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精神情怀与血脉

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告诉我们，人生的乐趣就在现实现世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必向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或不可知的宏观、微观世界探求。如果能够真正理解了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安贫乐道”、“忧时悯人”的情怀，则庶几把握住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真谛。
　　东晋诗人陶渊明家境贫困，毅然弃官，哪怕“躬耕自资”。在《归去来兮辞》中，他历数自己辞别官场后的归途之乐、安居之乐、天伦之乐、田园之乐、山林之乐、悟道之乐，绝无丝毫矫情。回归田园以后的陶渊明达到了一种物我一体、心与道冥的人生境界。
　　在唐朝杜甫的诗中，我们不仅可以听到孤儿寡妇之哭声、沧浪黄泉之叹息，而且可以感受到诗人面对人类被摧残、被戕害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痛苦和无限慈悲。
　　这种“安贫乐道”、“忧时悯人”，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情怀。时至今日，这种丰盈的情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转化为“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成为时下的高频语汇。
　　历经数千年的求索
　　这种人文情怀是怎样传承下来的呢？
　　还是先纵观数千年的中国教育史。我们所谓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传统教育，国人特别注重受教育者对既有文化传统的吸纳和继承。由于科学技术在中国古代的教育体制中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文化传统教育实质上就是人文素质教育。即便在今天，人文教育仍然还是整个教育讨论的主流话题。尽管社会各界在加强青年一代的人文教育方面已经形成共识，但青年一代人文素养的实际情况如何，青年一代的精神“非中国化”到何种程度，恐怕不容乐观。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是人文教育方法出了问题还是我们对“人文”一词的理解出了问题？或者我们要求孩子们必须具备的人文素质其内涵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形势？笔者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我们的教育目标应该包括三个层面，一是要使受教育者具备完善的知识体系，二是培养受教育者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具体现实问题的卓越工作能力，三是帮助受教育者塑造完美健全的人格，形成一种深层的人格魅力。前两个层面也许可以通过一般的教育模式比较容易达到，第三个层面的实现则要困难得多，因为它已经触及到“人文教育”的层面，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层面。
　　“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是时下人们屡屡谈及且引发了诸多争议的两个高频语汇；对“人文”涵义的界定，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究其原始，“人文”无外乎两种意思：一是指人事。《后汉书》卷七三《公孙瓒传论》“舍诸天运，徵乎人文”即用此义。二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在中国古代一般指礼教文化。“文”即“纹”，“人文”即有关人类的“花纹”，《易·贲》“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用此义。这种对“人文”的中国式理解，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思潮“人文主义”（humanism）一词所指的“反对维护封建统治的宗教神学体系、提倡学术研究、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的内涵不尽相同。
　　“人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
　　与其将“人文”作为舶来品对待，毋宁将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一个词来对待。根据中国古代对“人文”含义的两种理解，我们便可十分自然地找出我国人文精神的基本特征。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中贯穿了重人事的精神，直接地、现实地抓住现实的人事人生，而不大注重灵魂神鬼之事和对自然界事物的研究，这是中国“人文”精神区别于西方的一个显著特点。
　　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孔子认为，人应知和能知的是人类自己，爱人、事人才是人的本分，不应去追寻那些关于鬼神和自然中的怪异之事。他不仅自己不讲“怪力乱神”，也反复教育学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孔子将“仁”作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也是着眼于日常的人际关系（《说义》：“仁，亲也，从人从二。”侧重在人与人的关系），“仁”既是做人的道理，也包含知人的方法，它不在远处，就在最切近的人生日用，且中心是返求诸己，推己及人。其他哲学派别如墨、道、法和后来中国化了的佛教，在重人务实这点上也与儒家基本一致。墨家、法家注重现实的社会和人生自不待言，即如老庄所讲的“天道”，也仍然是讲人世间的生活、欲望、情感、理想怎样才算合乎自然之道，决不是印度或西方那样的神灵之天，也不是西方那样对自然界事物的科学研究。即如中国士大夫化了的佛教禅宗也重在讲人人皆有佛性，砍柴担水无非妙道，佛即在人生日用之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临时抱佛脚”都是其表现。
