扩有余，识人不足”。慈航中学经营不善最大的原因是公款的亏空，道安法师虽是慈航中学的董事，但教务工作都是交给熟识的友人负责，道安法师甚少过问学校事务，导致主事者有恃无恐滥用公款，到了民国五十六年暑假，慈航中学已负债高达两百万元，而经内政部清查，发现大部分离校的有关人员，都和慈中有财务上的纠葛，故而主张依法追讨，但道安法师为人慈悲，迫使搁置，其债务自己揽起来。后来道安法师知道自己受骗，毅然将慈中转给慧岳法师承办，慧岳法师接办没多久，亦因负债过重，又转给社会人士，目前慈航中学是一所和佛教无任何关系的学校。

自从道安法师被中佛会选为常务理事后，每年平均有两次被邀往国外开会，道安法师自发性的反共言论，在当时的国际社会受到相当的重视。在台二十余年中不介入派系纠葛，在台湾的佛教界有因地域产生的派系，也有因宗派产生的派系，前者是台湾派与大陆派，大陆派不分省，但有江南与江北之分。道安法师乃是湖南人，而南岳一地，为寄禅大师别传一支，与法席遍南中国的太虚大师一派，又有不同。往年中佛会理监事，可以发现派系倾辄的很厉害，但道安法师却从不介入。

道安法师在松山寺建成后，将狮子吼杂志在台复利，接任善导寺住持后，又复活了台湾印经处，先后出版了净土丛刊凡三十余万册。不在佛学院上课，自己更勤于笔耕，在往生前计有《二力室文集》五册、《中国大藏经翻译刻印史》、《中国大藏经刻印史话》、《中国佛教通史》、《学佛手册》、《中共对宗教的迫害》以及《中观史论及其哲学》，道安法师为佛法贫瘠的台湾注入了相当程度的活水。大道南来，民国释道安，绝非溢美。

八、贡献所学，鞠躬尽瘁民国六十五年十二月初受高雄阿莲乡龙湖庵礼请，担任千佛大戒揭摩和尚，国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戒期圆满，当日飞返松山寺，准备接续传授在家菩萨戒，十二月廿九日凌晨二时许，夜起跌倒方丈室，直到早上八点半钟才被发现，身上只穿著一棉毛衫，冻得全身发抖。道安法师从生病到圆寂前后仅二十五天的时间，在七十寿辰前（农历十一日十七日），除了两腿因中风行动不便外，在病床上接见客人，一切言谈饮食均十分正常。并且在生日当天坐在轮椅上接受四众弟子的祝寿，精神愉快，据说那天中午开了两百多桌宴席。自从道安法师病情每况愈下，当第三次回松山寺与三师和尚见面时，轮椅上对新受戒的弟子们讲话，突然自己哭了起来，大家都以为这不是好现象。

道安法师对台湾佛教的贡献，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民国四十二年二月抵台至四十五年离开汐止的三、四年间，为静修院及弥勒内院僧众讲学期，当时秀峰山的僧教育乃是台湾佛学教育的重镇，印顺法师的福严精舍虽建于四十二年，但比较有计划培育僧才，大约也在四十六年前后。在时间上几乎是衔接汐止秀峰山两院的教育。第二时期是道安法师膺任中佛会常务理事，并在各国际佛学场合破斥中共保护宗教的假象，这一阶段的反共时期，大约是在四十六年至六十年间。第三时期是在六十年至六十六年，致力于佛教文化、历史的出版上。首先是发动编辑《中华民国六十年来的佛教》这部历史文献，结果一编数年，换了第二任编辑，打算在寿诞后积极进行，想不到法师却圆寂了。不过这之间却完成了一本《六十年来的佛学论文目录》，总算是聊以告慰。民国六十一年二月，编辑净土丛书二十册，并在台湾印经会流通，是目前市面上最完整的一套净宗宝典。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已故张曼涛居士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原构想乃道安法师，后张居士在编辑丛刊时经济拮据，几乎全由法师代筹，金额超过百万元。

道安法师圆寂前还计划完成《中华民国六十年来的佛教》一书以及革新狮子吼月刊，甚至连编辑人员都找妥了。道安法师生前想做的佛教事业很多，在病中还是乐观地计划著，他根本就没想到老，也没打算死，所以什么遗嘱也没有。道安法师一个与众不同的法师。

参考资料：
《道安长老纪念集》松山寺，1978。
<狮子吼>月刊，第16卷，第6期。
<狮子吼>月刊，创刊号，1940，松山寺重印。
《道安法师遗集》松山寺版，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