　　其次，正是因为人们的一切生活言行和思想文化创造只有在为了人的时候才有意义；而一切事情也只有通过人、依靠人才能实现，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高度自觉：对人的命运即对自己、家、国、民族的兴衰荣辱、悲欢离合的关怀，永远是主题。周人由于强调“以德配天”，把重点转向了人事，故在继承改造殷商文化时，创造出了一整套礼乐德治的典章制度———周礼。表现这种新文化的诗、书、礼、乐等典籍，后经孔子及其门徒整理加工，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经典和以后发展的源泉。台湾著名学者徐复观认为，“周礼”的建构源自周人的忧虑警惕：他们从商革夏命和周革殷命的历史嬗变中，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有密切关系，以及当事者在行为上应负的责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忧患意识”。这是某种欲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或者说是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是人对自己行为的谨慎与努力。因而这是一种道德意识，是人确立其主体性之始，它引起人对自身的把握以及人自身的升进。忧患意识在周初表现为“敬”，此后则融入“礼”，尔后更升进为“仁”，再后来则发展成为以忧患意识为基础的心性之学。它不仅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品格，也是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孔孟老庄以至宋明理学乃至中国化了的佛学的一条大纲维之所在(见《中国人性论史》等)。
　　中国青年应有忧患意识
　　作为当代中国青年，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和态度去面对生活、面对社会呢？
　　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告诉我们：人生的乐趣就在现实现世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必向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或不可知的宏观、微观世界探求。以陶渊明为例，陶渊明与其他优秀的古典作家不同的是，他写了许多能够反映耕种者穷苦生活的诗篇。贫困的家境，使诗人弃官后必须“躬耕自资”，尽管回归农村可以不为恶政效劳，不与小人同流，从而保持自己的高尚理想和高洁人格，但也必然陷入穷困潦倒而长年忍受饥寒。他勤奋和善良的回报是“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他的心境是“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但陶渊明并没有止于描写生活的艰辛，而是在农事过程中获得了不计收获的快乐。他领悟到大自然的不息生机是自己生命的最好安归之所，完全融入到自然中去。在他的心目中，大自然的一切都生生不息，自乐自得地存在，一切都那么和谐美好。之所以如此，固然有老庄无为思想的成分，但更为主要的却是儒家的思想力量，是儒家一片仁心与安于贫穷的道德准则。面对世界的不公正不合理，他没有化为牢骚，而是对人生充满着一种仁民爱物的胸怀，是一种无愧于天地的高度自信，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傲岸独立、不以外物而沉浮摇摆的人格，这大概就是孟子所谓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这样一种人生态度透视出了深刻的理性和无穷魅力。
　　青年是社会的希望和未来，对国家和民族应该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就是上文谈到的“忧患意识”。孔子忧“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孟子说：“君子有终身之忧”，苏轼更说：“人生识字忧患始”。所谓忧患意识，应该是知其为忧患而生出的一种意志，或当前虽无忧患存在亦能存有此种意志（居安思危）的那样一种觉识。它意味着力求克服种种困难，力求实现某种理想，并深知自己行为的关系与责任之所在。以杜甫为例，他的诗歌大都能从典型的事件中，透视出社会底层许多带有本质意义的客观现象，以及诗人强烈的忧患意识。杜甫所忧之“时”，不是一己的社会机遇，而是芸芸苍生生活其中的时代画卷，从中我们看到了诗人的主人翁精神和责任感、道义感。杜诗的“悯人”，既是杜甫“邦以民为本”的“仁政”、“民本”思想的典型体现，同时也是一个进步知识分子深广的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具体体现。“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孔子所标榜的“仁者爱人”，孟子所推崇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长期以来被那些高尚的知识分子奉为圭臬的信条，在杜甫的诗歌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杜甫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总能透过一己的遭遇，联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体验天下苍生的苦难。诗人的痛苦多是来自国家和大众的危难，因此面对无法排遣的痛苦，他没有躲进“象牙塔”中去咀嚼个人的悲哀，而是将自己的悲哀扩散开来，由自己而想到同样遭遇的他人。诗人的畅怀，同样来自国家和大众的安泰，因此即便自己并没有脱离困境，只要国家和民族有好的消息传来，诗人一样为之欢欣鼓舞。尤为可贵的是，只要诗人一息尚存，无论写作何种题材，其中念念不忘的总是那个令他魂牵梦绕的祖国。杜甫真正将自己的脉搏与国家和民族的脉搏紧紧地连在一起跳动，孔子所谓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或许即此。因此，通过杜诗，我们看到一颗伟大的心灵，一个高尚的人格，一种知识分子应当具备的良知。诗人试图用他孱弱的双肩，担负起自孔子以来优秀华夏儿女都曾试图担负的伟大使命。而诗人既韧且刚的性格、包容万有的胸襟、鞠躬尽瘁的品格、博爱慈悲的情怀，作为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铸就了华夏民族的脊梁。
　　如果真正理解了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安贫乐道”、“忧时悯人”的情怀，则庶几把握住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真谛。以积极务实的精神面对人生、社会，意识到作为当代中国青年所应该担负的历史使命，处在顺境之中能居安思危，处在逆境之中能坚持操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任何情况下都能明确自己的社会角色，这才是当今青年应当具备的人文素质和民族精神。当今青年朋友应该将目光放得长远一些，不要总是去做那些自己喜欢做的事，而是多做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把多读书、读好书当作终生的事业来对待，那么，于人，于己，于社会，于国家，都是无往而不利的。